《大宋网红苏眉山》 第1章 苏轼有多少个名号 楔子： 苏眉山（苏东坡）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文化”的存在。 直至今天，坊间各种文本中对他的溢美之词都已是琳琅满目、排山倒海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是将其与李太白比肩，还是赞其诗、书、画诸领域的全才，这些都绝不为过。 耕文轩主人本为电厂蓝领，当看到同行的刘慈欣大哥创作了《流浪地球》后，也平添了莫大的勇气，也想试图去写写我们这些着述者和阅文诸君；等等——普天之下所谓“文人”的诗意与悲欢了。 在厂期间收集较完备的苏东坡相关资料后，又潜心研读了N年，主要是其文集部分，寄希望从其文集（特别是诗词）的字里行间找到一些最真实的东西。 古历辛丑年，谋生的厂子政策性关停。我踌躇满志地拉上一后备箱的资料，来到我心中的圣地——一座位于荒山野岭上的光伏电站。面对群山，心中兴奋地认为，为苏东坡立传的天时地利都具备了。 ~~乌拉！ 但或有智者们认为，我的工作疑似重复、已无价值。 确实，如今的苏传以及传说，已经是俯拾皆是。但凡与他沾点边的段子，就连乡野村妇亦能轻易地列举一二。 我听了也极彷徨。 在下窃以为，市面上有的苏传略显简练，有的却是融入不少的主观东西，还有的则流于“掉书袋”：即把苏集中的原话——我们承认着者或已洞晓了其中的奥义——原封不动地大段大段摘录出来，豪华铺陈，幻想与观书者同频地共振或共鸣。 事实上，现在的人都忙，多是想享用一些快餐式的所谓文化。 耕文轩主人以孔凡礼老先生的《苏轼年谱》为主线，诚惶诚恐地鼓捣出一些源自苏东坡本人较真实、较能反映出其水准的东西，但又怕不得其要领，落得个“曲高和寡”什么的。 算了，还是不伦不类地自顾自地写下去吧…… 不到黄州，此人的大名还只能叫苏轼。 不到下卷，此人的大名只叫苏轼。 苏轼，字子瞻，还有一字为“和仲”，不常用。也有称其小字“同文”的，更不常用。在家族中行九二。 啥叫“行九二”？ 在中华书局出版的2005版《苏轼年谱》中，作者孔凡礼老先生做过大量的考证工作。对于孔凡礼，耕文轩主人也做过许多自认为非常有意义的考证工作（百度了不少的资料）。 孔老先生是一位在学术上令人敬仰的老前辈，安徽太湖县人氏。中国高校在编教授名单中可能没有他的名字，科研机构的高级研究员中也可能没有他的名字，甚至作为北京市某非重点中学的一位语文教师，他老人家连中学“高级教师”的职称也没有弄到手。 但他却以在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着述的40余部学术着作与宋代文史多项重要之研究成果，深得钱钟书、赵朴初、李一氓、启功等顶尖知名学者的高度赞誉，被中华书局奉为座上宾。身在民间，却被称之为学术上的“无冕学者”、“编外学者”。 黄太史（黄庭坚）有诗云：唤取谪仙苏二来。“谪仙”的原意是指谪居凡间的仙人，在中国古代，但凡说起谪仙，大家首先就会联想到我唐代大诗人李太白同志。而在黄庭坚的眼里，世上的谪仙不止一位，最起码还有他的老师苏轼。 至于黄庭坚与苏轼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以后我们要说的。我们知道，与苏轼交往的人凡品极少，黄同志绝对是个大咖。但今天我们的“中心任务”是，要弄清楚这个“行九二”究竟是他奶奶的什么一个意思。 “济南先生”李方叔（李廌），也是一位“先生”，类似于今天的冰心先生、老舍先生那样的大家，但他亦是苏轼的学生，此人有一首诗名叫《读小苏先生九三文》。由此可知：苏轼是行九二，因为小苏即苏辙，苏辙行九三，苏轼自然就是行九二了。 众所周知，我国南宋诗人陆游也是苏轼的铁杆粉丝中的一员，在其《老学庵笔记》中叙及北宋绍圣四年（1097）苏轼以六十二岁高龄被贬谪到海南儋州之前，曾与弟苏辙相遇于梧、滕（均属今广西省的州府）之间，轼曾呼弟辙为九三郎。 最终就连孔凡礼老先生也大感疑惑：此九二、九三不知是否为第九十二、第九十三之意呢？ 然据《苏氏族谱》，四川眉山苏氏属于苏洵曾祖苏祜一枝者人数其实并不多，最后孔老先生只能似是而非地推断苏轼的“行九二”大约是在全族中的排行而言。 扯了这么老半天，并无它意，主要还是想交代一下主人公的渊源。——当然这也是国人为名人立传时的规矩。 古人的礼仪繁多，我辈难以悉数通晓。在三苏的“学术研究”这一问题上，孔凡礼若称第二，估计当今天下敢称第一的人多少会有点难为情。 对于“行九二”这一问题，笔者不是非要在此“掉书袋”，着实，作为后辈的我们，但凡喜爱苏轼的人士，都有责任在前辈踏出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喜爱以及自觉传承中华文化的后辈们正在如雨后春笋般成长，未来可期，“苏学”的光辉将会更加灿烂地照耀着这个世界。 苏轼一生还有很多号： 东坡、东坡居士、老泉山人、铁冠道人、戒和尚、玉局老、眉阳居士、雪浪斋。后人还有称无邪公、仇池翁、毗陵先生、泉南老人、水东老人、东坡道人、海上道人、苏仙、坡仙、东坡老人、东坡公、坡、坡公、坡老、坡翁、老坡、大坡等。 直到死后被南宋孝宗乾道六年皇帝赐谥“文忠”，世人复又尊称其为“文忠公”。 除此之外，苏轼自称以及别人称呼的字号也极多，但无不自“东坡”二字所衍生：东坡老、东坡病叟、东坡翁等。 在古代的社会中，中国人还有以官爵、地望、乡里来某些有名望之士的习俗，这就使得古人的称谓更加的丰富。于苏轼而言，则顺理成章地称其为苏贤良、苏太史、苏翰林、苏内翰、苏学士、苏端明、苏礼部、苏密州、苏徐州、苏湖州、苏黄州、苏惠州、苏副使、苏眉山、苏眉州、眉山公，等等。（据孔凡礼《苏轼年谱》整理） 若是活到今天，我想还会有不外乎苏老师、苏师傅、老苏、苏总、领导、甚至老首长这些个称号。 说到这里，我想，中国人大都爱给自己喜欢的、同时又能够接近的权威人士起名号，不然，历史上的巨奸巨贪如秦桧、和珅等人，怎么就没有听说过有什么老百姓起的外号呢？ 老苏家原籍高阳郡，即今天的河北高阳县旧城村。后汉时，苏家的六世祖苏纯老先生，其子名苏章，想当年在燕赵之地——河北冀州当刺史，所以他的子孙后代就在赵郡聚居了。 后世中有一个叫苏味道的，圣历年初为凤阁侍郎，后贬为眉州刺史，之后又被迁为益州刺史，可人尚未上任就死了。苏味道有一子留在了眉州，正是这个重要的血脉传承，使得眉山才有了苏家。 在这里，我们发现苏味道之于苏轼，与杜预之于杜甫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国人一旦先祖中有名相、名将者，为了烘托其后世之人出身之用，一般都逃不出史家的眼光。 苏轼的祖父名叫苏序。 祖母史氏，卒于宋仁宗明道元年，死后追封嘉国太夫人。 在今天位于河南郏县“三苏坟”大门口有一副启功先生书写的楹联： 一代文章三大家，千秋俎豆两峨眉。 在国内的景点我们注意到：但凡有启功先生出面亲笔题词的地方，必是文化内涵极为厚重之所在。这里的文章三大家，其中有一个即为苏轼的父亲苏洵。此人据传少年时调皮捣蛋，不好好学习（少年不学），举进士而不中（落榜了），二十七岁才发奋读书，最终都能成功跻身于“唐宋八大家”的行列。 二十七岁，放到今天，也即研究生毕业的年龄，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概念。 在启蒙读物《三字经》中，专门也有提及：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苏老泉，就是苏父苏洵。 苏母程氏，以贤惠着称，其死后的墓志铭为司马光所撰。当然，这主要是老马看在苏轼的面子上，要知道老马的在当时的身价可是极高的。 程氏是眉山大理寺丞程文应的女儿，十八岁嫁入苏家，从经济条件而言，当时程家远远要比苏家富裕。但程夫人嫁过来后，恪守妇道，勤俭持家。同族人不管从那个方面都挑不出夫人的毛病，至于冷淡、傲慢等举动，在夫人身上是压根找不出的。 有人对程夫人说，你娘家高门大户的，父母又“不差钱”，你却天天在苏家吃糠咽菜的。不如回你娘家随便张张嘴，以你父母对你的疼爱，绝不会撒手不管的！ 夫人正色道：我听说过“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时衣”。你说的是不错，假如我回到娘家开个口，父母不会不施以援手的。但如果传出去，就会有人说我夫君是吃软饭的，我绝不会让我夫家及夫君因此而蒙羞！ 当时苏洵的奶奶尚健在，据传是个极为刁钻古板的老妇人。全家人从她的堂前经过时，都需小心翼翼，一旦让她听到脚步声，就会被叫回来严厉地责骂一番。唯独程夫人能处处合乎她老人家的心意，也只有看到程夫人，老人家才会由衷的高兴，满意地颔首。 传说苏老泉直到二十七岁的某一天，才突然有了良心发现，跑回程夫人面前说：我觉得我还有机会，想继续读书博取功名，只是……内什么……怕家里的生活无以为继。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第2章 苏轼生，一夕眉山草木尽死 程夫人的脸上顿时露出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似不经意地道：我早就想对夫君您说这件事了，只是怕人家误会你是因为奴婢的逼迫才学习的（有点绕口，心机非同一般，对心直口快的人而言）。 程夫人没有停顿，又道： 你是这吧，我也想过了，您只管埋头苦读，家里的一切都不需您来费心。（程夫人的家族意识使然，希望自己有一位封妻荫子的夫君。——现世诸君的完美妻子。） 于是夫人她毅然决然地卖掉了自己陪嫁的服饰和器玩，用于维持家庭的开支。在夫人的默默付出下，苏洵得以专心致志地完成了学业，最终竟成为一代大儒。 这是后话。 等家里的光景好过些了，苏夫人又拿出一部分财物去接济亲戚与族人，以至于夫人临终前家无余财（和当今有良心的富豪一样，捐的差不多了）。 夫人说，她绝不会让子孙因钱财而蒙蔽双眼。 苏轼有两个伯父，大伯父叫苏澹，一生务农（未致仕）。苏澹伯伯有两个儿子，分别叫苏位和苏佾（音艺），苏位仅小三叔苏洵五岁。二伯父苏涣，于天圣二年（1024）考中进士。苏轼出生前，二伯父已官至凤翔宝鸡主簿、凤州司法、永康录事参军。二伯父有三个儿子：不欺（子正）、不疑（子明）、不危（子安），苏轼分别称其为大哥、二哥、三哥。这些个称呼在苏轼随后的信札中极为常见。 苏轼有三个亲姐姐，嫡亲兄弟三人。 说到这，有人要反驳了，扯淡！苏轼不是只有兄弟两个吗？别着急，我的小帅与小美们，所幸在苏轼的着作中，我们的前辈已经很肯定地考证出了苏轼还有一哥哥，取名景先，可惜早卒，在爱屋及乌的作用下，苏景先同志还是被后世尊称为苏长公。 但以在世的兄弟排行而言，世人多称苏轼为大苏或大苏公。 苏轼的堂姐共五人，目前有据可查的仅四个。长姊嫁给进士杨荐，两次姊分别嫁进士王东美与遂州节度判官任更，小姊嫁给宣德郎柳子文。总之，嫁的都不赖。 外祖父程文应，外祖母宋氏。 外曾祖程仁霸，生活中毫无欺男霸女之嫌，而以仁厚信于乡里。绍圣二年（1095）三月九日，已过六十的苏轼在惠州贬所的合江楼上曾作文专门回忆了外曾祖的逸事。那时的惠州野多暴骨、极为荒蛮，处在人生末路的苏轼自然而然地回忆起了他的出身。 外曾祖曾经救过一个偷萝卜的小偷，三十年后，仍被冤杀的该小偷从阴间折返，专程到外曾祖的庭院中向他行礼。小偷说对外曾祖说，您的子孙在人间将会福禄双全，产生出许多显贵的官员。 大江东去，岁月已逝。 在六十岁的苏轼眼里，自己的一生，算不算福禄双全、官至显贵呢？ …… 说话间，时光在穿梭。 中国有宋以来，文化之集大成者中的佼佼者、一代大文豪苏轼要降生了。 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农历丙子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时（用现代公元纪年则为一零三七年一月八日，也已成为定论，无需再去考证），苏轼降生于眉山县的纱毂行。 北宋时，眉山属成都府路下辖的眉州，而眉州的制所也就是办公地就在眉山县。 纱縠（音胡）行，因苏轼诞生于此而闻名于世，是一条充满烟火气的老街。“纱縠”是指精细而轻薄的丝织品，“行”是行业，也包含着有“巷”的意思，纱縠行是老眉山买卖棉麻、纱线以及纺织工具的地方，是眉山丝绸的集散中心。 今天的纱縠行位于四川省眉山县的纱縠行老街，成了苏轼的故里。北宋年间，苏洵携妻程氏及年幼儿子苏轼、苏辙就是来到这条老街。 为了支持丈夫读书，程夫人一人撑起家中生计，并悉心教育儿子，终于使苏家走出享誉文坛的“一门三词客”，这是后话，暂且也按下不表。 我们中国人，但凡要烘托一位伟大的人物出世，一般都要来点鬼神怪异之征兆，苏轼的出生大抵也概莫能外！ 眉山当地有谣曰：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 《贵耳集》卷上：蜀有彭老山，东坡生则童，东坡死复青。“童”，在此处表示“秃”的意思。 《归潜志》：昔东坡生，一夕眉山草木尽死。 更有甚者，就连苏轼本人也说过：先妣方孕时，梦一僧来托宿，记起颀然而眇一目。 “眇”，其意为瞎了一只眼。今天，我们不得不认为是苏轼对这大千世界的滚滚红尘，常睁一只眼而闭一只眼也。 苏轼的一生，遇到过的神神鬼鬼不少，凡人遇到即会跪地求饶，而苏轼却总说：“祸福，天也。神怒即怒，吾行不止”。其实，苏轼的一生，本就是一场“神怒即怒，吾行不止”的旅程。 但苏轼刚出生时，并没有获得神灵的特殊眷顾。程夫人的母乳不足，当时尚无奶粉的问世，夫人只得聘请一位眉山老乡任采莲做了苏轼的奶妈。不过，历史上也有人说任采莲是苏洵的一个妾。 不管咋说，在中国历史上，能够记载一个奶妈，并且还是有名有姓的奶妈，着实不易。还有更为详细的：任采莲他老爹叫任遂，母亲姓李。 在苏轼为乳母任采莲写的墓志铭中，说她“工巧勤俭，至老不衰”，不仅给姐姐八娘和他本人当过奶妈，还在照看苏迈、苏迨、苏过上皆有恩劳。 老人随着苏轼的宦海沉浮而四处漂泊，始终给了苏轼一个温暖的避风港。 元丰三年（1080）八月，任采莲卒于黄州的临皋亭，享年七十二岁。苏轼痛曰：生有以养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祭其从与亨之，其魂气无不之也！（文句沿用原文，以突出苏轼的感情色彩） 苏轼长到两岁，在家种地当农民的大伯苏澹驾鹤西去。 次年，大哥苏景先也亡故了。 此时，28岁的父亲苏洵，与结交的好友史经臣（字彦辅）一起出外游学。在老苏的眼里，史经臣豪气冲天，博学能文，只是经臣的弟弟史沆有点差劲，德薄人厌。 次年，苏轼那个“夜雨对床”、舍命救兄、亦师亦友的好伙伴、好弟弟苏辙降生。 庆历二年（1042），七岁的苏轼开始读书了。其实，前面我们说过，苏轼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农历丙子年十二月十九日，大家注意，小括号里的“1036”，原为“一零三六”是按照旧时习惯的农历计时的，用现代的万年历推算，苏轼应该出生在现代公元纪年的一零三七年一月八日。用小学二年级数学的四位数加减法一算，苏轼开始读书的年龄为六岁，但按照中国旧时出生后即为一岁的习惯，那么苏轼真正开始读书的年龄应该为五岁上下。 这一年，苏轼的二姑妈亡故，二姑妈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轶事，当然，我们也没有“爱屋及乌”地进一步探究下去的必要了。 为了行文方便之故，也为了尊重先辈们的习惯，当然也为了潜意识地显示我们有多专业，让我们仍沿用先辈苏学研究者们的成果，还是称五岁上下的小苏轼已经年庚七岁了吧。 等到苏轼八岁时，进入小学。 当然，眉山县并没有公办小学，而是师从一名叫张易简的道士学习文化知识。就在这一年，让苏轼刻骨铭心的老对手、江西人王安石中了进士。 张道士所教的小学生数量经常达百人，十分的兴盛。 学校坐落于天庆观之北极院，在这一点上我毫不惊奇，因为我作为一名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新时代儿童，童年时我们镇上的小学以及初中都是在破庙亦或是奶奶堂儿里创办的。 小苏轼在这里学习了大约三年，这是他自己说的，“予盖从之三年”。 苏轼的小学同学中有位名叫陈太初的，本为道人的后代，后来竟得道成了成了尸解仙。 “尸解仙”是道教中仙人的一种。葛洪在魏晋时，提出了仙人可学论，认为世上的仙人可分三等，即天仙、地仙、尸解仙。道士得道后可舍弃肉体而仙去，或者根本不留遗体，只假托一物，如衣、杖、剑等，遗世而升天，这个过程就谓之“尸解”。 第3章 有其母必有其子 当年，苏轼在张易简的道观中学习时，还有一位名叫李伯符的眉山矮道士，此道士非常会作诗，常来观中与张易简切磋诗文。 当他看到小小年纪的苏轼时，曾经惊奇地赞叹说，这位小郎君，真乃贵人啊！从这一点来讲，李道士还是有点眼光的，确实值得表扬。 也就是在这一年，有个从京师来的读书人，带来了在当时市面上极有名的《庆历盛德诗》给先生们观看。 “庆历”这一年号，我们在初中课本《岳阳楼记》的首句“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中，就会有印象。这首《庆历盛德诗》的作者为北宋的学者、思想家、山东人石介所作，石介字守道，一字公操。光看一下其字，就大概知道了石介的秉性了，至少预示着他特能恪守圣人们的道德与情操。 在先生们传阅着《庆历盛德诗》时，小苏轼也就从旁边偷偷扫了几眼，就已能诵读乃至通晓文中的语句。此诗重在称颂北宋庆历年间的朝中名人：章得象、晏殊、贾昌朝、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蔡襄、欧阳修，以及章献太后、宋仁宗共十一人。当苏轼好奇地向先生们打问这十一个人都是什么样的人时，先生们说，小孩家家的，用不着知道这些！ 苏轼顿时不服气地说：如果这些人是天上的神仙，我不敢知道。若都些是凡人，为何我就不能知道？ 先生对苏轼的言语很是惊奇，却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只得如实相告，并且特别提到了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四人，说这四个人都是人中豪杰啊！这四个人，当时的苏轼虽然一个也没听说过，但从此这些人的名字在苏轼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对欧阳修、梅尧臣等人颇有提携之恩的北宋名臣钱惟演有个徒弟叫钱易，字希白，此人才思敏捷，聪慧过人，千百字的文章，援笔立就、胸有成竹，同时还擅长寻尺大书行草，喜观佛书，的确是个人才。 钱惟演和钱易本是堂兄弟，是江南钱氏的后代，世称“二钱”，常被比之于晋代的“二陆”（陆机和陆云），他们同样都是昆仲天才倾动中原文坛。“二钱”之中，钱易为兄，人品诗品也略高。 次年，弟弟苏辙也进入到张道士的学校里开始发蒙学习。 从这时候起，到后来的父子三人出蜀求官，兄弟俩或是切磋学问，或是登山临水，从来就不曾分开过。为什么要着重说这些，因为在兄弟俩聚少离多的一生中，这种难得的相处时光，是他们终其一生的不灭印记。 弟弟苏辙后来回忆，自从幼时开始跟着哥哥苏轼读书，没有一天离开过。少年时，跟随兄长苏轼出游，只要有山要登，有水要渡，他的子瞻哥哥从来都是身先士卒、事必躬亲地先尝先试。一旦有当天不能到达的地方，兄弟俩就会无比遗憾。 有一天，当苏轼独自一人悠闲地在泉石上漫游，采撷着山林间的野花，捡拾着一些树上熟落的山果，以手掬水而饮之。看到他的样子，就连见惯了山林河湖的樵夫渔翁都会以为面前的是一位超凡的仙人。（苏辙的这些回忆，以今天来看肯定有不少主观的成分，至少在苏轼没到黄州前，身上的仙气还不会有多明显。） 其实，天底下的乐事无穷无尽，但真正能使人畅快的物事才叫喜爱。而当苏轼真正地心满意足的时候，万事万物都不能代替了这种快乐；到了苏轼最终兴尽而归时，又没有丝毫的后悔与违和感。苏辙在哥哥离世后的一篇回忆性文章中动情地说，这也许就是兄长在这种地方能感到快乐的原因吧。 苏家兄弟这一场跨越时空手足之情，在后边的文中将会详尽的交代。 在这里，引用苏辙的话，“辙幼学于兄，师友实兼。志气虽同，以不逮惭。”又谓兄弟幼时，“游戏图书，寤寐其中，曰予二人，要如是终”。而苏轼则说，“忆昔与子皆童丱，年年废书走市观。市人争夸斗巧智，野人喑哑遭欺谩。”“丱”音冠，原指古时候儿童头上的羊角辫，后引申为七八岁上下的儿童。在苏轼七八岁时，还曾梦到自己是个僧人，曾经往来于陕右。 古人以西为右，陕右就是指今天的陕西。 孩童时期的苏轼，还常与娘舅家的表弟程之元等人在一起玩耍。 就在苏轼无忧无虑地玩耍的年龄，这一年滕京谅（字子京）被贬到虢州任知州，虢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灵宝市一带。《岳阳楼记》正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于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1046）应好友时任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请为重修岳阳楼而创作的一篇散文。 北宋赵元昊造反时，滕子京时知泾州（今甘肃泾川北），本来是御敌有功，但被朝野上下的奸人所陷害而身陷囹圄。幸有时任参政知事的范仲淹出手相救，才减罪被贬到了虢州。 此时年仅九岁的苏轼，初闻滕子京建功，对他便产生了深深地仰慕之情。而当他随后又听闻到滕子京虽然建功却被降职的“糗事”后，又因此事而深为滕子京而鸣不平。 也是在这一年，山西介休人文彦博出任益州（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汉中大部分地区及缅甸北部，湖北、河南小部分，治所在蜀郡的成都）知州。 益州有位隐君子叫张俞的，张俞少时较为愚钝，文彦博到任后，就安排张俞置居青城山白云溪，苏洵常与这位自号“白云居士”的隐士携游于岷山脚下的白云溪。 苏轼十岁时，继续跟随眉山道士张易简读书，这时候学业上已是渐入佳境。 就在这一年，父亲苏老泉安排苏轼开始写作文，布置的题目名叫《夏侯太初论》。论中有两句：“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峰虿。”意思是：人能够在打破价值千金的碧玉时不动声色，而在打破一口饭锅时失声尖叫；人能够搏取猛虎，可见到蜂蝎时不免惊叫变色（这原是人在没有思想准备或是冷不防的情况下，自然而然的应激反应) 。 父亲苏洵甚爱苏轼的这篇作文，对其中的这两句尤为赞赏。 此时，苏洵开始宦学四方，在我国古时候，读书人有个传统非常好，那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比如杜甫，在青年时期，就曾与李白等人到全国各地去游历过。当然，与死读书的“书呆子”不同，读书人的游历经历会更好地打开自己的视野，为今后的治学与从政提供不可多得的经验。 苏洵先是与史经臣东游至长安。史经臣，字彦辅，是苏洵的好友，也是苏洵的生命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人，两个人经历颇为相似，二人一同赶考，也同样屡次落选，但是两个人的相似之处便是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 史经臣的经历甚至还要比苏洵惨一些，那就是在一次赶考归家后，突发大病，导致瘫痪，对于苏洵来说，好友的悲惨境遇令他更加缺少信心，但是好友身残志坚不改豪情，在苏洵赶考前还抱病为之送行。苏洵对于好友也是情谊至深，在好友去世后帮助他料理了后事，后人回顾两人乃是惺惺相惜，在较为坎坷的科举路上成为了彼此的精神支柱。 在长安，他们见到了他们的四川老乡石扬休。 石扬休，字昌言，眉州眉山县（今眉山市东坡区）人。 石扬休从小父母双亡，他勤奋好学，于宝元元年（1038）考中戊寅科吕溪榜进士第四名。石扬休最初担任同州（今陕西大荔等县）观察推官，后来又任着作佐郎、中牟县令。 当苏洵与史经臣继续游历至京师开封时，他们又见了颜太初。 颜太初，字醇之，号凫绎处士，彭城（今江苏徐州）人。颜太初还是颜子的第46世孙，进士出身。此人博学有才，仗义敢言。后官至南京（今河南商丘）国子监说书。 苏洵与史经臣在京师，又与其他一些相熟的卿大夫同游，“旅游王城，饮食寤寐，相持以安”，吟诗作赋，联络感情。此时的苏洵尚不喜学习，而是深以游历为乐。 苏洵离家后，有着家学渊源的程夫人，开始在家中的南轩亲授二子苏轼及苏辙读书。 程夫人亦好读书，明识过人，志节凛然，每每在家族中告诫两个儿子，一定不要辜负了自己的期望。程夫人身教与言教并重，对二子进行着极为正统的身心教育。苏轼后来的回忆性文章中，分别有《记先夫人不发宿藏》、《记先夫人不残鸟雀》两篇文章。正是这两篇文章的存在，后世之人才得以感受了程夫人身上的一些传统美德。 据传，当程夫人读到《范滂传》时，很有感慨，对于东汉时范滂的人格佩服得五体投地。苏轼好奇地问母亲道：我如果也做范滂，母亲会答应吗？ 程夫人说：你能做范滂，我难道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那么，下面我们着重介绍一下范滂这个人，来感受一下苏轼母子的上述谈话内容。 范滂（137-169），字孟博，汝南征羌（今河南漯河市召陵区青年镇砖桥村）人。东汉时期的党人名士，与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尹勋、蔡衍、羊陟并称为“八顾”。又与刘表、陈翔、孔昱、范康、檀敷、张俭、岑晊并称为“江夏八俊”。 建宁二年（169）汉灵帝刘宏又大批诛杀党人，范滂闻讯后即主动去向官府投案，后被杀害，时年三十三岁。下面划重点了，范滂就义前，母亲前来与子诀别。范滂对母亲说：“弟弟仲博很孝敬您老人家，足以供养您老人家的生活，我就要追随父亲龙舒君于黄泉之下了，生者和死者各得其所。万望母亲大人割断骨肉之情，勿要悲伤。” 谁知，范母听后竟道：“吾子今日得以和李膺、杜密齐名，就是死了又有什么遗憾呢！人既然获取了美名，又希望能长寿，两者怎么可以兼得呢？” 范滂跪着接受母亲了的教诲，再拜而诀。 第4章 苏爷爷的奇闻异事 就在小苏轼与母亲程夫人被范滂母子感动得稀里哗啦之时，这一年，北宋着名文学家、书法家、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的黄庭坚在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呱呱坠地了。 请大家记住，苏轼年长黄庭坚十岁。 当黄庭坚同志还在襁褓里吮奶哭闹之时，小苏轼已俨然成了一名识文断字的小学生了。 某一日，下雨天闲来无事，小苏轼与彭山县的同学程建用（字彝仲）、杨尧咨（字不详）、苏辙四人在一起做联句的游戏。 首先程建用起句：庭松偃仰如醉。 杨尧咨对曰：夏雨凄凉似秋。 苏轼即云：有客高饮拥鼻。 苏子由却说：五人共吃馒头。 众皆笑倒。 这是一段苏轼兄弟俩小时候的美好回忆。 庆历六年（1046），父亲苏洵与史经臣一起去举制策，接着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但十一岁的小苏轼，在这一年里作了一篇通篇四字句的《却鼠刀铭》。《却鼠刀铭》中讲述是苏子瞻有一把却鼠刀，此刀从村夫野老手中得到，平时就藏在匣子里。需要驱鼠时，只需焚香礼拜，将却鼠刀置于擦拭干净的几案上，就能使该房间里再无鼠患。 此铭写就后，深得老祖父苏序的称颂，并且命人找来名贵的纸张誊写下来，加以装饰，钉在居室的墙壁上，时时把盏捋须、呵手观览。 次年，在外游历的苏洵与其二哥苏涣在京城开封相遇，面对小弟落榜后的失落，苏涣作诗“人稀野店休安枕，路入灵关稳跨驴。”安慰了小弟一番，苏涣言辞恳切地告诫三弟，出门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住店时务必警觉些。另外还有——路过荒郊野岭时，说到天边要把你的驴给我骑稳喽！ 灵关就在今四川雅安市宝兴县南，属一座险要的关隘。 苏洵心怀着二哥的谆谆教导，踽踽独行，骑着毛驴离开了京师这个伤心之地。他先是绕道嵩山一带，游览了嵩岳奇峰以及伊洛秀水，接下来又与讷禅师、宣僧、景顺长老几个人同游。讷禅师，全称庐山圆通居讷祖印禅师，梓州（今四川三台县）人，俗姓蹇。蹇音兼，形容跛足或是行走困难。但讷禅师腿脚却极好，还能畅游，而蜀僧阿宣则是逮事（侍奉）讷禅师的随从。 苏老泉在见多识广的讷禅师与景顺长老的引领下，一路来到江西虔州（今称赣州），在天竺寺见到了白居易留下的墨宝真迹。之后，还与钟棐、钟槩（请注意宋时兄弟起名字的惯有传统）兄弟一起闲游。 哪知，物极则必反，否极则泰来。 这年的五月十一，正当苏洵在江南水乡玩得极为嗨皮之时，七十五岁的老父亲苏序在家乡驾鹤归西了。限于当时的通讯条件，等到苏洵知道这一噩耗，已经是N个月之后的事情了。 苏序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不平凡的一生，他亦是一名伟大的无神论者。 因其子苏涣登朝，苏序先是被追封大理寺评，后又因苏辙官至尚书右丞、门下侍郎，苏爷爷甚至被加封为“太子太傅”之荣耀。 据《族谱后录》介绍：苏序字仲先，少孤。“少孤”的意思是小时候丧父或父母双亡，但据上文苏洵的奶奶是个刁钻的老妇人那一段的描述，可以推断在苏爷爷小时候父亲就死了。 苏爷爷少时好行侠仗义、打抱不平，就是不好读书。晚年虽爱作诗，能直接口占，且作诗很快，挥笔立就，数十年间竟作了几千篇。上自朝廷郡县之事，下到乡间子孙打猎捕鱼经营生计的事情，都能在诗中体现。 他的诗虽然不甚工整，但能通过诗文知道他胸襟的开阔磊落，为人坦荡。他生性坦率和易，不讲求礼节，不注重庄重的仪容举止，看淡为自己谋利的事情而看重对别人有利的事情，和别人交往无论富贵贫贱都喜爱赏识。见到士大夫都非常恭顺礼敬，人们认为他谄媚，等到他见到村野老人也这样，之后人们也就再不认为他的行为有什么异常了。 从表面上看没有苏爷爷不能结交的人，但在他心中评判人的标准却非常严格。在乡间居住，出入从不骑马，他说，有比我年纪大却还走路的人，我如果骑马，没有办法面见他们。穿破衣、吃粗食不认为是耻辱，一定要让自身居于众人所不屑的境地。虽然他没学过《老子》却与老子的思想相契合。 在家时从不染指家中之事务，而把家事悉数托付给儿子们打理，等到族人有事情来找他谋划的时候，常常为他人尽心竭力，反复谋划而不厌烦，年成不好的时候曾卖掉自己的田地来周济挨饿的人。等到粮食丰收了，人们将要还给他粮食或钱财时，他会说，我自有变卖田地的原因，绝不是因为你们。最终也不肯接受。 他还身体力行“退隐”之事，来求得不被世人所闻知，但是做好事时间久了，乡人也就知道了他，认为古代归隐的君子也没有谁比得上他的。 因爱屋及乌之故，我们北宋中期伟大的文坛领袖、全才式的艺术巨匠苏轼，应该也有一个伟大的爷爷。为了行文之需，下面再略举三例，来稍加佐证与渲染吧： 李方叔的《济南先生师友谈记》中记载了有关苏爷爷的三段轶事，由于年代接近，故可信度较高，在这里复述其下： 其一： 苏轼眼中的祖父“甚英伟，虽不读书，而气量甚伟。” 苏爷爷种地虽然不多，但都种成了谷子，另外还将所有的稻米余粮也与别人换成了谷物。他的这一创举，惹得所有人大为不解，都对他的行为议论纷纷。谁知，到了灾年，极耐贮藏的谷物却派上了用场，自己家的亲朋好友也从中获得了馈赠，得以活命。 他还在庭院的四周广植芋魁（大芋头），这种芋魁产量极大，收获后及时盖上柴草储藏。遇有灾民前来乞食时，苏爷爷便用大瓦笼蒸上几笼，放在自家大门外，任人取食。直到此时，他所谓的“异行”才被众人理解了。 其二： 苏爷爷平素喜饮，在村中也不讲什么礼仪，袒胸露乳，席地而坐，大声猜枚都是常态之事。直到有一天，其二儿子苏涣被授官的文书送达时，他还在大醉之中。 苏序当时衣冠不整，只光着头戴一顶小冠，席地盘脚把封告文书粗读了一遍，就把不期而至的封告，连同做官用的外缨、公服、芴、交椅、水罐子、衣版等物全部倾入一只布囊里。当天喝酒剩下的牛肉，也一并倾入到了布囊中，命村中小童担着两个布囊，自己则骑着毛驴进城。 城里人听说了苏序收到了封告，就等候在进城的道路旁观看，在半路上遇到苏序他们时，只见苏序醉骑驴子，仅让童子用两只布囊就把这些官用挑回来，莫不掩面大笑、叹为观止。 其三： 眉州城有段时间忽传有一灵异之神降临，灵神名曰“茅将军”。一时间，当地百姓人心惶惶，害怕自家人受到伤害。于是乎，大家都争相上香礼拜，三拜九叩，天天祈祷不止，好不虔诚。 此事被苏爷爷知晓后，乘醉带领一众村中青年人，将正在跪拜的所谓的神像悉数砸碎，弃之沟渠之中。村中人虽然都惊骇不已，但也未见苏爷爷被神灵有丝毫的惩罚，于是此事暂告平息。 三年后，苏涣考中返乡，苏爷爷到剑门外迎接，路过七家岭时，忽见有一座大庙，匾额赫然大书：茅将军。 苏爷爷大骂曰：你是何路妖孽，竟敢盘踞此地，为害我等乡民！ 说罢，苏爷爷举起手中家伙，想像上次一般予以捣毁了之。谁知，该庙的庙祝突然现身，颤抖着跪拜在苏爷爷面前，哭泣道：昨晚庙中神灵就已托梦给小人，说明日有一个叫苏七君（苏序）的人将会到此，务请代为求情，求他休毁此庙，小神还要以此为生呢？ 在众人的苦苦相劝之下，苏爷爷才就此罢手，放过了这里的“茅将军”。 庆历七年（1047）八月，云游于江西赣州一带的苏洵突然得到老父亲病逝的噩耗，匆忙结束了自己的行期，回四川奔丧，史经臣也一起返蜀。 二伯苏涣也自京师开封回乡奔丧。 这时，年已九岁的苏辙在家乡才第一次见到二伯父真人。伯父的此次返乡，使得苏轼兄弟二人得以聆听到了伯父的许多教诲。 多年后，伯父的一些告诫之语还在苏轼兄弟的耳畔回荡：“二伯我小时候读书，稍大些后写文章，每天有一定的限量，不完成不罢休。到外面去的路上，言行都符合规矩，回到卧室，也没有怠惰的神情。所以在那个时候，别人没听说我有什么错误的品行。你们的才能赶不上别人，姑且也学习我少犯错误的作法就可以了。” 第5章 苏老泉绝不是一个瓤茬儿 庆历七年（1047），在四川眉山纱縠行苏家寓居的空地上，十二岁的小苏轼和一群少年正在玩兴致勃勃地玩着掘土的游戏。 突然，苏轼从土里翻出一块奇异的石头，其形状似鱼，质地温润晶莹，浅绿色，内外都点缀着细小的银星，击打时会发出铿锵的声音。试着拿它当砚使，此石很容易发墨，只是没有储水的地方。 父亲苏洵看到后说：“这是一方天砚啊！只是形状不太完整。” 于是把它略加雕琢，交给小苏轼说：“此砚也许会助你文章学业的发达，好好珍惜吧。”苏轼十分珍爱地使用它，并在上面刻上铭文说：“一旦接受了上天的造就，就永远不再改变初衷。或以品德为高，或要保全形体。如果两者都有，那我取法什么？仰人鼻息跪人脚下吗？这样的人世间有很多。” 苏洵有一天读到当时文坛大家欧阳修的《谢宣召赴学士院仍谢对衣并马表》时，让苏轼也仿作一篇，当看到苏轼文中有两句话“匪伊垂之带有馀，非敢后也马不进”（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贵族们并不是故意让丝带垂下，是丝带本身长度有余；孟子在大军溃败的时候主动殿后，不说是自己多有担当，而是说自己的马跑不快）时，苏洵非常喜欢，并希望苏轼有朝一日能够效仿这样的善举，这充分表达了苏老泉同志对儿子的殷切希望。 苏轼十二岁，也就是这一年，他的二姐病逝了。 次年，也就是庆历八年（1048）的二月早春，爷爷被安葬于眉山安道里苏家祖坟之侧。父亲苏洵开始居丧眉山，此刻足不出户，开始了亲自教育自己的两个儿子。 父亲几年来方外游历的奇闻趣事，也给苏轼兄弟幼小的心灵打开了通往外面世界的大门。当听到父亲称赞郑国公富弼出使辽国的功绩时，苏轼还会津津有味地与父亲探讨庆历二年（1042）郑国公的使北之事。 富弼，字彦国，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北宋名相、文学家。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富弼举茂才异等，历授将作监丞、直集贤院、知谏院等职。庆历二年（1042），奉命出使辽国时，以增加岁币为条件，据理力争，拒绝割地要求。任枢密副使时，与范仲淹等共同推行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后，出知郓州、青州等地。任内救助数十万灾民。富弼多次出使辽国，对西夏情形也十分关注。 若干年后，《元城语录》的作者马永卿说，他的老师刘安世曾经与苏轼一同从海南北归，两船相衔，未尝能有三天未见的，就曾听过苏轼说起他与其弟陪父亲读郑国公的《使北语录》的事情。苏轼说过，郑国公力劝虏主不要出兵，主要是一旦出兵，臣下得官加封，而深受其害的却是国家，凡是鼓动出兵的人，大都是为了自己的一己之利，而并非是为了国家利益。 苏老泉当时听了就很高兴，说读书人都能这样去领会那才叫做学问，不然就只能是做腐儒了。马永卿说的便是徽宗初，苏轼自海南大赦北归，刘安世与苏轼一同北归，大观三年寓居于永城。马永卿方以其舅父张桐之荐，从刘安世问学一年有余，退必记其论学之语，后经整理成为此书。 刘安世是元城（今河北大名）人，学界称之为“元城先生”，故作者取“元城”作为书名。书中所载皆为刘安世论事论学之语，间以旧闻。 在教育儿子的问题上，苏老泉不仅亲力亲为、赤膊上阵，还会命苏轼兄弟前去向眉山之西寿昌院的儒者刘巨（字微之）学习。 某天，刘巨心血来潮，摇头晃脑地吟出了两句自认为很是得意地诗句： 鹭鸟窥遥浪，寒风掠岸沙。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 苏轼从旁边试探着说：不才以为，‘雪片逐风斜’五字，若能改为‘雪片落蒹葭’，可能更妥一些。因为从字面上讲，雪落了总要有个着落，这样诗句也就稳了。可是从意境上说，‘雪片落蒹葭’重在动后有静，一动一静，归为平稳。此前的‘雪片逐风斜’一直是动，而‘雪片落蒹葭’则动而归静……” 刘微之大奇，同时又发自内心地说道： 小子，能有你这样的学生是我三生有幸，但是，以你之才，为师已经教不了你了，你可以出师去另请高明了！ 除了刘微之，苏轼兄弟还曾师从过同乡史清卿。 这一年，与苏轼余生关系较为密切的两个人物也出生呱呱坠地了，他们分别是：王翚（音灰）与李之仪。 皇佑元年（1049），苏轼十四岁时，他的一个老乡罢官回乡。此公的名讳叫任汲，字师中，眉州眉山人。少学读书，通其大义，不治章句（不带作诗的）。生性任侠，喜好人事。与其兄任孜，相继举进士中第，知名于时。眉人敬之，号之“二任”。 而苏老泉，尤其喜欢与任汲亲厚。任汲初为河南新息令，民爱之，买田而居。后通判黄州，再转知泸州，后病殁。 苏洵这段时间做了《名二子说》，详细地解读了为二子取名的大有深意： 大儿子名“轼”。他说：车轮、车辐、车盖和车轸（也即车厢底部四面的横木），都是车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轼，只是车前用作搭手的横木，没有它，虽然卖相会难看一点，但毕竟不要紧。苏轼从小生性旷达，其父告诫他要像“轼”那样放低身段，注意“外饰”，而不要自以为是，锋芒毕露。 苏洵还认为：天下的车辆莫不循辙而行，虽然论功劳，车辙是没份的，即使车翻马毙，也怪不到“辙”的头上。苏洵的小儿子性格平和，他为其取名“辙”，觉得这样很好，可以免祸。 大凡明智的父母，总希望子女首先要学会生存，然后再寻求发展。一生命运多舛的苏轼后来也写过一首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讲的，实际上也是这个道理。 苏爷爷病逝后，居丧之期的苏洵极少作诗，苏轼兄弟受此影响，在这一时段也极少有诗文传世。 在这一段相对苦闷的时期，有一个令苏轼没有想到的意外惊喜是：被尊为婉约派一代词宗、淮海居士、“山抹微云君”、位列“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别号“邗沟居士”，在江苏高邮隆重诞生了。 之后，苏涣在过了苏爷爷的免丧期之后，也带着他大哥苏澹家的长子苏位到京师上任了。 苏轼十五岁时，他十六岁的三姐苏八娘嫁给了舅舅程濬（音郡）之子程之才。这段居乡的日子，苏轼兄弟也常常到自家的田地里去劳动，感受到了那种陶渊明式的田园之乐。 这时的苏轼已经是一个胸怀大志的少年了，自从苏轼当着他母亲的面说他要以范滂为榜样时，母亲程氏就高兴地说，我终于有了一个好儿子了！ 这一时期的苏轼还喜欢上了书画，也喜欢手抄经史书籍。喜欢书画固然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而每当得到好的书画，父子二人高兴地展读之际，一旁的苏辙却是无动于衷，从这一举动就可窥见日后苏辙沉稳冷静的个性端倪。 爱好广泛的苏轼从小就学会了如何种植松树，嫁接果木，读医药书籍（这些嗜好在今天看来，皆属文人之雅好），甚至小时候曾尝试在苦楝树上嫁接李树。对什么都好奇的他，还会在空闲时间练习家藏的雷琴与琵琶（鼓捣音律）。 两年后，从外公家传来了噩耗，苏八娘死了。 她是被其舅舅程濬、舅母宋氏还有丈夫程之才虐待致死的——至少在苏老泉的心中是这样认为的！ 下面是苏洵为此愤而所作的名为《自尤》的诗，这是一种少见的题材，为了表达苏洵的愤怒之情，最重要的是想充分地展示一下苏洵的真实个性与才学，我们摘录如下： 五月之旦兹何辰，有女强死无由伸。 嗟予为父亦不武，使汝孤冢埋冤魂。 …… 余家世世本好学，生女不独治组紃。 读书未省事华饰，下笔亹亹能属文， …… 家贫不敢嫁豪贵，恐彼非彼难为亲。 汝母之兄汝叔舅。求以厥子来结姻。 …… 归宁见我悲且泣，告我家事不可陈。 舅姑叔妹不知道，弃礼自快纷如云。 …… 置这失地自当尔，既尔何咎荆与榛。 嗟哉此事余有罪，当使天下重结婚。 第6章 我辈岂是蓬蒿人——苏轼出山前后 这首《自尤》，是一首押平水韵上平十一真的五十韵长诗，除了表达出苏洵的出离愤怒的心情之外，我们对于苏洵能在这种悲愤的心情下还能不跑韵、不掉辙，还能一气呵成感到震惊，完全不像颜真卿悲愤时在《祭侄稿》里的涂抹与修正。 人往往在失去理智时，会做出一些违反常规的举动，而苏洵却能以他十万分的克制能力，化笔为刃，狠狠地扎向他老丈人程家看似光耀的门楣上！ 苏老泉气急之下，发重誓此生苏家与程家从此老死不相往来！而最痛苦的却是夹在中间的所谓最能隐忍的贤妻良母程夫人——一边是自己的亲骨肉，一边却是自己的娘家人！ 此时的苏轼已经年满十八岁，二伯出任了祥符（今开封市祥符区）县的知县。 彼时的祥符县多是富户，苏涣走马上任后，也不能免俗地烧了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减免了穷人的徭赋；公断了一些陈年的诉讼纷争；对于权贵的势力也是毫不屈服。就连包拯包大人听说了，也赞叹道，你苏涣以一个小小的县令能够在这种权贵群里刚正不阿，确实要比当时的谏官还要强啊！ 此时的苏轼年齿渐长，逐渐开始读史论史，有时间还兼学修道（当然他有这方面的“童子功”，小学就在道观里跟随道士读书）。眼看将要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却想着归隐山林，修道守贫（这和后世的王守仁有得一拼，不过也是些文人的通病）。 这一年，苏轼的另两个冤家，晁补之、陈师道也诞生了。 至和元年（1054），这一年是农历甲午年，也是宋仁宗赵祯上位后第一年。 该年七月，张方平除知益州。 古时候，任命官职叫“除”。 宋时多以朝臣充任各州长官，全称“权知某军州事”，简称知州。 “益州”在哪？北宋初年，朝廷在成都设立成都府，为成都府路治所。北宋淳化四年（993），王小波、李顺在成都附近的青城起义，遂克成都，建立大蜀政权。 当年五月，宋军攻陷成都，起义失败，成都府被降为益州，成都府路改为益州路，成都仍为治所。嘉佑四年（1059），益州再升格为成都府，益州路再改成都府路，治所照旧。 这一年，按照中国人的习俗，十九岁的苏轼成大人了——原因是他成家了，娶了邻县青神县乡贡进士王方的女儿王弗为妻。 此时的苏轼经常与史经臣史叔叔指点江山、臧否历史人物，还对老史写的《思子台赋》赞不绝口。我们知道，史经臣是父亲苏老泉闭门读书时交往过的难兄难弟。 “思子台”是为纪念汉武帝的太子刘据而修建的，太子被江妃谗死。死后汉武帝才知其冤，作思子宫，并建归来望思之台（思子台）于湖县（今河南灵宝市豫灵镇底董村）。只可惜，《思子台赋》原文今已不存，我辈已难以一睹真容。 苏轼的另一个弟子张耒，此刻已悄无声息的出生在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州市）。 四月，二伯苏涣出任衡州知州。而父亲苏洵则把自己的作品（几篇文稿）上书呈给了益州知州张方平。二十岁的苏轼随父到成都府邸去拜谒了张方平，据传张大人一见苏轼即待以国士（有点夸张）。在成都，苏氏父子游览了药市和位于成都东门大圣慈寺的中和胜相院，拜谒了惟度、惟简法师。 惟简，即宝月大师，是成都大慈寺六世主持。俗姓苏，字宗古，眉山人，年长于东坡，东坡认其宗为无服兄。 惟简是苏东坡结识最早的僧人，两人自初识后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友谊长达四十年之久?。在苏东坡的一生中，他与佛教僧侣结缘甚多，但与惟简的关系尤为特殊。两人不仅是朋友，更是生死之交。 绍圣二年（1095），宝月大师圆寂，东坡作《宝月大师塔铭》以纪念这段深厚的友谊?。苏轼与惟简，在俗家为同乡宗亲，在佛门为度诚信徒，族谊深厚，志趣相投。苏轼宦海沉浮，无论官居礼部尚书，还是贬为琼州别驾，都与惟简长期保持书信往来。 此后苏轼与宝月大师交往颇多，这是二人的初次相识。 苏轼在成都游览期间，有幸见到了一种古法缸砚。 这种缸砚相传是一个滕姓古蜀人流传下来的制法，先用药物把瓦石煮软，用刀削时，瓦石已软烂似泥，也能用废弃的破酿酒缸煮而为砚，蜀人一旦得之，会如获至宝。苏轼就曾得到过一方这样的砚台，不过此后转手又赠给了弟弟苏辙。 苏辙甚爱之，后来还意犹未尽地作了篇《缸砚赋》。 这些年，羽翼渐丰的苏轼已是学通经史。此时的读书人中正流传着欧阳修着述的《正统论》，建州浦城（今福建省南平市辖县）人章望之（字民表）也在着述《明统论》，于正统之外，老章倡导的是霸统。跃跃欲试的苏轼也以修为归，出于自己的本意，作《正统论三首》，企图从学术上与章望之等人进行辩论。 喜爱学习的耕文轩主人抱着对苏轼的无限热爱之情，已认真拜读过小苏轼的《正统论三首》，对于这些个古时候所谓的哲学论着，——说句瞎话，我觉得都纯粹是在扯淡！ 为了说明问题，我特挑选出几个观点： 苏轼认为，正统的说法来自欧阳修，而霸统的说法，起自章望之。什么是正统，君子是正统，拥有天下的朝代政权。而章望之认为只有名正言顺的朝代才是正统，靠造反建立的朝代只能算是霸统。章望之还打比方说，如果把像魏国这样并没有一统天下的朝代视为正统的话，就好比儿媳把老公公的宠妾视为婆婆一样愚蠢，因此老公公的行为充其量算是霸统。 苏轼的意思是，把妾当妻子是公公的错，而儿媳称之为婆婆，并不是儿媳的错。因此，被老公公视为妻子的妾，在儿媳的眼里也应该被视为正统的婆婆。 这些话题说真的可谓扯淡，但在书论的写作与思维的辩论过程中，苏轼在不经意间竟得到了学业上的提高。 与苏轼接触到的正统学术相比，当时江湖上也流传着一些可谓高深的术数之学。 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成都人费孝先（字景韶）游青城山时，损坏了一位老人的竹床，表示要赔，老人笑道：床下有一行字：某年月造，某年月被费孝先损坏。好坏有定，何必要赔？ 费孝先大骇。于是，决定留下来跟随老人学艺，六年后，费孝先竟以轨革卦影术名闻天下，王公贵族不远千里重金求费孝先之卦影。 何谓“轨革卦影”之术？宋刑居着《扶掌录》记道：轨革者，推八卦言祸福。卦影者，以丹青寓吉凶。轨革卦影包括推八字成卦和将卦象成图两步，所以此术太过繁复，不够简洁。 传说宋代书法名家米芾就常常模仿轨革卦影中的人物图画，还经常着僧衣，戴俗帽登朝靴。时人都称之为“活卦影”，可见轨革卦影盛行对宋代之影响。 这年，弟弟苏辙娶了十五岁的史氏，也长大成人了。 父亲苏洵郑重决定，命苏辙从此以后以其兄长苏轼为学业上的老师，这说明了老苏对苏轼无比信任与认可。 嘉佑元年（1056），二十一岁的苏轼与弟苏辙跟随父亲苏洵去雅州（今四川雅安）拜谒了知州雷简夫。 雷简夫，字太简，同州合阳（今陕西合阳东南）洼雷村（今合阳县城关镇雷家洼村）人。早年隐居，宋仁宗康定中为秘书省校书郎，代理秦州观察判官，不久去职居长安。简夫在雅州时，结识了眉山的读书人苏洵，读过苏洵的《洪范论》，二人有相见恨晚之感。 苏老泉携其二子，拜谒简夫，以师事之。 雷简夫遂以书信投寄老友益州太守张方平、文坛泰斗欧阳修、韩琦等人，推荐“三苏”父子，有着雷简夫的大力引荐，后来的苏轼父子三人遂名满天下。说到底，雷简夫才是苏氏父子最初的贵人。 雷简夫曾盛赞苏洵有王佐之才，撰写书信将苏洵力荐给张方平、欧阳修、韩琦等大咖。雷简夫虽有盛誉于当时，但苏轼兄弟却对此人不太感冒，原因是觉得雷简夫从政后改变了他的初衷，盖因雷简夫曾受过恶人——长安大姓范伟之贿，为恶人张目（撑过腰）。 回到眉山后，苏轼经常流连于醴泉山、石佛山、尔家川等地。 这些往事，可不是耕文轩主人凭空想象的，苏轼在任杭州通判期间的《自昌化双溪馆下步寻溪源至治平寺二首》与在京师开封任中书舍人期间的《送表弟程六知楚州》诗中，均有家乡醴泉山的表述为证。 除此之外，苏轼还曾到家乡眉山的连鳌山栖云寺及三峰山、宝相寺、华藏寺读书，甚至还到青神县上岩读书。上岩下面二里许有个巨那尊者道场，道场下有个唤鱼池，游客至此，抚掌喧哗，群鱼即出。 传说苏轼题有“唤鱼池”三个大字（题没题过，于今有争议），另外清光绪《青神县志》还记载有东坡的一首七言题诗，后经“砖家”破译，系某俗士伪托苏轼而伪作。 这一年，一心求官的苏老泉决定要出去走动一下了，于是准备带领二子起身前往京师开封。动身前，苏轼还曾去过雨天在此联过句的同学程建用家的星桥别业（注意了，不是今天的别墅）道了别。 第7章 陆行出川，父子三人名动京师 嘉佑元年（1056）春天，苏家父子正式动身。 过成都时，父子三人先去拜访了益州知州张方平（说明苏老泉会来事儿，绝非一个只知道读书的书呆子），张知州十分热情地接待了苏氏父子，还修书一封，将苏洵作为不可多得的人才推荐给了欧阳修，并勉励苏轼兄弟抓紧复习，准备接下来的六科考试。 “六科”乃唐宋时科举取士的六种科目。 唐六科为明经、进士、秀才、明法、明书、明算。到了宋景德、天圣年间时，其六科为：一、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二、博达坟典，明于教化；三、才识兼茂，明于体用；四、详明政理，可使从政；五、识洞韬略，运筹决胜；六、军谋宏远，材任边寄。 对于六科这种“小儿科”，苏轼兄弟想必已是成竹在胸。 因此，三月二十八，在春风拂面中兄弟俩得空游览了成都的大慈寺极乐院，观看了卢楞伽笔迹。 卢楞伽，一作棱伽，唐时长安（今陕西西安）人，生卒年不详。自汴入蜀，为画圣吴道子弟子。此人画风细致，咫尺间山水之寥廓，形象精备。尤擅佛像、经变，画过许多壁画，肃宗乾元（758）初在成都大圣慈寺，曾画《行道高僧像》数堵，由颜真卿亲笔题字，时称“二绝”。 嘉佑元年（1056）三月是个闰月，三苏父子此时从成都启程，走陆路，经过剑门关，先到凤翔府眉县的横渠镇（宋大儒张载的故里），游览了崇寿院，再经扶风县过长安，经华清宫出关中，来到河南府的渑池县。六年后，在该县一寺舍里留宿时，苏轼在老僧奉闲的墙壁上题了首诗《和子由渑池怀旧》（这首诗后来一度还很出名）。 三四个月的舟车劳顿，五六月间父子三人终于抵达了京师开封。 关于苏轼这次的陆路出川之行，历代的史料中记载均不详，“经剑门，穿秦岭”，只能大致叙述一个轮廓。耕文轩主人认为，主要是陆行骑驴较为颠簸，没有舟行闲适，写诗极为不便，所以就没有流传下来多少文字，就使得这次陆行出川显得较为扑朔迷离。至于专家学者对此行程的更为高深与离奇的推断，不知道最终能得出一个什么有别于我的结论。 但可以肯定的是，抵京时正值大雨天气（苏老泉在给韩琦的书信中有所提及）由于人地生疏，苏氏父子只得暂时借住于兴国寺浴室老僧德香的僧舍。 安置停当，苏洵即作《上欧阳内翰第一书》，然后又将自己的得意之作《洪范论》、 《史论》呈给了欧阳修。作为当世文坛一哥或二哥（注：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阅后竟如获至宝、大加称赞，称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于权变，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 这还不算，欧阳修又连忙上书朝廷，极力推荐苏洵入朝为官，有着欧阳内翰的亲力举荐，一时间满朝文武争相一睹苏老泉的风采，并对其文章交口推服，致使苏老泉的声名在京师文人圈子甚至权力圈里一日大振。 七月十三，适朝廷的皇榜发榜，范师道、王畴、胡俛、韩彦、王瓘、宋敏等人考中开封举人。 这批人后来都成了朝廷命官： 范师道字贯之，吴县（今苏州市相城区）人，范仲淹的老乡，侍御史。 王畴字景彝，曹州（今山东曹县）人，开封府判官侍部郎中直秘阁。 胡俛字公瑾，侍部员外郎集贤校理。 王瓘，太常博士集贤校理。 宋敏，太常寺丞集贤校理。 立秋后，苏洵终于等来了属于他的机会。 应开封府解，着苏洵、林希（字子中）、王汾（字彦祖）、顾临（字子敦）、胡宗愈（字完夫）同试景德寺，也就是到开封府的景德寺参加考试。这说明不管什么人推荐，就像当今社会的公务员考试一样，北宋的官场也需要走流程，——主要还是堵别人的嘴。 林希，福州人。 王汾，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县）人，王禹偁曾孙。 顾临，会稽（今浙江绍兴）人。 胡宗愈，常州晋陵（今常州市区）人。 参加考试前，苏洵收到好友杜叔元（字君懿）的真心馈赠，一支他自己珍藏已久的诸葛笔。 名头不小的诸葛笔乃唐宋时名笔，亦名“散卓笔”。诸葛氏制笔有术，出自南唐制笔高手诸葛氏。其技艺精湛，锋毫尖锐，外形圆润，铺下不软，提起不散。 据说，宣城特产的诸葛笔，笔头用鼠须制成，故又称“鼠须笔”。相传此笔“硬软适人手，百管不差一。”，真正做到了“尖、齐、圆、健”四德具备。 诸葛笔在当时也算是笔中的驰名品牌，以此相赠，方显两人的交情。苏轼知道，老父常常是以兄长事他君懿伯伯的。 苏轼兄弟二人也参加了此次考试。 不久后榜出，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鄞州区）人袁毂（字容直，一字公济）高居榜首，苏轼名列第二，苏辙也榜上有名。 九月十九，苏老泉撰《送石昌言使北引》，命苏轼书写。 这年，刑部员外郎、知制诰石昌言出使北国前往契丹，庆贺契丹国母生辰。苏老泉为他写下这篇赠序，就是让他借鉴历史经验，不怕强敌威胁，发扬民族正气，夺取外交胜利。因为苏洵之父名序，所以这篇赠序改称引。 石扬休，字昌言，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眉山市）人，少孤力学，登进士。累官刑部员外郎，知制诰。仁宗朝上疏力请广言路，尊儒术，防壅蔽，禁奢侈。其言皆有益于国，时人称之。石、苏两家均眉州大户，世有通家之谊，因此在京师是苏氏父子标准的老乡。 受到欧阳修激赏的苏洵，又再接再厉地上书《上韩枢密书》、《权书》于时任枢密使的韩琦，与之论及制兵之豪纵在厉威武（此人拉关系的能力着实不一般，读书之外的功夫下得也很足）。 深受鼓舞、像打了鸡血一般的苏老泉认为当世之大患为：大臣都爱好声名而惧怕讥谤，好名则会多树私恩，害怕讥谤则会执法不坚。那么，造成兵冗而骄的责任应由谁来负责呢？ 作为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老苏当然不能直接指责皇帝，只能要求主管军政的大臣对此负责。先把皇帝开脱出去，自然把“天下之兵，豪纵至此”的责任归咎于枢密府，是由于大臣“好名”、“惧谤”、“树私恩”、“执法不坚”造成的。明眼人都知道，苏洵旁敲侧击的对象是大将军狄青。 其实，苏洵并不了解狄青，他的长篇大论的依据也无非只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真正的一代名将狄青出身微贱，以功以忠擢升重臣。狄青生前勇猛善战，长于用兵，治军严整。逝世后宋神宗为追念其功绩，曾下令将狄青的画像挂在禁中，并亲手御制祭文予以悼念。 作为枢密使的韩琦自然不是吃干饭的，不会仅听信苏洵纸上谈兵式的一面之辞。因此，对于苏洵的上书不置可否，置之不用。 自古读书人的理想就与致仕紧密相联的。苏洵听说了一个好消息——张方平从益州调任京师出任三司使，就前去拜见。（三司使，北宋前期最高财政长官。三司总理财政，成为仅次于中书﹑枢密院的重要机构，号称“计省”，三司的长官三司使被称为“计相”，地位略低于参知政事。） 在张府上，张安道（张方平字安道）微笑着问这位老朋友苏老泉道： 令公子近来所读何书？ 老苏赶忙答道，犬子这段时间在重读《前汉》。 张安道又问，全书他读完过两遍了吗？ 老苏归家后以此询问苏轼，谁知苏轼不屑地说：此老难道真的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人读过三遍的吗？ 后世有人评论，小苏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要知道张安道当年曾借过别人的《十七史》，短短一月即还，就说已经看完。要知道此人天资强记、数行俱下，功底是何等地深厚，就连前辈中的宿儒，也罕有人及。 也有传苏老泉曾带着两个儿子去拜访张文定（张方平的谥号），张文定趁着苏轼兄弟正在准备科举考试，有意出题考一下他们。因此共出六道题，令人拿给苏氏兄弟，而文定却在隔壁的密室里暗自窥视。 只见两兄弟得到考题后，各自在自己的座位上沉思。苏辙在一道题上有疑问，指着给哥哥看，哥哥不言，只是用笔管敲了几下桌面，说“管子注”，苏辙还是没有听明白，哥哥就用笔将此题目勾去，然后就一挥而就做完了题目。 张文定读完了苏轼的文章后，更为惊喜，原来被苏轼勾去的那个题目，并无出处，只是为了考验苏氏兄弟而杜撰的命题。 次日，张文定见到了苏老泉，不无惊喜地说，两个儿子都是天才，只不过大儿子明敏可爱，但小儿子却是少年持重，日后的成就可能要高过其兄长了！ 张方平这个人很有气量，在镇守西蜀时，认识眉山的苏洵及其子苏轼、 苏辙，深表器重，并积极为之延誉。曾推荐苏轼为谏官，后来苏轼因作诗被朝廷诬陷下狱治罪之时，张方平也受到牵连，但他却能不顾个人安危，依然奏章论救，所以苏轼终身都很敬重张方平大人。 在京师开封，兄弟俩一有时间就聚于一起，潜心研读和探究《公羊》、《毂梁》及《左氏》三传。与大多数读书人一样，书读多了，苏轼兄弟同样对不学无术之辈，六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纨绔子弟往往看不上眼，特别是对京师那些醉生梦死的富家子弟侧目而视，“颇见纨绔中，齿牙厌梁肉。”（《《寄周安孺茶》》）。 嘉佑二年（1057）正月初六，由翰林学士欧阳修（字永叔）主持的贡举开考，翰林学士王珪（字禹玉）、龙图阁直学士梅挚（字公仪）、知制诰韩绛（子华）、集贤殿修撰范镇（字景仁）这几个人协助知贡举主持本届考试。 《宋史·选举志》：凡进士，试诗、赋、论一首，策五道。参加这次省试，苏轼撰写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 由于当时的士子崇尚的是险怪奇涩的文风，还美其名曰“太学体”，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等都对此深恶痛绝并大力加以抑制，因此但凡是遇到这类考卷，一律会被淘汰掉。最离谱的是这类考卷甚至出现僻涩如“狼子”、“豹孙”、“林林”、“逐逐”之语，怪诞如“周公枰图”、“禹操畚锸”、“传说负版筑来筑太平之基”之说。 欧阳修考试礼部进士，面对千人一面的诡异之文章，有心去挽救一下这种危险的局面。梅圣俞当时与欧阳修在一起共事，一日得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考卷，赶紧拿给欧阳文忠公看。 欧阳修非常惊奇，以为遇到了异人，第一念头就是将此人录为头等，但又转念一想，朝野上下往往对每年的头名状元格外敏感，同时又有预感是自己的门下士曾巩（字子固）所作，要是录为第一，那么就会在官场上下授人以柄。 因此，只好忍痛割爱将此人录为第二。 第8章 文人就应该生在大宋朝 据说，省试时梅圣俞作为考官，得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考卷，初觉像取材于《孟子》，但仔细又看，里面却有个典故引用皋陶说：杀之三（杀的理由有三个）。尧说：宥之三（宽宥的理由有三个）。 老梅事后翻阅了大量的典籍，也没有在任何书上找到这一典故。 等到放榜，老梅放下自己高贵的身段，用“不耻下问”的高姿态向苏轼请教道，“敢问阁下，这一典故取自何处呢？” 苏轼徐徐地说道：此乃晚辈想当然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以上古尧帝的品行，一定会这样说的。我个人认为，只要能够说明问题，所谓的典故何必都要追究其出处呢？ 这些话，使得自诩见多识广的梅圣俞大为惊骇。 更为传奇的说法还有：欧阳修作为省试知举，苏轼考了个第二，当苏轼前往欧阳修处道谢时，欧阳永叔问，“皋陶说：杀之三。尧说：宥之三。”此说见于何典籍呀？ 苏轼只得说，此说见于《三国志·孔融传注》。 而当欧阳修事后去翻阅此书时，仍未找到。 他日，欧阳修又见到苏轼时，苏轼只得说，三国时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孺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而皋陶与尧之事，我觉得也可以这样理解吧？ 欧阳修归家后，大惊失色，说：苏子瞻真可谓善读书、善用书，将来他的文章必将独步天下啊！ 后面这个段子虽然出自《诚斋诗话》（南宋杨万里撰），但耕文轩主人觉得多少会有点水分，不过为了说明苏轼的少年聪颖，还是录了出来。 仁宗嘉佑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礼部考试，苏轼得了第二，后又以《春秋》对义，苏轼得了第一。 “对义”是旧时科举考试科目之一。是从儒家经籍中摘句为题，考生根据经义解题作文的一种考试形式。 三月初五，宋仁宗御临崇政殿，亲试礼部奏名的进士。殿试的考场在崇政殿的两庑。考场中整齐摆着一排排不足二尺高的小桌，桌后是方凳。 在北宋前期，考桌是唐制的几席，考生要屈膝就席，俯首据案，很不舒服。 当时，所谓符合人体工程力学的考桌恐怕没有引入，其实，宋人虽已习惯了坐椅子，但是直到南宋，才弃用几席，采用桌椅。 在那些符合伪人体工程力学的小桌上，均贴着考生的姓名，摆着御赐的笔墨纸砚，这些办公文具都是上好的贡品。考生考完后，是可以“顺”走的，算是官家的赏赐，也作为各自人生的一段纪念。 此外，还有一把用以改错字的小刀。因为试卷是特制的宣纸白摺，比一般宣纸厚得多，如果写错了字，可以用小刀刮去再写，否则是为“脏卷”，是要降等的。 殿试的考试时间是一整个白天，扣除午饭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考试期间为官家赐宴，菜品非常地道，完全是御厨的手艺，你懂的！但切不可贪一时口福吃得太饱，因为不准、也没时间遛弯，吃得太饱坐不下来；即使坐下来，也容易脑缺血，没法答卷！——这是考验士子们“舍与得”的大智慧呀！ 此次殿试考题共有三道，一诗一赋一策论，分别以《鸾刀诗》、《民监赋》和《重巽申命论》为题。 无论是诗、赋还是策论，殿试文章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要歌功颂德的！还要看你是否倾向于时下当权者的政见，这是“立场路线、政治站位”问题，——组织路线非常重要！ 先说诗： 《鸾刀诗》题出自《礼记》和《诗经》。 鸾刀是一种古代名刀。《礼记》：“割刀之用，鸾刀之贵，反本修古，不忘其初也。”《诗经》：“执其鸾刀，以启其毛，取其血筋。” 意思是说：有了锋利的割刀，祭祀时为什么我们为何还要采用古老的鸾刀呢？那是为了慎终追远、不忘先人的生活方式所承载的文化内在，这种怀旧的做法表达的是“礼在心”的诚敬。 其实，按照现代的高中生议论文的套路，仍是传承与发展的辩证范畴。传承，在古时候被认为是灵魂的皈依之路。唯有如此，才能废旧立新，才能生机勃勃。形式的背后，若缺少必要的内核，那很快就会演绎成复杂的枷锁，进而分崩离析。《鸾刀诗》乃是要以此义作诗。 再谈赋： 《民监赋》即是要弘扬民本思想：得民心者得天下！ 例如，此次殿试状元章衡的《民监赋》开篇：“运启元圣，天临兆民，监行事以为戒，纳斯民于至纯。”宋仁宗赵祯读到“运启元圣”时，动容叹息曰：“此谓太祖。”读至“天临兆民”时，叹息曰：“此谓太宗。”读至“监行事以为戒”时，叹息曰：“此谓先帝。”至读“纳斯民于至纯”时，乃竦然拱手曰：“朕何敢当！”说完便一拍大腿道：“此赋虽不切题，然规模甚伟，自应作状元。”遂将章衡钦点为状元郎。 “别头试”得了第一的林希，自视甚高。“别头试”是唐宋科举中，有的考生与考官有亲故关系，为了避嫌，专门故作姿态另设的考试。 林希的《民监赋》破题一句：“天监不远，民心可知”，小林这句话本是想给执政者以警示，谁知这竟然让仁宗大为不悦。 虽说赵祯同志是难得的“仁君”，——你林希不好好说话！怪谁？…… 最后是论： 《重巽申命论》，出自《易经》的“巽卦”“彖传”。 所谓“巽卦”的卦辞就是“重巽以申命，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本卦是同卦相叠（巽下巽上）。巽为风，两巽相重，有长风相随之象。其实表示顺伏之意，即“上下顺也”。 这个卦是同卦（下巽上巽）相叠，巽为风，两风相重，长风不绝，无孔不入，巽义为顺。谦逊的态度和行为可无往不利。巽卦是易经六十四卦第五十七卦。说白了，就是要帮封建统治者来劝导世人，一定要态度和顺，行为上要顺从听话，等等。 苏轼的试卷《民监赋》、《鸾刀诗》都已散佚，但《重巽申命论》现存苏轼的《文集》中，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一阅。 闲话少叙，言归正传。 六日后，放皇榜。这次殿试赐进士及第者章衡等262人，126人赐同出身。 进士，是我国封建社会科举殿试及第者之称，也是是科举考试的最高功名。及第，则指科举考试应试已经中选，用普通话说就是考上了。 苏轼苏辙兄弟也都进士及第了，章衡第一，苏轼第六，苏辙第十五。 及第后，新科进士们要同赴琼林宴。 琼林宴是为殿试后新科进士举行的宴会，始于宋代，为科举四宴之一。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以前，在琼林苑宴请新及第的进士，故该宴有“琼林宴”之称。政和二年以后，又改称“闻喜宴”。元、明、清三代，又称“恩荣宴”。 也就是在这次琼林宴上，苏轼与常州籍的同科进士蒋之奇、胡宗愈、单锡一见如故。从此也和蒋之奇成为好朋友，加上钱勰和王钦臣，被陆游称作“元佑四友”。 席间，蒋之奇详细给苏东坡讲述了常州地界的风物，介绍了家乡的风雅茶事，还邀请苏轼去游玩。苏轼本就爱茶，被蒋之奇一说，瞬间就对宜兴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让苏东坡大为震撼，当即与蒋之奇立下约定：致仕后，二人要比邻而居，与蒋之奇相约今后将卜居阳羡（今江苏无锡市代管县级市宜兴市）。 古时“卜居”之风盛行，唐时最为讲究。到了宋代，依然延续唐代卜居的风俗，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因为宋代依然是道教盛行的年代，上至天子，下到庶民，还有大量的官员故吏，文人墨客，在居所和丧葬的选择上，都非常重视。在卜居上，他们首先选择居住地域，然后再选择宅院道场，往往还会请来一些术士进行占卜，以确定吉凶，比如当时流行的《相宅经》就详细讲解了如何营建住宅的风水。 宋代还有着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许多文人并没有选择叶落归根，而是移居和丧葬在他乡。 宋代的卜居，虽然在宅院的营造和墓葬地的选择上，颇有慎重，所以在居住地的选择上，大多会选择风景优美之地作为居所。比如苏轼，他非常喜欢阳羡，曾往来多达十余次，以至于要卜居此地。 同榜进士蒋之奇，字颖叔，常州宜兴人，后来官至观文殿大学士。苏轼一生与蒋之奇关系密切。 苏轼在《次韵蒋颖叔》一诗有：“琼林花草闻前语，庵画西山指后期。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后来苏轼多次买田宜兴，都与蒋之奇有关。 蒋之奇的叔父蒋堂（希鲁公），是祥符五年（1012）进士，后官至礼部侍郎。蒋堂曾在苏轼老家眉州任过通判，当时苏轼的伯父苏涣刚举进士，蒋堂读了苏涣写的赋，大为称赏。苏涣为此写信谢之，没想到，二人由此结下奇缘。 坊间也有传闻说，蒋之奇善于钻营，早期对于当时欧阳修支持英宗父亲追封皇考的观点大拍马屁。欧阳修老爷子终于遇到知音，听着舒服，一高兴就极力推举蒋之奇做了监察御史。 谁知仅仅两三年以后，这个蒋之奇恩将仇报，竟然向朝堂上下爆出了一个“大瓜”——向宋神宗诬告欧阳修与儿媳通奸。 关于蒋之奇诬告的动机，据推测应该是蒋之奇当时已经投靠支持变法的新党，在王安石推行新法运动时，蒋之奇正任福建转运判官。当时各地推行免役法，搞得很乱，蒋之奇做得却是很有条理。甚至由于他的苦心经营，政绩一时广为传颂。朝廷也给他升了两级，加直龙图阁，升发运使。所以说，反对变法的主要人物欧阳修就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了。 宋神宗也不是白痴，当然不会相信这种天方夜谭的诬告，当然也不会做出“舍车保卒”的蠢事。最终的结果是蒋之奇弄巧成拙，被贬斥出京，终生因为这一污点被世人不齿。同样，欧阳修的声誉也因此大受影响，“文坛领袖”之光辉形象亦大打折扣，政治生涯也从此一蹶不振，再没有可圈可点之处了，几年之后也就郁郁而终。所以说蒋之奇是欧阳修的仇人，一点也不为过。这是后话。 宴席后，苏轼前去拜见了恩师欧阳修，又修书启谢过了欧阳修及梅挚、王珪、范镇、韩绛。欧阳修喜得才子苏轼，并有意将其培养为自己政治志向和文学改革上的接班人。听说这句话的人一开始只当是欧阳修的戏言而不信，当看到有苏以来，文风为之一变，后来才终于信服。而苏轼父子的文章，遂称颂于一时。 据传，关于欧阳修老先生对于苏轼的评价，从欧阳文忠公嘉佑二年（1057）写给梅圣俞的书信中便可窥见一斑： 今读苏轼的文章，不觉汗出，快哉！快哉也！老父应当避世，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 正是他觉得苏轼的文章清新畅达，不同俗流，便认定这是难得的人才。因此，他力排众议大力提拔苏轼，并向自己的好友梅圣俞举荐苏轼，于是便有了信中所说“出人头地”一词。 欧阳修作为一代文坛盟主，并且乐于奖掖后进，成就了文坛中一段佳话。 按下上述传闻不提，单表嘉佑二年（1057）丁酉进士科进士及第后，日后与苏轼有着交集或恩怨纠葛的同年们： 章衡，字子平，浦城（今属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人，历润州长史，通判湖州，直集贤院，盐铁判官等。苏轼在西湖的治理上章衡不仅有首倡之功，还有鼎力相助之劳。 曾巩（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今江西南丰）人。钱钟书：“在唐宋八大家中，曾巩的诗歌远比苏洵父子好，绝句的风致更比王安石有过之而无不及。” 曾布，字子宣，曾巩弟。 林希，福州人。 朱光庭，字公掞，偃师人。 蒋之奇，字颖叔，常州宜兴（今江苏无锡市代管县级市）人。官太常博士，后升为监察御史。 张琥，后改名璪，字邃明，滁州全椒（今安徽滁州市辖县）人。 郑雍，字公肃，襄邑（今河南商丘睢县）人。 章惇（音敦），字子厚，建宁军浦城（今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人。北宋中期政治家、改革家，银青光禄大夫章俞之子，官二代（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苏轼评。） 此外还有：叶温叟，林旦、晁端彦、邵迎、刁璹（音属）、苏舜举、程筠、傅才元、邓綄（音完）、萧世京、家定国、吴之上、王琦、陈侗、莫君陈、蔡元导、黄好谦、单锡、李惇、丁骘等人。 同知中有个叫晁端彦的。据苏轼几十年后回忆，当时苏氏父子尚寓居在京师开封的兴国寺浴室，美叔（晁端彦）即来见访。当时自报家门称，自己师从欧阳公很久了，公特令前来与你结交，欧阳公考诉自己你将来必定会因学问明世，就连他也要放你出一头地的。 有幸生在北宋——没有文人相轻，相反却都是文人相重的！ 欧阳修、范仲淹、张方平等前辈文人对后来者倾力提携的美德可歌可泣，梅尧臣也不甘落后，在殿试放榜之后，老梅更是专门作诗赠给了曾巩与苏轼，勉励他们更上层楼。 第9章 征鸿初起势，新蝉第一声 嘉佑二年（1057）四月初七，苏轼四十八岁的母亲程氏在家乡眉山县过世了。 当苏轼父子三人在京师接到讣告，来不及准备，就立马起身。 一路的鞍马劳顿，暂且不表。 单说返蜀后，已显沉稳老练的老父苏老泉还是没忘给恩师兼上级的欧阳修、吴中复各修书一封，陈告未及告别、仓皇返蜀之因。 当年十月，苏轼的二伯父苏涣在衡州（今湖南衡阳市）知州任上的任期已满。冬月二十二，程母被安葬于眉山县武阳安镇乡可龙里老翁泉侧自营墓地。 过了些时，终于接到了欧阳修给远在眉山的苏洵回的书信，信中提及了苏轼兄弟的聪明与懂事——当然，两兄弟也随父亲一并给欧阳老先生去过了信。 赋闲在家的苏老泉，有一天竟突然接到了老朋友史经臣去世的噩耗。 前文提到过，史经臣字彦辅，是苏洵的好友，也是苏洵的生命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人，两个人经历颇为相似，二人一同赶过考，也同样地屡次落选，因此可以说是一对人生及仕途中惺惺相惜的难兄难弟。 因此，老友的后事，苏老泉操持得可谓是尽心尽力。 首先是为其治丧、立后，再命长子苏轼前往祭奠，然后是为其收拾遗稿——这可能是对文人身后的最大的慰藉。最后还作文称颂了老史的有才气啦，笃于节义啦等贤德。 嘉佑三年，戊戌年。 眉山。 二十三岁的苏轼，俨然一只展翅欲飞、大翮欲扶风的雄鹰。 官虽不大却被称为是宋诗“开山祖师”的梅尧臣，竟寄给苏洵自己的《题老人泉诗》，先是畅叙了二人的深厚友谊，然后还随信盛赞了苏轼兄弟，勉励苏洵出仕报国。 十月，父苏洵收到了雷简夫的书信，透露给苏洵一个小道消息——朝廷将要召试学士院。十一月初五，朝廷的召命果然下达，天子要召试紫薇阁。 而年已五十的苏老泉却故意称病不去赴试，而是在当年的腊月初一，给仁宗皇帝上了万言书！苏洵以一名布衣的身份先是向仁宗皇帝解释了自己不去赴试的原因，然后是像中国古时候大多数读书人一样，意气风发地向圣上提出了诸如改革吏治、恢复武举等皇皇然之十条治国方略。 上书后心有余悸的苏洵，为了平息自己忐忑的内心，不得不致书雷简夫与梅尧臣，说明了自己不去赴试的原因。对于这种先斩后奏、视死如归的举动，苏老泉的解释是：前段时间欧阳文叔曾把自己写的《权书》等策论文章进献给了朝廷，但朝廷却认为其中观点不可信而不予采纳，那么这次紫薇阁的考试我去参加还有何意义呢？——正好前几日本人刚好身有微恙，就称病不去赴试了！ 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苏洵作为一名封建知识分子，虽然有点迂腐之态，但从另一方面也确实展示了知识分子该有的那种铮铮的风骨。 最主要的是，这种言传身教的举动潜移默化地教会了苏轼兄弟今后的行事以及今后从政的风格。 嘉佑四年（1059），己亥年。 三月。 二十四岁的苏轼守制期满，正式离开家乡眉山，前往成都。在成都期间，苏轼与自己的宗兄宝月大师过往甚密。 宝月大师，法号释惟简，字宗古，俗姓苏。此人九岁出家，十九得度，二十九赐紫，三十六赐号，可谓是僧途一片光明。宝月后来曾出任成都大慈寺六世住持，领袖四川众僧，有广传佛法之功。 绍圣二年（1095），宝月大师圆寂，葬于锦城（成都）之东塔子山，苏轼还为其作了《宝月塔铭》。 宝月大师慷慨地赠给了苏轼两个药方，苏轼以书札呈给了父亲。在成都时，苏轼又向宗兄惟简借了折枝两轴，浮沤画一轴。 折枝，是花卉画的一种，此种画作画花卉而不写全株，只画从树干上折下来的部分花枝，故名。属于扇页之类的小品花卉画，往往以简单折枝经营构图，尤其隽雅。浮沤，原是水面上的泡沫，这里的浮沤画，是指古时候的一种作画之法，用颜料先滴到水面上，在勾勒成图，再转印到画布之上，就形成了一幅浮水画，又叫湿拓画。 在成都，苏轼还采买了缬（古称部分镂空版印花或防染印花灯织物为缬）一匹，后因花样不太满意，想换成黄地月□者（也就是另外的颜色花样，此处已无从考证），还是托惟简去市场上问价，可以洞见二人情谊之深厚。 这一时期，王素从定州（今河北保定代管县级市定州市）移知成都府。王素，字仲仪，一代名臣“魏国公”王旦之子，山东莘县人。 王素到任之前，蜀地铁钱已多，而仍铸钱不止，致使币值越来越轻，商贾不行。到任后，王素下令，十年之内，不准铸钱。由于其为政爱民，蜀地与渭州居民，争相画像祠之。 已经进士及第的苏轼闻讯，由于居丧守孝，不能登门参拜，但出于对王素的敬重，给新任知府上了《上知府王龙图书》，提了一些意见，欲为蜀人陈情。希望王大人不要忽视容易办到的善待戍卒兵丁的养兵之事，更应多加留意于难以处理的、对人民赋税征收之事。 最后，苏轼还不忘并奉上他过去所作的十五篇较为得意的文章，敬请知府大人处理政事之余批评指正（务必多翻翻）。 四月初三，苏轼又给宝月大师去了封信，依然是交代了一些琐事： 例如，惟简让苏轼到民间购买的刺绣观音像，苏轼说现在来不及绣了，现成的有是有，就是歪瓜裂枣的也要六百五六十钱。另外，苏轼上次借惟简的浮沤画，苏轼觉得不是真迹，想要惟简再物色一幅好点的浮沤画，价钱嘛，好说。等等。 确切地说，父亲苏老泉作的《自尤》诗作于该年的五月间，此诗我们前文已经毫不吝啬地全文录出。现实中，苏轼并没有一个叫苏小妹的妹妹，但确有一个长他一岁的姐姐苏八娘。 苏洵共有三子三女，长女与次女均早夭，都没有留下名讳。仅幼女苏八娘长大成人，苏八娘十六岁时依照当时的习俗，嫁给程夫人哥哥的儿子、也即表哥程之才，谁知却惨遭夫家虐待，十八岁便结束了短暂的一生。苏洵在《自尤（并序）》详细讲述了事件的前因后果，字里行间深为自责，悔恨异常。 六月，苏洵上书欧阳修，提前报告了等到秋后要带二子赴京师的消息。 根据儒家传统的孝道观念，朝廷官员在位期间，如若父母去世，则无论此人当多大的官，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辞官回到祖籍，为父母守制二十七个月，号称三年，这叫丁忧。 丁忧的道理是什么呢？ 就是子女要报效父母的恩情，孩子出生三年内都离不开父母，时时刻刻都需要父母的照料。所以对父母晚年要尽心尽力，父母不在了，做子女的也要时时想念他们，至少在坟前守孝三年。 官员在丁忧期间唯一的任务就是为父母守孝报恩。在丁忧期间夫妻要分开，吃、住、睡都在父母的坟前旁边，停止一切的娱乐和应酬，守孝三年期间不得进行婚嫁庆典等喜事。 在蜀地为母丁忧即将结束前，苏轼留下了诗作二首：分别是《咏怪石》和《送宋君用游辇下》。 这两首诗，一度被看作是苏轼的试笔之作，属苏轼最早的诗作。苏轼的这一举动，被后世的评论家认为是：征鸿初起势，新蝉第一声。 这两首诗，学界也有人认为不是苏轼所作，但也无确证，因此该两诗存疑，而大部分版本的《苏轼全集》均是从水路出川的《南行集》开始。对苏轼作品的研究，人们关注的往往是其成名及以后的作品。然而，苏轼的灵感火花并非是偶然间点燃的。 可以肯定的是，《送宋君用游辇下》这首极长的五言诗应该是在出川前的秋八月所写，这是苏轼研究专家孔凡礼老先生从诗中“八月秋风高”这句话推断而来的。 此时，苏老泉已经上书欧阳内翰，通报了他的两个儿子居家服丧之期已尽（可以出来做官了）。 这时候的苏轼闲来无事，就与妻哥王愿一起游览了眉州青神县的猪母泉。 由于苏轼前后娶了王弗及堂妹王闰之，那么，这个妻哥究竟是哪一个老婆的哥哥呢？这里有好事者，从苏轼的作品中知道了王闰之只有个弟弟叫叫王箴，没有听说还有哥哥。因此，就基本断定了王愿同志就是王弗的哥哥了。 其时，苏家园中有怪石，又植疏竹于其间。 苏轼作了一首后世都不相信是他所作的诗（由于诗极朗朗上口，很有李太白的气势在，也许就是模仿李太白的也不一定），却能从诗中窥见苏轼早期诗作的渊源。因此不忍过多地舍弃，遂摘录如下： 《咏怪石》 家有粗险石，植之疏竹轩。 人皆喜寻玩，吾独思弃捐。 …… 凡此六用无一取，令人争免长物观。 谁知兹石本灵怪，忽从梦中至吾前。 …… 子向所称用者六，星罗雹布盈溪山。 伤残破碎为世役，虽有小用乌足贤。 …… 子今我得岂无益，震霆凛霜我不迁。 雕不加文磨不莹，子盍节概如我坚。 …… 吾闻石言愧且谢，丑状炊去不可攀。 骇然觉坐想其语，勉书此诗席之端。 第10章 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父子出川 请大咖们记住这样一个有点小小争议的日子：嘉佑四年（1059）十月初四（或初五），苏轼兄弟随其父苏老泉先生郑重地离开了家乡眉山，一条久处深潭的蛟龙，注定要一飞冲天、闻名于世了！ 大约两天的功夫，父子三人即到了嘉树。 嘉树，在罗目县（今四川峨眉山市罗目镇）东南三十里阳山江溉。相传曾有两树对值，树围三十二尺，两树上端均引出两丈长的横枝，两侧横枝相互攀援连理，以致遮天蔽日。此树种名今天探明为黄葛，是桑科、榕属落叶乔木，号称嘉树。 黄葛树是桑科榕属植物，其茎干粗壮，树形蜿蜒古朴。若用利器在树皮上划上一刀，“伤口”就会分泌出白色的黏糊糊的液体。此树种寿命很长，百年古树几乎比比皆是，在佛经里它又被称之为神圣的“菩提树”。旧时风俗，在我国西南一带，此树只能在寺庙、公共场合才能种植，家庭很少种植。 因此，嘉树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处盛景，而不是什么市镇或者村落。这种景点，绝对适合苏轼父子短暂舣舟，上岸踏访一番。 “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也就是在这一处黄葛树铺天盖地的浓荫之下，苏轼开始了一生的诗词创作。 这首《初发嘉州》是苏轼最早的诗作（此前还有两首，但有争议），作于嘉佑四年（1059）。其时的苏轼、苏辙业已中举，奔母丧后正由四川眉山随父再赴京都。 父子三人取岷江水路，经嘉州、犍为，离蜀出峡，直下江陵（今荆州）。 苏轼时年二十四岁，尽览山川形胜，“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这期间，父子三人“舟中无事，博奕饮酒”，你唱我和，写下百余首描写巴蜀盛景的诗篇，结集谓之《南行集》。 《初发嘉州》便作于这年冬天由嘉州出发之际。其时，苏氏父子已名动京师，文章播于天下。 有学者认为，苏轼的一生虽然命运多舛、纷繁复杂，但他的各种思想均可从他所作的巴蜀诗中窥见其心迹。一个人对故乡的感情变化，始终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断然不会掺假。因此，苏轼所作的巴蜀诗就像贯穿他一生的路一样，无论他离开故乡有多远，沿着他的巴蜀诗路总还能洞悉苏轼坎坷一生的思想与诗变。 宋仁宗嘉佑四年（1059）十月，苏轼兄弟随父二度出川。 父子三人自眉州进入嘉陵江，经戎（宜宾）、沪（泸县）、渝（重庆）、涪（涪陵）、忠（重庆忠县）、夔（奉节）诸州，顺流下峡，腊月间抵达荆州，就在荆州过的年。 次年的庚子年正月，父子三人又自荆门起身，转为陆行北上，经由襄（襄阳市辖区）、邓（邓县）、唐（唐河县）、许（许昌）等地，最终抵达京师汴梁（今开封）。 由于出峡时走的是水路，舟行水上，闲来无事，因此但凡一路上看到的、听到的和心中想到的，均被苏轼诉诸于笔端，歌之咏之。连父亲苏洵和胞弟苏辙创作的诗文加在一起，前后竟累有百余篇，结集名之曰《南行集》。 在素质教育被日渐重视的今天，苏老泉这种培养孩子面对风景，有感即记的好习惯实在还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榜样。 父子三人先后游览了嘉州的龙岩，凌云寺。 在嘉州（今四川乐山）渡口，遇到了郭纶，于是写了这首诗《郭纶》。“河西猛士无人识，日暮津亭阅过船。路人但觉骢马瘦，不知铁槊大如椽。”郭纶本是河西一带知名的勇士，如今的人们却都不识得他了，这位昔日的猛将只是在傍晚时分，坐在渡口，闲看过往船只来打发时间。 路人只见他骑着一匹瘦弱的青白色马，却不知他曾经使用的长矛大如屋椽。郭纶说，正是因边疆久无战事他才沦落如此，一旦有了战况，他甘愿冲锋陷阵。“因言西方久不战，截发愿作万骑先。”（《郭纶》） 郭纶曾经为河西弓箭手，屡有战功，仁宗康定元年（1040）九月，西贼寇三川寨，郭纶固守，定川堡得不陷，但终不获赏。在黎州（今四川汉源北）任都监留有诗作，到官期满时，连归家的路费都没有。 苏轼兄弟因感其不公，分别赠诗于郭纶。 其中，苏轼“河西猛士无人识，日暮津亭阅过船。”（《郭纶》）更是将英雄末路的悲凉气概演绎得淋漓尽致。 苏轼兄弟还游览了九顶山治易洞，分别题了诗。在九顶山上的清音亭，向下可尽览长江景色：村舍人家屋脊参差、鳞次栉比，远处则是三峨横陈之状。 川人有谣曰：天下山水之胜在蜀，蜀之胜在嘉州，嘉州之胜在凌云寺。 这次，苏轼挥毫为清音寺的一座亭台上题额“清音亭”。日后，嘉佑岁中题额后的此亭更成了南山凌云寺之胜！ 嘉州当地曾有传闻：当年苏轼兄弟还随同父亲一起造访了在此注释《易经》的隐士程公望的治易隐舍。嘉州城北十里的白崖上有三处岩洞：白云洞、朝霞洞、清风洞。其中朝霞洞还有一个名字叫蕴真洞，又叫治易洞。其时，有位叫程公望的逸民驻锡于此，故有驻锡洞、程公洞之称。 十月十二，苏氏父子离开嘉州的前夕，正好嘉倅（嘉州通判）任屯田要去成都，苏轼于是委托任屯田给宝月大师带去了书信，吐露了此番远行前大师未能如约前来话别的遗憾，本来二人相约要在钓鱼台下会面的。 次日，苏家父子举家托舟远航，同行的有苏家的二位儿媳和苏氏兄弟的乳母任氏（任采莲）、杨氏。在苏轼的一生中，这位乳母任采莲是位重要的人物，这也是任氏随苏轼宦海一生、辗转千里的起始点。 少年离家，可谓是极具“鹰隼试翼、风尘吸张”的豪情，“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数年后，故乡是一位漂泊者的心灵归宿，而此时却是一位离乡少年的人生起始点。“相期定先到，久立水潺潺。”，按《平水韵表》（下文同，不再另注）：此诗（《初发嘉州》）押下平一先韵，其气韵洒脱，格律谨严，相较日后的“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的劫后余生，此时的苏轼还处于少年稍显拘束的未加走马纵笔之时。 自嘉州东舟行一百二十里，过四川犍为县（今属四川乐山）时，苏氏父子游览犍为山水于子云亭下，并参观了犍为县北百余里书楼山上的王氏书楼。王氏后人中王齐万、王齐愈原为蜀人，后王齐万秀才曾寓居武昌，被贬黄州的苏轼与之常有书信往来，这是后话。 苏轼父子自嘉州、犍为一路沿岷江水路东进，来到宜宾，在宜宾进入长江水道。 宜宾位于四川盆地南缘，地处川、滇、黔三省结合部，因金沙江、岷江在此汇合成长江，素有“长江第一城”之美称，自古以来就是南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沟通东西、连接南北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战略转换要地，被誉为“西南半壁古戎州”。 可初次途经此地的苏轼兄弟却不识此地风物，竟把此处江域两岸的山脉说成了“夷中乱山”。这也难怪，当时在这里，苏轼看到的只有眼前三三两两地靠着古柳，极力向外来的客人出售柴薪与茅屋破败，煮蔬充饥，不识肉味、与麋鹿为友的蛮荒山民。 舟过宜宾，两岸的石壁已尽，视野突然开阔，牛头渚就到了。苏氏一家当晚舣舟并夜宿牛口渚（今宜宾牛头坝镇），住到了苏轼兄弟俩的同科进士廖致平的别业牛口庄。 此后，“三苏”才华轰动京华，他们在牛口坝吟诗诵赋的这段佳话，也就成为戎州人文风物被永远载入大宋诗史。戎州人士对三苏父子夜宿牛口坝留诗之事念念不忘，还将不远处一条汇入岷江的小溪命名为“思坡溪”，将小溪流经的山谷称为“会诗沟”。 若干年后的元符三年（1100），苏轼的学生黄庭坚又自戎州溯流而上欲去青神，也是夜宿官至朝议大夫的宜宾人廖致平的牛口庄别业。 廖致平之父廖翰是位传奇人物，即旧州塔的实际捐建者，即黄庭坚《南园遁翁廖君墓志铭》文中的遁翁。廖致平蒙祖上余荫，上承家学，多有成就。后来黄庭坚谪戎期间，廖致平也正好“丁父忧”在家守孝。于是乎，作为师友，便常与山谷游宴，既作本地导游，亦能相互受益，也算是黄连树下弹琵琶——苦中作乐吧。 中国国家博物馆里展出的唯一一件与宜宾有关的文物，就是黄庭坚书法《牛口庄题名卷》，这在宜宾的人文史上就份量不小。黄庭坚在上溯晋唐、学习前人经典书法时，对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苏轼，可以说黄庭坚的手札小行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学苏轼的。黄庭坚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其书法技艺深受苏轼书风的影响。 宜宾有着黄伞崖墓群及唐宋摩崖石刻，还有黄庭坚谪留戎州后会友赋诗的会诗沟，以及公馆坝明永乐古窖等人文景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牛口坝为中心沿岷江近十公里的江岸是古戎州的一个人文集中地，近千年来一直是戎州一段重要的人文走廊，时至今日，依然闪耀着文化的熠熠灵光。 想当年，在牛楼渚借宿的夜里，毫无睡意的苏轼披衣起床，看着这些山川一色的大荒之地，远处的江面上洒着波光粼粼的月光时，不由得想起了当年随父在京师开封的日子： 嘉佑元年（1056）夏四月，京师大雨，半夜里蔡河忽然决口。一时间，《清明上河图》中那种车水马龙的场景突然切换成了满街的搜救的舟楫。 面对着亮如白昼的灯火下，疏星倒映在在京师喧闹的漫水街面上，闪耀着冷冷的光芒。今天，当苏轼在这里又看到初次进京时那种似曾相识的一幕时，很是感慨，遂作五言诗《牛口见月》。 作为一名青年才俊，京师无疑是苏轼一心向往的圣地。抛开游览赏景的乐趣，早日抵京、大展宏图，一定是此时苏轼心中的真切期盼。 宜宾是个盛产酒的城市。 宋代宜宾姚氏家族私坊酿制，采用大豆、大米、高粱、糯米、荞子五种粮食酿造的“姚子雪曲”便是今天四川宜宾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五粮液酒最成熟的雏形。 我们知道，苏东坡对酒文化的贡献不仅在于善咏酒，还在于善酿酒。他具有酿酒的哲学思想、科学原理和巧妙方法。因此，他酿出了蜜酒、桂酒、真一仙酒等。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爱酒文人无法与其比拟的。所以，他对酒文化的贡献是独特的。 但在苏轼的时代，古称“戎州”的宜宾地区却是一个极为原始的群蛮之地，黎、蒯、虞、牟，夷夏杂居。蛮獠风俗、椎髻跣足、凿齿穿耳，在苏轼的眼里，那真是“乱山围古郡，市易带群蛮。廋岭春耕少，孤城夜漏闲。”（《戎州》） 戎州，古称僰（音勃）国。西南诸州的蛮獠之中，戎獠最为开化或者说最有人道，故僰字下部首从人。 为什么这样说呢？在泸州西南二百余里的淯井监，苏轼于一集市上购得一只非同寻常的蛮布织就的弓衣（古人装弓的袋子）。要说弓衣也没什么，奇就奇在这只弓衣上被蛮人绣了一首梅尧臣的《春雪》。 《春雪》诗在梅集中一向被视为绝唱，可能是因为梅尧臣当时诗文名动天下，所以诗文得以流传到夷狄之中，被绣在了贵重的物品上了。 苏轼当然不傻，在到了京师后，就转手将此弓衣进献给了恩师欧阳修。 第11章 带有深深悲情的楚声——竹枝词 我国古代的儒生一般要求“通五经、贯六艺”。 “六艺”就是要求他们必须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乐”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乐理和乐器。 在夜行长江的航船上，苏老泉焚香敛坐，沐手抚琴，左右开弓地为两个儿子弹起了“琴操十二操”的《文王操》，彼时，江空月出，琴声奇绝。 舟船顺流而下， 故乡眉山渐行渐远。苏父这一举动绝非简单的消遣之举，而是作为促成儿子们成为合格儒生的言传身教。 船行至离泸州七十里的南井口时，苏氏父子专门泊舟岸边，等待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乡任孜的前来相会。 任孜，字尊圣，眉山人。曾以学问气节雄冠乡闾，累官至光禄寺丞，后来的名声与苏洵相上下。这个任尊圣此时为简州平泉县（今四川平泉镇）令，苏氏父子特意泊船南井口，就是期待与之相见。 结果是等到天快要黑了老任尚未等到，正当苏老泉悻悻地准备要走之际，好在任孜终于赶来了。他乡遇故知， 才使得苏轼父子跋涉在浩渺江湖间的宦游孤独之心，于他乡得到了些许的慰藉。 船过泸州，东行一百二十余里即到合江县。 合江县今天仍属四川泸州市，是长江上游置县最早的三个县之一，今天已被认定为“千年古县”。合江县因旧称安乐县，境内现有安乐山、安乐溪等名胜。安乐山在县东八十三里，也便是安乐县旧时取名的来由。 苏轼在过安乐山时，听到当地人的传说：说山上有一种树，不知树为何名字，只见叶子似荔枝叶那么长，每片叶子上都有文字样的图案。图案或密或疏，有点像昆虫咬噬过的痕迹，又像道士或巫师画的符篆。 就连后世的陆游也曾描述过这种树叶：黄牛庙后的树丛中，有一种叶子似冬青的又不是冬青，谁都叫不上名字。秋天的落叶上有黑色的类似符篆的文字，且每片叶子上的图案都不尽相同。 也有人说，树叶上出现的符篆，那是因为张道陵曾经在这座山上修过道的缘故。 张道陵（34—156），字辅汉，原名张陵，东汉丰县（今江苏徐州丰县）人，是我国道教的创始人。因其最初创立的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故又称张天师。 关于张道陵入蜀的原因，一是“闻蜀人多纯厚，易于教化，且多名山”，对自己创教有利。二是“闻巴蜀疹气危害人体，百姓为病疫灾厄所困”，他遂产生了用符、丹为人治病的念头。 入川后，张天师先居阳平山，后住鹤鸣山，最后还到过西城山、葛溃山、秦中山、昌利山、涌泉山、真都山、北平山、青城山等地，专门精思炼志。 关于老张曾在合江县的安乐山上修炼过的记载，很遗憾，暂未找到相关的文字记载。但这也许不影响苏轼的联想，他在诗中写到：天师化去知何在，满树秋叶岂能神。（《过安乐山闻山上木叶有文如道士篆符云此山乃》） 船过泸州后，长江水道折而奔向东北方向。 苏轼在船上看到两岸的山峰犹如走马，倏忽之间就过去了数百座，山形也千姿百态，有的槎牙变态，有的杂沓如奔，山上的小径远观则好似萦绕的飘带。 站在船上，刚想与岸上近在咫尺的行人打个招呼时，无奈小船已像飞鸟般地顺流而下了。转瞬之间，苏轼父子已被带到了渝州（今重庆）的地界。 在渝州停留时，苏轼给青神县的的老乡王道矩寄了一封书信，回忆了二人曾在一起共论唐史的纯真友谊。过涪州（古巴国，今重庆市涪陵区）时，苏轼捡到了一只名叫山胡的小鸟。 这种鸟学名叫黑喉噪鹛，因叫声响亮动听，俗称“山胡鸟”，自古常被作为观赏鸟饲养。对于舟行江上的枯燥生活而言，这只山胡鸟想必会给年轻的苏轼兄弟带来一定的快乐体验的。 船过渝州、涪州，再经明月峡，就到了忠州（今重庆忠县）丰都县。 明月峡，位于四川广元嘉陵江西陵峡东段，因峡两岸的山岩多呈银白色，并和青峰、江水相辉映，使整个峡江好像镀上了一层朦胧的月光，因此得名。 峡中多有奇峰怪石：有山势嵯峨半插云天的天柱峰，有宏丽幽深的黄颡洞，还有被茶圣陆羽称之为“天下第四泉”的蛤蟆碚，有腾空飞架的仙人桥，有裁云剪雾的青峰“三把刀”，可谓是天然的中国交通“博物馆”，也充分展现了李白笔下“蜀道难”之现实情形。 在丰都县，苏氏父子专程拜见了当地的李知县，在李知县或是县府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游览并在仙都观题了诗。当然对于已经进士及第的苏轼兄弟而言，这也是官场社交的正常游戏规则。 李知县告诉苏氏父子，之所以知道几位先生要来，是因为这山上有一头年老的山鹿，一般的猛兽与猎人都无法伤到它。如若有客人远道而来，老鹿将彻夜长鸣，所以就知道了有客要来的信息，坐地守候，从来还不曾有过差错。（其实，按现在的推断，这也许是高情商的李知县待客说辞的官场套路，也说不定） 鹿本为瑞兽，据说鹿千年才能化为苍色，再过五百年方能变成白色。因此白色的鹿，古时以为祥瑞。 苏轼父子均感到稀奇，于是都作诗记述了此事。 舟行长江中，天上忽然飘起鹅毛大雪。作为文人的苏轼父子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于是，父子三人就玩起了限字作诗的游戏，聊以解闷。 他们此次作诗的目的是描摹雪景之状，但要效仿欧阳修创立的体例，即比喻雪不能用盐、玉、鹤、鹭、絮、蝶以及飞舞等字眼，并且也不能使用皓、白、洁、素等修饰之语。超常的难度，只能用一些类比或联想的方式去遣词造句，来达到描述雪的意象。 让我们仅抽取苏轼的两句诗，看他是怎么写的： “冻吟书生笔欲折，夜织贫女寒无帷。沾裳细看巧刻镂，岂有一一天工为。”（《江上值雪效欧阳体限不以盐玉鹤鹭絮蝶飞舞之》） 就这样，苏轼仅用寥寥数语，雪花的晶莹与雪天的寒冷已被刻画得栩栩如生了。 在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里，这种比喻的运用按说也并不鲜见，和苏轼一样写雪比较精彩的句子还比如有：面堆金井，谁调汤饼；玉满天山，难刻佩环。等等。 途经忠州南宾县（今四川丰都）时，映入苏轼眼帘的是，在这个与屈原没有任何关系的地方竟建有一座屈原塔，而此时，距屈原投汨罗江已经过去一千多年了。身为一代青年才俊的苏轼，在两年前就已进士及第，正是意气风发之时，于是有感于屈原的高洁品性，和后人对屈原的尊崇，写下《屈原塔》这首诗。 苏轼认为，忠州原本并无此塔，可能是后人为了追思战国时期楚国三闾大夫屈原的需要，才专门建造的。 屈原我们都知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是“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被誉为“诗魂”、“中华诗祖”、“辞赋之祖”。从他开始，我们中华民族才有了专门以文学着名于世的作家。 屈原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因为屈原是在端午节这一天死去的，所以“端午”便演变成了我国老百姓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闻一多先生认为把端午节和屈原捆绑在一起，是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中才出现的，而“端午节”却是早已存在的。 文化学者胡适先生甚至怀疑是否真的有屈原这么一个人存在，因为在司马迁的《屈原列传》之前，史书上没有关于屈原的记载。在司马迁之前至战国屈原所在时期几百年这段时间里，对屈原的记载是空白的。屈原是在司马迁的《屈原列传》才首次出现的，如果真的有屈原这么牛的一个人，史书上是不该缺席的，司马迁有可能是根据道听途说的故事写成的《屈原列传》。 游览完了屈原塔，苏氏父子还兴致勃勃地游览了忠州城南数十里的长江对岸翠屏山中的望夫台。 关于“望夫台”，仍是由一类老套的传说版本化来：昔人出游，数年累岁而不还，其妻登山望之，久乃化为石。 可苏轼看在眼里的却只有舟行江上，人来人往，“浩浩长江赴沧海，纷纷过客似浮萍”（《望夫台在忠州南数十里》），“望夫石”的凝立不动，正投射出人世间熙来攘往的过客匆匆。 中国的文学是一脉相承的。自《诗经》与屈原创立《楚辞》以来，前赴后继出现的继承衣钵者有：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等等数不清的文学精英。 到了刘禹锡，又发明了竹枝词。再到宋代的苏轼，更是对竹枝词也情有独钟。 竹枝词，是一种诗体，是由古代巴蜀间的民歌演变过来的竹枝，又名“巴渝辞”“竹枝子”等。 刘禹锡在任夔州刺史时把当地民歌变成了文人的诗体，对后代影响很大。之后的人们对竹枝词越来越有好感，便有了“竹枝”的叫法。 “竹枝词”的特点是每句第二字俱用平声，其余的字平仄不拘。 此时，流连于忠州的苏轼经过考证，认为竹枝词本为楚声，其特点“幽怨恻怛”，若无深深的悲情，断不能歌之！比如古楚人因为怀念舜帝的二妃湘夫人、思念楚怀王或者是同情楚霸王的这类场景，就最适合用这种曲调。 为了表达自己心中的这种情调，苏轼亲自操刀做竹枝歌共九章，一章四句，第一第二第四句分别押平声韵。由于苏轼的爷爷叫苏序，为了避开爷爷的名讳，苏轼只好把自己作于竹枝歌前的序改成了“引”，且在苏轼日后的所有作品中均是如此处理，不再赘述。 诸位若是对竹枝词感兴趣的话，可网搜一下刘禹锡着名的《竹枝词九首》和苏轼的《竹枝歌并引》一读。 第12章 书生意气，初识巫山之云 沿流而下，船过了忠州（今忠县）即到万州（今重庆万州区）。 在万州武宁县东南十三里的木枥山白鹤观，父子三人又分别现场赋诗“秀”了一把，赞颂了许迈（字旌阳）在此山得道后为民除害，举家飞升的光辉事迹。 到了夔（音葵）州，也就是今天位于三峡之巅的重庆奉节县，夔州古城里有一处不忍错过名胜叫永安宫。 永安宫是蜀汉昭烈皇帝刘备托孤的故址，原为刘备在白帝城的行宫。章武二年（222），刘备率四万大军东下，为二弟关羽报仇，遭东吴大将陆逊的火攻连营之计，惨败后退守鱼复县，遂改县名为永安，军营亦名永安宫。 永安宫南面一里地的渚下平碛中，至今据说还留有三国时诸葛孔明修造的八阵图旧迹。 苏氏父子舟行此处时，看到这里的“诸葛八阵图”原是聚细石而为之，每阵各高五尺，广度为十围（成人两臂环绕的长度大约为一围），星罗棋布，纵横布局。中间相去各九尺，正中开有南北巷，悉广约五尺许。 杜甫在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夏迁居夔州时，夔州已有武侯庙，江边还有八阵图，当地人早就有传说为三国时诸葛亮在夔州的江滩所设。向来景仰诸葛亮的杜甫，不由自主的用了许多笔墨吟咏古迹以抒怀。《八阵图》便是其中一首：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夔州人自古以来最为敬重的就是诸葛孔明，每年的人日（农历正月初七）老百姓都会倾城出游，踏行碛上，谓之“踏碛”。 在苏轼眼里，诸葛氏一心辅佐刘皇叔恢复汉室，走斜谷而出祁山。可不尽人意的是，六出祁山每每因粮草不继而功败垂成。 今日的诸葛亮八卦图仍箕张翼舒，鹅形鹳势，象石分布，宛然尚存。三蜀雪消之际，峡谷水涨，奔泻而下，气势恢宏。但“孔明死已久，谁复辨行列。”（《八阵碛》），在滚滚长江水的冲洗之下，古往今来的多少豪情都在无情的岁月中消失殆尽，“惟余八阵图，千古壮夔峡”（同上）。 在诸葛盐井，苏轼看到此处并列有盐井十四口，自山下至山上，其十三口井常空。但每当盛夏水涨，盐井里的泉水就会溢出井沿迤逦流入江水中。 二十四岁的苏轼又从哲学的角度，按五行中咸入肾，肾属于水，因此作诗说“五行水本咸，安择江与井？”（《诸葛盐井》），然后笔锋一转，又从人性中的贪欲入手，在对世间万物的索取上永无止境。以至于世间多数人“犹嫌取未多，井上无闲绠”（同上），总是觉得“绠短汲深”，满足不了自己的贪婪之心。 当今我们学生时代课本中有李太白的诗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其中的“白帝”，就是指位于这里的白帝城。 白帝城坐落于今重庆奉节县瞿塘峡口的长江北岸东白帝山上，是长江三峡的着名游览胜地，原名子阳城，为西汉末年割据蜀地的公孙述（字子阳）在山上筑城所建。因城中一井常冒白气，宛如白龙，他便借此自号白帝，并名此城为白帝城。 关于公孙述，可谓是个悲剧式人物。他喜欢苛求细枝末节，斤斤计较小事。虽敢诛杀而不识大体，有个怪癖就是喜欢随意更改天下郡县的官方名称。 由于此人年轻时做过郎官，学过汉家制度，所以常常仿效汉天子法驾出入的仪仗，銮旗旄骑，陈置陛戟，之后车驾才缓缓驶出城门。一句话，爱好装逼！ 同时又立他的二子为王，食犍为、广汉各数县。 群臣多有规谏，以为成败还不可知，军队就已暴露在外。再加之急于封儿子为王，表现出没有大志，势必挫伤将士们的斗志。公孙述非但不听，还规定只有他公孙一家一姓的才能够当官掌权，由此大臣们都埋怨不迭、侧目而视。 以至于东汉开国功臣马援如此评论他：“子阳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 ，“天下雌雄未定，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与图成败，反修饰边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 因此，在松柏参天、气象甚古的白帝庙前，苏轼发出了“犹余帝王号，皎皎在门楣”（《白帝庙》）的喟叹，就是这句少年老成的评语，深深地把清朝的纪晓岚弄得心服口服了，“纪大烟袋”一拍大腿，说苏诗的结尾没有用谩骂作结，实属另辟蹊径也。 想必让老纪去作这首诗，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老人家最后必将用极恶毒的谩骂之语作结的。 古往今来，自成都走水路到夔州（重庆奉节），凡经过涪州、忠州这些看似险要地段的，皆还称不上是峡，惟有进入到长江至夔府以下地段，方可算作“入峡”。 长江三峡中第一峡——瞿塘峡，又名夔峡，西起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城，东至巫山县的大溪镇，全长约八公里。在长江三峡中，虽然瞿塘峡最短，却最为雄伟险峻。西端入口处，两岸断崖壁立，高达百丈，宽度却不及百米，状若门户，故名“夔门”，古往今来有“夔门天下雄”之称。 长江从此门奔涌东泻，将两岸悬崖峭壁冲刷得如同刀削斧砍，于山高峡窄之地仰视碧空，只见云天一线、水流湍急，江面最窄处不足五十公尺，惊涛骇浪，水沫乱溅，令人毛骨悚然。 瞿塘峡虽短，却能“镇全川之水，扼巴鄂咽喉”，古人形容瞿塘峡“案与天关接，舟从地窟行”，沿江而下，至今可见古栈道遗址、风箱峡古代悬棺、分壁墙、凤凰饮泉、倒吊和尚等奇观，其中分壁墙上还布满了历代碑刻，蔚为壮观。 在白帝城下瞿塘峡口有座滟滪堆，俗称“燕窝石”，古代又名犹豫石。 由于滟滪堆的拦截，致使本已十分狭窄的瞿塘峡显得更加逼仄，因而江水更加湍急凶恶。因航运的需要，于上世纪的一九五八年冬这里的滟滪堆被炸除。如今这块巨石被存放在重庆的三峡博物馆中，供人们前去参观凭吊与怀旧。 当年的苏轼到了这里，其看法却异乎众人： 他觉得，是滟滪堆挫败了狂奔的长江水，使其老老实实地“迤逦循城而东去”，“安行而不敢怒”。 苏轼在《滟滪堆赋 》的前序中这样交代（已很通俗，无需解读）： 世以瞿塘峡口滟滪堆为天下之至险，凡覆舟者，皆归咎于此石。以余观之，盖有功于斯人者。夫蜀江会百水而至于夔，弥漫浩汗，横放于大野，而峡之大小，曾不及其十一。苟先无以龃龉于其间，则江之远来，奔腾迅快，尽锐于瞿塘之口，则其崄悍可畏，当不啻于今耳。因为之赋，以待好事者试观而思之。 在该赋的结尾处，苏轼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不同于世人的独特见解，解释了滟滪堆有功于人的原因，阐发了世事“有以安而生变，亦有以用危而求安”的道理，显示出了他超乎寻常的哲学眼光。 全赋行文层层深入，句式灵活，少用典故，语言平易而生动，气势恢宏而急缓有致，体现了苏轼青年时代的文风。 古语曰：山峭而夹水为峡。 当奔腾的长江水抵达古夔州府城东的瞿塘峡口时，入峡前，硕大如牛的庞然巨石，砥柱中流，锁一江怒水。每逢夏秋之际的洪水期，江水要在间歇的漩涡千回万转，声裂峡谷。经过“滟滪回澜”之后，江水才算是正式入峡。 苏轼在入峡时写的一些诗文中，尽是用了一些诸如：奔如电、波如蓝、山似龛、惊如骖、窄似庵、鸣如鼓等警峭之辞，最后以意味深长的淫佚咏叹，还借助一只峡间翱翔的飞鸟对林泉的眷恋，试图引发出人世间所谓荣华富贵与尘劳安逸的局促之状。 中国古代诗词歌赋中的“巫山”这个词，除地理特定的写实之外，大多时候只是“泛指”与“写意”，并非要特指哪里的巫山。 譬如，元稹《离思》诗曰“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其中的“沧海”、“巫山”显然都是文学意义上的喻指，诗人只是借湖北云梦“巫山云雨”的典故，含蓄地表达了一种“情到深处人孤独”的沧桑，并非要具体指明是哪里的巫山，更不是指今天这座巫山县的大山。 其实，唐宋之前的巫山是专指古奉节的“巴东（郡）之山”，唐宋及以后是指古奉节的“夔州之山”。 由于各种原因，总有人喜欢望文生义，以为“巫山”就是指巫山县的山。 而长江三峡之一的“巫峡”又正好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和湖北省巴东县境内，从而导致一些人误以为“巫山”就是指“巫山县的巫峡”。 实际上，“巫峡”只是东西走向的一段三峡裂谷，而“巫山”却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山脉群峰，即使整个长江三峡也只是“巫山”的一部分而已。 长江自三峡取蜀地数千里，光三峡一带就逶迤连绵了七百余里，两岸山峰峭壁相连，几乎没有什么缺口，重岩叠嶂，遮天蔽日，若非正午或是夜半时分，连日月都难得相见。 苏氏父子过巫山县没有留下诗篇，也许是没有停船，他们直接驶入巫峡。只知道他们来到神女峰脚下的神女庙之后，泊船游览，三人都留下了诗作。 苏轼意气风发地写下了一首长律《巫山》，记述了“仰观八九顶，俊爽凌颢气。晃荡天宇高，奔腾江水沸”的巫山段的三峡奇观。结尾仍是依惯例借助一位野老的哲语道出了凡人之所以不能成为神仙的缘由——主要还是无法忘记名利，若是能够抛却尘缘，即是独处在巫山之间，也能潇洒存活。 有人说，三十岁的人，以为自己什么人生哲理都懂了，常去讲一些大道理给别人听。到了四十岁，就会对以前总结的所谓“大道理”产生一些动摇，同时人也会变得从容些了。到了五六十岁时，若还有人在他耳边给他扯些个“闲篇”，指不定他“老人家”会在心底不齿地骂道：——扯淡！滚犊子！ 当然，二十多岁尚不谙世事的苏轼也不能免俗——在他的诗里也大张旗鼓地说了许多自认为很有“哲理”的话。 我们发现，在苏轼出峡时写下的诗中，知名于后世的名篇几乎没有。倒是他日后处于困厄之间时写就的、已不再讲什么哲理的平和之作，流传下来的倒是不少！ 第13章 水路走完，荆州过年 今天的“巫山十二峰”，是巫峡当中最着名的景点。 十二峰分别为：登龙峰、圣泉峰、朝云峰、神女峰、松峦峰、集仙峰、净坛峰、起云峰、飞凤峰、上升峰、翠屏峰和聚鹤峰。(其中净坛峰、起云峰、上升峰隐于岸上山后，在船上见不到。) 十二峰中最为美丽动人的公认为神女峰。 但在古时，十二峰最原始的名称有：望霞、翠屏、朝云、松峦、集仙、来鹤、净坛、上升、起云、飞凤、登龙、圣泉，惟独没有“神女峰”的称谓。 可是，苏轼的出蜀诗有关于神女的诗句。后人经过推断，十二峰中，惟神女峰最为纤丽奇峭，宜为仙真所托，所以民间就有了“来鹤峰就是神女峰别称”的说法。 巫山庙一带江段数十里，苏轼看到天空中翩飞着许多聒噪的乌鸦，人称“驯鸦”。看到有船只前来，就会上前迎接数里，等船过此地，又会群飞数里去欢送，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取食舟人手中的残羹剩炙。而当地的来往行人认为这是神鸟，也并不去加以伤害。 面对这些取食已叛乎其道的鸟类，苏轼抱以仁慈的态度。他作诗道，就连翱翔天际的野鹰，为了一口吃的，不也是往地面上频频探头吗？ 在神女庙，苏轼又写了一首在后世的纪昀看来更牛的五言排律诗。此诗作通篇写水而不见“水”字，等到十四韵过后，最后一韵时，在充分煽情后结尾突然跳出一句：“还应摇玉佩，来听水潺潺。”（《神女庙》） 据说，读在此处时，纪昀一拍大腿：此时不作艳辞，是本领过人处——这个晚清知名的瘦老头，竟被宋朝一位小青年的手笔给惊到了！ 船在巴东县未做停留。 苏轼闻知：莱国公，本朝宰相寇准曾在此地做过知县。没有下船到莱公遗迹未免遗憾，“莱公昔未遇，寂寞在巴东”（《过巴东县不泊闻颇有莱公遗迹》）。这还不算，又为莱国公虽具高尚人格却被贬谪至死抱了不平，“当年谁刺史，应未识三公。”（同上） 在此地，苏轼始终弄不明白，若是依据世人的说法，都说巫山里的村姑长得粗丑，那么，巫山南郡的秭归县怎么会有昭君村呢？ 王嫱，字昭君，公元前54年出生于南郡秭归县（今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昭君村），齐国王襄之女。由于昭君的容貌过于出众，以至于当地的楚人自惭形秽，都不敢娶，最终以民间女子的身份被选入掖庭，成为一名宫女。由于不屑于用重金贿赂宫廷画师毛延寿，被画成了有些瑕疵的美女，没能入汉元帝法眼，在宫中受到冷落，最后外嫁给了匈奴的单于。 作为汉人的白居易先期发声：生做汉宫妃，死做胡地鬼。若干年后，路过此地的苏轼也以同样的腔调道出了男人们心中的不平衡： 昭君本楚人，楚人不敢娶。谁知去乡国，万里为胡鬼。（《昭君村》） ——酸溜溜的！正像今天的男人们看到本国美女嫁到了扶桑国一样的心情。 船过新滩，新滩的两岸，南曰官漕，北曰龙门。 龙门中水尤其湍急，多暗石，官漕勉强可行舟。但是江底多是尖锐的石块，所以此段属于峡中的最险处，“大鱼不能上，暴鬣滩下横”。（《新滩》） 苏氏父子到了这里，来自两个山口的北风从寒江上吹来，顿觉飞云满谷，舞雪穿牖。只得系缆泊舟，在新滩下停留数日，闲来无事，正好闭户饮酒。 过新滩八十里，就是黄牛峡，黄牛峡上有沼川庙，里面供奉黄牛庙神。民间传说此神原是大禹治水时助禹疏川者，疏川成功后被封嘉应保安侯。 黄牛峡下游是无义滩，光听名字就知其禀赋了，无义滩中也是乱石塞流，令人望而生畏。当地民谣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 李太白经过此地，也发出了类似的感叹：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复三暮，不觉鬓成丝。——以此语来言峡中行舟的艰难小心。 此处乃峡州之地，长江三峡即将出峡。峡州，唐宋治所在夷陵（今湖北宜昌）。 过了虾蟆背，就要出峡了。 黄牛峡走完，是为扇子峡，过了扇子峡，是三十里的平滩之地，曰“平善坝”。 在苏轼的时代，船只一旦到此，舟中人就会出舱相庆——仿佛劫后重生，又白捡了一条生命！ “入峡喜巉岩，出峡爱平旷。吾心淡无累，遇境即安畅。”“今朝脱重险，楚水渺平荡。追思偶成篇，聊助舟人唱。”（《出峡》）在这出峡的特别时刻，苏轼并没有详尽地描写出峡的细节，而是一到本题，就戛然竟住。用潆洄掩映的笔法，把出峡时的感受写的较为玲珑与婉转，也表现出了古代儒者的含蓄之态。 按现代的说法：长江三峡的最后一峡——西陵峡自秭归的香溪始，到湖北宜昌的南津关止。南津关位于今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西陵峡东口，是西陵峡的终点，它和瞿塘峡入口处的夔门，是三峡首尾两端的天然门户。长江出南津关，便摆脱了高峡深谷的束缚，开始进入辽阔的长江中、下游平原。 而三游洞就位于南津关的上边，离出峡口一步之遥。 说起三游洞，白乐天自然心知肚明。 “三游洞”位于今宜昌西北七公里，是西陵山北峰峭壁上的巨大山洞。它背靠长江三峡的西陵峡口，面临下牢溪，洞奇景异，山水秀丽，是湖北境内着名的胜迹。 唐元和十四年（819），白居易、白行简、元稹三人会于彝陵(今湖北宜昌)，同游洞中，各赋诗一首，并由白居易作《三游洞序》，写在洞壁上，三游洞即由此而得名，这便是人们称之为“前三游”。到了宋代，着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也来游洞中，各题诗一首于洞壁之上，人们称之为“后三游”。 在苏氏父子畅游三游洞的当天，有个地方官前来乞诗，顺便就把父子三人各作的一绝句刻写留题于石洞壁上。 及次日，苏氏父子已到峡州（今湖北宜昌），这位地方官又尾随而至，仿佛意犹未尽，仍想让苏轼留下一些歌赋，“山翁劝留句，强为写槎牙”（《游三游洞游洞之日有亭吏乞诗既为留三绝句于洞之石壁明日至峡州吏又至意若未足乃复以此诗授之》），苏轼就只好有做了一首五言排律十二韵赠之。 到了峡州地界，苏氏父子三人又游览了三处古迹：清溪寺、甘泉寺、欧阳永叔至喜堂。 清溪寺在峡州远安县南六十五里，鬼谷子之故居——这是苏轼在《寄题清溪寺》诗前的自注。而清溪源出清远山下，下深千仞，其水灵异，冬夏无减。对于鬼谷子的纵横捭阖之术，其弟子苏秦张仪之功，苏轼是不以为然的：“君看巧更穷，不若愚自安。遗宫若有神，颔首然吾言。”（《寄题清溪寺》） 我们注意到，每到古迹处，苏轼不仅仅为了描述此地的景物之美，而是首先想到当地历史人物的高风亮节。 同样地，在峡州的甘泉寺，就有一处孝妇泉。 据欧阳修在其文中介绍：甘泉寺，在临江一山上，与县廨相对，寺有清泉一泓，俗传为姜诗泉。又有人说，甘泉寺法堂之右沿小径数十步，就到了孝妇泉，谓姜诗妻庞氏也。但欧阳修去当地找寻而未得，因此怀疑这是楚人的以讹传讹之语。 其实，与苏轼相信的版本一样，四川广汉确有个叫姜诗的人，妻子便是同郡庞盛之女。 孝妇泉的传说是这样的： 姜诗侍母至孝，姜母喜欢饮用江水，但家住在离江六七里的地方，姜妻庞氏常常溯流而上去为公婆取水。 不巧有一天突遇大风，庞氏没能及时赶回，姜母口渴，姜诗于是怪罪于庞氏，并将庞氏赶了出去。这庞氏只得暂寄于邻居家里，日夜纺线绩麻，得钱后买来好吃的，让邻居老妇悄悄地给婆婆送去。时间久了，婆婆知道了庞氏的孝举，非常惭愧，就去把庞氏接回家好生相待。 婆婆还爱吃鱼，常常叫来邻居那位老妇一同前来共食。直到有一天，婆婆住室旁边忽然有一涌泉出现，其味若江水，每天早上还会涌出两条鲤鱼，供两位老人食用。 对于这一感天动地的庞氏孝举，苏轼自然是不会熟视无睹的。“嗟哉此乡乐，毋乃姜子教”（《留题峡州甘泉寺》）。 夷陵县还有欧阳永叔的至喜堂，苏轼也专程前往凭吊。 欧阳修曾被贬夷陵令，至喜堂为景佑二年（1035）朱庆基在此做太守时为欧阳修所筑。从嘉州出发，经由水路一千六百八十余里，经过的郡县古迹不少，在离开夷陵将要在荆州登陆前，拜谒一下恩师欧阳修的遗迹，对苏轼来说也是一件尤为重要的事情。 腊月初八，父子三人到达江陵。就在江陵府的客室里，即刻把三人江行时所作的诗文汇集成册，凡一百篇，命名为《南行前集》。 嘉佑四年（1059）腊八，苏轼又专门作了《南行前集序》。在序中，苏轼说明了父子三人舟中无事，除了饮酒下棋，就是把所看到的山川秀美的景色，体会到的风土人情的朴素醇厚，凭吊古今贤人君子的遗迹。还有许多耳朵听到的、眼睛看到的人和事，会于心中的百感交集，于是将这些感情写成诗文抒发出来，作为日后赖以追忆的脉络。 苏轼还特意强调，这些诗文的灵感都来自于谈笑之间，不是勉强为之。 江陵也即荆州之府治。 荆州以前相当于一个省，然后相当于省会的县城，就是江陵县城。后来荆州变成市了，江陵城就叫荆州城了。所以古时候的江陵城就是现在的荆州城，很长一段时间内，江陵区政府和荆州市政府都是在荆州城的，后来变成荆州区，江陵撤区设县，县城搬到郝穴镇去了。所以现在的江陵县城，实际上指的是郝穴。 在荆州，编完诗集，收拾停当，正值年关，苏氏父子及家人们决定留在荆州过年了。 第14章 荆州的息壤襄阳的鳊 苏轼在刚刚进士及第不久就听人说，作为荆州守的王兵部常以伯乐自许。 出于敬佩与今后的仕途之中结交之便，苏轼就给王兵部去了一封信。在信中，苏轼以伯乐相马的故事起笔，说若能让王兵部也能看上自己一眼，自己终生的志向也就能实现了。 当然，这也是古代士子的为官经营之道。 嘉佑四年（1059）岁末，苏轼的长子苏迈也在荆州过的年，至于这小子是在出蜀地已生，随船到荆州的还是在荆州所生已不可考，反正就在苏轼一家大啖荆州黄鱼时，苏迈是环绕在大家身边的。 这一年，被誉为有“万人敌”之才，后成为“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廌（音制），字方叔，号齐南先生、太华逸民，在华州（今陕西华县）也隆重地降生了。 年关闲来无事，苏轼游览了荆州南门内盗帝的息壤。 什么是息壤呢？“息”为生长之意；息壤，就是指能自己生长、膨胀的土壤。 据郭璞注《海内经》：“息壤者 言土自长息无限，故可以塞洪水也。”《山海经》中就有“禹以息壤堙洪水”的记载。据说，鲧治水在荆州古城也留有息壤遗迹，位于南门外西侧城墙脚边，系一长约四十米，宽约十米的土丘，其上有石柱四根，以示标志。 还有一种说法：上古农业因为缺乏施肥的概念，所以需要靠休耕维持土壤肥沃，根据考古发现，尧舜时期，牛耕在北方旱田还没有出现，锄头和铲子还没有发明，松土非常困难，需要花费大量人力和时间。鲧要在短期内兴建大量土堤封堵洪水，必然只能取用正准备播种的休耕土地上之前翻松好的土，也就是息壤。 荆州古城所谓鲧治水留下的一处遗迹，就是南门外瓮门内东垣下的一所高三尺许的小瓦堂屋。相传大禹曾铸石造龙之宫室置穴中，以塞水脉。唐开元年间，荆州牧裴宙曾命人掘开息壤内径六尺八寸的石城，结果当年就淫雨不止，只得又赶紧掩埋之，雨水最终才得以停止。 直到苏轼到此地时，还见到息壤状若屋宇，整体深陷地中，仅可见其屋脊。旁边有一石，上书：不可犯。 若有人不听，一旦用铁锨等农具取土，少则自行恢复原状，多则导致不期而至的雷雨来犯。每遇大旱年景，往往因故动土而祈来降雨，屡屡应验。 苏轼对息壤的此种义举大为感慨，专门作了一首上古四言诗以记之。除此之外，苏轼还观览了位于荆州津乡古城的荆王故宫——诸宫。 不仅如此，苏轼还在荆州期间给荆州人留下了《荆州十首》。后世的苏学研究者翁方纲据第七首中有“残腊多风雪”句，竟然判断出苏轼这十首诗并非一时所作。 翁先生的确不是一般的人才。 不过，这十首诗并没有具体所述，乃是荆州地方的风物人情，民族特色，比如荆州五方杂居，阳盛物坚；其气急悍，故荆人多彪悍，再比如荆州土人有食雁与竞渡戏船的习俗，等等。 这十首诗读完，清人纪昀点评道： 诗中有可以模仿杜甫的手法，并且大都是年少自负和初出时的意气方盛之作。与苏轼黄州之后的作品相比，今后的诗作中已不见了此时的指点江山之意气了。这也难怪，毕竟对一个只有二十多岁前途无量的青年苏轼来讲，倘若没有那些意气风发的举动倒也有些不正常了。 在荆州过完年，已是嘉佑五年（1060）的庚子年，苏轼已经二十五岁了。 正月初五，苏轼一家人自荆州出发，开始了陆行赴京师开封之旅。 自荆州陆行正北而上，即是荆门。 荆门本属汉时治县，荆、襄州之要津。唐末，荆州高氏割据，升格为军，北至襄州界一百七十里。荆门军有一处景观叫“惠泉”，惠泉位于今荆门市象山风景区东麓，发现于隋代，传说因山神将其甘泉恩惠于荆门古城的老百姓而得名。 惠泉属温泉，常年水温约在摄氏40度左右。每到秋冬季节，惠泉的泉水汇入文明湖，湖面雾气腾腾，水天相连。每当朝霞初升和夕阳西下时，苍松翠柏簇拥着象山的倒影映照在文明湖的水面上，辅之以阿娜多姿、错落有致的亭台楼阁，在云雾中时隐时现，宛若仙境一般。 但唐人李德裕却认为此泉“兹泉由太洁，终不蓄纤鳞”，无非是“水至清则无鱼”的翻版。苏轼的意思倒是很实在，“遂令山前人，千古灌稻麦。”（《荆门惠泉》） 在荆门，苏轼父子均题写了有关惠泉的诗作。荆门的都官（宋都官郎中掌徒流、配隶及京师各官署吏职补换更替，或以功过屡减磨勘）张维，也作了与苏轼父子有关于惠泉的唱和诗。 某天早上，苏轼从浰阳出发时，专门做了一首诗《早发浰阳》。但这个“浰阳”如今已经网搜不到，大约就是如今的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胡集镇的丽阳村一带，如今的丽阳村据说也是个民风淳朴、人杰地灵、山清水秀,物产丰富的好地方。 苏轼从浰阳出发，渡过汉水，一定是在日夜兼程的赶路中。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苏轼在行进途中又写了一首诗，是专门来记述夜行途中远观星星的影像，“天高夜气严，列宿森就位。大星光相射，小星闹若沸”。 渡过汉水，观完星星，苏氏一家即到了京西南路的襄阳府地界。 襄阳绝对是个有故事的城市。 襄阳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汉江中游平原腹地，是如今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长江中游城市群重要成员、湖北省省域副中心城市，堪称楚文化、汉文化、三国文化的主要发源地，素有“华夏第一城池”、“铁打的襄阳”、“兵家必争之地”之称。 襄阳还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此地孕育了楚赋的开山鼻祖宋玉，“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等成语与典故流传至今。 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诗经》、《楚辞》均发源和交汇于汉水流域，在这个有故事的地方，文艺繁荣、百花齐放，还孕育出了“襄阳古乐府”这种曲牌名。 但清代的纪昀认为：古时的“乐府”音节已失传，后世不过幕其字句。而杜少陵，则纯制新题，自是斩断藤手。李太白，虽用古题，多是不敢明言而托之古，亦非以此体为高。意思是说，就连李白与杜甫这样的重量级诗人，所作的乐府诗，也不过是仿其皮毛。 到了这里，不拘一格的苏轼却是将襄阳古乐府改作词牌用，用《襄阳古乐府》的曲牌名，仿写了《野鹰来》、《襄阳乐》和《上堵吟》三首词，分别表达了他对现实生活的感受： 《野鹰来》先写新城守孟达作《上堵吟》的历史内容和背景，后写眼前的景物，感叹历史终成陈迹。“野鹰来，城东有台高崔巍。台中公子着皮袖，东望万里心悠哉。”是苏轼按照孟达所作《上堵吟》的韵调，描写了汉昭烈帝刘备章武间的一段兴衰史，让后人借历史深深反思现实。 《襄阳乐》写的则是刘道产的事迹。 刘道产，彭城郡吕县（今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南朝宋大臣，太尉咨议参军刘简的儿子。此人在出任襄阳太守期间，善于治理百姓，在雍州政绩尤为突出。蛮夷中先后叛乱、乖戾不接受朝廷治理的人，都一概顺从推服，自觉到沔水一带居住。从此百姓安居乐业后，因此有了《襄阳乐歌》，所以这个曲调就是从刘道产那时开始的。 有评论家称，苏轼这三首《襄阳古乐府》真能直闯太白堂奥，东坡而后，罕有其匹。 又说《上堵吟》中“台上有客吟秋风，悲声萧散飘入空。台边游女来窃听，欲学声同意不同。”此皆非有意学太白也，天才相近，故能偶然即似耳。 在襄阳府城南，苏氏父子游览了岘山，该山因西晋羊祜（蔡文姬的外甥，蔡邕是其姥爷）的仁德流芳后世，襄阳百姓为纪念他，特地在羊祜生前喜欢游息之地岘山建庙立碑，原名为晋征南大将军羊公祜之碑，简称羊公碑。 此后每逢时节，周围的百姓都会祭拜他，睹碑生情，莫不流泪。羊祜的继任者、西晋名臣杜预因此把它称作堕泪碑，堕泪碑现位于今湖北省的襄阳市。 襄阳城西十余里，有万山，苏轼因故当时没去成，但在其弟弟苏辙归来后的描述下也作了诗。 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是诸葛亮十七岁至二十七岁期间躬耕读书的成才之地。 诸葛亮在隆中的十年中，博览群书，广交士林，密切关注天下大事。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他在政治上逐渐成熟；频繁的社会交往，名士的垂青，又使他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公元207年，刘备在徐庶的推荐下，亲自三次来到隆中诸葛亮住的草庐，敦请诸葛亮出山，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三顾茅庐”。 到了隆中，自然是要纪念一下诸葛孔明的。当年杜甫诗赞曰：“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而苏轼此番前来，心中的感悟是：“空馀蜿蜒迹，使我寒涕垂。”（《隆中》） 作为着名美食家的苏轼，到了襄阳这座历史名城自然是要顺便满足一下自己食欲的。 首先说说苏轼所作的食鳊鱼诗。 鳊鱼是岘山下汉水中出产的极肥美的一种细鳞缩项阔腹淡水鱼，当地土人常以槎（船桨）断水，而这种鳊鱼喜欢紧跟槎后随槎游动，因号“槎头鳊”。 在诗中，大文豪苏轼不出意外地抛开了鳊鱼的美味，而是像杜甫老先生那样回顾了襄阳人孟浩然的诗句：试垂竹竿钓，果得查头鳊。杜甫《解闷》诗曰：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即今耆旧无新语，漫钓槎头缩颈鳊。 苏轼吃过襄阳的鳊鱼后的感慨是：“杜老当年意，临流忆孟生。吾今又悲子，辍筋涕纵横。”（《鳊鱼》）总之是，像苏轼这样的文化人吃什么都能联想到历史人物，吃什么都能吃出不同凡响的感慨。 第15章 从襄阳到汴京 在襄阳城，苏轼破费一百钱买了两只雉（山鸡），烹煎后一家人食之。 食后，苏轼突然想到《月令》中所言：（每逢）孟冬，雉入大水（淮水）为蜃。蜃形如蛇而大，呵气成楼台。“烹煎杂鸡鹜，爪距漫槎牙。谁知化为蜃，海上落飞鸦。”（《食雉》）因此，食后又心有余悸，把这种想法又表现在诗里。 就在苏轼襄阳城里大吃鳊鱼与野鸡（雉）之时，喝的酒水自然也绝不会含糊。据后人考证，酒乃襄阳宜城县当地的特产——竹叶酒，又名竹叶春。 宜城是襄阳的属县，位于府南九十五里。 “楚人汲汉水，酿酒古宜城。春风吹酒熟，犹似汉江清。”（《竹叶酒》）宜城县东二里有金沙泉，其泉造酒甘美，世称宜城酝。饮罢竹叶酒，苏轼来不及抹嘴，心中又发出了：“耆旧何人在，丘坟应已平。惟余竹叶在，留此千古情。”（同上） 苏轼口中的“耆旧”，语出《襄阳耆旧传》，又称《襄阳耆旧记》。此书为东晋习凿齿所撰，共五卷，主要是记载襄阳郡的历史人物事迹、山川城邑和牧守业绩等，不同于一般的人物传记集。可惜今已佚。 离开襄阳北上，到了昆阳城（今河南叶县），又给了苏轼一次难得的凭吊历史的机会。 由于两千多年前在此发生过“昆阳之战”，是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一场着名的战役，也是王莽归于灭亡、刘秀得以中兴的决定性的一战。 苏轼站在农夫碧绿的菜畦上，望着当时的孤城如块，辽阔旷远的风沙苍茫之野，残存的城门通向四方，故道宛然还在。当年战争用于攻防的楼橹，却不见一点踪迹，茫然不知的田农野夫，躬着腰背、旁若无人地正在整畦侍弄自己的蔬菜。面对此情此景，苏轼提笔作了一篇《昆阳城赋》。 在赋中，苏轼不由得感到怅然若失：既感慨于那场决定历史命运的战争，也感慨于时光荏苒的历史变迁。一句“彼野人之何知”，既是对自己的学识和对历史的精通感到骄傲，又是“野人”不知季节变换而自己却怀着深沉的历史情怀，却也含有“野人”不知历史，也就不去怀想历史，而过得逍遥自在的意思吧。苏轼所谓的“野人”，应该是指活在当下的农人或者世人吧。 叶县旧属汝州府，因唐开元年间有个叫王乔的人在此地得道成仙，唐时还一度被置为仙州。 苏轼游览了这里的双凫观，还听说了这里面的一个典故： 唐显宗世为叶令，而有神仙术的王乔每月逢朔、望之日都要到京城长安去参拜。奇怪的是，显宗却没有见过王乔的车骑，于是就密令下属暗中观察。却见到王乔每次要来前，总有两只野鸭自东南方向飞来。在一次又见野鸭飞来之时，用网将其捕获，结果网中只有一双朝廷此前赐予的官靴。 这一段子充分佐证了王乔的仙术。在我看来，苏轼对此种仙术是极为向往的，因为苏轼早年的启蒙老师就是一位道士！ 苏轼一家人北上途中，未达京师前，一路还游览了多处人文景观： 在汝州颍桥，参拜了颍大夫颍考叔庙。 颍考叔这个人，是郑国的大夫，执掌颍谷（今河南登封西）。在郑庄公对其母亲武姜发出“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誓言后， 孝子颍考叔挖了一个隧道，取名“黄泉”， 安排郑庄公与武姜在“黄泉”见面， 这就是后世闻名的“黄泉相会”。 颍考叔在苏轼的时代就已经闻名天下了，以至于苏轼也相信了颍考叔是当地人。其实，关于颍考叔的籍贯问题直到今天仍有争议。有说是河南登封的，有说是安徽颍上的，还有说是河南许昌的。总之是，人一旦出名，福利就多多。 在尉氏县，苏轼游览了东南城隅的阮籍啸台。 阮籍，世称阮步兵，字嗣宗，陈留（今属河南开封）尉氏人。三国时期魏国的诗人，阮瑀之子，竹林七贤之一。 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创作五言诗的人（这很了不起），其《咏怀诗》把八十二首五言诗连在一起，编成一部庞大的组诗，并塑造了一个悲愤诗人的艺术形象。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创举，一个显着的成就，在五言诗的发展史上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新的境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后世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后世如晋朝的左思、张载、陶潜（《饮酒》），南北朝刘宋的鲍照，北周的庾信，唐陈子昂（《感遇》），李白（《古风》）等人的诗篇都是以抒情言志，广泛涉及现实生活，具有深厚思想内容的五言长诗，无不是对阮籍《咏怀诗》的继承和发展。 按理说，苏轼晚年曾数次唱和陶渊明的诗作，在诗文上算是陶渊明徒弟的话，那么，阮籍在作诗上可以说称得上是苏轼的师爷了。 行到尉氏县，正遇大雪。 借宿在驿站里的苏轼，恰逢一位黑脸大汉冒雪也前来投宿，进门二话不说就叫上苏轼一起喝酒。苏轼也不避讳，“古驿无人雪满庭，有客冒雪来自北。”（《大雪独留尉氏》）第二天早上酒醒，见昨晚对饮的那个黑汉早已不知所踪。 苏轼只好无奈地摇摇头，作首诗把这一事件记录了下来。 所以说，此书中所述也全是有据可查的史料，绝不敢掺杂一丝的水分。苏轼诗中，写驿站奇遇时还仿效了他的偶像白居易《琵琶行》的口气：纷纷笠上已盈寸，下马登堂面苍黑。苦寒有酒不能饮，见之何必问相识。（《大雪独留尉氏》） 在封丘县时，苏轼还去了县西三十里的朱亥墓。 朱亥是战国时期的魏国人，此人有勇力，隐迹于市井之中，早年在大梁（今河南开封）当屠夫。魏安嫠王十九年（前258年），因侯赢的推荐，成了信陵君的上宾。曾在退秦、救赵、存魏的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晚年隐居朱仙镇。 李太白曾作《侠客行》来歌咏朱亥，可见朱亥同志的光辉形象源远流长。据传，朱亥是用袖中四十斤重的铁锤，锤死了晋鄙，使得魏公子进兵击退秦军，解了邯郸之围。 这时突然想到，在我们中学课本里的《大铁椎传》说的是不是朱亥的事，但很遗憾，经过网搜，这个“大铁椎”只是清初明遗民魏禧为了透露出自己对明朝亡国君臣的不满，抒发亡国之痛，表达“抗清复明”爱国思想而虚构出来的人物形象。 二月十五，经过长途跋涉的苏家人，终于抵达京师开封，一家人暂赁居在西岗的一处宅院里。 安置甫定，苏颂（字子容）前来叙宗盟。 苏轼家族与苏颂的相交，最早可以追溯到苏轼的父亲苏洵与苏颂在嘉佑、治平年间同在馆阁时的联宗。 嘉佑、治平年间，苏洵除授试校书郎，苏颂任太常博士兼校正医书官等职，二人同在当时的京师汴京（今河南开封）任职。据苏轼回忆，“自昔先君以来，常讲宗盟之好”。苏洵与苏颂虽认宗亲但并非嫡亲本家，但苏洵为四川眉山人，苏颂为福建泉州人，这种交游更多可以看成为道义之交。 苏洵去世后，苏颂曾送上挽联二幅，其二“常论平陵系，吾宗代有人。源流知所自，道义更相亲。痛惜才高世，赍咨涕满巾。又知余庆远，二子志经纶”，点出了这种道义相交的实质。没曾想，苏洵与苏颂的联宗，竟拉开了苏轼家族与苏颂家族长达四十多年生死之交的密切交往史。 苏颂是家居润州（今镇江）并在此终老的着名政治家、科学家、药物学家，苏轼是当世诗、词、文、书法、绘画全能的一流才士。古人曾有“二苏交厚而无文”之说，实际上，二苏家族保持着相当密切的交往，谱写了人际交往的典范和乐章。 以至于在绍圣元年（1094），苏轼贬谪惠州路经扬州时，扬州州守正是苏颂，这是苏轼与苏颂的最后一次见面。 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颂在润州去世，适逢苏轼路经润州，苏轼也病入膏肓。但苏轼还是为之写下了《荐苏子容功德疏》。，这是苏轼与苏颂关系最为实质性的总结与概括，带有盖棺论定的味道：宗亲关系是他们交往的情谊基础, 工作关系是他们交往的道义基础，政治立场大致相同则是他们交往的政治基础。 嘉佑五年（1060）三月，弟弟苏辙被选入流内铨。 流内铨是宋官署名，属吏部，掌管幕职、州县官以下注拟、磨勘等事。北宋初年，京官七品以下流内官员的任免、考课等，仍属吏部。元丰三年（1080），改吏部流内铨名为尚书吏部，官制改革后，再改为吏部的侍郎左选。 四月八日，梅尧臣（字圣俞）病逝，年五十九岁。 苏轼曾经非常喜欢老梅生前的一首《和宋次道紫宸早朝》诗： 陆生声誉在云间，来预簪裾谒帝颜。冠剑有客夔与禼，文章全盛马兼班。 耽耽玉宇龙缠栋，蔼蔼金铺兽啮环。却出常衙殿前过，戟衣风动自相攀。 刚送走梅老先生，九天后，江休复（字邻几）也卒于京师。 江休复，曾任刑部郎中，死后欧阳修作的墓志铭，可见此人亦非凡人。苏轼曾见过此人，而在贬黄期间，江老爷子的孙子江惇礼常与苏轼有书信往来。 五月二十一日，苏轼得知蔡襄（字君谟）除任开封知府。 曾经与蔡襄在一起论书的苏轼，后来回忆起自己曾力荐蔡君谟领袖北宋书坛但总被蔡襄婉拒。那时的苏轼认为，学书法就像在激流中溯流而上，用尽力气，船还是不离旧处，而蔡襄的书法却能独出于当代。 后来，苏轼还写有评论蔡襄书法的文章多篇，称蔡襄为当世第一，且始终坚守此论。蔡襄死后六年，苏轼还专门从杭州到临安县去借阅蔡襄写的《海会寺记》，对他赞誉有加。 就连欧阳修也认为，“蔡君谟独步当世”，还说他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若要是鸡蛋里挑骨头，硬说蔡襄的书法有哪些瑕疵时，就是大字略显粗疏些。 苏轼却认为，若是分科行医，那是此人是医术太低；若是某人靠颜色来作画，是画技太差；若只能作一种书体而不会另一种书体，那就是没有参透书法的真谛。学书法应从小楷练起，像蔡君谟这样的书家，真、行、草、隶、篆无所不精，兴趣之余还能变为飞白书，可谓是真正参透了书法的关窍。 第16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试论小京官的仕途变幻 正当苏轼在对蔡襄的书法评头论足之际，朝廷官宣： 授予苏轼同志河南府福昌县（今河南宜阳县西五十四里福昌村）主簿；苏辙同志任河南府渑池县主簿。 主簿是古时的官名，相当于是各级主官属下掌管文书的佐吏，类似今天的文秘人员。 但兄弟俩均未赴任，在当时，这不算是违抗命令，反而会显得很低调且没有野心。兄弟二人专程去拜见了他们在京城做提刑的二伯苏涣，想请教一些新官上任的为政之方。 伯父对苏轼说：做官嘛，说难也不难，就照着你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里那样做就oK了。 苏轼说：写文章倒是容易，但是我从未学习过为官之道，不好入手啊！ 苏涣道：你在考场上得到一个考题时，肯定是你的心里已经有了思路，才可以下笔一挥而就。为政也是一样的道理，遇到事，首先要在心里有了正确的处置方法后再做决断，这样就不会犯错了。 嘉佑五年（1060）的六月初九前后，苏轼大伯苏澹的长子苏位不幸亡故。 苏位仅小三叔苏洵五岁，可以说是一起光屁股长大的玩伴，从小在一起也难免会有点感情，因此，苏位的祭文就由知根知底的小叔苏洵代劳了。 苏轼兄弟对于朝廷的任命皆不赴任，仍待在京师调官。 爱才的礼部侍郎欧阳修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终于有一天，他老人家伙同其时的龙图阁直学士、吏部员外郎知谏院杨畋分别上书举荐苏轼、苏辙兄弟应才识及茂名于体用科。 杨畋，字武叔，号乐道，杨家将之后，麟州新秦（今陕西神木县）人，曾祖父就是杨业的亲弟弟。 这位忠义的杨家后人杨畋，还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将苏轼此前所作的五十篇文章一股脑地奏报给了圣上，以此来举荐苏轼应制科试。有了这两位重量级人物的提携，苏轼兄弟的科举之路顿时就达到了“保送生”的待遇了。 这时，苏老泉被委以重任修编礼书，暂寓居在雍丘（今开封杞县）。苏轼兄弟则暂居汴京丽景门河南岸接待交址使的京城四驿馆之一——怀远驿，发奋读书以备考。 就是在怀远驿，兄弟俩经常读韦应物的诗，当读到《与元常全真二生》诗中“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句时，兄弟俩不禁恻然感慨之：在今后的居官生涯中，这种“夜雨对床”的时刻还能有几回呢？ 冥冥之中，这种对“夜雨对床”的兄弟手足之情，伴随了苏轼兄弟的一生，成为了古往今来同胞之情的典范。 看到苏轼兄弟的茁壮成长，眉山乡校——寿昌院的老师刘巨专门赠诗给兄弟俩以鼓励。 刘巨，字微子，还是那位写出“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的老秀才，诗被苏轼改为“渔人忽惊起，雪片落蒹葭”后，据说对苏轼由是拜服，可谓是念念不忘。 这次，刘老师赠的诗想必也是字斟句酌过的：“惊人事业传三馆，动地文章震九州。老父欲别无他祝，以愿双封万户侯。”不知为何，在我看来，刘老师的诗文水平仍没什么提高，只是较为朴实些，用在鼓励苏轼的特定场合，基本上还算是马马虎虎。 过了些时，朝廷下旨： 天子已准许苏轼应制科考试了，宣择日进殿考试，不得有误！ 接到通知的苏轼，赶紧按当时士子的惯有做法，分别上书枢密使富弼，端明殿学士、吏部侍郎曾公亮，以及应举制上两制书。这几篇书文在今天通读起来，二十五岁的苏轼所作，尽是些高中生般慷慨激昂的政论文章，其次不过就是对于几位政坛巨擘的吹捧之辞。当然，这也算是这种年龄段尚未经过官场险恶的读书人的正常举动。 八月初八，父亲苏老泉被委任为秘书省试校书郎。 后得知，这是时任成都府路转运使赵拚在上头为苏洵美言，赞其品行及学识曾誉满乡里，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任命。 赵拚， 字阅道，宋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州市）人。景佑元年进士，任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势，时称“铁面御史”。平时仅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长厚清修，日所为事，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以至于神宗皇帝每当选择益州、杭州这两个重要州郡的长官时，都会对继任者说，“过去赵拚治理此郡，方法最好！” 意思是，伙计们下去就按赵拚的方针办，——是绝对不会有错的！ 二十多年后，赵拚死后，朝廷命苏轼为他撰写了详尽的歌功颂德的碑文，这也算是苏轼替其父亲还上了一个人情债。苏老泉被举荐后还上书欧阳修与赵拚，以示感谢。同时，还带着苏辙拜谒了赵拚。 此后，苏轼又上书刘敞，与其探讨了求才与气节的话题。苏轼还对刘敞的才气与品行照例是进行了一番的赞美，此时的刘敞将要到陕西路永兴军赴任。 刘敞，字原父，一作原甫，临江新喻荻斜（今属江西省樟树市），是一位当朝着名的学者、史学家、经学家、散文家。 庆历六年（1046），刘敞与弟刘攽同科进士，以大理评事通判蔡州，后官至集贤院学士。此人与梅尧臣、欧阳修交往较多。其为人耿直，立朝敢言，为政有绩，出使有功。加之由于学识渊博，就连欧阳修也说他“自六经百氏古今传记，下至天文、地理、卜医、数术、浮图、老庄之说，无所不通；其为文章尤敏赡”，与弟刘攽（字贡父），合称为“北宋二刘”。 苏轼在这时还拜访了马正卿。 马正卿，字梦得，杞（今河南杞县一带）人，与苏轼同岁（仅比苏轼小八天），此时任太学正。 宋时，太学为全国最高学府，隶国子监。宋初仅设国子监，学生名额甚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庆历新政后才开始设立太学，后至宋末，方才形成一套完整的学制。太学正大概相当于官学中的老师或行政人员，属基层管理人员编制。 因此，小马的主要职责大概为“掌执行学规，考校训导。”，应该是值班老师一类的。 冬月既望，欧阳修拜枢密副使（国防部副部长）。 父亲苏老泉上了贺启，祝贺恩公欧阳修大人高升，苏轼也替正在涟水军（今江苏省淮安市下辖县，军比县高一级）任知县的二伯苏涣上了贺启（小苏也很会来事啊）。 嘉佑六年（1061）初，二十六岁的苏轼与二十三岁的弟弟苏辙，仍寓居于京师的怀远驿，为了即将到来的仕途前景做着最后的冲刺。 四十年后的一天，秋风乍起，继而雨作不止，饱尝人生颠沛之苦的苏轼不禁又回忆起这段兄弟俩日夜相守的美好时光。可在此时的怀远驿里，兄弟俩一定是嫌时间过得好慢，因为他们心中总想着早日走向官场，去早一点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 三月初十，掖县（旧时山东省莱州市称谓）人王俊民（字康侯），高中了状元。 王俊民后来做过应天府（今江河南商丘）发解官，关于此人，苏轼曾作了一篇搞笑的段子还流传了下来： 说的是王状元未高中之前，醉酒后曾坠入汴河，幸被水神救出。水神对他说，你还有三百千的口粮钱没有花销，还不能死！结果，此事被一个久考未中的秀才听说，他也佯装醉酒而掉入汴河，水神也将其救出。他连忙问自己还有多少口粮没有花销，水神说，你还剩多少口粮我不知道，但如果你今天死在这里，你的那三百缸咸菜就无处打发了！ 五月初九，翰林学士承旨兼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宋祁病故。 宋祁，字子京，安州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县）人。关于此人，在我们的中学课本中，他所作的诗词并不鲜见。 宋时，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两兄弟的名字用字总是极为相似（偏旁部首相同），且都是同时进士及第。 比如前面提到的刘敞、刘攽，还有苏轼、苏辙，这里的宋祁也有个哥哥叫宋郊。想当年，宋氏兄弟也是同举进士，礼部奏报宋祁第一名，宋郊第三名。结果章献太后不乐意了，哪有弟弟超过哥哥的，于是乎就把宋郊擢为第一，把宋祁调整为第十名。宋祁与兄长宋郊并有文名，时称“二宋”。宋祁诗词语言工丽，因《玉楼春》词中有“红杏枝头春意闹”句，世称“红杏尚书”。 直到苏轼后来到密州（今山东诸城）任职时，还与时任密州守的宋氏后人——宋国博有诗文唱和。 杨畋此时进龙图阁直学士（国家博物馆名誉馆长，虚职）、知谏院（实职）。 北宋设有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和秘阁、龙图阁、天章阁等阁，分掌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等事务，统称“馆阁”。包拯曾任龙图阁直学士，故民间戏曲小说中也以“包龙图”称之。 杨畋，这位杨家将的后人，功高至伟，也曾在朝廷上举荐过苏轼兄弟 。因此苏轼对于由杨畋出任谏院负责人感到无比的有信心，于是专门上了贺启。 嘉佑五年（1060）七月，父亲苏老泉被任命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廊坊）主簿，与项城令姚辟一同修撰礼书，估计也类似于今天的挂职，混点工资而已。 到了秋天，二伯苏涣在枢密副使孙拚的举荐下，以都官郎中的身份出任利州（今四川广元）路提点刑狱。 宋时的都官郎中掌徒流、配隶及京师各官署吏职补换更替，或以功过屡减磨勘。而提点刑狱的全称是提点刑狱公事，简称提刑官，是中国宋代特有的一种官职名称，相当于现在的法官兼检察官。有部电视剧的名字就叫《大宋提刑官》，说的就是南宋提刑官、法医学家宋慈。因宋慈在古代法医学的始祖地位，故古代法医学亦称宋（慈）学。此人还着有《洗冤集录》五卷，于验伤、验尸、血型鉴定、检骨、死伤鉴别、毒物分辨，以及急救法、治服毒药方等，均有记载，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专着。 提点刑狱公事是提点刑狱司（简称提刑司）的长官，由朝廷选派，三年一换。提刑司是“路”一级的司法机构，主要掌管刑狱之事，并总管所辖州、府、军的刑狱公事、核准死刑等， 宋代的路大致相当于明清时的省一级行政区划。提点刑狱公事也有权对本路的其他官员和下属的州、县官员实施监察。伯父从京师启程赴利州之日，苏轼也前往送行。 苏轼前往送二伯父赴利州，当船开之后，二伯父还回过头频频地向苏轼招手（屡顾以招），这是一种自然而然、不需修饰的血浓于水的亲情使然。 不想这竟成了永诀，三年之后——伯父苏涣就亡故了！ 第17章 他乡遇故知的“苏轼版本” 在京师的十方静因院里，大觉禅师怀琏取出所藏至宝——唐阎立本的水官画以及遗着赠予苏老泉。 苏洵兴余，作了一首后来成为其代表作之一的《题阎立本画水官》诗，专门回赠了怀琏。作完后，又特命苏轼也依韵和了一首，不难看出苏老泉在教育子女方面言传身教的高明之处。 在京师赁房住下后，闲暇之余，苏轼忙给远在家乡眉山的好友杨济甫去信叙述了近况。 杨济甫，作为苏轼老家的一位布衣百姓，之所以在此处特意提及，那是因为在今后苏轼的落难生涯中，此人还要数次出场——老杨是苏轼一生中共患难的为数不多的布衣之交。 在京师的这段时间，苏轼业余时间还经营了一个小小的园子叫南园。 后来，苏轼去了凤翔任职，苏辙与父亲和一个叫黎錞的渠江（今四川广安市肖溪乡王家坪）人住邻居。黎錞，字希声，两个儿子按当时的习俗，分别起名叫黎俦、黎侁，名字起得还是挺讲究。 闲暇下来时，在苏老泉的策划下，父子三人把自江陵陆行至京师途中所作的诗赋五十二篇，编纂成册，名为《南行后集》。 由于苏轼去了外地，该集子的引（为避祖讳，不能叫序）就只好让苏辙捉刀了。今天，我们已不能够评论苏辙的“引”水平高低与否，主要是小苏的这篇引文早就佚而不存了。 八月十七，朝廷特派翰林学士吴奎、龙图阁直学士杨畋、权御史中丞王畴、知制诰王安石在密阁考试制科，吴奎向仁宗报送本次“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试中王介、苏轼、苏辙的各六篇论合格。 如今再读这六篇论，尽管里面充斥的全是“君子小人”、“仁义道德”、“孔孟之道”一类的软知识（纷然诵说古今），但这也是古代士子对付科举考试的不得不做的基本功。 八天后，宋仁宗亲御崇政殿主持考试。 考官分别为：胡宿（字武平，胡宗愈乃其侄）、范镇（字景仁）、司马光（字君实）、蔡襄（字君谟），闻其名都是北宋的大腕。 苏轼在殿试中进了《策》，答了《策问》，进《中庸论》等二十五篇文章。 这些论大都是按当时的主流观点评论一些历史人物的，里面会难免掺杂一些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殊不知，苏轼几百年后也成了天下知识分子竞相品评的对象，也与想当年自己品评的圣人们站到了一样的人生高度。 皇榜放出，苏轼得御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三等，从原有的从九品（副县级主簙）升级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厅事（正八品）。 苏辙得第四等，除商州军事推官。对于这件事，恩师欧阳修在给门生焦千之的信中说：“苏轼昆仲，连名并中，盛事！盛事！” 皇榜发布后，苏轼连忙恭恭敬敬地给这些个考官们上了两份谢表。 苏轼在谢表中异常自谦道：我敢用我之微躯，自今日开始为国家效命，至于别的，我以菲劣之才深感羞愧而不知如何裁决。又说道，我才虽不及，侥幸得到宽容。我不是心怀官位和待遇之荣耀，私底下窃喜的无非是遇到了愿意原谅自己的人。 古人的这些谦虚之道，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虚伪了。但在当时，苏轼这位小同志不这样从俗定然也是说不过去的。 寓居京师时，苏轼曾去拜访过一位据说很着名的小儿科医师——张荆筐，在张医师处听说了一件奇事： 话说河北大饥，有一对夫妇由于不能养活襁褓中的儿子，遂弃于道旁的空冢中。荒年过后夫妻俩又路经此冢，想去收拾儿子的骨殖。令人震惊的是，发现自己的儿子还活着，弃子看见父母便爬过来欲要投怀送抱。 再看冢中空无一物，只有一处孔洞很光滑，好像常有蛇鼠出入。于是，便抱其子求助于京师的小儿科医师张荆筐。张荆筐说，这是一只千年不吃食物且能冬眠的千年蛤蟆在给你儿子发功。按理不用用药，假如此子任凭他不吃食物，亦不娶妻，长大后必定得道。张荆筐先生对苏轼说这件事是嘉佑六年（1061），有苏轼当时作的记文为证。 人道，苏轼同志的“一食一笑皆有所记”，厉害之处，我们在此算是领教了！ 紧接着，苏轼的签书凤翔府判官告下。职务为：将仕郎、守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随即又有任命下来：追封苏母程氏为武阳县君。 关于这种封建时代提倡孝行的做法，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至少能让官员获得一种精神上被认可的所谓“获得感”。 父亲苏老泉此时则与一位叫李育（字仲蒙）的缑氏县（今河南偃师市南三十四里缑氏镇）人打得火热，常一起交游。 苏轼离京赴凤翔任之前，先作别了好友陆诜。 陆诜，字介夫，余杭人，进士及第后，除知延州（今陕西延安市。北宋初期隶属陕西路,熙宁五年分陕西路为永兴军路、秦凤路,延州隶属永兴军路）。入观，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后为了蜀地百姓而反对青苗法。从这一角度来讲，陆诜的履历与苏轼基本上大同小异，因此能够成为朋友。 离京之前，苏轼专程到父亲苏老泉的寓所向父亲大人辞了行。 同行出京者有马正卿，苏轼后称其“马髯”，马正卿后来成了与苏轼相交二十年的老朋友。苏轼贬黄时，老马正在黄州担任通判，辅佐知州、太守处理政务。他非常仰慕苏轼的文采和为人，看其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顿，心急如焚。 于是，马正卿请求黄州太守徐君猷，将黄州东面的几十亩荒地拨给苏轼。这本是一块无用之地，徐太守很快就答应了。马正卿先是帮苏轼造了房子，由于房子是在大雪中竣工的，苏轼遂将其名为“雪堂”，并亲自写了匾额，还在雪堂的墙上画了一幅有森林、河流、渔夫的雪景壁画。 第二年开春，马正卿又找来了工人，疏浚了原来的水井，帮助苏轼开荒，种上了蔬菜和粮食作物，栽上了树。 从此，苏轼一家方才有了安身之所，暂时算是解决了衣食之忧。这是后话。 嘉佑六年（1061）冬月十九，苏轼与弟弟别于郑州的西城门，苏辙是自京师一路送行哥哥至此的。当苏轼回首张望时，“登高回首坡垅隔，但见乌帽出复没。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弟弟苏辙的背影已被一望无际的坡垅所遮挡，仅能看到弟弟衣着单薄，头上戴的乌帽随着马匹的疾驰而忽隐忽现了。 后人许彦周从苏轼兄弟的感情角度出发，评论这一可泣鬼神的场景堪比《国风·邶风·燕燕》中描写妹子远嫁的场景：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苏轼赴任陕西路过渑池（今属河南）时，其弟苏辙难遣手足之情，写了首《 怀渑池寄子瞻兄》寄赠。苏轼当即做了首和诗《和子由渑池怀旧》回赠。 《和子由渑池怀旧》这首诗是一首极具哲理的名诗，表达对人生来去无定的怅惘和往事旧迹的深情眷念。全诗动荡明快，意境恣逸，是苏轼七律中的哲意名篇。 其中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句，是苏轼依苏辙原作中提到的雪泥引发出人生之感。查慎行、冯应榴以为用禅语，清人王文诰已指出二人的谬误，说此语实为苏轼所做精警的譬喻。 故钱钟书《宋诗选注》指出：“雪泥鸿爪”，“后来变为成语”。纪昀也评此诗道：“前四句单行入律，唐人旧格；而意境恣逸，则东坡本色。” 路过长安时，苏轼拜访了翰林侍读学士、尚书礼部郎中、永兴军路安抚使兼知军府事刘敞（字原父），刘敞时任长安守，特意留苏轼痛饮了数日。 接着刘敞还带苏轼同游麟游县东的石林亭，参观了刘敞所收藏的唐苑中石。 刘翰林博学好古，多藏古器奇物，能识古文铭识。因此，他能够考知出三代制度与先儒所说的有不同之处，以至于后来苏轼之所以喜爱古器物大概率也是受到了刘敞的影响。 腊月十四，苏轼到达凤翔府签判任上，第二天就很快办完了交接手续。接着按惯例上了到任谢执政启，这也是当时的“官场规矩”。 宋时的凤翔府属陕西路秦凤路，辖十个县：天兴、岐山、扶风、周至、郿县、宝鸡、虢县、麟游、普润、好畤。苏轼所供职的签书凤翔节度判官厅，兼管田曹、兵曹、集曹、仓曹、金曹等五曹文书，内有衙署办公处，平时最为繁忙。尤其是要把从山上伐下来的木材编成竹木排，东下渭水、黄河外运，还有加强黄河的防务，火速运送粮草至陕甘宁边区等差事要做。 苏轼到任时，郑州荥阳人宋选（字子才）接替了崔峄出知凤翔府，宋知府对苏轼很是关照与厚待。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至和三年（1056），苏轼从四川老家进京考进士经过凤翔府的官舍时，该官舍曾经破败得无法居住。自从当年八月太守宋公到任一个多月就组织修缮，使得驿站面貌一新，整洁清爽，不复当初模样。该工程五十多天完工，用了三万多个工，二十一万多材料，却没有惊动当地的百姓。宋公是那种不论走到哪里都能随遇而安、快乐做事的仁爱君子。苏轼对此公十分钦佩，后来还专门写下了《凤鸣驿记》，记录了宋公“不择居而安，安而喜从事者”之风范。 宋选有两个弟弟，名字也极具当时的特色：宋道和宋迪。儿子叫宋子房，字汉杰。苏轼后来与这父子叔侄四人皆有交往。有点社会阅历的人都知道，但凡与某人的舅舅或叔叔投缘，那么与他们的外甥或侄子就很容易沟通。 太原人王彭（字大年）其时为凤翔府监军，他是王全斌的曾孙，王凯的儿子。 王全斌宋初平蜀有军功，而王凯数次打败赵元昊，有边功。作为武将之后，王彭亦边功卓越，但上面却没有赏赐，王彭却不以为然，这一举动自然深得苏轼的钦佩。 王彭也特别喜爱苏轼的文章，一旦苏轼有新作写就，王彭则欢然拜读终日。苏轼刚开始并不懂佛理，王彭就给苏轼讲了很多他所知道的佛法大略。 俗话说，近朱者赤。以至于后来苏轼喜好佛书，也极有可能是受到了王彭的影响。 有趣的是，“他乡遇知己”的段子也绝非空穴来风。 苏轼到任后才知道，滁州全椒人张琥（后改名为张璪）为凤翔府户曹参军（专管户籍的州县属官），而胡允文（字执中）正出任凤翔府下辖天兴县的县令。 胡允文年轻时就曾师从过苏老泉，直到苏轼到了凤翔府，才第一次见到了胡允文本人。后来胡允文无故被罢黜，再到苏轼任徐州知州时，胡允文的小儿子又在徐州府任刑狱司掌书记，胡允文又跟随儿子来到徐州居住养老，与苏轼再次有了交集，两家可谓是成了家族的世交。 第18章 宋知府出马，苏签判祈雨得喜雨 古凤翔府有八处景观，任职此地，苏轼自然都不会缺席。 游览吟诗之余，苏轼还充当起了导游的角色，这与当下的领导干部推介属地景区之举，有异曲同工之妙。“凤翔当秦、蜀之交，士大夫之所朝夕往来此八观者，又皆跬步可至，而好事者有不能遍观焉，故作诗以告欲观而不知者。”但是苏轼在这方面的实践活动，却比今天的举措早了将近千年。 苏轼的《凤翔八观》诗，其中最为精彩的篇章，多数人认为是介绍了王维与吴道子两位画家风格不同的。吴道子虽称画圣，但与文人气息不通。王摩诘称不上画圣，却与文人气息相通。自宋元以来，文人士大夫画者，仿效摩诘者有之，但传吴道子衣钵者，则绝无其人也。 苏轼画竹，其实是源于王摩诘。 “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以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苏轼总评了吴、王之画，认为吴是高明的画工，而王画则形神兼备，物与神游。全诗结构新颖，于整齐中见出变化之妙。若读了《凤翔八观》组诗中的《王维吴道子画》这首诗，就会感知出苏轼不仅咏之论之，并已摩之绘之。 自从与其老表文同（字与可）相遇于岐下，自此苏轼的画技日进，而发源则也是此诗也。王维与吴道子并为唐代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的着名画家，凤翔的普门与开元二寺的壁间，俱有二人的佛教画，苏轼作凤翔府签判时，时年二十六岁，于游观二寺时见到王、吴二人的画，便写下这首诗。 所以说，《王维吴道子画》这首诗乃画家的一本清账，若是文人中的长于绘画者，如米芾、吴镇、黄公望、董其昌、王时敏之流读之，即无不了然胸中矣。 苏轼曾不遗余力向世人推介的凤翔八观分别为：石鼓歌、诅楚文、王维吴道子画、维摩像、东湖、真兴寺阁、李氏园和秦穆公墓。 此时，苏轼的文章愈加为人传诵，欧阳修读了苏轼的新作后常会激动地说，往时作四六（指散体）者，多引古人语及广引故事，以炫耀自己的博学，而不思述事不畅。近时文变体，如苏氏父子（其重心自是苏轼）以四六叙述，委曲精尽，不减古人。自学者变格为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迟久而后获。实恐此后未有能继之者尔。自古异人间出，前后参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见之，岂不为幸哉！ 欧阳修为天圣八年进士，九年任西京留守推官。我们知道，欧阳永叔多年来与尹沫、梅尧臣切磋革新诗文，其作文水平自然是首屈一指的。 嘉佑七年（1062）正月，苏轼在凤翔府上了《凤翔到任谢执政启》。“薄宦驱我西，远别不容惜。方愁後会远，未暇忧岁夕。强欢虽有酒，冷酌不成席。”该月初十，苏轼作了一首和诗《次韵子由除日见寄》，寄给了苏辙，表达了兄弟之间的思念之情。 二月初五，朝廷下了诏令：命各郡吏分别到自己的属县去减决囚禁。苏轼被差遣到凤翔府下属十县中的四个县：宝鸡、虢县、郿县、周至。 苏轼自二月十三出发，先行奔赴宝鸡县，暮宿宝鸡县的武城镇。次月十四日，自宝鸡沿渭河舟行至虢县，十五日经郿县至清秋镇。次日，到达周至县。 十七日，公事之余因便朝谒了周至县太平宫。这座太平宫即今天周至终南镇的上清天平宫，此宫与北宋第一大疑案“斧声烛影”有关。 宋太宗上演“烛影斧声”后，意外的却“敕建”终南上清太平宫，为大宋皇家宗庙，诏改楼观、延生、会灵诸观为太平宫之下院。 也就是说：当时的上清太平宫地位远在楼观台之上！而且为保卫皇家宗庙，诏建以清平镇(古终南镇)为中心设立清平县。至于宋太宗为什么宠幸上清太平宫，使这里成为宋朝京师以外最重要的宫观之一，据说和这里的道士张守真有关。张守真本是一老百姓，他供奉“黑煞大将军”，成为无所不知的“张神仙”。晋王赵光义去祭拜，张守真神仙附体，说晋王赵光义当为宋朝第二任太平君主。 宋开宝九年（976）十月壬子夜，太祖赵匡胤大病，召晋王赵光义议事（另有记载说，是召太祖第四子赵德芳进宫商议后事，被晋王知晓后未召进宫），左右不得闻。席间有人遥见得烛光下光义时而离席，有逊避之状，又听见太祖引柱斧戳地，并大声说：“好为之”。这就是后来“烛影斧声”事件，也称“斧声烛影”。 后晋王赵光义继位，史称太宗，颁布年号为太平兴国。 在终南山建造上清太平宫，敕封“黑煞大将军”为翊圣将军，由张守真任宫主。敕封为崇元大师。 凡有国家大事，赵光义都要派人前往终南上清宫致祭。当时宋太宗亲自题曰“上清太平宫”。他自己也偶尔驻跸于此，修心养性。因为宋太宗御驾亲临过，太平宫名声很大，加之宋太宗曾御赐太平宫《道藏》一部，附近好道人士经常来这里读书，一饱眼福。 这些历史自然就吸引了苏轼，有记载，苏轼受命前往凤翔府所属的宝、虢、眉、周四县执行“减决囚禁”公务时，曾三次到过上清宫。 第二天，苏轼一行循终南山而西，游览了崇圣观、大秦寺、延生观、仙游潭，夜宿中兴寺，还拜会了道士赵宗有。十九日，自郿县又回凤翔府。 公务之余，苏轼在凤翔府邸里新葺了一座小园子，还结识了洛阳人董傅，并与之定交。董傅，字至和，能诗（古人一般都比较的谦虚，“能诗”我们现在完全可以理解为特别能作诗）。 二月间，凤翔大旱。自入冬到开春，雨雪皆无，赤地千里。 因苏轼熟读历代典籍，从小就接受道家思想，受父亲教育，熟知各种祭奠活动的礼仪规矩。加之又年轻力壮、才华横溢，宋选就将祷雨要务，全权交给了苏轼。 苏轼于是翻阅典籍，通过查阅《三秦记》《周地图记》等大部头丛书，又深入研究了往年太白山的祀典流程，方才知道太白山神在唐朝就已是公爵，到现在级别上还仅是“济民侯”，神自然不会高兴的啦。 于是，当务之急苏轼就代县令向皇帝起草了一折奏，建议将太白山神晋为“明应公”。一方面恢复山神的爵位，再派使敬告神灵，然后再为太白山神乞求新的封号，新官上任的苏轼在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做着这一切。 祷雨，就安排在太白山脚下清秋镇的太白庙里进行，苏轼虔诚地作了祝文，并当众宣读之。 公事罢，苏轼顺便（注意这回是顺便）游览了太白山，然后去了郿县的横渠镇，在横渠镇南的崇寿院，苏轼还题诗于崇寿院壁上。 关横渠镇是三秦文化创立地，宋代着名理学家张载的第二故乡，他曾在此创办横渠书院。张载（1020－1077），字子厚，号横渠，世称横渠先生，年长苏轼十九岁，是当时着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还是“关学”的创始人（陈忠实老先生作品中“蓝袍先生”的原型）。 今天的陕西眉县横渠镇还留有张载祠，“张载祠”原为横渠崇寿院，横渠书院就是张载当年读书讲学、着书立说的地方。 苏轼一行复游了延生观玉真堂这座唐玉真公主修道的遗址，在留题仙游潭中兴寺后，还参观了后汉马融的读书石室。经由尹喜遇老子后得道而修建的楼观及董卓修筑的郿坞，苏轼来到虢县的磻溪，观赏了姜太公钓鱼石，最后再顺便游览了汧水之北武城镇的石鼻城。 回到任凤翔府衙不久，苏轼的“文人情结”又开始泛滥了。 当时，心血来潮的他先是在府衙廨宇北边的空地上建起了一座“喜雨亭”。亭前又弄了一个长三丈的横池，池上架起短桥，桥上搭起明堂，分堂之北厦为轩窗曲槛，可以俯瞰池上。出堂往南，整出一条过廊，过廊两旁各为一小池。三池的池水皆是引自汧水，池中都种上了莲藕、养上了鱼。池边上则种有桃、李、杏、梨、枣、樱桃、石榴、樗、槐、松、桧、柳等果木三十余株，苏轼甚至还用一斗酒与别人换得一丛牡丹栽在喜雨亭的北面。 遗憾的是，关中不生梅，这令一度喜梅的苏轼极为不爽。 正好，子由公务之余将哥哥园中的果木与景物分别作诗寄给了苏轼。苏轼正陶醉于自己亲手设计的小园，心情舒畅地依次唱和了和诗，凡二十一首。可见兄弟俩的兴致之高，一种初涉仕途的踌躇满志跃然纸上矣。 三月初七，潍州北海（今潍坊市潍城区潍城西关）人吴奎（字长文）自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被升迁为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国防部副部长）。 吴奎从此可以放下开封府的繁杂事务，在枢密院专门掌管军事大权了。苏轼知道吴奎早先被提拔到京师，不久必会有更重要的任命，现在果然得到了证实。于是，也做起了顺水人情（上了一道贺启）。 三月既望（十六日），下了两场小雨，但老百姓觉得雨下的还不够。 于是，就在派遣苏轼等人到太白山祈雨的三天后，凤翔府知府宋选亲自出马，兴师动众地前往凤翔城中十余丈高的真兴寺阁祈雨。 在真兴寺阁祷雨返城的路上，苏轼忽见云气自山中来，如群马奔突。他索性用手攓了一些云放在笼中，回家后见云仍然弥漫于笼中，打开笼盖，将云放出，还作诗《攓云篇》。 这次宋知府的亲自出马，给力的大雨果然降临了，大雨滂沱“三日乃止”。 为了拍上司的马屁，苏轼专门作《真兴寺阁祷雨》记述了此事。而苏轼在大堂背面新建的亭子也正好落成，于是就“亭以雨名，志喜也”，把亭子取名“喜雨亭”，并作了一篇《喜雨亭记》。 在这篇记文中，苏轼向山川之神求告道： 百姓赖以存活之物，不过是夏麦秋禾而已。如果一旬之内再不下雨，就将成为凶灾之年，百姓将会饥荒啦，盗贼将会蜂起啦。据此特向神灵您求雨，灵验的山川之神您可不该熟视无睹啊！等等。 当然，这在当时，祷雨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小打小闹，而是一项隆重的政治活动。 关于中国人祷告的原理，林语堂先生早已将此解读得极为透彻了——那就是不管你所祷告的是什么神灵，亦或就是一段得道的树桩，这些都不是怀疑祷告灵不灵的理由。祷告之结果永远无法证明，因为根据佛理，若不灵验，那都是祷告人不够虔诚的罪过。所谓的“心诚则灵”，便是此理。祷告是人根深蒂固的天性，要的就是那种虔诚至极的态度，至于灵不灵验什么的，那倒都在其次。 关于太白山神，苏轼记录了一个段子： 说是嘉佑七年（1062），苏轼在凤翔府任职期间忽遇大旱，于是，询问了当地父老境内可有灵验的可祷告的神灵。父老们说，以前太白山神最灵，前几年的太守曾奏请朝廷封山神为济民侯，从此以后就不再灵验了。 苏轼在《唐会要》上查到，终于找到了太白山神不再灵应的原因，因为唐天宝年间（742-756），此处山神朝廷封的爵位就是灵应公。也就是说，几百年了，山神的爵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提升，反而还降了一级。 原来，自周武王推翻商纣王以后分封诸侯,一直沿用：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进行分封,爵位高低自“公”至“男”依次递减,侯低于公，所以惹得太白山神不高兴了，也就不灵了！ 于是，苏轼连忙奏请朝廷将该山神重又分封为明应公，上天就连下三天大雨，当年庄稼获得了大丰收。 苏轼任职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时，关中自从元昊叛乱后，百姓贫困差役繁重，岐山下每年定期输送到南山的木筏，从渭河进入黄河，都要按时经过砥柱的险处，衙前役人往往因木筏倾覆而相继破产。 访察到了利弊所在，爱民如子的苏轼为他们修订衙规，让他们自己选择水工，再按季节水枯水涨择机决定进送或者停止，从此害处就减少了一半。 闲暇时的苏轼自己动手，将喜雨亭北边那块弃之于仁寿宫草间的隋代怪石移至喜雨亭，并累石作台。苏辙知道后作诗与兄长分享了此中的喜悦，并感叹三年后的人事更替，这些景观不知最终归谁所享了。 六月，苏轼与专管户籍的凤翔府户曹参军张琥一同登上了真兴寺阁远眺怀古，南望连山，东望五丈原，发思古之情。苏轼给子由写信，让他写点什么，苏辙也不含糊，应请写下了一篇《登真兴寺楼赋》。 这年秋，按嘉佑年间的规定，礼部试每两年一次，正好又到了考试的时间了。 苏轼作为秦凤路凤翔府的幕签，章惇作为永兴军路商州推官，这两路均属陕西路，因此一同赴长安参加了永兴军的进士考试。 其时，刘敞（字原父）为主考官，对于苏轼和章惇皆以国士待之。 苏、章二人也是第一次见面，且相得甚欢。两人曾在途中的一座山寺中小饮，忽然听说附近有老虎，正好二人酒后胆生，就勒马一同前往观看。到了离虎仅有数十步远时，马匹受惊不敢前往。苏轼说，连马都不再前进了，我们也没有理由向前了，说着就驱马欲返。谁知，章惇则鞭马继续向前。只见章惇取一铜锣，在石头上敲出声响，虎即惊窜。返回后，章惇还面不改色地同苏轼开玩笑道，兄台胆气不如在下啊！ 从这件事上，后世之人就能看出：章惇后来能频施奸计，党同伐异，此时就已见端倪了。 还有传闻说：苏轼与章惇少时为莫逆之交，一日，章惇坦腹而卧，正好苏轼从外边回来。章惇摸着自己的肚子问苏轼说，你猜猜这里面都是些什么，苏轼说，这里面都是些谋反底家事。 章惇听后亦不恼，反而是大笑不止。 第19章 陕北高原寒雪中的异乡之思 嘉佑七年（1062）八月初一，苏轼的二伯苏涣卒于利州（今四川广元市）路提点刑狱任上，年六十二。 苏轼写下了《祭伯父提刑文》，回想起去年在京师舟中的相送挥别，恍若昨日。 据苏辙《伯父墓表》所记：伯父名苏涣，最初取字“公群”，后来又取字“文父”。年少时很聪明有悟性，和他结交的朋友都是当时的上了岁数的有德行的人。天圣元年（1023），参加乡试，次年中举后被任命为凤翔府宝鸡县主簿。不久，调任凤州司法。 当时王蒙正担任凤州知州，因为与章献太后是亲家，就仗势欺人，骄傲蛮横。王蒙正知道苏公贤能，常常屈心下意，礼待伯父，把郡中事务托付给苏公打理。伯父虽然因为职务关系侍奉他，但是鄙视他的为人。王蒙正曾经向朝廷举荐过他，又给朝中当权者致简，力荐苏公。苏公告诉郡中驻京办事机构的官吏，压下王蒙正的奏章并把王蒙正写给权要的私人信件藏起来。不久，王蒙正失势落马，当时的士人因此称赞苏公。 后来，伯父被选任为祥符县（今开封市祥符区）知县，乡里从事抄写工作的吏员张宗长久以来作奸犯科、以权谋私。因为害怕苏公，就借口有病，过了一百来天就辞职了，又引荐他的儿子代替自己。苏公说：“按照当朝律令，抄写人员应该任用三等人，你是第二等，不行。”张宗向来侍奉权贵，就向州府申诉，州府发函给祥符县，苏公把张宗打了一顿棍子。不久有地位的宦官来到州府，传达皇帝的旨意，让张宗担任书手，苏公根据律令拒不接受诏命。 谁知，又有一个宦官前来传诏道：“即使不合法，也一定要给予他这个职位。”苏公对府尹李珣说：“一个平民百姓尚且能如此枉法，官府难道也要被他人左右了吗？你为何不以县衙不同意的原因来争辩呢？”李珣听了苏公的话很惭愧，第二天入朝上奏此事，皇上很是震惊，随即派内侍查彻查此事。 因为张宗贿赂了温成等人求情，就不再深究这件事。打了假传诏命的宦官一顿棍子，将之贬斥，整个府中都很震动，此事甚至惊动到了“包青天”！ “孝肃公”包拯见到苏公，赞叹道：“你凭借着一个县令的身份能够坚守刚正不阿的底线，比那些言事官不知要强多少倍啊！” 后来，苏涣被朝廷升任为利州路提点刑狱，这便是苏涣在其后辈眼中的光辉形象。 重阳节那天，苏轼没有参加凤翔府的府会，独自前往普门寺僧阁闲逛。苏轼刚入官场时，并不叫苏东坡。他除了本名苏轼外，还有一个雅号，叫作苏贤良。 “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与雁南飞。明年纵健人应老，昨日追欢意正违。”（《壬寅重九，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俗话说，“诗言志”，苏贤良把自己的心思都定格在自己的诗中了，更是把自己初涉仕途的迷茫都化成了对胞弟苏辙的思念之情了。 九月二十，凤翔当地已降小雪。 太守安排苏贤良兼任府学教授，职责就是“训迪学校生徒,课艺业勤惰,评品行优劣,以听于学政”。雪天闲来无事，衙廨里又阴冷无比，令年轻气盛、活力四射的苏轼只觉得府衙内的屋庐冷僻幽深，英雄竟无用武之地！ 他不免在这种场合回忆起昔日在出蜀的江舟上，父子三人写的诗把诗箧都放满了，又想到在郑州西门与弟弟分别时，两人早已是泪湿衣襟。还有少年时，在家从事父亲学习《易经》于东窗下，“车马敲门都不应”的温馨。 而如今，腹中藏着万卷书，在这里却不被重用，还处处要被各种俗务劳烦，真是令人泪奔啊！ 初冬时节，与李彭年一同送崔岐归二曲时口占一诗。 二曲即长安附近的韦曲、杜曲，与王曲一样皆近山。曲,应为周围之山或水流曲折迂回的曲折地貌。 唐有韦曲镇，在今西安市长安区，因韦姓诸族聚居而得名。以东五里即今长安城区东少陵原东南端，有杜曲，为诸杜世居之地，合称韦杜 。当今的韦曲镇成了西安的后花园，长安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拥有全西安最集中的教育资源。如今已在逐渐承接小寨商圈部分客流，成为西安南郊又一大综合性商圈。 李痒，字彭年，京兆万年（唐时长安城朱雀大街以东为万年县）人，官至水部员外郎。这个人极有才但多病，并因此仕途受挫，所以心中常有慷慨之感。 据后来苏轼回忆，想当年苏轼就是把这一首口占的诗作寄给李彭年，李彭年读到诗中“为问南溪李夫子，壮心应未逐流年。”（《与李彭年同送崔岐归二曲，马上口占》）后竟嚎啕大哭。 这年冬，苏轼生了场病。据我臆测，苏轼本为川人，一旦到了位于黄土高原的凤翔府时，气候干燥，水土未免不服。加之仕途及心志的不甚畅达，一入冬也就病倒了。这场病的病因其实并无记载，但这场病的发生也给苏轼的身体状况打了“预防针”。因为以后的岁月，苏轼还要为应对到各地漂泊做好体能上的准备。 一日，正在养病的苏轼突然闻知弟弟苏辙被任命为商州军事推官，掌州府助理军政之事，从八品。 但又得知，苏辙却以老父身旁无子服侍为由，禀明圣上暂不赴任，被朝廷批准。 本来苏辙早就被拟任为商州推官，但时任知制诰的王安石不肯批准，故任命迟迟未下。到了该年秋天，任命方下来，这时候的苏轼已经外任凤翔府，老父在京畿为朝廷编撰礼书，身旁无人照料，所以只有委屈一下苏辙了。 病中的苏轼想到这一切，心中不免对弟弟的遭遇怜之痛之，想到弟弟自考中功名之后，曾在殿试的策问中因敢于直言时政得失，被举为直言。当时司马光给苏辙评为第三等，但范景仁以为苏辙的言辞对朝廷不敬，要把苏辙刷下来。 仁宗说，我们本来是以直言招人的，总不能因为士子的直言而弃之吧。若是那样，天下人该如何看我们！宰相不知所措，只好将苏辙除为商州推官，然就是这一任命，也被王安石压了下来。 弟弟苏辙一心报国的宏愿此时也已经消磨殆尽，苏轼自己的仕途亦不顺。 于是，病中的苏轼一口气写下了三首诗以抒怀。劝弟弟“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答策不堪宜落此，上书求免亦何哉”，为弟弟打抱不平； “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忧家有师”，最后联想到兄弟二人同病相怜，只有对方知道自己的内心，可是两人只有在梦中相见，“此外知心更谁是，梦魂相觅苦参差”。（《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 仍在病中的苏轼，大雪连下数日都未曾起来观雪，这似乎不符合他的秉性。一个二十六七的小青年，蜷缩在阴冷的府衙里瑟瑟发抖，屋檐上堆雪欲坠，窗纸呜呜鸣响，上天似乎有意要给苏轼的仕途来一个下马威。 幸好，邛州依政县（治所在今四川邛崃市东南五十五里牟礼镇永丰村）的老乡赵荐在这时给苏轼寄来了一首诗。 赵荐（字宾兴）正在凤翔府北三十里的的属县虢县任县令，作为上下级衙门，平时两人应有过私下往来。雪天赠诗，对于苏轼这样的文人来说，绝对堪比雪中送炭。 展读之时，在苏轼心中早已有了一首唱和之词。但我们注意到，这两个人的诗作都是用的仄韵，人在心情不好时，一般不用平声韵作诗。“我击藤床君唱歌，明年六十奈君何。醉颠只要装风景，莫向人前自洗磨。”（《和赵郎中见戏二首》）想必这个赵县令的雪天心情也与苏轼一样，要么不得其志，要么职场关系紧张，总之是作了去声二十一个仄韵诗，至于什么原因咱就不再瞎猜了。 嘉佑七年（1062）岁末，新年的年味似乎已经泛起，远在凤翔府的苏轼自然忆起了眉山老家的过年风俗。岁晚相与馈问，为馈岁；酒食相邀，呼为别岁；达旦不眠，为守岁。家乡的风俗尽管与凤翔当地略有出入，但岁暮思归的心情却是一样的。 于是，苏轼再次作了三首诗寄给弟弟，把家乡的馈岁、别岁以及守岁的乡俗三事详尽地回味了一番。 该过年了，苏轼想到尚在监禁中的老百姓，这些百姓中有的是管押竹木，洪水卷走了那些竹木；或主持粮斛，陈粮年深日久霉变损失；或布帛质量低劣，估剥以为亏官；或糟渣溃烂，虚计以为实欠；或未缴纳的赃物，交当时主典之吏负责；或败折之课，均于作保人的家。 府衙中的官吏也知道他们无罪，但限于朝廷的法令又不好释放他们。苏轼是掌管欠账事宜的，还得时常违心地去向他们催账，官吏们经常鞭笞他们。因此，苏轼思前想后，决定向时任三司使（北宋前期最高财政长官）斗胆进言，想让蔡襄大人释放他们回家过年。 说到这里，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这里的“蔡”就是指蔡襄（字君谟），他的书法取法晋唐，讲究古意与法度。其正楷端庄沉着，行书淳淡婉美，草书参用飞白法，谓之“散草”，自成一体，非常精妙，宋仁宗尤爱其书。 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蔡襄是个苏轼的小弟或跟班，实际上蔡襄从年龄上大苏轼二十四岁，还是官职高过苏轼无数级的上司。所以说，苏轼给蔡襄上书，结尾处还怕恐怕冒犯蔡襄这位财政部部长的官威，以至于诚惶诚恐（干冒威重，退增恐悚）。 县令胡允文来找到苏轼，要苏轼做一篇《凤鸣驿记》，主要是歌颂一下宋选在任时勤政善政的功德。 苏轼确实也感到了宋选任太守后驿馆的变化，以前苏轼进京举进士从凤翔府经过时，驿馆简陋得无法居住，而宋选任太守后五十五天就建成了新的驿馆。所以，苏轼是欣然命笔、一挥而就，完成了胡县令布置的“作业”。 临近年底，苏轼与恩公陕西转运副使（俗称漕司，转运使除掌握一路或数路财赋外，还兼领考察地方官吏、维持治安、清点刑狱、举贤荐能等职责）陆诜（音深）在凤翔府下属的扶风县相遇，这个陆诜曾在任内举荐过苏轼出任台阁清要任使，所以说是有恩于苏轼的。 第20章 长安城外终南山，开元寺里吴道玄——苏轼的这次春游 有其兄必有其弟。 苏轼岁暮作诗分别回味了家乡蜀地“馈岁”、“别岁”及“守岁”的年节风俗之后，苏辙则在年后也作诗回顾了故乡春日里的“踏青”与“蚕市”乡俗。 眉山城出东门十数里，有座山名叫蟆颐山，山上修有亭榭楼台，松竹奇木杂然其间。山下是滚滚的岷江，因其江水极清澈，又名玻璃江。 每年的人日（正月初七），当地的男女老少、官人女眷倾城出动，一同嬉戏饮酒于蟆颐山上，这就叫踏青。南宋陆放翁曾有诗曰：只怪今朝空巷出，使君人日宴蟆颐。看来苏辙所说的眉山乡俗，确是一项流传久远的蜀地的岁首乡俗。 到了二月望日（农历每月十五），忙了一整年的蜀地乡民利用农闲的日子，在专门因蚕事而发起的集市上售卖狄箔（荐蚕之具）、瓢轮及土釜（均为缫丝之物）等蚕具。如果有争买三种蚕具的，一定是急用的蚕农，这种人往往是不吝金钱的。 苏轼与弟弟深有同感，于是又和了苏辙的两首岁首乡俗诗了事。 在凤翔公干的苏轼，上元夜（正月十五夜）时，独自一人来到凤翔府东院观看壁上王维（字摩诘）的画作。此时，夜已渐深残灯尚明，画中的僧人好像在慢慢走动，这种恍惚的感觉能持续很长时间。 苏轼又品味了王摩诘的诗，品味出诗中有画；再观赏王维的画，只觉得画中富含诗意。当然，这种艺术理论已常常出现在学校的课堂上，被颇具艺术气息的教师们在课堂上一遍遍地宣讲着。不过，从苏轼的举动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二十七八岁的青年官员客居异乡的真实状态。 到了二月，天气转暖，苏轼的病也痊愈了，他前往长安薛周的家里。 薛周，河东万泉（今山西万荣西南）人，后徙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薛颜次孙。仁宗至和中官国子博士，监上清太平宫，为驾部员外郎，未到七十岁就致仕回家养老了。此人不抽烟（烟草自明代才传入我国），但酒瘾极大，以至于苏辙后来在诗中曾专门称颂了他的酒量。 在薛周家的逸老亭，苏轼看到亭内有刘敞（字原父）的题壁诗。苏轼知道，刘原父也是常和欧阳修、梅尧臣等大佬在一起玩耍的大人物，于是禁不住诗兴大发，和了刘原父的壁上诗： “近闻薛公子，早退惊常流。买圆召野鹤，凿井动潜虬。自言酒中趣，一斗胜凉州。”——（《和刘长安题薛周逸老亭周最善饮酒未七十而致仕》） 在府衙里猫了一冬的苏轼，开春后自然是不会放过游历的机会的，此次出行应该是公事，不过史书中没有查到相关的记载。 首先苏轼到了岐山县令王珅家，王珅祖上也是蜀人，避乱迁至长安定居下来。王珅家的中隐堂，在长安城中也是个有名的园林，听说苏轼到了长安，王珅连忙写信让子弟们邀请苏轼到家里的中隐堂一游。当然，让苏轼游园不是白游，王老爷子“乞诗甚勤”，苏轼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大开“诗”界，作五律五首以奉上。 我们知道，苏轼此时的很多诗作尚且都是模仿白居易、杜甫、韩愈的，这些端倪早就被清代的纪昀（字晓岚）给看出来了。纪晓岚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轼这五首五律诗作，模仿的就是杜子美（杜甫字子美）的，这几首五律模仿的是杜子美《陪何广文游何将军山林》诸作。 比如“去蜀初逃难，游秦遂不归。园荒乔木老，堂在昔人非”这两句，清代的王文诰读后，激动地一拍大腿道，有杜诗神韵，非寻常袭杜面目者可比！那意思是说，苏轼即便是模仿了杜甫的诗，但也是模仿界的“扛把子”！ 到了宝鸡县，苏轼游览了该县治西南的斯飞阁。 斯飞阁，取《诗·小雅·斯干》中“如翚斯飞”之意。在苏轼《题宝鸡斯飞阁》诗中有“谁使爱官轻去国，此身无计老渔樵”句，清代苏学大家王文浩据此判断，苏轼这首诗是在用于怀念太守宋选罢任凤翔府的。 其实不然，苏轼题宝鸡斯飞阁是在春日，而陈公弼接替宋选却是在该年的七月。 终南山，又名太乙山、地肺山、中南山、周南山，简称南山。它位于陕西省境内秦岭山脉中段，古城长安（西安）之南，是“寿比南山”、“终南捷径”等典故的诞生地，属于道教名山。终南山是个极具仙气儿的地方，有着这么深厚的道教文化和浓厚的神仙氛围，所以，有很多后世名人曾经隐居于此，他们淡泊名利、潜心修行，甚至在仕途上有发展之人，也曾半官半隐的自在生活。 到了长安的苏轼，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一个所在。 按说苏轼兄弟此前曾游过终南山，这次苏轼前来算是故地重游。苏辙得知哥哥再游终南山，给哥哥作了一首诗寄了过来，“应有新诗还寄我，与君和取当游陪”。 苏轼接到信，一阵感动，当即和诗一首，“懒不作诗君错料，旧逋应许过时陪”（《重游终南子由以诗见寄次韵》），解释了近期很少寄信的原因不是哥哥我老懒，是你想多了——哥可不懒！ 寒食节到了，就在布谷鸟将要催耕的时节，苏辙又给哥哥寄了一首寒食诗。 寒食节为国人的传统节日，在夏历冬至后的105天，大约清明节前一二天。寒食节朝廷当初设为节时，因是在冬日，当时所有士民需吃一个月的冷食，没有人家敢动火烧饭。据传后汉官员周举到任后，先作祭文到介子推庙前凭吊，然后宣告州民，冬日冷食会残损民命，这也绝不是贤者介子推的本意，要求州民生火做饭恢复温食。 后世的发展中逐渐增加了祭扫、踏青、秋千、蹴鞠、牵勾、斗鸡等风俗，“寒食节”前后绵延两千余年，曾被称为中国民间第一大祭日，寒食节又是汉族传统节日中唯一以饮食习俗来命名的节日。 苏轼在给弟弟和诗中，有一句“忽闻啼鹃惊羁旅，江上何人治废田”（《和子由寒食》），我们得知此时的苏轼尚未返回凤翔府。 苏轼返回凤翔府后，又游览了开元寺，当时的开元寺有大殿九间，大殿的后壁上还有吴道子的壁画。吴道子，又称吴道元，字道子，后改名为道玄，阳翟（今河南禹州）人，唐代着名画家，画史尊称画圣。 吴道子这个人笔法超妙，称为百代画圣绝非浪得虚名。他早年行笔差细，中年行笔磊落挥霍，如蓴菜条。人物有八面，生意活动，方圆平正，高下曲直，折算停分，莫不如意。其傅彩于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缣素，世谓之“吴装”。 在开元寺的壁画中，吴道子画了自佛祖开始修行说法到灭度的故事，画中有山林宫室，还有人物禽兽，数千万种。如在佛祖灭度时，画中比丘众神躄踊哭泣，皆若不自胜者，就连飞鸟走兽，亦作号顿之状。独菩萨淡然在旁，若平时一样，没有一点哀戚之容，一切都宛如真实的场景。画的落款是唐开元三十年识，粗略算来，距苏轼赏画的嘉佑八年（1063）已经有321年了。 苏辙又写信告诉哥哥，这几天好久都不曾抚琴的父亲大人突然来了兴致，叫自己去向别人借了一把雷琴，弹起了以前的旧曲，所幸还能记起旧曲的十之三四。 苏轼想起前段时间在终南山时，曾令道士赵宗有在溪堂弹琴。若父亲大人的琴声“应有仙人依树听，空叫瘦鹤舞风骞”（《次韵子由弹琴》），那么赵道士的琴声则是“时引惊猿撼竹轩”（同上）了。 三月辛未（二十九日），仁宗驾崩，享年五十四岁。 宋仁宗，名赵祯（原名赵受益），宋真宗赵恒第六子。其母为李宸妃，宋朝第四位皇帝，为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天禧二年（1018），被立为皇太子，赐名赵祯，乾兴元年即位。庆历三年（1043）开展“庆历新政”。在位期间，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史称“仁宗盛治”。 赵祯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特别善于约束自己，对下属宽厚以待，让百姓休养生息，因此受到后世的称赞。他知人善用，因而在位时期名臣辈出，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赵祯在位期间，宋朝“四海雍熙、八荒平静，士农乐业、文武忠良”。史上有“庆历、嘉佑之治”之称，尤以“嘉佑之治”为多。 据《宋史》记载：赵祯驾崩的消息传出后，“京师（汴梁）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赵祯驾崩的消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 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办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村妇们头戴纸糊的孝帽，竟也在哀悼仁宗的驾崩。 四月初一，皇子赵曙即位，是为英宗。 赵曙本为濮王赵允让第十三子赵宗实，后改名赵曙，因赵祯晚年无子，最终只得于嘉佑七年（1062年）八月立赵宗实为皇子。 次年春，英宗新皇帝即将逾年即位改元。此时的苏轼抓住了这一时机，向韩琦上了论场务书。纵观此书，长篇大论皆是要求朝廷变革制度，让官权于民，使劳动人民休养生息，想办法富裕起来，以应对国家重大之事故。因为过了年，新皇帝就要首先改元而推行自己的王道为天下表率，苏轼想让韩琦代为上奏。 对于发生在苏轼这位二十多岁小青年身上的这类热情，我们表示充分的理解，想必韩琦韩大人也是理解的。但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如何运转，在封建君主制的国度里，任何个人都不要幻想着去扭转乾坤。 第21章 《凌虚台记》行文里的玄机 嘉佑八年（1063）六月初十，苏轼的二伯母去世了，当时只有苏轼的三堂哥苏不危侍奉在母亲身旁。 此时，二伯刚去世不满一年，真是祸不单行。苏轼在大堂哥苏不欺的妻哥蒲诚之路过凤翔府时，曾给蒲诚之提过此事，因苏轼大堂哥不欺的岳父家姓蒲，是蒲诚之的同族。 这年七月，宋选罢任凤翔府知府，由青神县老乡、京东转运史陈希亮（字公弼）接任。 陈希亮这个人身材矮小、清瘦，为人却刚直，面目阴冷，两眼澄澈如水。张口说话斩钉截铁，常常当面指责别人的过错，不留情面（面陈人过，退称其长，这是一种君子之行）。所以每逢士大夫宴游之时，但闻陈希亮到来，立刻阖座肃然，索然寡味，怎么也乐不起来。他对待僚属，自然更加严厉，竟然有很多人吓得对他不敢仰视。 苏轼虽是以京朝官差允（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可仍是个幕职，相当于如今地方政府的秘书长，职掌赞襄郡县的政务，综理诸案文移，斟酌可否。签拟后再报告郡守，或罢或行。这一职务与“一把手”公事上的关连，是极为密切的。 而苏轼与陈希亮两人的性格，却是如冰炭不相融合。 苏轼性豪阔，不会官僚滑头，而做事却勇于负责，意见不同时，便要据理力争。争议不下，这二十七八岁的签判，年少气盛，就不免行诸辞色，一点不肯屈就退让。 陈希亮也有意要裁抑这个锋芒太露的后辈，对他也一样端起架子，毫不客气，使苏轼更难忍受。府衙中的吏役，为了对这位签判的制科出身表示敬重，大家尊称之为“苏贤良”，这类颇似现代的“老师儿”称号一样，实在是一件平常小事，不料被陈知府听到了，斥道：“府判官只是协理文案的官员，有何贤良可言？”令苏轼很下不来台。 此后，凡看到苏轼有骄矜自得之意，陈希亮在苏轼登门求见时，也是故意拒绝不见。遇到府里需要斋醮祈福，苏轼负责撰写的祈祝小文，陈希亮也是左涂右改，如此往返数次，直至把文章改得面目全非，这才启用。时间久了，苏轼认为上司是在无端打压自己，遂与陈希亮交恶，如果没有公事往来，他尽量不与陈希亮接触，即使中元节这样的重要节日，他也拒绝前往知府官署与上司一同参加节日宴会。 陈希亮官僚架子很大，同僚晋见，就任由其客座中等候，久久都不出来接见。甚至有客人在客座中都等得打起瞌睡来，苏轼心生不平，作《客位假寐》诗，讽刺他：“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 七月二十四，天久不雨，苏轼又以官家的名义赴磻溪祷雨。 磻溪，是一条溪流的名称，在今陕西省宝鸡市东南，相传是姜太公钓鱼的地方，今存有钓鱼台。在古诗词中，磻溪也会代指姜子牙。 苏轼一行走了一天，夜宿虢县。翌日晚，从虢县南渡渭水，晚宿古时候曾氏所建的僧舍曾阁。 时近夜半，苏轼却无法入眠，看到壁上有前县令、自己的四川老乡赵荐的题名。想起此前自己在凤翔府的大雪天，病中曾收到赵荐来信时的欣喜，如今已是“故人渐远无消息，古寺空来看姓名”（《七月二十四日，以久不雨，出祷磻溪。是日宿》）。 宋时官员的出行祷雨，必须要赶在黎明时分进行，因此五更前就要起身前往。所以说，夜半三更时是不能睡着的，而山中僧舍又没有更漏可听，只有麻烦仆夫频频出门察看天上的北斗星了。 古人通过观察天象、星宿、月亮和自然现象来判断时辰，他们结合生活经验和季节变化来推算时间。 此外，古人还观察月亮的位置和形态来判断时间。农历中，满月、新月、上弦月、下弦月等不同的月相和位置，都能反映出一个月的不同时段。通过这些月相的变化，古人能够较为准确地判断时间的流逝和季节的更替。 除了天文观察，古人还采用了其他巧妙的方式来辅助计算时辰。例如，水漏计时法，通过水滴的流动速度来估算时间。还会结合了生活经验和季节的周期性变化来补充推算时辰。比如，古人常根据鸟兽的活动、植物的开花结果、虫鸣等现象，来感知不同时令。 这些观察都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界的敏感和对时光流转的深刻认知，古人对时辰的精确把握，不仅仅是为了生活的需要，更是一种对宇宙法则的理解。 苏轼问了几次，仆夫都说斗杓尚倾，故苏轼根本不能睡下，只得起来闲观，所以才无意中发现了壁上赵荐的题诗。 七月二十六，苏轼一行五更开始从曾阁启程，到磻溪时天色尚未明。 这日，在磻溪祷过雨，苏轼就前往虢县的阳平镇了，中途在岐山县东南一百八十里的麻田青峰寺的下院翠麓亭休憩。 苏轼觉得，若是不进这一座位于峰前的寺院，将会是是白来渭上一趟了。这里的风景那是“谷映朱栏秀，山含古木尊。路穷惊石断，林缺见河奔。”（《是日自磻溪将往阳平憩于麻田青峰寺之下院翠》）。清人王文浩认为这首押上平十三元韵的诗中，“尊”字押的玲珑剔透，只有在山中穿行过的人才会知其精妙，若是仅觉得这个尊字表达的是古木的厚重就失之于浅薄了。 及次日，苏轼从阳平镇出发，往斜谷方向而去，“板阁独眠惊旅枕，木鱼晓动随僧粥”（《二十七日自阳平至斜谷宿于南山中蟠龙寺》）。当晚夜宿郿县西南三十里的南山中盘龙寺。 褒斜谷，长一百七十里，南口曰褒，北口曰斜。 《郡国志》云：褒口在褒城县北。北口曰斜，南口曰褒，同为一谷。自褒口至凤州一百三十里，始通斜谷。斜口在凤翔府郿县。褒水和斜水（今石头河）均发源于秦岭深处的太白县，前者南流入汉水，后者北流入渭水，两者河谷统称“褒斜谷”，长约五百里，自古即为沟通秦岭南北的要道。 在苏轼的眼里，就在此山后，巴蜀近在咫尺，不知何时才能够归耕家乡江边的田里，真想心随南飞的大雁回到蜀地的怀抱里。其实，蜀本是以褒斜为前门，而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市的市辖区）者，蜀之扞蔽也。 苏轼一行人到了下马碛，只见此处的北山僧舍有一座怀贤阁，此阁南直斜谷，西临五丈原。苏轼前往虢县之磻溪祷雨，这里是必经之地，所以能看见郿县的五丈原。 《晋阳秋》：建安十二年八月，有星赤而芒角，自东北西南流，投入亮营，三投再还，往大还小，俄而亮卒，时年五十四岁。五丈原西侧，今尚有落星村。 回到凤翔府，苏轼与知府两个人之间的摩擦日益加深。苏轼益发感觉落落寡合起来，他既不赴府宴，中元节也不过知府的厅堂。陈希亮抓住这一点，竟然上奏朝廷纠劾他，最终苏轼被朝廷罚铜八斤。 但憋屈的日子还是得过，闲暇下来，苏轼索性不去想这些，他读读《道藏经》，或与弟弟书信往来，诗词唱和，倒也能不亦乐乎。 南溪有座会景亭，处于众亭之间，苏轼认为与其名字不相称，特改其名曰“招隐亭”，并作诗以告来者。 九月十六，秋高气爽的时节，苏轼带着家人到扶风县南山的天河寺游玩。因感慨此寺登涉之不易，遂题诗于亭壁。二十年后，世人喜爱其笔墨的精妙，怕天长日久字迹湮灭，就把此诗作模再勒石，保存于扶风县南马援祠中。 冬日，苏轼来到周至，拜谒了上清宫的上清真君张守真，作了《上清词》。 腊月十四日起，苏轼又在终南山小留了几日，专门前往南溪小酌，寻觅此前自己在竹子上的题诗。诗文已题在竹子上三个多月了，现在重游，幸而他找到了那些诗句，于是赶紧抄录了下来。 南溪之南的竹林中，苏轼又新构筑了一座茅堂，因茅堂深藏竹林深邃处，因而题名“避世堂”。这时，成都知府韩绛（字子华）又推荐蒲诚之接替苏轼此时的职务，这正是苏轼求之不得之事，可是最终却没有办成。 八月间，王安石之母病逝，苏老泉并不前往吊唁，而是在这时候还作了一篇《辨奸论》，以讽刺王安石。 六年后的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命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对。保守派为打击王安石，传出了这篇文章，并以死去的苏洵署名，借以显示苏老泉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就“见微知着”，预见到他“得志必为奸”。 《辨奸论》是否是苏洵所作，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此论先抬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万事均可“见微而知着”，预测规律，作为理论基础。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之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同科进士张琥，字邃明，又名张璪，滁州全椒人（今安徽滁州市辖县），后为凤翔府户曹参军（专管户籍），苏轼曾做过一篇《稼说》送他。这两天，张琥在归家之前专程来看望苏轼，血气方刚的苏轼有感于当时士大夫中滋长着急功近利，浅薄轻率的风气，因而特地写了此文送给张琥，并愿与之共勉。 苏轼用自己的学习实践和亲身经历，进一步说明做学问千万切忌自得自满、追求虚名，要去专心学习，只有做到“博观而约取”，使自己具有丰富精粹的知识基础，用起来才会感到绰绰有余，从容不迫。这就是“厚积而薄发”的道理。 最后，苏轼还托张琥把这个观点也转告其弟苏辙，看似闲笔，而意在表明这确实是他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太守陈希亮在府衙的后圃筑台，自名为“凌虚”，命苏轼写篇记文。 由于带着对太守陈公弼的不满，苏轼抓住了这一机会，特意作了篇《凌虚台记》，狠狠地嘲讽了陈太守一番。就连后世的杨慎都认为：《喜雨亭记》，全是赞太守；《凌虚台记》，全是讥太守。《喜雨亭》直以天子造化相形，见得有补于民；《凌虚台》则以秦汉隋唐相形，见得无补于民，而机局则一也。 其实苏轼的本意就是说，昔日的荒草野田，今日的凌虚台，这是由无生有；今日的凌虚台，明日的荒草野田，这又是化有为无。兴废成毁交相回旋，无穷无尽，谁都不能知晓。还由近及远，从眼前的凌虚台延伸到漫长的历史。把秦穆公祈年橐泉、汉武帝长杨宫、五柞宫、隋仁寿宫、唐九成宫的兴盛与荒废赫然放置在凌虚台的面前。两相对比，百倍于凌虚台的宫胭如今求其破瓦颓垣犹不可得，凌虚台的未来也就自不待言了。 总之，说白了就是在告诫太守陈公弼：如果有人想要以高台夸耀于世而自我满足，那就错了。世上确实有足以依凭的东西，但是与台的存在与否是没有关系的。 谁知陈太守读完记文，知道苏轼是因为自己曾大肆涂改过苏轼的文章而心存不满，在此实有讥讽之意，然陈太守“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着实是赞其才也。 治平是北宋时宋英宗赵曙的年号，共计四年。 “治平”语出《抱朴子》:“又于治世隆平，则谓之有道，危国乱主，则谓之无道。” 赵曙继位之后，任用旧臣韩琦等人，仍沿袭祖制，也与辽国和西夏没有发生过战争。 赵曙在未即位前就已听说过苏轼，且十分仰慕。即位后，赵曙本想按照唐朝的惯例将苏轼召入翰林院，授予他知制诰职务。但宰相韩琦却说:“苏轼是能成大器的，今后必然会被皇上所重用，只要朝廷好好栽培他，日后全国的文人学士都会为皇上效劳的。到那时，朝野上下人心所向，也就不敢有人对此有异议了。倘若现在就突然重用苏轼，天下士大夫恐怕会怀疑他的能力，这对苏轼是极为不利的。” 赵曙又问韩琦：“让苏轼修起居注怎么样?”韩琦说：“修起居注与知制诰官职性质相同，官品接近，恐怕也不太合适。” 英宗只好命苏轼在史馆试用了事。 第22章 十冬腊月，离任凤翔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 正月十三。 苏轼的同学（同科进士）、商洛令章惇自长安带着苏旦和安师孟来凤翔府拜访苏轼，并一同至周至县清平镇游览了楼观、五郡、大秦、延生、仙游等景观，此次往返四天，得诗十一首。 这十一首诗都寄给了苏辙，兄弟俩互相唱和了一番方罢。 据传，苏轼与章惇等人游终南山仙游潭时，只见潭下绝壁万仞，只有一根孤木横亘其上。章惇邀请苏轼沿横木过到对面在潭壁上题几个字，苏轼因害怕而不敢逾越。以今天的原理来解，苏轼疑为患有恐高症也。 哪知，章惇沿孤木信步轻易就走过去了。这还不算，章惇又用一根长绳绑在树上，把自己垂放下去。小心地提着自己的衣襟，用漆墨润湿大笔，于石壁上大书：苏轼、章惇到此一游！ 书完后，再从容折返，一来一去，章惇却是脸不红心不跳的（神采不动）。 苏轼目睹这些，惊骇得拍着章惇的背说，你日后必能杀人！ 章惇闻之，不解。 苏轼说，能轻易拿自己性命做赌注的人，日后便不怕杀人。 章惇大笑。 谁知，日后苏轼此语竟一语成谶。 这一段子，流传的相当久远。在后世人心目中，甚至化成了贴在章惇身上的标签。 二月十六，苏轼又与张杲之、李彭年重游南溪。 几个人喝得有些醉了，就相与解衣脱鞋，赤足褰裳蹚入溪流中，一起大声吟咏唐人韩愈的《山石》诗。看来，宋时即有追慕古人风尚的传统。 《山石》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诗作，已被选入今天的《唐诗三百首》。此诗为韩愈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七月离徐州赴洛阳的途中，当时韩愈游览了是洛阳北面的惠林寺，同游者是李景兴、侯喜、 尉迟汾。 诗题为“山石”，但并非咏山石，实则是一篇诗体的山水游记。诗中的“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促为人靰”句是全诗主旨。全诗颇显韩愈“以文为诗”的特色，其突出特点是运用了赋体的“铺采摛文”手法，气势遒劲，风格壮美，数为后人所称道。 苏轼在南溪这种终南仙境里，深深地体会出了韩愈的诗境，当晚便留宿溪堂，不忍轻易离去。 在苏轼的和诗中，“人生何以易此乐，天下谁肯从我归”道出了苏轼此时的真实心境。 春日里，蒲诚之的车骑到了二曲。苏轼本来可以与老蒲同志见个面叙叙旧的，但是苏轼又接到通知，说全体府中官员都要在天亮前出城，去迎接一位三司副使张省簉（音造）。副使，即宋时“三司副使”之简称。 苏轼怕蒲诚之来了见不到自己，就提前给蒲去了信解释了一番，觉得这样显得礼貌些。毕竟，老蒲是大堂哥不欺的岳父家的族人，退一步说也算是在异地为官的老乡。 过岐山时，苏轼听说岐山西北七八里有座周公庙，庙后百许步有泉依山。到近前看时，果见一股甘冽的泉水正不断地向外喷涌。 相传，此泉仅在太平盛世时会涌水，而世道繁乱之时就会枯竭不流。唐时的凤翔府节度使上奏朝廷后，朝廷为此泉赐名“润德泉”。 治平元年（1064）八月十一日，时近中秋。 这天晚上，苏轼夜宿于凤翔府府学值夜。夜来无事，遂将苏辙寄来的《赋园中所有十首》，写了十首和诗。睡梦中，梦见与苏辙同游南山，二人兴致大炽，一连作了几十首诗。一觉醒来，作诗的余奋尚在，诗却荡然无存，只记住有一句“蟋蟀悲秋菊”。“野菊生秋涧，芳心空自知。无人惊岁晚，唯有暗蛩悲。”于是，携着梦境，提笔又写了这首诗。 《苏轼诗集》中，这首诗被定名为《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在这里，我们参照苏轼自注，此诗可暂更名为《蟋蟀悲秋菊》。 原来，在京师侍奉父亲的苏辙，闲暇时于京师宜秋门里的南园种了十数种草木，都各作了诗寄给了哥哥，而南园是父亲在京师所置的产业。 苏辙在南园的赋诗一共十首，分别吟咏了园中的萱草、竹、种芦、病榴、葡萄、丛娀、臝、牵牛、柏和葵等植物。 苏轼和了弟弟的十首诗，加上特地又和的梦境中的《蟋蟀悲秋菊》诗，共十一首。 在前六首和诗中，苏轼每首都各有所指的植物，后五首则如脱缰之马，信手写来，已无所专指。 清人纪昀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此首忽跳出题外，取兴在即离之间”。同为清人的王文诰听了，较为欣慰地说，“晓岚知其跳出题外读此诗，尚不为失眼，但究为理清诸诗线索，故其后所论作法皆误，冰炭之不相入矣。” 总之是，在这一问题上，两位文人大学者尚带有“文人相轻”之嫌疑。 是清代浙江仁和人，他穷毕生之精力钻研苏轼，四十年间，寒暑不辍，一生追寻东坡踪迹，行遍大江南北。若非敬爱之深，用力之勤，难以做到这一切。可以说，自南宋以来，对东坡研究之深、敬仰之切、理解之透，唯此一人而已。 因此，顺带着点评一下纪晓岚，我们认为王文诰同志还是够格的。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秋，西夏军大举侵犯西部边境的静边砦。 时任转运使兼任一路的经略使陈述古（字密直）与副总管刘几议的进兵意见不合，军队中人心惶惶、无所适从，边境地区的居民更是惶恐不安、人心汹涌，震动了三辅一带。 在汉代，长安附近的地区被称为“三辅”。?“三辅一带”是指汉代负责治理京畿长安附近地方行政事务的三个长官的合称，即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所管辖的地区。其中的“?京兆尹”?负责长安城内的行政事务，?“?左冯翊”负责京畿地区的东部，?“?右扶风”负责京畿地区的西部。这些地区共同构成了汉代京畿长安附近的行政管理体系?。 就在三辅振动之际，在苏辙写给哥哥的信中，甚至称颂哥哥善射，兄弟俩此时甚至也想弃笔从戎，上阵杀敌为国守边，“穿杨自笑非猿臂，射隼长思逐马军”（《次韵和子由闻予善射》）。 正在千钧一发之际，朝廷派王素（字仲仪）以端明殿学士除知渭州（北宋时辖境相当今甘肃平凉、华亭、崇信及宁夏泾源等市县地）。边境的士兵与老百姓听说了王素要来，一时间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军队也变得纪律严明，军容整肃，旗帜飞扬，鼓角响亮，羌人当天就撤兵遁去。 要知道，王公下车伊始只不过是设宴慰劳了守边的将士们而已。通过这件事，让苏轼知道了老臣名将对于国家不同寻常的意义与作用。 王素这个人，字仲仪，大名莘县（今属山东）人，是北宋名臣王旦之季子，其子名王巩。赐进士出身，累擢天章阁待制、淮南都转运按察使，又迁龙图阁直学士，历知定州、成都府、开封府、许州。英宗治平初，召拜端明殿学士，出知渭州、成德军。神宗熙宁初知太原府，官至工部尚书，谥“懿敏”。 十月下旬，苏轼给眉山老家的一位布衣之交杨济甫去信，告诉老杨本年的腊月十七八就要罢任凤翔府，离开岐下了，今后二人将离得越来越远了。那位在一起共论过唐史的青神县的的老乡、妻王弗的兄长王道矩，寄信说不久要来凤翔府看望自己。 因为道矩没说自己何时动身，苏轼只得在信中告诉老杨，让他再来信时把王道矩的行程告知一下，主要是怕王道矩来到凤翔府后见不到自己。 冬月初四，应韩琦之请，苏轼到陕西路察看。 苏轼目之所及，看到的是地方正在征刺义勇军，每三户人家中选择其中一户人家必须出一人丁，刺以为义勇军，以至于地方上忧愁怨恨的老百姓哭诉声震动朝野。 次日，正是冬至。 苏轼借先王在冬至与夏至这两天关闭关卡，禁止商旅之人通行，君主不问政事的先例，上奏英宗皇帝要重视国家的休养生息之理，万万不要再去劳烦百姓。 这时候，苏轼的老乡，曾举荐过二伯父的孙拚去世。 孙拚，字梦得，初名贯，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举进士。历任开封府推官、尚书吏部郎中、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 关于此人，苏轼曾讲过流传于家乡的他的故事： 据说，孙拚曾与一个学子同赴科举考试，路过华阴时下雪，路遇一老妇两鬓如雪不知从何而来，坐在雪地里竟无丝毫畏寒之色。那个学子习以为常，没有理会，而孙拚却将随身所带的数百钱送她。走了一段路后，学子后悔没施舍老妇，转回时老妇已不见。 这一年，孙拚以第三名高中，而那一位学子却至老死也未考中。 仲冬时节，凤翔任上已满三年的苏轼，将要罢任还朝听封。 这时，太守陈公弼邀请苏轼到凌虚台上相聚饮酒。回想起与陈太守在一起共事的日子，苏轼才认识到老陈实乃“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贵人，皆严惮之。见义勇发，不计祸福，必极其志而后已”，此时此刻，两人正在凌虚台上，“不如此台上，举酒邀青山。青山虽云远，似亦识公颜。”（《凌虚台》），前嫌尽释。 不仅如此，在这里，苏轼还结识了后来成为挚友的陈太守的四儿子陈慥。 对于前段时间的羌人来犯之事，苏轼心中还是有些耿耿于怀的。虽然王素的到来使得三辅复安，但苏轼还是希望朝廷能对西夏发动进攻，用武力教训一下来犯之敌，以达到长治久安的效果。 所以，在此时给弟弟的诗中说到，“千金买战马，百宝妆刀环。何时逐汝去，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 “吾従天下士，莫如与子欢。羡子久不出，读书虱生毡。”（同上）苏轼与弟弟的兄弟情贯穿着二人的一生，后面还会经常论及。此时的二人，一个在陕西，一个在京师，分别已有三载。苏轼觉得，兄弟情是无人能够取代的。 周至县的南界是芒竹，因芒水之曲多竹林，凤翔府东南二百三十里，就是司竹监的所在。 “司竹监”就是当时掌管植养园竹的机构，凡是宫中百官所需竹器的竹子，均是司竹监命工人择其材干以供之。适逢司竹监官司年例烧苇，烧苇也是为了给明年的新苇萌发提供草木灰的养分。 苏轼正好碰上官家烧苇时在苇园里会猎，于是就在此观猎。“主人置酒聚狂客，纷纷醉语晚更哗。燎毛燔肉不暇割，饮啖直欲追羲娲。”观猎后还分食了烤熟的野味，豪饮一番而归，“酒酣上马去不告，猎猎霜风吹帽斜”（《司竹监烧苇园，因召都巡检柴贻最左藏，以其徒会猎园下》），归家后还作了这样的诗句。 自从当年在京师东门的一别，如今二伯已仙逝两年多了，在苏轼眼里，这一切如同梦寐。适大堂哥苏不欺迁葬父亲至眉山永寿乡高迁里墓地之时，行将离任的苏轼，在官舍里为亡伯苏涣写下了两首挽诗，“至今如梦寐，未信有存亡”（《亡伯提刑郎中挽诗二首，甲辰十二月八日凤翔官舍书》）。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腊月十七，二十九岁的苏轼在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任上任满，离任返京候选，终于离开了歧下这片呆了三年的土地。 第23章 着实难忘凤翔时 人一旦离开一个自己呆了很久的地方时，不免会回想起往日的甚至是初来时的情景，这也是一种轮回。当苏轼要离开这一北国之乡时，他不免地在脑海里浮想联翩： 在凤翔，他初识文同。文同，字与可，号笑笑居士、笑笑先生，人称石室先生。梓州梓潼郡永泰县（今属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人。 在苏轼眼中，文同“甚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气方刚，谈词如云”。 据传文同是苏轼的姑表兄，大苏轼十九岁。在诗书画全能型人才方面，苏轼与文同齐名，巧的是二人不仅是亲家（苏辙之长女苏氏，适文同第四子文务光），情同手足，并且同为“竹痴”。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句话，既是苏轼的自况，也是苏轼对自己那位亲家的评语。 据说，苏轼画竹，追根溯源，也是受文同“传染”，并且还是文同授之以技法。苏轼也公开表示，“与可与予亲厚无间，一日不见，使人思之”。 在凤翔，苏轼闲来还曾与弟苏辙写诗唱和了“木山引水”园中景观，但这个“木山”究竟为何物，只知道是苏氏父子嘉佑四年（1059）江行赴汴时，杨绛赠给父亲的物件。 兴州（今陕西略阳）太守晁仲约（字延之）工于文学，与王安石、苏轼、文同等都有文字交往。苏轼听说，老晁新开了一处晴碧亭的东池，司马光、文同与苏辙都分别题了诗，自己也题了一首奉上。 在凤翔时，开元寺老僧曾密授苏轼一本介绍烧金方术的书。 后来，架不住知府陈公弼的苦苦相求，将书传给了陈太守，结果陈公弼却因此受损。此说与陈公弼的个人品行虽不相称，但故事却是出自苏辙之着述《龙川略志》，想必也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大致情节，苏辙是这样说的： 我的兄长苏子瞻，曾在凤翔府扶风县干过公事，那里的开元寺古壁画甚多。而子瞻与父亲一样从小就酷爱书画，因此公务之余，常常一个人骑匹马就进寺赏画，有时候竟会沿墙转来转去专注赏画一整天。 有一次，寺里两位老僧出来向苏轼作揖道，贫僧的小院就在不远，不知能否光临赏光？ 苏轼到了之后，老僧说自己有一种用朱砂将淡金提炼成纯金的方子，自己暗中观察很久，发现苏轼是个可传授之人（也许是被苏轼在寺院里赏画时的专注表情所打动）。苏轼道，我不好方术，即使得到方子，也不可能也没有功夫去炼金。 老僧非常满意道，此方知而不可为，公若不为，正当传矣！ 老僧又道，此方非不传人，以前曾传授过人，但得方者往往不是命丧就是丢官，因此再不敢轻易传人。 当苏轼打开书看时，里面介绍：每淡金一两，视其分数，不足一分试以丹砂一钱益之，再掺杂其他几样药石在坩埚里煅烧，杂质就会析出，但金砂不会损耗，反复几次，直到金子色匀乃成。 后陈公弼知道了此事，便一再向苏轼索要此方，苏轼无奈地献出此方，但百般告诫陈公弼不要尝试其方。陈公虽口头上答应，但私下里却乐此不疲地炼金，以至于陈公弼果然五脏六腑败坏后死去。苏轼也深为此事自责。 后苏轼在黄州遇陈公之子陈慥，方知是他爹陈公丢官后在洛阳无钱置办田宅，才大量地炼金，以至死亡。 关于苏辙在书中亲口讲述的这件事，我们始终难以完全相信。 也许是始终对陈公弼印象不好之故吧，将灵异古怪之事转嫁到陈公弼身上也未可知，但从这件事上反映出来因果关系，的确是国人古往今来相对认同的逻辑。 在凤翔府任上时，妻子王弗常常劝苏轼谨慎行事与交游。每逢苏轼外出归来，她就会问的很仔细，说，你远离父母，处事不能不谨慎。不仅如此，还常会用公爹的告诫去提醒苏轼（很会来事儿但很贤惠）。苏轼与客人在外面交谈，她就会站在屏风后面静听，客人走后，她就对苏轼说，某某人说话两面讨好，某某人与人能很快成为密友，这种人与人结交的快，背叛的一定也极快（交浅言深的人不可靠）。 事后，苏轼所看到的结果果然就和王弗说的一模一样。 凤翔府中苏轼住所的一棵古柳下，每逢下雪总有一尺见方的地方不会存雪，天晴后那块地方也常常会鼓起数寸。苏轼想挖开看看是不是古人埋藏丹药的地方，王弗这时候就对苏轼说，如果婆婆在的时候，肯定不会让我们挖开！ 苏轼只好惭愧地打消了这个念头。 在凤翔时，苏轼曾经与一位叫董传（字至和）的洛阳人相熟，其时董传作的诗闻名于时，所以苏轼就会在闲暇时与董传谈论一下诗词。 在杜甫的《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诗里，杜子美以松树障子为背景，以李尊师的到访为契机，表达了自己对艺术、文化和人生的热爱，通过细腻的描写和抒发情感的方式，展示了诗人的文学才华和高尚的情操。但苏轼觉得“已知仙客意相亲，更觉良工心独苦”这一句太平常了，大诗人杜甫怎么也会在诗中出现如此平平无奇的句子呢？ 谁知，董传听后笑笑说：这两句感慨正是为你这类人而发的。就是说，大凡高人作诗，用意太深了，别人就未必能真正领悟，这就是所以这般“用心独苦”的原因。 不仅如此，苏轼还与凤翔人魏起（字兴叔）谈论过杜甫多个版本中诗句的舛误。我们知道，苏轼的诗多从杜甫、白居易、韩愈等诸人传承演化而来，因此可以看出，苏轼从一开始就非常努力地在研习着杜甫老先生等名人的诗作。 在凤翔时，武功令太原人王颐（字正父）与苏轼相结识，后来两人日渐相厚。王颐曾亲采绛县的澄泥与建州龙焙山的苍石制砚，馈赠苏轼，其中的龙焙山苍石砚还被苏轼命名为“凤咮砚”。苏轼爱砚，分别在砚上做了铭，铭文都流传了下来。 王颐还送过苏轼一只盛放舍利的龟形铜盒，只不过在后来苏州报恩寺重修古塔时，苏轼手边没有舍利可施舍，索性就把这只铜盒施舍出去了。 在凤翔，苏轼还曾花十万钱从一客商手中买下四块画板，四块画板上是吴道子亲笔所画的四位菩萨像。 据说这四块画板是唐僖宗广明之乱时，有位和尚从黄巢的兵火中抢出来再冒死背到凤翔的，和尚后来死在了凤翔府的乌牙僧舍。等苏轼看到时，这些画板已存放在凤翔一百八十年了。苏轼将这四块画板买下献给了自己酷爱字画的父亲苏老泉，老泉死后，苏轼应乡僧宝月大师惟简的请求，又将此画板全部施舍留给了惟简所在的寺院。 在凤翔府期间，苏轼兄弟往来唱和的诗文，被兄弟俩编成了《岐梁唱和诗集》。这里的“岐”指的是凤翔，“梁”则是指京师开封。在今天的苏轼文集中，这一时期保存下来的唱和诗共有一百一十二首之多。 在凤翔时，苏轼有幸在终南山下得到一件古器。刚开始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见它的铭文中有“宝尊敦”三个字，所以才知道这东西是一尊敦。“敦”原为中国古代食器，在祭祀和宴会时放盛黍、稷、稻、梁等作物。它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后来逐渐演变出盖，到战国时多为盖形同体。常为三足之型，有时盖也能反过来使用。 在凤翔时，苏轼闲暇时书写过楚辞一章，书体似钟繇形体，用笔得心应手，可见那时候他的书画水平已经绝出世俗了。 在苏轼眼里，世人还有一种神仙般的生活方式，那就是“酒仙”。 所以，当他看到凤翔一个村邸的墙壁上有一首小诗时，赶紧地就抄录了下来：“人间有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无眼禅，昏昏一枕睡”。到了南宋时期，诗人范成大也据此作了首《题醉道士图》：“蜩鷃鹏鶤任过前，壶中春色瓮中天。朝来兀兀三杯後，且作人间有漏仙。” 从词意上看，小范还未完全脱离苏轼抄录诗之窠臼。 在凤翔时，苏轼曾与邠州（今陕西彬县）人张舜民从游。 张舜民，字芸叟，自号浮休居士，又号矴斋。英宗治平二年(1065)进士，诗人陈师道之姊夫。 离开凤翔去长安时，苏轼曾拜访过石苍舒（字才翁），此人“号称”关中最有名的书法家。应石苍舒之邀，苏轼特意“献丑”写了几幅字，还在后面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书法观点。 时年二十八九岁的苏轼认为：传说中王羲之在王献之正作书时，从身后拔不出儿子的毛笔，便知道儿子日后必成大器这种论调不对。在苏轼眼里，精于书法者，并不在于握笔牢固与否，若是那样，世界上有力气的人就难有不擅书的了。而只有不受约束地听任笔毫的走向而又不失去法度，才是得到了书法的真谛。 苏轼在阆中人陈汉卿（字师黯）家，有幸见到一副吴道子画的佛像，但已是极其残破不堪，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陈汉卿累迁尚书虞部员外郎，好古书奇画，每每倾囊购之。汉卿有一子名陈安期，苏轼也见过。此画像破是破点，但是面前的一只手却是精彩动人，另外嘴唇上也并无点墨，所以如同活人。 等到苏轼再一次见到此画像，则是在京东西路转运使鲜于子骏的家里，这时候画像已经被装裱完好了。不过，苏轼在家里和在外边见到过的吴道子画像多了，慢慢地就认为世上所流传的吴道子画作，多为摹自朱繇之手。 朱繇是五代时后梁长安（今西安）人，工画佛道，酷类吴道子。 在苏轼第二次到长安时，在毋清臣家里与王颐见了面，并给王颐的《醉士图》写了跋文，又唱和了董傅的一首留别诗。 我们知道，在苏轼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数与董传交游。两人常在一起谈古论今，吟诗作文，相知甚深。苏轼深感年轻的董传不但诗才出类拔萃，而且善于论诗衡文。对于董传的学问与诗才，在《上韩魏公一首》中，苏轼曾有较高的评价：“其为人，不通晓世事，然酷嗜读书。其文字萧然有出尘之姿，至诗与楚词，则求之于世可与传比者，不过数人。” 遗憾的是，董传终身布衣。因此，此次临别苏轼作此诗以祝愿并宽慰董传。本来和诗就和诗了，对于苏轼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在这首和诗里，吟出了令现代人都耳熟能详的后半句： “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和董传留别》）。 当苏轼在凤翔府任上的最后一个中秋节，赵令畤出生了。 赵令畤，初字景贶，后苏轼为之改字“德麟”，自号“聊复翁”。太祖次子燕王德昭元孙，元佑六年（1091）签书颍州公事，时苏轼为颍州太守，曾荐其才于朝。 后有人评论：“赵德麟、李方叔皆东坡之客，其气味殊不近，赵婉而李俊，各有所长”。 第24章 苏子还朝，王弗病逝 返京途中，苏轼在华州（今渭南市华州区）遇到少年时曾师从父亲苏老泉的蜀中士子——胡允文。 此时正值岁末，便在华阴县度岁，这是苏轼第二次在旅途中度岁了。我们前面说过，第一次于旅途中度岁，是首次出蜀赴京时在荆州度过的。 华州华阴县，在华州东五十里。汉属弘农郡，因太华山在县南八里而得名。 在华阴县安顿好后，苏轼就给弟弟苏辙寄去一首诗。在诗中，苏轼向弟弟诉说了外任三年期间，没有一天不在思归，有时候梦里已回到了家里，可梦醒后却发现是一场梦。 苏轼注意到，自凤翔府返京的路上，太华山的三座峰，莲华、松桧、毛女均已被远远地甩在身后了。道旁用于记录里数而封土为台的“堠”，也一只又一只的与之擦肩而过了，可是与家人团聚的路还有很长很长…… 行至华岳地界时，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件： 苏轼一行中的有一位随从兵卒，突然像是遇到了邪祟而发起狂来，不断地撕扯掉自己的衣服。苏轼命人将其绑缚，但绑缚的绳子却自行脱落了。随行的人都说，这是附在他身上的岳神在发怒。 苏轼于是就到岳神庙里，说我苏轼三年前从此处过时没有祈告，近日又从此路过还没有祈祷，因此特来到祠里作揖祷告。我随行的一个兵丁突发狂祟，不知是不是岳神因这位兵丁身上暗藏的过失在震怒，还望岳神不要因为一个小人物的过失而再发怒，请原谅我等凡人的过失吧。 谁知，当众人出了庙宇，马前却莫名突来一阵旋风，继而狂风大作，惊天动地，沙石乱飞。苏轼大声说道，看来岳神是越来越愤怒了，不过我却不惧！ 苏轼只管冒风即行，风却越来越大，人马就连迈步都感到困难。随从们都劝苏轼说，不如再去岳神处祈祷一番，多说些好话吧。 苏轼却说，祸福，天也！岳神发怒，他怒他的，我行不止，看他拿我如何？ 话音刚落，旋即风止，竟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这件事不是今人杜撰的，而是被以文字形式记录在后来成为“苏门六君子”之一、华州人李廌撰写的《济南先生师友谈记》中的。 苏轼本来有二十来名负责防卫的士兵随行，但到华州时撤走了十名。于是，苏轼只得给自己大堂哥苏不欺的妻哥蒲诚之写信求助。其时蒲诚之在华州东某县做官，苏轼就请求老蒲增派十数名兵丁负责护卫，因为苏轼一行的行李在途中已出现了丢失的情况。 治平二年（1065）二月，苏轼还朝，朝廷任命其为登闻鼓院判官。 登闻鼓院就是于阙门悬挂“登闻鼓”，许人鸣冤。唐于东西朝堂分置肺石下或击登闻鼓。宋初，立登闻鼓于阙门之前，置鼓司，先以宦官，后以朝臣主管。 哥哥苏轼还朝，老泉身边有了侍子，弟弟苏辙就被外任为出任大名府留守司推官。不及一月，苏辙就升任为大名府路安抚都总管司管勾机宜文字。 大名府是宋时北方的军事重镇，庆历二年（1042）五月设为当时四京之一的“北京”。而推官为当时三司下各部所设的专门官员，主管各案公事。开封府所属设左、右厅，每厅推官各一员，分日轮流审判案件。 这一年，临海（今浙江省台州市代管县级市）人陈贻序登进士第。 这个人为什么要在此处被提及，是因为若干年后在苏轼自海南北归时，陈贻序给苏轼介绍过舒州（今安徽省安庆市县级市潜山）当地的名医李惟熙。 这位叫李惟熙的医生为人清妙，善于谈论物理。他说，菱角与芡实都是水生植物，药理上讲的菱寒芡暖，其实是因为菱角开花时背着阳光，芡实开花时对着阳光之故。还说，草木的花朵大都是五瓣的，只有栀子花与雪花是六瓣的，所以六瓣的花可致人死命。以及果实沙烂的树木，不易被蛀蚀等。 苏轼后来曾专门验证过，瓜果特别甜而不被蛀蚀，大抵就是李名医所谓的因为它比较沙烂吧。不过，苏轼后来还给李惟熙去过信。 四月，陈希亮（字公弼）病逝。 说起陈希亮这个人，前面我们已有较多的笔墨加以叙述，此处不再赘述。 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轼后来给故去的老陈所做的传记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对自己此前的年轻气盛感到了由衷的歉意，也许在内心深处苏轼是真心佩服陈希亮这个人的。因为陈希亮为人清白刚劲，清心寡欲，据传士大夫们相邀宴饮游览，听说老陈要来，就会感到言语无味，连饮酒的兴致都没有了，在座的人悄无声息的一个个离去。 此前，有人说老陈是一位武官，不通文墨。其实不然，在苏轼自己写的传记里，说此人着述颇丰，对于《易经》的研究尤为精深。 也许正是这么一位严谨内敛的人，与苏轼这样的喜形于外的人，两相互补，才成就了这样的一段友情。 老陈死后，其四子陈慥又成了苏轼的莫逆之交，也算是追随父志了。 五月二十八，苏轼生命中最为重要的女人王弗在开封病逝，享年二十七岁。 此时的长子苏迈，才年方七岁。 关于王弗的修为与品性，我们在前文中已有描写，这里也不再赘述了。 王弗死后，就连苏老泉都对苏轼说，你夫人是在你最艰难时跟从你的，你不能忘了她（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以后你一定要把她安葬在你母亲墓旁。 好在王弗死后，被历朝历代的朝廷追封为魏城君、崇德君、通义郡君，也算是实至名归了。 处理完亡妻的后事，将王弗的遗体暂埋于京城以西，要等日后运回巴蜀安葬。这时候，吕公着举荐苏轼应试馆职。 宋英宗在做藩王时就已经听闻过苏轼的大名，因此在学士院试策后，英宗有心将苏轼招入翰林院，授以知制诰。但相国韩琦却有意先磨练一下苏轼的秉性，认为苏轼年轻资历尚浅，没有经过试用，并不妥。 英宗又问，授予其修起居注如何？韩琦说道，记注与知制诰相邻，不可。 于是，乃授予苏轼直史馆职。 直史馆这一官名，宋朝初年置，为馆职之一。任职一至二年，然后委以重任，并可超迁官阶，可见也是一个肥缺。 七月二十三，在陈公弼死后三个月，另一位牛人吕公弼，被授予枢密副使（国防部副部长）。苏轼曾在其门下供过职，因此也上了贺启。 吕公弼，字宝臣，寿州（今安徽凤台）人，为吕夷简次子，祖上世代为官，是个标准的“官二代”。 九月初三，苏老泉为朝廷修撰的《太常因革礼》修成。这部成书的宋代礼典，共一百卷。苏洵被礼部抽调纂修《太常因革礼》，因为这不是常设机构，工资无处开销，就把他的职衔挂到霸州文安县，按县主簿待遇领工资。 礼书修成后的重阳节，宰相韩琦在私第置酒，邀请了欧阳修等几位要人，苏老泉亦在邀请之列。席上，韩魏公做了《乙巳重九》诗，“功成名就”的老泉也敞开心扉，和诗一首。“不堪丞相延东阁，闲伴诸儒老曲台”。在苏老泉有限的生命里，这次修撰礼书虽然不是自己最大的抱负，但绝对算是他一生引以为傲的谈资。 皇佑年间，仁宗皇帝曾亲自下诏让庐山高僧五十四岁的怀琏来到京城，住在十方净因禅院，并召他到化成殿对话。 大觉禅师怀琏（生卒年月不详），俗姓陈，福建漳州人。 仁宗问他有关佛法的大意，怀琏回答得很符合天子的心意，天子就赐给怀琏“大觉禅师”的法号。当时北方那些讲论佛法的僧人，都只是在法界形相上用功，拘泥于因缘果报之说，所以，士大夫中那些聪明练达之人常常对于这些说法不屑一顾，斥之为蛮夷之邦的奇谈怪论。而怀琏却能指出佛理中那些与儒学、道学的相同之处，他的话既有文采又很信实，他的行道，既严谨又晓畅，所以一时间士大夫都喜欢与他交往。 遇上休息的日子，怀琏还没有起床洗漱，门外就已站满了等候他的人。至和年中，怀琏曾经上书过仁宗皇帝，请求回归山寺以终余年。仁宗说，山也就是常在的法相，你还能回到哪里去？——没有答应怀琏的请求。 如今，大觉禅师怀琏再次向朝廷提出同样的请求，且态度十分的坚决。英宗见挽留不住，就下诏准许了他的请求。可英宗感念大觉陪伴仁宗十多年来的劳苦功高，也深知大觉的归隐之心之盛，遂亲赐手诏曰：“大觉禅师怀琏受先帝圣眷，累锡宸章，屡贡诚恳，乞归林下。今从所请，俾遂闲心，凡经过小可庵院，任性住持，或十方禅林，不得抑逼坚请”。 走之前，怀琏还专门与苏轼互相道了别。 送走怀琏，苏轼与父亲等人到欧阳修处，听闻了欧阳公对古今吏事的见解，特别是欧阳修“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的观点，令苏轼极为拜服。 后来的苏轼一直觉得自己之所以能够胜任自己的工作，主要还是从欧阳修与陈公弼那里学来的。 闲暇时，苏轼给杜沂（字道源）写信，诉说了最近因妻子病逝，因公事家事的繁杂，弄得精神极为疲惫。杜沂的儿子杜傅，字孟监，后来在黄州某地任县令，父子俩后来还常与苏轼有交往。这时候，苏轼认识了王素的侄孙王震。王震，字子发。 苏轼还把前些年从一位道人手中得到的一个药方，送给了另一位好友单骧，单骧后来又把此方给了苏轼的表哥文与可，文与可试了之后觉得还是有些效果的。 回想起苏老泉在京师编修《太常因革礼》的那段时间，在京师但凡演习过古礼的人，大多会前来讨论请教。 其中，孙鼛（音高）（字叔静）兄弟特别踏实好学、会写文章，常得到苏老泉的称赞。后来，苏轼被贬黄州时，孙叔静从京师去往湖北蕲州时，还专门绕道黄州去看望了苏轼。到了黄州，孙叔静还取出了苏老泉早先亲书给他的书信。苏轼因先父平生自己动手写信很少，一般都是由后辈代劳，所以见到了先父的手迹时异常激动，想要回来收藏，但孙叔静却不同意，可见孙叔静对于苏老泉的赏识也是念念不忘的。 第25章 为父守制——小京官泝峡归蜀 在直史馆，虽然是个清水衙门，但苏轼却可以遍览皇家珍藏的历代法帖，像当时官本十卷的《淳化阁帖》，都是常人平生都难得一见的珍品。 苏轼认为，辨别书法真伪的难度正像中医把脉一样，知道它的好坏是不难做到的，但非要凭自己的主观完全肯定书者是谁，那就有点过分了。因为有些唐人的临摹本，只要品质精良，也是值得收藏的。甚至在皇家珍藏的多卷王羲之父子的墨迹中，也有大量的伪作，有些仅从文辞上就能看出漏洞的仿品。只有《鹅群》一帖，苏轼倒是能判断大概率是王献之的真迹。 因此，在直史馆这段时间，苏轼从这些法帖上提高了眼界，学到了宝贵的经验，为自己日后的书法水平以及鉴赏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遗憾的是，苏轼从少年时代就极为崇拜的偶像范仲淹，在苏轼首次进京考进士时，就已经离开了人世。两人因此未曾谋过面，但这并不妨碍苏轼与范公后人的交往。 范文正公有四子，分别叫纯佑、纯仁、纯礼、纯粹。 苏轼最先在许州（今河南许昌）认识了范家老二范纯仁（字尧夫），就在这段时间，又认识了老三范纯礼（字彝叟）。而老四范纯粹（字德孺）则是后来苏轼在徐州任上的同事，出于对范仲淹的崇敬之情，苏轼与范公的后人都是一见如故，情同手足。 四月二十五，噩耗传出——苏轼的父亲苏老泉病逝，时年才五十八岁。 就在苏老泉病重期间，欧阳修连致三封书信问候，还给苏洵推荐了当朝的名医单骧。欧阳大人说前朝名医孙兆的方药较为寒凉，且古方难为今用，只有单骧的药方比较有效，一定要照方抓药，只求抽丝剥茧，不可追求速功。 这位叫单骧的郎中，我们上一章提到过。单骧本为蜀地人，考进士屡考不中，却歪打正着地以医术闻名于世。 单骧的医术虽然也出于《难经》和《素问》，但又能在用药方面别出新意，出奇制胜。先朝仁宗皇帝有病，曾下诏让单骧诊治，不料仁宗的病情后来却日渐加重，于是朝廷判定单骧等人死罪。但皇太后仁爱圣明，明察出不是单骧的罪过，于是把单骧的死罪给免除了。可见，单骧在当时的名气有多大。 临终前，老泉命跪在自己病床前的苏轼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对《易传》的注释，苏轼涕泪交加地郑重答应了父亲的遗命（泣受命）。 不知怎的，苏轼这时候突然会想起来父亲生前曾讲过的一个段子： 说是有一个书生，正坐在屋檐下读书。忽然有大黄蜂触到蜘蛛网上，蜘蛛与大黄蜂拼死相搏，大战无数回合后，一同坠地。待书生起身看时，两虫虿已化成了小石子。 书生也没多想，就收入到袖袋里继续读书。一日，书生从集市上路过，很奇怪，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云开雾散，一片晴明。几位蛮人看见书生，赶紧满脸惊愕地上前作揖，说很希望看一眼先生的神珠。 书生就很不经意地将袖中的小石子取出让蛮人们看，谁知这群蛮人看后，惊喜地说，此乃“破雾珠”。商人出高价从书生手中买下了此珠，说眼下正是雾季，我们要出海做生意，航船常被浓雾包围，有了这两颗珠子，浓雾自然就会消散，行船便可得平安。 清代一个叫陈元龙的，写了一本名为《格致镜原》的书中，也收录有此类的玄异段子。这说明古来的文人相类，对于此种“博物之学”的探求本原都一脉相承，不管到了哪个朝代，文人群体也始终改不了他们的这种考据癖好。 父亲停柩京师，趁温国公司马光前来吊丧之时，苏轼兄弟乘机跪求司马光老先生，求他为其母程夫人撰写墓志铭（宰相作铭，这将是家族里无上的荣耀之举）。 初时，老先生不敢应承，说以夫人之德，不是一般人能知晓其事迹的。苏轼兄弟见状，连忙取出事先写好的先母事状呈上，司马光才欣然接受（老先生深谙谦让之道）。 六月初九，应苏轼兄弟之请求，朝廷下诏赐苏洵“光禄寺丞”之荣耀。 宋代的光禄寺丞是光禄寺卿的佐官，职位低于少卿，光禄寺卿是三公九卿中的九卿之一，级别相当于今天的部级干部，丞则相当于司级上下了。不管如何，给死者颁发一个再怎么高级的官职，皇家也不需出一分一毫的俸禄，所以朝廷也是乐得做这些个顺水人情的。 可在老百姓眼里，这项荣誉足可以光宗耀祖、流芳百世的。 据一本叫《英宗实录》的小册子记载：“苏洵卒，其子轼辞所赠银绢，求赠官，故赠洵光禄寺丞”，这样的记述较为严谨与符合事实。 这与欧阳修为苏洵所作的墓志中“天子闻而哀之，特赠光禄寺丞”有不小的出入。也许欧阳修是以一位文人的手笔述之，而《英宗实录》却是用史家的手笔而已，需要特别要指出的是，这本《英宗实录》小册子的作者就叫王安石，字介甫。 苏轼在知史馆任职时，有一次去见宰相韩琦。 韩琦突然问苏轼道，近来经常有人向我推荐王迥这个人，苏学士如果认识此人，请谈谈此人的人品如何？ 苏轼想了想，只说了四个字：为人奇俊！然韩琦却不明白苏轼的意思。 直到后来，韩琦举办家宴，让家妓献唱，当听到其中有一首叫《六幺》的曲子时，韩琦才明白了苏轼的深意。 原来，这首《六幺》曲中有“奇俊王家郎”之词。其时，朝士王迥，外貌俊美，很有才思，但却少不持重，常寻花问柳、吃酒携妓，其不肖名声甚至被写入乐府歌词中，成了类似今天的“网络红人”，可谓是臭名昭着、遗臭万年。 六月间，苏轼遵从父亲遗命，将亡妻王弗的遗骸归葬于眉山东北的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今四川眉山市土地乡苏坟山）先母程夫人的墓旁，依照方位，大约在程夫人墓的西北约八步的距离。 先父曾对苏轼说过，王弗也算是在苏轼早年最艰难时陪苏轼一同吃苦过来的，一定不能忘了人家，并且死后要葬在程夫人墓旁。 如此看来，苏轼是完成先父的遗命了。（孔凡礼老先生认为此时的苏轼尚未归蜀，此事应为下一年事。现在不管如何，苏轼最终却是葬其妻王弗于母亲的墓旁，这是既成的事实，故先录于此） 前面我们已说过，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道德礼制中，有一种传统名为“丁忧”的，也称为丁艰。这一礼制源于汉代。根据儒家传统的孝道观念，朝廷官员在位期间，如遇父母去世，则无论这个人任何官何职，不管是当朝宰相还是七品县令，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就必须辞官回到祖籍，为父母守制二十七个月，而不是三年的三十六个月。 因此，父亲死后，苏轼兄弟照例要辞官回乡为父亲居乡守制，丁忧三年。 离京之前，苏轼还与姚辟留诗道别。 姚辟，时任屯田员外郎。该官职是宋在工部下设置的屯田司，置屯田郎中、员外郎，掌屯田、营田、职田、学田、官庄之政令及其租入种刈，兴修给纳诸事。 苏轼兄弟顺京杭大运河扶柩南下，一路过泗州（今安徽省泗县）、洪泽（今江苏淮安市洪泽区），中途泊舟樊口（今湖北省鄂州市西部），作诗记述了位于樊山的圣母庙。 经湖北石首到达江陵（今荆州），在这里，苏轼结识了三十七岁的江陵观察推官刘挚。 刘挚，字莘老，永静东光（今沧州市东光县）人。 治平三年（1066）腊月入峡前，苏轼还在半道上遇到过李师中。李师中，字诚之，宋州楚丘县（今山东菏泽市曹县）人，后累官提点广西刑狱，摄帅事。 进入腊月，苏轼一行从江陵终于进入长江三峡，开始逆流而上，运送父亲的灵柩归葬故里。想起出峡时，还是父子三人的诗赋唱和，如今的家父虽然同舟而行，却已是阴阳两隔！ 治平四年（1067）正月初八，宋英宗驾崩，其二十岁的长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 “神”这个字，一般很少会出现在庙号谥号之中，因为毕竟古代人对于神是有信仰的。人们相信天地之中会有鬼神存在，他们的力量是人类无法想象的，是不可得罪的，所以神一般很少出现在个人的字号中。 那么问题来了，北宋皇帝赵顼，他的庙号就叫神宗，他的庙号为什么会用“神”字呢？ 对于用“神”来形容宋神宗，有的人解释说，当时神宗去世，是守成派的大臣为其选定谥号。虽然守成派的大臣并不赞成宋神宗的变法革新，但是人刚刚去世，你不可能大肆批评吧，这就会显得你为臣不忠。 所以，就想了“神”这么一个明褒实贬的字作为其庙号。 古时候，“神”有以下几种意思： 民无能名曰神；壹民无为曰神；安仁立政曰神；物妙无方曰神；圣不可知曰神；阴阳不测曰神；治民无为曰神；应变远方、不疾而速曰神；能妙万物曰神；道化宜民曰神； 显仁藏用曰神；则天广运曰神。 想来想去，宋神宗的“神”字应为“民无能名曰神”。也就是说，当时为宋神宗上号的大臣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选了宋神宗。 历史上除了宋神宗选用神以外，另外还有一个皇帝也用了神宗，那就是明万历皇帝朱翊钧，为明神宗。 好笑的是，明神宗朱翊钧竟是一位三十年不上朝的皇帝，但是自有臣子张居正进行变法，使得颓废的明朝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回升。而宋神宗是一位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皇帝，其结果却远没有“甩手掌柜”的万历皇帝的结局来的好。 不得不说，从这样对比来看，选用“神”字作庙号，还是具有一些讽刺意味的。 第26章 二次守制归乡，永别故乡的云彩 明代的王夫之（注意，这个人的名字很有个性，原名就叫王夫子，别号叫王船山）说过：夷考宋政之乱，自神宗始。神宗之以兴怨于天下，贻讥于后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亟，下之言治者已烦尔。 宋神宗的出场，使得北宋的朝政跌宕起伏、波澜壮阔起来了。 当然，也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为一代文豪的“炼”成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半个月后，得知英宗皇上驾崩消息的苏轼兄弟，正在夔州云安县（今重庆市云阳县云安镇）一个叫燕子龛的地方题字流连。 当时这个叫“燕子龛”、又称“下岩”的地方有位僧人，曾劝苏轼兄弟不要再往前走了，可在苏轼三十二年的生命历程中，僧人口中的“路恶见止”，对他而言实在是小菜一碟。 就这些微末小事，也被苏轼记在了当天的游记中流传了下来。 当苏轼兄弟载丧归蜀的船只路过丰都县，又看到了该县平都山最高顶有座的汉时始建的仙都观。想当年随父出川时，父子三人还游览过此观，仙都观又名白鹤观。 丁母忧时返蜀，由于走的是陆路，史书上关于此次归蜀的路途记载极少。 但此次回乡丁父忧时，是在官家派船护送下走的水路。因此，路过一些名胜古迹时，一行人也可借观览之际上岸稍事休息。 当苏轼兄弟泊舟仙都观所在的山下之时，有一道士还曾持阴长生石刻《金丹诀》，来找到苏轼，以求辨别真伪。很可惜，苏轼也莫之能辨，只好建议道士见到后来人路过时再多多请教，并宽慰其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道长您总会遇到识货之人的！ 这段时间，苏轼忽然收到许安世的书信谢启，得知小许一直以来竟对自己青眼相加，一时间也感到受宠若惊，赶紧回了贺启。 贺启中一边庆贺许状元的车马旌旗之召，一边还得与许状元来共同哀悼英宗皇帝新逝的弓剑之悲。 许状元字少张，雍丘（今河南杞县）人。此次与许状元同科及第的进士，还有苏轼少时就有过交往的彭山县老乡杨从。杨从，字存道。另外还有： 方蒙，字达源，桐庐人。 伍昊，字及籍贯无考。 治平四年（1067）丁未四月，苏老泉灵柩在二子恭敬虔诚的护送之下，顺利地抵达了故里眉山。 到家之后，将亡父的灵柩安厝待葬停当，苏轼就开始着手撰写爷爷苏序的行状。“行状”这一称谓如今已不多见，它有点类似于今天对某尊长的回忆性文章。 这种行状，俗称称“状”，就是叙述死者世系、生平、生卒年月、籍贯、事迹的文章，常由死者门生故吏或亲友撰述，留作撰写墓志或史官提供立传时的依据。 苏轼翻阅了家父以前的藏书，找到了父亲尚未完稿的祖父生平事迹的记录，结合自己十二岁前关于爷爷的印象以及乡亲口中的评价，先把祖父的行状补充完整，然后给曾巩上了一道简，求其为祖父撰写墓志铭。然后托同科进士邓錧，将自己完善过的行状交给曾巩来作为参考。 在家乡守制的这段时间，苏轼结识了刚刚卸任眉州丹棱县的县令赵庾（字成伯）。赵庾在眉山的临县丹棱县任县令期间，颇有政绩，极为百姓称颂，这无疑拉近了二人之间的距离。 后来，苏轼出知杭州期间，与赵庾来往密切，直到苏轼后来出知密州，赵庾又成了与苏轼搭班的通判。 大家知道，知州是一州行政、司法长官，通判起辅助、监督作用，知州政令需通判付署方能生效，通判可向中央直接报告知州的言行，两者之间虽有品秩之差别，但互相并不隶属。 说得再直白一些，通判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用于监督知州的。 但是，苏轼却与赵庾却很能合得来，苏轼心直口快，与人常常直抒胸臆，常常被别有用心的小人抓住把柄而被诬陷。但赵庾也是一位没有城府、心胸旷达之人，所以做事勤勉、一心为公的赵庾自然就成了苏轼长久的的朋友。 九月十五，苏轼在《兰亭》摹本之后，勘误了一些舛误及错别字，又发表了一些对《兰亭》的看法，这是弟弟苏辙得自河朔（古时候泛指黄河以北的地区）一带的摹本。 苏轼认为：《兰亭》的真迹中，“之”字有很多，但形态与笔法各有不同，这与当今的研究观点如出一辙。另外，苏轼还认为《兰亭》意境方面的亮点乃是旷达自然，而后来的摹本都难以企及，别说后来的伪作与仿品了。可见，书画的作伪在苏轼以前就已是“古已有之”的成例了。 此时，胜相院的惟简前来，求苏轼给他主持的寺院写一篇记文。 惟简俗姓苏，眉山人，按族谱还是苏轼的同族远房后人。 所以，据苏轼后来的文中所言：惟简是一位精明敏锐、胜过常人的僧人，当惟简用佛门长老惯用的话术——比如常常把话题说的空虚玄远、云里雾里以防败露，而一旦败露他们就会把话题引入更为扑朔迷离之中——糊弄别人时，苏轼就会用事先设好的局堵住佛门长老的退路，然后再连连诘问他们，使之面红耳赤。 这种恶作剧式的“戏僧”伎俩，当然也是仅仅发生在过往较多较为亲厚的僧人之间，其本身也许并无什么恶意。对于后来所传闻的苏轼将某高僧游说到还俗的境地，与此也是异曲同工，本身可谓也是一种笑谈的成份了。 十月二十七，父亲苏老泉的灵柩终于入土为安了。 宋时眉州彭山县安镇的可龙里，位于今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土地乡公益村西。可龙里的蟇颐山，别名苏坟山，向东二十余里有处老翁泉。苏老泉就被安葬于这里，并与妻程氏夫人合葬，旁边还有苏轼原配夫人王弗的墓地。 彭山县因彭祖山而得名，古称武阳，南接眉山县（现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老翁泉”或“老人泉”就是苏洵的墓茔地，东坡晚年为纪念先人甚至自号“老泉山人”。 因此到清末民初，章太炎在增修《三字经》时，就把其中的“苏老泉，二十七”改为“苏明允，二十七”，似乎已成定论。如明万历间学者张燧所编《千百年眼》一书，赞同郎瑛的观点，断定“老泉”是苏轼的别号。不管“老泉”是父子俩谁的名号，我们已经知道，苏轼的老家的确有着老翁泉这处景观的。 葬完父亲，苏轼的族人们又在墓地的周围手植一大片青松翠柏，称之为营茔。正是这次的手植松柏之举，使得几百年后的苏洵墓被后人顺利找到。 据传，自宋以降，经南宋、元、明四百余年的变迁，苏洵墓地的碑志腐蚀剥落，失去了考查的依据。明成化年间，州守许仁曾奉命寻找苏洵墓，先在蟆颐山前后找，未找到。后据记载及苏轼诗:“老翁山下玉渊回，手植青松三万栽。”（《送贾讷倅眉》），于是，人们终于在可龙里柳溪山中顺利地找到了老翁井，从而找到了苏洵墓，认明了苏坟山的方位。 冬月初四，皇上下诏求直言，四川阆中人鲜于侁（音身）时任蔡河拨发（掌拨发漕船的职官），应皇上的诏令，上书陈言十六件事。 这个鲜于侁，文笔极佳，就连神宗也非常喜欢他的文章。鲜于侁与苏家也是颇有渊源，苏轼二伯父苏涣在阆州任职时，就与鲜于侁相交甚厚，后来还给苏轼传阅过鲜于侁的文章。 在去父母墓地的半道上，有一座院落叫“大池院”。腊月初七，上坟归来的苏轼在偷闲到大池院里小憩时，还给此院题写了廊柱。 回到家后，苏轼还不忘给同年进士曾巩去信，专门举荐了姓黎和姓安的两位同乡读书人。 熙宁元年（1068）春，三十三岁的苏轼再次致书同年进士兼好友的曾巩，说自己的祖父苏序老人家在家乡德高望重但却没有为世所用，所以不能在天下展示自己的才能。还说有些古人也并不都能显示自己的才能，然而还是有人能够在后世扬名立万，那是有人在替他们传扬彰显的缘故。好在自己的父辈苏老泉已将祖父的经历总结出来了，因此，希望曾同年能为祖父苏序写下一篇墓志铭。 四月初八，北宋学者、史学家、经学家、散文家、临江新喻荻斜（今属江西省樟树市）人刘敞（字原父，一作原甫）病逝，享年五十岁。 刘敞也是常和欧阳修、梅尧臣等大佬在一起happy的人物，此人对于苏轼曾数度的提携。在作考官时，他对苏轼和章惇皆以国士待之。 投桃以报李，苏轼自然非常沉痛地为刘原父先生写下了祭文，祭文中称刘原父可谓是德行兼备的良师益友。当时的朝堂上，王介甫常常是“大言滔天，诡论灭世”，以自己掌握的经术妄自尊大，其他人等皆敢怒不敢言，惟有刘敞、刘攽兄弟敢于抑其锋芒，这也是被苏轼所看重的地方，因此在祭文中苏轼特意提到了这一点。 到了秋七月，距父亲去世已经二十七个月了，苏轼兄弟除丧——丁父忧正式结束。 因为大哥苏澹死的早，那时子孙们尚未成年，苏轼那个嫁给杜垂裕的姑姑死后一直未曾安葬，苏老泉临死前就嘱咐过苏轼要好生安葬姑姑。 所以，苏轼一经除丧，就马上安葬了姑母。 后来苏轼当了“大官”，后世子孙可以得荫时，还把自己手头的的一个“指标”转让给了大伯父苏太白的曾孙苏彭。 丁忧三年，这是苏轼为官后最后一次长时间的居乡。此后一经投身于那波诡云谲的官宦海之中，回乡，也就成了一种奢望。 第27章 陆行出川，踏上了人生的单行道 熙宁元年（1068）七月二十八，成都学官侯溥（字元叔）在嘉佑院设食，初到成都的苏轼，被邀请去谒见长老，观看佛牙并在一起共食。 席中，苏轼还把文采出众、一同前往的王箴（王闰之的弟弟）推荐给了同样是博学擅文的老乡侯溥（苏轼特意是在提携小舅子）。 因为，苏轼居乡的这段时间，通过与王箴等人的交往，使得王家人都对苏轼的人品及学识大加赞赏（主要是觉得苏轼前途无量）。于是乎，王弗的堂妹、王介（字君锡）之幼女王闰之（字季璋）被介绍给了苏轼为续弦。 十月二十六日，苏轼把此前从凤翔某客商手中购得的吴道玄所画《四菩萨像》，在父亲病逝后施舍给了和尚惟简。惟简得到后极为珍重，专门建造一座阁楼来收藏它，且把苏老泉的遗像亦置于画板之上。 如今，这座阁楼正好建成，苏轼就应邀专门作了一篇记文《四菩萨阁记》 。 从嘉佑年间到现在的治平时期，苏轼两度回乡奔丧，在家乡眉山停留的两段时间里，没少往来于青神县西边的瑞草桥。 瑞草桥，也就是苏轼与结发妻子王弗相知相恋的见证地。 如果说“唤鱼池”是让苏轼与王弗二人结识的地方，那瑞草桥则是二人从相识到相恋的取景地。虽然说如今已经我们已经看不到宋时瑞草桥的身影，但是它确实是真实存在过的。 据《青神县志》记载：“《渭南文集·跋程正伯所藏山谷贴》中有：‘程子他日幅巾筇杖，渡青衣江，相羊唤鱼潭、瑞草桥清泉翠樾之间’。” 《渭南文集》是南宋时期陆游创作的一部词文集，由于年代相距较近，所以可信度还是很高的。那句话的意思是，古时有一程姓老者，曾一手持竹杖和擦汗的布巾，乘船横渡青衣江（岷江），至唤鱼池与瑞草桥之间山青水秀的中岩下寺游玩。 从上述介绍中得知，瑞草桥在原青衣江（岷江）渡口与中岩唤鱼池很近的地方，确切地说，瑞草桥就在中岩寺对面岷江与思蒙河的汇合处。 思蒙河，蜿蜒数十里，最终流入青神县的刘家咀，从这里的河滩右侧再流入岷江，在河滩上形成约三十米宽的水面。 为什么叫“瑞草桥”呢？ 原来，宋时思蒙河上架有一座约一米宽的全木质结构桥，并就地取材，用一根根树条铺成，树条之间的缝隙填满稻草，桥面上再铺上一层稻草和细沙，这便是“草桥”了。据传，因瑞峰所辖中岩山上曾产瑞草（灵芝），故将建成的草桥，取名“瑞草桥”。 苏王弗的家，和苏轼外婆的家都在瑞草桥附近，一对恋人要去中岩寺，去瑞峰古镇，去水运码头，去古庙都要经过瑞草桥。 也许苏轼在经过瑞草桥去外婆家时，早就在桥上的人流中与王弗擦肩而过，只是那时的他并不知道这位女子会是他以后的妻子，若是知道的话，会不会频频回眸呢？ 总之是，有了瑞草桥，在苏轼初恋的那段日子，他常从程家嘴外婆家过桥到瑞峰王弗家作客，王弗也经常过桥到程家嘴与苏轼研讨诗文，那是十分便捷的。就连苏轼结婚时，王弗乘坐的大红花轿，也是经过瑞草桥，才嫁到苏家的。 由此看到，瑞草桥是苏轼和王弗的福地，它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也是他们两人此生相识相知的“见证者”。 “归来瑞草桥边路，独游还佩平生壶。（《庆源宣义王丈以累举得官为洪雅主簿雅州户掾》）”治平三年（1066），自京师返乡的苏东坡再次踏上瑞草桥时，他触景生情，思念亲友和亡妻王弗，感慨万分，于是在瑞草桥边写下了这首诗。句中虽无明显的“悲”字和“愁”字，却足以令人感受到他内心的惆怅与落寞。 由于有苏轼这段浪漫的爱情故事，瑞草桥因而引起了许多着名文学家的浓厚兴趣，他们纷纷前往追忆和观摩。南宋的陆游同志就曾跟着苏轼的足迹来到瑞草桥，并且留下了“瑞草桥边水乱流，青衣渡口山如画。”（《瑞草桥道中作》）的诗句。 如今千年已逝，瑞草桥早已不在了，但是苏轼和王弗在这里的故事仍在当地流传着。 当年与苏轼在玻璃江瑞草桥边的草地上把酒言欢、一同交游的人，大概有王淮奇（字庆源）、杨宗文（字君素）这两位和蔼长者，还有蔡褒（字子华）以及苏轼的现任内弟王箴（字元直）等人。 多年后，异乡漂泊的苏轼每每回忆起这段生活，总是极目远眺、泪望蜀地。他心中有无比的惋惜与惆怅，幻想着有朝一日再布衣还乡，归隐并老死于山林之中。 这是后话，暂且略过。 单说苏轼离蜀前夕，还专程去了成都永康军的迎祥寺，如今钟楼碑的隆州《多心经》还是苏轼所书。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是佛教中的着名经文，简称《心经》，是至今在中国流行最广泛的佛经之一。 《心经》在佛学界有很高的评价，世人都认为《心经》是佛经的总括，懂了《心经》，读佛经就能入门了。因为《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全文虽只有二百六十字，却是佛教三藏十二部近万卷经典中字数最少，义理最丰富的佛经，也是理事圆融，知行合一，理论和实践性很强的妙文。 将要离蜀时，面对这种归期杳然的背井离乡，苏轼兄弟与其二堂兄苏不疑（字子明）郑重道别，并将自家的坟地交由大堂兄苏不危（字子安）与同乡布衣好友杨济甫照看。几十年后，当苏轼自海南北归时，从家信中得知老杨已经不在人世，而其子杨明（字子微）遵照父命，仍将苏家的坟地照料得安然无恙。 青神县的蔡褒代表乡邻来为苏轼送行，他们当场手植荔枝树一株，以期盼苏轼早日归来。因为按照当时的世情，一入仕途，告老还乡的机会不是人人都能够有的。 苏轼专程到正信和尚的卧室与之告别，正信俗姓杨，早年与苏轼的祖父与父亲均相交甚笃。其时，正信和尚（表公）正在卧病，但苏轼见他白发盈寸、目光如炬，如同画中的须菩提像一般，因此盘桓再三不忍离去。 正信和尚说，佛祖有言：生于正信之家，就可以千里跟从你。作为一条终将腾空而起的蛟龙，你还是入朝去吧，我们何处不能相见呢？ 那么，什么是所谓的正信佛教呢？ 我国是大乘佛教的化区，信仰佛教称为学佛、修法、敬僧的“三宝弟子”，“佛”是菩萨道的究竟圆满者；菩萨行是“佛法”化世的轨范；“僧”是住持佛法的代表。 佛教既有悠久的历史，也有层次分明的教义和教仪。它既有二千六百年前出生于印度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也有代代相承的教团及教师。释迦牟尼世尊，是历史明载的佛宝，佛教教义和教仪是法宝，而佛教的教团和教师称为僧宝。 唯有信仰三宝及皈依三宝，才是正信的佛教徒。 在与眉山老乡、发小家安国（字复礼）别过后，苏轼才正式踏上了离开了家乡眉山县的路途。 这是苏轼的第二次陆行出蜀，此后再未踏过故乡眉山的热土！ 与第一次出蜀到京师赶考不同的是，上次还是由父亲大人带领。而这一次出行，父亲已经驾鹤西去，迎接他们兄弟的则是要独自面对人生的风雨，世事的沉浮以及官场的险恶了。 路过益昌县（今四川广元市利州区）时，苏轼兄弟去拜会了时任利州路漕司的鲜于侁（字子骏）大人。若干年后，鲜于子骏在推行新法中既不妨碍百姓，又不损害法令，还不伤害亲情两全其美的做法，令已涉官场的苏轼十分赞赏。 从眉山出发，一路北上，过了成都、绵阳、利州、汉中，就是苏轼的老根据地——凤翔府了。 在那里，苏轼先去拜会了陈师道的妹夫张舜民。又听张舜民说，自己陕西的老相识董传正在二曲守丧，遂派人打听了一下，得知这位书呆子式的朋友如今过得并不好。 从凤翔府转而向东，来到长安。 腊月二十九，苏轼与时任陕西转运副使范纯仁（字尧夫）、殿丞王颐（字正甫），还有弟弟苏辙一同相会于毋清臣家。在这里，苏轼是第二次观赏《醉道士图》，又见了好友章惇在上面的题跋，睹物思人之际，苏轼重新在画上写了题跋。 除夕这天，苏轼来到了刚到任月余的永兴军兼陕府西路经略安抚使的韩琦家中。在韩府的客座上，观看了王颐、石苍舒当场所作的草书。 韩琦说，两位先生就像向马行头吹笛。座中的宾客均不晓其意，韩琦解释说，如果不是妙手，是不敢向马行头吹笛的。 这里的“马行”其实就是指当时东京汴梁的马行街，马行街的名字来源于其地理位置和功能。由于这里是禁军驻地，马匹往来频繁，因此得名“马行街”。? 北宋年间，开封最着名的夜市就是马行街夜市和州桥夜市。 夜市，萌芽于殷周年间，在汉朝已初具雏形。即便是夜禁制严苛的唐朝，夜市也曾经昙花一现，有过片刻的辉煌。而到了宋朝，夜禁制几近消亡，夜市更是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北宋的开封夜市，更是被誉为我国夜市行业的“鼻祖”，这从《清明上河图》中就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 据南宋孟元老撰述的《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的州桥夜市小吃那是应有尽有，物美价廉。顺应时令节气之变，煎炒、熬炖、蒸煮、凉拌，品类那是异彩纷呈。人们都觉得，马行街夜市甚至比州桥夜市还要繁荣百倍。 当朝诗人梅尧臣也写下了诗句，专一描写了东京夜市“客从都下来，远遗东华鲊”的繁华场景。 熙宁二年（1069）正月间，苏轼东行至长安一带的岐山县时，得知董传仍在二曲老家守丧，就派人到他家里打听情况。 结果，董传听说后就直接来到了长安，苏轼在董传所住的旅馆里见到了他。经过问询，得知了董传啼饥号寒、穷愁潦倒的窘态，还知道要不是韩琦韩大人的救济，他恐怕早就归天了。 董传接着又诉说道：韩大人不仅接济了自己，又把他推荐到了朝中做了官。更有甚者，有一位官员彭驾部，听说了他与韩大人的交情后竟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董传（看来老彭这回为了仕途真是赌上了）。 一直娶不上媳妇的单身汉，一下子升官发财又娶了老婆，人生顿时就像开了挂。 但苏轼听后，总觉得隐隐有一丝的不安。果然在几个月后，看似福禄双至的董传也许是没有福分消受眼前的这一切——撒手人寰了。 这是苏轼一生之中最后一次路过长安，余生再未西还！ 第28章 横空出世的王安石 在长安薛绍彭（字道祖，薛向之子）家里，苏轼见到了薛绍彭家藏的《九马图》，也就是杜甫诗中数次提到过的曹霸将军所画九马图。 此图曾为宋代书法家薛绍彭收藏，苏轼在薛家观后作了《九马图赞并序》，将其确定为《九马图》的真迹。薛绍彭与当朝的米芾和简州阳安（今四川简阳）人刘泾相交甚厚，此二人都是苏轼书画方面的朋友。 那么，这里提到的“曹霸将军”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曹霸，唐代谯县（今安徽亳州市）人，三国高贵公曹髦后裔。此人早年学书，师法王羲之、卫夫人等，能文善画，擅画马，尤精鞍马人物。时人甚至以其祖先“三曹”比之，有“文如植、武如操、字画抵丕风流”之美誉。其代表作就有《九马图》《赢马图》等。 杜甫诗中的主人公曹霸是玄宗时代的宫廷画家，但后世的美术史以及杜诗集注，对此人的研究都不够具体，并且与杜甫在杜诗系统中对曹霸的反复描写也是大相径庭的。 据后世学人的深入研究得知：曹霸大致出生于武后神功之年前后，可能是武后时期宫廷画家曹元廓之后。曹元廓师法唐初绘画巨匠阎立本，擅人物鞍马。曹霸的笔法比较接近阎立本，也说明曹霸与曹元廓是有相关联系的。 曹霸与其弟子韩干共同创立的“曹韩”画马体系，对于后世的画马影响巨大。他们所画之马，不但龙性十足，而且有画马寄情的创造性，为后世画马开创了新天地。 因此自宋元以来，凡画马必提“曹韩”、“曹将军”。 正当苏轼忙于吟诗赏画之时，北宋政坛发生了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熙宁二年（1069）二月初三，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参政知事。 “参知政事”是一种官名，又简称“参政”。这是唐宋时期最高政务长官之一，与同平章事、枢密使、枢密副使合称“宰执”。唐制以中书令、侍中、尚书仆射之外他官任宰相职，给以“参知政事”等名义。宋代以参知政事为副宰相，简称“参政”。 到宋代，设中书门下，此后参知政事则演变成一个常设官职，作为副宰相，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削弱相权，增大皇权。 二十多天后，王安石与陈升之创制了三司条例司，开始议行新法。 陈升之，建州建阳（今福建省建阳市，位福建省西北）人。字旸叔，初名旭，因避神宗讳，改字晹叔。建阳三桂里（考亭）人，进士出身，时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此时王安石行变法，设制置三司条例司，陈升之在该机构名称问题上与王安石的意见相忤，乃称疾不朝。 作为初出茅庐的无名小辈，此时的苏轼兄弟才刚刚抵达京师并住到了南园。 南园是父亲在京师所置的产业，苏轼也算是到了自己在京城的家中。此时的苏轼，还不知道自己一生的宦海沉浮都将与所谓的“新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二月中，由于王安石已经大权在握，此人平素最为厌恶好议论朝政者，因此除丧还朝的苏轼被以殿中丞、直史馆授判官告院（掌文武官员、将校告身及及封赠），兼判尚书祠部（掌尚书省祠部曹）。 宋朝的官名很长，但苏轼的这种小官工作的确清闲，“颇甚优闲，便于懒拙”，不过这正和苏轼的心意。只是苏辙要到制置使上班，工作极为繁重，每天早出晚归忙得不可开交，对于哥哥的清闲工作倒是极为羡慕。 三月十六，弟弟苏辙被任命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祥文字。 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熙宁变法开始时的决策机构。变法以前，宰相、枢密使不得过问财政大计，造成兵、财、民三权的脱节，以至于问题丛生。为了改变这种情况，熙宁二年（1069）的二月二十七日，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的同时﹐随即就创建了这个机构﹐作为变法的领导机构，以“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权力凌驾于三司之上，就连中书省及门下省亦不得过问。 条例司的主官为同制置三司条例，共二员，掌领制置三司条例司，制订新法，签书三司条例司公事。因初置时，由参知政事王安石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故冠之以“同”字。属官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二员或三员；制置三司条例司相度利害官，若干。并有权临时选官遣使，考察新法实行之利弊。 为什么要任命苏辙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祥文字，那是因为苏辙先前曾上疏神宗皇帝，他认为国家要想国库充盈，不是想尽办法去向民间求财使得国家富裕，而是去想办法去堵塞使国家财富流失的漏洞。并指出具体的漏洞主要有三个：一是官员编制冗余，二是国家养活的冗兵过多，三是财政支出不必要的花销过多。 苏辙的奏疏到了神宗小皇帝那里，神宗将奏疏原件转到中书省（相当于全国人大），并在奏疏上批示如下： 朕详观疏意，知道苏辙同志确确实实是潜心研究了当世经济社会的各项事务，观点大都切中时弊（主要是切中了神宗自己的心理），作为下属官员，非常之难能可贵。 于是，当即诏对苏辙于延和殿，随即任命了上述的官职。 苏轼知道，如今变法的诸事措置，虽然王安石、陈升之二人压力很大，但检详官的苏辙却得在每项事务上身体力行、亲力亲为。 三月二十七，苏轼在给二堂哥苏不疑的家信中，还对堂哥诉说了苏辙的辛苦与不易。 书呆子董传亡故后，苏轼与董传的其他一些故旧人等凑了点钱，但还远远不够安葬董传之需。 于是，苏轼只得上书韩琦，先说董传确实有才，然后又介绍了董传家里的窘境。董传母亲守寡多年，弟弟孤弱尚小，连吃饭都有些困难。如今董传父子的灵柩都暂厝在寺庙里无钱下葬等等，盼望惜才的韩大人能拨出一点经费来办理董传的丧事。 听说陈铎学士要从泾州经过，苏轼还告诉韩大人，不如让陈铎把钱捎给在歧下的宋迪（苏轼替韩大人考虑的极为周全），由宋迪来主持董传的后事，若赙金还有结余，那就留给董的家人以应急需。 如愿处理完董传的后事，苏轼又忙着为眉山老乡任汲（字师中）赴任黄州通判而写诗送行，还把写的诗也寄给了任汲的兄长任孜（字师平），此时，任孜正在四川简州平泉县令任上。 这是苏轼在丁父忧之后，又开始了提笔作诗。 这位老乡任汲，标签是“少学读书，通其大义，不治章句。任侠，喜事。”初为河南新息令，民爱之，遂在当地买田而居。此人后来曾通判黄州，还转知过泸州。 任汲与其兄任孜，相继举进士中第，知名于当时。眉州人皆敬之，号之“二任”，“吾州之豪任公子，少年盛壮日千里”（《送任汲通判黄州兼寄其兄孜》），而父亲苏洵在世时，尤其与二人厚善。 苏轼做梦也想不到，此次为老乡送行的去处黄州，十年后将成了他生命中刻骨铭心的所在，黄州可谓是日后令苏轼真正脱胎换骨的地方。 闲暇时候，苏轼开始陆陆续续作些诗。 先是秀州（除海宁外的今嘉兴地区与今上海的吴淞江以南部分）的僧人本莹（慧空）来访，苏轼作诗“静中不自胜，不若听所之”（《秀州僧本莹静照堂》），来劝说僧人本莹人处世间不可能达到完全的清静。 接下来，苏轼又给京兆人(今西安)石苍舒（字才美）寄诗，表达了自己对于书法的理解。石苍舒其时为承事郎通判保安库，善行草，有骨气。弄笔日久，以至于堆在墙角的秃笔如山。他已将书法理论经营在心，舒卷随手而自如，人谓其已得“草圣三昧”。 可苏轼认为“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石苍舒醉墨堂》），认为人一旦开始认识字，对世事就开始患得患失起来了。自己对于书法的认识则是“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同上），这也是对宋人书法“尚意”指向的高度概括。 太原人王颐在赴福建路建州钱监（监督钱币的铸造和流通的官职）任之前，来找苏轼求诗及草书。苏轼在凤翔时，还是武功令的王颐（字正父）就与之相厚，还送过苏轼一方“凤咮砚”和一只盛放舍利的龟形铜盒。 面对故旧，苏轼欣然提笔作了首诗赠与王颐，至于草书，苏轼借用了东汉书法家张芝“下笔必为楷，则匆匆不暇草书”的典故，对王颐开玩笑说，我就留一首诗道个别算了，至于草书嘛，成天光写楷书了，我也觉得真是没时间来写。 熙宁二年（1069）四月，朝廷下诏要求商议学校贡举之法，命令两制、两省、待制以上、御史台、三司、三馆等臣僚一个月内要把商议的结果汇总后报告朝廷。 这大概是王安石的手笔，其目的是要着意变更贡举之法，即今后考试不再考诗赋和明经诸科，考进士就以经义和论策为主。 作为政治任务，五月间，苏轼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的身份写了一篇状文，向朝廷上奏了自己的看法： 苏轼认为，获得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的才能。而了解人的才能的方法，在于考察人的实际办事效果。贡举制度已经实行了百年，有人主张实行策论考试而罢去诗赋项目，从语言的文辞来说，策论有用诗赋无用，而从国家的政事来说，诗赋和策论则是均为用处的。 那些个进士日夜研习儒家经传，兼修子书、史书，可以说是博览群书、融会贯通了，但一旦从政，这些东西又能用得上多少？等等。 当代着名作家余华好像说过：你仔细想想,哪次滔滔不绝后带来的不是悔恨! 所以说，擅长“直抒胸臆”的苏轼在上奏之后，所能做的就只能是战战兢兢，“伏候敕旨”了。 第29章 苏轼与神宗小皇帝的亲密接触 谁知，苏轼的奏议送达朝廷后，宋神宗看过之后，竟当即下诏即日召见。 据说神宗看到苏轼的奏议，若有所悟地颔首说，原来有很多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看了苏轼上奏的奏疏后，一切都释然了。 所以，才决定即日召见。 见到苏轼（三十四岁），二十一岁的宋神宗劈头盖脸就问：你认为用什么方法能有助于朕的宏图大业（疑似急性子）呢？ 苏轼故作谦虚地推辞再三之后，“只得”斗胆上奏说：微臣私下里认为，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来，然后再应对之。 神宗竟竦然接受道：爱卿所言，朕一定详思之！ 这次皇上在便殿里的召对，使苏轼初步知道了神宗皇帝的心思。但凡在馆阁里任职的臣僚，都应当替皇上认真考虑治乱问题，指陈为政的得失，不要有所隐瞒——至少苏轼是这样认为的。自那以后，苏轼每见其他的同僚，都会绘声绘色地把陛下的话原封不动地正告给他的同僚。 短时间内，苏轼上了《议学校贡举状》后，又一鼓作气地上了《议买浙灯状》与《上神宗皇帝书》。 平心而论，多才得苏轼在熙宁初年写的有关新法的这几份奏议都颇有文采，甚至可以说，正因为苏轼奏议的文采斐然，在朝堂上下才会给王安石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 作为直接给皇上看的文章，奏议一般要求开门见山，别他奶奶在那儿给皇上兜什么圈子。苏轼的《议学校贡举状》正是如此，一上来就指出自己是在顺应朝廷的召唤，然后再开始铺陈下文。 值得玩味的是，他首先来了一段“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 那意思就是在表白：陛下您看，我可不是反对变革，风俗之变，法制随之嘛。 但接下来就话锋一转：不过，变革嘛咱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对不对？ 自古道：顺势者昌，逆势者亡。所以，我苏轼觉得“今之学校，特可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 在整个《议学校贡举状》中，苏轼既不正面否定变法者王安石，又不动声色地拔高了自己持有的异议，行文可谓是技巧娴熟。 不仅如此，在最为重要的《上神宗皇帝书》中，苏轼提出“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表面上是为了赵宋江山着想，骨子里还是在变相地抨击当下的变法。 《上神宗皇帝书》中提道：“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三司条例）者，不过以兴利除害也。”但接下来话锋一转，又搬出了祖宗家法：“事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此司之设，无乃冗长而无名。” 宋代历来讲究祖宗家法，苏轼就处处紧扣祖宗家法。我国的封建意识形态一向讲究厚古薄今，苏轼就旁征博引有宋以来的三代之治，依着“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一层层延宕开来，所以说这八千余字的《上神宗皇帝书》写得富有说服力，一度成为了后世所有奏议文的学习典范。 苏轼虽然耿直，却也并不莽撞。 毕竟自幼饱读诗书，又有父母的悉心教导，在礼数方面那也是拿捏得死死的。 在家丁忧了两年多，归来已是熙宁三年（1069），正是年轻的神宗皇帝踌躇满志的时候。苏轼自知很多情况都要熟悉，且不可冒失，于是他一边按部就班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又一边默默关心着朝廷事务。 就这样过了一年，苏轼都没发出什么动静。 其实这一年发生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 宋神宗采纳了王安石全面改革的方案，从年初开始就强力推行变法，朝中大臣一片哗然，支持声、反对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苏轼因为官位低，对情况了解不深，没敢轻易开腔。神宗皇帝到底是什么性格，对待意见建议会是什么态度，这些都需要假以时日去观察，岂能鲁莽行事（说明苏轼一点都不傻）？ 要说苏轼对新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没有自己的观点，那也绝不可能。 他只是认为还没有到开口的时候，不能为了凑热闹而发声，要发声时必须言之有物，也必须用恰当的方式发声。 深入观察了一年之后，苏轼对新法已经有了明确的立场和主张，至少打好了《上神宗皇帝书》的腹稿，但他没有写出来，而是借用一件小事“投石问路”——递上了《谏买浙灯状》。 元宵佳节皇宫要在民间采购灯笼，实在是不足挂齿的小事，皇帝纳谏或不纳谏，都无伤大雅。在这里苏轼埋下了伏笔：如果皇帝纳此谏，那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禀报。如果皇上不纳此谏，那也犯不着再说什么，甘愿受罚罢了。 买浙灯之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至少在苏轼眼里，它涉及皇帝失民心还是得民心的所谓原则性问题，绝对值得一奏。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此事的背景： 熙宁四年（1071）的元宵节，神宗皇帝想张灯结彩好好庆贺一下，便下令当时最好的苏浙花灯禁止交易，全部低价卖给皇家。 苏轼认为，皇帝从自身角度考虑，为了过节观赏一下就花费那么多钱，未免太浪费了！——皇家也要崇尚节俭。 而神宗却认为，扎个纸灯笼成本也不值几个钱。 这也说明神宗皇帝从小在皇宫大院长大，年纪轻轻的（要知道，苏轼此时已经三十四岁了）考虑问题可能还不周全，他不知道扎浙灯的都是些穷苦的手艺人，灯笼是他们全家人的命脉与口粮，人家大老远地给送到京城来卖，成本除了材料钱、手工钱，还有运费、贷款的利钱等等。往年都是自由交易，价格还能卖得高些，现在只允许卖给皇家，还是低价收购，那是要亏本的！ 于是苏轼耐心向小皇帝说明情况，请求收回成命。 令人没想到的是，过了不多时，神宗小皇帝竟然采纳了苏轼的建议，把买灯笼的安排果断地给取消了（这就像大学里做社团工作的大学生那样的状态，激情满满）。 这还了得，本来他还以为自己的建议不过是泥牛入海的存在。此时的苏轼，他着实地激动与受宠若惊，紧接着就又上了《上神宗皇帝书》！ 《上神宗皇帝书》这篇奏章，是苏轼对于王安石变法之态度的一种真实体现,反映了这一时期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理性批判。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军事方面，苏轼还是极为幼稚的。因为军事与外交这些重大的工作事宜，那是需要经过长期历练方能奏效的。 当时，契丹、西夏疆域虽广，但多为不毛之地，或因气候等原因无法耕种。由于环境恶劣、资源短缺，势必得向外拓展，压缩北宋的生存空间，双方为此在边境上大打出手也是情理之事。 北宋政权自建立之始，赵匡胤为了防止武将们的飞扬跋扈，重蹈李唐覆辙，为了能够消弭隐患那是绞尽脑汁，最终通过一系列措施解除了武将们的兵权。 但是，此举对加强中央集权固然有利，却形成了北宋“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特殊兵制。一旦战争发生，协调作战的灵活性就完全丧失。武人跋扈的情况虽然得到有效遏制，但矫枉过正，过于束缚了武将的手脚。在战争中又不断削弱武将实权，刻意抬高文官的地位。崇文抑武令武将素质普遍下降，武人心理失衡，不思进取，畏战心理严重。 特别是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后，彻底丧失与北方游牧政权作战的勇气与信心，转而将全部心思用在了“守内”一面。后来，继任者不思振作，宋廷逐渐形成了“守内虚外”的国策。 所以到了北宋中期，像苏轼的这类被洗过脑的文官，也说过那些极具代表性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话。比如，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竟然这样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 历史证明，宋廷上下不以开拓进取为立足之本，反以修道德、务本业为根本，完全是舍本逐末。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与强邻不是比谁的拳头更硬，而是大谈礼义道德，此时宋廷大概是脑子被驴给踢了。 ——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历史局限性”吧！ 神宗皇帝在一字不漏地拜读了苏轼的三封奏章后，也许是被苏轼的爱国精神感动了。 据史料记载，有一天，神宗问王安石道：苏轼的为人如何？ 王安石知道苏轼向来对于新法的态度，可以说是自己的异己，恐怕年轻的神宗皇帝接下来会重用苏轼，所以连忙说： 陛下为什么要召见苏轼？ 神宗道：朕看到苏轼的奏议异于诸人，所以决定召见。并且苏轼还对朕说，陛下若轻易就召见微臣，这样并不好。因为人臣向来以得到皇上的召见为荣，如今陛下尚不知道微臣的情况，就仅以一些上奏的言语就召见微臣，那么恐怕朝廷上下人人都会争相效仿。还说朕给臣僚封官封的太快，以至于今后效果如何以至于不能始终。苏轼这些话，爱卿认为如何？ 安石道：陛下给臣僚加官，不会不加以考实，虽然加官但有何害？ 神宗又道：苏轼还给朕讲了一些兵法上的道理，他说先动者为客，后动者为主。主常胜客，客不常胜，治天下亦然。人主不欲先动，常以静应之于后，乃胜天下之事。他的这些观点怎么样？ 安石回答道：苏轼说的也有些道理，但是（注意这个但是），这都是“道之经”，而非“道之变”，圣人之于天下，感而后应，苏轼的言论也符合这一道理。但是（又一个但是），世间的事态变化无常。譬如用兵，不是每次的后动者都能得胜，这是获胜方的时与势都为之相宜啊（我们注意到，堂堂大宋朝的命运，都在两个文人与一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手头捏着）！ 神宗道：爱卿所言极为精辟！照你这么说，苏轼这个人用一些事去试试他如何？ 安石答道：微臣已多次上奏，试人当以事。 其实，王安石真正中意的人选乃是吕惠卿。 后来，神宗皇帝又问曾公亮道：苏轼这个人每次奏对都很明敏，是否可以一用？ 曾公亮回答道：京师尚没有人选。 为什么这位曾同志说话能够这么有底气，我们来先看一下此人的档案吧： 曾公亮，字明仲，号乐正，泉州晋江县(今福建省泉州市)人 ，是个不折不扣的官二代。 曾公亮原为刑部郎中曾会之次子，他自少时起就颇有抱负，且器度不凡，为人“方厚庄重，沈深周密”。 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曾公亮登进士第，授会稽知县。他自地方官员累升至知制诰、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参知政事、枢密使等职，在嘉佑六年(1061)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正式拜相。 宋英宗即位后，加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宋神宗即位后，再加至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昭文馆大学士，累封鲁国公。之后因年迈罢相，带司空兼侍中出镇河阳三城，又判永兴军，最终以太傅致仕。 元丰元年(1078)，曾公亮去世，年八十。获赠太师、中书令，配享英宗庙廷，赐谥“宣靖”，是宋理宗时的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曾公亮曾与丁度承旨编撰《武经总要》，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官方编纂的军事科学百科全书。 王安石道：苏轼没有外放过，居京不会长久，不如先擢为京城里的推官。 神宗道：朕有意着苏轼修编中书条例。 王安石赶紧答对曰：苏轼此人与微臣的所学所见皆异，陛下若是让苏轼来修编中书条例，朝廷上下估计都不愿意。以苏轼的个性，他断不肯去为了迎合众人而去完成制定的条例，到时候恐怕还会发一些奇谈异论，坏了变法的大计！陛下用人，必须要再三考察，实可用乃用之。今陛下只是看到了苏轼上奏的言辞，其言论尚未见到什么效果，因此断不可轻用！ 君臣的这一番对话，使得苏轼的政治生涯又多了一道坎。 第30章 王安石其人 熙宁二年（1069）六月二十七，朝廷下诏举荐谏官。 诏命一下，张方平就忙碌开了。经过老张的一番绞尽脑汁的筛选与斟酌，还真为圣上推举了两位： 其一为时任尚书刑部郎中的成都华阳（今已并入双流县）人李大临（字才元），论年龄年长苏轼二十七岁。老张对他的评语为：识蕴纯深，风举冲远。（文绉绉的，意思不外乎此人优秀哩不能行。） 其二为时任殿中丞直史馆的苏轼，这就不用细说了，我们来看看老张的评价：文学通博，议论精正。还行，说实在的，老张的这些个评价还是极有水准，甚是客观公正的。 只可惜，有着王安石先生的加持，这两名人选均名落孙山，一时间也让张方平他老人家开始怀疑起自己那自以为独到的眼光了。 七月二十二，时年五十岁的河南府缑氏（今河南偃师东南缑氏镇）人李育（字仲蒙）病故。老李的儿子差人来求告苏轼，想让苏轼给写一篇哀辞。 老李为官清廉，家境贫寒，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不幸的，但又可以说是万幸的。因为，此人与苏家的渊源，使得他的大名因为苏轼的手笔而青史留名。 老李曾以司封郎、直史馆之职担任过歧王府记室参军，晚年还曾任职凤翔府，以经学辅助长官，与苏轼的任职范围有过交集。 况且老李学识渊博，精通毛氏《诗经》和司马迁的《史记》，对人非常友善，即使别人对他不恭他也绝无报复之心。苏老泉初入仕时是在太常寺任职，其时老李为太常博士（太常寺里面掌管祭祀之事的官员，正七品），老李与苏老泉朝夕往来，十分友好。所以说，李育这个人与苏家可谓是世交了。 对于老李儿子的请求，苏轼可以说想都不用想就答应下来了。 过了三天，王安石一手编写的《英宗实录》书成（从文史知识方面来讲，王同志完全有此实力），由曾公亮呈给了圣上。 熙宁元年（1068），在曾公亮的提举下，王安石本来当时已经进入翰林院，但老王还是毛遂自荐地要亲自完成此书的修撰，且不需要专门配置办公室，最终竟凭一己之力成书三十卷。 就连苏轼阅后也曾对别人大赞曰：此书“词简而事备，文古而意明，为国朝诸史之冠。” 王安石这个人是多面的，总的说来，他外在邋遢，政治激进，用人不当；但却能文能武，品行高洁，以至于在激烈的变法运动中得以善终，这堪称是古今中外变法史上的例外与奇迹。 王安石出生于临江军(今江西樟树)，生活在地方官宦家庭，也属于是个官二代。 此人自幼聪颖，读书过目不忘。而且他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各地，更增加了他的社会阅历，开阔了眼界，目睹了底层百姓生活的艰辛，对宋王朝“积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青年时期便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应该是好的，这一点从他年少时期的这些志向便可以看得出）。 但王安石的变法运动无疑加剧了党争，造成北宋的国力消耗。另外凡是反对王安石的官员，都被贬或者流放，此举持续了几十年。新旧两党若是相互监督和促进，那是好事，但如果是你死我活，那就是国家的不幸了。 就在王安石充任地方官吏时的仕宦初期，他还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由于较长时间接触了解社会现实，所以他对北宋中期隐藏的社会危机有着理性的认识，使得他“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 宋神宗继位后，开始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随即又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以及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熙宁元年（1068），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王安石即开始兜售他的主张变法。获得神宗青睐后，于次年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 为指导变法的实施，王安石还专门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物色了一批拥护变法的官员（也可说是另有所图的爪牙或鹰犬），参与制订新法。 王安石认为变法的先决条件是培养人才，因此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改革取士。废明经，设明法科。进士科不考诗赋考时务策，整顿太学，唯才是举，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可惜的是，在工作方面，王安石忽视执行方法重要性，不搞调查研究。身为宰相，提出改革方向虽好，事实上历史每次变革出发点都是好的都好，但执行措施失误，用人不当，这可都是大忌，这样重要的事王安石居然都意识不到，甚至常常是刚愎自用、独断专行！ 但在工作之外，王安石却又是一种多面的形象。 他推崇类似于今天的“极简”生活，自觉转向一种精神层面的追求。宋人时评：“王荆公性简率，不事修饰奉养，衣服垢污，饮食粗恶，一无有择，自少时则然。” “王荆公性不善缘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弊，亦不浣濯。”他不喜洗沐，由于常年很少换洗衣服，以至于上面长满了虱子。有一次，就在王安石面见宋神宗时，有只调皮的虱子竟然爬到了胡须上，宋神宗看到后也忍不住笑出了声。 王安石虽然对个人卫生不甚讲究，对待工作却很讲究。 王安石二十六岁时就出任了鄞县知县，刚走马上任的他，并不熟悉鄞县的地形。于是，他俯下身子向当地老农请教，跋山涉水，披荆斩棘，十几天就行程数百里，实地勘察当地民情和地理，并沿路劝导农民拔除葑草，疏浚湖泥，砌筑堤堰，措置碶闸，还因此成了公认的水利专家。 青黄不接时，他顶着压力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农户，解决了当地百姓的饥荒与困苦（注意了，这种成功案例给了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底气，也是新法推行的滥觞与渊薮）。 王安石一生严格自律，志行高洁，他坚持“非吾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在品行操守上极为讲究。难怪黄庭坚在《跋王荆公禅简》中，称他为“一世之伟人”。 在对待学问研究（特别是炼字）上，据说“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王安石也是改了十几次才确定下来。当初他先用“到”，又改作“过”，再改作“入”，“满”等都不合意，修改了多次后，最后选定了“绿”字。 尽管他把北宋政坛上闹得是天翻地覆，但其家里却是一派祥和：他只有一个发妻，从未纳妾，在一夫多妻的古代社会里，这种情况似乎有点另类。 至于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其实也是较为复杂的，简单说来，可以说是亦敌亦友。 说到苏轼的政敌，最难说清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又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 苏轼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以及他所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苏轼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的领袖王安石发生冲突。 苏洵也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佑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欧阳修曾就试图将王安石介绍给苏洵，而王安石也乐意结识苏家父子，但是苏老泉却拒而不纳。 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时，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有个性）。 其实，苏轼起初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苏轼对王安石的文才还是非常赞赏的，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甚至认为该书是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苏轼对王安石喜好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 熙宁二年（1069），苏轼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苏轼修中书条例，王安石阻拦并力荐吕惠卿。 同年，苏轼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苏轼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苏轼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 王安石回答说苏轼是“邪险之人”，还说治平三年（1066）苏轼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人所共知，所以苏轼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却绝非奸佞小人，他与苏轼的矛盾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不同，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络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 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轼，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乌台诗案，这是苏轼一生的拐点，由于苏轼得罪了朝廷中的另一个敌对人物，而被锒铛入狱，很多熟悉的好友都躲避着他，更不用说去救他了。而此刻，与他曾经在朝堂上争论的王安石，虽然已经是没有权势了，竟然赶赴京城，前往相救。 同样，苏轼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次荆公韵四绝》），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赞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王安石去世后，作为中书舍人的苏轼，还为其撰写了《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足见二人关系的不一般。 王安石变法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了，但他在文学上的造诣是不容诋毁的，俨然配得上“唐宋八大家”的称号。有人认为王安石的文学方面不如苏轼，那么王安石为何能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呢？ 关于“唐宋八大家”阵容的组成，元末明初的朱右（字伯贤，自号邹阳之，临海章安人）首先选了韩愈、柳宗元等八位唐宋两代文学家的文章，其中欧阳修、苏洵父子三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 其他六位文学大咖对散文的贡献是巨大的，被排在第一梯队无可厚非。王安石和曾巩二人看似出名的文章不多，但他们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也是不容小觑的。 很多人认为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不如苏轼，是因为苏轼所作的诗词佳作太多了，而王安石出名的词作品较少，但从散文天赋和成就上对比二人，王安石是不输于苏轼的。 但从《古文观止》中收录的二人代表作来看，王安石和苏轼二人都是多点开花，议论文、游记、碑文、书信类都有记录。 他不仅能写出《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还会写出《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这样的诗句，其所着的《伤仲永》还被我们今天的人教版初一下册课本中所收录。 因此上说，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 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 王安石的诗歌造诣也很深，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 其词作虽不能闻名于世，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其中的《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共开豪放词之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第31章 王安石变法前后的政治背景 中国历史上曾有四次变法：商鞅变法、王莽新政、王安石变法和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 这四大变法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改革，但均因历史或现实的原因而失败，其中以法家思想变法的商鞅较为成功。王安石这个人对于商鞅还是极为推崇的，他甚至写过《商鞅》这首诗：“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鞅》）这首诗不仅高度评价了商鞅的变法成就，还表达了他对商鞅取信于民和坚决镇压复辟势力的赞赏。 若站到今天的历史角度再来回顾这场千年前的社会改革，王安石变法的宗旨其实就是致力于解决宋朝当时的“三冗”问题。 为此，王安石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手段，目的就是精简人事、精简费用、增加国家的收入，同时还不会增加人民的负担。 那么，北宋王朝发展到了神宗时期，已经到了怎样的地步了呢？ 北宋初年，最高统治者由于对土地兼并采取“不抑兼并”态度，导致三分之一的自耕农沦为佃户和豪强地主。由于地主阶层普遍隐瞒土地，致使富者有田无税、贫者负担沉重，连年的自然灾害加剧了农民苦难，因而造成各地农民暴动频繁。到了北宋的中后期，竟有十之七八的土地收不到税。地方州县的下层官员不敢举发豪族，对中小层农民却是巧立名目、加剧盘剥，以增加收入。如此一来，就只能在那些无法避税的农民身上一层接一层的剥削了。 加之北宋与西夏和辽国连年发生多次战争，有限的土地还不断遭到外族的蚕食。 照理说，北宋人口这么多，经济又算是发达，应当是税收越来越可观才是，但事实上却恰恰相反。 当时的国家财政主要收入是田亩征收赋税，朝廷派人直接到地方去督导收税，大部分上缴到朝廷，留给地方州县不过十分之一二。可是北宋开国以后，豪族地主渐渐兼并土地，甚至刻意隐瞒土地，并千方百计地逃税，这种现象到了中后期愈演愈烈。 当时的朝廷内部，改革派与守旧派们的斗争也日趋激烈。 加之北宋政府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以集中皇权，比如，宰相职位一般由多人担任，同时还设定了枢密使、参知政事、三司使，来分割宰相的军、政、财权。官职也不断增加，导致北宋机构臃肿。同时，由于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恩荫制，一个官僚一生当中可以推荐数十个亲属来当官。 北宋的行政系统里组织重叠、冗员充斥的情况，是历代之最。 有许多人名义上是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等机关里的官员，实际上却完全没有职权。又有许多表面上属于打杂的职位，名称看起来极不起眼，却是真正有实权的人。 北宋时期还大兴科举，参加科举应试的人数急剧增加，考取进士人数也相应地增加。 朝廷里又设立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等，大量选拔文学之士进入，称之为学士或大学士，在国家有大事时参与讨论，或是从事讲学、着述。 宋朝的官吏数量因而十分庞大，并且在中后期直线上升，原本开国时宫中的官员人数不过数百人，宋仁宗时已经达到两万四千人。北宋官员的薪资之多又是中国历代王朝之中最优厚的，据考证比清朝起码高出一倍。因而行政费用渐渐成为天文数字，成了朝廷另一项压力山大的负担。 当时的北宋朝廷为了防范武将，甚至实行更戍法——频繁地调动武将，导致“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并设立不同机构管辖军队，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由于军队涣散，指挥效率和战斗力较低，导致北宋在与辽国和西夏的斗争中常常失败。 宋太祖时，军队人数不过37万人，经过七八十年，到宋仁宗时竟增加了三倍多，达到125万人。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从宋太宗起，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北宋在历次镇压农民的过程中，渐渐把吸收农民到军队里当作国家政策。 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只得招收流民入军，军队数量有所增加。灾荒年还得再招募一些流民进入到军队中去，不仅军队战斗力下降，军费还相应地增加。北宋不只是笼络造反的农民，对于皇室贵族、外戚、勋旧及知识分子，也是极力笼络，尽量安插。 这些现象，分别叫做“冗官”、“冗兵”、“冗费”。 冗官，冗兵、冗费等问题导致政府财政支出增加，不仅如此，北宋政府每年还要给西夏和辽国拨付“岁币”，与此同时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因而又造成了北宋政府的财政危机。 总之，由于有冗兵、冗官、冗费等“三冗”问题，北宋的国家财政负担越来越严重，而收入却越来越少，到宋真宗时已经捉襟见肘，到第四代宋仁宗时赤字就更严重了。 宋神宗继任后，如果想要挺直腰杆，想要转变对辽国及西夏的策略，必须要先解决国家迫在眉睫的困境，因而只有寻求变法。结合汉武帝当年曾用桑弘羊实施均输、平准之法，并且也颇有成效。宋神宗也必须找到一个人来帮他增加税收、裁汰冗员，强化国防，于是选中了王安石。 王安石成长于民间，也算是“知屋漏者在宇下”，他深知国家的弊病，于是就想对症下药。 宋朝养兵太多，他就提出全国皆兵，凡是身体好的人都有当兵的义务，平时加强训练，有战事时，这些人就可以征调出来作战。官员效率低下，他就提高吏员的地位和俸禄，吏员有了足够的薪水，就会减少违规，效率也会得到提高。 手头攥着这些个高大上的举措，于是乎就有了王安石的上位。 熙宁元年(1068)时，新即位的小皇帝宋神宗问王安石道：当今社会的治国之道，爱卿你认为什么是重中之重？ 王安石答道：“以择术为始。” 也就是说，我们要找到治理国家的霹雳手段。当然了，这与如今“弃术近道”的观点截然相反，可能王安石同志觉得当时的儒家大道已经无法约束社会的进程了，必须得靠一点权术来刮骨疗毒才能以奏效。 到了熙宁二年，宋神宗又问王安石道：不知爱卿心中的变革之术，以何为先？ 王安石胸有成竹地答道：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 熙宁二年（1069）二月，在给神宗小皇帝成功洗脑后，踌躇满志的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由于深得宋神宗的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 在经济方面，王安石出台了相当多的举措。 比如，他提出了免役法，即让不愿服劳役的人缴纳一笔钱，朝廷用这笔钱雇佣专业做劳役工作的人代替他们。这个方法确实很实用，朝廷得到了一笔经费，就是所谓免役钱。而雇人服役，既提高了效率，又能节俭一笔开支。 此外，王安石提出青苗法，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农耕贷款”。老百姓在田里播了种，在农作物还没有收割的时候，百姓通常都比较穷困，往往要向放高利贷者借钱度过这段拮据的日子。 而王安石干脆以官方的名义借钱给老百姓，等农作物丰收以后，再加一点利息还给朝廷，这样既让百姓解了燃眉之急，又使国家得到一笔收入，堪称两全其美。 历史上，王安石做这些改革时抱定了很大决心，他对宋神宗说：“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样坚决的态度，放在历朝历代也是少见的。 然而宋朝朝廷内的派系林立、朋党攻讦却注定了这场伟大改革的失败。在宋仁宗时期，北宋就有庆历党争，两个派系意见相左，互相攻讦，到了宋神宗时情况更甚。例如，当时的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与多取，换汤不换药，充其量就是新瓶装老酒，犹五十步与百步，半斤八两的伎俩。 于是，七八月间不以为然的范纯仁老先生也上书皇上，公开指责安石是“掊克财利”，完全舍弃了“尧舜知人安民之道”。 御史中丞吕诲也上书劾王安石的巧诈之行，说他：“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 吕诲，字献可，幽州安次（今河北廊坊西）人。吕端之孙，从小在京师开封长大，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官三代。王安石执政时，吕诲上书直言其不通时事，若被大用，则非所宜。此人为官曾三居谏职，皆以弹奏执政大臣而罢，时人推服其耿直，号称是北宋着名的敢谏之臣。 一次，宋神宗和文彦博讨论变法之事，神宗道：我们更张法制，我知道士大夫们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 文彦博直言道：朝廷是与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而不是与百姓一起治理天下的。 第二年，司马光也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 其中的《与介甫书》责难王安石说“财利”不应该委托国家的三司来治理，更不应该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和设立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又列举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 而同样是在写作上有着“两把刷子”的王安石，则立马回复了《答司马谏议书》进行了反驳： “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那意思是说，你司马君实说我在位日久，没有为老百姓谋求到利益，我王某人知罪。但若是说我因循守旧，在其位不谋其政，则就是你的无知之举了。 被气得差点吐血的司马光老先生，只得心如死灰地向宋神宗辞职，从此就隐居洛阳再也不问世事，而是专心编纂起了他那本《资治通鉴》。 意见分歧的派系彼此之间你争我夺，以至于最终常常是不管策略的好坏，只要是派别不一样，就用各种理由批判对方、反对对方。 当王安石实施新政时，反对者就更多了，虽然宋神宗对王安石很信任，但是群情激愤时，王安石也不得不请辞。在八年的改革期间，宋神宗不得不两次解除王安石的职务，新政最终无果而终。 虽然王安石是很有才能的宰相，宋神宗也是锐意进取的皇帝，但他们却没有配合的班底，也没有高效运转的结构。宋神宗死后，保守的皇太后马上重用司马光等保守派，新政即遭到全面废除，王安石的变法也随即宣告失败。 在新法的推行实践中，王安石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他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另一方面，王安石虽然强调了政府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推动改革变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 令人遗憾的是，变法最终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第一次罢相。次年王安石复相后仍得不到更多的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是，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不得不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悉数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郁而终。 但从根本上讲，宋朝当时的社会状况已经到了必须得变法图强的地步，不管有没有王安石，神宗都得变革。只是有了王安石，变得更彻底、更矛盾、更惨烈罢了。 王安石的变法虽然成功地做到了民间收财，变成军费这前两步，以及前期的战争，也就是击败吞并了河湟的吐蕃，但面对与西夏的生死之战时，却在成功的前一瞬间不幸失败，这样链条就断裂了。 资金链条一断，没有后期的资金回笼，那么前期对国内的急征暴敛就真的成了比苏轼等反对者眼中的“劣法”，不仅伤及国本，更让官员体系产生分裂，直接导致北宋末期残酷的党争，间接地演变成了北宋灭亡的根本原因。 第32章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一）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进行的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 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年纪轻轻的神宗皇帝立志变法革新，熙宁元年(1068)四月，就特召四十八岁的江宁（今南京）知府王安石火速入京，企图一下子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王安石上位后，首先成立了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原来的条例司撤销后，由司农寺主持变法的大部分事务，曾布、吕惠卿等人参与草拟新法。 鉴于我们本书企图反映的主体——苏轼在任地方官后如何在新法的氛围中履行政务——由此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在王安石变法这一历史问题上，功过成败，还是留给后人去评说为佳。 我们不是历史学家，更不是熟知政治经济学的专业人士，以及对于后世带来的结果是好是坏，千余年后仍没有最终定论的今天，我们也只有避重就轻，不再班门弄斧为好。 但为了说清楚这次变法的具体内容，阐述好它对当时社会以及苏轼本人的影响，经过粗略归纳，这些新法按照内容和作用大致分为理财、农业、军事、教育等措施（以下内容可能会十分枯燥），其具体内容大约有十一项之多： 一、理财措施： 旨在通过限制贵族奸商们的盘剥复利，把这些奸商们的盈利特权收归国有，劳动人民的税赋不必增加就能使国库充盈，也就是当时鼓吹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王安石变法在为国家理财方面主要有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1. 均输法 均输法不是宋神宗时王安石所首创，乃系仿桑弘羊、刘晏之法而加以变通。 它最早出现在汉武帝时期，由桑弘羊所提出。此法在宋史里频频出现，每次都与王安石挂钩，被反对派骂得狗血淋头。均输法是汉武帝与匈奴掐架掐得最狠，搞得军费激增，国库见底时搞的国家紧急状态法令，汉时前后一共搞了两次，国内矛盾激烈程度比宋只高不低，但的确帮助汉武帝度过了难关。 王安石集团的原意是设立发运使，掌握东南六路生产情况和政府与宫廷的需要情况，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统一收购和运输。 由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情况，“从便变易蓄买”，贮存备用，藉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均输法夺取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益，同时也减轻了纳税户的许多额外负担。理解“均输法”，最要紧是八个大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 熙宁二年（1069）七月，开始在淮、浙、江、湖六路颁行均输法，但此法“然均输后迄不能成”——没能按计划施行下去。 此法不是固定不变地向各地征敛实物赋税，而主要是在灾荒欠收物价高涨的地区折征钱币，用钱币到丰收的地区贱价购买上供物资，此即“徙贵就贱”。如果有多个地区同时丰收物贱，就到距离较近、交通便利的地区购买，此即“用近易远”。 于是，均输法就可以达到“江湖有米则可籴于真，二浙有米则可籴于扬，宿亳有米则可籴于泗，坐视六路之丰歉，间有不登之处，则以钱折斛，发运使得以斡运之。不独无岁额不足之忧，因以宽民力。万一运渠旱干，则近有汴口仓庾”这样的效果。 通观制置三司条例司奏言全文，可以看出其议论的内容，虽然涵盖诸路上供的所有物品，但重点则是京师所仰仗的东南六路的粮食。 变法者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均输法的施行，一是将东南六路的富裕物资与物资匮乏的地区相调剂；二是打击了富豪之人的横征暴敛，从他们手中“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三是可达到“便运输，省劳费”的目的；四是可以“去重敛，宽农民”，最终实现“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的目的。 改革的出发点，归根结底是解决粮食供应问题。改革的途径，无非是扩大购买。均输法之“输”并不是运输，实乃输纳、供应之谓。均输法是对东南漕粮供应制度的变革，是属于政府消费性购买范畴的问题，与漕运制度本身并无多少联系。它的着眼点是漕粮，而不是漕运。 2. 市易法 这一措施其实是来源于西汉中叶桑弘羊的“平准法”，但有自己的特点：如“契书金银抵当”、“结保贷请”、召募行人、牙人为市易务工作等，都是王安石的新发展，与平准法的命吏坐市肆贩卖、不假手商人的作法有所不同。 均输法与脱胎于平准法的市易法推行以后，形成了对城市居民特别是工商业者的打击。原本立足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重利盘剥的新政策，蜕变成国家垄断市场、货源、价格，甚至批发与零售也被政府官员所操纵，哪怕像水果、芝麻或是梳朴（作木梳的原料）之类的小生意，也要先过政府官员这几道关口。于是，大中小商人一齐步履维艰，致使城市工商业开始凋零。 此法于熙宁五年（1072）三月开始颁行，具体措施是于汴京设都“市易司”，边境和重要城市设市易司或市易务，平价收购市上滞销的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并允许商贾贷款或赊货，按规定收取息金。 后又将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和专门机构，是直接收售物资，参与交易，以平抑市场物价的一种政策措施。也是王安石变法时在城市中推行的一项重要的新法。 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市易法有平抑物价调剂供求的作用，限制奸商垄断居奇，把以前归于大商人的利得收归官有，增加财政收入。 从时人之记载和苏轼等人的大量文字中可以看到，全国城市商业与市场一时间相当萎缩而萧条，社会开始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这个结果看来不合情理实际却有其必然性，市易法的实质是对商业贸易实施国家垄断，市易法一方面打击了大商人、“兼并之家”，但是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小商户的利益。 看似一项十分完善的措施，既然政府与民众都能受益，那就应该受到拥护并继续推行下去的。但是事实上，变法却引起了变法派的分裂以及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 但也有后世的学者，根据熙宁十年（1077）全国各州县夏秋两季所得实物除外的五百多万贯息钱来衡量，认为王安石用理财观点实施起来的市易法还能算作卓有成效的。 3. 免行法 颁行免行法，起因是开封府肉行（供应官府肉类）的徐中正（屠户）等人上书，建议由行户交纳免行钱后，行户的物资便不再送往官衙门。 因为，宋都城开封官府衙门所需要的一切物资，均由京师诸行供应。但由于各级官吏上下其手，多多索取财物，各行所费钱财往往在官府所需物资的十倍以上，因而一些商贩、贫困百姓因作行户而破产者比比皆是。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 根据宋代的制度，各级官府的用度均需采买。供货商需要低价售于官府，还要免费送货上门，同时还得保证质量。这种不平等交易制度使得各级供货商不仅在与官府的买卖中赚不到钱，还得赔钱，成为了极大地负担。王安石变法中推行免行法，取消低价采买的制度，而是改为征收一部分的免行钱，作为一种商业税。商业税分给各级官员作为俸禄和补助，以此保障了商业活动的正常进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 熙宁六年（1073）七月，正式颁行免行法。 免行法，这是王安石变法内容中的最后一条，也是王安石所受反对最多的一条，此法一出，也就说明王安石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彻底要失败了，因为从前文当中可以看到，曹太后和宋神宗母亲高太后亦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这才导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 王安石推行“免行法”之前，大宋皇宫和权贵们的一切采购，尤其是在开封城的采购都是不花钱的，各商行必须为官府和权贵们无条件地奉上他们所需要的商品，不仅如此，官府和权贵们还肆意勒索这些商行提供远超采购需要的商品，倘不如意，即恃权惩治，小商贩多因此失业，这些多出来的供应就被各个皇族、后族、勋贵瓜分，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既得利益者。 朝廷的各个官员其实都是世家豪门的代表，“免行法”的出现，这些世家豪门利益受损，群臣群起攻之，后族一样对王安石开始攻击了。如果说青苗法使王安石失去百姓之心，那么免行法则成为压垮新政最后一根稻草！ 二、发展农业生产 在调整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政策以及发展农业生产方面，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 4. 青苗法 青苗法是王安石变法之一，也是争议最大，受到保守派人物攻击次数最多、最为猛烈的变法项目。 青苗法，亦称常平给敛法、常平敛散法，于熙宁二年（1069）九月颁布。 常平制度主要是在丰年时适当抬高价格籴（音迪）米，把老百姓手里的余粮以高于市场价收购，防止谷贱伤农；在荒年时适量降低价格粜（音跳）米，以平抑物价，拯济百姓。也就是“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 这一政策一直延续至今，如今的“国家储备粮制度”便是这一制度的延续。 其实，“青苗法”在唐代宗时已有此名，“税青苗钱以给百官俸”。青苗法最早是参考了宋仁宗时陕西转运使李参在陕西“贷钱还谷”、发放青苗钱的经验，王安石也在浙江鄞县实验过这种“贷谷与民，立息以偿”的办法，效果良好。 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仓（中国古代储备粮荒平抑粮价的政府粮仓）、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 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但具体实施中一些官吏强制借贷，借机敲诈盘剥。 王安石的变法理财思想是“重开源，轻节流”但对节支没有足够的重视。由于他没有认识到当时兵多官滥、支出太过是造成国家财政赤字的根本原因。 再加上当时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急于求成，太过激进，导致青苗法最终被废止。青苗法虽然给宋王朝带来了一定的财政收入，却加重了对穷苦大众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剥削，其实并没有起到“富民”的作用。 青苗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与王安石的初衷越走越远，非但没有减轻农民的负担和疾苦，以及达到抑制兼并的目的，反而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与疾苦，并且还助长了兼并。 北宋各级官府为了聚敛民财，达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他们这种重敛于民的政策不可避免导致了大量小农经济的破产，小农经济的大量破产，是对封建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严重影响了封建社会的简单再生产，给封建统治带来了危机。 这样一来，青苗法不但加重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而且间接的挑起了统治阶级内部巨大的纷争。青苗法因为其自身的不成熟性，导致其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强迫借贷的案例，显然就违背了青苗法的立法初衷。 总而言之，王安石的“青苗法”出发点是好的，初期在地方施行阶段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在全国推广之后，由于制度本身的缺陷加之施行中出现了一些弊端，这项制度最终被废除。 不能就此说这项制度不好，只能说这项制度没有执行好。“水至清则无鱼”，不管是说人性很贪婪或是说各级官吏都要吃饭，不论处于什么朝代，理想总是丰满的，而现实则是无比骨感的！ 第33章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二） 5.募役法（又称免役法） 王安石“募役法”所要变革的役，便是差役、职役，于熙宁四年颁布实施。 所谓职役，即乡户应征至州县衙门充任公人，或者在乡村充当基层行政人员，协助地方政府治理基层。将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称为免役钱，官僚地主也不例外。 免役法实施前的差役法中，充当衙前或里正的农户负担往往最重，他们分别负责运送官物或看管粮仓等重地，里正还要掌管催缴赋税。如果遇到官物伤耗，或是税赋短缺，必须得照数赔偿，因此这些农户往往是“倾家而不能给”。 募役法(免役法)规定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需要指出的是，宋朝的募役法也是在唐朝的基础上制定的。此法令使得原本拥有免役特权的大官僚大地主阶级也不得不交钱，这直接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也为日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总的来说，王安石变法的大多数内容都不是老王想破脑袋自己想出来的，都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结晶以及历史长期以来演变而成的。 6.方田均税法 颁布此法的起因是素有河北“粮仓棉海”之美誉的肥乡县，按田赋征税底册征收税赋，根本就无法征收到位。河北转运使杨偕面对这种现实，忧心忡忡却一筹莫展。税赋收不上来没法向朝廷交代，动用国家机器强行征收又唯恐激起民变，引发社会动乱。 恰好时任大理寺丞的郭谘与杨偕私交甚厚，知道这件事后对杨偕说：“处理这件事并不难，如果让我走一趟，可以马上解决。”杨偕非常高兴，马上上书仁宗皇帝，要求借用郭谘到肥乡县承办棘手的赋税征收事宜。皇上准奏并派遣秘书丞孙琳做为副手协助郭谘摄肥乡令。下令全国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为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 郭谘上任伊始，即与孙琳深入肥乡县的社会底层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民意，征求百姓意见，经过深思熟虑，制定了实际丈量土地，根据占有土地多少确定税额的方案：方田均税法。 据《肥乡县志》记载，当年肥乡县免除无地而有租税者400家，纠正有地而无租税者100家，收取逃漏税款80万，逃亡的农民又重归故里安居乐业了。 熙宁四年(1071)八月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 方田均税法的施行减少了隐田逃税现象，在此法实施的十三年里，共清查了占当时全国54%的田产，丈量出大量隐瞒土地，诸如“诡名挟佃”、“隐产漏税”和“产去税存”等弊端得到了部分地清除与纠正。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在短时间内大幅增加了国家赋税收入。而且方田均税法采用梯级纳税，比较科学。 方田均税法虽然清出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却严重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也不可避免的遭到他们强烈反对。 7.农田水利法 北宋时期，因土地兼并，赋役不均，水利失修，田多荒废。凡吏民能提出土地种植方法，指出陂塘、堤堰、沟洫利弊，且行之有效，可按功利大小给奖。还奖励人民在各地兴修水利工程，开垦荒废田地。鼓励垦荒，兴修水利，费用由当地住户按贫富等级高下出资兴修水利，也可向州县政府贷款。条约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 王安石执政后，于熙宁二年 （1069）颁行农田水利法，派出各路常平官专管此事。 在王安石的倡导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北方在治理黄、漳等河的同时，还在几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贫瘠的土壤变成了良田。此法令在颁布后的七个年头里，当时全国兴修的水利工程达一万多处，灌溉民田36万多顷。 在“农田水利法”下达全国不到七年的时间里，全国兴修的水利工程就已达处，灌溉民田更是高达亩。熙丰年间全国修复和新建的较大规模灌溉工程遍布全国各地，其中京西路，即河南中西部的建设是最多的，这无疑是因为京西路此前乃水利荒废的重灾区。 熙宁时期农田水利法的规模与成效，官员为督促田户修整陂塘，甚至采取了鸣鼓督催的方式，堪称一场声势浩大的农田水利运动。这些工程不但在当时促进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其带来的长远利益甚至一直延续到明代。 在京西路，即河南中西部地区，水利设施的广泛恢复带来的是移民和流民的广泛迁入和安置，灾荒年间产生的灾民很多也被安置在这些地方。北宋时期迁入南阳盆地的移民来源众多，契丹、陕西、河北、湖北、淮南、河东等地都有人口向南阳盆地迁徙。 人口得以上升，带来的是荒田纷纷开垦。由于水利的兴建，这些地区得以建设大量水田，种植水稻，人们由以前的“不习水田之利”到“粳稻大丰收”。对于水源的使用，宋神宗时代也颁布了严格的管理条例，神宗元丰二年（1079）三月诏令，“禁伊洛上源私取水者……惟西京分引入城，下流还归洛河”，来确保农业用水。 经过农田水利法的改革，京西路的河洛、汝颍、唐邓等地，由唐末五代到北宋前中期的“人稀，土不膏腴”，“土地褊薄，迫于营养”，得到大规模的发展，成了经济较为富庶的地区。 除此之外，王安石还使用“铁龙爪”与“浚川杷”疏浚黄河，试图达到使黄河“水由地中行”的目的。在今天看似儿戏，但在当时，却是一种积极的行动，也是在历史局限性下的唯一可行的办法。 三、为了稳定国家秩序，巩固国家秩序和整顿、加强军队的措施，改革的军事措施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以及建立军器监等。 8. 将兵法 将兵法是兵制改革，就是把禁军的厢、军、营、都四级编制，改为将、部、队三级编制，这样可以有效缓解“将不知兵、兵不识将”的弊端。 作为“强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另一方面实行将兵法。整顿厢军及禁军，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 自熙宁七年（1074）始，在北方挑选武艺较高、作战经验较多的武官专掌训练。将兵法的实行，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专门负责本单位军队的训练，以提高军队素质。由此，也造就了一批“百战骁勇”之师，以至后来宋军对西夏战争中，屡屡出现以少胜多的战例，竟然出现了以“不满千人，却贼数万”的非常战绩。 陕西泾原路经略使蔡挺是一位在对西夏的战争中立过战功的将领，王安石在吸收并总结蔡挺的经验之下，用“将兵法”全面整顿军队，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大宋军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因为，大宋军事力量增强，人猛马壮刀枪锋利，使得长期欺负大宋的北辽，也心生畏惧大宋一转身，从被人欺负而变成了准备欺负别人。这种转变，是宋朝建立以来百年所未有过的奇事。 9.保甲法 熙宁三年（1070）颁行的保甲法，是将乡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民户家有两丁以上抽一丁为保丁，农闲时集中，接受军事训练。 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与正规军相参为用，以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国家秩序。 保甲法的目的是在各州县建起严密的治安网，防止农民的反抗，并逐渐从雇佣兵制度转向征兵制度，以此节省军费。其虽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但也受到了保守派的猛烈攻击。 保甲法实行的本意是为了防止农民起义，加强管理，顺便减少国家军费开支，为国家培养一群具有一定防御能力甚至便利国家的军事力量。但是在后期施行上，保甲法却遇到了很多难题，违背了北宋政权建立以来所奉行的“养兵”政策，受到了神宗皇帝的顾忌与怀疑，最后连农民都唾弃这种法令了。原因就在于国家的过度施行，保甲法加强了君主专制，给皇权一定的保障，还训练了一批军事力量，但是并没有达到逐渐改变募兵制的目的，忽略了百姓的感受，其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神宗皇帝，因此最终也没有获得成功。 9. 保马法 保马法，又称保甲养马法。 保马法是将原来由政府的牧马监养马改为由保甲民户养马，保甲户自愿养马，可由政府给以监马或者给钱自行购买，并可以免除部分赋税。但不久即被废止，改行民牧制度。 保马法的实施，首先减省官府的开支，此外，对保甲的武艺训练，亦发生一些作用，因为加强了保甲制度。 而在之前的朝代里，曾有民间人士尝试养马，并做出了不俗的成绩。后来的王安石总结出这些思想经验，推出了“保马法”。 王安石变法当中推行的“保马法”，是由官府直接将马匹分配给想要养马的人家，明天这些领养马匹的人家能够免收一定的税负，而且对于将马匹养好的百姓更是给予一定的奖励，王安石企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将官府承受的养马压力进一步分散，达到“藏马于民间”之目的。 这样的方法是王安石对于前人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针对宋朝积贫、积弱局面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原本这个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一项政策，反而因为时代的限制，最终成为一项扰民的政策。 这是王安石没有想到的，也是当时众多的官员所始料未及的。 四、教育制度的改革 王安石等变法派还改革了科举制，整顿了各级学校，为社会培养需要的人才。变法在教育上的措施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和在州郡广设学校，以及颁布贡举法，废除明经科，而进士科的考试则以经义和策论为主，增加法科。 10. 改革科举制度 熙宁四年（1071），颁布了改革后的新科举制度。主要内容为废除以空洞的华而不实的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 新科举制度要求考生联系当前实际采取参加经义策论的考试，这就把科举的立足点放在选拔具有经纶济世之志和真才实学的天平上，从而扩大了考选名额，使一大批新进之士取代反对改革的旧官。 同年秋，实行分上、中、下三班不同程度进行教学的太学三舍法制度。整顿太学，实行分上、中、下三班不同程度进行教学的太学三舍法制度。以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太学生成绩优异者不经过科举考试可直接为官。提举经义局，修撰儒家经典，编纂《三经新义》。设置武学、医学、律学专科学校，培养专门人才。 王安石的这一改革，主要目的是纠正过去的缺陷，选拔一些通经术、明时务的人才为国家治理服务，以便由此选拔的人才能够更好的为变法服务。惟才用人，重视对中下级官员的提拔和任用，使许多低级官员和下层士大夫得到发挥才干的机会。 然而，尽管王安石的改革初衷良好，但由于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加上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导致最终被废除，其结局也并不理想。? 第34章 开始卷入变法旋涡 在好不容易捋顺了王安石的生平经历与变法的背景及内容之后，我们今后的工作重心就是要详述一下苏轼在这场变法中的各种举动了。 熙宁二年（1069）八月十四，正是汴京城里秋高气爽，丹桂飘香的中秋时节。 苏轼受诏作为国子监举人考试官，开始了为国选材，当然主要是为王安石网罗鹰犬与走狗。同为考试官的还有： 集贤校理王汾、胡宗愈、王益柔； 密阁校理钱藻； 馆阁校勘顾临； 监察御史里行张戬（字天祺，今宝鸡市眉县人，张载最小的弟弟）； 比部郎中张吉； 这是一次比较严肃的考试，从豪华的监考官阵容就可见一斑，考试的题目正是苏轼出的。 由于当时神宗皇帝独宠王安石，造成了王安石的凡事独断专行，刚愎自用。苏轼欲借此抨击一下王安石，所以就在此次的国学秋试的策问中选用的题目为： “勤而或治或乱，断而或兴或衰，信而或安或危。” 苏轼先是阐述了自己的一些观点：“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灭。事同功异，何也？”并以此让考生们详细分析成功失败的根源以及所作所为相同而结果相反究竟是什么原因。 明眼人一看，其主旨有影射当朝怂恿神宗变法的主要人物王安石之嫌。果然，当王安石得知了这件事后，立即勃然大怒。 后来，神宗皇帝数次想起用苏轼，都被王安石想方设法地阻挠并搅黄了。 八月十六，苏辙因不满王安石的一些政策，向朝廷请辞条例司的官职，结果又被任命为河南府留守推官（推官，是古代官名。唐朝始置，节度使、观察使、团练使、防御使、采访处置使下皆设一员，位次于判官、掌书记，掌推勾狱讼之事），苏辙未赴新任。 王安石想任命孙立节（字介夫）来接替苏辙的条例司职务，谁知性格刚强的孙立节直接回怼过去。 他对王安石说，王公的话太过分了，你应当找那些比我强的人。像我这样的人，也是不肯到条例司来的。王安石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孙立节见王安石站起来径直走入房里，自己也快步离开。 苏轼也就是此时才开始认识了孙立节，由于政见相同，以至于成为了世交——后来孙立节儿子孙勰（字志康）的墓志铭就是苏轼的三子苏过给撰写的。 此时的司马光老先生接到朝廷的圣旨，被要求为朝廷选取谏官。 “谏官难得，卿更为择其人”，神宗皇帝的话言犹在耳，司马光老先生更是不敢怠慢，回到家就开始左挑右选，选好了四个人的名字密奏朝廷，并称这四个人都为自己所素知。 这四个人分别是陈荐、苏轼、王元规、赵彦若。 在密奏中，老先生是这样评价苏轼的：直史馆苏轼，制策人优等，文学富瞻，晓达时务，劲直敢言。 很可惜，神宗皇帝并未采纳老先生的举荐，至少说苏轼此次并未入选。明眼人都知道，这是王安石的又一次使坏。 一个月后，朝廷里任命司封员外郎、直史馆蔡延庆与右直言、直集贤苑孙觉两人开始同修皇上的起居注。 起居注，是记录古代帝王一言一行的文书，相当于皇帝的私人日记。但是不是由皇帝本人来写，而是要专职人员把皇帝的所有言行都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有点像流水账。 传说最早的起居注，起源于汉武帝时期。到晋朝时，国家设置专门的官员，来编写起居注，后来的王朝大都继承了这个传统。 起居注不仅记录皇帝的私生活，还会记录皇帝会见大臣们的情况。而国家的一些大政方针的实施，需要皇帝和大臣们共同讨论决定。这些都会被记录下来，这就为国史馆编纂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起居注更是要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身边有个人时时的盯着自己，所以皇帝说话做事，肯定更加谨慎了。起居注虽然记录了皇帝的言行，但是皇帝是不能看的。古代为什么不让皇帝看起居注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担心皇帝干扰记录的客观性。 因为人非圣贤，不可能所有行为都正确，但是负责记录的官员，却会把所有的事情记录下来。而其中一些不良行为，皇帝肯定不希望流传出去，这样会影响形象的。 封建社会的本质，决定了皇权的至高无上。虽然规定皇帝不允许看起居注，但是如果皇帝动用权力，想要翻看甚至修改起居注，即使有正直的大臣出面阻止，在皇权面前也会显得无可奈何。 所以，当前留下来的起居注，同样需要我们认真辨别，记录是否真实可信。 关于人的日常生活的记录，可以说是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记录，甚至详细到一天吃了几顿饭，每顿饭几个菜。一般都是有专人在旁边记录的。起居注的作用也很多，举个例子，如果皇帝突然生病，就可以通过起居注查找病因。 唐宋时期于门下省设“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分记皇帝言行。这种官职虽然不高，但是能够随时接触到皇帝，也是许多人觊觎的对象。本来神宗皇帝起初是想用苏轼与孙觉这两个人的，但是王安石从中说，苏轼岂是可以提拔的人！ 神宗道：苏轼这个人很有文采，并且朕见他为人也很平静。朝内大臣中司马光、韩维、王存都很称道此人。 王安石道：像这种险恶的小人，老臣不敢无缘无故地评价。苏轼曾作过的《贾谊论》，里面说对于周勃、灌婴之类的大臣，要贾谊从容地、逐渐地和他们加深交往，使得天子不疑虑，大臣不猜忌，这样以后，整个国家就会按自己的主张去治理了。不出十年，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又曾附丽欧阳修，欧阳修修作了《正统论》，章望之提出了有别于欧阳修的“霸统”观点，苏轼就立马作论攻击章望之，其实苏轼的论断论都无道理。 王安石还添油加醋地说：非但如此，在苏轼遭遇父丧后，韩琦等人送来的金帛，明面上苏轼均未接受。但却在扶柩归川时，用官家的船只贩卖数船苏木（一种中药材）入川，这件事地球人都知道！ 司马光曾诬陷吕惠卿受人钱财，还夸赞苏轼为人平静，这真是厚颜无耻啊！ 王安石最后竟急眼道：陛下想在朝野之间变风俗、息邪说，如果突然间起用了苏轼这种人，那么朝廷上下的士子们怎么能够辨别陛下的好恶所在呢？当然了，苏轼这个人也并非没有才智，以此人的声望来讲，这个人确实不可偏废了。内个啥？如若哪一省府缺少推官或是判官了，可让这厮去补缺。但凡他这种通判资历的无名小卒，怎么能够有级别去修起居注呢？ 于是，神宗皇帝无奈听信了王安石的“谗言”，就把苏轼修起居注的美差给撸了。 果不其然，随后的任命下来：苏轼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的身份出任开封府推官。这是王安石的主意，其意是想苏轼本为文士，对官场吏事不甚精通，想用京城中推官的繁杂事务刁难和绊住他的手脚。然而，后来的苏轼在开封府推官任上却干得有声有色，“决断精敏，声闻益远”。 还有一种说法是，王安石起初与苏轼之间并无过节，只是吕惠卿嫉妒苏轼的才华而从中挑拨两人的关系，才最终造成王安石数度对苏轼仕途的打压，但这些还都只是传说。 上任后，作为开封府推官的苏轼就给神宗皇帝上了点眼药——就是上了一道《谏买浙灯状》。 此状中的措辞极为严肃认真，“陛下游心经术，动法尧舜，穷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乐今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忧，而岂以灯为悦者哉！”，不仅如此，还有更狠的，“此不过以二宫之欢而极天下之养耳。且卖等皆细民，安可贱售其值！故臣愿急罢之。” 当苏轼还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等着神宗震怒而后降罪之际，忽然传来皇上竟然采用了他的建议，把买灯之事给取消了！ 这让苏轼受宠若惊，一种忧国忧民的使命感油然而生，接下来就搞出了一个更大的动作，以自己三十四岁、自以为成熟的年龄上书二十一岁的神宗皇帝，开始开怀畅谈起了新法的不便。 苏轼在反对新法方面以大胆敢言着称，通过各种方式制造舆论，成为反对派的代表之一。 在论战中，苏轼与司马光等人站在一起，形成了“保守派”的阵营，但苏轼并非简单的“保守派”，他一生都未放弃在仁宗朝提出的革新主张。 苏轼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他针对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强调其与中书、宰相的功能相重合，认为这不仅增加了冗员和冗费，还导致了朝廷体制的混乱，使得民众和官员感到困扰。 强调国家的根本在于“道德”与“风俗”评判体系的建立，而不应简单以“强弱”与“富贫”的表象来评价国家的状况。这种强调道德伦理的观点，反映了苏轼对传统价值观的坚守，认为国家的强大与否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实力，更在于社会伦理的健康。 苏轼还对王安石压制谏官言论的行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认为这种手段是毫无道理的，不仅违背了言官制度的初衷，还可能导致国家的大害。 殊不知，宋神宗赵顼即位时，北宋的统治真的是着面临一系列危机：如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治平二年（1065）的时候，宋朝财政亏空已达1750余万。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赵顼对宋太祖、宋太宗所制定的“祖宗之法”产生了怀疑。于是乎，年轻的赵顼深信变法是缓解危机的唯一办法。 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入京受命。 赵顼一听王安石来京，异常兴奋，马上召其进宫。赵顼与王安石晤面，听取王安石有关政治、财政、经济以及军事上的改革谋略之后，深感王安石就是能襄助自己成就宏图大业的人才。而王安石也被赵顼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远大抱负所折服，君臣二人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到了一起。不可否认，赵顼的改革理想之所以在继位之初就能付诸实施，与王安石的支持有着密切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就敢毫不留情地往宋神宗头上浇凉水的人，一种可能是神宗的长辈比如英宗，可是英宗业已驾崩；再一种就只能是臣僚中的头脑发热者，我们这里姑且称之为“政治上不成熟”者。 熙宁二年（1069），年轻的宋神宗锐意改革，他任命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 然而，就在变法推行之际，刚刚从政不久的苏轼便上书神宗，陈述新法之利弊，反对王安石的一些措施，这就是着名的《上神宗皇帝书》。 《上神宗皇帝书》开篇便说：“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言买灯事。”此时，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保守派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后来，苏轼也因此次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不出意外地被贬为杭州通判。 看过《上神宗皇帝书》原文的人都知道，作为惜字如金的文言文，苏轼竟然写了大约一万字的篇幅，里面尽是旁征博引、妙语连珠，很有当今重点高中文科班学生的优秀杂文习作之风，从文采的角度来讲毫无破绽，甚至是一篇美文。 但政治毕竟是政治，它本身是无比残酷的。 所以此时的苏轼，还只能叫苏轼。 第35章 官场险恶下与王巩的铁血交情 身处官僚体系底层的热血青年苏轼，胸中自然也逃不过为了实现自己人生抱负的努力，但作为封建的皇权，那才是压倒一切的唯一的神圣准则。 在苏轼的心底，肯定有一些所谓的肺腑之言特想叫皇上知晓。“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还想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他始终反对“言利”，不满旨在“生天下之财”的王安石。 其实，在今天看来，王安石也确无私心，而是囿于所谓的“历史局限性”里面，并在自己也不能改变的皇权社会里在做着垂死的挣扎。 而苏轼呢，此时还是一位涉世未深的文学青年，他有着文学青年所特有的与世无争和浪漫的想象力，“君子耻于言利”的思想无疑是所有文学青年支撑其斯文形象的底气所在。 诚然，认为文化人不该谈金钱，古已有之。用老话来讲，即“耻于言利”。这句话，常与“君子固穷”绑在一起，实则这二者之间，并无逻辑可言。 耻于言利，成因多多。这里且说最重要的两点： 首先，我们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传统，惯于把义与利、道德与利益对立起来，置入二元论的窠臼，如鱼与熊掌，迫使世人只能选择其一。对此，恐怕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哪怕内心明明倾向于利益，却碍于道德压迫，不敢公开表示。 事实上，义与利、道德与利益未必构成二元关系，有时恰是一体，追求、扞卫正当利益，如自家房屋的产权、自家土地的粮食、自家亲人的性命，就正契合道德的要义。若要硬生生把二者割裂开来，甚至使它们势同水火、势不两立，这种行径，本身便不道德。耻于言利并非君子、读书人的专利，而是弥漫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习气，所有人都被教导：利益与道德对立，重利是一种恶行。由此，利益观被损害者，十之八九。 其次，义与利、道德与利益的二元化，不仅是一个思维问题，还是一个道德和政治问题。把利益放在道德的对面，形成如同参商的两极，首先基于传统道德哲学的需要，使道德批判的力量最大化，对于一切逐利的言行，不管三七二十一，抡起道德棒子打将过去，所向披靡，无往不胜。 传统政治教育同样以道德为根基，权力者教化万民，德字为首，公而忘私，义字当先，重义轻利，遂导致一些民众不愿言利，一些民众不敢言利，这么一来，政府则可从容、大肆掠夺民众的正当利益，与民争利的难题迎刃而解。 这还不算，再后来，苏轼还因为一篇《策问》而遭到台谏官的诘难，从而不得不又写两篇为自己辩解的札子为自己勉力洗白。 宋代台谏官员的兼职类型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台谏官虽然人数不多，品级也不算高，但却是政治生活中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有时甚至起到制约宰相权利的作用。 北宋时期,台谏官先后兼任仪仗使、卤簿使等礼仪类职务，此外还有兼任法典条文详定与编修官、理检使、判司农寺、判国子监等。 苏轼在《策问》中委婉地劝谕神宗仿效仁宗的“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谁知被谏官抓住了把柄，说里面的“偷”与“刻”二字有讥讽神宗朝的意思。苏轼真是百口莫辩，深感官场的险恶，不过，这还只是他初涉官场，比这险恶万分的还都在后面！ 不过，在苏轼六千言的上书中，对王安石裁减宗室恩数，诏裁宗室授官法及恩例，苏轼还是极为赞许的，认为“此实陛下至明至断，所以深计远虑，割爱为民”。 闲下来时，苏轼与赵拚（高齐先生、清献公）一起出游。正好山东人王巩来苏轼处拜访交流，苏轼对这位小自己十一岁的小青年很是喜爱与尊重。 王巩，字定国，自号清虚先生，莘县人，王旦之孙。 苏轼后来因“乌台诗案”被捕，好友王巩也受到牵连而被处置。据说，御史舒亶奏曰：“(苏轼)与王巩往还，漏泄禁中语，阴同货赂，密与宴游。”于是时任秘书省正字的王巩不久便被贬到宾州(今广西宾阳)去监督盐酒税。在二十多位“乌台诗案”的案犯中，王巩是被贬得最远、责罚最重的，这使苏轼因此十分内疚。 元丰二年，王巩也因“乌台诗案”被贬至岭南的宾州（今广西宾阳县）。 在王巩被贬期间，他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宾州地处偏远，人迹罕至，生活十分不便。王巩在流放期间经历了极大的困难，甚至连续失去了两个儿子，一个死在家中，一个死在宾州。 尽管如此，王巩在逆境中保持了坚韧的精神状态，不仅没有显得落魄，反而精神焕发，性情更加豁达。他的歌妓柔奴也毅然随他前往宾州，并在五年后返回时依然年轻美丽。 所以，后来王巩在宾州期间，苏轼还给他写过很多书信，一再表示王巩因自己而无辜受牵连，遭受了那么多苦难，他感到很是内疚和难过。 好在王巩非常达观，他为了安慰苏轼，则在给苏轼的回信中大谈道家长生之术，说自己正在宾州修行。当时苏轼很喜欢广西的丹砂等特产，便从贬谪地黄州致信对王巩说：“桂砂如不难得，致十余两尤佳”，亲密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王巩这位小青年的才学，苏轼是十分激赏的，“王郎年少日，文如瓶水翻”（《次韵和王巩》）。 王巩是苏轼众多好友中非常重要的一位，他们两个人有着共同的爱好，交流起来十分地有默契，因此王巩与苏轼之间的关系一直都保持的非常好。 另外，王巩的书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苏轼的影响，他的草书让人看上去感觉奔腾洒脱，非常具有气势。他和苏轼一样都是十分注重自然和字体之外的功夫，每一个字看上去线条都十分的顺畅。王巩和苏轼之间的许多交流都是围绕着诗词和字画，双方都对这些方面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在许多方面的见解都是相同的，因此才有了他们之间的默契。 除此之外，王巩和苏轼之间的友谊也让人们十分的敬佩和羡慕，在平时两个人都喜欢喝酒，在喝酒之后洒脱风流，有时候会一起挥毫泼墨，有时候却只是简单的把酒言欢。最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感情经受得住任何磨难的考验，在乌台诗案发生了之后，身为苏轼的好友王巩也遭受了无妄之灾，被朝廷派遣到了僻远的宾州（今广西宾阳县境内）。可是在这样的时候他和苏轼之间依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对于政治闭口不谈，也对自己的处境没有半点的抱怨，依旧像平时一样交流诗词书画的看法。因此，王巩和苏轼之间这种患难之交获得了很多人的称赞。 在苏轼的官场生涯中，他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王巩是他最亲密的挚友之一。 王巩出生在山东莘县的宰相之家，自幼受家学熏陶，对诗词歌赋和绘画有着浓厚的兴趣。成年后，王巩在仕途上虽无大成，但凭借文学才华和正直品格，赢得了苏轼的尊敬和友谊。 王巩和苏轼的相识，是在江南水乡的一个庭院中一次文人雅集上。当时的文人雅集，是士大夫们聚会交流文学、书法、绘画、吟诗作对，畅谈人生的场所。苏轼在席间见到王巩，发现他才华横溢，言谈举止间透露出一股清新脱俗的气质，二人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随着在日常的交往中不断加深，苏轼喜欢清欢恬淡、写意直白的诗歌风格，恰好王巩极擅此类诗歌。两人常常在一起吟诗作对，互相切磋。王巩对苏轼的文学造诣极为钦佩，经常写信与苏轼琢磨诗中的词句，苏轼也常常在设宴时邀请王巩前来喝酒行乐。 苏轼与王巩的友谊在不断的交往中愈发深厚，苏轼在仕途上的波折，使他更加珍惜与王巩的友谊。 元丰年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政敌诬陷，被贬到黄州，他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常常收到王巩的书信，信中充满了关怀和鼓励。在黄州的日子，苏轼常常到郊外散步，寄情山水，他在一个清晨，登上了一座小山俯瞰黄州城始，心中感慨万千。回到住处，他提笔写下了一首诗，寄给远在京城的王巩，信中诉说了自己的困境和对友谊的珍惜。 王巩收到信后，立即回信安慰苏轼，并表达了对他坚定不移的支持。王巩仕途也有些坎坷，但他对文学的热爱始终未减，他曾任太常博士、扬州通判、宗正寺丞等文官职位，虽官职不高，却在政坛上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王巩一生对仕途没有太多的追求，品性正直、真挚豪义，用满腔热忱活跃于北宋中后期的政坛，深受时人敬服和推崇。 王巩在文学上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他着有《甲申杂记》、《闻见近录》、《随手杂录》、《王定国文集》、《清虚杂着补阙》等书籍。这些作品记录了他的见闻与思考，展现了他广博的学识和深刻的洞察力。 王巩在北宋中后期的历史上，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物。这倒不是因为他在政坛上春风得意，官高爵重，而是因为他正直的品格和傲世的豪气，以及与苏轼兄弟的真挚友情，都为同时代人所钦重。而且他一生勤于着述，是“三槐王氏”中唯一有着作流传至今的人。不过，王巩这位汴京官宦子弟入仕，靠的是恩荫，初时补为校书郎（也就是说，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是走后门者）。 有一天，王巩得了唐朝僧人释僧藏的七张纸本的传世真书，来求苏轼为其藏本后面来一篇跋文，这种传世的纸本一般人不好得到。 但王巩绝不是凡人，其爷爷王旦（字子明）贵为北宋初年名臣，兵部侍郎王祜之子。宋理宗时位列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获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魏国公，谥号“文正”。其外公乃张士逊（字顺之），襄州阴城（今湖北老河口）人。张士逊亦是北宋政治人物、诗人，官至礼部尚书、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赠太师，兼中书令，谥号“文懿”，仁宗朝曾三次拜相，仁宗优诏拜太傅，进封邓国公（今河南邓县一带）。 所以，大家由此可知僧藏纸本的珍贵，之所以把珍贵的东西拿出来让苏轼来题跋，可以知道苏轼在王巩心中的分量了吧。 苏轼题写了跋文后，王巩又取出来一方从他外公处得到（顺走）的一方砚台，也想让苏轼在题写一篇砚文。不管咋说，从今天略带历史眼光的角度来看，王巩同志还是挺会找人，挺有眼光的，我们不服都不行。 苏轼接过砚台，左看右看，再把王巩上下打量一番。心里想，这方砚台是一个邓国公（外公）的遗物，而眼前的王巩却是魏国公（爷爷）的一个遗物，两个都是宝贝。这方砚会使人想起邓国公张士逊的德行与高寿（卒年八十六岁），而看到王巩，又会使人想起魏国公王旦的斐然文采与仁爱品格。于是，就把这个真实的想法化成了《邓公砚铭》（把两件遗物放在一起阐述了一番）。 说起来，这件事做得还挺有创意的，也属实符合苏轼的文人天性。 这一时期，苏轼还有一位同事叫王克臣（字子难），河南府人氏，是北宋勋臣王审琦之曾孙，也与苏轼有交。后来的元佑三年（1088），这位王克臣以朝议大夫的身份出知郑州，故后人称之为王郑州。 第36章 与驸马爷王诜的交情 当朝的驸马爷、太原（今山西太原）人王诜（字晋卿），出身贵族，娶宋英宗赵曙的女儿为妻，官驸马都尉及定州（别名中山府，今属河北省）观察使、利州（今四川广元市）防御使。 我国封建社会中的“驸马爷”始终是个神秘的存在，在他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究竟是个怎样的群体呢？ 实际上，宋代驸马的地位虽然看似风光，但实际上权力受到严格限制。宋太祖赵匡胤曾明确规定，驸马不得担任宰执及节度使等要职，以防止外戚干政。 北宋还借鉴了唐、五代之弊，对驸马的权力从多个方面进行限制，并在时代的发展中不断完善。与前代相较，北宋的驸马虽仍有在朝政上发表自己建言的权力，但专就驸马参政之限来看，却远非以往任何朝代可比。 其实历朝历代的统治阶层，时时处处都在防止驸马通过公主的影响力间接参与决策。例如，元世祖忽必烈的女儿鲁国大长公主的驸马孛罗帖木儿曾利用公主的影响力干预朝政，但最终因权势过大被处死。 尽管如此，宋代驸马在经济上还是享有丰厚待遇的：如赐予大量田产、庄园，并且在法律上享有诸多特权。诸臣丧葬礼仪中驸马与宰相、枢密使处于同一水平，身死后得到同等的待遇，可见皇帝对驸马的重视，不仅在生活中给予其经济利益，死后还给予其车驾临奠，录其子孙。 在北宋初期朝局不稳的大环境下，太祖通过与武将联姻来巩固政权，给予驸马很多政治礼遇和经济利益。驸马都尉去世，还给卤簿葬。凡大驾六引，用本品级扈从的仪仗队，奉册、充使及诏葬皆给之。 在古代，姻亲关系起着维护双方家族政治、经济利益的作用。婚姻是人生大事，对于个人、家族来说都十分重要，尤其是皇族婚姻，牵一发而动全身，稍有不慎就会影响政权。皇室婚姻不仅保证双方家族子嗣的繁衍，还增进了皇家与勋贵家族的关系，使双方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有了更多的共同利益，从而有利于皇权稳定。 王诜之妻宝安公主，宋神宗即位，进舒国长公主，改蜀国长公主。蜀国长公为宋英宗第二女，其母为宣仁圣烈皇后。 关于王诜的公主老婆之贤德，有必要列举两例特别表述一下： 元丰三年（1080），公主病笃。公主生性不好妒忌，从来不干涉丈夫的私事，于是王诜时常放纵自己，曾经因此被贬过官。等到高太后亲临探病时，公主已不省人事，高太后大哭，公主很久后稍能说话，说自己必定好不起来了，便握着母亲的手低声哭泣。 宋神宗随后到达，亲自为公主诊脉，端着粥喂公主，公主为了皇上，勉强都吃了。皇帝赐公主金帛六千，再问有什么要求，谁知公主的心中所想，只是想请哥哥恢复王诜官职而已。 这时，同父同母的宋神宗命王诜官复原职，来安慰公主妹妹。第二天，公主薨逝，时年仅三十岁。 宋神宗没有吃饭即驾往，望第门而哭，辍朝五日。追封妹妹为越国长公主，谥“贤惠”，后进封大长公主，累改秦、荆、魏三国大长公主。公主好读古文，喜笔札，周济亲属，朝野内外无不称贤。 有着这样一位好妻子，驸马爷王诜却不珍惜，经常和小妾当着公主的面为非作歹，小妾甚至常常触犯公主。公主去世后，乳母告发，宋神宗命彻底追查，杖打八妾并把她们婚配兵卒。公主既葬，贬谪王诜到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公主幼子王彦弼，三岁时夭折。 当然，这只是有着纨绔子弟习性的王诜的私生活。其实，作为驸马爷的王诜还是有不少的闪光点的： 王诜的绘画以山水见长，水墨山水受李成（五代及北宋画家，字咸熙，唐宗室后裔）影响，具有幽雅清润的格调。青绿着色山水则源自李思训父子而又创新意，不古不今自成一家。 李思训，字建睍，陇西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人，曾任右武卫大将军，世称“大李将军”，唐朝书画家。擅长山水画，山水树石，笔格遒劲，金碧辉映，被后世尊为“北宗”之祖，代表作有《江帆楼阁图》《九成宫纨扇图》等。 王驸马所画山水多为烟江远壑、柳溪渔浦、晴岚绝涧、寒林幽谷、桃溪苇村等“诗人难状之景”，其尤其擅长画小景山水，并能师法文同画墨竹。 王诜传世作品有《渔村小雪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烟江叠嶂图》（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及《瀛山图》。还有现藏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的绢本淡设色《溪山秋霁图》，因此画画风清润素雅，用笔尖利，与传世的郭熙雄健浑厚之画风颇不相同，众人莫衷一是，后被当今名画家谢稚柳先生更定为王诜之真迹。 王驸马还于其府邸修筑“宝绘堂”，遍藏历代法书名画日夕观摩，精于鉴赏，苏轼时常为之记。 王诜平时还广交苏轼、黄庭坚、米芾、秦观、李公麟等众多文人雅士，“析奇赏异”，酬诗唱和，李公麟曾画《西园雅集图》以纪其胜事，其风流蕴藉有王谢家风气。 王诜不仅能诗，亦工山水，学李成皴法，以李思训金碧统之，溶两家法规而出新意，在水墨勾皴基础上，“不古不今，自成一家”，独具风貌。苏轼谓其“得破墨三昧”，还赞其有“郑虔三绝居有二，笔执挽回三百年”句。王诜亦工书，真、行、草、隶皆精。《宣和画谱》着录御府藏其作品有《幽谷春归图》《晴岚晓景图》《烟岚晴晓图》《烟江叠嶂图》等三十五件。 从熙宁二年（1069）起，苏轼开始与王驸马交往密切起来。按理说，二人志趣相同，加之王诜出身高贵，手里有不少书画中的精品与干货，而苏轼有的是极高的天赋与鉴赏水平，因此二人就一拍即合了。 苏轼到了驸马的豪宅里，为驸马写作诗赋，亲笔（到今天方知其价值）书写《莲花经》经文。 作为回报，王驸马常差人给苏轼送去一些酒食、茶果、点心等慰劳一下，甚至还送过苏轼雕弓一张，箭矢十支，包指十个。要知道，这在当时都绝对算是时尚与上乘的礼物。 河东（河东地区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源地之一，是华夏文明的摇篮，上古尧舜禹时代的都城皆在河东 。河东在古代是指如今的山西省的西南部，位于秦晋大峡谷中黄河段乾坤湾，壶口瀑布及古龙门至鹳雀楼以东的地区 ，是华夏文明的摇篮。黄河由北向南流经山西省的西南境，因在黄河以东，故这块地方古称河东）人氏吕希道（字景纯），近期要到解州赴任知州，苏轼作诗相送。此人性格宽厚，常沉默少语，举止端庄，深得苏轼的性情。 吕希道要去的解州，古称解梁，是三国蜀汉名将关羽的故乡，解州的“解”音hai，治所今运城市盐湖区西南十五公里的解州镇。 关于吕希道这个人，与王驸马有得一拼： 爷爷乃丞相文靖公，老爹是翰林侍读学士吕公绰，庆历六年（1046）的小吕献上了自己所作的文章后，被皇上召试并特赐进士出身。 王安石当政后，许多士子都使尽浑身解数，争相巴结与靠近，而我们的吕知州表现得却是：“独雍容其间，安分随所适而乐，遇事有不可，必力争”。到了他自己的属地，则施政惠民、心系百姓。在解州任上，当地百姓甚至为其立过生祠（旧时为活人修建的祠堂，生祠不同于常见的祠，它是用来纪念活人的，而常见的祠是用来纪念逝者的）。 所以吕希道每到离任之后，百姓们常会“去而人思之”。 “年年送人作太守，坐受尘土堆胸肠”（《送吕希道知和州》），对于情投意合的朋友，苏轼每每在其赴任或离任之际，出门相送，还会作诗相赠相惜。 对于那些争相拜倒在王安石门下士子的丑态，苏轼看到后就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但苏轼又不是那种工于心计的人，他往往会无法克制住自己的厌恶，遂抓起纸笔，写下了“有甚意头求富贵，没些巴鼻便奸邪”（《戏人》），在此两句诗中，“有甚意头”与“没些巴鼻”都是旧时巴蜀乡间的俚俗之语，惟有用这些字眼方能表达出苏轼的轻蔑厌恶之情。 坊间还流传一首讽刺王安石的诗： 安石作假山，其中多诡怪。 虽然知是假，争奈主人爱。 世传是苏轼所为，一时争论不下。依今天的眼光来看，其本意也是苏轼心中所想，但该诗的品味较低，属于今天那种诗词协会里初级会员都会诌的打油诗级别。 就在王安石忙着为变法大展手脚之际，当朝文学大咖欧阳修的新书《新五代史》修成。 由于欧阳修编写的新五代史晚于旧五代史，所有能够看到了旧五代史编撰者所没有看到的一些资料，他便采用小说、笔记之类的记载，补充了旧五代史中所没有的一些史实。书中或多或少地补充了若干事实，有些则插入比较生动的情节，以小见大，使读者加深对五代时期的人物和事件的了解。就历史资料方面而言，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是可以互为补充的。 《新五代史》是唐宋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史，在中国史学史尤其是唐宋以后史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欧阳修文采更是引人入胜。可由于欧阳公提倡“春秋笔法（意思是指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近人褒贬不一，但在当时，这却是一件盛事。只是此书一出，由谁来作序倒成了一个现实中的难题。 大家一直都看好苏轼，认为非他的文笔不能够胜任。可苏轼却认为，年长他十二岁的曾巩是欧阳修他老人家的门生，且其作文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之态，特别是给人作赠序之文，尤其合适。 但曾巩同志却说，苏轼都不敢接这个活，我算老几（子瞻不作，吾何人哉）？ 就在二人互作谦让之际，有一位自告奋勇、毛遂自荐的勇士出现了。 此人就是建州建阳（今属福建）人陈师锡（字伯修），时称闲乐先生，神宗熙宁九年（1076）进士。也就是说，再有七年这个人才考中进士，现在还狗屁不是，竟然大言不惭地提笔给欧阳修老先生坐冷板凳数年才编修完成的书作了序，真是不愧为“闲乐先生”也。 苏轼在欧阳修老先生《新五代史》书成之前，曾与之讨论过此书的意义，以欧阳公所言，这可作为一本评说五代十国人物及事件背后善善恶恶的可以传世的史书，当苏轼质疑后周将领、并州太原（今属山西）人韩通在书中为何无传，此人究竟是善是恶时，欧阳修他老人家也只能是默然不语。 据记载，韩通历仕后晋、后汉、后周三朝，在周世宗柴荣在位时期屡建奇功，官至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柴荣驾崩后，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叛乱），韩通打算组织军队抵抗，却为王彦升所杀。赵匡胤登基后，“言念元勋，将加殊宠”，追赠其为中书令。当然，这种历史上假惺惺的动作都是做给身边人与后世人看的。 “惟庐陵欧阳公，慨然以自任，盖潜心累年而后成书，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当苏轼拜读了陈师锡所作序文中对欧阳修如是评论，觉得文辞平平，失之偏颇，确实是难上台面，但囿于“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古训，一时间只能是心中颇有微词，犹如吃了苍蝇一般难受。 第37章 开始触及新法 山东兖州丰符人姜潜（字至之），也是苏轼的朋友，王安石强推青苗法前，小姜在陈留当过知县。 有一次姜潜与苏轼在一起交游饮宴，姜潜先举一酒令说，座中人都要各自说出一味中药名。说完，手指苏轼道，先生的名字就是中药名。 众问其故。 姜潜道：子苏（紫苏）。 苏轼不假思索地回道：先生的名字亦是药名。而且不是半夏，就是厚朴。 众人又问其故。 苏轼解释道：君若不是半夏、厚朴，为何会叫“姜至之”？ 众所周知，这里的“紫苏”、“半夏”、“厚朴”都是中华国医中的中草药名。紫苏，别名桂荏、白苏、赤苏等，为唇形科一年生草本植物。紫苏叶能散表寒，发汗力较强，用于风寒表症，见恶寒、发热、无汗等症，常配生姜同用。如表症兼有气滞，有可与香附、陈皮等同用，行气宽中紫苏叶用于脾胃气滞、胸闷、呕恶。 半夏，又名地文、守田等，属天南星目、天南星科、半夏属药用植物植物。具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生用消疖肿作用。炮制时需取干净半夏，大小分开，用水浸泡至内无干心时，另取生姜切片煎汤，加白矾与半夏共煮透，取出，晾至半干，切薄片，干燥。 厚朴，植物学范围内别名紫朴、紫油朴、 温朴等，为木兰科、木兰属植物。中药材中专指该植物的干燥干皮、根皮及枝皮。四至六月剥取根皮及枝皮直接阴干，干皮置沸水中微煮后堆置阴湿处，“发汗”至内表面皮紫褐色或棕褐色时，蒸软取出，卷成筒状，干燥。切丝，姜制用。对食积气滞、腹胀便秘、湿阻中焦等疾病有治疗作用。 总的说来，半夏与厚朴这两味药使用前都需要用姜来炮制，也即“姜制之”，谐音“姜至之”。因此，若没有像苏轼这样的扎实的中医药知识，恐怕这种酒令就难以应答。 熙宁三年（1070）春节过后的大年初九，朝廷的诏命下达：苏辙被任命为省试点检试卷官。 省试点检试卷官，是一官职名，为宋代科举考试中专设之官。景德四年(1007)礼部试，始设点检进士程文官和考校诸科程文官。天禧三年(1019)，改称点检试卷官，从馆职、学官中选派。其后，各级考试均委任点检试卷官，按课题不同，分别考校举人试卷，批定分数，初定等第进呈。在知举官决定合格与否及等第后，再查试卷中有无杂犯事项。 说到底，是跟考试有关的职务，类似于今天教育系统的工作。 就在苏辙忙着新职务的交接手续之时，苏轼正在观赏内教博士（掌教习宫人书算众艺）长安雷氏所藏的吴道子真迹《天龙八部》图卷，并在图卷上做了跋文。 苏轼认为，吴道子的鬼神人物能画出面目的新意，极尽手足的姿态，尤其精妙的是旁现侧出之处的曲折长短，细微处甚至不差一根毫毛，除“画圣”二字之外很难找出别的词语能与吴道子的名字相称了。 苏轼还认为，前人都说画狗马比画鬼神难这种说法不正确，因为鬼神人们虽然并没见过，但他们的姿态动作，都必须用真人来考察，这一点上无法骗人。画的难易在于画的精妙和拙劣，不在画的对象。甚至精妙与拙劣之中，又有格调的差别，画画得再精妙但格调卑下，仍不免为凡庸之作。 正月二十六，知河南府、观文殿学士、户部尚书张方平出任陈州（治所在今河南淮阳县）知州。 其实，刚开始张方平是被朝廷任命为尚书省兼提举集禧观（原名会灵观，供着三山五岳的神灵，亦是汴京数一数二的大观，仁宗时毁于大火，重建改名集禧观。熙宁时，富弼始带此衔居洛阳），待老张觐见皇上时，神宗又想让他留在京师任宣徽使。 宣徽使是宣徽院的最高长官。由于宣徽院分为南、北两院，所以宣徽使也设有宣徽南、北院使两名，另有副使两名，职务主要是管理各种郊祀、朝会、宴会、典礼的供应与服务，还管理内外进贡物品。 王安石却对神宗说：这是一种比较重大的人事变动，朝野上下四方观望，不可能没有议论，不知陛下是想借此机会表彰老张的功劳还是怜悯他的老资格呢？ 神宗道：朕还是怜惜他几十年如一日为朝廷效命的老资格。 王安石答道：若是照顾到他的资历，没有任何义理可言，此举必定会招人非议。老张这个人为人奸邪无比，没有人不知道，如果非要如此任命，将有损圣政！ 有了王安石从中作梗，张方平按朝廷的意思举荐了李大临与苏轼为谏官，朝廷上也没有批准。一气之下，坚决向朝廷乞求出任南京留台（御史台）。北宋时的南京不是现在的江苏南京，而是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一带。神宗看到他的张爱卿态度是如此的坚决，就任命张方平为陈州的知州。 也许是作为无声的反抗与呐喊，老张顺带着气“公私兼顾”地把苏辙带到了陈州，来出任陈州教授。 “教授”在现如今的中国，乃是高等教育体系下的一种教师职称。往前追溯则可以发现，自宋朝开始设置的“教授”这一职衔是作为学官而后长期延续下来的。 苏轼在京师听说了华阳（今已并入成都双流县）人杨褒好古博物，家境虽贫，尤其爱好搜集购买书画、奇玩来充实自己的收藏。家里有歌姬数人，都身着布裙粝石，不过歌舞却异常绝妙。于是，苏轼就去杨褒家拜访了他。 杨褒，字之美，嘉佑末为国子监直讲（掌以经术教授学生）。老杨曾与刘攽同在学舍共过事，所以与刘攽、刘敞兄弟常有诗词唱和之作。后来，就连欧阳修和苏轼也不断与之有唱和之作。 丹徒（今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柳瑾，字子玉，也与苏轼有往来。柳瑾不仅与王安石是同学，其子柳仲远还是苏轼二伯苏涣的女婿、苏轼的堂妹夫，可见此人一是有点实力，而是挺能搞关系。对于柳瑾寄来的诗作，苏轼还要恭恭敬敬地次个韵、回个信什么的，“他日见邀须强起，不应辞病似相如”（《次韵柳子玉见寄》）。关于苏轼的这个堂妹，有人考证正是苏轼心中的最爱，只因同姓苏而没有走到一起。在苏轼后来的流放岁月，还曾经在堂妹家住过一段时间。 二月十一，朝廷下诏任命司马光仍袭旧职为枢密副使，因为司马老先生此前的官职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不想司马光九辞其任命而不就。“九”这个数字在古时也就是一个约数，特指“多”的意思。 原来，神宗皇帝本想置司马光于两府任职，王安石进言道，司马光虽然平时好发一些不和谐的议论，但以其才德而言还不足以妨碍政事。但是由于此人德高望重，如果擢拔他到高位任职，那么就会有很多持有奇谈怪论的人去倚重他，到时候司马佬儿就会成了异论者的一面旗帜。与司马佬儿每天朝夕泡在一起的人无非刘攽、刘恕、苏轼、苏辙之流。看看他交往的人都是些什么货色，就知道了司马光是什么人了。 当时，不管王安石怎么在背后抹黑司马光，可神宗皇帝仍是坚持任用司马光。直到王安石被重新起用，司马光老先生又坚辞其职，神宗没法，只好默许了。 其时，苏轼与杨褒同朝为官、比邻而居，以至于苏氏父子的翰墨散落到民间者众多，后来都真假难辨，惟有杨氏处收藏的可信不诬。 如今，苏轼任判官告院，苏辙则到陈州出任教授。 熙宁四年（1071）三月，三十五岁的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苏轼冒死再上皇帝书，这一次彻底是撕破了脸面，下足了猛药。 首先，苏轼在开篇就煞有介事地引用了中国古代大圣人孔夫子的话，大意是君子的过错，就像日蚀和月蚀一样，人们都能看得到（这类似于今人文章中的“知屋漏者在宇下”），一旦改掉了过错，人们还会仰望他。 然后，笔锋一转，火力全开，又说道： 陛下，您自去年以来所主持推行所谓的革新政策，都是在“胡球弄”，都不是治世的良策。比如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派遣散发青苗钱的官吏，征收助役钱，推行均输法等等劣招歪棋，已造成了全国骚动，路人怨声载道，叫苦连天。朝中官员自宰相以下均知道这样必然是行不通的，但又都不敢申辩。近来，一些老臣以及地方藩镇的侍从官员纷纷上书指陈这些新政的弊端与不妥之处。甚至台谏官的几位原本是支持和服务过新法推行的官员，如今都纷纷倒戈，转而都站出来指责新法的不对。 苏轼急切地总结说，这难道不是社会舆论爆炸、形势发展急迫的危险局面吗？如不是那些钻到钱眼里、见利忘义之徒，谁会固守着这些低级的错误而不洁身自好呢？吴师孟、胡宗愈等人都在乞求罢免自己的官职，就像在逃避污秽的东西一样，唯恐自己逃脱不了似的。 粗略说来，苏轼在变法初期的反对意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苏轼认为王安石变法过于急躁，提拔官员太快，治理国家不应过于过于激进。其次是苏轼反对王安石改变科举制度，认为现有的科举制度已经实行了一百多年，贸然改变未必能选出真正的人才，并且认为大办学校会劳民伤财。? 最后，?苏轼还批评新法导致下面官吏无所适从，尤其是王安石增设立的三司条例司，由几个年轻人通宵达旦研究改革方案，强推过程中使得老百姓和官吏都感到困惑不解。? 在对待均输法和青苗法苏轼也有着极大的意见：均输法让官府参与市场经济，苏轼认为这理想化且可能被办事人员中饱私囊，扰乱市场秩序；青苗法则让富人借到钱后再放高利贷给穷人，导致社会矛盾加剧。? 这些反对意见使得苏轼与王安石产生了激烈的矛盾，王安石认为苏轼是推行新法的障碍，最终导致苏轼被贬。? 其实大家都知道，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绝对不是出于有私心，主要还是政见不同： 虽然苏轼敬重王安石，但二人在政治主张上存在分歧。苏轼受黄老“无为而治”的影响，始终坚持以民为本，实行官不扰民，不与民争利的政治主张。 而王安石的变法在苏轼看来过于“激进”，幻想着通过经济手段迅速地从民间为朝廷积累财富，实则是变相地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导致百姓负债累累，流离失所，甚至饿死者不下百万，好多平民百姓被迫沦为盗贼。 苏轼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政策过于强调实用性，忽视了人文关怀和社会福利，社会环境日益恶化，人民生活变得艰难，对吏治不负责，对百姓残酷无情，这样的政策必然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和混乱。 直到后来，作为体制内的一位礼部尚书，苏轼又亲历了王安石变法对整个社会的实际影响。最终他悲观地认为王安石变法不仅没有解决朝廷内部的腐败问题，反而加重了官员的贪污和腐败现象，严重损害了朝廷的公信力，增加了百姓的反感和不满，这种政策根本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 总的来说，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并非出于个人成见，而是由于上述的政见不同、社会影响和政治立场等方面的原因。 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确实是持反对意见的，但这种反对意见并非一开始就有，而是慢慢滋生，慢慢升级。苏轼认为宋朝弊病很多，理应变革，但变革宜缓慢进行，才能不伤及宋朝的根本。对于王安石的变法，苏轼一开始持谨慎态度，并不轻言反对。 当看到王安石变法过于激进时，苏轼才上书宋神宗，表达了他的看法和忧虑。两年之后，变法深入执行，苏轼却看到变法效果不理想，反倒给百姓带来困扰，苏轼就开始严厉批评，并最终与其他保守派站在同一战线上。 第38章 苏轼对神宗小皇帝急了眼 在给神宗皇帝的上书中，苏轼又说： 微臣听闻坊间近来有传闻，陛下出台了一些纠偏过激的行政措施，追回派出实施变法的官吏，废除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迹象，朝野间也都奔走相告、弹冠相庆。 但是，原来陛下在做的，不过只是委派地方监司机构到民间打探一下新法管理强行抑配的情况，看看老百姓还有没有承压的空间！比如那个“制置三司条例司”，是在朝廷体制之外另设一个部门，实际上该部门就是撇开原有那些反对变法的官僚，另外任用一批新人来推行变法而已！ 在苏轼看来，这个新机构的执掌与中书、宰相重合，不但其本身就增加了冗员和冗费，而且使得“民实惊疑”“吏皆惶惑”。要“复人心而安国本”，就应该罢去“新法”的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如此，“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 苏轼越说越气，简直要出离愤怒了。 他说，微臣还听说，陛下认为的新法最终退而求其次还总可以在西北三路地区试行，我苏轼就纳了闷了，泱泱大中华的西北三路人民难道就不是陛下的赤子百姓与臣民？难道就该做行医者试用毒药的试验品吗？ 如今陛下推行的新法一连得罪了老百姓、军队、官吏以及士大夫等社会各阶层，我并非是危言耸听来吓唬陛下，我也没这个胆（这倒是一句瞎话）。青苗法、助役法实施后，农民们内心不安。均输法令颁布后，商贾们不能正常经商，老百姓也买不来东西因而生活不便。合并削减军队，驱逐伤残兵士，贬斥从军人员等举措，使军队中的军人开始对朝廷产生怨恨之情。青苗钱既然要散发，那么就不该再禁止或抑配，不然下级的官吏就会因收不到利钱而受到责罚。 以上这些，还有近来的不管是放任谬误强推新法，还是朝令夕改、粉饰过错都是微臣我寝食难安、扼腕叹息的根源啊！ 说到这儿，我们结合神宗皇帝的变法背景与决心，作为现代的职场人士，我们大多人也不难理解苏轼在宋神宗心中的形象之变化了。 如果说《上神宗皇帝书》还是对事不对人，那么一个月之后的《再上皇帝书》就堪称直接的人身攻击了。其言辞之激烈简直让人瞠目结舌，几至无法相信是出自温文尔雅的苏轼手笔了。 他不但进一步将“新法”贬低得一无是处（“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随之”），而且其行文之间虽未指名，然而天下谁人不知句句不离王安石其人。其中最末一段，苏轼竟将王安石比作魏晋之际的奸臣贾充 ，要求神宗将其罢免（今天下贤者，亦将以此观陛下，为进退之决）。 实事求是地说，这就颇有些“要挟”的味道了。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从熙宁二年（1069）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因宋神宗去世而结束的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王安石是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 在教育制度改革方面，王安石仍以“三不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非凡勇气，亲自操刀撰写了《周礼义》、《书义》、《诗义》，即《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也即为试策。 熙宁三年（1070）春，神宗皇帝起初想起用苏轼为新学改革的主考官。 王安石知道后，赶紧上奏神宗说，苏轼这个人学的都是旁门左道（所学乖异），决不能让他充当考试策论的考官。 神宗没法，只得让苏轼充任编排试卷官。 宋代贡院置这一官名，简称“编排官”、“管号官”。编排官一般选派翰林学士、六部员外郎等充任，主掌举人试卷字号之编排和合格举人名次之编排。殿试唱名时、在御座前依照名次将试卷对号拆封，转交中书侍郎。按现在的思维，也就是个排名次与唱票的助理角色。 但苏轼却并不能满足于这一角色，又再一次地像鲁迅先生那样，以他的作品为匕首、为投刀，直刺社会的黑暗与人性的丑陋。 所以，这一次仍对新法抱有抵触的他，再一次地闹出了个大动静。 苏轼先是以皇帝的口吻为殿试撰写了一篇《拟殿试策问》，大意是：我赵顼何德何能，不过是老天的垂怜，已赐给我这么多的忠良贤士，他们都已服务于朝廷。这些个大夫贤士都撇家舍业、背井离乡地来到朝廷里，根本不是为了挣工资，而是为了把从老师那里学到的知识，无私地奉献给国君社稷。 我赵某人改年号“熙宁”以来已经三载了，但是呢，还远远没有达到孔老二所说的那种安居乐业的治理标准。社会矛盾不少，民风还不够淳朴，自然灾害频仍，战争不能平息，小商小贩还不能够安心地做生意。 最后，再用一种激励的口气说到，诸位莘莘学子们，你们可要畅所欲言不要保留啊，为了我大宋社稷多多建言献策啊，你们的试卷朕可是会仔细阅览的哟！ 按说，苏轼这也是在例行公事，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殿试过后，成绩也都揭晓了，苏轼作为编排官去集英殿参加了应考士子考卷的编排工作。对于朝廷摈弃用于事无补的诗词歌赋而改用策论考试的方式，直接听取来自五湖四海甚至深山老林之士朴素率真的议论，用此种办法招贤纳士朝野上下也还都心悦诚服。 关键是，苏轼退朝后对当前的新法推行仍是如鲠在喉。 他认为不管是以前的诗词歌赋，还是后来的嘉佑年来的古文，再就是现在的策论，因为文章关乎着读书人的切身利益，所以一旦那种文风或是那种观点迎合了圣上的口味，得到圣上的认可，那么天下人就会不惜违心地去效仿之。 不行，还得上书神宗皇帝！ 苏轼回到家，心潮澎湃，难以入眠。于是就披衣起坐，剔亮银灯，用在居蜀期间跟父亲大人苦学来的知识，笔头生花、旁征博引地又重新起草了进士答殿试策论一道。 文章中，苏轼首先引用《礼记》中的一段话来劝谏神宗皇帝，说陛下您要先自身清纯才能够接受五味，先本身洁白才能接受五彩。微臣希望陛下首先要清净自身使自己的内心清静无为，心静自然凉嘛，然后逆耳的忠言、利国的谋策，才能听到您的心里！ 微臣害怕的是，如今某些歹人的歪理邪说业已充塞了陛下的心室，陛下已被朝野上下的正邪之争扰乱了自己的分辨能力，俗话说是“被黑馍馍占住嘴了”，到时候，即使有了治国良策（白馍馍），陛下也是听不进去的。 说到这，按现代市面上流行的社交学书籍的教程分析，被影射者——王安石先生，该不会是赞同，而是不出意外地要恼羞成怒了吧。 苏轼又说，都说“君主的圣明统御天下，百官各得其职，万事有伦有序”这句话，微臣认为陛下并不一定真正地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把事情的主次给弄颠倒了（注意这里边的分寸）！百官各司其职，难道是圣上挨个去督促他们吗？万事运行有序，难道是圣上亲自规划的结果吗？叫我说，官员日常的办公有序，这叫“职”，办事有先有后，此为“序”。 如今，陛下您让新任的两府大臣侵夺了三司掌管财货的权力，让常平使者扰乱了路司、太守、县令的正常管理。刑狱方面，不是交给有关部门严格按法律程序去办理，而是取决于执政大臣的意志。边关战事的重大决策，不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交给将帅们自己去决定，而是听从于身边小卒子“井底之蛙”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百官可以说是完全丧失了自己的职守了！ 陛下要想实行王道，首先应该讲求的是道德道义，最后迫不得已才去动用刑罚。还有就是凡事要先讲仁义，最后再去谈利益。然而陛下却把这些东西的顺序都给弄反了！这样做的后果是万事万物的运转都失去了正常的的秩序。比如说，宰相的职位自古以来都是在论道中经营邦国的，如今陛下您让中书省只能机械地执行条例司的文书，而把中书省的职权彻底地给剥夺了！ 如今朝廷的危害，在于时机还未成熟就强推新法，人心怎能信服，成就事业要循序渐进的嘛。如今治理政事的人都已不讲究情理了，而是靠着君主的权势和赏罚的威严，威逼着人们去做事。 苏轼甚至还举例说：按照常识，用斧子强行地去劈木材，一定是会劈开的。但是，若你不按照木材的纹理去强劈，说不定斧子还会被劈卷刃的（有点威胁的意味）。 如今陛下强令农民向官府借贷青苗钱，与商人争夺利益，天下人都认为朝廷是在牟利，而陛下却认为此是义举。而近来推行的助役、均输等政策，加之军队中严惩逃兵的政策，骤然轻率地执行，都是非常危险的。 至于苏轼与宋神宗的关系，那也是极为微妙的： 在文学上，宋神宗对苏轼的才华一直是非常欣赏的。 据《庚溪诗话》记载，宋神宗曾问大臣自古以来谁的才华可以与苏轼相比，大臣回答是李白，但宋神宗认为李白的才华虽高，但学问不如苏轼，这表明宋神宗对苏轼的文学造诣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政治上，苏东坡多次向宋神宗提出建议，尽管他的建议大多合理且出于公心，但由于宋神宗执政经验不足，且对变法的强烈愿望使得他对苏轼的建议由好感转为厌恶。苏轼的直言不讳和多次上书反对变法，使得宋神宗对他的印象逐渐恶化。 因为宋神宗上台接手的江山，朝廷内外的危机已达到顶峰状态，冗兵、冗官，冗费情况日益加深，国家财政陷入特别困难时期。外有强敌压境，只能通过岁币的方式贿赂对方，内部又有一波接一波的起义，更加加深了宋神宗的恐惧。 所以，他对富国强兵有着强烈且真切的愿望。亲政之后，马上就任命王安石为相，开始筹备变法运动。 苏轼的一生经历了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其中对他影响最深的是宋神宗，“乌台诗案”几乎推毁了苏轼积极入世的思想，而造成这样的结局，与宋神宗对苏轼的印象有很大的关系。 但宋神宗终究还是年轻，执政经验不足，好几次都下诏鼓励别人提意见，这本来就是做做样子，就和当今企业里面，搞个“总经理信箱”挂在墙上，说是欢迎大家多提意见，但真的能去提么？ 然而苏轼就不客气了，他不仅提了意见，还受到宋神宗的表扬。 熙宁二年（1069）五月，苏轼对王安石建议神宗改变科举、兴学校、罢诗赋、明经诸科的做法说了自己的看法。 宋神宗看到奏折之后，很是高兴，于是就面召苏轼论当时政令的得失。 苏轼也直接指出宋神宗“求治太速，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的缺点，宋神宗听后有点惊讶，因为苏轼是第一个这么直白跟他说，但是宋神宗还是表扬了苏轼，“卿三言，朕当熟思之。” 这也是苏轼与宋神宗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唯一一次见面。 这次见面对苏轼影响很大，宋神宗给他的印象就是一位识士之君，惜才之主，是可以让自己实现“志群尧舜”抱负的一位皇帝。然而，在政治觉悟上粗线条的苏轼并没有觉察到皇帝的微妙情绪变化。 果然在第二次进言时，宋神宗对苏轼由好感，转为有些厌恶了。 我们知道，虽然苏轼说得有道理，上书的初衷也是好的，但就是令倾心于新法的宋神宗扫兴与尴尬，苏东坡在宋神宗心目中的地位动摇了。 第39章 开始受到冷落 在上皇帝书中，不依不饶的苏轼接下来说： 陛下您还很年轻（宋神宗时年二十二岁，苏轼已三十五岁）啊！您有天生神智勇武，如果陛下不采取谨慎的态度而是急功近利冒进前行，就会像是驾着轻车快马，冒险夜行，那一帮人还在后面策马扬鞭，那还不是要翻车吗？（注意这句话的份量，语气重且已经极为露骨和直白了） 陛下您应该专门操持国家最重要的事，治理国家的根本，平时修养自己的身心与性情，清静无为而治，这样一来，万事万物都遵循自然、回归正道。像什么百工与朝廷各部门的些小杂事，连宰相都不屑于过问，陛下还要去过问吗？ 苏轼最后说：我仁宗朝时，事情无论大小，全部按照法律办事。人不论贤愚，全部根据公议升降。而现在擢拔新人，完全根据好恶，那些被提拔起来的小人，坐席未温，就会反过来去攻击提拔自己的人。这些人聚散无时，互相攻击，遇到国家危机，定会迅速土崩瓦解，最终定会贻误朝廷的大事。一百个人聚在一起议论一件事，就不会有偏颇就会非常公正。我的陛下啊，如今天下已经众口一词，都在认为新法的不便，而陛下却要孤注一掷地去实行，微臣真不知道您要走到何种田地！ 上书说了这么多，苏轼是解气了，但后面的事情发展就不是他能够左右的了。 在苏轼私底下给自己书画界的朋友、简州阳安（今四川简阳）人刘泾写的信中，苏轼自诉近来的文人学士都在业余时间谈论什么理学啦、佛学了，看似时尚其实都不值得肯定。自己先前在科场中写的文章，都是些不得已的应时性文章，但被很多人传阅，实在是惭愧至极（主要还是仰仗欧阳修等文坛大佬们的宣传之功）！近来，朝廷根据名声选拔出来的官吏，有些人虽说言谈举止与和孔孟没什么两样，而已经试用，其作为却很少不为人们所耻笑（迂腐）。其笔锋所指，明眼人一看即是指王介甫也！ 熙宁三年（1070）春二月，苏轼在京城当差，弟弟苏辙也被差调入贡院，再有半个月，苏辙的工作将告一段落，就可以出来休息了。汴梁城的宜秋门内外，到处都是高槐古柳，全然就像深山老林的环境，倒很适合苏轼狂放的个性。 苏轼如今所住的南园，还是父亲留下来的产业，里面有一处小花圃。寂寞独居时，苏轼就教育并逗弄一下膝下的幼童，种植一些菜蔬，聊以遣怀。 从首次上书论奏，指斥上元节有关部门拿圣旨横行霸道、压低市价，从民间购买四千盏花灯，建议朝廷取消这一决定起，神宗皇帝立即采纳了苏轼的建议。苏轼方天真地认为圣明的神宗皇帝什么时候都能虚怀若谷，充分采纳各方面的意见。 之后苏轼又趁热打铁奏上了一道六千多言的奏折，意气风发地充分论证了新法的不周之处。 接着，苏轼又趁进士考试，准备好了一份《拟进士对御试策》乘机献上。这次神宗皇帝虽然没有听从，但也胸怀宽广地表扬了苏轼的正直与忠勇。起初，神宗皇帝并没有当回事，但王安石却大为光火，其同党更是咬牙切齿，开始着手争相排挤苏轼。 御史知杂（侍御史知杂事的简称）谢景温首先发难，使出浑身解数罗织罪名，终于找到理由告发苏轼，说其在父丧扶柩回乡时，用官船捎带私盐回乡贩卖渔利。于是，朝廷命令各路侦探将当时的梢工及篙手一干人等，抓来严刑拷打，寻求证据，但因实无此事而不了了之。 据传，神宗皇帝当初看到苏轼上奏的《拟进士对御试策》时，当场就把它出示给王安石征求意见。 一直带着有色眼镜的王安石看后，鄙夷道：苏轼这人，但从才学论，有着很深的修为。但是，此人所学的东西来路不正，尽是些欺世盗名之学！此次又是因自己不得志的原因，言语中已经跌宕失态到如此地步，请圣上将其罢黜了事。 当时在场的曾公亮插话道，我觉得苏轼只是持有不同的言论，并没有可以加罪的地方。 过了一段时间，王安石又怂恿神宗道：陛下何不将苏轼罢黜出朝廷，难道是因为怜惜他的才学吗？譬如我们要调教一匹恶马，首先须减少它的草料，再多加鞭笞（减刍秣，加捶扑），使其服服帖帖后才能为我所用。就像苏轼这厮，不加以磨练其心性，压灭他的浮躁之心，怎能为陛下所用。这种人，其才学能为世所用者甚少，而为害世道者甚大，陛下不可不察啊！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轼在朝廷中的影响还真就变得越来越微妙了。 邵武（今福建南平市属县级市）人叶祖洽（字敦礼），在殿试后神宗令当时的变法二号人物、宰相陈升之把的关，被赐予进士及第第一，当时任编排官的苏轼与苏辙、刘攽等人上书反对，认为叶祖洽不仅学识粗浅，议论不当，而且策论的卷子中还有“祖宗以来至于今，纪纲法度因循苟简而不举者，诚为不少”等语，实有轻率和对祖宗不尊之举。苏轼的意思是将叶祖洽罢黜，如若不然，像这种靠着诋毁祖宗以献媚时君的小人，一旦擢为进士及第第一，何以正风化。 遗憾的是，这次神宗对于苏轼的上奏并不认可。 相反，对于此次科场的进士胡璞（字器之），此人博学工诗，曾经在路过采石渡时题诗凭吊了诗仙李太白。 采石渡，也即采石矶，又名牛渚矶，是中国长江中游南岸的一个港口，位于今安徽省马鞍山市的长江南岸。采石矶为长江沿岸三矶之一（另两矶分别为燕子矶和城陵矶），历来为江南名胜，古往今来，吸引着许多文人名士，像白居易、王安石、苏轼、陆游、文天祥、陈运和等都曾来此题诗咏唱。特别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这里饮酒赋诗，相传最后因酒醉赴水中捉月而淹死，更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胡璞的题诗为一七绝： 抗议金蛮反见仇， 一杯蝉退此江头。 当时醉弄波间月， 今作寒江万里流。 苏轼初见此诗，惊为唐人所作，玩味不已。从苏轼对待叶祖洽与胡璞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苏轼的喜好与文人心底特有的那种纯真。 可以说，在苏轼的心底，他对李太白的诗才是极度仰慕的。尽管此时的苏轼还不知道，在他逝去之后，自己也俨然成了与李太白比肩式的人物了。 李白和苏轼都是我国历史上文学巨匠，他们的诗词作品一直被后人传颂至今，但这两个人在个性上有很大的不同： 李白是一个自信豪放、热情奔放之人，他的诗歌中充满了无限的想象和万丈豪情。他用想象和笔墨创造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场面和绚丽的画面，他在诗中自称“太白”，自认为是自己就是盛唐的骄傲和光辉，这种自信不仅体现在他的言行中，也反映在他的诗词作品中。他追求自由与梦想，不会拘泥于一些庸俗的道德规范和传统观念，这使得他的人生充满了激情与色彩。 相比之下，苏轼则更为内敛、沉稳、深刻。他的诗歌中体现出了一种深沉的思考和对现实的思辨。他面对现实世界的问题时，不会轻易地放弃，而是通过思考和实践来解决问题。他的诗词作品中，常常有对时代和社会的思考与反思。 在宋神宗看来，李白确实是一个天赋异禀的才子，但他经世致用的学问却远不如苏轼了。他始终认为李白虽有苏轼之才，却无苏轼之学。 其实，宋神宗评价得很准，李白和苏轼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李白的诗是诗人之诗，而苏轼的诗则是学人之诗、学者之诗。 我们说苏轼乃“千古第一文人”，是因为在中国历代文人中，没有哪个人的文化造诣与文化成就能够超越他——他不仅在诗歌、散文、词赋、书法、绘画等艺术领域，都有卓越成就；他还在儒学经典、诸子百家、中医中药、佛教道教、水利制墨、美食造酒等多个领域，都有深湛的研究，堪称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这是李白所不能比拟的。 以上就是苏轼与李白的对比，从苏轼对胡璞题诗“惊为唐人”的态度，就表明了苏轼对于李太白不羁才学的崇敬之情。 还有一位叫顿起的举子，作为编排官的苏轼苏大人见到小顿的策论中用语憨直、不避世俗，尤为欣赏。顿起虽然出自吕惠卿的门下，而独守故学，对于王安石、吕惠卿之流订立的新学敬而远之。因此，在其后的一次洛阳城里考试举子之后，和弟弟苏辙一同邀上小顿去登了嵩山，还饶有兴致地一口气登到了山顶。 是科进士中，还有一位无锡籍人士叫陈敏（字伯修）的，尤为王安石所嘉许，称其堪大用，被除以太学正。这是个正九品官，隶属于国子监，职责是辅佐博士施行教典、学规，凡是违犯学规者，以五等处罚予以处理，并将学生守纪律、治经学、考试成绩等情况上报博士。奇怪的是，此人也与苏轼交游来往，私交甚厚。 后来的陈伯修同志出守台州期间，朝廷下令全国范围内都要树立元佑党籍碑（上有苏轼等人不行新法的党人名单），伯修坚辞不从，其下属就偷偷立之。待伯修知道后，怒而碎其石，“挂冠而去”，从此自号濯缨居士，年八十一岁而终。由此可知，这种人与苏轼相厚，原来是冥冥之中的水到渠成、物以类聚啊！ 这年三月间，武穆王钱镠五世孙钱藻（字醇老）以尚书司封郎秘阁校理出守婺州（今浙江省金华市）。此人曾进士及第，又中贤良方正科，曾经当过知制诰，加枢密直学士知开封府，后改翰林侍读学士，除审官东院。老钱为人“清谨寡过，为治简静，人称长者”，以明经进士制策入等，入馆阁，编校书籍，其文章学问有过人之处，放在天子身旁在合适不过了。但他因不奉新法而是自愿前去治理一州，最终竟选择去了穷山恶水的婺州。 按照宋时的官场惯例，馆阁人士补放外任，同舍之人皆会饯送一下的。在送别的酒席上，按当时惯例是先向老钱索要一首诗作，就像今人索要名片一样（尽管背过身就会扔进垃圾堆里）。不过，要是在场的尽是文人雅士，可能要例外了。因为当时流行以主人的一首小诗的每一个字为韵，每人都要重新作一首送行的诗。这与当今的KtV里一样，大家都尽情地释放一下自我。 年长苏轼十五岁的老钱做了一首七绝，苏轼分得一个“英”字为韵，本来这是一群文人们在一起玩的一种文字游戏，但苏轼却在日后因该诗而得祸。 原因是苏轼在诗中借孙醇老的求出外郡，讥讽了当朝的许多投机钻营的急进者。另外，还借此揭露了青苗及助役等新法实施以来，百姓输纳不前，官吏们用皮鞭捶打。老百姓只能在醉酒时诉诉苦，一旦酒醒还会后怕不已，唯恐得罪朝廷，“临分敢不尽，醉语醒还惊”（《送钱藻出守婺州得英字》）。 暮春时节，正当苏轼在与诸位同仁诗词唱和之际，弟弟苏辙打起背包要去赴陈州（今河南淮阳）教授任了。 四月初七，苏轼给二堂兄苏不疑回了信。因为前些时，二堂兄通过驿站给苏轼寄书来，告知老家的各位亲属都身体康健，让苏轼安心在京城公干。苏轼在回信时告诉二堂哥，自己的家眷，还有陈州那边苏辙的家眷都很好，不必挂念。 接着，苏轼又向堂哥抱怨道，近来的朝廷上下，凡是不配合青苗法推行工作的官员，都要被收拾，就连前任的宰辅也不能幸免。自己要是请求外任到地方上任职，必定要不折不扣地带头去推行新法，但依自己的个性定然不会屈就，到时候肯定会被朝廷整治得死无葬身之地的。 因此，苏轼对堂哥倾诉说，现在自己还没有下决心请求外任，姑且在京城的闲职衙门里再等等看，先悠闲自得地消磨一段时光再说吧！ 第40章 苏轼在朝中的“朋友圈” 熙宁三年（1070）的四月十九，朝中传出时称“铁面御史”赵拚的上奏，恳乞去位参政知事，朝廷无奈，遂拜其以资政殿学士身份出知杭州。 原来，王安石当初到到神宗处游说新法时，赵拚就屡斥其不便。 宰相韩琦也上疏极力反对青苗法，宋神宗也有意取消青苗法的实施。当时正值王安石家居求去，赵拚上奏道，这些个新法都是安石老弟所建，不如等到他还朝后再议吧。赵拚本意是王安石在家里冷静下来后可能会回心转意，谁知当王安石还朝后，其变法的意志却更为坚决（持之愈坚），赵拚知道后肠子都悔青了。 所以赵拚当即就上奏神宗说，制置条例司派出的，骚动天下。王安石这家伙强辩自用，竟当朝公然诋毁天下公论以为流俗，违众罔民，文过饰非。近来朝中的台谏侍从，多以谏言不被理睬而辞职。司马光出任枢密使，王安石不肯跪拜。且凡事有轻重，事体有大小。财利於事为轻，而民心得失为重。青苗使者于体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今去重而取轻，失大而得小，恐怕不是宗庙社稷之福啊！ 可惜，神宗正被王安石忽悠得心旌荡漾，幻想着新法推行后将会使北宋王朝脱胎换骨、国富民强，到时候自己将会成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样的明君。 所以，宋神宗这位小伙子对于赵拚的上奏就不置可否，一个臣僚乞求离朝外任这样的小事，自然就没有放在心上。 就在清献公赵拚收拾行李前去杭州上任之际，语重心长对苏轼说，小苏啊，你的文笔好，我有个老乡梁处士有座绿筠亭，你给作首诗如何？ 苏轼想都没想就一口应承下来，对他来说，作首诗还不是像吃个馒头那样容易。诗做好了，将绿筠亭的格调拔得很高，甚至将梁处士和陶渊明拉到一块相提并论，“只应陶靖节，会听北窗凉”（《次韵子由绿筠堂》）。 谁想世事难料，二十五年后，已满六十、风烛残年的苏轼被贬惠州时，竟然在那里见到了梁处士的儿子梁琯。 小梁望着形容憔悴、失魂落魄的苏轼老先生，恳请这位当朝文坛大腕留点墨宝，东坡就把自己此前写给梁处士的一首《绿筠亭》诗又写了一遍，赠给了小梁。 那么，安惇是如何获取苏轼的信任的，常常使人不得其解。 安惇，字处厚，广安军（中国宋朝的行政区划“军”始于宋太祖，开宝二年分渠州渠江、果州岳池、合州新明三县，以广土安辑之意设广安军，属于梓州路，治所在今四川省广安市，南渡后，增和溪县）人，此人的光辉事迹被收入《宋史·奸臣传》。安惇曾数次落第，久困场屋，数度“失解”。 唐制﹐举进士者皆由地方发送入试﹐称为解。解为解送、发送之意。故科举时中乡榜者称发解﹐不中者称落解或失解。 安惇秀才失解后，从汴京打道回府要回他的四川老家去，苏轼作诗送别。 不知为何，苏轼诗句中的名句，都是在不经意间鸡毛蒜皮的场合产生的。“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只是这种劝学或者做学问场合的警句，竟然出现在送别一位奸臣贼子青年时期落榜归乡的场合，真是太可惜了！ 哪知五年之后，这位安惇秀才就像开挂一样一路攀升，绍圣初，被召为国子司业，三迁为谏议大夫。至徽宗朝，虽然宋徽宗好雅，对安惇之流极为厌恶。后蔡京为相，复拜安惇为工部侍郎、兵部尚书，可见此人的混世功夫。 苏轼可谓是看走了眼，把一首流传至今的好诗，赠给了当时如丧家之犬的安惇秀才。 河东人吕希道，前面我已经详细介绍过，是个雅量自如的正派角色，在解州任上，州民为其立过生祠。如今解州任满，回京后又被任命为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去年送君守解梁，今年送君守历阳”（《送吕希道知和州》），作为朋友，苏轼自然是要到场送送，还要作首诗什么的。 苏轼在直史馆上班期间，校理校勘们夜里也要轮流在崇文院的秘阁里值班。 漫漫长夜里，苏轼联想到新法推行后民间的怨声载道之状，又想自己不会像其他官员那样去随波逐流。在京师里的天子脚下，急于求进而违背良心的官员百态，时常在眼前浮现。除了能和喜好收藏的王珪之子王仲修（字敏甫）这样的人诗书唱和之外，还能有谁推心置腹呢？ 于是，苏轼在值夜班期间写给敏甫的诗中倾诉道，如今想要找个清静的所在还真不容易，自己只好把在这深宫秘阁里的清净之地当成山林来隐身了，“大隐本来无境界，北山猿鹤漫移文”（《夜直秘阁呈王敏甫》）。 不过，在馆阁里上班，闲暇之时还有个同事能在一起谈论谈论孟襄阳和王摩诘。他就是苏轼的忘年交，这个老头大苏轼二十三岁，叫王益柔。 王益柔，字胜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王曙子，用荫入官。庆历四年（1044）以殿中丞召试，除集贤校理。曾因醉作《傲歌》，黜监复州酒税。神宗时，累迁知制诰，直学士院，先后知蔡、扬、毫州和江宁、应天府。 此外，王举正之子王诲，去年以群牧司（主管国家公用马匹的机构）判官身份上书《马政条贯》，今年又上《群牧司编敕》十二卷，都被朝廷批准，所以是个有作为的官员，苏轼与之也常有诗词唱和之作，“爱君东阁能延客，顾我闲官不计员”（《次韵王诲夜坐》）。 四五月间，正当苏轼在京师百无聊赖之际，他的表哥文同（字与可）被调回京师，知太常礼院兼编修大宗正司条贯。 自苏轼在凤翔府任上初次认识了这位大表哥后，就对这位方口秀眉、谈吐敏捷、文质彬彬的文同钦佩有加，加之文同近年来博学修德，名声远播，更加地让苏轼佩服。 表哥的到来，两人又重逢在京师高官名流云集之地。苏轼看到表哥如今默默无语颇为深沉，已把自己性情陶冶得清虚宏深，文质彬彬而又虚怀若谷。反观自己终日惶惶，深陷繁琐的事务之中。 所以，这次苏轼对这位表兄是真心崇拜并真心欢迎的。 五月里，王闰之诞下一子，小名叔寄、竺僧，大名苏迨，字仲豫。为什么取“叔寄”这样的名字，有苏学研究者称，在苏迨与苏迈之间应该还有一个哥哥，因此苏迨小名中有一“叔”字。只是后来，这位位居中间的哥哥不幸早夭，直到苏过出生后，苏家才重定行次。 就在苏轼沉浸在王闰之又给自己生下儿子的喜悦之中时，朝廷上又下诏令两制举荐谏官。时年以六十三岁的翰林学士兼侍读、礼部侍郎范镇，在听到了朝廷上下都以为当今最适合出任谏官的人选是苏轼时，毅然向朝廷举荐苏轼充任谏官。但由于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上表弹劾从中作梗，此事便不了了之。 谢景温素与王安石相友善，又将其妹妹嫁给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为妻，便成了王安石弟弟王安礼的妻哥。为了在政治上追随王安石，遂积极参与变法活动，因此被擢为侍御史知杂事，这厮曾上书弹劾苏轼在丁忧归蜀时，用官船贩卖私货。朝廷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师穷其事，所幸最终查无此事。 奇怪的是，私底下谢景温博学洽闻，才华横溢，还与范仲淹、欧阳修相友善。历官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时人以为“吏师”。这种人，可算作封建社会读书人中的政治投机人物。 北宋熙宁年间，还出了一位已载入历史的传奇人物朱寿昌，成为了苏轼人生阅历中的一段插曲。 朱寿昌，字康叔，扬州天长县（今安徽省天长市）人。因其“弃官寻母”的孝行，成功地跻身于“二十四孝”中的代表人物。 孝道一直是中国民族的传统道德品质，也是中国文化界和存在文化中最明显的差异之一。 自古以来，官方一致认为“孝”是国人思想文化不可或缺的内容，并不断赋予孝文化新的内涵。纵观古今，名留青史的哪一个爱国官员不是孝子呢？甚至在很多朝代都采用“举孝廉”作为选官的标准。到了宋代，儒学集大成者，理学家朱熹也提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一准则。 古语有云：“德政千秋，孝心天下”。一个忠于父母，用感恩的心爱父母的人，往往是忠于国家的。 于是，中国二十四孝的故事流传了下来。 《二十四孝》本是由元代郭守正整合而成，通过王克孝绘制成为了《二十四孝图》流传于民间。其中集中了从虞舜时期到唐宋时期关于孝道的事例，然而为了突出“孝道”，这些例子中难免有些夸大的成分，比如《卖身葬父》的事例，早已是超越了道德底线的行为，当然已不再适合如今的时代认知。 百善孝为先。 在传统道德观念之中，“孝道”一直是人们所尊崇与敬仰的美德，因此无论是在文学着作，还是在书写绘画之中，关于“孝”的题材一直络绎不绝，元代的《二十四孝》便是典型的例子。它传唱至今早已有着几百年的历史，无数画家以此为蓝本进行着创作，然而时至今日，却也有人提出来反对的声音，其中就包括鲁迅先生。 作为一名以犀利风格而蜚声世界文坛的文学家、思想家，在其散文集《朝花夕拾》中，便有着一篇名为《二十四孝图》的文章，其中直言“《二十四孝图》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 虽然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郭巨埋儿”难免让人觉得有违人伦，而“卧冰跃鲤”也难免让人觉得违背科学常识。 但“孝道”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的美德，也一定是建立在道德之中，而非凌驾于道德之上的。是糟粕就要丢弃，是精华就要继承，对于元代的《二十四孝》来说，流传至今也逐渐演变成为了一种文化象征，其中的极端事例是精华还是糟粕相信大众心中也能够自行判断，或许鲁迅评价的“教坏了后人”过于犀利，但也绝非是空穴来风，毕竟如果我们为了孝道，不顾道德和伦理的底线，那么这种孝自然就是“愚孝”，就是盲目的孝了！ 朱寿昌的父亲朱巽是宋真宗年间的工部侍郎 ，寿昌为庶出，其母刘氏是朱巽之妾。 朱寿昌七岁时，生母刘氏被嫡母（父亲的正妻）嫉妒，不得不改嫁他人，从此母子分离。朱寿昌长大成人之后，荫袭父亲的功名，出而为官，几十年的仕途颇为顺利，先后做过陕州荆、南通荆，岳州知州，阆州知州等。然而他一直未得与生母团聚，思念之心萦萦于怀，以至于“饮食罕御酒肉，言辄流涕”。 母子分离后的五十年间，他四方打听生母下落，均杳无音讯，为此他烧香拜佛，并依照佛法，灼背烧顶，以示虔诚。熙宁初年，听说他母亲流落于陕西一带，已嫁为民妻，他又刺血书写《金刚经》，并辞去官职，与家人远别，千里迢迢，往陕西一带寻母，并与家人道“不见母，吾不返矣”。 可能是精诚所至，朱寿昌终于在同州（今渭南市大荔县）找到了自己的生身母亲。 当年母子分离时，寿昌尚年幼，五十年后重逢，老母已七十有余，寿昌也年过半百了。原来，寿昌母刘氏离开朱家以后，改嫁党氏，又有子女数人，寿昌视之如亲弟妹，全部接回家中供养，有人将朱寿昌弃官寻母之事上奏神宗。 熙宁三年（1070）的六月初四，宋神宗得知朱寿昌的事迹后，责令其官复原职。当时，朝中的名公巨卿如苏轼、王安石等还都争相述文作诗赞美其孝行。 第41章 曾巩与吕公着：反对新法的皆是“好人” 当时，市面上流传着一篇老百姓歌咏礼佛时的合乎声律的韵文，那是朱寿昌同志根据梁武帝忏悔之法中字句繁多的原文而改编的。苏轼见到这篇韵文时，在被朱寿昌孝行感动之余，极尽其才，奋笔作偈，附予其后，遂成绝响。 我国“二十四孝”的故事人物，宋朝占据其二，且都与苏轼有着交集。 若朱寿昌是因其“弃官寻母”的孝行名世，那么，另一位黄庭坚则是每天晚上都亲自为母亲洗涤夜壶，以其“涤亲溺器”的事母至孝和奉母尽诚为世人称道的。 可以看得出，在苏轼的朋友圈中，个个都不是凡俗之人，能够载入史册的更是比比皆是。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苏轼的那位表哥文同。 文同以善画竹着称，他注重体验，主张胸有成竹而后动笔。他画竹叶，创浓墨为面、淡墨为背之法，学者多效之，形成墨竹一派，有“墨竹大师”之称，又称之为“文湖州竹派”，如今，“胸有成竹”这个成语就是起源于他画竹的思想。 其后画竹者多从其学，世有“湖州竹派”之称。至元代画墨竹蔚为风尚，如李衎、赵孟頫等名家，皆湖州派之继承者，对后世影响极大。湖州竹派在宋以后的八百多年间，影响一直不衰，其中最着名的受惠者有元代高克恭、赵孟頫、李衎、柯九思、吴镇，明代王绂，清代郑燮（郑板桥）等人。 文同传世作品极少，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墨竹图》为其真迹，画倒垂竹一枝，形象真实，笔法严谨，为传世之无价之宝。 七月二十一，有个学篆几十年、精通篆法的长安人氏名叫李元直（字通叔），在苏轼处无意中见到了苏轼收藏的文与可墨竹画作的真迹。老李顿时激动的不能自已，加之对苏轼的书法也是极为喜爱，就央求苏轼在文与可的墨竹图后题字留念。 在当时，文与可还活着，他的画作虽然不好得到，但总还是有可能得到的，至少在苏轼这里还是可以搞到的。今天，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位练习篆书的书法家李元直先生，他的那幅文与可墨竹又配上了苏轼的题跋，假如保存到现在，那现世俗称的“升值空间”该会是多大呢？！ 其实，在苏轼看来，自己的题跋内容也无非是抒发了自己的一些见解而已，并非是文人雅士的附庸风雅的极为俚俗的骈文骊句。 苏轼略加沉思，挥笔在他老表画作后边写道： 从前，文与可画墨竹，是只要见到精良的笔与纸，就会控制不住自己，在上面奋笔挥洒。若是座中有人拿去收藏，与可也绝不会太珍惜。后来见到有人专门设置笔砚，就会索然离去。有人找他求画，也不会轻易给了，就是等候一年也不一定得到。有人问他原因，与可说他以前曾经学道，在百思不得其解之时，就会用画墨竹来发泄。不过现在自己的病好了，你们设下纸笔，让我如何发泄呀！？ 苏轼又补充道，我看与可的病还未痊愈，怎么可能以后就不发泄了！我今后还会趁其发泄时，不经意间索取他的画作。不过，与可在作画中病发作之时，我却以其发病为机会来索画，看来我也有毛病了。 总而言之，苏轼此时期还是以文人的纯真行事的，其内心并无什么城府的。 最近，大理寺少卿、南城（今属江西）人蔡冠卿（字元辅）因一件“妇人阿云伤夫狱”的审判结果与王安石相左，闹到了神宗皇帝处，神宗自然是坚持王安石的处理意见。所以，最终蔡冠卿被补外知饶州（今江西鄱阳县）。 等到蔡冠卿将要离开饶州任后，“饶人思之，画其像于范文正祠，以配祀，并录冠卿诗一首”，当然这是后话。 而当该年秋后蔡冠卿将要离任京师之际，苏轼作为朋友自然要作诗送行的，在诗中苏轼把蔡冠卿比作是节操不改的天骥般的人物。比如，“知君决狱有阴功，他日老人酬魏颗”（《送蔡冠卿知饶州》），甚至还把蔡冠卿比作春秋时代被结草报恩的晋国将军魏颗。问题出在苏轼诗中的某些诗句，后来的《乌台诗案》案发，都被当成是苏轼有据可查的所谓“铁证”。 苏轼的另一位好友刘攽，知识渊博，文采斐然，在工作中“侔古循吏”，身兼数职，处理问题时刚正不阿。老刘起初与王安石还是好朋友，自从安石开始推行新法，在馆阁中任职的刘攽数度与安石谈论新法的不便与扰民。 刘攽还说，自古以来的皇甫镈、裴延龄那些“以苛刻剥下附上为功”之流，和商鞅、张汤这样的酷吏、鹰犬，都鲜有好下场的，王安石听后大怒，后刘攽被除外任泰州。 苏轼给刘攽的送行诗中，有一句“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齿牙牢”（《送刘攽倅海陵》），又被抓住了把柄。 反动派说苏轼是用了《史记·张仪传》中张仪只要有三寸不烂之舌就能出外游说的典故，来讥讽朝廷新法不便，不容人直言。“秋风昨夜入庭树，莼丝未老君先去。（同上）”又用了晋朝张翰“以莼鲈之思为由辞官而归”，“刘郎应白发，桃花开不开。（同上）”还用了刘禹锡两度被贬的“桃花诗案”，无情地讽刺和隐晦地批评了当今的朝政。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出身儒学世家，家世显赫，祖上世代为学者。祖父曾致尧作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亲曾易占为太常博士。 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非常强，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 十二岁时，曾尝试写作《六论》，提笔立成，文辞很有气魄。到了二十岁，名声已传播到四方。 由于好友欧阳修的举荐，四十一岁的曾巩到京师当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先后理校出《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陈书》《唐令》《李太白集》《鲍溶诗集》和《列女传》等大量古籍，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写了大量序文，九年后，曾同志任职《宋英宗实录》检讨。 曾巩年轻时随父赴京，以文相识王安石，结成挚友。 自从登了欧阳修之门以后，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曾巩二十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此后，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结交了王安石，而且已经同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为人处世的态度，自此名闻天下。 虽然曾巩与王安石有着这样一层关系，但当神宗向他询问安石之为人时，曾巩仍然据实告以“勇于有为，吝于改过”。在这里，我们知道老曾说的都是实话，而不是朋比欺君。 吕公着，字晦叔，寿州(今安徽省寿县)人 。北宋中期官员、学者，太尉吕夷简第三子。此人的家世与曾巩有得一拼。 父亲吕夷简主政时，吕公着从故乡寿州来京应试，他穿戴破旧，谦让如同寒门子弟一样（太会装逼了），见到他的人虽然喜欢他的仪容举止，却也并未感到惊奇。等到他离开后，经询问得知是吕公着，才惊讶感叹。这一段子，使得小吕自小就有了“不仗父势”的美名，至少比当今兜售“我爸是**”之类坑爹的熊孩子要强。 吕公着从小好学，以至废寝忘食。父亲吕夷简对他器重惊异，忍不住说，今后这小子必定为王公辅臣。在宋代学术史上，吕公着开启了吕学端绪，吕公着一门登录在《宋元学案》上者有十七人。 吕公着与司马光同属旧党，司马光在当政后，“尽废新法”。在科举上要求经义参用古今诸儒之说，不得专以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取士，也不得出题涉及佛老内容，不得以申、韩和佛学为学，恢复贤良方正科。 恰逢王安石正颁行青苗法，吕公着极言道，自古以来有作为的君主，没有失去人心却能图治，也没有能胁之以威、胜之以辩却能得人心的。过去所谓的那些贤能之人，现在都认为青苗法是不对的，但发出议论的人把这一切诋毁为流俗浮论，难道过去都是贤能而现在都是不肖吗？ 王安石对他的话感到愤慨，神宗让他荐举吕惠卿为御史，吕公着说，吕惠卿固然有才能，但奸邪不可以任用。神宗把这话告诉王安石，王安石更加愤慨，诬陷吕公着恶语中伤，神宗于熙宁三年（1070）四月初八贬吕公着为颍州知州。 吕公着大致也算得上是一个正面的人物形象，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曾巩对他却并不感冒。老吕知道神宗皇帝素来不喜欢曾巩的文章，就在神宗求其对曾巩的评价时，老吕就说，曾巩此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意思是说在神宗眼里他那弃如敝履的文章还不算太垃圾，那他的为人处世与为官行政都是连“臭狗屎”都不如的。 这种评论传到了世人耳中后，人们都感到不恭和不公。 假如曾巩的确是这样的人，那么当时的同朝臣工好多都比曾巩要在上，何以古往今来的史家为贤人立的传那么多，怎么行义、政事、文章都不及曾巩的人大有人在呢？ 人们都说，曾巩的政绩及声誉卓然可见，历史上已成公论。 可吕公着还是这么损地去恶意贬低他，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小吕的行径与当年父亲吕夷简驱逐范仲淹和孔道辅的恶行如出一辙。 然而，老吕当年虽然“恣行奸利”，还尚且不会讳莫如深。而小吕则是“深中多数，不可测识”，把曾巩与其弟弟曾布相提并论，一同打倒。世人皆知曾巩忠义而曾布是个小人，难道小吕就不知道吗？为什么要去违背良心、贻害国家呢？ 我国历史上的变法，诸如商鞅变法、范仲淹变法、张居正变法等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会触及到封建地主、贵族及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从而引起他们极力的反对。 因此，中国的历次变法不可避免的就都会伴随着“新旧党争”。 熙宁年间，以司马光、韩维、文彦博、欧阳修、富弼、韩琦、范缜、苏轼等为首的旧党，他们就是在极力反对王安石推行他所制定的新政。当然，他们的反对，并不是反对王安石进行改革的初心，而是反对王安石在推行新政时的那些内容。 简单的说，王安石变法的“新旧党争”，不是要不要改革的争论，而是要怎样改革的争论。 比如苏轼，他就明确反对“均输法”的推行，他认为其不但不会让国家和百姓得到任何的实惠，反而会滋生出更为严重的腐败，从而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 韩琦则是明确反对“青苗法”的推行，他认为此举不但救济不了青黄不接的百姓，反而是会加重百姓头上的负担，直至让百姓们家破人亡。 事实上，王安石虽是清正廉洁，但他因情商实在是太低，为了将变法严格的执行下去，只要是赞成变法的官员，他就不问出处、照单全收，直接委以重任。因此，导致大批奸佞小人利用王安石的变法走向高层，执掌变法大权，如后来的奸相蔡确、蔡京等人，他们皆是靠着依附王安石，从而掌控了实权。 当这些小人掌控大权后，他们虽然也是不折不扣地在执行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但常常会在施行新法的过程中，暗行剥削百姓之事。 比如在实施青苗法时，本来的利率是在二三分，但是这些官员在实施的过程中，却是在暗地里加收了好几倍的利率，致使百姓们不堪重负、怨声载道。王安石在变法时重用的皆是这些小人，欧阳修、苏轼等正义之士又岂能不反对呢？ 我们不妨开个玩笑，凡是因反对新法被贬的官员，都是正直忠义的“好人”。凡是讨厌王安石的官员，都是苏轼的朋友。同理，凡是因反对新法、讨厌王安石而遭贬的官员离京外任，走之前苏轼都是要作诗相送的。 然而，苏轼的此次失误，仍是源自这次送小吕出知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的赠诗。 第42章 苏轼的“官二代”朋友们 熙宁三年（1070）（注意这一年份的被贬谪人数），吕公着出知越州，而曾巩准敕通判越州。 临行前，馆阁里的同舍按惯例要设宴相送。宴席上，众人分韵作诗（苏轼也好这一口儿），苏轼分得一“燕”字。 在苏轼的“燕”字韵诗中，有一句“但苦世论隘，聒耳如蜩蝉”（《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此句被后来的变法官员定为讥讽当下朝廷的官员多是些刻薄之人，都是议论褊隘，聒噪如蜩蝉鸣叫之人。还有“安得万顷池，养此横海尯”（同上）句，被反对派定为是借此来比曾巩的才华横溢，（苏轼这举动）真是与不喜欢曾巩文章的皇帝佬儿作对的节奏啊！ 王安石正在大张旗鼓地变法之际，我们的文坛领袖在干什么呢？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此人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籍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官至翰林学士、参知政事，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曾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着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类似于唐代的韩愈。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影响。他的平易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后世的元、明、清各代。 正是由于欧阳修那堪为人师的道德文章，才有了薪火相传的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才有了曾巩、曾布兄弟昆仲，才有了“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是欧阳修奠基了宋代文化盛世的基础。 熙宁三年（1070），欧阳修被除任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他坚辞不受，遂被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此年改号“六一居士”。 这一年的九月七日，已改名“六一居士”的欧阳修专门做了一篇题为《六一居士传》的散文，将自己置于自己的藏书一万卷、收集收录的夏商周三代以来金石文字一千卷、一张琴、一盘棋棋、好酒一壶酒这五种外物之间，合而为“六一”。 作为苏轼人生的伯乐与文友，苏轼自是有感而发，专门在文后又补充了一篇《书六一居士传后》。 身处晚年的欧阳修自觉长期被官场拖累已很苦恼了，而且还有很多忧患缠身，被这五种物品吸引可以使精神得到安逸。有人认为欧阳修这种选择是“无道”的，也就是非有道德修养者的选择。苏轼开篇即表达了他的鲜明观点：“居士可谓有道者也。”这无疑与苏轼崇尚的庄子思想是合拍的。 苏轼、苏辙是欧阳修知贡举时选拔于前列的，苏轼尤其受到欧阳修的推重。 苏轼同样很敬重欧阳修，他曾评价老师欧阳修的诗文“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因此，这篇序文可以说是“不能不为之”的“有为”之作，观点鲜明，感情真挚，议论精辟，具有情理兼胜的特色。在对欧阳修的高度评价中，渗透着苏轼自己的忧世之心和为文之见。 六天后，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被罢免。 左仆射，唐宋左、右仆射均相当于宰相之职。元丰五年(1082)改革官制,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均为宰相，此例在宋以后被废除。奇妙的是，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政权又曾回光返照地设置过仆射一职。 曾公亮与前面所说的曾巩、吕公着一样，都是标准的官二代。 曾公亮出身晋江曾氏，父亲是曾会，当过刑部郎中，自己的儿子曾孝宽又当上右丞相，到了南宋又有曾怀、曾从龙等人位极人臣，一家子共出了四位宰相一位状元，人称“曾半朝”或“一门四相”。 曾公亮的人生履历中有这样的头衔：北宋着名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还有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头衔——军火家。 历史巨着《武经总要》（北宋曾公亮和丁度创作的一部军事着作）是一部国防军事的百科全书，里面记载了世界上第一支“火药火箭”，还记载了我国制成的第一批军用火器。 《武经总要》为中国和世界的火器发展史和军事技术发展史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成为世界上许多研究兵器的史学家的珍贵资料。《武经总要》的记录，充分证明了中国是世界最早发明火药和首先使用火药的国家。《武经总要 》记录的火药配方，证实我国发明火药起码早于欧洲300年。 就是这样的一位能文能武的宰相，也被年轻的苏轼批判为“不能救正朝廷”。原来，想当初老曾曾向朝廷推荐过王安石，认为此人可当大任。等到王安石窜上来与自己同朝执政时，才发现这小子还挺会来事，不经意间已经坐大，把神宗小皇帝弄得团团转，使之时常在背后助力自己将意见不和者逐出朝廷而外任。 面对苏轼等朝廷官员的责骂，老曾常常仰天长叹道，皇上如今同王安石如同一人，此乃天意啊！ 此话传到了王安石的耳朵里，王安石丝毫不念当年的提携之恩，以曾公亮与自己的政见不尽相同，而数度在神宗面前加以无情的毁訾。 无限的悔恨，致使曾公亮数度向朝廷乞求致仕（古代官员正常退休叫作“致仕”），但神宗总是一再挽留而不放。 直到有一天，老曾抱着风烛残年的身躯继续上朝发挥余热时，失足跌倒在地（足跌，仆于地上），乃告病再次乞求致仕，朝廷上只好听任其致仕并告老还乡。 从治平四年（1067）九月拜相以来，我们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曾公亮同志前后共干了四年的宰相，用他那丰富的军火知识与军火家的远见卓识，将前人有关研制火药、火器的经验，总结、整理写出的，全书共四十卷，为我国火药技术应用于军事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拓出了光明的道路（这情节有点穿越）。 在苏轼的朋友圈中，还有一位官二代名叫钱勰。 钱勰，字穆父，杭州人，吴越武肃王六世孙。后官至朝议大夫，熏上柱国（功勋的荣誉称号），爵会稽郡开国侯。其文章雄深雅健，作诗清新遒丽。擅长书法，正书师法欧阳询，草书则造王献之阃域。 钱勰任如皋县令时，恰逢当地爆发蝗灾与旱灾，而泰兴的县令却欺骗郡的长官说当地并没有蝗虫。 不久，蝗虫逐渐成灾，郡长官责问，泰兴的县官无言以对，于是说县里本来没有蝗虫，大概是从如皋飞来的。于是下公文给如皋的县官要求捕捉蝗虫，不能让它危害邻近的地区。钱勰拿到公文，就在对方公文的末尾写了首诗回复他：“蝗虫本是天灾，即非县令不才。既自敝邑飞去，却请贵县押来。”不一会儿，回信到后，县内无不为之绝倒。 据北宋张耒所撰《明道杂志》载：尹京，为近时第一。余尝见其剖决甚闲暇，杂以谈笑诨语。而每一顾问，胥吏皆股栗不能对。一日因决一大滞狱，内外称之。会朝，苏长公誉之曰：“所谓霹雳手也。”钱穆父钱曰：“安能霹雳手，仅免葫芦蹄也。”这里的“葫芦蹄”代指糊涂，而“苏长公”乃苏轼也。 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文人气息的人，与苏轼能玩到一块是再正常不过得了。 九月十八，钱穆父进京试贤良方正科对策后，将要归家时，被苏轼留了下来，苏轼要置酒慰劳一下这位吴越武肃王之后。在酒席上，苏轼要求举令为文，当时钱穆父得到的傀儡是除以镇南军节度使制，就唱了两句令：具官勤劳王家，出入幕府。苏轼听后，大加欢赏，大概是觉得世上的傀儡大都出现在帝王的幕府啊！ 就在此次的试策后，本来小钱能中个密阁选等官职，但是由于王安石十分厌恶时号“三孔”（孔文仲与其弟孔武仲、孔平仲皆有文名，合称“三孔”）之一的孔文仲的策文，于是上书神宗，将这种贤良科试策考试给取消了。所以，满腹才学的钱穆父就只能落第了，好在有着显赫的家族背景，最终被以荫补官知尉氏县。 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姑舅老表滕元发，也是苏轼朋友圈里的星标好友。 滕元发，原名甫，字达道，浙江东阳（现东阳市吴宁街道滕宅街）人。老滕是范仲淹之父范墉的外甥，性豪爽，不拘小节，自幼能文，与范仲淹次子范纯仁一同学习，在科举考试中两中探花，三次担任开封府尹。老滕先后曾在郓州、定州、青州、应天府、蒲州、邓州、安州、筠州、梅州等地任职，迁延地方十年。还镇守过边关以拒西夏，威行西北，号称“名帅”。 关于滕元发的老表——范仲淹同志，我们也有必要做一介绍： 范仲淹两岁时，他的父亲范墉病逝，母亲谢夫人没了依靠，只得改嫁淄州长山人朱文翰，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 范仲淹长大以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他竭力要求恢复“范”姓，多年后终于认祖归宗，长大后离开母亲去应天府的南都学舍读书。他通宵达旦地刻苦攻读，五年里睡觉衣不解带，困了就用冷水洗面。他常常是白天苦读，直到日头偏西才吃一点冷粥。 他的政治生涯跌宕起伏，一生多次遭受贬黜，还参与了景佑党争、西北御边、庆历新政等重大历史事件，升华并践行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精神。 范仲淹是北宋义理之学乃至性理之学的先驱，也是宋学的开创者，他在学术思想领域颇有建树，成功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在道德、政治、教育、军事和文学等领域也都取得了杰出的理论成就。 宋仁宗掌握实权以后，对宋朝冗兵、冗官以及冗费额的现象非常不满，于是打算发起改革。 当时的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他得到了宋仁宗的器重，担任了这次改革的主要领导。结果，刚正不阿的范仲淹一口气上书十条改革方略，把贵族势力得罪了个遍。 从一定意义上说，范仲淹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改革家。 苏轼和范仲淹都是北宋的文学大咖，范仲淹是苏轼精神上的榜样，对苏轼的一生影响极大。在苏轼多次被贬、人生跌入谷底的时候，是“榜样”范文正公的力量一直支撑着他，使他和家人度过了重重难关。 遗憾的是，苏轼虽然十分崇拜范仲淹，但二人却没能有交集。 嘉佑二年（1057），意气风发的苏轼在京师中了进士时，就得知他从小就敬仰的范仲淹大人已经逝世了。 未曾谋面的遗憾，一直让苏轼难以释怀。此后第三年，他终于认识了范仲淹在朝中担任着丞相的二儿子范纯仁。又过了六年，苏轼和范仲淹的三儿子范纯礼相遇。 再过十一年后，苏轼与正在徐州为官的范仲淹的小儿子范德孺相识，二人还成了推心置腹的至交挚友。 不久，范德孺将范仲淹的遗稿交给苏轼，并嘱托他为先父的遗稿作序。 苏轼有些诚惶诚恐，他只是觉得，范公的功德，不需要靠什么文章去宣扬；范公的文章，也不需要谁的序言而流传。但他却不敢推辞，于是怀着复杂的心情，毕恭毕敬地前后历时十三年的时间，终于把范大人的序给完成了。 据《宋史》载：作为高产作家，范仲淹生前的作品有《文集》二十卷，《别集》四卷，《尺牍》二卷，《奏议》十五卷，《丹阳编》八卷。 作为名人的亲戚，滕元发同志后来出任了开封知府，他铁面无私，断案如神。但因数度冒犯皇亲国戚，而两次被免，继而又复任，前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竟三次担任开封府尹（“包青天”也只干过两任），老滕可以称得上是与包拯平起平坐的人物了。 这段时间，老滕自郓州改知定州，回京城述职来了，来了之后还与苏轼有过短暂的相晤。滕元发大苏轼十七岁，但与苏轼之间似乎没有什么“代沟”。据统计，苏轼一生中光给滕元发写过的书信就有六十八封之多。 第43章 光禄大夫范镇的知遇之恩 正当苏轼在与朋友们的作诗留别之际，这年秋天（熙宁三年），大伯苏澹的孙子苏林卒于京师。 大伯苏澹早亡，大堂哥苏位去世时，侄子苏林才二十岁。去年在给堂兄苏不疑的信中，苏轼还在夸赞十六郎（苏林的小名）学业有进，已经参加解试。谁知今年，这位活蹦乱跳的小伙子竟不幸撒手西去了。 苏林生前在京师薄有田产，靠收房租为生而长久居住在京师。其后事由苏轼、苏辙等长辈们操持，葬在了京师西郊的八角墓地，这次为办理十六郎的后事，苏轼还专门请了朝假十天。 十月初一，苏轼与老表文与可等一众朋友闲聊。这时，座中的宾客争相索要文与可的草书作品，因有苏轼在场，众人自然不会放过要苏轼作跋文的机会。 当文与可的草书作品迅疾如风般书就之时，苏轼捻管沉思后，挥毫作跋道： 想当年南康建昌（今江西永修）人李常（字公择）初学草书之时，遇到不会草法的字，就用楷书、行书的写法掺杂进去，刘贡父将此戏之为“鹦哥娇”。因白居易《池鹤》诗中有“转觉鸬鹚毛色下，苦嫌鹦鹉语声娇”句，“鹦哥娇”意指鹦鹉学舌，有贬损之意。 后来，李公择的草书学有所进，又问苏轼道，我的草书比以前怎么样？ 苏轼看到惟有少数字能得草书之体，就说现在已经可以称作“秦吉”了！ 秦吉，又名秦吉子、海南八哥，鹩哥属雀形目、椋鸟科，鸣声婉转，能模仿人语，是闻名于世的玩赏鸟之一。苏轼的弦外之音是以前是鹦鹉学舌，现在已经能像鹩哥那样说上几句人话了（弦外之音是说，还是不老咋着）。 十月二十二日，范镇（字景仁）以退休的前户部侍郎身份获准致仕。这个人与苏轼的关系也很铁。 在卜居的许昌城，范镇的洒脱风雅是公认的典范。而在政坛上，他却是以“勇决”而知名的。 有人曾经问司马光：“当今天下有谁能以勇见称？” 司马光说：“范景仁（范镇，字景仁）可称勇者无敌。” 那人又问：“景仁身高仅五尺（宋时五尺相当于156厘米），瘦弱得连衣服都撑不起来，怎么称得上勇呢？” 司马光郑重地作了如下论述： 何谓“勇”？虎背熊腰，气吞山河，有九牛二虎之力，那仅仅是匹夫之勇，属外在之勇。而景仁之勇在内心！ 众所周知，自唐宣宗以来，历代帝王只要听到臣下谈立嗣话题，大都咬牙切齿、视同叛逆。 适逢仁宗多病而无子，一直未立嗣。 范景仁挺身而出、首倡此事，连上十几道奏章，视自身及宗族身家性命如鸿毛。后来有人见景仁未能遭遇惩罚，也相继进谏，但景仁首临不测之渊，难道无勇之人能做到吗？ 苏轼亦曾经说过：熙宁、元丰年间，士大夫论天下贤者，必曰君实（司马光，字君实）、景仁。其道德风流，足以师表当世。其议论可否，足以荣辱天下。 我们知道，苏轼为三子择亲，均选以三观契合之士。正如欧阳修、范镇等忠义长者，人品正直且政见相同，苏轼同时亦看重子女的孝顺与才华。 苏轼给自己找的姻亲，正是对他有着知遇和提携之恩的前辈恩师欧阳修与范镇——苏迨的夫人是欧阳修的孙女，欧阳棐之女；而小儿子苏过的妻子范氏正是成都人，文学家、史学家、翰林学士范镇之女。 范镇是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的状元，在仁宗时曾知谏院，以直言敢谏闻名，担任过此职的人，还有咱们老百姓熟知的“包青天”，大家对比一下即可知此职务之份量。 范镇为何会把女儿嫁给苏过，愿意和比自己小近四十岁的苏轼结为亲家呢？ 一方面两个人是老乡，这在古代也是很重要的，地缘地理上自带的亲切感；另一方面范镇和苏轼的老师欧阳修是好友，本身也是状元，所以对于才华横溢的苏轼应该是非常欣赏的。 他们三观相合，政见方面也大体一致。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进行变法改制时，实行了以青苗法为代表的新法。范镇站在司马光等人的立场上，竭力反对新法，曾五次上疏反对新法，在疏中指斥王安石以喜怒为赏罚，其中甚至用了“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之类的言辞。 据传，王安石看到奏疏，十分气愤，连手都颤抖了，他亲自起草诏书，痛斥范镇。 直到后来，因为举荐苏轼与孔文仲任谏官这件事，令范老先生非常头疼。原因是不仅朝廷上没有恩准，还给苏轼带来了被诬以借官船走私和遭到弹劾的结果。 看到苏轼被人诬陷，这时候的范老先生坐不住了，他舍上老脸又向神宗皇帝上了奏章，极力地为苏轼辩驳。 范老先生在奏章中说道，苏轼这位青年才俊我是非常了解的。治平年间，苏轼父亲客死京师时，先帝曾赠与绢百匹，银百两，苏轼都坚辞不受，而是仅向朝廷请求赠与亡父一些身后的名节。 先帝当时对苏轼兄弟的孝行非常嘉许，就赠其父苏老泉光禄寺丞（光禄寺卿的佐官，职位低于少卿，光禄寺卿是三公九卿中的九卿之一，相当于部级，丞则相当于司级）的名号，又敕命各路、各州县的官府衙门沿途准备官船人等护送回川。 当时，韩琦以个人名义赠银三百两，欧阳修赠银二百两，苏家兄弟皆婉辞不受。老夫从这些个事例中就能大概地看得出苏轼的风节了。今天竟有人诬陷说苏轼用官家人船贩运私货，简直就是胡说八道！苏轼腹中藏有古今之学，其文章高过当今的时代（文章高于时），在上书中又敢于言说朝廷的得失，所以老臣才举荐苏轼为谏官的。 不想，朝廷没有恩准也就罢了，还有歹人借机诬陷，使得苏轼反倒因我而受到连累。如今，为了赎回苏轼被诬罔之罪过，老夫特乞求致仕（恼了，不干了）！ 起初，朝廷没有批准。 后来，范老先生又接连上书奏请朝廷承认苏轼无过，还上书痛斥了王安石集团的厚颜无耻之举。神宗没法，只好批准了。老先生终于光荣地退休了（遂落职致仕）。 范镇临行前上表谢恩，仍坚持己议，反对王安石变法，请求神宗“议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为腹心，以养和平之福。” 退休后，苏轼前往祝贺，说“公虽退，而名益重矣！”范镇十分难过，认为“君子言听计从，消患于未萌，使天下阴受其赐，无智名，无勇功；吾独不得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致仕之后，范老先生自此不问朝政，整天与宾客一起饮酒赋诗。 直到后来苏轼获罪被投入御史台狱时，官府急于向他索要与范镇的来往书信文章，范镇还是不顾个人安危上书辩论救助苏轼。久而久之，范镇被迁徙到许州居住。 当然了，这是后话。 二十八日，苏轼又给二伯家的堂哥苏不疑（从名字的字面意思可知，大概是此人不常会去怀疑别人）去了信，详细说明了自己的近况。 苏轼说，自从身处京城两年有余，因为自己议事愚拙，得罪了不少的权贵。近来，朝廷已在着御史收集和检举自己的罪状，还要被送到管事的衙门去考察。所幸查来查去，所谓的罪名都不存在，朝廷只好作罢了，可以想象自己所处环境的险恶了。 苏轼又对二堂哥说，去年五月王闰之又生了一个儿子，小名就取了个叫“叔寄”（也就是后来的苏迨），如今也学会走了，非常可爱。苏辙去年八月在陈州（今河南淮阳）也生了一名女婴，取名宛娘。 至此，由于范镇举荐苏轼所引发的风暴，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宣告平息。 但在苏轼眼里，自己此次遭致弹劾，乃是以虚名而受到实祸。然而古往今来，往往君子们所追求的忠义之道都是极难达到的。以至于自己想到这，今后也绝不会再为此事所屈服。 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苏轼的朋友多为忠耿之徒，范镇也是这样的人。 年龄上，他比苏轼也大了将近三十岁，和欧阳修一样，对苏轼极为推崇，多次向朝廷举荐。乌台诗案中，他因上书求情而被皇帝责罚。苏轼贬谪黄州期间，由于罹患眼疾，一月之内闭门不出，外界竟谣传苏轼病逝，范镇闻讯放声大哭，并派家人远赴黄州打探消息。宋代的一众大儒对后辈之情深若此，一来因为友情，二来想必也是为国惜才吧！ 范镇先生一生三起三落，起在顺风顺水之时，倒没有听到苏轼的声音；而跌落谷底时，苏轼到是每次都致简相慰。范镇去世，苏轼为范镇老先生写的墓志铭长达五千余言，惜字如金的文言文竟写了如此之长，在墓志铭中极为少见。 十一月二十日，和苏轼同年考中进士的同学章衡（字子平）要以右司谏（掌规谏讽谕，箴诲鉴戒、拾遗补过）、直集贤院的身份出任郑州知州。 对于这个老同学章衡状元，苏轼是极为赞赏的，当年一同考试时，张同学就考了第一名。他的文章写得很是精美，经史子集的学问也很丰富。从政后，处理起政事来机敏有加，谨守正道。平时行事谦虚，绝无一丝浮躁的行径。可就是这位优秀的同志，却因困顿于基层政府的事务之中，没有得到天子的器重。 如今，老同学要平步青云了。所以苏轼与很多老同事，相聚于观音寺的禅院之中，要为章衡同志赋诗饯行。只是不巧，这首诗作如今已经散佚无存了。 关于章衡这位同志，在这里很有必要介绍一下此人的： 今天名满天下杭州西湖中的苏堤，都知道是北宋苏轼任杭州知州时所修，后人念其功故命其名。但是工程的最初倡议者却不是苏轼，而是他的好友章衡。 在西湖治理的过程中，苏轼还曾给章衡写过一封求助信。说您劝告和鼓励我治理西湖，现已着手并已初具规模，想必您一定会不惜余力继续帮助我的。请您将贵府罚没的船只尽数给我，多多益善，我大约需要四百只，请您派人送来。本州别的东西还好，就是缺乏士兵，也请您一并帮助。 当时正在着手治理西湖的苏轼，言辞中已经透露着急切与不容置疑的语气。由此可见，章衡在西湖的治理上不仅有首倡之功，还有鼎力相助之劳。 送走了老同学章衡，两天后，苏轼又给二堂哥苏子明去了信。 信中说了一些家常话，诸如最近因为侄子十六郎（苏林，苏位之子）的丧事，专门请了十天假，昨晚才从八角（今河南省开封市西南的八角店）墓地回来，掩埋墓穴等事已经完毕，前去吊唁的人都非常殷勤周到。除了极个别不太实在的老滑头，能送灵柩到墓地的人有十多个。 另外，在信中苏轼又提及他自己因为愚拙，惹恼了当权者，以至于被孤立而形单影只，每天都要防着因此获罪，自己最近已把寓所从南园迁到了宜秋门外了。可以看得出，苏轼在京城的衙门里过的并不痛快！ 熙宁三年（1070）的腊月十一，韩绛被任命为丞相。 韩绛，字子华，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人，韩亿第三子，也是一名标准的官二代。韩绛于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高中进士甲科第三名探花，当时的状元是杨寘，榜眼是王珪，第四名是王安石同志。这么一说，韩绛还是王安石的同年。 在苏轼眼里，韩绛能作为群臣之首，实在是实至名归。 在苏轼上的贺启里，说韩绛作为宰相兼昭文馆大学士十分完美。还说他勤勉不倦有申伯的声望，堂堂正正具有汉相的风范。（亹亹申伯之望，堂堂汉相之风） 这里的“大学士”是一种官职，最早出现在唐代，唐代曾先后置弦文馆、昭文馆大学士、集贤院大学士。唐代的大学士一般由宰相兼领，只是一种荣誉称号。宋代也曾仿唐制，搞过一些大学士称号，同样也只是一种荣誉称号，但兼任者却都是位高权重之人。 临近年底，苏轼不再任开封府推官，但依旧在告院任职。 第44章 天子脚下的京官难做 闲暇时间，苏轼又给二堂哥苏不疑去了信。 信上除了介绍自己的情况外，还给二哥说了大堂哥苏不欺已被朝廷任命为蓬州宜陇（今四川南充市仪陇县）县令。 关于这个仪陇县，首先他是共和国三军总司令——朱德元帅的故乡。 在历史上，仪陇县这个县名那真是命运多舛。 它原本名为仪隆县，因为避唐玄宗李隆基的名讳，所以改成仪陇县。谁知公元一九零九年，辛亥革命前夕，因避末代皇帝溥仪之名讳，又改仪陇县为“宜陇”。 到了一九一二年，再被中华民国复名为仪陇县。 苏轼还在信中说，十六郎的遗眷，还有两个孩子苏彭、苏寿也都接到自己的身边了。弟弟苏辙也将于明年过了腊祭就去赴任。 那么，什么是“腊祭”呢？ “腊”是古代中国的一种祭祀仪式，“腊祭”早在先秦以前便已存在。 那时的人们在一年的最后一个月，去野外猎取各种野兽，用于祭祀祖先与五位家神：门神、户神、宅神、灶神、井神。以祈求来年五谷丰登，家人平安、吉祥，称之为“腊祭”。 由于“腊祭”常在十二月举行，故秦汉以后这个月被称为腊月。 絮絮叨叨地说了这么多，正是苏轼还未与家乡断绝联系的仕途早期，到了后期，故乡在苏轼心中已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了。 处理好家事，苏轼听说吕希彦（字行甫）要到河阳去出任二把手，于是写诗送行。 河阳（今河南孟县）中的“河”，古代专指黄河。 “阳”，指水的北面或山的南面，河阳正在黄河北岸，太行、王屋两座山的南面，故得此名。 我起初感到有点好奇，为什么苏轼结识的朋友都是官二代？ 比如这位吕希彦，还是一位官三代。爷爷是北宋中期官员、学者，太尉吕夷简，叔叔吕公着和爷爷一样也是北宋名相，家族数代中封公封侯的不计其数。 后来，又查了资料后始知： 太尉吕夷简的父亲为吕蒙亨，官至光禄寺丞、大理寺丞。后赠开府仪同三司、中书令兼尚书令、魏国公。祖父吕龟祥，官至寿州知州。后赠开府仪同三司、中书令兼尚书令、祁国公。曾祖父（吕希彦爷爷的爷爷的父亲）吕梦奇，后唐时兵部侍郎、北京副留守，后赠太师、齐国公。 这么算下来，苏轼的这位朋友吕希彦可以算得上是“官六代”了！ 俗话说，朝中无人难做官。 古时候的封建社会，官官相护的现象更为明显，升官加爵全凭皇上的喜好就能搞定，这还不算上世袭和荫进的子弟。所以说，在官场中混的人，大都有点背景的。 因此，我们不用逐一去扒苏轼朋友的家族史，真正贫苦农民出身的官员那是少之又少。 不过这位吕希彦虽为相门之后，但一点俗举都没有。 待人行侠仗义也就算了，平时还和苏轼一样爱好一些雅事（不雅估计与苏轼也做不成朋友，物以类聚嘛）。 此人阳寿虽短，但生平酷爱藏墨，被当世的士大夫戏之为“墨颠”。 在苏轼眼里，吕希彦是一位贵公子，在没有被授官之前就深受王安石的信任。因此，以前对于这样的公子哥还是有点瞧不上眼的。 不过，后来从苏轼所写的题跋中，我们还知道了苏轼曾得到过吕公子所送的藏墨，既然接受了吕公子的赠墨，想必苏轼从心底已经接受了此人。 苏轼还在一幅画作后面的题跋中，记述过关于吕希彦的一个笑话： 吕公子曾说过，茶叶泡的茶水都是怕他变黑，而墨水却是怕他发白。然而，墨块研开后隔夜颜色就变得灰暗，茶叶泡好后已隔夜就会香味减少。所以说，茶叶是以新鲜为贵，而墨却是以古旧为好。茶水是用嘴品尝的，墨是用眼来观赏的。 大书法家蔡君谟（蔡襄）爱茶，但由于年老体衰（年长苏轼二十六岁）不能大量饮茶，就时常烹茶赏玩。 说起蔡襄，我们大多数人会把他与大奸臣蔡京混淆在一起，其实二人还是有一定渊源的。 北宋“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苏、黄、米”分别指苏轼、黄庭坚、米芾，这毫无悬念，至于“蔡”，也有一些人认为原指蔡京，后世以其“人品奸恶”，遂改为蔡襄。 蔡京为“六贼”之首，而蔡襄以直言敢谏知名，是一个鲠直之臣。 蔡襄本是蔡京的族兄，字君谟，号莆阳居士，谥忠惠，福建仙游人。 他不仅是书法家、植物学家、文学家，还是一位具有政治抱负和改革思想的政治家。 《宋史》载：“襄工于书，为当时第一，仁宗尤爱之。”苏东坡、欧阳修等人一直对蔡襄的书法推崇备至。他的行书最佳，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其自成一家的“飞草书”体更是名高一时。 蔡京亦工书法，初与弟弟蔡卞学蔡襄书法，中进士后官授钱塘县尉，因神宗喜爱徐浩书法，当时士大夫纷纷学之，蔡京也与在钱塘任职的苏轼一同学习徐浩书法，后转习沈传师、欧阳询，又改学“二王”，博采诸家众长，自成一体。 古今中外，论蔡襄者必先提到他所建造的万安桥（洛阳桥），它是我国第一座海港大石桥。古万安渡，就在福建泉州与惠安县交界处，洛阳江与泉州湾在此汇流，南北两岸相隔五里。 同时，蔡襄又是我国第一个品茶专家（陈椽《茶业通史》）。他不仅精于评茶，也善于制茶，宋代贡品中的上品小龙团（龙凤团茶），据说就是他所创制的。 蔡襄着有《茶录》一书，分《茶论》和《器论》两篇，兼论烹茶之法，成了对陆羽《茶经》和丁渭《茶图》不可或缺的完美补充。 蔡襄还是着名的植物学家。他的《荔枝谱》、《茶录》是当时权威性的植物学和有关茶的专着，是他留给后人有价值的学术遗产。 而我们的吕希彦同志虽然酷爱藏墨但不善书法，就常常把精心研好的墨汁少喝一小口。蔡君谟是嘴上不行，代之以眼，而吕希彦却是眼力不行，代之以嘴。 这也许就是苏轼的朋友吕希彦被称为“墨颠”的最详尽的解读了！ 苏轼的朋友吕希彦从京师去孟州当二把手前脚刚走，就又有一位进京当二把手的老朋友胡允文前来。 胡允文（字执中），前文中我们多次提及过，他是跟随过父亲苏老泉的蜀中士子，又是苏轼在凤翔府任职时下面的一个县令朋友。此次前来京师，是要到中书省担任掾属（二把手）的。 掾（音院）属，汉代自三公至郡县，都有掾属。人员由主官自选，不由朝廷任命。 隋统一以后，才改由吏部任免。 也就是说，“掾属”这一职务，在隋朝之前还是不在编人员，地位的尴尬程度可想而知。 杨济甫这个人，我们在前文也曾提及过。老杨是苏轼离开家乡前，嘱其为苏家看护祖坟的一位同乡好友，更是苏轼一生中较为重要的布衣之交。 此时，苏轼收到老杨自家乡寄来的两三封书信。从信中，苏轼知道了家乡的一些近况，同时也知道老杨的身体健康，全家平安，家乡的消息使得苏轼的心里多少有了一些慰藉。 这时，苏辙被调到了贡院（会试的考场,即开科取士的地方）上班，苏轼当推官也是权宜之计，等一个月后正式的官员来赴任后，苏轼仍要回到翰林院报到。 如今，苏轼租住（看来，宋代都时兴租房住了）在宜秋门附近一个高柳古槐林立的偏僻居所。长期的客居京师，苏轼的生活变得捉襟见肘，时常囊中羞涩。 在给老乡杨济甫的回信中，苏轼对老杨吐槽说，我在京师如今极其无聊，能收到你的来信非常高兴。只是你收到我的这封回信，可能要到两个月以后了，因为目前邮寄到乡间的书信，一般都得在路上走五六十天之久。 所以，你收到信时不要怪罪我，不是我有所怠慢。我目前生活困顿、精神疲惫，惟有天天盼着朝廷开恩，将我从京城外放到地方上去出任个一官半职。（历史总是很相似，这也类似于今天的管理人员从集团公司到下属企业任实职。） 困顿无聊的日子里，苏轼又结交了几位新朋友 ，有后来曾提点梓州路刑狱和出任过越州知州的穆珣（字东美）。 梓州路，治所在今四川省三台县，也就是说此人后来在苏轼的家乡蜀地做过官。所以，苏轼在日后的一首诗中夸赞他是“旧政犹传蜀父老，先声已振越溪山”（《送穆越州》），还夸他是“四朝耆旧”。 除了老穆，苏轼还与大堂兄苏不欺的小舅子蒲宗孟成了同事。 阆州新井（今四川省南部县大桥镇新井村）人小蒲，如今任馆阁校勘、检正中书户房兼修条例。这一官职名字够长、够唬人的，但其实和苏轼一样，都是干一些与文字打交道的枯燥工作。 同样是在宫廷任集贤校理、编修观文殿御览、同知礼院的河北大名人李清臣（字邦直），也与苏轼时常交往。 有一天，这位小李就像现在的失意之人一样，竟对苏轼自嘲到： 三国时的周公瑾二十四岁就已是经略中原了，而老夫我今年已经都四十了，还只知道吃好喝好睡好，无所事事饱食终日。我就纳了闷了，人与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呀？（有点搞笑小品演员范伟的口气）。 闲暇时，苏轼还常与另一位同事——河北赵县人宋敏求（字次道）在一起论诗。 宋敏求（时为馆阁校勘官，加集贤校理，任编修官，后来成为了文学家、史地学家、藏书家，在学问上也是一位“有两把刷子”的人。 只是在苏轼的学问面前，这位敏求老哥（大苏轼十八岁）也只能是相形见绌。 比如，苏轼就能感知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句中，是陶渊明在采菊之时，抬头间偶然看见了南山，这种不经意间的举动，达到了境界与情意交融的效果，所以就很奇妙。一旦像有些书中私自改为“望南山”了，就失去了这么好的意境。 有一次，当苏轼又在夸赞杜甫“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训”的诗句之美时，敏求老哥接茬道，白鸥不会潜水，怎么能够出没于浩荡的烟波之间，所以说杜甫当初的诗句应为“白鸥波浩荡”（老宋所谓意思是，白鸥只能是浮在水面上随波荡漾）！ 苏轼笑道，——我的哥呀！若是这样一改，整篇诗的神气就荡然无存了。（具体的意境，今天的小帅与小美们可亲自到海边去看一下白鸥的身影再作评论。） 在京师上班的枯燥的日子里，所幸有着这样的一帮文友和同事们的陪伴，偶尔还能谈诗论画，聊以打发一下枯燥无聊的时光。 这几天，表哥文与可想让苏轼给自己的居室“墨君堂”作一篇记文，苏轼对于这位大表哥常常是称颂不已，说他的为人“端静而文，明哲而忠”，最主要的是与可老兄独独对竹情有独钟，把竹称为“竹君”。 苏轼虽然是应人之请，在下班后（也许是在上班时间段）郑重其事地铺纸研墨，给表哥的居室写就了一篇《墨君堂记》。 当然，苏轼的生活中也有一些诤友： 比如，苏轼在工作中经常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宰相毕士安的曾孙、时任任集贤校理的郑州管城人毕仲游（字公叔）就对其提出了不少中肯的建议，还曾给苏轼写下了许多规劝的诤言。 小毕（小苏轼十岁）在给苏轼的书札上说，内什么，我们并非谏官，自古以来谈论君主是非的言论，就像孙膑用兵，扁鹊医疾一样，别说有，就是没有这回事，都会被人怀疑有这回事。 所以说，苏哥您没事不要老去谈论朝廷的是与非（主要是王安石等人的行径），如果非要以身试法，那么就好像是抱着一块大石头去救落水者一样危险。 从以上情形可以看出，苏轼这一时期的心情是苦闷的。 苏轼本人从一位被欧阳修等重臣视为“后生可畏”的青年才俊，到如今却沦落成了一名在衙门里打杂的小官员。 官场的清规戒律，处处的人心险恶与明枪暗箭，使得心直口快的苏轼有话不敢直说，有苦不得尽诉，浑身的劲没地方使，英雄竟无无用武之地！ 好在有着这些好心人的帮助，才使苏轼能够将工作中的失误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第45章 朱寿昌对李定的人格碾压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是个辛亥猪年，这一年是苏轼的“本命年”，他已经三十六岁了。 刚过了年，听说韩绛从枢密副使除陕西路宣抚使任满回京。 枢密使一职始置于唐后期，以宦官充任，五代时改由士人充任，后又逐渐被武臣所掌握，办事机构也日益完善。 枢密副使即为枢密使副职，为适应连年战争的局面，枢密使把军政大权握于一己之手以便宜从事。枢密使的职掌范围扩大到了极限，枢密使的地位也迅速上升，甚至“权侔（等同于）于宰相”。 但到了宋代，枢密使制又发生了变化，其任职者由五代时的武将逐渐转为以文官担任，职权范围又逐步缩小。 苏轼连忙给韩绛韩大人上了一道贺启，表达了自己的问候，同时又对自己工作中的失误，简单地作以检讨。 毕竟，多年来韩绛对于自己一直都有着无私的提携再造之恩。 过了一段时间，苏轼被授予了一个新职务：权开封府推官，磨勘迁太常博士（掌引导乘舆，撰定五礼仪注，监视仪物，议定王公大臣谥法等事）。 北宋的“磨勘”是一种古代官员考核升迁制度，由唐而起，宋朝延续之。 封建社会中的官员提拔晋升，相对于其政绩，资历与工作年限更为重要。通俗地说，就是官员得熬资历、有老资格。 庆历新政时，范仲淹对该制度进行改革，后改革失败，重新恢复了磨勘制度，直至南宋。 这也说明了，国人的“没有功劳也有熬劳”这句话也绝不是空穴来风。 那时，每逢提及苏轼的大表哥文与可，当时朝廷上下众人的褒奖之辞就会不绝于耳。说他： “为人靖深，操韵高洁，超然不撄世故”， “撄”，这里是指接触之意。 就是这样一个人，熙宁初年王安石当政时，文与可在知太常礼院任职，面对王安石身边前呼后拥的附丽之人时，也决定独自选择远离朝廷，数次向朝廷乞求外任。 熙宁四年（1071）春，朝廷终于恩准文同以太常博士出知陵州（今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 至于陵州的得名，文与可还专门做了一番考证，得出的结论是： 据地理志，这片土地本为犍为与蜀二郡之地，在梁朝属于怀仁郡，因境内有陵井 （盐井名，系我国古代大口盐井中最为着名和最具代表性的盐井。因其位于四川仁寿县境内，相传为东汉道教始祖张道陵所开,故以“陵”名之），故名陵州。 得知文与可要离京到老家蜀地外任，一些同事好友纷纷前来送行。 苏轼先是作诗《送文与可出守陵州》 ，然后又应表哥之请，在一方玉堂大砚上题写了砚铭。 此砚是任集贤校理、太常礼官的老同事、扬州人孙洙（音朱）（字巨源）所赠。玉堂式的砚台，其实就是长方形的砚台，这种形式的砚台出现的很早，宋代才开始成为砚式的主流，至明清才普遍流行。 在所写砚铭里，苏轼还和表哥开玩笑说，这方砚台有四块砖那么大，与可老兄到了陵州后，要把南山上的松树全部烧光，制成的炭墨也不够用。地处高山的陵州，用水极其困难，要把陵州的水全部用上，才能够勉强将此砚润湿。 当然，这也是文人之间笔墨中常常会出现的“恶作剧”。 对于文与可的画，苏轼常常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苏轼认为：与可画的竹石枯木，已经深得艺术规律的精髓，非常符合于天工造化，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求。世人对于有固定形状的事物，若画得不像，还不算失败。若是违反了事物的规律，那可就是彻底的失败了。历史上，但凡有想欺世盗名的画家，必然会选取那些个没有固定形状的事物来作画。 前些年，文与可已在净因院的方丈室里画过两丛竹子。 这次文与可要出守陵州西行，临行前，苏轼陪同大表哥来向净因院的长老道臻禅师道别。因那时法堂内正在整修四壁，老禅师又借机向文与可求画，文与可就在东斋堂又精心地画了两枝竹子和一段枯木。 送走了大表哥，苏轼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衙门里头的日子仍旧得一天天打发。 朱寿昌这个人，我们前面提及过。在“二十四孝”的故事里，他就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 但对于苏轼而言，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完全没有一丝的神秘色彩，只是个年长苏轼二十三岁的同事而已。 朱寿昌，字康叔，扬州天长（今安徽天长）人。以父朱巽荫守将作监主簿，累调州县，曾通判陕州、荆南，权知岳州。后因弃官千里寻母之事遍传天下，孝子之名得于遐迩。 寻母归朝后，朱寿昌官至司农少卿、朝议大夫，中散大夫，年七十而卒。 苏轼闲来无事，不知怎的，突然间想起了这个朱寿昌，就提笔给老朱写了一首赠诗。 在诗题中苏轼写道： “朱寿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写经，求之五十年，去岁得之蜀中，以诗贺之。” 当朝却有个叫李定的官员，是个与朱寿昌精神背道而驰的存在。 朱寿昌为了寻找失散多年的母亲，不惜放弃做官也要寻到母亲。朱寿昌寻找到母亲之后，受到同时期大文豪苏轼的歌颂，苏轼的这首诗，却让不孝子李定如芒在刺。 后来，“乌台诗案”中陈定将苏轼告发，与此也许不无关系。 这个不孝子李定，还是王安石的学生。要说李定这个人一生也没有太大的过错，甚至还可以说他是一位清官，但是李定就只因这件事被人诟病，那就是闻庶母仇氏亡故时，作为儿子的李定却“匿不为服”。 李定的不孝与朱寿昌的大孝形成鲜明对比，苏轼写诗赞美朱寿昌的孝行，在李定眼中就是在讽刺他的不孝。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后来乌台诗案案发，在御史台任职的李定，在上表神宗苏轼的罪状时，以诽谤朝政的罪名，让苏轼差点命丧黄泉。 那时候，李定在王安石面前是个红人。 李定，字资深，扬州人，少年时曾求学于王安石。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定远尉、秀州判官。 熙宁二年（1069），经孙觉推荐，李定被召到京师，谒见谏官李常。 李常问：你从南方来，那里的人们对青苗法看法怎样？ 李定答道：百姓从中获益匪浅，没有不喜欢的。 李常道：整个朝廷都正为此事争论不休，你可千万不要这样说。 李定遂将此事告诉了王安石，并说，我只知道据实情而言，没想到在京师却行不通。王安石听后非常高兴，对他说，小李，你且等皇上召见的时候，便将整个实情都禀告给皇上。 事不宜迟，王安石马上向皇上举荐了李定。 等到了宋神宗召见李定时，询问有关青苗法的事，李定据“实”而言，对答如流。从此后，对于那些说不便于实行新法的话，神宗都一概不听了。 李定虽然获得了神宗皇帝及王安石的器重，但他身上却有一个一生都无法抹去的污点，至少是在当时的年代里。 事情的根源是，李定不久前在做泾县主簿时，听说庶母仇氏死了，却将此事隐瞒而不回家服丧。 皇上下诏给江东、淮、浙转运使询问情况，转运使上奏说，李定曾因其父年老，要求归家侍养，没有说是为其生母服丧。 当时，李定为自己辩解说，他确实不知道自己是仇氏生的，所以非常疑惑，不敢服丧，而只是以侍养父亲为由解官回乡。曾公亮认为李定应当重新为母服丧，王安石也极力主张这样做，于是改任李定为崇文殿说书。 御史林旦、薛昌朝说，不宜让不孝之人居于劝讲之位，而且一并弹劾王安石，要求罢免这两个狼狈为奸的歹人。李定自己也感到很不安，请求解除官职，于是以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 大概叙述完了李定同志的“光辉”历史，主要是想引出苏轼写给朱寿昌的贺诗。 此时朱寿昌侍母刘氏已于熙宁三年（1070）秋天抵达京师，朝廷上下一众官员前后拥观，前后持续了一个月后，这种热闹劲才平息下去。 当时，很多同僚都有感而发的争相作诗相赠，苏轼的诗作亦是作于此际。 不过，苏轼的诗中有一句“感君离合我心酸，此事今无古或闻”（《朱寿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写经求之五十年》），结合当下王荆公力荐李定为台官，李定曾经“不持母服”，台谏给舍（宋朝设立台谏制度） 皆论其不孝，不可大用。 在这个节骨眼上，苏轼的诗句一出，举朝哗然。 明眼人一看即知道，苏轼诗中冷嘲热讽的对象就是李定这厮。 李定不服母丧以求官，而朱寿昌正好相反，是弃官求母。苏轼此次借朱寿昌（曾出任过河中府通判）及“西河郡守”吴起这两个典故，辛辣地讽刺了李定以及王安石。 正是这一缘故，导致李定对苏轼怀恨在心，后来主谋制造了“乌台诗案”，几乎将苏轼置于死地，那是后话。 我们从现代职场角度而言，苏轼或许属于那种智商高但情商较低的工作人员。对于在自己事业的低谷期，不会隐而不发，还到处招惹是非。但转而又想，若苏轼真成了那样的人，后世的我们还会为之津津乐道吗？ 过完年后的二月初一，在王安石的策划之下，朝廷颁发了贡举新制。 当时，王安石在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体制改革的同时，也非常关注人才的选拔、培养和使用。这些主要是为变法造舆论，他共采取了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惟才用人这三个具体措施。 王安石废除了旧有的明经诸科，取消了诗赋、帖经、墨义等考试项目，转而以经义和策论为主要考试内容。 进士科的考试不再依赖诗赋，而是以经义为主。 科举考试分为四场进行：第一场考本经大义十道，第二场考兼经大义十道，第三场考试论一道，第四场考时务策三道。这种改革，使得考试更加注重考生的实际能力和儒家思想的运用。 王安石颁行了《三经新义》，对《周礼》、《诗经》、《尚书》进行了全新的阐述，并将其确立为经义考试的标准。并规定，自此以后的科举考试必须使用这些新经典作为考试内容。 改革后，进士科的名额还有所增加，共分为一甲到五甲五个等级，寄希望选拔更多的人才。 贡举新制的主要内容，说白了，就是今后考进士不再考陈词滥调的诗赋之作，贴经（科举时代的一种考试方式）与墨义（科举考试时令士子笔答经义）也都统统不再考了。 也就是说，今后的考试内容调整为：《诗经》 、《书经》 、《易经》 、《周礼》 、《礼记》 诸经，兼《论语》、《孟子》 之学，从这些书籍中考试士子们的大义，殿试时士子们须再作策论一道。 王安石的科举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的科举制度，使其更加注重考生的实际能力和儒家思想的运用。尽管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但科举改革的成果在后世大部分得以保留，对北宋以后的科举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为在王安石等人看来，这些东西才是最应该考试的干货。 颁布完新的科举制度，接着，朝廷上又敕令宫中各职能部门就此事上书自己的看法。旨在征求大家伙的意见，从表面看好像是很民主的做派！ 可苏轼认为，朝廷不管如何取士，主要在于考察人的实际办事效果，而不是在于考试哪几类书籍的问题。假如朝廷没有一套考察士子办事能力的办法，那么即是在公卿侍从官中选择，也常常选不到优秀的人才。 他还认为，如果一定要选择优秀的人才，罢黜平庸无能之辈，吸收所有具备才干的人来为国效力，朝廷还不如把这个活儿交给下面诸路的职司官和勤政的知州去办理呢，那样才更能实事求是地为国选才。 第46章 欧阳修退休，司马光外任 贡举之事稍事平息后，朝廷里传来消息： 司马光老先生自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现陕西省西安市）转而出知许州（今河南许昌）。 走之前，老先生出于自谦，同时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谦”，他临走给朝廷里投了一枚烟幕弹。使得在京师任上正过着惴惴不安、苟且偷生的苏轼，——突然间打了个激灵！ 原来，司马光上书神宗皇帝说： 我这个老朽啊，算是个庸才！其才能远在群臣之下。先见之明不如吕诲，公平正直不如人家范纯仁、程颢，料事谋断又不如范镇！ 这还不算啥，下面的话才是最炸裂的： 老夫我惭愧啊！朝中的苏轼及孔文仲本是名不见经传的小臣僚，都敢不躲避陛下的雷霆之威与王介甫的虎狼之怒，屡次上书对策指陈朝廷的得失和王安石的荒唐。凛然正气、视死如归，对于自己的政治前途丝毫没有放在心上！——老夫我远远不如人家苏轼和孔文仲啊！ 从司马光的话里话外，明显可以看得出司马老先生对于苏轼的偏爱之情。 不过，在王介甫当政狂推变法之时，反对新法的苏轼，自然是被排挤在权力圈之外的。所以这次司马光老先生的夸赞，虽然是老先生真心地抬举苏轼，却使得苏轼像被暴露在聚光灯下一样，如芒在背的感觉实在是始料未及。 其实，孤独愁闷的苏轼，在等待外任的日子里，作为回报，他也在做着一件与司马光家族有关的善举——说媒。 事情是这样的： 司马光膝下本来没有儿子，后来从他亲哥哥那里过继来一个侄子，作为后嗣，取名司马康（字公休）。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司马康的老婆却早早地病逝了。 巧的是，苏轼的堂哥们下辈有几位侄女，皆待字闺中。 于是，苏轼给堂哥（具体哪一位堂哥，没有确切的证据，据孔凡礼老先生考证，可能还是苏不疑）去了一封信，想让堂哥物色一位年龄相当的侄女给司马康做继室。 但是，司马光是朝中重臣，想联姻的官府之家自然不少，听说有潞公文彦博（历仕四朝，出将入相）、邵亢（字兴宗，龙图阁直学士、枢密直学士、开封府知府）等富贵人家已抢先向司马光老先生求过亲。 因此，苏轼想让堂哥赶紧把条件符合的侄女的年龄信息，最重要的是生辰八字写信说一下。 苏轼在信中说，还不知道人家老司马家同不同意，不过等到我若是近期被外任回蜀经过长安时，我会抓紧时间与司马光老先生当面提一下。 紧接着，苏轼又二堂哥苏不疑去了第二封信说，我刚写完上一封信，就听说司马光被一位姓苏的青苗使弹劾了。我们只能等他老人家官场之事稍微料理妥当，再去给他去信吧，我们要沉住气。 过了些时，苏轼托范镇（字景仁）上门去问一下司马光老先生的意见，还不知道愿不愿意，只是如今还未有回音。 苏轼给堂哥又去了第三封信，在信上安慰堂哥说，等司马老先生那里一有确切的消息，就会立刻往家里捎信。 又说，现在的自己很想念故乡，亲友们也想让他回去一趟。但是，自己乞求外任的奏章里，肯定是不敢指明要求去哪个地方，最终的定夺只能是听任天子的安排。 好在前段时间朝廷的批示下来了，是外派往杭州任通判，杭州的通判也是知州的级别。苏轼还说，上头的这样安排，主要是中书省不想让我作地方上的一把手，怕我不好好奉行新法。我知道，这次要不是天子的特别开恩，自己早就粉身碎骨了！ 他还说，地方上通判的工作量是大了些，但杭州的风景却是天下第一！呵呵（这是苏轼常用的口头禅）！ 四月二十六，韩亿之子、韩绛、韩维之弟韩缜（从名字的偏旁部首就可以看出）被罢以天章阁待制知秦州的知州资格。 关于韩缜这个人，就是后来苏辙、王觌以谏官身份，上书朝廷说韩缜“才鄙望轻”，在先朝为奉使时，曾割地六百里以遗契丹，边人已经怨之切骨，不可使此人居相位。 据传，韩缜在秦州知州任上时，法制严酷而极少行德政，这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只讲法律的约束，不讲道德感化的力量”，最终因滥杀无辜被朝廷罢了官。 罢官之后，在秦人中流传这样的说法：宁逢乳虎，莫逢韩玉汝。 玉汝，是韩缜的字。其中有个叫孙临的人，很善于对对子，就有人以“莫逢韩玉汝”向孙临求下联。孙临想都没想，就对出了下联：可怕李金吾。 一时间，使得韩缜的暴政成了天下人的话柄。 李金吾，本名为李集，“金吾”是其官职（爵位）称号，全称为黄门侍郎左执金吾上将军。 李金吾乃汉武帝时期大将李陵的后代，荫袭金吾之爵，较为勇猛。曾作为援军主帅援助过辽国上将贺统军，无功而返。后来纠集兀颜延寿、太真驸马与宋江对阵，并与名扬四海的梁山五虎将之三“霹雳火”秦明大战。 但李金吾确实技不如人，被秦明一狼牙棒打下马来，死于非命。李金吾只战过一场，倒霉的是恰巧碰上了梁山的精锐“霹雳火”秦明，初战告败，并被秦明杀死。 孙临对子中表达出了的意思是，宁肯遇到敌人，都比遇到韩玉汝（韩缜）要强！ 上文我们提到过，文同赴江陵任前，苏轼与文同一起去拜访了净因院的道臻长老。 文同应道臻长老之请，为净因院画过竹子两杆与一株枯木，后来苏轼还应邀为道臻长老做了一篇真赞（对人物画像的赞语）。 “赞”这种文体里面，除了吹捧之词，也没有什么值得玩赏的干货。 但是，这篇《净因净照臻老真赞》字里行间有一处有趣的地方，那就是，里面有一句“是故东坡，即此为实”。 其大意是：因此上，我东坡居士，就把你（道臻）看成了真实。依据目前苏轼研究方面的权威专家们推断，苏轼写这篇赞的时候，就是在文同赴陵州任后不久的熙宁年间。 我们注意到，苏轼在这里就开始自称“东坡”，而我们此前的常识是： 苏轼从元丰五年（1082）才开始自号“东坡居士”的?。 当时，他被贬至黄州（今湖北黄冈），在黄州城东的坡地上开垦种植，这片坡地后来被称为“东坡”。 他在黄州期间，不仅在文学和书法上取得了卓越成就，还创作了着名的《东坡八首》组诗，表达了他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感情。? 苏轼的“东坡居士”称号不仅源于他开垦的这片坡地，更反映了他对人生的深刻思考和对世事的感悟。他在黄州期间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如《卜算子》、《定风波》、《临江仙》等，这些作品不仅在当时广为流传，至今仍被世人所称颂。? 此外，他在黄州还创作了着名的“赤壁三咏”：《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因此，“东坡居士”的由来，与苏轼在元丰三年（1080）的贬谪经历密切相关。 这次贬谪是作为犯官被流放，他生活困顿，没有官舍可住，最初在城南的定慧院安身，后在黄州太守徐大受的关照之下，住进了临皋亭。 临皋亭临水而建，是一个废弃的驿站，条件极其简陋。 由于经济困难，苏轼难以养家糊口，于是向黄州府申请了一块荒芜的军营地，这块地就在黄州城东，他在此开荒种植，以为生计，并自称为“东坡”。 同时，苏轼在黄州期间热衷佛学，但又不愿真正出家当和尚，于是便想出了一个在家修行的折中的主意。 于是，他取“东坡”为号，再加上“居士”二字，以示与真正出家人的区别，从此自号“东坡居士”。 “东坡”寓意他辛劳躬耕于黄州城东的山坡荒地，并将此视为安放心灵的栖息地，同时也有仿效白居易谪守忠州时在“东坡”上种花植树之嫌；“居士”则代表他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身份。这一名号不仅反映了苏轼在贬谪期间的生活现实，也体现了他对佛教的虔诚信仰与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 后来，苏轼还在这片荒地上建造了五间房子，因房子建成之时正值大雪纷飞，他便将这所房子取名为“东坡雪堂”，并在墙壁上画满雪景。 可以说，“东坡居士”这个名号，是苏轼在逆境中保持乐观与坚持操守的一种象征，也是他在文学、书法、绘画等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重要里程碑。 而当今大多数的“苏学”爱好者原本以为，“东坡居士” 这一称号是在苏轼到黄州以后才有的。 苏轼的这篇《净因净照臻老真赞》里出现的“东坡”字样，是否可以理解为苏轼在当时就有自号“东坡”的念头呢？ 因此，这也许算得上是一个了不起的新发现！ 过了些时，参知政事（副宰相）冯京举荐苏轼掌外制、直舍人院，为皇帝起草诏令。 这位冯京，字当世，鄂州江夏（今武汉市江夏区）人氏，也是一位有着传奇色彩的人。冯京同志从小天资聪颖，好学上进。在举行的乡试、会试、殿试中，他连中解元、会元、状元，在古代十三位“三科状元”中名气较大。 时任朝廷宰相富弼见冯京才华横溢，先后将两位千金嫁给他为妻，留下了“两娶宰相女，三魁天下元”的千古佳话。 此人也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曾屡次上疏万言，论其更张失当，被王安石指为邪说，欲予罢黜，但神宗认为冯京可用，反而任命冯京为枢密副使。可见，此人在官场上还是有点根基的。 举荐苏轼，也许是出于为朝廷选取良才，亦或许是与苏轼惺惺相惜。遗憾的是，神宗皇帝并没有批准。 六月十一，六十五岁的“六一居士”欧阳修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退休）。 观文殿学士，官居正三品，平时掌出入侍从，以备顾问。 太子少师与太子少傅、太子少保，简称“三少”，原是天子或太子左右最亲近的人。“师”是传授其知识的，“傅”是监督其行动的，“保”是照管其身体的，即分别是负责君主智育、德育、体育的人。 宋代“三师”是宰相、亲王的加官官衔。“三师”是正一品，“三少”是从一品。 可以说，欧阳修老先生是以副国级的身份退的休。对于这件事，苏轼自然上了贺启。 在贺启中，苏轼由衷地说到，欧阳公啊，本人受到您的知遇之恩最深，领受您的教益最重。您的事业最为辉煌，已成了三朝的人望，文章的灿烂堪称百世的师表。 又说，虽然我知道天下人都会为你的离去感到可惜，但我小苏却明白您急流勇退、明哲保身的智慧。 恩师离开了朝廷，苏轼也在思考着自己的出路。毕竟，此时的朝廷还是王安石的天下。 三伏暑热之时，苏轼又开始向朝廷乞求外任。 出乎预料的是，这次上头正式地批准了，职务是出任杭州的通判。 通判是一种官名，原为宋太祖赵匡胤所发明，是皇上亲自任命到各州，辅佐知州一起治理各州的京官。 不过，通判可直接向皇上禀报各州的事情，如果有政令需要颁布，需要同时有两人的署名才能生效。在官职上，通判在知州下一级，但是可以绕过知州直接向皇上报告，通判放在现在，相当于中央特派员。 宋朝时，赵匡胤吸取前朝教训，为了防止出现唐末时藩镇武将专权、皇权旁落的局面，就加强集中中央权力，于是新设了一个官职通判。 通判的作用一个是用来监督各知州，另一个作用是，通判可以用来制约知州，两人一起治理，又因为官职权力的相互缠绕，知州一般会防范着通判，害怕通判抓到自己的错误或者把柄报告给皇上，所以两人不会太过亲近。 宋代的通判除了兵马，赈灾的钱财粮食，处决重大犯人的案件之外，其他的事情都能够参与并发表意见，并且拥有一票否决权。 同时，通判也肩负着监察的职能，一旦知州等有不良行为，通判就会向皇上汇报。但是知州在官职上是高于通判的，就这样，通判和知州形成了制约，可以避免知州坐大地方权力。 遗憾的是，通判一职却不易做出政绩，所以很难被升职，这也就导致地方的通判们在后期变了味道，有人为了升官加爵，就与地方官官官相护，成为朝廷一大毒瘤。——赵匡胤原意是要相互制约的，没想到最后却给朝廷留下了另一大祸患！ 第47章 北宋文人世界里的“理工男”——沈括 对于杭州通判一职，苏轼私底下也在盘算，只要能离开死气沉沉的衙门，离开王安石当局的视线范围就行。何况，杭州也是一个好似天堂的所在。 诏命下达后，苏轼一家开始准备搬家，先去宛丘（即今天的淮阳县，古时又称陈州，位于河南省东部的周口市）苏辙那里住上四五十天，等天气凉爽后在动身前去杭州赴任。 苏辙此时正在陈州当教授，不是今天吐槽的所谓“叫兽”，而是地方教育机关的管理人员。 虽然说宋代对官吏赴任的时限有着明确的规定，比如说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正常的权力交接，规定诸府诸路的到任时限，逾期违限将会被惩罚。诸位官员，限满不至者，有“一日笞十，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此外，为了防止官员假借生病拖延赴任，还专门制定了监督机制。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层面，朝廷对此的执行力度却没有那么的严格。以至于我们常常在各种文本中看到，如欧阳修、陆游等官员的赴任时间远远地超过了规定，而他们却能依旧从容悠闲地走亲访友、观山游景。 所以说，苏轼决定现在到陈州苏辙那里住上四五十天，还是有着先例或是理论基础的。 至于这次的朝廷任命，起初苏轼请求外任时，根本无法也不敢言明自己要求去哪个地方，只能是听任朝廷的统一安排。宋神宗刚开始是准备让苏轼充任一州之守的，但中书省不同意，其原因也不外乎是怕苏轼不会好好地去执行王安石的新法。 中书省的意见是苏轼出任颍州（今隶属于安徽省阜阳市）通判，可拟奏递上去后，朝廷批示：苏轼出任杭州通判，杭州通判与知州一个级别，只是在人事关系上处于二把手的角色。说来说去，还是不想让苏轼拥有实权罢了，这一点苏轼自然是心知肚明。 好在杭州城内外风景如画，美不胜收，正合苏轼的心意。也就是这一决定，使得杭州西湖与苏轼产生了不可分割的关系。 想到很快就能见到弟弟苏辙了，苏轼心中一阵喜悦。苏辙到陈州出任学官以来，所有的情况自己也是仅从苏辙的两首诗《初到陈州》中了解到的，“谋拙身无向，归田久未成。来陈为懒计，传道愧虚名”。 而苏轼觉得在京师这三年，自己过的也是浑浑噩噩，“闭户时寻梦，无人可说愁”（《次韵子由初到陈州二首其一》）。这是一种轮回，人在将要离开某地时或者人将要离开人世之际，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初来乍到的时候。据说，很多垂暮之人在弥留之际，脑子里会突然想起自己处在襁褓里的情景。离开蜀地家乡已经三年，苏轼好像是自言自语，又好像是说给苏辙听的，“旧隐三年别，杉松好在不？”（同上）家乡的杉树及松树都还长得好吗？ 离开京师前，苏轼还想起了自己的大表哥文同，那是因为苏轼在朋友家里的屏风上又看到了文同画的竹子。 表哥所到之处，诗不离口，竹不离手。来到京师不到一年，就自请还乡任职。而表哥那严肃冷峻得能让人安静下来的表情，也随着表哥的离开而不能见到了。因此，自己只能是望竹兴叹了！ 宝月大师惟简与苏轼一向是过往甚密，所幸，青神县青年老乡蔡褒（字子华），还有一位叫史厚的秀才从成都来到京师，带来的了宝月大师的信件。 蔡褒，我们在前文中提到过。而这位史厚同志，是苏轼舅舅程之才的女婿，程之才被苏洵指责为害死了苏轼姐姐苏八娘，因此两家目前还是不上门的。但是，苏轼因为天生豁达，又因为这位史厚秀才与自己并没有什么过节，因此说还是以礼相待的。 两位老乡给苏轼带来了宝月大师的书信，信中说得知苏轼如今身体康健，一切平安。苏轼欣喜之余，给宝月大师回信介绍了自己的情况，无非是请求外任的事已经得到了朝廷的恩准，不日将出任杭州的通判之职。但是，赴任前要先到陈州与苏辙一家团聚一段时间，计划到九月天气凉爽下来之后才动身赴杭州任，等等。 动身前，得知筠州（今江西省高安、宜丰、上高等市县地）人刘恕要回家乡出任监南康军酒，苏轼写诗送之。 这位刘恕，字道原，也是一位官二代，同时也是一位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铁杆，与苏轼兄弟同是一条战线上战友。其父名刘涣，字凝之，欧阳修的同学（同科进士），初为颍上令，后因刚直不屈，弃官而去，归隐庐山三十余年。 就是这样一位官二代，笃好史学，上下数千年的历史，座上不翻书即可对答如流。以至于司马光老先生在编写《资治通鉴》之时，英宗让司马老先生挑选人才，司马公对英宗说，我们的馆阁之中，人才是不少，但是专精史学者，我就选刘恕一人而已。 在协助《资治通鉴》至书成之后，司马光数次推举刘恕的居功至伟，但是刘恕却英年早逝了。死前家中一贫如洗，却不肯向别人索取一分一毫。冬日里家中无一御寒的用具，司马光得知后派人送去棉衣被褥，但都被刘恕悉数封还。后来，已告归南康的刘恕遥隶局中，为了与司马光面商修书事宜，于熙宁九年(1076)不远千里，又风尘仆仆前往洛阳。 在此前南归的途中，刘恕不幸遭母丧，悲痛欲绝，兼之一路风寒，不久就得了风挛疾，右手足偏瘫。 可病魔并不能夺去他着作史书的坚强意志。虽卧病在床，仍然“苦学如故，少闲，辄修书，病亟乃止。”除负责所编的《通鉴》长编未完稿外，原计划撰写的《通鉴后记》也没完成，便赍志而殁了。 这是后话。 刘恕原先与王安石也曾有过交情，后来王安石执政时，刘恕尚在馆阁中任职。王安石本打算让刘恕出任条例司，但刘恕却坚决地回绝了。 刘恕曾批王安石道，天子把国家的大政方针交付给他来施行，本来就应该先恢复和弘扬先古的尧舜之道，而他却改弦易张、背道而驰，把利益放在了首位。 那时候，王介甫权势震天、不可一世，多数人都不敢得罪他，而刘恕却气愤不已，当面去向他理论，说他的新法多么的不合时宜、不得人心，并劝他早日恢复旧制废除新法。以至于王安石被气得面色如铁，刘恕却毫不在意。在人多的场合，明知有王安石的门生在侧，也是畅所欲言、无所顾忌，最终便与王安石绝交。 刘恕也因得罪了王安石，自度京师难留，便请求到南康(今星子)监酒税，归养自己的父母。 这次的归觐南康军，乃是刘恕以归乡侍奉老父亲的名义，向朝廷求了个监南康军酒的差事，远离朝廷的无奈之举。 监酒税，宋代针对于酒的生产和贸易制定的相关税收，对酒实行禁榷和专卖而设置的职位。三京之地由官府造曲卖与人酿造，购买曲货多者，准令开店酤酒，三年为期，三年期满再以购货多者承替。宋代官府也在城内置务酿酒官卖或县镇乡间由民自酿，官府征税。 话归正题。 当苏轼得知刘恕的任命后，作为同道兼知己，一口气写下了一首十四韵的送别诗。 在当时的政坛之下，三十六岁的文化人苏轼正是年轻气盛的年龄，面对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在诗中指桑骂槐的心情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在诗中，苏轼将王安石比作是汉代的酷吏张汤，用孔融比刘恕，“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自轻张汤”（《送刘道原归觐南康》）。 日后，苏轼的这首诗被人告发，说苏轼是借史事来诋毁王安石，不过，这些有感而发的诗作，也确实给苏轼的政治生涯带来了危机，以至于后来遭受的牢狱之灾。 后世处于统治阶层的纪晓岚先生，每每读到苏轼的这些所谓的“反诗”，都会深表惋惜甚至会加以诋毁。殊不知“文忠”二字，皆是从这一片悲愤中来的。而自古以来能完全担当起这一称号的人士，真是少之又少！ 熙宁四年（1071），杭州钱塘人沈括守丧期满，进京述职，。 这是自熙宁元年（1068）八月母亲病逝，任馆阁校勘的沈括辞官护送灵柩回钱塘后的重返朝堂。此番进京述职后，得到神宗和王安石的器重，被任为检正中书刑房公事。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任命，沈括可能是为了自己的仕途对王安石投其所好了。 不得不说的是，沈括的出现，使得这位“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与苏轼有了交集。 我们都喜爱有着浓厚人文情怀的苏轼，但是沈括兄弟（兄长沈披）的科学精神也同样地令人敬仰。我们不知道后来的沈括为什么要陷害我们的主人公苏轼，但那些历史的恩怨早已都烟消云散了。 沈括，字存中，号梦溪丈人，浙江杭州钱塘县人，也是一个官二代，北宋政治家、科学家（注意，这在北宋的文人圈子里是极其少见的头衔）。他被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曾推动了中国科技大发展，代表作有《梦溪笔谈》《良方》《灵苑方》等。 沈括大苏轼五岁，早苏轼一年进入崇文馆，于是在苏轼进入崇文馆史馆后，两人便成为了关系比较好的同事，他们还有着一个共同的好朋友李之仪。 他们一个善文，一个工巧，都是各自领域里的佼佼者。 但就是这么一位同事关系的人，却成了差点要了苏轼老命的“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沈括进入官场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他在嘉佑八年（1063）考中进士后，历任多个普通地方官。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技术类和文化类的工作占据更多比重，例如参与科技发明和文化编纂。正因为如此，沈括在重文抑武的北宋年间，官路就显得略显曲折。 为了能够在官场中赢得一席之地，沈括选择投靠当朝的权臣王安石，成为其变法派的附庸。 当时，王安石变法引发了巨大争议，多方势力角逐不断，而像沈括这样坚定支持新法的官员在实现其个人利益和政治理想的过程中，不得不采取极端手段。沈括在王安石二次拜相后相继承担重要职务，包括负责疏浚汴河、规划皇帝祭祀天地的《南郊式》等。 然而，沈括并非一个“书呆子”式的理工男，从乌台诗案的发端可见一斑。 这不，苏轼反对新法的帖子刚递到汴京，不久后，沈括便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地方考察新法的推行工作。路过杭州的时候，沈括还跑到苏轼那里喝茶聊天去了。 其实，他哪里是来找苏轼喝茶叙旧的，他分明是来收集苏轼反对新法的证据的。 可胸无城府的苏轼不知道沈括的来意，他只知道来的是他昔日的同僚，两人多年未见，苏轼热情地招待了沈括。两人喝酒唱诗，谈天说地，好不快活。 沈括走后，苏轼又先后调任密州、徐州知州。在地方任职的八年时间里，他革新除弊，因法便民，做出了不少政绩。 但他每到一处，也宣传了不少新法的弊端，写了很多批评和讽刺新法的诗文。而他的这些举动，早已传到了新党的耳朵里，并被怀恨在心。 话说当年沈括带着苏轼赠送的诗文回京后，马不停蹄地将苏轼诗文里讽刺新法的诗句，誊抄下来上表朝廷，但当时神宗和王安石都暂未采纳。可能是时机不到，直到后来沈括的这些所谓的证据就起了大作用，苏轼也因此差点命丧黄泉。 按理说沈括和苏轼曾为好同事，他为什么要告苏轼的御状呢？虽然没有告赢，但行为多少令人不耻了。 沈括是新法红人，与苏轼是敌对阵营。在宋朝那个党争激烈残酷的大环境下，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告苏轼的小黑状，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48章 沈括与王安国同志的励志故事 令人称奇的是，北宋时期的沈括不仅能作为一名政客混迹政坛、参与变法。 作为一名外交官，出使辽国他也能寸土不让；作为一名军事家戊守西夏，其功名与战绩亦能声名远播。 老沈还在数学、磁力学、光学、声学、化学、天文、历法、地形、地图、水利、医药、经济、军事、音乐、书画等等现代科学领域，都有着无比精深的研究。 沈括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石油”这一科学的命名，还在世界上最早经实验证明了磁针“能指南，然常微偏东”，即地磁的南北极与地理的南北极并不完全重合，存在磁偏角。甚至还撰写过音乐方面的专着《乐论》、《乐器图》、《三乐谱》、《乐律》等着作，只可惜没有流传到现在。 关于现代的飞碟（UFo），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里亦有详细的记载。 有一次，苏轼在路过镇江一带时，似乎也见过这种所谓的“不明飞行物”UFo，他在《游金山寺》诗中写到：“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游金山寺》） 沈括这种“达芬奇式”的百科全才，他用石油大量制造并命名为“延川石液”的墨块，就连苏轼用后都评价其“在松烟之上”。只是因为后来为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之需，挤兑了苏轼，令我们的古往今来的“苏粉”们不满了。 好在此时将要外任的苏轼，与大科学家沈括还并没有什么过多的交集与恩怨。 后来的沈括，也有了和苏轼一样的经历：贬为筠州团练副使，随州安置。沈括到随州后，寓居于法云禅寺，无亲无故，且行动受到很大限制。 随州的三年是沈括一生中最忧伤、灰暗的时期，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政治生涯，甚至对从政萌生出一丝“悔意”。不过，这种所谓的“悔意”是否与苏轼的遭遇有着关联，我们却不得而知。至少，我们在存世的苏诗中，鲜有沈括的影子，更别说诗词的唱和了。 苏轼与沈括在馆阁中作为同事在一起的日子是极短暂的，随后，苏轼即将到沈括的老家杭州任职了。 七月间 ，苏轼将要离开京师，因此有许多朋友要一一辞别。 首先是王懿敏公王素，是苏轼非常敬仰的老前辈，从在成都是结识，到今天离开京城要到杭州赴任。 苏轼来到了王大人位于京师的府上，与之饮酒到黄昏方散。 席间，两人自然而然地谈论起当时的时事。王公愤愤地说，我已年老了，恐怕看不到新法遗留下来的害处了，你要好自为之，别忘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话！ 苏轼离开京师前夕，又当面辞别了李大临，想当年张方平按照朝廷的意思举荐了李大临与苏轼为谏官，朝廷上也没有批准。一气之下，老张坚决向朝廷乞求出任南京留台（御史台）。神宗看到他的张爱卿态度是如此的坚决，就任命张方平为陈州的知州。 不管是出于公心还是私人感情，张方平顺带着把苏辙也带到了陈州，出任陈州教授。 所以，苏轼当面告诉李大临，这次赴杭州，要先到陈州与张大人和苏辙在一起住上一段时间，好好地叙叙旧再喝上两杯。 当苏轼到宰相曾公亮处辞别时，曾公亮发自肺腑对苏轼说，我受知于张公（张方平），所以才到今天的地步，是全凭张公的恩德啊！后来，苏轼见到了张方平时向其打听这件事，张公颇为惆怅，过了好久才说，我当时是秘密地推荐曾公亮的，当时绝对没有人知晓此事。 ——难道说是仁宗皇帝告诉他的吗? 苏轼这才知道，当时的仁宗皇帝是多么的信任与倚重张方平大人啊！ 苏轼在杭州通判的任命下达后，去向朝廷谢恩之时，在殿门外遇到了同日上朝谢恩的临淮郡通判赵庾（字成伯）。 临淮郡，郡治就在今天的江苏泗洪县南。 赵庾这个人，苏轼早就相识。那是在苏轼回家乡眉山守制之时，赵庾刚好从丹棱（音零）县（四川省眉山市下辖县）知县任上卸任到了眉山，两人从此结识。 后来，苏轼出知杭州时，与赵庾来往密切，直到苏轼出知密州时，赵庾又成了与苏轼搭班的通判。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苏轼在京师的这段时间，作诗极少，但有时也会稍作一点。 据苏轼自己写给友人的心中吐露，之所以有时候会偶尔再写几首诗，主要是自己的情志不够畅达，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抒发情怀的渠道而已。 在京师期间，苏轼与当朝的驸马爷王诜关系最铁，时常在一起评诗论画。我们前面说过， 王诜出身高贵，手里有不少书画中的精品与干货，而苏轼有的是极高的天赋与鉴赏水平，因此二人堪称是君子之交的好搭档。 王驸马常会差人给苏轼送去一些比如茶叶、药物、宣纸、笔墨、砚台、鲨鱼皮等物品慰劳一下，甚至还送过苏轼雕弓一张，箭矢十支，包指十个，要知道，这在当时都是时尚与上乘的礼物。 回想在京师上班期间，苏轼常常到静因院去参悟惟湜法师的高妙言论与超绝境界，如今要离开了，心中仍是念念不忘，什么时候才能够解脱政务的羁绊，真想再次去聆听一会大师的教诲。 在京师时，苏轼还与薛向（字师正）有过交往，当时薛向任江淮荆浙发运使（掌经制钱及和籴之事）。正是有着老薛的鼓励与支持，苏轼才有胆量敢于直接上书朝廷对当前的时政仗义执言。 还有，苏轼闲暇时还曾与陕西都转运使孙永谈论过养生方面的问题。 在养生方面，苏轼认为，被养生家称为“黄婆”的脾脏，只要调养得好就能长寿，调养不好就会短寿。脾胃安好，百病不生就能身康体健。 在这里，关于脾胃的作用，苏轼的理解也是大致正确的。现代医学认为： 胃是食物消化的主要场所，具有接受和容纳饮食水谷的作用。它通过胃液的分泌和胃蠕动，对食物进行初步的消化，形成食糜，为后续的消化吸收打下基础。 脾则负责将胃腐熟的水谷进一步转化为精微物质，这些物质是身体各部位所需营养的重要来源。脾还具有运化水液的功能，可以调节体内水液的代谢平衡，防止水湿潴留。 脾胃共同完成食物的消化吸收过程，将食物中的营养物质转化为气血，为全身提供能量和营养支持。 脾具有运化水液的功能，可以调节体内水液的代谢平衡。 当脾功能正常时，水液可以顺利排出体外，防止水湿潴留。脾胃还参与体内的排毒过程，通过消化吸收和代谢作用，将体内的有害物质排出体外，保持身体的健康状态。 脾胃甚至还与情绪调节密切相关。 中医理论认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气血不足会影响情绪的稳定。所以，脾胃功能良好的人往往情绪稳定、心态平和。相反，脾胃功能失调时，容易出现情绪低落、焦虑、抑郁等内耗情绪。 在专家、养生家盛行的当代，这一观点我们不敢去评判其优劣，至少还没有经过当世惯用所谓的“问卷调查”之类的论证。 苏轼为此还曾向江南的一位老寿星请教过长寿的诀窍，老寿星告诉他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异的方法，就一条，不喝或少喝汤水！口渴的太过时也不过是用水沾一沾嘴唇，也就是现在人说的平常少喝或不喝水。 但苏轼很赞成一个观点，并且坚定地认为，脾胃怕湿，喝水少了，才会胃气强盛，体液才会运行自然。即使冒着酷热远行，也要保持脾胃不能湿，千万不要总想着喝水，如此这般这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至少是有点另类的理论）。 通常情况下，我们一天喝多少水比较合适不能一概而论，需要根据个人年龄、活动量等因素来判断。若喝水比较多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出现不良反应，容易加重肾脏负担、水钠潴留、心脏负荷等。 对于正常成年人，每天的饮水量通常需要在四斤左右，若是做剧烈运动或是气温较高的情况下，出汗量会相应增加，还需要适当增加饮水量，才可以有效为身体补水，避免出现缺水的状态。 我们知道，水是经过肾脏排出体外的，若饮水量过多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加重肾脏负荷，长时间的肾脏过负荷，还有可能导致肾脏的功能衰竭。 喝水过多会超过人体的正常代谢，身体当中的水分不能被及时排出体外，就有可能会引起水钠潴留，也会造成身体水肿； 饮水量较多的情况下，容易稀释身体血液，增加心脏的负荷，尤其是本身就存在心功能不全或心功能衰竭的患者，过度饮水有可能加重局部症状。 所以说，苏轼的观点也不完全正确。 实际上，苏轼需要被普及的现代医学常识是：水是生命之源，是人体必需的东西，该补充时就要及时地补充，减少喝水并非真正的养生之道。但生活中也不能过度饮水，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苏轼还与王安石的大弟弟王安国论过诗。（从这一点，我们看到苏轼还是很会搞关系的） 王安国，字平甫，此人不但文才出众，而且长期尽心尽力侍奉母亲，广结善友，是个出名的贤士。 王安国因不愿倚仗其兄王安石之势谋取功名，因而未能中第（好难得哟）。熙宁元年（1068）经朝臣——三司使韩绮的举荐，再经神宗召试，才勉强地被赐进士及第，任西京国子监教授，教授西京国子。 此时的王安国已四十一岁，方从布衣入仕。 因为他是王安石的胞弟，熙宁四年（1071）任满回京时，神宗召见，询问外界对王安石变法的反映（这一票很重要）。 王安国对王安石变法不甚理解，颇有微词，就直说道：“恨之人不明，聚敛太急耳！”（外面说他用人不当，敛财太急了）。这自然与神宗的想法相悖，神宗不悦，未予重用，只授予崇文院校书，后改为着作佐郎秘阁校理，世称“王校理”。 王安国对变法由不理解到反对，因而对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吕惠卿和曾布也很有意见，当王安石以兄长之名劝他少沉溺于吹笛时，他则反讥其兄远离小人。 吕惠卿对此非常气愤，熙宁七年（1074）间，趁王安石罢相，他任参知政事之机，借郑侠以《流民图》反对新法下狱事，认为王安国与郑侠属同党，将其削职放归乡里，“天下之人皆以为冤”。不久，朝廷决定再次起用他时，他却不幸因病亡故，时年四十七岁。 听了以上对于王安国的介绍后，大家都可能知道了王安国的为人，绝对是个实在人。那么，接下来言归正传，说一说苏轼与这位小王论诗的段子。 话说王平甫有一首叫《甘露寺》的诗，里面有两句“平地风烟飞白鸟，半山云水卷苍藤”，是王安国同志最为得意的句子。 当他自信满满地拿给苏轼看时，心直口快的苏轼说道，全篇还就好在一个“卷”字上了，只是那个“飞”字不太恰当！ 王平甫同志沉吟良久后对苏轼说，要是那，阁下认为换成哪个字要更好呢（有点君子的气度）？ 苏轼信手拈来道，您认为换成“横”字如何，——平地风烟横白鸟！ 这时，相对老实（也可以说是厚道）的王平甫顿时竟“叹服不已”。 被折服的王平甫，不久后得到了一方心爱的砚台，首先想到的是是拿到了苏轼那里，硬是让苏轼给此砚台作了一篇铭文才罢休。 闲来无事时，苏轼还会去宋道（字叔达）家听老宋弹琵琶。 宋道，河南（今洛阳）人，有一兄叫宋选，有一弟叫宋迪。这种宋人起得名字很有特色，使得观其姓名之偏旁部首即可大概看出他们是兄弟的关系。 宋道这个人，想当年与其弟宋迪同榜等进士甲科，此人“善为诗歌”。因此上说，老宋与苏轼也算是一路人，所以苏轼常去找他听琵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苏轼还曾到驸马都尉李玮（字公炤）家欣赏过晋人的书贴，因李玮的老婆是仁宗皇帝的长女兖国公主，所以家里也有不少的干货。 书贴方面，李驸马家里就有不少的晋人贴，比如晋朝谢尚、谢鲲、王衍等人的墨迹，都比较出色，其中尤以王衍的书法最为超凡脱俗，只是上面都盖着小印章“涯”字，让人都一头雾水！ 第49章 陈州之行的怡然自得 苏轼认为，自唐太宗时期就开始以重金征集晋人法帖，光二王以下的就有上千轴。这些书法作品中的《兰亭序》被用玉匣盛放陪葬于昭陵，世人再也见不到了，其余的都收藏于皇宫中的秘府内。 到了武则天当政时，那些法帖被她的两个面首张易之、张宗昌兄弟盗出不少。 后来都陆续的流落到民间，后大多都被权贵人士王涯和张廷赏所收藏，所以上面都有着一个“涯”字的印章。 后来王涯倒台了，府上被军士们抢劫。可军士们都只看上了用金玉制成的卷轴，而将书法作品剥下来随手就扔了，李驸马家里的这些晋人帖也许就是被军士们扔掉的书法作品。 这时候，王安石在京师正好着述了一本《字说》，意欲刊行天下，在这方面本就满腹经纶的苏轼当然不会买账。单纯不买账也就罢了，心直口快的苏轼总想时不时地找茬来恶心王安石一下。 其中最为着名的段子就是： 苏轼取笑王安石的《字说》道，如果以竹鞭马为“笃”，那么，以竹鞭犬，有何可笑？ 还有，王安石曾说过的话，“鸠”字从九从鸟，自己也算是找到了证据。苏轼戏谑道，《诗经》中说，鸤鸠在桑，其子七也。若是加上他们的爹娘，正好是王荆公所说的九个。 也有说苏轼因为不满 《字说》 贻害天下，曾找到王安石当面理论过。 苏轼举例说，拿“犇”和“麤”而言，牛之体壮于鹿，鹿之奔速于牛。但是，三个牛字组合起来却成了奔跑之意，而三个鹿字组合起来怎么就成了粗壮之意呢？ 当时的王安石被问得哑口无言，脸红脖子粗的。 因此，有人还脑洞大开地断言：后来的党伐之论，愈来愈烈。以至于苏轼的黄冈之贬，也许不全是因为诗稿里的攻击，似乎还可能与苏轼对王安石《字说》秉持不恭敬的态度有着微妙的关系。 当然这只是一些无谓的猜测，想必王宰相的心眼儿还不至于这么小！ 苏轼要离开京师了，侄子苏林的寡妻带着两个孩子苏彭与苏寿也同行去了陈州。 陈州，历史悠久，曾被称为陈或宛丘，如今被称为周口市淮阳区。传说是“人祖”伏羲氏即太昊定都和长眠的地方，历来被称为“天下第一皇朝祖圣地”，其原始遗址位于淮阳城东南的平粮台之下。 陈州的历史渊源可来头不小，淮阳区原本是华夏先祖三皇之首伏羲氏太昊的都城，称之为“太昊之虚”。这里有伏羲氏太昊陵；也是春秋时期陈国的都城宛丘。 宛丘，顾名思义，中间低，四周高的土丘；《宛丘》，《诗经·陈风》有一篇同名文章，全诗三章，每章四句。为先秦时代陈地民歌。《诗经?陈风》中展示了陈国都城宛丘女子载歌载舞、热情奔放的生活场景，与郑风脉脉含情、温婉静雅形成鲜明对比。 据《淮阳县志》记载，那里曾有一座俗称粮冢的高大土丘，高达两丈，占地广阔，拥有四座城门，林木茂盛，静卧在城东八里之处。 “平粮台”这一蔡河沿岸的重要古城陈州（今周口淮阳区）在民间可谓是人人皆知，这主要归功于戏剧《包公下陈州》或民间故事《包公放粮》在民间的广泛流传。 这一地名源于一段历史故事： 北宋仁宗年间，陈州遭受了连续三年的严重灾害，导致饿殍满目。国舅安乐侯庞昱滥用职权，克扣赈粮，肆意残害百姓。包公得知此事后，前往陈州调查赈灾情况，最终将庞昱绳之以法。 而庞昱先前在赈粮中掺入的沙子，便形成了如今我们所见的“平粮台”。 其实，历史上的真实的“陈州放粮”故事是包拯奉命下到陈州察访，了解了陈州灾情后，回到京城上书仁宗皇帝反映陈州因粮食歉收而农民交不上皇粮的实情。 仁宗帝因此特降诏书，准许陈州百姓根据大麦、小麦的实际市场价格，就近缴税，防止地方官以粮食“折现”（本来朝廷规定一斗小麦价格140文，但市场价小麦一斗才50文，所以折现后相当于三倍赋税）及运输、仓储等名义盘剥灾民。 在当时，陈州一带是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因此蔡河沿岸的陈州是国家和军队的粮食仓储基地。陈州粮仓外城粮仓主要存放粮食，中城粮仓主要存放军需物资，内城粮仓主要存放国家私藏物品。 陈州便利的水运交通成为国家军队进发的主要出发地和军需物资供应基地，也是汴京西南重要战略防御重镇。以“先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闻名于世的范仲淹和其子范纯仁，也曾先后出知过陈州。 宋时自京师开封府到陈州，走水路极为便利。 在舟行水上之时，苏轼还不忘作几首小诗以自娱。当然，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苏轼当时的心情还是较为舒畅的，无限的美好生活好像在杭州正向他招手呢。 到了陈州，除了与苏辙一家的欢聚外，苏轼还拜见了恩师张方平，此时的老张正出任陈州的知州。 在知州张大人府上，苏轼看到了张方平近来读杜子美的诗作，也乘兴和诗一首。 这是一首二十韵的五言排律，苏轼在三十六岁正值壮年，在他的和诗中，苏轼以李太白的古风提唱，用“下平四豪”这种难韵唱和张方平的读杜诗，本身就极有难度。 况且，在苏轼的和诗中，能够做到主宾判然，疏密相间，在大量的排比之间，施以流走之法。这样下来，全诗的面目似杜，而气骨却是苏轼的，既有杜子美的步步为营的缜密，又有苏子瞻的句句直下之快意。 “恨我无佳句，时蒙致白醪。殷勤理黄菊，为遣没蓬蒿。”（《次韵张安道读杜诗》） 这种直白通达的诗句，使得后世的苏学研究者纪晓岚先生赞叹有加。纪晓岚评价此诗道：字字沉稳，句句飞动，而结尾蕴藉，此为诗人之笔！ 八月初十，苏轼与当时的陈州州学教授、试国之四门助教崔度一起对饮于月下。 这时候的苏辙刚到陈州，脾与肺间都有暗疾，正好当时陈州有一道士叫王江，授以道家的服气之法，试后顿觉有效。 于是，苏辙严加练习，后来竟终身修习不辍。 崔度这个人，精通经史子集，熟知各项事务，就连举荐者韩琦都认为他是个人才。后来，因为崔度被贬谪海外，苏轼还给好友欧阳仲纯写过信，拜托照顾一下仍寓居在陈州学舍里崔度的妻儿。 此时，杭州府过来迎接苏轼的官差还尚未过来，一旦公人过来，苏轼就得立马动身南下。 熙宁四年（1071）八月二十五日，张方平被判以南京御史台（官署名，掌拜表行香，纠举违失）。 前文说过，北宋时的南京不是现在的江苏南京，而是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一带。因张方平以年老为由数次坚决向朝廷乞求出任南京留台（御史台），这次终于获得神宗皇帝的准许。 在苏轼为张大人送行的《宋张安道赴南都留台》诗中，“无人长者侧，何以安子思”两句本是夸赞张方平之贤的句子，日后被人抓住了把柄，成为了《乌台诗案》的一项证据。 苏轼在京师任职时，就结识了孟州济源人傅尧俞（字钦之）。此时在陈州听说了老傅的“济源草堂”落成，还专门寄诗道贺。 谁知，元岉元年，傅尧俞竟伙同朱光庭、王岩叟等人对苏轼进行了疯狂的诬陷与谤讪，企图置苏轼等人于死地。 向老傅的草堂寄诗道贺之后，苏轼又在闲暇之余给去年八月去世的好友陆诜写了挽辞。 陆诜（音深），字介夫，余杭人。进士起家，除知延州（北宋延州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延安市），后以龙图阁直学士右谏议大夫集英殿修撰知成都，此人为了蜀地百姓而反对青苗法，故世称“陆龙图”。 关于“龙图”，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最为着名的是包拯包龙图。 但据旧制，“龙图”这一称谓极为讲究： 直龙图阁谓之假龙，待制谓之小龙，直学士谓之大龙，学士则谓之老龙。总之，在我国古代对于级别与名分那是极其看重的。 这位陆大人，自从朝廷的青苗法一出，就立即上奏朝廷极言蜀地民夫刀耕火种，食不果腹，不得不种植一些芋头辅助充饥。如今课税又极重，老百姓不论如何节俭过日，都不能偿还官府的课税，马上就要陷百姓于死地了。 所以，在陆诜的挽辞中，苏轼用了“挺然直节庇峨岷，谋道从来不计身”（《陆龙图诜挽词》）来形容自己的老友“陆大龙”。 此时的馆阁之中，天下事正议论纷然，莫衷一是。 昔日文同在馆阁任职之时，从未对时事发表过任何的褒贬之语。但此时的苏轼，却是数次上书朝廷以言时政，不时评论天下之事。下朝后，仍是不加节制，公然与同僚或是宾客高谈阔论。最为重要的是，苏轼每每谈及时事，话里话外常透露出讥诮之意！ 大表哥文同那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每每苦口相劝，但心直口快的苏轼此时却听不进去任何的劝诫。 后来苏轼出任杭州通判时，文与可已在陵州（今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任上。不放心的大表哥文同还时常给苏轼寄诗加以规劝，以至于后来表哥的规劝诗写多了，竟然有了一句成了名句警句被堂而皇之地载入到了诗史：“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不吟诗”。 当苏轼还在陈州时，柳瑾（字子玉）这位极善诗词及行草书的北宋着名书法家被贬谪到了寿春（治所在今安徽寿县寿春镇）。 柳子玉本为苏轼堂妹夫柳仲远之父，平素与苏轼交情甚厚。这次老柳舟行路过陈州，自己的政治前途暂且不论，自然不会放过与苏轼兄弟相晤的机会。 老柳先是给苏辙寄了两首诗，苏轼作为临时的东道主，也郑重地和了两首。其中“图书跌宕悲年老，灯火青荧语夜深”（《次韵柳子玉过陈绝粮二首其一》）句，深得清人纪晓岚的青睐，夸这种描述简直是“澹语传神”！ 陈州有位陶渊明式的隐士，名叫李宗易（字简夫），此人少时好学，作诗仿效白居易，与晏殊相知尤深。他是真宗天禧三年（1019）进士，仁宗庆历元年（1041）任御史台推直官、秘书丞，官至太常少卿，正四品官职。晚岁归隐，优游林泉十六年。苏辙在陈州做博士时，常与之游。 苏轼到了陈州后，自然也想与之结交。 因为苏轼素来就崇拜陶渊明这样的隐士，他认为陶渊明这种人，最难能可贵的是具有真性情，他专门用了一个名词，叫“真率”。 就像陶渊明想做官了就去做官，从不以求官为耻；不想做官了便挂印而去，而不以退隐为荣。没饭吃了就去向别人去乞讨，自己能吃饱了就杀鸡具黍来请别人喝酒。完全不会因名利而迷乱，不会为穷困而动摇其志。 面对陈州的这位当世的“陶渊明”，苏轼初次到就前去求见。 不巧的是，李宗易却正在病中，无缘相见。好在二十年后，苏轼有幸从李宗易的孙子李公辅处得到了老李亲手书写的七十多首自作诗。当时，苏轼读后还大为叹息道，这人是君子啊，可惜再也看不到了！ 也不知此人到底有多大的能量，能让苏贤良心服口服的，反正我们对陈州的这位当世“陶渊明”是真服了！ 在陈州的日子里，苏轼兄弟俩一起结伴游玩自是必不可少的项目。 兄弟俩先是游览了陈州城北的柳湖，柳湖周边有上万株柳树。陈州古称宛丘，水资源历来较为丰富，因此种植柳树就多。 在柳湖，兄弟俩都作了十一韵的七言长诗，在诗中也没有具体的事物所指，仅是兄弟俩的一些生活所感。 第50章 苏轼兄弟的颍州之别 柳湖之畔，苏辙看到柳絮上的柳花落入水中，便对哥哥说这些柳花不久将会变为浮萍。又说松树的性情比较坚韧，而松露落到地上就成了仙茅。一旦成为了仙茅，功力就十倍于松露。 “仙茅”这种玩意儿，我们网搜一下就会知道： 它是一种用于补虚、补阳的中药材，主要成份为石蒜科植物仙茅的根茎，具有温肾壮阳、祛寒除湿等功效，用于治疗肾阳不足、命门火衰、阳痿精冷、小便频数、腰膝冷痛、筋骨痿软等症。 我虽然很纳闷，但又限于古人的认知水平——就此打住不再深究了。 但又看到苏辙的《宛丘二咏·叙》中记载：宛丘城累岁无水，开元寺殿下有山茶一株，枝叶甚为繁茂，但是却数年而不开花。苏子瞻到此，每每以此为恨！ 从这些描述就可以看出，苏辙对于他的哥哥倒是知根知底的，若是这株原产于云南大理一带的山茶花能够盛开，那么他子瞻哥哥该会多么高兴啊！ 于我们而言，几百年之后，这株幸存下来的山茶花极有可能就成了“东坡山茶”了。 后来，长久干涸的柳湖忽然有了水，开元寺的那株山茶果真就开了花！这件事被兄弟俩用诗记录了下来，——大概是被兄弟俩的真诚感动了吧！ 在陈州逗留的七十多天时间里，兄弟俩把陈州城周边凡是值得一观的地方都游了个遍。 在柳湖的旁边有一座土丘，当地人将它称之为“铁墓”。那是由于护城河的河水常年的侵蚀之故，这座土丘的地基已经露了出来，甚至可以看见有铁条在禁锢着土丘。 这里还有一座寺庙叫“厄台”，当地人传说是当年孔夫子困在陈蔡之地时居住过的地方，又有人说这里是东汉陈愍王刘宠用来教习弓弩的教台。因为继承过陈王爵位的刘宠曾经勇猛过人，擅长使用弓弩 ，箭法非常高超，可以十发十中，而且都是射在同一处。 苏轼兄弟经过自己的判断，觉得还是第二种说法靠谱些，也即该土台是刘宠的教弩台比较靠谱一些。 进入九月，秋高气爽，暑热尽退，苏轼要离开陈州南下了。 在没有现代通讯工具的古时候，每一次的相见与别离都是十分惆怅的，屈指数来，兄弟俩短暂的人生中已有三次的别离了。 第一次是在嘉佑六年（1061），苏轼要去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任上时，苏辙与兄长相别于郑州的西门外。 第二次是治平二年（1065），子由要到赴大名府推官，与哥哥别于京师。 第三次是熙宁三年（1070），苏辙要赴陈州学官，又与哥哥作别于京师。 所以，这次离别对于涉入仕途渐深的兄弟俩来说，又是一次更为悱恻至深的远别。 兄弟俩决定，借着去颍州（今安徽省阜阳市）拜访恩公欧阳修的机会，子由一路陪同将哥哥送到颍州。 到了颍州，兄弟俩先到府上拜见了恩师欧阳修。 欧阳修出守颍上时，因为是欧阳老先生的卜居之地（古时候所谓的卜居就是自己选择的地方），所以当地的山水风物深得老先生的喜爱，曾做了许多的诗词歌赋来赞美它。 只可惜，老先生仅仅卜居颍州一年就病逝了，好在苏轼兄弟与恩师能够在此相见，并一起畅玩了几天。 当时的王介甫正志得意满地推行新法，欧阳修却坚决求退，出守州郡，但在地方上又不忍心让新法贻害到老百姓，就以各种理由限制青苗钱的散发。王安石闻知后，害怕欧阳文忠公被复用，对他的憎恨越来越深。 就是在这种朝野动荡之时，得知苏轼兄弟的到来，欧阳公还是异常的高兴。 他专门在颍州的西湖边置酒为苏轼兄弟接风洗尘，当时欧阳永叔身边的子弟与门生众多，却单单把苏轼兄弟请到了上宾之席。 席间，欧阳公发自内心地对苏轼说，你此次前来，老夫非常高兴。我以前一直践行的为文之道，那是与天地间之大道并存的，如果说今后凡是为了眼前利益而改变操守的士子，那他就不配是我的弟子！ 前面说过，欧阳修对于当时绮丽雕饰的浮夸文风是极为厌恶的，并且也是身体力行带头要求变革的。苏轼再次当面聆听了欧阳公的教诲后，赶忙向欧阳公叩拜道，我苏轼至死也不敢把这些话给忘了（有死无易）！ 欧阳永叔又说道：小苏，你不日就要到杭州去赴任了。杭州的西湖边上有位高僧惠勤禅师，他与老夫有过交往，此人极有文采，尤其擅长写诗，以前我曾将所作《山中乐》等三首诗赠送给他。 欧阳公最后还不忘给苏轼引荐自己的熟人。 他给苏轼说，小苏啊，等你公事交割完毕，今后在治理州郡的闲暇时光，如果暂时找不到可以游玩于湖山之间的知己，可以去找一下老夫的挚友惠勤禅师。 后来，苏轼按照欧阳公的嘱托，到后任的第三天就在孤山下找到了惠勤。 二人果然也是一拍即合，畅谈了当世的知名人物。 惠勤道：欧阳永叔大人，本属于天界的人物，当世的凡人大都只看到他住在凡间，而不知道他能够乘白云架清风，游历五岳而横跨大海。此地的百姓，还都深深地为欧阳大人没有来过杭州而感到遗憾呢！ 欧阳公一生热衷于奖拔士人，虽然有人日后背叛过他，但他从不计较，而是常把过失归结于自己身上。 欧阳公不喜欢佛学及道家学说，但只要是这些佛道之徒有研究诗书或是仁义礼智信的，欧阳公也会不遗余力地鼓励和提拔他们。惠勤与欧阳永叔先生交游三十多年，欧阳公也并没有给过惠勤什么实惠，但是欧阳修逝世后，每逢提起欧阳公没有不失声痛哭的！ 在颍州时，苏轼与欧阳公谈起了他的大表哥文与可时，对与可的两句诗“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赞不绝口。 谁知，欧阳公听了却哈哈大笑道：与可不会做这号艳词的，极有可能是吟诵别人的诗句！ 其实只有苏轼知道，他的大表哥外表为人沉稳持重不假，但是世人只知道文与可会画墨竹，而鲜有人知晓他的高才能兼诸家之妙，其中与可的诗也是尤为精绝的！ 熙宁四年（1071）。 秋风乍起之时，到了苏轼南下杭州赴任的日子了。 这一次，兄弟俩要在颍州再次分别了。 颍州，宋属河南道，汉代汝南郡之汝阴县。此地西北距京师开封七百里，东至寿州（今安徽淮南市）二百六十里。 “征帆挂西风，别泪滴清颍。”，这是苏轼在《颍州初别子由二首》中的起首之句，纪晓岚先生读了这两首诗后，说它“悱恻深至”。 兄弟俩都知道“留连知无益”，只有“惜此须臾景”（《颍州初别子由二首》）。这次离别的场景在苏轼看来尤为“酸冷”，他在诗中说弟弟苏辙的秉性最像他们的父亲，表面木讷且刚静，沉默寡言的程度达到了《周易》中的标准“吉人之辞寡”。 不过，这两首诗后来也有一段小插曲。 其中有一句，“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同上），说的是苏辙在制置条例司充任检祥文字时，因为与新法不合，向朝廷乞求罢任。 后来的《乌台诗案》爆发，有反对者指出苏轼在这里是感叹自己的弟弟离开朝廷之勇决，另外还有讥讽新法不便之嫌。这是后话。 闲话少叙。 话说苏轼一行乘舟沿沙颍河南下，一路顺风顺水，十月初二便到达涡口（涡河注入淮河的地方，位于安徽省怀远县东北）的五里所，因遇到大风天气，只得在原地留宿。 下面，面对今天年轻一代的小帅和小美们，我们有必要着重普及一下我国古人出行必备的水路交通： 历史上，我国的先辈将四条独立入海的大川及其八条主要支流称为“四渎八流”。 “四渎”是江（长江）、河（黄河）、淮（淮河）、济（济水）。 “八流”分别是： 黄河的支流渭水、洛水； 长江的支流汉水、沔水； 淮河的支流颍水、汝水； 济水的支流泗水、沂水。 “四渎八流”都源出名山，河出昆仑、江出岷山、淮出桐柏、济出王屋。由于所流经的区域文明进化得又比较早，因此古人视“四渎八流”为具有神性的大水。 “八流”中的颍水即颍河，它是自然形成的河流。 颍河，古称颍水，又有渚河、沙河之称，相传因纪念春秋郑人颍考叔而得名。其主要支流为沙河，因此也被称为沙河或沙颍河。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曰：“颍水出颍川阳城县西北少室山……秦始皇十七年灭韩，以其地为颍川郡，盖因水以着称者也。” 颍川即今禹州，阳城县西北少室山即登封嵩山。 沙颍河发源于河南登封境内的嵩山，先后流经禹州市、襄城县、许昌县、临颍县、西华县及周口市等地，在周口市纳入沙河及贾鲁河后，继续流经安徽省的界首市、太和县、阜阳市、颍上县等县市，最终在安徽寿县正阳关注入淮河。 颍河与沙河又是单独存在的河流。 颍河属淮河的支流，同时也是沙颍河的左岸支流，发源于登封市少室山，流经登封市、禹州市、襄城县、许昌县、临颍县、郾城区、西华县，至周口市西北孙嘴，最终汇入沙河。 此外，沙河的上游古称滍水，其历史可追溯至更为久远的时代。 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滍水发源于南阳鲁阳县西的尧山。这个地区不仅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还见证了历史上许多重要的事件。例如，东汉时期的邓艾曾屯兵沙颍河畔，这段历史也为沙颍河增添了更多传奇色彩。 在漫长的岁月里，沙颍河承载着南北的货物与文化，成为了连接两地的重要纽带。如今，我们不仅需要回顾那段辉煌的历史，更要深入探索沙颍河的起源与两岸的千年文化遗存。 沙颍河，这条历史上的水运大动脉，见证了周口地区的繁荣与变迁。 进入宋朝，国都开封的漕粮主要经惠民河（即沙水旧称，亦称蔡河，俗呼小黄河）运输。 惠民河在周口汇入沙颍河，东流入淮河，形成了宋朝的漕运水道。 所以说，沙颍河不仅是一条承载着南北货物与文化的河流，更是一条蕴含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河流。通过深入探索其起源与以及两岸的千年文化遗存，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条河流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 天放晴之时，苏轼的船只已出颍口（颍水与淮河的交汇处），隐约已经可见寿州的淮山了。 在这烟雨蒙蒙的天气里，三十六岁的苏轼乘坐的赴杭州的船只，已快要到寿州的地界了。 二十三年后，还是这样一个烟雨凄蒙的天气里，苏轼被南迁到虔州（今江西省赣州市）时，面对似曾相识的场景时，还发了一通的感慨，“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茫”（《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 到寿州时，寿州的地方官李定李少卿在城东的龙潭湖畔，设宴饯行了苏轼一行。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李定与那位少学于王安石的李定只是同名同姓，但那位在后来曾数度诬陷苏轼的李定（字资深）是扬州人，而现在身处寿州的李定却是山东济南人。 寿州境内有淝水。 淝水又作肥水，源出肥西、寿县之间的将军岭。它分为二支：一支向西北流者，经二百里，出寿县而入淮河；另一支向东南流者，最终注入了巢湖，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中的淝水就是指它。 而那支向西北流的支流，流经寿春外郭东南隅的阿之榭时，在其东侧水汇成潭。 不管三春九夏，湖中时常有红艳荷花覆盖着湖面，煞是好看，此湖在当地谓之东台湖，李定设宴安排苏轼的地方就在这里。 出了寿春，沿淮河一路向东，不日即达濠州（今安徽凤阳县）。 凤阳县的建置，可上溯到秦汉时期，原来初名钟离县。 元朝末期，朱元璋打败了张士诚，奔回老家濠州，改濠州为临濠府。明洪武七年（1374）明太祖朱元璋又将府治迁往凤凰山之阳，赐府名“凤阳”，一直沿用至今。 在濠州，苏轼先后游览了涂山、彭祖庙、逍遥台、观鱼台、虞姬墓、四望亭、浮山洞等濠州的七处名胜，还分别作了诗。 我们注意到，七首诗所用的韵均为平声韵，但凡人在心平气和之际，作诗多用平声韵。苏轼同志也不能免俗，在这里用了平声韵，正说明他在此刻的境况里心情还是较为愉悦的。 第51章 平山堂前的师生之谊 一路向东，到达泗州（今江苏省盱眙县境内）时，苏轼又受到老朋友赵庾（字成伯）的热情款待。 赵庾这个人我们前面提到过，他与苏轼早就相识。那是苏轼回家乡眉山守制之时，赵庾刚好从丹棱（音零）县（四川省眉山市下辖县）知县任上卸任来到眉山，两人从此结识。 后来，苏轼出知杭州时，与赵庾来往密切，直到后来苏轼出知密州时，赵庾又成了与苏轼搭班的通判。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这次苏轼是要去杭州任通判，而赵庾也是刚到任的泗州通判。二人接到任命同日上朝辞谢时，还在殿门外闲聊过，不想今日又在此地相会，老赵带苏轼游览了当地的僧伽塔与位于盱眙县龟山镇的龟山。 僧伽塔是宋太宗下诏为来自西域何国的高僧僧伽所建，据传塔内有高僧焚化后的肉身。而龟山的原址，却是元嘉年间宋文帝为抗拒魏国而修筑的旧城。 游完后辞别了老友赵庾，苏轼搭乘的客船沿淮河一路东进，就到了一处巨大的湖泊——洪泽湖。 洪泽湖在清河县东南六十里，湖长达八十里之巨。此湖原是泄水不畅的洼地，发育在淮河中游的冲积平原上，后潴水成许多小湖，受历朝历代的黄河夺淮的影响，最终逐步形成了如今的洪泽湖。 当苏轼的船只刚刚到达洪泽湖宽广的湖面之时，忽然一阵强劲的东风刮来，船夫只得“挂帆却西迈，此计未为非”（《发洪泽中途遇大风复还》），又将船只折返回到避风处。 到了十月十六，洪泽湖上依然“风高月暗云水黄”（《十月十六日记所见》），但是苏轼一行却不能无限期地延长行期。只好连夜出发，向着山阳（今江苏射阳县）的方向进发。 这条长长的淮河，在此后的十数年时间里，曾三次接纳仕途浮沉中颠沛流离的苏轼，“好在长淮水，十年三往来”（《过淮三首赠景山兼寄子由(其一)》）。 船到京杭大运河转了个弯，就一路南下了。 到了扬州，苏轼的三个老同事刘攽（字贡父）、孙洙（巨源）、刘挚（字莘老）都在扬州太守钱公辅（字君倚）的府上迎候多时了。 苏轼和这几位偶聚扬州的官场失意被外放的同事们，畅快地吟诗作对，好不快活。 别后数日，苏轼分别又以三人的表字中选一个字为韵，做了《三同舍》诗，寄给了这三位老同事。其中刘攽用了“贡”字，孙洙用了“源”字，而刘挚用了“莘”字。 在这三首诗里，苏轼照例是对这三位同僚的各种称颂之语。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这三位同志都是用过各种手段反对过王安石新法的，都是与王氏合不来而主动请求外任的小京官。 此次的刘攽正在泰州刺史任上，孙洙则是要以同知谏院的身份出知海州（今连云港市），正好从此路过，而刘挚是路过扬州要以馆阁校勘、监察御史的身份外放到湖南监衡州盐仓任上的。 这次的欢聚虽然给身在异乡的他带来了温暖，苏轼的诗也给诸位的外放生涯带来了慰藉。 唯一值得遗憾的是，苏轼给刘莘老的诗中有一句“暮落江湖上，遂与屈子邻”（《广陵会三同舍各以其字为韵仍邀同赋 ·刘莘老》），被后来的变法阵营抓住了把柄。 说是屈原被放逐在潭湘之间其实没有罪，今天的刘挚也被作为监衡州盐仓贬谪到了湖南。既然说屈原没有罪，那么与之比邻而居的刘挚因论新法不便被责降，这件事本身也就没有过错了！ 另外，还有一句“出试乃大谬，刍狗难重陈”（同上），被指苏轼是借庄子诋毁孔子的典故在指责王安石集团的用人之道，把用过的“刍狗”继续拿出来使用，比喻以前那些个小人早已不可再用了。 以今天的世俗理论来看，这样明显看似引经据典的精彩比喻，却是最容易被对手抓住把柄的地方！ 到了扬州，苏轼自然还要到平山堂下凭吊一下自己的恩师欧阳公，这是苏轼此生第一次从平山堂下经过。 平山堂始建于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由于当时出任扬州太守的欧阳修，非常欣赏这里的清幽古朴，遂于此筑堂。 此堂与千年古刹大明寺相依相连，坐在堂上向远方俯瞰，江南诸山，历历在目，连绵的群山似与堂平，平山堂因而得名。遗憾的是，今人再走过平山堂前，古人所言的杳渺远山已不见了踪影，代之的则是雾霾中林立的高楼大厦。 平山堂是专供当时的士大夫、文人吟诗作赋的场所。 平山堂建成后，欧阳修恨不得日日偷闲前往，登临燕游。那时他写下的诗句“我欲四时携酒去，莫叫一日不开花”（《谢判官幽谷种花》），真实地流露出他对平山堂的钟爱之情。 八年后，欧阳修为刘敞（字原父，一作原甫）出任扬州太守的饯行宴上，又写下一首关于平山堂的着名词作——《朝中措·平山堂》： 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 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 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晴空万里、空山迷蒙的美景，豪迈旷达的“文章太守”一饮千钟、下笔万言的形象跃然纸上。 平山堂之后是谷林堂，修建这座谷林堂则与苏轼有关。 元佑年间，苏轼由颍州徒知扬州时，为纪念他的老师欧阳修而建，堂名即取自苏诗“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疏”（《谷林堂诗》）之中。在欧阳修之后，苏轼曾经三过扬州，每次都在见证着与延续着他与欧阳修有师生之谊。 元丰二年（1079）四月，在官宦场上辗转流徙的苏轼由徐州太守移守湖州，再次途经扬州，稍作淹留，得暇便登临了平山堂。 在这里，他不免追忆故人——伤感地想起他的老师欧阳修，遂作《西江月·平山堂》，以此追怀已仙逝十载的恩师，词中写道：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 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 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熙宁四年（1071）的十一月三日，苏轼一行船抵润州（今江苏镇江）。 镇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春秋时称为“朱方”，战国时改称“谷阳”，秦朝时称“丹徒”，三国时为“京口”，南朝宋在京口设“南徐州”，隋统一后改置“润州”，镇江之名自北宋沿用至今，民国时期还曾临时作为江苏省的省会。 由于地处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两条黄金水道的十字路口，加之镇江是长江与京杭大运河唯一交汇枢纽，因此水运一直是镇江城兴起与发展的命脉。 金山寺就位于今江苏镇江市区西北的金山上，它始建于东晋，金山原是长江中的一个岛屿，古法海洞又名裴公洞，在慈寿塔西下侧的悬崖上，相传是金山寺开山祖师法海和尚初到金山时的住处。 据说，法海乃是唐朝宰相裴休之子，裴休笃信佛教，便送子出家，取名法海。 其实，现实中的法海是位尊重父意，立志向往佛学的好青年，他先在江西庐山学道修禅，后从庐山顺江东下，来到镇江金山。那时山上寺宇荒废，荆棘丛生，还有蟒蛇为害。 后来，他把原来盘踞岩洞中的一条白蟒斗败，驱蟒入海后便住在洞中。安顿下来的法海在此苦修，作为开山始祖的他开山种田、重振寺院，为创建金山寺历经了千辛万苦。 然而，在《白蛇传》中“水漫金山寺”的神话故事中，却把法海说成是阻碍破坏一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和美满婚姻的罪魁祸首，深遭世人谴责。这其实对法海是不公平的。 “水漫金山”的故事发生在江苏省镇江市西北长江岸上的金山寺上。 水漫金山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故事，在民间流传广泛，是中国着名四大爱情传说之《白蛇传》中的一段情节，为白娘子斗法海时所用的法术名称。 该故事出自于清代《白雪遗音·马头调·雷峰塔》：“金山寺里法海一见许仙，面带妖色，不放下山。怒恼白蛇，忙唤青儿，带领着虾兵蟹将，这才水漫金山。” 白素贞本是修炼千年的蛇妖，一天，它差一点被来山中捕蛇的捕蛇人捉住。 危急关头，是一位小牧童救了它。为了报答牧童的救命之恩，白素贞化为人形欲报恩，后遇到青蛇精小青，两人结伴，在西湖边寻找到转世的小牧童——许仙。白素贞施展法力，巧施妙计与许仙相识，并嫁给了他。 婚后金山寺和尚法海对许仙讲白素贞乃蛇妖，许仙将信将疑。 法海又给许仙看了小青和白素贞端午节喝雄黄酒后现出原形的画面，此时，许仙把所有的事情都想了起来。 许仙遂把法海当成了救命稻草，要前往金山寺去和法海参禅。 等了几日也不见许仙回心转意的小青大骂许仙无情，让白素贞干脆离开这里和自己一起修炼成仙。就在白素贞踌躇不定之时，她忽然发现自己有了身孕。 白素贞来到金山寺，让法海交出许仙，法海说自己从没有强留过许仙，是他自己不愿与蛇妖同床共枕做夫妻， 说罢，便让人去带许仙，哪知许仙却不见了踪影。 白素贞认定是法海根本不想交出许仙，在这里戏耍她，勃然大怒，准备闯寺。法海技高一筹，让白素贞始终无法得逞。 三人从地上打到了空中，小青请来雷公电母在金山寺上降雨，小青、白素贞合力将雨水汇集，要越过围墙将水灌入金山寺，然而法海却施法在寺周围建起护墙。 白素贞的水高一尺，法海的墙就会升一丈。 水势越来越高，终于水漫金山救出了许仙，却因此伤害了其他无辜百姓。白素贞触犯天条，在生下孩子后被法海镇压于雷峰塔下。 后来，白素贞的儿子长大得中状元，到塔前拜祭母亲，感化观音，将母亲救出，全家团聚。 当然，这些仅是民间的传说，好在世间的千秋功罪，历史自有评论。 据传，苏轼特意留存在金山的玉带距今已有九百多年了，这件珍品一度被时人称为国宝： 该玉带环宽约二寸、长约二尺，带上缀着二十四块米色白玉，有长方形、圆形、心形。清初被火焚毁四块，乾隆皇帝到金山时，命玉工补齐，上面刻有乾隆的诗句，只是后来补上的四块玉色和原有的玉色不同。 事情的真伪，如今已无从考证了。 苏轼到了润州，首先弃船上岸，游览了金山，当晚就夜宿金山寺。 金山原是屹立在长江中流的一个岛屿，有“江心一朵美芙蓉”之称誉。唐代的张祜描述为“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 苏轼的一位同事、大科学家沈括也曾赞颂曰：“楼台两岸水相连， 江北江南镜里天。” 遗憾的是，扬子江中的这个岛屿，由于大江东流，至清光绪末年（1903）前后竟与陆地连为一片，金山岛也就变成了一座山了。 不过在苏轼游览金山的时候，金山还是一座江心岛。 扬子江原是南京以下的长江下游河段的旧称，扬子江因古有扬子津渡口而得名，后也用作整个长江的代称。扬子江原本只是指长江下游，但由于这是西方传教士最先听到的名字，“扬子江”在西方国家的意识中也就代表了整个长江。 由于苏轼的家乡在长江水系的上游，孔子也曾说过，“江始于岷山，其源可以滥觞”。 所以苏轼也在模仿李太白同志“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的笔意，在这里写下了“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游金山寺》）的诗句。 这里面还有个小插曲，原本据文献记载，苏轼是熙宁四年（1071）十月十六到的金山，但后世的清代学者王文诰却不这样认为。 因为苏轼到金山寺后流传下来的诗中有“二更月落天深黑”（《游金山寺》）句，老王据此借助自己“霸气侧漏”的天文学知识，从月落在二更天，竟然推断出苏轼真正到达金山的时间为十月十三日。 这也是绝了！ 王文诰对于苏轼的研究四十年如一日，可是下过一番大工夫的，——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去默认这位老先生的观点。 第52章 一到杭州，遍地朋友 金山、焦山和北固山，自古被誉为“镇江三山”。 次日天刚亮，在金山寺洗漱完毕的苏轼，当然不会错过的另外两处名山，自金山放船，顺流而下就到了下游的焦山。 焦山是一座位于长江江心的岛屿，因东汉时的焦光隐居此山而得名。山体周围碧波环抱，林木蓊郁，绿草如茵，宛然碧玉之浮江。焦山与对岸的象山夹江对峙，正所谓“万川东注，一岛中立”，有江南“水上公园”之喻，被誉为“江中浮玉”。 焦山之所以享誉中外，其一是因为焦山耸峙于江心，犹如“中流砥柱”、“镇江之石”，气势极为磅礴。加之山寺隐约，水域广阔，环境幽美，宛若人间仙岛在水中缥缈。 其次是由于焦山上还藏有许多珍贵文物和着名古迹，摩崖石刻闻名中外，碑林墨宝之众多，堪与西安碑林媲美，为江南的第一大碑林。 在焦山，苏轼有幸见到了乡僧焦山长老。 从焦山上下来，苏轼又上了北固山。北固山由于北临长江，形势险固，故名北固。 登上山顶，东看焦山，西望金山，隔江相望，扬州的平山堂清晰可见，确实会使人有着“金焦两山小，吴楚一江分。”之感。 北固山上有座甘露寺，相传因晚唐宝历年间天降甘露于此山，名相李德裕遂主持修建。三国时期传说中“刘皇叔招亲”的故事就发生在甘露寺。 苏轼一行到了苏州，先是游览了虎丘。 虎丘位于今苏州城阊门外的山塘街，据传春秋末期吴王阊闾死后葬于此丘，后有虎踞其上，故称虎丘。 虎丘的人文历史可追溯到二千五百年前，和苏州古城的历史一样悠久。 在虎丘，苏轼观看了老前辈王禹偁（音称）的画像。 王禹偁，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县）人。北宋时期的诗人、散文家，还是个有名的直臣，因敢于直谏而屡遭贬谪。 巧合的是，此人在宋真宗时期也曾被贬谪到黄州过，这是苏轼万万没有想到的，苏轼此番之所以去观其画像，还只是单纯地崇敬老王的气节而已。 王禹偁的曾孙叫王汾，后来在和苏轼同朝为官期间，两人还不时有过交往。 苏轼在苏州时，恰逢苏州的报恩寺正在重造古塔，苏轼看到当地的诸位公卿与笃信佛教的善男信女都将各自收藏的舍利捐了出来。苏轼自己虽没有舍利可以捐献，但是自己却珍藏有一只龟形铜盒，这只铜盒还是老朋友王姬送他的。 彼时的苏轼在凤翔府任上时，辖地的武功县令王颐（字正父）与之相厚。 长安有个地方修古塔时，挖出来了这只龟形铜盒，王姬就送给了苏轼。苏轼一直是用它来盛放自己私人印章的，今天看到诸位捐出的舍利后，觉得用它来盛放舍利可能作用更大一些，于是就把铜盒捐给了报恩寺。 十月二十八，苏轼又沿京杭大运河舟行南下，不日即抵达目的地杭州。 到了杭州，公事交割完毕，安置停当后就第一时间给弟弟苏辙寄了两首诗，算是报了平安。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日后这两首诗中竟也有被变法集团视为“反动”的内容。 因诗中有“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迟钝终须投劾去，使君何日换聋丞”（《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其一》）句，变法派们认为，苏轼是借自嘲自己的能力不能胜任，暗讽当下的青苗、助役法等法均繁杂不可办理。 还有，在最后两句中，苏轼把自己比作是虽然耳聋但仍能机械地“拜起送往”的汉代官员许丞，希望陛下也能早日换掉自己这位“聋丞”。 那意思是说，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法，我苏轼就是一聋子或瞎子，一点也看不懂这些东东！ 当然，这只是变法派对苏轼诗句的理解。 当时的杭州下辖钱塘、仁和、余杭、临安、於潜、新城、盐官、昌化共八个县，杭州的府治在钱塘、仁和，州守是一位叫沈立的老干部。 沈立，字立之，藏书家、水利学家（这有点猛），历阳（今安徽和县）人。 老沈通过采集大河事迹以及治河过程的古今利弊，着有《河防通议》一书，是我国论述河工技术最早的着作，后来治河的官员都时常以此书为根据。此人先后曾知越州、杭州、审官西院、江宁府等。 在以沈立为核心的领导班子中，张靓（字子明）与俞希旦（俞献卿之子，丹徒人）为变法集团派来的监司。 监司是有监察州县之权力的地方长官，宋时的转运使、转运副使、转运判官与提点刑狱、提举常平都有监察该辖区的官吏之责，这些人统称为“监司”。 历朝历代的王朝，对于地方上的行政都是要进行全权把握的，这也是一种中央对于地方上的把控，地方上的行政组织负担了大量的任务，比如说经济、治安、司法等等。中央为了能够有效地收集地方上面的信息，监司就成为了一个主要的机构。 地方上的各种信息都会通过监司直达中央，监司可以直接越过州守直接上报皇帝以防止信息渠道的蒙蔽，同时监司也会提供谏言，成为当时朝廷上下一种别样的谏言渠道。 但是，面对王安石集团的这两个鹰犬与爪牙，苏轼是深恶痛绝的。苏轼在给苏辙的赠诗中，把这两个人称为“阳虎”（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毫无疑问地，这日后也成了变法派人士攻击苏轼的借口了。 在杭州任职的官员中，苏轼的老朋友还真不少： 王廷老（字伯杨），睢阳人，时任两浙路提点刑狱（相当于现在的法官兼检察官）。 两浙路是北宋时期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包括十四州二军：常州、苏州、润州（镇江）、杭州、湖州、秀州（嘉兴）、越州（绍兴）、明州（宁波）、台州、婺州（金华）、衢州、睦州（建德）、温州、处州（丽水）和江阴、顺安二军。 其疆域大致包括今天的浙江省全境，江苏省南部的苏锡常镇四市和上海市，治所在越州与杭州，是宋时经济和人口最发达的一路。 前宰相吕蒙正之孙、河南洛阳人吕仲甫（字穆仲）时为杭州教官，后任观察推官。 济州巨野（今属山东巨野县）人晁端友（字君成）为新城（今富阳新登镇）县令，多有善政。端友同志擅长诗词，在新城时，邑中胜迹，多有他老哥的题咏，此人与苏轼志同道合，极为友善。 老晁这个人，我们也许不太熟悉。但是提起他的儿子晁补之却是个较为知名的人物，其为“苏门四学士”（另有黄庭坚、秦观、张耒）之一，小晁此后曾任吏部员外郎、礼部郎中，有着当时顶配的手艺：工书画，能诗词，善属文。 十七岁那年，父亲到杭州做官，小晁也随同前往，于是他荟萃了钱塘山川风景人物的秀丽，写成了《七述》一书，被父亲带去面见杭州的“二把手”——通判苏轼。 苏轼原先对此地风物也想有所感赋，读了小晁的《七述》后，也学着李太白面对崔灏《黄鹤楼》诗的境况——不由得赞叹道：我可以搁笔了！ 苏轼称赞小晁的文章写得博雅隽永瑰伟很有说服力，超过一般人不止一点点，以后一定会显名于世的。果然，从这以后人人都知道了晁补之的名字。 陈舜俞的女婿、钱塘人周邠（字开祖），其时任钱塘县令。此人年长苏轼一岁，是个陪同苏轼在杭州西湖边流连了三年的铁杆之一。 李杞（字坚甫）其时以大理寺丞的身份出任发运司勾当公事。勾当为主管之意，公事就是朝廷之事，公家之事。 这位老李，后来也不幸因唱和苏轼的诗词而受到牵连。 李佖为节推，也就是“节度推官”，此官职为节度使属官，掌勘问刑狱之事，此人也是与苏轼曾有过交往的熟人。 上述几位当地的官员，都是此前曾与苏轼有过交集的当朝文士。 腊月初一，刚到任三天的苏轼就到孤山去拜访了慧勤、慧思二僧。 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孤山，在西湖中稍微靠西的地方，一屿耸立，旁边没有什么相连接的东西。周围碧波环绕，唐宋年间修建的楼宇参差错落，还遍布整个山麓。 在今天的景区介绍中是这样描述的：孤山是位于杭州市西湖风景区旁的一个着名景点，它是一个小半岛，山高不过三十五米，走在山间小径颇有山林的感觉。 孤山 ，山虽然不高，却是个观赏西湖景色绝佳之地。 如今的孤山既是风景胜地，又是文物荟萃之所，南麓有文澜阁、西湖天下景、浙江博物馆和中山公园，山顶西部有西泠印社，西麓有秋瑾之墓，东北坡有放鹤亭等。 其中放鹤亭是为纪念宋代隐居诗人林逋（后人称为和靖先生）而建，“梅妻鹤子”之壮举就是对老林品行高洁的赞誉。 林逋（967－1028），字君复， 浙江大里黄贤村（今宁波市奉化区裘村镇黄贤村）人。 此人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祖父林克己曾经在吴越王钱氏府中担任通儒院学士，是当时知名的大儒。父亲虽然早逝，但为林逋留下了大量的藏书，林逋幼时显现出了惊人的天赋，也许正是缘于这些家藏。 学有所成之后，林逋开始了游历之旅。他离开家乡后先后在江淮及中原一带游学，本来他也希望凭借科考走上仕途，但是当朝的统治者却一次次让他失望： 先是宋真宗先是和辽国人签订了耻辱的“澶渊之盟”，之后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天降祥瑞”的大戏，并以此为由去到泰山封禅，这样的统治者林逋自然不会“感冒”。 更重要的是，和同时代那些一心致力于走上仕途的学子相比，林逋更加喜欢自由的生活方式。因此，他果断做出了结束游历、返回故乡的决定。 回到杭州之后，林逋选择西湖边上的一座孤山作为自己的隐居之地，此后二十余年，他再也没有离开过杭州，直到成为了真正的隐士。 然而，林逋虽然对做官不感兴趣，但他在侄子科举高中之后，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表示祝贺。从字里行间，人们能够明显能感到林逋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 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就更明白林逋只是单纯钟情于隐居生活，和政治取向关系并不大，这也令他在中国古代的隐士群体之中成了独树一帜的存在。 林逋善绘事，惜画从不传。亦工行草，书法瘦挺劲健，笔意类欧阳询、李建中而清劲处尤妙。 他还擅长作诗，其语孤峭浃澹，自写胸意，多奇句，而未尝存稿。诗风澄澈淡远，多写西湖的优美景色，反映隐逸生活和闲适情趣。 尤其《山园小梅》诗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成功地描绘出梅花清幽香逸的风姿，被誉为“千古咏梅绝唱”。 除了山水之外，林逋对于一些花草鸟兽也有着别样的感情。 他在孤山隐居时曾亲手种植梅花，并留下了许多和梅花相关的诗篇，由于其一生不曾娶妻生子，因此有人称他把梅花看做了自己的妻子，这便是所谓“梅妻”。 隐居深山的林逋为了排解寂寞，也效仿前人在院子里养了两只仙鹤，他在饲养方面非常用心，这两只仙鹤也被训练得也很好，它们每天都会被放飞，但到了晚上一定会回到林逋的住处。 在林逋隐居的日子里，他经常泛舟到西湖边的寺庙中游玩，此时一旦有客人来找林逋，他的童子就会打开鹤笼，放飞两只仙鹤。 林逋一看到仙鹤，就知道有客人前来，其就会返回家中，客人们都觉得这两只听话的仙鹤就像林逋的儿子一样，因此也便有了“鹤子”的说法。 为什么苏轼会这么急于去造访孤山呢？ 原来，在颍州时欧阳修大人就曾经告诉过苏轼，他的两位僧人朋友慧勤、慧思在杭州西湖的孤山上出家。 其中，慧勤大师很有文采，尤其擅长作诗，自己早年曾作过三首《山中乐》诗赠于慧勤。而慧思长老也绝非等闲之辈，他有一个高徒即是后来的参寥。 欧阳公对苏轼说，你到任杭州后，在治理州郡的闲暇时间里，一时实在找不到游览山水的知己，你就到孤山上去会会我的两位老朋友慧勤与慧思吧！ “孤山孤绝谁肯庐，道人有道山不孤。”（《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初到山上的苏轼，心中也对两位高僧充满着神秘的向往。在苏轼看来，孤山虽然孤独地立于湖中，但真正的“有道之人”在此地是绝对不会感到孤独的！ 第53章 凤凰山下的明媚春光 等苏轼见到两位高僧的真容后，果然是一见如故，几个人相谈甚欢。 慧勤对苏轼说：欧阳永叔大人本是天仙般的人物，杭州的老百姓都因他未到过杭州而深感遗憾。杭州虽是个不适合作为政治中心的存在，但是却具有美丽奇绝的灵秀之气，在欧阳公这种人物面前，整个西湖不过是欧阳公几案上的一件精巧之物罢了。 在苏轼看来，慧勤的话不免有点虚无缥缈甚至还有些怪诞，但是，从长老的话里话外透露出的却是他对欧阳大人无限的崇尚之情！ 仅仅半日的造访，使得苏轼与慧勤、慧思俨然成了一生的好朋友。后来的数年间，二僧还曾多次与苏轼相晤于京师。 苏轼本是因抵触新法而乞求外任的，当他在杭州的各项事务都安置妥当后，面对的首要任务与尴尬仍是如何为朝廷推行新法的问题。 他在此时忍不住给弟弟苏辙的诗中诉苦道，“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其一》）甚至还希望朝廷能够将自己这位推行新法不称职的“南郭先生”（聋丞）给替换掉，“迟钝终须投劾去，使君何日换聋丞。”（同上） 本来是一位青年官员在诗中所倾诉的真情实感之语，遗憾的是，日后这些诗句竟也成了谢景温之流攻击苏轼的证据了！ 不管咋说，该过的日子还得继续下去，烦心之事可先不去想它。 柳瑾（字子玉）本是苏轼堂妹夫柳仲远的父亲，平素与苏轼交情甚厚。此人是一位着名书法家，擅长作诗，行草书也十分了得。 这时候，老柳给苏轼寄来两首诗作，苏轼自然不敢怠慢，抽空和了两首。再说了，这对苏轼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 还有李杞，我们前面提及过，此人字坚甫，其时正以大理寺丞的身份出任杭州路发运司勾当公事。 李杞曾与苏轼因狩猎出游过孤山，当见到苏轼前段时间登临孤山访问慧勤、慧思之后写下的诗作后，遂唱和了一首。这使得两人顿时拉近了距离，作为诗词方面的知己，苏轼又把老李的和诗一口气再度唱和了三首之多。 意气风发过后，心情是舒畅了，不幸的是，老李后来也因这次与苏轼的诗词唱和而受到牵连！ 让我们来品味一下苏轼诗中的诗句吧： 其中的“误随弓旌落尘土，坐使鞭棰环相呼。”（《李杞寺丞见和前篇复用元韵答之》）后被变法派讥为朝廷实行新法之后，受到鞭棰的百姓太多。 “追胥保伍罪及孥，百日愁叹一日娱。”（同上）被讥为朝廷的盐法收坐同保制度，使得老百姓倾家荡产、流离失所，是嫌此法所求太急。 而“岁荒无术归亡道，鹄则易画虎难摹”（同上）被看作是，借东汉有着老当益壮、马革裹尸气概的马援“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故事来讽刺朝廷的。 好在，此时的苏轼徜徉于杭州西湖的山水之间，“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五》），正是他心情无比惬意之时，完全还没有意识到今后因作诗会蒙受的牢狱之灾！ 这还不算，初到杭州的苏轼在寄给弟弟苏辙的一首诗中，所写言语本来是兄弟之间的调侃取闹，不想里面有许多处词句亦被当成了“反动”的言论。 比方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戏子由》）被认为是讽刺当今朝廷颁发的贡举新制舍弃诗书而专用法律，法律不足以致君于尧舜。 “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同上）句则被指责为讽刺朝廷新近上任的提举官到处生事，惟有像苏辙这样的寒酸学官倒是没有什么事可做。 老实说，以今人跳出历史局限性的的眼光来看，苏轼这首诗作的后半部分确实是充斥着作者的自嘲之意，以至于满纸都是“牢骚之言”。 此时的苏轼，自己作完了诗，不知道日后还会有着怎样的麻烦。 他亦不知道，有一位与他后来有着交集的着名诗僧惠洪在江西宜丰县桥西乡潜头竹山里出生了。 惠洪（1070-1128），一名德洪，字觉范，自号寂音尊者，俗姓喻（一作姓彭）。 此人自幼家贫，十四岁父母双亡，入寺为沙弥，十九岁入京师，于天王寺剃度为僧。当时领度牒较难，乃冒用惠洪度牒，遂以洪惠为己名。后南归庐山，依归宗寺真静禅师，又随之迁靖安宝峰寺。 惠洪一生多遭不幸，因冒用惠洪之名和结交党人，两度入狱。曾被发配海南岛，直到政和三年（1113）才获释回籍。 在杭州时，苏轼有幸结识了一位叫张先（字子野）的文人。 张子野在年富力强之时辞官（官至尚书都官郎中）还乡，整日流连于故乡的山水之间，好像是获得了新生。由于终日沉溺于诗词创作，致使自己贫困潦倒，家中经常缺盐少粮，但只要一看到酒就会畅饮尽醉。 苏轼与张先的交往，始于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 那时，苏轼三十五岁左右，而张先已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年满八十的耄耋老人。面对来自孙子辈苏轼戏弄的那个玩笑“一树梨花压海棠”，张先一点也不恼，而是欣然接受。 张先这一辈子，官当得不算大，词写得也不多，怎奈他活得很长久。他经历了宋词从无到有，从衰到盛的进程，对于宋词的演变，他自认为也“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 张先与同时代的词人柳永，两人年龄相近（张先年长柳永五岁），彼此却有很多共同点。譬如，二者都善于作“艳词”；再比如，两人均是官场失意，情场得意之人。 不同的是，他们却受到截然相反的待遇。 北宋初年的“太平宰相”晏殊，堪称真正的人生赢家，在文艺界，他更是被奉为“北宋词家初祖”。 对于张、柳二人的态度，晏殊却是大相径庭的： 为了谋求一官半职，柳永前往拜谒晏殊时，晏殊嫌弃他低俗，面对柳永不但表现得极为冷漠和鄙视，甚至还面刺其短。 晏殊还不是唯一欣赏张先之人，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和张先是仁宗时期同榜进士，对张先也可谓是仰慕已久。不过，两人的年纪相差很大，欧阳修是二十三岁中进士，张先当时已经四十岁了。 据说，张先年轻时，喜欢上了一个漂亮的小尼姑，两人之间有了私情。 可小尼姑的师父知道后，非常冷酷的用尽各种手段，终于拆散了这一对亲密的爱人，两人的感情只能无果而终。 张先对这位小尼姑大概也没有真正刻骨铭心的爱，到底没能要死要活地去挽救，不过，他还是写下了这首《一丛花令·伤感怀远几时穷》来纪念这段感情： 伤高怀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 离愁正引千丝乱，更东陌、飞絮蒙蒙。 嘶骑渐遥，征尘不断，何处认郎踪？ 双鸳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桡通。 梯横画阁黄昏后，又还是、斜月帘栊。 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 这首词在当时传唱一时，其中的词句令当时的文人骚客们反复琢磨，相当有名。 有一次，他去拜访同年欧阳修，欧阳修一看到他，马上兴奋的用《一丛花令》中的词句大呼：“桃杏嫁东风郎中”来啦。 从此，“桃杏嫁东风郎中”就成了张先的雅号之一，是他年轻时风流的证明。 苏轼与张先的交往，始于他人生失意的开端。由于他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端，得罪了王安石，东坡自请外放最后作了杭州通判。 三年之后，苏轼从杭州调往密州任知州。在赴密州的任上，苏轼第一次和神交已久的张先相逢。张先时年八十有五，以歌词闻于天下。 朋友们觥筹交错，酒过三巡后，他还特意为苏轼作了一首《定风波令》： “西阁名臣奉诏行，南床吏部锦衣荣。中有瀛仙宾与主，相遇。平津选首更神清。” 张先生平有三大爱好：喝酒、填词、纳妾，活得十分潇洒，八十岁了还娶一个十八岁的丫头做小妾。婚礼上，老先生还向朋友们作诗炫耀： 我年八十卿十八，卿是红颜我白发。 与卿颠倒本同庚，只隔中间一花甲。 看着老爷子首先故作“为老不尊”之态，前来赴宴的朋友们也就不客气了，七嘴八舌地调侃起来。作为张先的忘年之交，苏轼肯定少不了要恶搞一番的，他特意奉上一首： 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 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 ——（《戏赠张先》） 由于张先平时不计小节，以赤子之心待人，和性格相似的苏轼就成了忘年之交（年长苏轼四十七岁），平日里与苏轼在西湖里饮酒作诗，好不快活！ 后来，待到苏轼离任杭州时，张先竟牵着苏轼的衣袖失声痛哭，不忍苏轼的离去。 关于这个“有故事”的人，暂且不表，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还会屡屡提及。 在杭州时，苏轼还与福州人林希（字子中）有着交往，林希曾与苏轼父亲同时赴试，与苏家也算是世交。 苏轼在京师时本来已不再作诗，但禁不住林希的请求，答应有时间再为他作几首。此时，苏轼手头有一个从道人处得来的药方，林希想要，苏轼就抄给了林希，但嘱咐他服用时一定要慎之又慎！ 熙宁五年（1072），初春。 苏轼看到墙头花苞待放的红杏，一树的花蕾铺天盖地，群芳的叶芽将吐未吐，就忍不住想出城去探寻一下此地的春情。 “料想春光先到处，吹绽梅英”，这是苏轼此时所作《浪淘沙》中的词句。 当然，杭州城外多的是春意盎然的适合作诗的景色，苏轼到了杭城于此时才开始尝试着词的创作。 此篇宋词尚显稚嫩，完全没有脱离婉约派的艳词滥调，生活环境的相对安逸，使得该词作还与他日后那“豪放派”的词风还相去甚远。 杭州，古称临安、钱塘，北宋时，杭州为两浙路路治。地处中国华东地区、钱塘江下游、东南沿海、浙江北部、京杭大运河南端。 杭州在夏朝之前属百越，夏商周时期属“扬州之域”。 相传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夏禹南巡，大会诸侯于会稽（今绍兴），曾乘舟航行经过这里时曾舍其杭（“杭”即方舟）于此，故名“余杭”。 还有一种说法是，大禹至此造舟以渡，越人称此地为“禹杭”，其后，口语相传，讹“禹”为“余”，乃名“余杭”。 隋王朝建立后，于开皇九年（589）废郡为州，“杭州”之名才第一次出现。 到了杭州任上之后，苏轼办公的官舍就在凤凰山下。在苏轼看来，这座凤凰山两边各有一个像是翅膀的山脊，并且每个翅膀上都有着一座塔，中间的凤嘴正好位于自己所居官舍里的池水之上。 在官舍旁原本有一座破败不堪的堂，苏轼安顿下来后就着人开始修葺，如今已经焕然一新。由于该堂处于凤嘴附近，于是苏轼将此堂命名为“凤咮堂”。 咮，音宙，意思是鸟的喙。 闲暇时，苏轼发现山道的草丛里有不少仪态万千的怪石，遂取回家了百余块，在自己的东斋院中堆出了一座假山，再引水从假山上飞溅而下，这里的东斋院就取名为“溅玉斋”。 堂后还有一方形屋舍，取名为方庵。而堆积而成的石山上人工造一小峰，在小峰上穿凿一个月形的孔洞，更是命名其为“月岩斋”。 一切布局完毕后，苏轼便致简向正在陵州任上的大表哥文同求诗，同时也是想知道表哥的一些近况。外表持重，内心极富才情的文同不仅作了诗，还很愉快地把苏轼前几天在游孤山时所作的诗，唱和了好几首。 二月间，朝廷的任命下来了： 任命苏轼以检正中书吏房公事殿中丞卢秉的身份，出任两浙提刑，专门提举盐事。 在当时，全国上下都在严加推行青苗、免役、市易等法，而浙西一带还要求兼行水利法与盐法。 苏轼接手新职务“提举盐事”后，被朝廷要求要严密盐法，凡能煮海为盐的地方，皆要求当地的老百姓实行军事化管理，组织民夫，充任稽查队，严厉抓捕盗窃贩卖及私自架设煮盐器的百姓。 面对眼前的这一切的“闹剧”，苏轼只好先听之任之，暂且抛之脑后。 毗陵（今江苏常州）人张次山，字希元，以太子中舍提举江南西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因不满新法辞官而去，后经陈升之的举荐被任命为都大催遣广济河辇运。 但是，老张一听到这一任命，毫不犹豫地就拒绝了。 张希元不满新法，愤而弃官，在苏轼看来也算是一条战线上的同志。 老张家族里世代喜好书法，家中收藏的古今名人大咖的墨宝极多，他把这些墨宝找人全部刻到了石碑上，还专门建造一座厅堂来收藏。弄完这些之后，他又找到苏轼处，想让苏轼给写一篇记文。 面对这样一位为了百姓而拒绝强推新法的好“干部”，苏轼自然是恭敬不如从命了。 第54章 《新学经解》是株大毒草 在为张希元写的记文里，苏轼是这样就说的： 世上有些人，自认为清高无比而嘲笑别人，他弈棋弹琴，收藏古人的书画。有客人来，就拿出来夸耀一番并让其观赏，自认为此举比较清高。 然而，有些人就不服了，说古往今来的圣贤之人之所以能够流芳百世，那是因为他们都留下了有着自己观点的文章以及议论，那些收藏一些古人书画的人有何了不起的！ 而英雄豪杰之士，对所谓的圣贤又看不起了： 他们说，士大夫就应该建功立业，而不应该只是发一些空论，这种人之所以着书立说，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建功立业，不得已而为之，身上的官阶也不过是按部就班地一级一级靠熬时间熬上去的。 甚至那些曾经建功立业的豪杰如刘邦、周公、伊尹、商汤、周武等人，也有人看不起，因为有人认为只有像许由那样能辞掉天子这样的高位而隐逸于山林（河南登封市境内的箕山），像孔丘那样拥有无所不知的渊博知识才是令人羡慕的。 因此说，世人总是在互相嘲笑。 苏轼认为，自己不爱好的东西，而去嘲笑别人的爱好，这本身就是不尊重他人同时也是不尊重自己的表现。 因为蜀地有一谚语，“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 那些还没有从政经验的士子，考取功名之后，骤然就出来做官，那么他们浪费的人远远要比庸医治死的人多。张希元如今虽然去官回乡悠游于山林之间，看似没有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地方，只能是靠研习书法自得其乐。 但是，此人并非就是这种长久赋闲之人，他的学问积累得多了，日后必然会把这些学识用在政事上的。 初到杭州任上不久，就传来了姚辟姚屯田去世的消息。 屯田员外郎，官级从六品上，掌天下屯田之政令，屯田郎中虽为工部四司之一，但有名无实。 姚辟，字子张，散文家，金坛（今江苏常州市金坛区）人。皇佑元年(1049)进士，曾被授以项城令，通州通判，所到之处蜀地百姓皆有好评。 此人擅长于文辞，执着于研习 《六经》，一旦有似是而非的地方，必求其是。所以下笔千言，一挥而就，且往往能归纳出万事万物的道理。一时间当朝的名士如欧阳修、王安石，皆与之游。 另外，老姚还与苏轼的父亲苏老泉先生一起修过礼书，并合着了《太常因革礼》一百卷。 此书被当时的文坛盟主欧阳修称其“功施后世，非止俗儒着述，求一时之名者比。”正是有着这样的缘由，老姚去世后，苏轼郑重地为老姚写了挽辞。 苏轼有一位名字听起来很怪的老乡——岑象求，这两天也来到了杭州。 岑象求，字岩起，梓州（今四川三台）人。考中进士后，神宗熙宁中为梓州路提举常平。 提举常平，简称“仓臣”，北宋熙宁初年设置，负责管理常平仓救济、农田水利等。是宋朝统一后陆续在各路所设四司之一，其设置消除了地方割据的一切基础，使宋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以高度强化。 这位岑象求同志熙宁五年（1072）被提拔为殿中侍御史，这种官职是掌纠察朝仪，兼知库藏出纳及宫门内事，及京畿纠察事宜，位从七品下，较侍御史（从六品下）低一些。 本来要从京师到蜀地赴任，但象求老兄还是执意绕道杭州来拜访自己的老乡苏轼。 “临行怪酒薄，已与别泪俱。后会岂无时，遂恐出处疏。惟应故山梦，随子到吾庐。”（《送岑着作》）这就是苏轼给老乡送行诗中的诗句，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苏轼对于这位同乡的送行也绝非是敷衍之举。 熙宁五年（1072）。 转眼间已是阳春三月，杭州城的牡丹花已开始陆续绽放了。 关于栽植杭州牡丹的起源，并且给大家留下春天赏牡丹习惯的人，当地百姓都说最大的功臣就是白居易。 白居易，可以说是个“牡丹花痴”，曾写下不少和牡丹有关的诗词，比如“绝代只西子，众芳惟牡丹”。 唐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长庆二年（822），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下车伊始就遍寻牡丹。次年，白居易打听到开元寺有牡丹，于是喜出望外，立即带人去观赏。 当白居易赶到时，见开元寺中果然种了牡丹，而且花开得非常好，于是就买了几棵，栽在他住的“虚白堂”前。开元寺的牡丹据说是寺僧惠澄自长安获得一枝携回寺里栽种，杭州自此始有了牡丹。 在《移牡丹栽》中，白居易说：“金钱买得牡丹栽，何处辞丛别主来？红芳堪惜还堪恨，百处移将百处开。”（《移牡丹栽》） 白居易还有虚白堂赏牡丹诗：“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其中“郡亭”指的就是虚白堂。一代文豪，加之又是当地的父母官，牡丹种得这么好，于是杭州百姓纷纷效仿他种牡丹，杭州牡丹由此开始兴盛。 而我国牡丹文化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时期，当时牡丹就已被引入诗歌，距今已有约三千年的历史。 秦汉时期，牡丹是以药用植物的身份被记入《神农本草经》，标志着牡丹已经进入了药物学领域。东晋时期，牡丹的形象开始出现在顾恺之的名画《洛神赋》中，这表明牡丹已经进入艺术领域，成为观赏对象。 到了南北朝时期，北齐杨子华开始画牡丹，这表明牡丹在艺术领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隋朝时期，隋炀帝在洛阳开辟了周长二百里的西苑，这是牡丹首次被人工栽培并进入皇家园林的记录。 到了唐朝，牡丹的栽培开始繁盛起来，并成为国运昌隆的标志。种植和观赏牡丹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许多着名诗人都留下了无数歌咏牡丹的诗词歌赋。 在长期栽培中，人们培养出了许多品种的牡丹，并有专着问世，如宋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明薛凤翔的《牡丹八书》和清余扶伯的《曹州牡丹谱》等。 这种时候，苏轼自然是闲不住的，先是冒雨到明庆寺赏了初开时的牡丹。明庆寺，在昔时的杭州木子巷北，该寺有苏轼题写的《观音经碑》流传于后世。 清明节到了，正是当地牡丹花最盛之时。作为通判的苏轼，除了自己到各处欣赏牡丹花外，还要陪同太守沈立到当地的吉祥寺牡丹花前与民同乐。 太守沈立，字立之，历阳（今安徽和县）人。不仅是北宋知名的藏书家，收藏卷帙数万卷，就连神宗也夸其“富哉”，还是一位水利学家。 沈立举进士后，签书益州判官，并提举商胡埽（今濮阳城东北十余公里北昌胡片区），先后出知越州、杭州、审官西院、江宁府等。 此人业余时间还采摭大河事迹，以及古今治水方面的利弊，编着了《河防通议》一书，后世治河者悉守为法。 就是这样的一位领导，在吉祥寺里面对万民同乐的场景，除了满心欢喜之外，还给苏轼说了自己对牡丹的喜好。第二天，老沈就拿出自己编纂的书让宾客们传阅，不过，这可不是什么治理河道的书籍，而是十卷本的《牡丹记》。 沈公是个善于观察社会之人，在他的书中，历朝历代凡是有关牡丹花的记载和栽培养护方面的技术，古往今来有关歌咏牡丹的诗词歌赋，甚至有些书中关于牡丹的传说，全都被他悉心收集于书中。 这确实是一个创举！ 但是，沈公并不因此而满足，他想请他的搭档苏轼同志写一篇记文，就放在卷首的位置。于公于私，苏轼自然是乐于接这个活了。 苏轼认为，那些看似自称愚钝无知的厚重之人，比如被人认为是铁石心肠的宋广平（唐朝宋璟的别称，为玄宗时的名相，耿介有大节，以刚正不阿着称于世。）竟能写出秀丽美艳的《梅花赋》。还比如，像沈公这样一位严谨务实的水利学家，竟然也能醉心于对牡丹方面的着述。 所以说，沈公家有藏书三万卷，其人博闻强记，也并非浪得虚名。他作为德高望重的元老之臣，每每遇到有所感就编辑成书流传于世，不仅仅是牡丹，还在许多方面都颇有建树。 刘恕这个人我们前面介绍过，字道原，筠州（即今江西高安）人，是《资治通鉴》的副主编之一，其父刘涣，精研史学，刘恕亦以史学擅名。在京师时，他就是苏轼的同事兼好友，曾经与苏轼形影不离地环绕于司马光老先生周围，是反对王安石集团的最为彻底的勇士。 刘恕因得罪了王安石，自度京师难留，便请求到南康(今星子)监酒税，顺便还能归养自己的父母。 这其实是刘恕以归乡侍奉老父亲的名义，向朝廷求了个监南康军酒的差事，实则是主动远离朝廷的无奈之举。 当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时，面对当地百姓被新法折腾的民不聊生的情形，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好在这个时候，好朋友刘恕从老家的江西庐山寄来了三首诗作。 已不经常作诗的苏轼，此刻又来了兴致，竟连续唱和了刘道原的三首诗。 三首和诗均为上乘之作，当然，这并非不一己之见，而是后世的清代苏学研究者王文诰的评价：“公此时真无可与语者，故与道原三首独佳。” 美中不足的是，在诗中苏轼还是没能忍住，对当时的时事不出意外地又旁敲侧击地进行了影射。——性格使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去方知冀北空。”（《和刘道原见寄》），都知道刘道原同志已与王安石绝交，苏轼还在诗中将刘道原比作是汉代“好直谏、守节死义”的汲黯，把王介甫比作是想谋反的淮南王，由于忌惮汲黯的在朝，使淮南王的谋反之心受到了镇慑。 “独鹤不须惊夜旦，群乌未可辨雌雄。”（同上），这是批当下变法集团中招募的人员，君子与小人杂处一处，如鸟群中的雌雄已不可辨别！ 此外，苏轼又引用了《庄子》中的一个故事： 《庄子·秋水篇》里说惠子曾在梁国作相国，有一次庄子去拜见他，这时候有人从背后对惠子说，这是庄子想窃取你的相位啊！惠子因此很害怕这件事。 庄子听说后道，鹞鹰好容易找到一只腐鼠，正好鸾凤从旁经过，鹞鹰赶紧发出恐吓的声音“吓”。 庄子对惠子说，你难道也要为了你的梁国相位来“吓”我吗？庄子的意思是说，这种相位对自己而言，就是“腐鼠”般的存在。 “腐鼠何劳吓，高鸿本自冥。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和刘道原寄张师民》），这意思被解读为，苏轼是借此嘲讽朝廷所用的新人，大都是以所谓的仁义为捷径，以诗书为逆旅，实则是为印绶爵禄所诱惑。那些小人对俸禄的顾及，正如鹞鹰以腐鼠吓鸾凤。沉溺于官位利禄的小人，都是在醉酒之中，等到酒喝完后他们自然就会醒来。 关于王安石推行的新学，饱读诗书的苏轼更是一丝也不敢苟同。 正好刘道原想要刻印一部《七史》，苏轼告诉他，这部书确实不错。但是如今的有关部门正在日夜不停地都在翻刻《新学经解》，哪有功夫去为你翻刻《七史》呢！你没看到现在市面上流行的书中，已是漏洞百出、舛误不断： 比如，《观卦》的“观”本意是观下瞻上，在上者以道义观天下，在下者以敬仰瞻王上，人心顺服归从之意。而当下有些书中却说，《易·观》卦中的“观”指的是老鹳（音冠）。 《诗经》中的“雅”本是“王畿”之乐，指的是朝廷正乐，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但新学之士中有人却把这里的“雅”理解为乌鸦之意。 苏轼觉得，新学中这些个浅薄荒谬的说法，真是误人子弟的大毒草啊！ 第55章 白衣仙人在高堂 现如今的杭州“茶乡第一村”——龙井村，因盛产顶级西湖龙井茶而闻名于世。 该村东临西子湖，西依五云山，南靠滔滔东逝的钱塘江水，北抵插入云端的南北高峰，四周群山叠翠，云雾环绕，犹如一颗镶嵌在西子湖畔的翡翠宝石。 龙井之南为九溪，其西部为十八涧，一路向前可达月轮山。“月轮”这一颇具诗意的山名，曾引起许多文人的咏叹，也产生了不少传说故事。 月轮山是眺揽钱江美景的最好去处，站在山巅，极目南望，感受到的是湿爽怡人的习习江风，映入眼帘的是由古塔、大桥和滔滔江水构成的别具雄浑情韵的壮丽图画，使人心胸宽朗，神思如翔。 耐人寻味的是，六和塔与钱塘江大桥这对一古一今，一横一竖，风格完全不同，照理应该是很不和谐的搭配，却在这里完美无缺地与周边的自然环境融合在了一起，不由让人感叹造物的神奇。 月轮山又是杭州金鱼的发祥地。 大家知道，中国是金鱼的原产地，杭州又是中国金鱼的故乡。 那么，杭州金鱼的发祥地又在哪里呢？ 后世有人根据苏轼的诗句“我识南屏金鲫鱼，重来拊槛散斋余。”（《去杭十五年复游西湖用欧阳察判韵》），断定杭州金鱼的发祥地也许就在西湖南岸的净慈寺、兴教寺一带，就在月轮山腰的水池之中。 俗话说，“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在月轮山上，有一座六和塔，六和塔原是开宝年间的知觉禅师为了震慑江潮里的“河妖”而修建，此塔高九级，三十余丈，宋时夜间出海的海船皆靠着此塔辨别方向。 六和塔又名六合塔，其名称之由来，或谓取诸佛教典籍中的“六和敬”之和有六义：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 这天，苏轼与职方员外郎张吉甫同游六和寺。此次苏轼陪同张吉甫同游，是为张职方送行的，因为老张要到七闽之地去出任漕运官了。 职方古指职掌方面之官，为尚书省兵部职方司的副长官，与郎中共掌天下地图、城隍、镇戍、烽候等事。 而“七闽”根据《周礼·夏官》载：职方氏掌管着天下的地图，从而辨别自己国土上的各种都邑，以及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等地方，所以说“七闽”指古代居住在今福建省和广东潮汕地区的闽人，因分为七部，故称之。 说到“漕运”，我们有必要为现在年轻的新生代们普及一下了： 古时车运称“转”，水运称“漕”。 漕运的通渠积谷功能，漕运是北宋经济的生命线，主要由运河和长江两大河流组成，经过精心设计，这些航道得以充分利用，它推进了南北方经济文化交流和国家的兴盛统一。 宋廷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力推动和支持粮食贸易。朝廷设立的“粮仓”、“河道船闸”以及其他基础设施为保障漕运提供了必要条件，它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高效的运输方式之一。 此外，古代运河的发展其实与漕运息息相关，大运河最大的作用就是漕运，狭义上的漕运就是指利用水路来运输粮食的一种方式。由于通过大运河进行的货运总量比长江流域还要多，所以许多货物都可以跨越黄河而进入更遥远的北方市场，这使得宋帝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交通枢纽。 漕运对北宋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随着历史的发展，漕运运输的商品不只局限于粮食，茶叶、食盐等各种商品均有。它不仅帮助商人和农民获得大量贸易机会，也使北宋王朝在海运上取得成功。 北宋时期开封附近河流系统十分发达，在此基础上北宋开凿了四条漕运线路——汴河线、蔡河线、金水线、广济线，流贯城内，以通各地漕运，合称漕运四渠，形成了以东京开封府为中心的水运交通网。 因此，漕运是宋朝繁荣昌盛的重要基础之一。 汴梁自身并非一个富庶地区，北宋王朝只是企图利用发达的漕运使他们的都城更接近于富庶地区，补给京师之所需。漕运不仅能够养起北宋一朝君臣，还能养起守护汴梁的几十万禁军。汴梁之所以能够成为北宋的都城，根本的原因在于汴梁处于“四达之会”，使其能够有效地控制富庶的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地区。 因此，汴梁在五代与北宋时期能够作为都城受到重视，并一度繁荣发展成为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与漕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刚把张吉甫人送走，就收到了弟弟苏辙的来信。 信上说，哥哥，上次我们去过的陈州开元寺，由于寺里的柳湖长年干涸，殿下的那株山茶树虽然长得枝繁叶茂，可好多年都不曾开花了。 上次哥哥到陈州时没有看到山茶花，还每每以此为憾。如今我们这里的柳湖忽然间蓄满了水，那株山茶竟然就开满了花。 给哥哥报告了这件奇事，苏辙还照例叙述了兄弟俩的一些别后思念之语。 四月初四，王闰之为苏轼生下了第三个儿子。 这个男婴生下来就活力十足，颇为健壮好养，苏轼给他起一小名叫似叔，这就是日后那个表字叔党、自号“斜川居士”的苏过。 苏过的童年是极为艰辛的，多是随父亲的游宦生涯在频繁的迁徙中度过的。在随侍父亲的过程中，时常与苏轼进行诗词唱和，受父亲的影响最大，因此在其兄弟三人中，属苏过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小东坡”。 江南一带的蚕老麦黄之际，这时候家中添了男丁，苏轼的心情非常欣慰。 但这种欣慰却又是极为短暂的，因为在杭任职以来，苏轼不是来杭州过自己的小生活的，他见到当地百姓一直受着水旱蝗灾的严重侵害，而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却如泥塑木雕的神像一般，受着百姓供养，却对造成夏收时节男废耕、女废织的水涝灾情毫不关心。 于是，满怀心思的苏轼冒雨去了当地的天竺灵感观音院。 杭州的天竺山在西湖西面，是环湖群山中最高的一座。三天竺在天竺山和灵隐寺之间，自灵隐寺山门向南直上，可依次到达下天竺、中天竺和上天竺三所古寺。 天竺在历史上是杭州的佛国，所以天竺三寺的香火极盛。 上天竺距中天竺约二里，为五代时钱鏐所建，初名天竺看经院。宋仁宗时，因祷雨有应，赐名“灵感观音院”，是供奉观音菩萨的道场。 上天竺，也就是苏轼此刻所到访的灵感观音院。 “蚕欲老，麦半黄，山前山后水浪浪。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这是苏轼在游灵感观音院时有感而发的的一首诗。 就诗题上粗看，这像是一首纪游诗，但又不是常规的纪游诗，而是一首反映现实、为了人民疾苦而有感而发的政治讽刺诗。 此时的蚕到了快要吐丝的季节，需要勤饲桑叶。麦子也半黄快熟了，需要及时松土，而此时的天气却是接连下雨。在这种情况下，农夫不能把耒锄土，农家妇女更不能携筐去采带有雨水的桑叶饲蚕。 眼看的丰收转眼将化为乌有，农民们的焦急与痛苦可想而知。在这种令人焦心的时刻，被百姓奉为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却无动于衷，仍端坐庙堂之上享受着善男信女的礼拜。 在封建时代，苏轼敢于指斥被人们普遍崇奉的观音菩萨，这本身就需要有一定的勇气和唯物主义的观点。 更为重要的是，苏轼在这里，不单单是借题发挥地指责那些所谓的神灵。 出京之后，他游历了很多地方，对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弊端有了更多的了解。在新法的条例中，如青苗法、免役法等都规定赋税只要钱而不收米，所以，有些地方官才对农业生产更加漠不关心。 这首诗，表面上看是指责万人供奉的“白衣仙人”观音大士，实际却是在讽刺高高在上不顾百姓死活的变法官僚集团。 此诗一出，就连后世爱好苏诗的清乾隆皇帝也觉得该诗不仅“如古谣谚，精悍遒古”，诗句中的“辍耒废筐”之词还极具对当权者的嘲讽之意。 其时，苏轼的恩师欧阳修大人还在颍州。 不久前，年满八十岁已经归老乡土的南京虞城（河南省虞城）人赵概（字叔平），八十高龄还专程自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来访欧阳修，欧阳修就将自己西湖居所西侧的会客室加以整修，作为接待赵概的场所，加之时任颍州知州吕公着也闻讯而来，三人遂会于此堂，饮酒赋诗，流连十余日乃去。 知州吕公着有感于二老相会，遂为此堂题写匾额为“会老堂”，欧阳修也即席赋诗：“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使得“会老堂”成了古今闻名的文人雅士相会之所。 这次聚会间欧阳公所作的两首诗作被苏轼看到，带着对这三位德高望重的朝廷重臣人格的敬重，苏轼提笔还分别作了和诗。 处理完政务的闲暇时光，苏轼被一官居三品的侍郎蔡准相邀去游览西湖。 “西湖”原称作明圣湖，湖岸线总长三十里，三面环山，上游有溪流源源不断地注入，而下游也有一条像泉源的泄水道，大量的溪谷之水在这里潴留就形成了一座湖，又因位于杭城之西，因此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作是“西湖”。 这位蔡侍郎说出来大多人都不太熟悉，他是兴化仙游县连江里赤湖蕉溪村（今福建莆田仙游县枫亭镇赤湖蕉溪东宅村）人，生卒年月不详，就连一个表字也没有流传下来。但若说出他大儿子的名字之后，想必都会一下子记住他的。 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即是北宋权相、书法家，被后人称为徽宗时期“六贼之首”的大奸臣蔡京。 这位蔡侍郎确有不一样的官场功夫，他不仅与苏轼能够投缘，曾和苏轼畅游西湖，相与和诗。又与变法派首领王安石相善，以至于王安石把一个女儿嫁给了老蔡的二儿子蔡卞。有了王安石这位亲家的加持，老蔡可谓是顺风顺水。 至于为何老蔡要邀约苏轼一起郊游，这也许是单单仰慕苏轼的才学，又或者老蔡自身也是一位真君子。 但史料中关于老蔡的介绍不多，只说他为官“有材廉之称，无失缪之举者”。在此时，我们不妨把低调的他看作是仅仅爱好西湖风景的一位文人而已。 蔡郎中在与苏轼游览西湖的过程中，挥笔写下了一首下平十一尤的平声韵长诗，从诗作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的确是西湖游览的观景诗。苏轼竟一口气和了三首，以苏轼的个性，可见苏轼至少并不讨厌此人，甚至还把他看成是可以与之诗文唱和的文人知己。 用今天的话来说，——老蔡也许真是一位情商极高的人。 我们注意到，在苏轼的第二首和诗中，有描写东晋陶渊明的“君不见抛官彭泽令，琴无弦，巾有酒，醉欲眠时遣客休”（《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其一》）句，里面的典故是说，陶渊明本来不善音律，但会在家中常备素琴一张，只是琴上却并不安装琴弦，每逢朋友们在一起饮酒相会，陶令公也会像模像样地在他的无弦琴上抚而和之。 据传：有一次，陶渊明正在酿酒，郡将前来探望。正赶上出酒，陶渊明就顺手取下头上的葛巾漉酒，漉完之后，仍将葛巾罩在头上，然后才接待这位郡将。 晋人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咏怀诗以《杂诗》十二首和《读山海经》十三首为代表。 而他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也最高。陶渊明的田园隐逸诗，对唐宋诗人有很大的影响。 因此，就连苏轼后来也由衷地称道说，“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 在这里之所以对陶渊明这个人着墨较多，是为了让大家有个心理准备——为什么苏轼在暮年之际被贬到儋州这一荒蛮之地时，还要屡次唱和陶诗呢？ 第56章 孤山遥祭欧阳修 六月二十七，盛夏的杭州西湖上，低垂的乌云上下翻滚，忽而就大雨如注。 苏轼登上了望湖楼，面对眼前的山景与湖景，加上又饮下了不少的美酒，顿时诗兴大发： 黑云翻墨未遮山， 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 望湖楼上水如天。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这是苏轼于当时写下的五首七绝中的一首，从诗句中可以看出，他当时是坐在船上的。 船正好划到望湖楼下，忽见远处天上涌起来一片黑云，就像泼翻了一盆墨汁，半边天空霎时变得昏暗。 一眨眼间，便泼下一场倾盆大雨，只见湖面上溅起无数水花，那雨点就像跳珠一般，纷纷打到船上来，，船篷与船板上，全是一片乒乒乓乓的声响。 船上有人吓慌了，嚷着要靠岸。可是苏轼朝远处一看，却知道这不过是一场过眼云雨，转眼就收场了。 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还不到半盏茶工夫，雨过天晴，依旧是一片平静。水映着天，天照着水，碧波如镜，又是一派温柔明媚的风光。 望湖楼位于今天杭州市的断桥东少年宫广场西侧，傍湖而建。 北宋乾德五年（967），望湖楼为吴越王钱俶（音处）所建，起初名为看经楼、先得楼。登临此楼向远处眺望，一湖胜景尽收眼底。也就是苏轼这首不经意间的《望湖楼醉书》诗，使得“望湖楼”从此得名并名扬天下。 当然，这只是苏轼闲暇时间的泛舟游览，当时繁忙的公务以及上级分派下来的执行新法的任务，使得苏轼还要地外出到自己的属地前往巡查。 在七月初一的一次外出公干中，暑天的闷热天气中的舟车劳顿，就被苏轼用诗如实地记录了下来，“凉飙呼不来，流汗方被体。” （《《七月一日出城舟中苦热》》） 六天后，夜宿余杭县法喜寺的苏轼，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前同事兼好友孙觉（字莘老）。 这位老孙也是一位以敢言着称的猛人，他敢于对不学无术、无故割地于敌的韩缜，对制造冤狱的蔡确，对人品污下、才薄望轻的章惇，对才识浅陋的安焘等这些宰相级人物，在一月间连上弹劾奏疏十余章。皇帝拟升其官职，他说，如果这些奸臣不罢职，我亦绝不升官。 同时，老孙还是苏轼、王安石、苏颂、曾巩的好友，是黄庭坚的岳父，还是秦观、陆佃、王令等人的老师。 此人曾任湖州、庐州、苏州、福州、亳州、扬州、徐州、南京等七州的知州，所到之处多有政绩。 卸任之后，所在地的民众多为他建有生祠或列为名宦，至今高邮尚有四贤祠以专门祭祀苏轼、孙觉、秦观和王巩等四位贤士。 所以说，苏轼与年长自己九岁、为人正直的前同事孙莘老能够玩得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等苏轼从余杭县巡查完公事，接着又马不停蹄地向东南赶往临安县公干，夜晚便就近借宿于县治南半里地的净土寺。宋时的临安县位于杭州城西北一百二十八里，所以说，这么远的路程一路下来绝对是个苦差事。 “鸡鸣发余杭，到寺已亭午。参禅固未暇，饱食良先务。平生睡不足，急扫清风宇。”（《宿临安净土寺》）苏轼及随从们天未亮即从余杭县出发，到达临安县已是中午时分，他们一行人来不及去搞那些参禅拜佛的事情，还是先填饱肚子再说吧。 一路的舟车劳顿，加之昨晚在净土寺也没有休息好，就令寺院里的小沙弥赶紧收拾一下借住的禅房，好在午饭后能够好好地补上一觉。 “晚凉沐浴罢，衰发稀可数。”（《同上》）直到傍晚才恢复过来的苏轼，用冷水沐浴洗漱了一番，一时间身上盛夏的暑气尽消。 这时候，时年才三十七岁的苏轼蓦然发现，自己的头发竟然不像往年的那般稠密，已经变得稀疏可辨了（中年油腻大叔的脱发迹象）。 至于文人对脱发问题的描述，除了苏轼，历朝历代都并不鲜见： 据记载，唐代诗人杜甫在中年时期也是开始出现脱发问题，到了晚年更是头顶发量稀少。杜子美的诗作《春望》中曾写道：“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这句诗不仅表达了他对时光流逝的感慨，也无意间透露了自己的脱发困扰。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杜甫的脱发呢？ 根据杜甫的经历，若运用现代医学常识，大体上可以推断出他脱发的原因： 杜甫一生官场不得志，多次科举应试却屡次不中。在那个战乱频繁的时代，杜甫长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身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很可能导致了他身体的内分泌失调，从而引发脱发问题。 直到三十五岁时在长安应试科举依然落榜未中。可怜杜甫在长安的蹉跎岁月中，正逢李林甫当权，即使得到了皇帝的赞赏他也没有能谋个一官半职。 再来说说诗人白乐天： 除了诗歌上的卓越成就，白居易还因一个特殊的“标签”在文学史上留下独特的一笔——他是个以秃头为自嘲的幽默诗人。不同于其他文人墨客对脱发问题遮遮掩掩的态度，白居易坦然面对自己的脱发困扰，并在多首诗篇中直言不讳地描绘了自己秃顶的形象。 他的《感发落》、《嗟发落》、《叹发落》等诗篇，不仅表达了对脱发问题的无奈和感慨，更以幽默诙谐的笔触自嘲了自己的脱发形象。 苏轼本身就有头发稀少的问题，?他在诗中更是多次提到自己的脱发情况。 例如，在《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中他写道：“重裘脚冷知霜重，新沐头轻感发稀。”这句话表达了他在洗完头后感觉到头发变得更稀疏，从而间接反映了他的脱发情况。? 依据现代医学常识，我们可以认为，苏轼的脱发可能与他当时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有着极大的关系。 作为一个文人，他可能面临着较大的精神压力与情绪的不稳定，这些因素可能对他的身体健康和头发健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余杭县南二里余，还有一座功臣寺，从净土寺步行即可到达。 看完了净土寺，苏轼一行便来到了径山。 径山位于杭州城西北五十公里处，山上的径山寺创建于唐代。径山在佛教界享有盛名，它与杭州的灵隐寺、净慈寺，宁波的天童寺、育王寺，并称为“禅院五山”。 苏轼先后曾四上径山，径山峰峦挺秀，风景秀丽，现存还有“东坡洗砚池”的遗址。山上所产的毛峰茶，与“西湖龙井”齐名，相传唐代陆羽还曾在此着过《茶经》一部。 径山本属于天目山的东北峰，因中有径路，能够通往天目山主峰，所以被称为径山。 “众峰来自天目山”，这是苏轼对于径山的认识。“嗟予老矣百事废，却寻旧学心茫然。问龙乞水归法眼，欲看细字销残年。”（《《游径山》》），正值壮年的苏轼，已觉得自己当下的世道正在变得愈加艰难，唯有通过研读子集经卷来聊度余生了。 但是，若以为苏轼单单就是出去游山玩水，那就大错特错了。从后来苏轼对于苏州、湖州、常州水患的理解与治理上，就可以看出苏轼在当地的水利方面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自径山归来，见吕察推吕仲甫寄来了一首诗。 吕仲甫，字穆仲，是丞相吕蒙正之孙。小吕刚开始任杭州教官，苏轼到此地时已改任此州的观察推官。观察推官，即观察使属官。职责是观察州置，掌助理郡政，由士人充任，从八品。 收到小吕的诗后，苏轼就像是有了“他乡遇故知”的感觉，迫不及待地唱和了一首。然后在当天晚上夜宿望湖楼上时，又和了一首。 夜间还在凉风习习的西湖上泛舟，一口气写下了五首七绝，这也算是后来苏轼描写西湖的惊世名作横空出世前的练手吧。 焦千子，字伯强，丹徒（今镇江市丹徒区）人。 和苏轼一样，小焦也是欧阳修的门下，其时正出任无锡县令。后来，苏轼还曾给他出过主意，开挖了堰渎将梁溪之水倒灌进入京杭大运河，解决了运河干涸、船运停顿的难题。 不过这时候，苏轼向焦知县求诗，是因听说他的属地无锡县的惠山寺有“天下第二”的惠泉水，此泉始发于袤丈之沼，疏为悬流，绕禅房一周后，到达禅床，再潆洄于法堂之侧，最终才灌注于德池。 “精品厌凡泉，愿子致一斛。”（《焦千之求惠山泉诗》）之所以求诗，苏轼是想让焦千子用诗给自己好好地描述一下此泉的盛况。 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吟诗作画才能让苏轼真正地身心愉悦起来，这毕竟才是一个文人的标配！ 任汲，字师中，眉州眉山人，与苏轼是地地道道的老乡。此人从小善学，颇能通其大义，读书不治章句（不求甚解之意）。任汲与其兄任孜，相继举进士中第，知名于当时，眉州人皆敬之，号之“二任”。 苏轼的老父亲苏洵在世时，尤其与二人相厚善，因此二人的关系也算是世交了。特别有缘的是，当苏轼还在凤翔任上，任汲要去赴黄州通判任，当时的苏轼还作诗为其送行。 这几天，老任（年长苏轼十九岁）给苏轼寄来了自己的诗作，大意是想以老乡的身份规劝诫一下苏轼，在当前的政治氛围之下，让他不妨以诗酒自娱，不要轻易地对时局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 接到老任的书信，苏轼自觉很是亲切。 “已成归蜀计，谁借买山赀”（《答任师中次韵》），在苏轼的和诗中已经透露出，他实在也是厌倦了这种四处奔波的官宦生涯，早有“买山而隐”的想法，但是自己空有一腔抱负还没有为国家社稷出力，怎敢抛下君王的江山于不顾呢！ 次日，杭州府的“一把手”沈立想邀请苏轼一起出游西湖。 苏轼知道，老沈自从去年正月自越州移知杭州，如今刚刚在任一年半的时间，听说上头已派陈襄前来接任。 所以说，老沈目前的任务就是维持局面，坐等新任知州的到来。 苏轼因有事没有赴约，但是次日把自己偶然得到的一支并蒂莲带给了老沈，并作诗向老沈表达了问候与留恋之情，“水仙已恐公归去，故遣双莲一夜开”（《沈谏议召游湖不赴明日得双莲于北山下作一绝》），“而今父老千行泪，一似当时去越时”（《和沈立之留别二首·其一》）。 熙宁五年（1072）的闰七月二十三，苏轼就是从邸报中得知了恩师欧阳修在颍州逝世的噩耗。 苏轼读罢邸报，当场为之恸哭，随后又跑去了孤山上，将此噩耗第一时间告诉了慧勤慧思两位长老。 北宋初期，将地方行政机构分为州、县两级。后来，又在州之上设“路”，形成路、州、县三级地方行政体制。 作为北宋的正式中央级官报的“进奏院状报”发行范围比较小，只发行到州一级。各州进奏吏再根据“进奏院状报”的内容传抄，或者摘其要点发出的报叫“邸报”，也称邸抄，是地方级官报。 与“进奏院状报”相比，“邸报”发行的数量多，流布的区域更广。 到了苏轼为官的年代，已经出现了专门抄录邸报以售卖的牟利商人，当朝的官府为求省事，都乐于花些钱去购买。所以，官员们在自己的府邸就能够知道皇帝的谕旨、诏书、臣僚奏议等官方文书以及宫廷大事等有关政治情报。 慧思长老写下了一首小诗来安慰苏轼，苏轼次其韵后说，虽然恩师欧阳公从未来过杭州，但是在这孤山下，能从两位大师的口中听到与欧阳公的昔日过往，也是令人分外亲切的，“犹喜孤山下，相逢说旧游”（《哭欧公孤山僧惠思示小诗次韵》）。 自从这次苏轼在慧勤的僧房里哭过欧阳公后，此后每逢再见到慧勤，只要一提起欧阳修大人，慧勤也是没有不失声痛哭的。慧勤并没有打算闻名于世，而欧阳修大人也并没有什么恩惠给予过慧勤，难道是慧勤是为了私利吗？ ——那原本就是慧勤的贤德使然。 苏轼远在千里之外的杭州，加之有官事在身，本该前往颍州祭奠一下自己的恩师，但却不能成行。除了深感愧疚之外，苏轼唯一能做的就是为恩公写下一篇祭文，以此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无限哀痛之情。 第57章 钱塘潮涌之时，PK崔颢《黄鹤楼》 北宋着名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华阳（今成都双流区）人范镇（字景仁），是苏轼极为敬仰的前辈，此人曾支持司马光论新法，与王安石不合，数次劾青苗法扰民，直言变法是残民之术。 另外，苏轼的父亲苏洵生前与范镇也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所以说两家也算是世交了。 中国史学界有“三范修史”的佳话，三范指范镇、范祖禹、范冲，其中的范祖禹还是范镇二哥范锴的孙子。 范镇有五个儿子，其中长子范燕孙早夭，二子范百揆（字子中，官至朝散郎）、三子范百嘉（字子丰，承务郎）、四子范百岁（字子老，太康县主薄）、五子范百虑（字已不考，承务郎）。 在范忠文公的后代之中，多人与苏轼有过直接或是书信方面的交往。 正在杭州通判任上的苏轼，此时给范家老三范百嘉写了信。 信中苏轼告诉小范，自己所在的杭州城夏季其实是非常炎热难熬的，自己时常偷闲会去西湖周边的山寺中过夜，或是夜晚到西湖上泛舟纳凉。只有到了秋季，才会稍稍凉爽一些。 令人痛心的是，杭州今年的夏粮被旱坏了十之七八，朝廷虽然被迫修改了盐法，但税收却还是收不上来，自己虽然身为通判这一闲职，也时常会被旱情与税收所拖累。 到了八月份，苏轼被朝廷抽调在杭州本州的试院中和堂监试进士，也就是出任监秋试考官，一同出任考官的还有刘撝（音挥）。 刘撝，字行甫，长兴（今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人，与其弟刘谊，均举进士，兄弟俩曾一起与苏轼游玩过。 考试结束后，苏轼与刘撝一同登上望海楼。 在苏轼的《望海楼晚景五绝》中有“雨过潮平江海碧，电光时掣紫金蛇”句，被清人王文诰赞为是真正的“连日闲坐楼上看潮人”说的话，意即描写的极为传神，绝非是那种闭门造车之辈的臆想妄语。 依宋时的惯例，每年的八月十五日放贡举应试，诸州郡及各路运司，并于此日放试，而出榜则安排在当年的八月十七。 因此，在监考的前后间隙里，苏轼就有了一些闲暇的时光。 八月初十，正在赏月的苏轼突然想起了在陈州的弟弟苏辙，还有同在任陈州州学教授试国子四门助教的苏辙的同事崔度。 崔度这个人，虽然不善营生，但是却精通经史子集，熟知各项事务，就连举荐者韩琦都认为他是一个人才。 遥想去年的今日，苏轼在陈州还曾与崔度一起对饮于月下。 后来，因为崔度被贬谪海外，苏轼还给好友欧阳仲纯写过信，拜托他照顾一下仍寓居在陈州学舍里崔度的妻儿。 “宛丘先生自不饱，更笑老崔穷百巧”（《八月十日夜看月有怀子由并崔度贤良》），在诗中，苏轼自是将崔度成为“老崔”，这种称呼与今天可能已是寻常之语，但在宋诗的这种语境里却显得更为特别，更显示出苏轼与此人超乎寻常的关系。 每年的八月十五前后，钱塘江的大潮都会不期而至，苏轼当然不会错过这一机会。 每逢此时，钱塘潮的潮怒更是要胜于平时，杭州城的官民百姓往往倾巢而出，齐聚江边观潮，为每年最为繁盛的时节。 潮水中自庙子头至六合塔，农历八月十八在钱塘江上设有检阅水军，弄潮儿们下到水里，手把红旗挺立于潮头，展现各种技艺，据说此举是为了在潮来之际迎讶吴人伍子胥的。 若以我们今天的科学常识来看，钱塘潮不过是天体引力与地球自转的离心作用，加上杭州湾钱塘江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所造成的特大涌潮。 其中农历的八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太阳、月球、地球几乎在一条直线上，所以尤以这几天海水受到的引潮力最大，潮头就会越猛烈。 一般情况下，钱塘海潮到来之前，先是自远处呈现出一个细小的白点，转眼间就会变成了一缕银线。并伴随着一阵阵闷雷般的潮声，白线便会持续翻滚而至，几乎不给人们反应的时间。 汹涌澎湃的潮水已呼啸而来，潮峰高达三到五米，后浪赶前浪，一层叠一层，宛如一条长长的白色带子，大有排山倒海之势。潮头由远而近，飞驰而来，潮头推拥，鸣声如雷，喷珠溅玉，势如万马奔腾。 八月十七放榜后，监考任务便告一段落。 苏轼又相约刘撝等人登上了望湖楼观潮，并唱和了上次作于望湖楼楼上的五绝。 当然，要是认为苏轼单单就是为了来观潮就有点浅薄了，我们会在和诗“细雨作寒知有意，未教金菊出蒿蓬”（《八月十七日，复登望海楼，自和前篇，是日榜》）句中，感受得到苏轼此时心中深深的忧叹。 此时由于新学的盛行，金菊往往与蒿蓬相杂处，那些士子，不管是被录取或是罢黜的，想必都不会使苏轼感到是公平的！ 在试院里，苏轼收到了两位朋友求诗的书信。 一是前同事孙觉（字莘老）寄来请求信，想让苏轼给他的“墨妙堂”作首诗。 孙觉这个人，我们前面提及过，是一位以敢言着称的猛人，他敢于对不学无术、无故割地于敌的韩缜，对制造冤狱的蔡确，对人品污下、才薄望轻的章惇，对才识浅陋的安焘等这些宰相级人物，在一月内连上弹劾奏疏十余章。 “墨妙堂”是孙觉去年在湖州知州任上，于官府衙门北侧的逍遥堂前专门修建的。 当年的腊月间，苏轼到湖州公干，看到了孙觉的这一壮举后非常感叹，还当场给孙觉写过一篇记文，这次孙觉又想叫苏轼给再他作首诗。 在后来苏轼的诗中，讲了很多书法的一些理论并把孙莘老所藏碑帖上的书法也大加赞扬一番。 二是李公择想向苏轼求一首关于黄鹤楼的诗。 宋时的黄鹤楼位于武昌江夏县西二百八十步，曾因“诸葛亮的接班人”费祎登仙后，每每身骑黄鹤于此地歇驾而得名。 在历史上，有关黄鹤楼的诗咏不少，因此难度也就水涨船高了。 相传李白就很欣赏崔颢《黄鹤楼》诗，李白是个天才诗人，并且是属于那种充满创造天才的大诗人。然而，李白临黄鹤楼时，却是“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因而，“谪仙诗人”便感到心有不甘，立志要与崔颢一比高低。 于是，他就“至金陵，乃作凤凰台诗以拟之”，也就是说，直到写出可与崔颢《黄鹤楼》平起平坐的《登金陵凤凰台》后，李白才肯罢休。 黄鹤楼的景致此刻到了苏轼手里，我们来看是如何转化成诗作的：“黄鹤楼前月满川，抱关老卒饥不眠。夜闻三人笑语言，羽衣着屐响空山。非鬼非人意其仙，石扉三叩声清圆。洞中铿鈜落门关，缥缈入石如飞烟。”（《李公择求黄鹤楼诗因记旧所闻于冯当世者》），这前四句即展示出苏诗“汪洋恣肆，明白畅达”的特点。 更为惊奇的的是，在结尾处苏轼还发扬了自己善于运用夸张、比喻的豪放手法，说自己的描述若有世人不信，可以问一问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冯京，“愿君为考然不然，此语可信冯公传。”（同上） 冯京，字当世，鄂州江夏（今湖北武昌）人，是宋朝最后一位三元及第的状元。 冯京在古代十三位“三科状元”中知名度较大，就连时任宰相富弼见冯京才华横溢，竟先后将两位千金嫁给他为妻，以至于留下了“两娶宰相女，三魁天下元”的千古佳话。 苏轼的意思是，这位状元爷就是武昌本地人吧，我对于黄鹤楼的描述你们可以不信，总不会连状元爷冯京的话也不相信吧！ 在中和堂充任考官的这些日子，苏轼得以清闲了二十来天。 每当闲来无事，就会到望湖楼等清雅之地去闲坐赋诗，自己的心情也逐渐好起来了。在给好友、范镇之从孙范祖禹的信中，苏轼介绍了自己的州郡官宦生活。 他说每年的春夏季节倒还清闲，因为庄稼都在生长中，但到了夏收之际，就会非常繁忙，有关盗贼的案件便会堆积如山。其原因不外乎新法刚刚实行，老百姓无力偿还官府的各项税赋，以至于牢狱里已被囚犯挤满。 直到现在，苏轼倒突然怀念起了自己在馆阁中的日子了。 在苏轼所处的时代里，诗坛上还出现过一颗耀眼的新星，那就是当涂诗人郭祥正（遗憾的是，今天却少有人知晓）。 在如今的千年古县——当涂，前后出过两位大才子，在当地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一位是《千字文》的作者，南朝的周兴嗣；另一位据说是李白转世，北宋诗人郭祥正（字功甫）。 郭祥正，字功父，一字功甫，又名谢公山人、醉吟先生、漳南浪士。 史传“其母梦李白而生”，少年即倜傥不羁，诗文有飘逸之气。 他的出现，立即赢得宋朝享有盛誉的诗坛老将梅尧臣的赞扬，还赢得了着名诗人王安石、袁世弼、章望之、章衡等人的赞扬，他们中的多数人都说小郭就是“李白后身”。希望他继欧阳修之后来领导诗坛，成为诗坛盟主，可以说郭祥正的作品对当时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关于郭祥正的身世记录，《宋史》卷四百四十四， 列传第二百三当中有着正式的文字记载： 郭祥正，字功父，太平州当涂人，母梦李白而生。少有诗声，梅尧臣方擅名一时，见而叹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后身也！” 梅尧臣老先生的直接确认，正说明郭祥正是“李白转世”的说法，在民间已经非常流行了，以至于在正史中都有了这样的记录。 甚至还有一种民间的说法，逻辑性更为严密： 据传，郭子仪在军中曾犯军纪，按律处斩，被李白救下。 之后，李白拒绝太子李亨请求，到永王李璘幕府。后来永王发动兵变，谋反牵扯到李白，有杀身之祸，郭子仪听闻后愿用自己的官爵来为李白赎罪，之后才有机会遇赦被流放到了夜郎。 二人的互救传为佳话，而李白这个重情义之人，决定在273年之后转世到郭家，报答郭子仪。 这样的逻辑似乎很严密，不过，这毕竟这是个美好的传说。 明代诗人杨慎在《升庵诗话》中，也曾高度评价过郭祥正的诗歌： “宋诗信不及唐，然其中岂无可匹体者，在选者之眼力耳。如郭功甫的《水车岭》云：“千丈水车岭，悬空九叠屏。北风吹不断，六月亦生冰。……谁谓宋无诗乎？” 黄庭坚曾经对郭祥正的作品高度评价为： “功甫诗如此数绝，真得太白体，宜为诸老之所称赏也”。 在这里所说的“数绝”，是指郭祥正收入他《青山集》中的《西村》、《访隐者》及《山居》等绝句。 但是郭祥正的压力其实也是很大的，因为他顶着太白转世的光环，而不知为何太白要选择在唐之后的宋转生，当然这是玩笑话了。 唐代诗歌已经接近完美了，给宋代的郭祥正在诗歌上的突破没有留下多少的空间。而在北宋时期，优秀的人太多了，苏轼应该是顶尖人才，或者说全才了，在他的光芒之下，连欧阳修这样的前辈，王安石、苏洵、司马光这样的文坛大咖，都有些黯然失色，更何况郭祥正呢！ 熙宁五年（1072），苏轼出任杭州通判之时，郭祥正刚好除知武冈（今湖南武冈市）令。 至于两人是从何时开始交往的，如今已无从得知。 只知道苏轼在临本州试院考试结束后，突发痢疾，以至于四肢软绵无力，本来有机会当面见到小郭的，却因身体原因而失之交臂，这也是苏轼在给郭祥正的信中所描述的。 八月间，州守沈立离任的时候到了。 自熙宁三年（1070）腊月接替赵拚出任杭州知州以来，到今天的新知州、福州人陈襄前来接任，这前后不过才一年多时间。 在苏轼眼里，这位着有《河防通议》的水利专家与着有十卷本《牡丹记》的花卉专家、藏书家、来自安徽和县的知州大人，不仅能够与民同乐，与自己的相处还算是颇为融洽的。 人该走了，作首诗送行一下，以苏轼的性格自然是少不了的。 “而今父老两行泪，一似当时去越时。”（《和沈立之留别二首·其一》），当年沈立在离开越州前究竟发生了什么感人的场面，我们不得而知，暂不论苏轼此时是否为出于官场上的客套之语，对于沈知州这位老搭档的评价，总之还是极蛮高的。 第58章 “五日京兆”施恩“九尾野狐” 在杭州新老知州交接的真空时段，苏轼曾经全权执掌过一段时间的州事。 就在苏轼即将离开杭州去密州（今山东诸城）任职之前，有一位别号“九尾野孤”的营妓向官府提出申请，以自己年老色衰为由，请求脱离营妓名籍，想把自己洗白成为良家妇女。 营妓是旧时娼妓之一种。 唐宋时，娼妓是官府经营的，在唐代或隶属教坊，或隶属军营。宋代则分属“州郡”和“军营”，其身份统一被列入另册，如想脱离娼妓名籍，也是可以的，但需由本人提出申请。 唐宋时的娼妓可大致分为这样几种： 宫妓，其主要职责是在皇家举行的各种节日庆典及盛会之类的活动上演出，并为帝王提供各种娱乐； 营妓，又称军妓，在军队为将士们提供娱乐； 官妓，指的是那些列入地方官家乐籍也就是教坊（梨园）并在官府举办的各式各样活动及宴会上表演歌舞音乐的艺人； 家妓，是指养在家中能歌善舞、擅长音乐杂艺的美貌女子。 由此可见，娼妓并非全是卖身的妓女，如宋朝法律明确规定，官妓只准“歌舞佐酒”，不准“私侍枕席”，出卖肉体也是违法的。 苏轼当时只是杭州的临时负责人，新领导马上就会到任，他本来完全可以把棘手之事推给新任领导来处理。 但他是个乐天派，喜欢开玩笑，看到这份有趣的请示后，提起笔来就批示： “五日京兆，判状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 同意了其从良的请求。 这里的“五日京兆”是用了西汉京兆尹张敞的故事： 因受一个案子的牵连，张敞被人弹劾，即将去职。就在这个时候，张敞命令其部下絮舜去查办一个案件，絮舜却说：你只能做五天的京兆尹了，我为什么还要听你的话？就私自回家睡觉去了。 张敞非常生气，马上派人将絮舜拘押起来，说：五日京兆又怎么样？说完就把絮舜杀了。 苏轼在这里引用此典故是想说明，我虽然只是个临时负责人，并且还即将离任，但还是有权批准你“九尾野狐”的从良请求的。 可以说，苏轼的这个批示确实非常有趣。 可更有趣的是，别号“九尾野狐”的请示刚刚批下去，另一份相似内容的请示马上又递到了苏轼这位代理官员的手上。 这回提出从良嫁人请求的营妓名叫周生，是当时杭州城长得最漂亮、技艺也最佳的营妓。 我们前面说了，营妓就是有正规编制的慰劳军士的歌舞团团员。 如果说，人老色衰的“九尾野狐”要走，苏轼可以不留，那么，要放走色艺俱佳的周生，苏轼就不得不认真考虑考虑了，因为周生是业务骨干，是台柱子，杭州城每次搞大型演出活动，都得靠她撑台面。这样的人才，怎么能够随便放走呢？ 所以，苏轼在她的请示上批道：慕周南之化，此意虽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 一个被判从良，脱离营籍；一个被判不允，仍操旧业。这本来就要让人笑破肚皮，更好笑的还是苏轼在批示中引用的这两个典故： “慕周南之化”典出《诗经·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而“空冀北之群”典出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比喻有才能的人遇到知己而得到提拔，成语“群空冀北”就由此而来。 苏轼巧妙地借用这两个典故，是说周生追求美好幸福的婚姻生活，精神固然可嘉。但像你这种色艺俱佳的歌舞女郎，是难得的人才，似乎不应该这么早就脱离营妓名籍、从良嫁人。 再说，放你走了，杭州的艺术团体以后就缺少能够撑台面的艺人，所以我不能批准你的请求，还请你能够原谅和理解。 这完全就是文人们心中特有的有趣的逻辑。 新任知州陈襄到任时，正是杭州城里木芙蓉大盛之时节。 木芙蓉又名芙蓉花、拒霜花，原产我国的湖南，目前成了成都市的市花。 陈襄，字述古，因居古灵，故号“古灵先生”，与郑穆、陈烈、周希孟并称“古灵四先生”，侯官（今福建省福州市）人，还是理学大师朱熹（号晦庵）的得意门生。 熙宁元年（1068），老陈任尚书刑部郎中，修起居注，知谏院，管勾国子监事，改侍御史知杂事。 其时王安石执政，陈襄五次上疏，论“青苗法”之害，请罢免王安石、吕惠卿等小人。神宗不从，但器重陈襄文才，召试知制诰。陈襄以言不见听，辞不应试。 熙宁四年（1071），陈襄出知陈州（今河南淮阳），在任期内曾修建范仲淹拟修的学舍，与诸生讲解《中庸》。 陈襄与苏轼的见面礼，是从一首《和陈述古拒霜花》开始的。 苏轼在唱和陈知州的诗中有“唤作拒霜知未称，细思却是最宜霜。”（《和陈述古拒霜花》）句，在这里，苏轼面对和自己有着同样抱负的陈襄，在当下新法盛行的政治氛围中，苏轼很是喜欢木芙蓉这种开放于深秋，霜侵露凌却又风姿艳丽，占尽深秋风情的花卉，觉得它就像是极具风骨的历代士子一样，最适合被叫做“拒霜花”了。 陈襄上任后，一个叫孙奕的闽人被破格提拔为签判。 孙奕，字景山，福建闽县人。 此人也是因为抵触新法，被邓錧等人弹劾而外放的官员，在陈襄的眼里，小孙是一位“行事着于乡里，节义信于朋友，历官所至，多以善政闻”的好干部。 此时已时近深秋，正当苏轼与新任知州陈襄在工作上互相熟悉与磨合之际，周邠的老母亲去世了。 周邠（字开祖）是陈舜俞的女婿、钱塘人，其时任钱塘县令。此人年长苏轼一岁，是个陪同苏轼在杭州西湖边流连了三年的铁杆。 听闻好朋友丧母的噩耗，苏轼立即前往祭奠，还给周老夫人写了挽辞。 闲暇时，苏轼就会围绕西湖一带到处走走。 凤凰山上有座梵天寺，寺僧惠诠的一首小诗“落日寒蝉鸣，独归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随行屦。” 苏轼读后，觉得清婉可爱，就想唱和一首。 但这种超脱于世俗之外的寺僧之作，绝非俗人可比，苏轼的和诗“但闻烟外钟，不见烟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湿芒屦。”（《梵天寺见僧守诠小诗清婉可爱次韵》）此诗虽也清绝过人远甚，但是惠诠的诗，更是有着月下林间那种幽深清远的另一种风流。 纪晓岚先生读后认为，苏轼之所以喜欢惠诠这首小诗，乃是“偶思螺蛤”之意，就是说大鱼大肉吃多了的人，偶尔觉得小菜也很可口。 一日，苏轼在听杭僧惟贤弹琴时，突然想起了与恩师欧阳修大人一件往事。 因为古人要求学生要掌握六种基本的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即“六艺”。 古时候，有“礼” 则必有庆贺燕飨之“乐”，有庆贺燕飨之乐则必有五音“宫、商、角、徵、羽”的伴奏，古代政府还专门设有掌管音乐的官吏,专门负责宫中的庆贺燕飨之乐。 所以，欧阳修大人就问苏轼道，小苏，你认为古人的哪一首琴诗写的最好？ 苏轼说，我认为唐时韩退之（韩愈）的《听颖师琴》这首诗写的最好。 欧阳公道，这首诗固然奇丽，但却是一首听琵琶的诗，而不是琴诗。 如今在听了惟贤的琴声后，苏轼就结合琴声做了一首琴诗，“大弦春温和且平，小弦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识宫与角，但闻牛鸣盎中雉登木。”（《听贤师琴》） “宫、商、角（音决）、徵（音纸）、羽”类似现在简谱中的1、2、3、5、6。 即宫等于1(do)，商等于2(Re)，角等于3(mi)，徵等于5(Sol)，羽等于6(La)，是我国古代音乐的阶名，即五声音阶中各音的名称，合称“五声”。 苏轼诗中的“宫”在古时候被状为像牛鸣盎中的声音，而“角”则被状为像雉鸡登木以鸣、疾而清的声音。 当这首苏轼自认为最能反映出琴声之妙的诗作完成后，第一时间寄给了欧阳修大人，还想与之进一步探讨听琴诗的最佳表达之法。 遗憾的是，他收到的却是恩师已经仙逝的消息！ 孔文仲这个人我们前文多次提及过，范镇曾举荐苏轼与孔文仲任谏官，后来这件事还令范镇老先生非常头疼。 原因是不仅朝廷上没有恩准，还给苏轼带来了被诬以借官船走私和遭到弹劾的结果。 就连司马光老先生也曾说过，朝中的苏轼及孔文仲本是名不见经传的小臣僚，都敢不避陛下的雷霆之威与王介甫的虎狼之怒，屡次上书对策指陈朝廷的得失和王安石的荒唐。凛然正气、视死如归，对于自己的政治前途丝毫没有放在心上！在这一点上，老夫我远远不如人家苏轼和孔文仲啊！ 孔文仲，字经父，新喻（今江西新余县）人。因为曾当面否定王安石的理财用人之法，遭到贬谪并外放，如今孔文仲的台州推官也被罢免。 在杭州收到了孔文仲的赠诗后，苏轼感到两个人同为天涯沦落之人，当即和了一首长诗相赠。 孔文仲离开杭州后，苏轼被派往仁和县汤村为朝廷开挖运盐河现场督役。 仁和县的前身，是吴越时期设置的钱江县。 今天的仁和，大致是指余杭区下辖的仁和街道，既是余杭、拱墅、临平三区结合部，也是杭州西北群山与东侧大运河水网间的平陆地带。 然而在从前，仁和是与钱塘齐名的杭州属县，面积也比现在大得多。 仁和镇，就是今天的乔司。 乔司，初名仁和镇，宋代改名汤村镇，是当时着名的盐业基地，也是宋代仁和县四大镇之一。 《元丰九域志》卷五《两浙路》记载，北宋时仁和县设临平、汤村、范浦（今艮山门一带）、江涨桥（今湖墅路）四镇以及九乡。 仁和与余杭、钱塘、临安、建德、青溪为望县。其中仁和与余杭、钱塘还是杭州的属县。 所谓望县，按照北宋标准，居住人口要达到“一万户”以上。 户，就是一户人家。 “望县”是仅次于京城内部赤县与京城周边畿县，在地方上最高等级的县，足可见仁和之人口密集。 宋时汤村位于安仁东乡，离县署四十一里，而都盐仓在天宗门里。 仁和县有四大镇，汤村为其一，前沙河在菜市门外太平桥外沙河北水陆寺前入港，可通汤镇、赭山、岩门盐场，此时的苏轼就是要在这里督役民夫们开挖运盐河的。 那么，苏轼同志为什么会被朝廷派往汤村开挖运盐河呢？ 事实上，这些地方历史上都曾是产盐重地。 钱塘江，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涌潮现象，江水含盐量颇高。自古以来，沿江地区的人们就善于利用这一资源，通过刮卤或煮水的方式制盐。 因此，钱塘江沿岸涌现出许多与“盐”紧密相连的地名，如海盐、盐平、盐官和盐仓等地。 甚至有人认为，杭州的余杭、宁波的余姚以及杭州的萧山等地名也与盐有关，因为“余”在越语中即为“盐”。 那么，“乔司”这个名字又是如何与盐扯上关系的呢？这还得从钱塘江边的一个汤村镇说起。 这个村镇位于杭州临平以南约十八里处，宋代时已发展成为着名的盐场。 人们在这里设立了专门的制盐卤和煮盐设施，所产的盐色泽洁白、味道鲜美，深受杭州人喜爱。制盐业不仅成为了当地百姓的重要生计，也为朝廷带来了可观的赋税收入。 然而，运送这些白花花的盐却成了问题。 汤村盐的运输主要依赖运盐河，但这条河道狭窄且周边土质松散，经常堵塞。在天气干旱时，河水减少甚至露出河床，运盐河几乎无法通行。盐民们面对这一困境，只能期盼老天能降大雨以解河道之困。 当时，卢秉提举两浙盐事，进行了一系列盐法改革。 临近年尾，朝廷下达命令要求征收十万担盐。 然而，盐仓监在处理盐仓和盐场政务时面临困境，他们尝试拓宽运盐河以解决运输问题，但工程艰巨，最终落到了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肩上。 在初冬的细雨中，苏轼专程来到汤村镇监督运盐河的开凿工作。 他目睹了民夫们在狭窄泥泞的道路上辛苦劳作，深感同情。在这种复杂的心情之下，他写下了《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一诗，真实描绘了民夫们冒雨开河的艰辛。作为通判的苏轼，决心要尽快完成开河工程，以解决盐民的困境。 他驻扎在工地附近的皋亭山脚下水陆寺，亲自督工，不辞辛劳。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运盐河终于疏通，汤村的盐得以顺利运入艮山门外的盐仓，同时也为朝廷带来了丰厚的课税收入。 第59章 黄庭坚老丈人的卓越贡献 仁和县的汤村，就是今天的杭州市余杭乔司。 北宋时，汤村（乔司）的食盐生产已具相当规模，外运靠牛车马车运输已不能满足，朝廷决定改为水运，从汤村（乔司）开凿一条河直达大运河，专门用来运送食盐。熙宁五年（1072）十月，身为杭州通判的苏轼就承担了这里的督开汤村运盐河的任务。 在汤村督役的过程中，苏轼发现当地提举盐事的官员为了开挖这条河，竟然强行差遣当地的千余民夫于雨中不间断地劳作。 这种工程本来就不是民事，偏偏要差遣民夫，加上秋收还未忙完，于此时服役就不免要耽误农事。况且河道里还有绵延数里的流沙，开挖起来效果极差，虽然苏轼百般建议，但是却无法阻止此事。 骑马到现场去督役的苏轼，看到民夫们就像鸭与猪一般泡在泥水里劳作不止，自己连下马的一片干地也找不到。 一方面苏轼感叹朝廷开挖运盐河的失当，另一方面又对此役妨碍了农事而感到揪心。 此时的苏轼，面对眼前的一切，无疑是怀疑人生的。他在诗中倾诉道，“居官不任事，萧散羡长卿。胡不归去来，滞留愧渊明。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 意思是说，如今的自己真心地羡慕居官而不任事的司马长卿，又因不早早地弃官归田而愧对自己的偶像陶渊明。面对此情此景，苏轼肯定心情很沉重，但官不由身，他能怎样? 当然，这首诗日后也成了“乌台诗案”的线索之一。 奉行办实事的苏轼，为了“督役”运盐河工程，就近找个地方过夜，遂夜宿水陆寺。这样就免得他杭州城里与汤村（乔司）两头跑，把功夫都耽误在路上。 水陆寺是离汤村（乔司）比较近又合适夜宿的地方，直到今天，杭州仍然有一条巷叫水陆寺巷，巷名因寺名而起，今天的水陆寺巷东起东清巷，西至新华路南段。 在盐官县督挖运盐河的间隙，苏轼偷闲游览了盐官县（今海宁市盐官镇）南边庆善寺的千佛阁与县治西北的安国寺悟空禅师塔，观看了悟空禅师塔前的古桧树。 这棵桧树乃唐时所植，枝干粗壮，颇有灵性，据说后世的宋徽宗曾下诏欲取之，当地官员只得以船泛海，欲将此桧树送抵汴京，结果连人带树均葬身大海，验证了此树已有灵性的事实。 苏轼还见到了当地寺僧饲养了二十余年的一只白鸡，白鸡这种家禽对于修道学佛之人来说，居住在山间最合适喂养，据传可以辟邪。而苏轼见到的这只白鸡，时常还会卧于寺僧的座旁听经，似乎也具有了一定的修行。 十月初十，杭州的士子中有九人被选往参加礼部的会试，知州陈襄在中和堂举行宴会为他们饯行。 在宴席中，陈知州勉励大家要像江河那样，为了目标而一去不返，还要像松柏那样不因季节的变化而改变志节。陈襄与诸位士子都先后赋诗并结集，苏轼在诗集前还作了序。 熙宁五年（1072）冬至这天，苏轼独自来到了吉祥寺。“何人更似苏夫子，不是花时肯独来”（《冬至日独游吉祥寺》），忧国忧民的苏轼，在新法的推行如火如荼之时，其心情想必不会是愉悦的。 心情极度郁闷之时，苏轼想到了他的家人。 虽然父母已逝，但家乡还有他的几位堂哥，于是就给二堂哥苏不疑去了封家信。 信上说，自己上个月已经让驿使往家里捎信，估计是快到了。如今自己在杭州通判任上，时事一天天紧迫，所到之处都是被新法弄得惶惶不安。 杭州旧称“乐都”，但现在自己却生活得捉襟见肘、事事寒酸，由于物价奇高，使得自己有限的俸禄平时只能勉强度日。 最为致命的是，自己待人接物十分的笨拙，随时都会得罪一些官场上的人，如果年终考察后被淘汰，那将是一件多么狼狈的事情（说明即是神一般存在的苏轼，也有自卑的时候）。 苏轼还说了因有公事，自己近期要到湖州去一段时间。 前面我们说了，苏轼在去汤村督役前，曾与孔文仲有过诗词唱和。如今，孔文仲的父亲孔延之（字长源）也因对盐法不满被罢越州任，经过杭州时，苏轼在有美堂设宴接待了老孔。 苏轼此次被派往湖州，是要去协助知州孙觉（字莘老）修筑松江的堤堰。 孙觉是苏轼一生的挚友，嘉佑相识，熙宁相知，元丰同患难，元佑表里相依。 二人友谊笃厚之缘由，主要在于相互仰慕、志趣相投与人事渊源。 孙觉，字莘老，江苏高邮人，北宋文学家、词人。 如果拿孙觉的名气和同时代的苏东坡相比，可能确实没有苏东坡那么大的影响力，但也决不是籍籍无名之辈。若是打开这位孙莘老的履历，也足够夺目了。 孙觉是胡瑗、陈襄的学生，这两个人都是北宋朝着名的思想家和理学名家，陈襄还是着名的“海滨四先生”之首，仁宗、神宗时期名臣。 所谓“名师出高徒”，有这样的老师，孙觉自然也差不到哪去。 再看看孙觉的朋友圈，苏轼、王安石、苏颂、曾巩，这些人随便哪一个拎出来都是响当当的人物，都曾在北宋的文坛上熠熠生辉。 孙觉还是“苏门四学士”中江西诗派的开山之祖黄庭坚的岳父。“苏门四学士”四个人中的两个，都被他收入囊中，一为女婿，一为学生，可见孙觉的实力非比寻常了。 孙觉和秦少游的师生感情其实挺好的。 秦少游仰慕文豪苏东坡大名，想拜在苏东坡门下。禀明孙觉时，孙觉不但不生气，还很支持。 利用苏东坡拜访自己的机会，孙觉把秦少游的词稿推荐给苏东坡，才有了后边苏东坡和秦少游的相识、相知。 作为老师，为了学生不遗余力，孙觉堪为师者表率了。 也就是这一次到湖州，苏轼给孙知州的墨妙亭作了记文。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收获，苏轼在孙莘老的府上见到了老孙的女婿——黄庭坚（字鲁直）的诗文，第一次知道了黄庭坚这个人的存在。 “苏门四学士”中这位每晚都要亲自为母亲洗涤夜壶的黄庭坚，原是孙莘老的女婿，而另一位叫秦观的却是孙莘老的学生，所以说，“苏门四学士”中光黄庭坚的老丈人、这位以敢言着称的猛人就贡献出了两位，且还都是当世最顶尖的人物。 苏轼将要动身去湖州时，听说了伯父苏涣的一位同年张瑰（字唐公）之子张轩民，近日要赴省试，若按辈分来讲，苏轼与这位小张还算是世交的小兄弟，因此苏轼特意为他作了送行诗。 “洗眼上林看跃马，贺诗先到古宣城。”（《送张轩民寺丞赴省试》）这里的上林原指上林苑，以言京师，而古宣城是指张瑰以的翰林侍读学士出知过太平州，太平州也即古宣城。 苏轼夜以继日前往湖州的途中，正是王安石集团大力推行新法之时，从苏轼现场所作的《画鱼歌》可以看出，目之所及，到处上演的都是官府扰害百姓的情形。 这里的“画”是个通假字，同“划”字，是当时我国南方特有的用带钩的棒划水取鱼的方法。 按说此时已不是划水取鱼的时候了，况且还都是在渔民的养鱼之处，从养鱼的常理来说，更应该让鱼休养生息，以待来年。 但还是有不少人在划水取鱼，弄得蒲草折断，藻荇等水草散乱不堪，看那意思连鳅鲵也不会放过的。这种极端的做法，对养鱼者来说，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我们可以想象官府的鞭鞑催逼，也可以想象到渔民无可奈何的哀叹。 苏轼写这样的诗和他保守的政治态度是有关的，《画鱼歌》通过“画鱼”这样一件小事，反映出了官府征敛既繁、刑罚又严、扰害百姓的社会现实，也表现了苏轼作为一名文人对人民苦难的深深的同情。 此诗属于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这一时期苏轼的一些诗歌，已经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某些笔法，直接反映了民生疾苦，为老百姓的不公高声呐喊。 熙宁五年（1072）腊月间，苏轼抵达湖州。 前同事兼好友、如今的湖州知州孙莘老自然是翘首以待，将苏轼迎入府中，盛情款待之后，孙莘老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要求。 原来，老孙到任湖州知州后，利用空余时间搜罗了湖州本地前贤流落于各处的诗文遗存，得到了咏赋几百篇，编撰成《吴兴新集》一书。 孙觉又把荒山野岭上较为清晰但已倾倒残破的石碑，统统集中到自己的墨妙亭中。 这次苏轼来湖州前，老孙的心底已开始盘算，若能让老伙计苏轼给此亭写篇记文，那是再好不过了。说到这，我们不得不佩服人家老孙，眼光确实是独到，以至于这篇记文被流传到了今天，自己的墨妙亭亦被今天的世人所知了。 苏轼在记文中，首先肯定了孙莘老这种虽知万事万物必会消亡，仍要尽到自己的努力以至于不存遗憾，仍建造宏伟敞亮的亭子去保存石碑这种行为。然后，就是忍痛将自己珍藏已久的《羊欣帖》摹本贡献了出来，让老孙也将之刻成石碑立于墨妙亭中。 苏轼早就听说过，吴兴县有一位词人名叫张先（字子野），此人善作慢词，与柳永齐名（有的一拼），造语工巧，曾因三处善用“影”字，世称张三影。 张先为天圣八年（1030）进士，他曾出任过安陆县的知县，官至尚书都官郎中，晚年退居湖杭之间，渔钓自适，曾与梅尧臣、欧阳修等人交游，也是个传奇式的人物。 苏轼先是唱和了老张的旧作《春昼》诗，“蜗壳卜居心自放，蝇头写字眼能明。盛衰阅过君应笑，宠辱年来我亦平。”（《和致仕张郎中春昼》）然后在孙莘老的座上见到了黄庭坚的诗文，不由得拍案惊奇。 孙莘老告诉苏轼说，黄鲁直这个人，知道的人还很少，还望您今后出去多多宣传一下。 苏轼顿时笑道，小黄这种人，就像是闪闪发光的金玉，不去接近他人而所有人都想去接近他，此人想寂寂无名都不行，又何必我出去颂扬他呢？ 在孙莘老的座上，苏轼还见到了他的同年、高邮人邵迎（字茂诚）。 邵迎特意取出自己的诗集呈给苏轼，里面有几百首诗，苏轼看了之后，将近有一个月都不肯释手，因为里面的文思平和清纯而且妙丽，有着晋唐时期的风格。 邵迎本人又十分好学，记忆力超群，谦恭简朴且办事干练。 遗憾的是，邵迎的身体格外地瘦削，说话尤显中气不足，苏轼很担心他的身体会在处理繁杂的政务时吃不消。——事后证实，苏轼的担心不无道理，邵迎还真的就于次年病故了。 但在当时，邵迎取出来他的诗集，是想让苏轼给写一篇序文的。 在孙知州的座上，苏轼还见到了当地秀才贾收（字耘老）的真容，要说起贾收这个人，苏轼是先从他的诗开始知道他的。 那是嘉佑二年（1057），梅挚要离开京城赴任杭州知州，宋仁宗特意作诗《赐梅挚知杭州》赠别。为表达对天子赐诗的感激，梅挚到杭州后，感念浩荡皇恩，就用纳税人的钱造了座“有美堂”，当时还特意请欧阳修写一篇文章以志纪念。 自从梅挚以圣上的诗“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命名此堂后，后来的文人墨客在此地留题的笔墨甚多。 直到苏轼出任杭州通判后，命笔吏将上面的题诗全部抄录下来，盖住诗作者的姓名，以此来品评诗作的高下，最终竟得出结论： 贾收的诗“吴越不藏千里色，斗牛常占一天寒”居冠。 所以这次到了湖州，贾收秀才才会出现在孙莘老的座上，一是为了一睹贾秀才的尊荣，二来听说贾秀才有一小妾名叫双荷叶，就为这位小妾作一首《忆秦娥》。 世人均不晓其意，后世因苏轼的词作，始知词牌《忆秦娥》又名《双荷叶》。 第60章 钱塘收徒晁补之 贾收这个人，官方的履历是：工诗，家贫，喜饮酒（古代所谓穷酸的标配）。 他的宅院里有座水阁曰“浮晖”，由于苏轼曾经来游，作过古木怪石赠之。后来苏轼去后，贾秀才乃作亭，取名以“怀苏亭”。 贾秀才之能够入了苏轼的法眼，自然有其独具的魅力存在，除了诗好，定然还有其他的原因。 苏轼的诗集中，有一首“和贾收韵”的《吴中田妇叹》较为有名，在这首诗中，苏轼把当时的青苗法以及坐仓粜米之害讲得很清楚： 当时东南方钱荒，而谷米暴涨，但官府仍是收钱而不收米。自从新法实行以来，官家争相要钱，到处出现钱荒而米价越来越贱，官家于是更加要钱而不要米，农民卖米两石，仅能得到一石的钱，官家还美其名曰“折色”，这便是民愤的由起。 公务之余，苏轼游览了湖州当地的道场山与何山。 道场山因南朝梁时如讷禅师筑庵于山而得名，而何山也即在今湖州西南十四里的金盖山。由于晋代何楷曾经居此研习儒业，后被吴兴（今湖州市）太守，改为何山。 湖州府治北有一座天庆观，在知州孙大人的主持下进行翻修，当时观内有一面北朝向的亭子，道士山宗向苏轼求名，苏轼就将其命名为“归雁亭”。 为什么要这样命名，也许是此时的苏轼，已心生“思归”之义也！ 在湖州，苏轼的所见所闻都使得他“心灰意冷”，“嗟予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赠孙莘老七绝》） 这是苏轼在湖州赠给孙莘老七首绝句中一首，意思是说，我和你离开京城的那帮人很久了，我们对世上的事也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面对好风景咱们就该饮酒，如果你还要谈什么世上的事，那我就罚你一大杯！ 诗的最后一句用的是西汉时的一个典故，这首诗很好懂，如话家常，这就是东坡以俗为雅的诗风，诗中用典也是苏轼博学多闻的风格使然。 但就是这样的小诗，最后两句也让变法集团不高兴了，认为苏轼是在讽刺当下的政治环境——什么都不能说、不敢说，于是就又成“乌台诗案”的罪证之一了。 也许是遇到了知音，说话作诗就无所顾忌、直抒胸臆了，苏轼在给孙莘老的第二首赠诗中有“作堤扞水非吾事，闲送苕溪入太湖。”（《赠孙莘老七绝 其二》）句，这又让反动派不舒服了，这两句诗被认为是苏轼先前曾建议这次开挖运盐河水利的不便，如今却被转运司差往湖州相度堤岸，就是在讽刺如今的朝廷黑白颠倒，把自己这样一个不懂水利之人派来兴修水利，所以说“水利不便”也就变成真正的事实了。 在湖州停留了一段时日，苏轼将前往常州及润州（今镇江）赈饥，经过惠山时，赠诗给钱顗（字安道）与钱顗的弟弟——惠山老，“惠山老”也就是后来频频与苏轼有着交集的钱道人。 惠山，坐落于今天的无锡西郊，属于浙江天目山由东向西绵延的支脉，以其名泉佳水着称于天下，最负盛名的是“天下第二泉”。 在秀州（今嘉兴与松江一带），苏轼还给报本禅院的乡僧文长老方丈以及景德寺李甲（字景元）画的竹子画上都题了诗。 从秀州返回抵达杭州的候潮门时，苏轼还拜访了当地的王复秀才。 候潮门是杭州十大古城门之一，此门始建于五代吴越，因城门濒临钱塘江，每日两次可以候潮，故名。 熙宁五年（1060），除夕夜。 苏轼在衙门里值班，看到各个牢房都住满了囚犯，天已经黑了，但都回不了家。又想了想自己和这些囚犯一样，活着都是为了经营自己的口粮，“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因题一诗于壁》） 苏轼觉得，那些老百姓为了全家人的一点口粮犯了盐法被囚禁，感到自己也没有什么值得害羞的，而自己为了一点微薄的俸禄而被囚禁在官府衙门里，连“弃官还乡”之事都不敢去想。 就在苏轼面对眼前被新法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社会各群体之时，一位叫晁补之的后生上书求见，这多少给苏轼苦闷的生活带来了一丝亮色。 晁补之，字无咎，号归来子，济州巨野（今属山东巨野县）人。 此人生性聪敏，有很强的记忆力，他刚懂事就会写文章，王安石之弟王安国一见到他就感到很惊奇。 十七岁那年（实则为二十岁），父亲晁端彦到杭州做官，小晁随同前往，于是荟萃了钱塘山川风景人物的秀丽，写成《七述》一书，带去拜见杭州的通判苏轼。 据传《七述》是晁补之依枚乘《七发》、曹植《七启》之例而创作的。其为“述”者，因其拜苏轼为师时，苏轼曾为其尽数杭州之山川风物之胜，此盖述苏公之言。 “七”者，因从七个方面记述：第一述夫差之盛；第二述吴越之事；第三述货贿之富，服饰之丽；第四述滋味之厚、物产之丰；第五述盐策之利；第六述观潮之美；第七述西湖之盛，故名其书为《七述》。 苏轼原先也想对这七方面有所感赋，读了他的书赞叹说：“我可以搁笔了！”（疑为效李太白见崔颢《黄鹤楼》诗之状），苏轼又称赞他的文章写得博雅隽永瑰伟，很有说服力，超过一般人甚远，以后一定会显名于世。 有了大文豪苏轼的加持，世人也就都知道了晁补之这个名字。 在两次上书求见苏轼之后，小晁终于见到了苏轼本人。苏轼也很喜欢这位后生，于是把小晁带在身边把各种知识悉加讲习，以至废寝忘食。 就这样，晁补之日后亦成为了“苏门四学士”之一。 此时，苏轼的次子苏迨已经三岁了，但还不会走路。 苏轼就请来辩才法师在观音前为其落发摩顶，权且为僧，赐名竺僧。果然，没有几天，剃度之后的小苏迨竟然能行走自如了。 只是后来，经朝廷赐恩，授予苏迨承务郎（管理籍帐，侍郎出缺，代其职务）的职位，苏轼于是专门又买了一道度牒，把苏迨赎出了佛门了事。 在这里，苏轼认识了吴僧法芝，此僧俗姓钱，法号昙秀。 杭州的南屏山，为西湖胜景之一。因地处杭城之南，有石壁如屏障，故名“南屏山”。 南屏山绵延横陈于西湖南岸，山高不过百米，山体延伸却长达千余米。山之上怪石林立，翠树环绕。 若逢晴日，满山岚翠在蓝天白云得衬托下秀色可餐，若遇雨雾天，云烟遮遮掩掩，山峦好像翩然起舞，飘渺空灵，若即若离。山巅主峰慧日峰海拔一百多米，山体多峭壁、空穴，石景颇多，尤以北麓的“南屏晚钟”之景最为有名。 当年苏轼路过此地时，作《南屏激水偈》，从哲学的角度解读了水流只有经过激荡才会归于原处而平静下来的佛理。 此时，苏轼还给东阳（今浙江金华市辖县级市）令王槩（音盖）去信，述说了自己在杭州的事务繁多，老乡极少，每每有了空闲，就只能外出寻访观览当地的古迹与景观。 而苏轼对于“东阳”这个自古以来的游览胜地倒很是向往，因为他极为崇拜的刘禹锡就曾在此地留下过“三伏生秋”的诗句。“落在寻常画师手，犹能三伏凛生秋。”（刘禹锡《答东阳于令寒碧图诗》） 在杭期间，有情有义的王诜驸马曾先后赠予苏轼共计官酒十瓶，果子两篓，此举令苏轼感到欣慰。 这一年，陈陆接任了王廷老的两浙提刑，而王廷老转而出任了两浙转运副使。苏轼为国子监博士、太原人王姬作的《凤咮砚铭》就在这熙宁五年（1060）。 此时，苏轼还给堂兄们写信，商量十六侄苏林的遗孀改嫁之事宜，顺便说了近日自己又添了一个男孩，小名取作似叔（即三子苏过），还谈到自己在杭州的窘迫，新法横行、供应不足、盗贼猖獗，使得人们好像都立在火墩上一样。 在与杭州当地僧人们的交往中，有一位维琳方丈，祖籍武康（今湖州市德清县辖镇），俗姓沈。此人由于行事方正又能变通，就是现在所说的既讲原则又不失灵活，文章写的华丽而又清新，故深受通判苏轼的喜爱与信任。 但是，径山祖师却有遗训，后世只能凭资历按先来后到的顺序做住持。 可苏轼偏偏不信这个邪，他认为为了适应社会实情，那种陈腐迂怪的遗训早就应该被废止了。 于是，苏轼就代表杭州府在众位僧人中将维琳提拔为新任的径山长老。 起初，众人中还有人不喜欢维琳的，可是在维琳日后处事公正的事实面前，都不得不终于信服了。 南屏兴教寺的宝相法师梵臻，和维琳长老一样，也是苏轼所敬重的高僧。 宗本禅师，又称本长老、圆照禅师，也被知州陈襄请进净慈寺做了住持，苏轼还专门以官家的惯例写了《杭州请圆照禅师疏》。 谁知，苏轼与知州陈襄此举，不意竟得罪了一些人。 原本属于瑞光寺的本长老，有人已经去了他那里从中作梗，想让本长老放弃去净慈寺做住持。苏轼只得请老朋友林希从中斡旋，最终才促成了此事。 近段时间，王安石那位有抱负的弟弟——王安国又奉诏甄选秦、楚、蜀三地所晋献的能够入藏馆阁的图书。 在这些备选的图书中，苏轼发现蜀地进献《花蕊夫人诗》写的极为新奇，颇能重振大雅的余韵。 这位花蕊夫人本是五代十国时期知名的女诗人，但由于年代久远，其诗早就被弃之不用了。但是关于花蕊夫人才情与忠诚的传奇故事，却是流传已久： 传说北宋初年的四川，有一位女子，名为花蕊夫人，她不仅容貌倾城，更以才情出众闻名于世。 花蕊夫人原是后蜀主孟昶的宠妃，因她能诗善画，尤其擅长描绘花卉，其作品栩栩如生，仿佛能将四季的芬芳带入画中，故得名“花蕊”。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统一中原后，后蜀被灭，花蕊夫人随宫女一同被俘至开封。 赵匡胤闻其名，欲见其人，便在御花园设宴款待。 宴会上，赵匡胤见到了这位传说中的佳人，只见她端庄娴静，举止间流露出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令在场众人无不赞叹。 赵匡胤问起花蕊夫人：“你可有作诗之好？” 花蕊夫人微微一笑，答道：“臣妾虽不才，却也喜爱吟咏。” 于是，赵匡胤请她即兴赋诗一首。 花蕊夫人略一沉思，随即挥毫写下了一首七言绝句：“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 这首诗表达了花蕊夫人对故国的哀思和对男子汉气概的呼唤，其言辞之中既有对亡国的悲愤，又有对男儿们未能挺身而出的惋惜。 听说赵匡胤读罢，心中颇感震动，对花蕊夫人的才华和气节大加赞赏，决定让她在宫中担任女官，负责教授宫女文学与艺术。 花蕊夫人在宫中并未忘记故土，她时常教导宫女们学习诗词歌赋，还将自己对家乡的思念融入其中，创作了许多流传千古的佳作。她的存在，不仅为北宋宫廷增添了一抹文雅之风，也让后人记住了这位才华横溢、忠贞爱国的女性。 苏轼觉得不能埋没其诗，必须使之得以传世。 于是，苏轼干脆筛选出《花蕊夫人诗》中一些好的篇什，刻在石碑上，供后世的有见识之士去拜读。 在杭州任职期间，苏轼经常在常州、润州之间公干，在润州期间见到了此前的老同事孙立节（字介夫），也就是那位敢于回怼王安石，不肯到条例司来上班的刚正之士。苏轼也就是此时才开始结识孙立节，二人由于政见相同，以至于成为了世交。 此时，孙立节让他的儿子孙勰（字志康）带着自己的学业前来向苏轼求教，苏轼非常高兴地接待了小孙，还让苏过带着小孙到处游览了杭州的美景。 作为世交，后来孙立节儿子孙勰（字志康）的墓志铭就是苏轼的三子苏过给撰写的。 第61章 西子湖畔的“双节”是怎样度过的 在苏轼毕生交往的僧人中，海月禅师惠辨也是一位能超脱于凡俗之间的高僧。 苏轼初到杭州通判任上时，由于年轻气盛，面对因新法扰民等诸多难解问题而烦恼之时，总会去寺院里拜访海月禅师。往往都是在淡然对坐中，随便听上海月禅师的几句话，就会使心中的郁结顷刻间烟消云散。 在当时，杭州本地的佛教极为繁盛，堪称天下第一。 所以说，佛寺林立之下，高僧就常常不得不与那些圆滑虚妄的假和尚杂处一寺。当时寺院里的惯例是：除了设有正副主持外，还设置有“都僧正”一名。 “都僧正”说白了，就是专门处理寺院里的一些财务案件文书以及迎来送往等事的僧人，类似于今天的寺院办公室主任。 这些寺院里那些不愿参与世俗、乐于栖身山林的所谓得道之人，都不屑于参与这类俗事。 但是，清远静穆、神采奕奕的海月禅师却能做到内心空渊而又不避俗事，因此脸上从未有喜怒之色的他，在都僧正的岗位上干的那是有声有色，并赢得了僧众及信徒们的信任与爱戴。 直到有一天，海月禅师突然卧病在床，特意派人到山下去请苏轼上山话别。 不巧的是，苏轼当时正值公务繁忙，完全没有闲暇，过了十几天才去。而当时海月禅师已经坐化四天了，只见他盘腿端坐仿佛生前一样，以手摩其头顶，好像尚有余温。 海月禅师生前留下遗言，——要等苏学士到来之时方能盖棺！ 为什么苏轼总能得到出家之人的真挚友情呢？ 也许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苏轼对于佛学佛理理解的精深之故，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了苏轼内心的慈悲和对新法下百姓苟延残喘状态的怜悯之深，无奈的他只能从佛教之中去寻求超脱与释怀！ 佛门之地的佛缘如此，在外交方面，杭州通判苏轼也有着超出常人的见解。 北宋时，作为契丹族走狗的高丽人，经常拿着“三分不值二分”的贡品，前来向大宋进贡，实则是心怀鬼胎地想向朝廷索要一些违禁的物品，比如金箔、正史的图书。 等他们到了我们的疆域，还会将当地山川地形绘制成地图，从而图谋不轨。 并且高丽的使臣到来时，大宋朝廷的赐予、馈赠、宴请、劳顿等费用远远超过了他们进贡的物品所值，而为了迎接他们而修建亭馆、调发人船、扰乱市场的诸般费用还不包括在内！ 对于这些外族歹人明里暗里的挑衅行为，杭州通判苏轼的做法为： 如果这些高丽使者送交的文书中没有使用我大宋的历法年号，那么所送的礼品一律退还，直到他们改用大宋的年号为止。 另外敦促他们办完事情尽快离境走人，不许有一刻的滞留。同时，退还他们所进贡的非正式礼品如金塔，也不替他们向朝廷禀报，同时降低沿途各地的接待规格。 再奏请朝廷发配那些奸商滑僧，并按照祖宗编制的统一敕令，杭州和明州（今宁波市鄞州区鄞江镇）一律不准再发船前往高丽！ 在大宋当时的历史以及政治形势之下，这些举措无疑也展示出了苏轼外交思想的萌芽。 提起苏轼，人们的头脑中便出现一个的风流倜傥的才子形象，但你想不到的是，他是中国历史上提出国家安全策略、反文化外交间谍的第一人！ 提起历史上的高丽王朝，真是乏善可陈，用“墙头上的草”来形容它最为合适。唐朝强大时，高丽王朝被打败了，自愿做了华夏的小弟，成了中国的属国。但当辽国在北方强大起来的时候，马上投入契丹人的怀里做了奴才。 当了契丹人的走狗也就罢了，还时不时向北宋献媚，来个政治文化交流，背后却搞起小动作来。 高丽人可耻地充当了辽国的间谍，这可真利用了北宋官员毫无防范的心理。 识破高丽人间谍阴谋的就是苏轼。 说到这起间谍事件，真是有点讽刺的意味，因为至今这件事还被当成中朝友好的历史见证，这就是“义天来华”事件。 北宋时，有个杭州僧人叫净源，他坐船去高丽，认识了当时大名鼎鼎的义天。这义天可是高丽国最有道的高僧，他本是高丽王子，后来当了国师。两位高僧成了好朋友。 后来，净源回到祖国圆寂了。元佑四年（1089），义天要到中国来，借口一是为祭奠净源，二是为皇太后送寿礼。 北宋王庭对此十分重视，立刻把义天出使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当成北宋和高丽恢复外交关系的机会，仿佛又开始中朝两国友好的新篇章，要给义天来访以政策上的重视和支持。 但当时苏轼上奏哲宗和朝廷，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这份上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份国家文化信息的安全的文件。其大意如下： 按以前的规格接待义天，花费巨大，地方被骚扰，劳民伤财；高丽人停留时，可以图画山川，购买书籍，恐怕是契丹人指使的，给国家与契丹对战留下隐患；应该对义天来朝警惕；要求朝廷对暗中与高丽勾结的僧人和奸商给予严办。 当时哲宗皇帝立即采纳，朝廷开始执行，于是义天入宋的接待和活动都受到了限制。 可即便如此，事情还是出乎了苏轼的意料之外！ 第二年，苏轼的弟弟苏辙出使辽国时，惊奇地发现“宋朝民间印行文字多已流传在彼（辽国）”。回到了宋朝，兄弟俩意识到，涉及国家安全的宋朝的政治、军事机密已有人出卖给了契丹人。 后来朝廷在苏轼苏辙地建议下，削减了高丽外交使馆的人数、停留的时间。 规定如果高丽人外出买的东西发现有违禁品，立刻委婉没收，给以相应的钱数。如果书店把涉及时政或边防的书籍出售给高丽人，就要查封。 这下高丽使者蒙圈了，但贼心不死，暗的不成，就明的来，厚着脸皮烂脸要求看《太平御览》，此书可是北宋各个方面的资料总汇，所以当时苏轼领导的礼部“以禁书难为传示外国，故不许”。 虽然高丽多次重金求购《太平御览》，但是一直没有得逞。 但不久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政治风向突变，苏氏兄弟被贬谪到岭南，历史上这场维护国家文化与信息安全政策，反对高丽间谍的运动戛然而止，让人扼腕叹息。 熙宁六年（1061）。 元日（大年初一）。 在杭州通判任上的苏轼，已经三十八岁了。 正在衙门里值班的他，翻看了去年七夕前后寄给张先老先生的诗作，老张已经作了和诗并回寄。 不知怎的，张先这个人，提到他总让人一下子就会联想起白居易，也许是因为两个人都较为长寿，且都在年迈之际蓄有妓妾的缘故吧。这两个人中，白居易是苏轼的偶像，而张先则是苏轼的诗友兼知己。 所以说，当苏轼看到了自己去年七夕前后夜宿法喜寺时写下的怀念孙莘老的诗，已被张先郑重地作了和诗后，就挥笔再次唱和了老张的和诗。 已近不惑之年的苏轼，仍是没能从书生意气中完全脱身，带着稍显揶揄的口气，在和诗“小蛮知在否，试问嗫嚅翁。”（《元日次韵张先子野见和七夕寄莘老之作》）中，还和老张开了个玩笑。 正月初九，苏轼与同僚们在有美堂饮酒后，感到有些不胜酒力，到家后倒头便睡了。一觉睡到五鼓时分，醒来后便再无睡意，索性就坐下来批阅起案上积压的文书。 突然，他看到了老乡、阆州（今四川阆中）人鲜于侁（字子骏）所寄的书信。 鲜于子骏这个人，苏轼在凤翔府任职时就拜访过他，并对他在利州路漕司任上推行新法过程中既不妨碍百姓，又不损害法令，还不伤害亲情“三不害”的做法十分赞赏。 苏轼拆开信来，见是鲜于子骏寄来的《杂兴》诗，于是顿觉一阵暖流，一种“他乡遇故知”的喜悦顿时化作了诗兴，遂提笔写下了一首《古意》答之。 不日，新年的气氛还未散去，章传（字传道）也给苏轼寄来了诗作。章传道这人，只知道是个闽人，其余不详，不过在后来此人与苏轼还有着交集，有不少的诗词唱和。 我们只说这次，章传道寄来了诗后，苏轼一看，是一首五言、去声廿六宥韵、二十二韵的仄韵长诗。 由此来看，此人必定也是有点作诗功底的科班文士，苏轼想也没想，就随手和了一首寄走了。只是不知道其中的“马融既依梁，班固亦事窦。效颦岂不欲，顽质谢镌镂。”（《次韵答章传道见赠》）句，日后也为他惹下了麻烦！ 这是因为，苏轼原本对《汉书》研读得极为精熟。前面我们就讲过一个段子，苏轼年少时曾反驳过张方平，说你老人家难道真的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人把《汉书》读过三遍的吗？ 所以在这几句诗里，苏轼援引的梁冀、窦宪都是东汉时期的外戚（妹妹是皇后），都是因为时君的昏庸不明而跻身显位，为人残暴虚妄、恶贯满盈，但是马融、班固这两位旷世大儒却都只能屈身事于这两位贼人。 苏轼在这里的意思被认为是，我苏轼决不会像马融、班固那样去卑躬屈膝地依附于当朝的“贼人”，在这里，明眼人都知道是代指王安石以及手下的鹰犬们！ 所以说，祸从口出。 章传道这个人在历史上虽不驰名于世，却引得苏轼因诗发了几句不合适的牢骚。 元宵节一到，杭州城到处都成花灯的海洋。 苏轼饶有兴致地到祥符寺九曲路一带观了灯，但见整个杭州城“金鼎转丹光吐夜，宝珠穿蚁闹连宵。波翻焰里元相激，鱼舞汤中不畏焦。”（《祥符寺九曲观灯》） 当苏轼转到了祥符寺僧人可久的僧房时，他屏去了左右随从，独自悄然走了进去。却发现僧房里黑灯瞎火的，与外面的灯火璀璨判若两个世界。 寺僧可久俗姓钱，字逸老，喜作古律诗，是苏轼的诗友。 虽然这位寺僧就居住于湖山的盛景之所，但为人清约介静，一般不轻易与人交往。士大夫们前往相晤时，偶尔会有人给他带一些稻米，但可久也只是象征性地留下来一点。这些米他用瓶子盛起来放在几案上，也没有什么菜蔬，每天就取二三合（北宋的一合大约为一百毫升）食用，其品行为时人所重。 杭城这些僧人平素清心寡欲、超然物外，食物仅可续命，衣物却是缝缝补补、经常不够穿。 但是，很少有人见到他们面有忧色的时候。苏轼的到来，作为地方官能与他们成为诗友，想必这些僧人也是十分乐意与苏轼这种平易近人的官员交往的。 正月二十一。 元宵节过后的杭城气温已经回升，南国的春意已经很浓了。 苏轼前些时卧病了一场，这时也已经痊愈。这当口，知州陈襄差人来邀请苏轼这位老搭档一起出城寻春。 “间逐牙旗千骑远，暗惊梅萼万枝新。”（《和苏子瞻通判在告中闻余出郊以诗见寄》），两人一起在春日里畅游，并诗词唱和，绝不愿辜负眼前这些明媚的春光。 六日后，按照惯例，苏轼要在节后到杭州府下辖的富阳、新城等地去巡行。 铜鉴湖畔的云泉山麓有个山洞，这山洞的名字特别好听，人称“风水洞”。先行三天的本州节度推官李佖就在风水洞等候着苏轼。 “风水洞”距离钱塘县旧治五十里，在杨村慈严院。洞极大，从里向外流水不竭。洞顶上又有一洞，在洞口能感受到清风微出，故得名。 风水洞又名恩德洞，冬暖夏凉，常年恒温，早在东晋时期，就被列入“湖埠十景”之一。 此洞因其地貌独特、景色宜人，在唐代就已负盛名，至宋代进入旅游顶盛时期，曾吸引着历代文人墨客到访游览，并在此挥毫泼墨。 苏轼到了这里，见洞内石壁上早有白居易、范仲淹等前贤的题诗，略一沉思，就留下一首排律于壁上。 可惜，这首风景诗的最后两句“世上小儿夸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往富阳新城李节推先行三日留风水洞见待》），被变法集团解读为，苏轼是借此来讥讽当下的某些小人多务急进也！ 《乌台诗案》载苏轼的供词说：“熙宁六年正月二十七日游风水洞，有本州推官李佖知轼到来，在彼等候。轼到乃题诗于壁，其卒章不合云‘世上小儿夸疾走’，以讥世之小人多务急进也。” 可当时的苏轼哪里顾得上这些，面对这样有着渊源历史的山水景观，还不赶紧与李节推一起游览和诗。 “冯夷窟宅非梁栋，御寇车舆谢辔衔。世事渐艰吾欲去，永随二子脱讥谗。”（《风水洞二首和李节推》）这就是苏轼和李佖诗的后两句，又被指为讽刺世态可厌，小人争进，苏轼这是想弃官归隐，效仿冯夷之水居，御寇至风御，暗指随他们二人而去便可远离当世的讥谗！ 后世有人曾对古人在风水洞留下的诗词进行了搜集和统计过，发现有据可查的就有二十余首。 到了今天，这座苏轼曾经留题过的风水洞，已改名为“锦绣风水洞”。 第62章 《山村五绝》里的民生咏叹 到了富阳，苏轼独自游览了县治以北五里的普照寺，这是一座唐代李太白就曾到过的历史悠久的古寺。 游罢普照寺，苏轼又顺道游览了县治北四里延寿院门前的东西两座庵堂。 在妙庭观董双成故宅，流传着董双成采撷桃花，配以山中的芝草炼制丹药的故事。 董双成本是西周时代钱塘江畔的一位绝色美女，浑身上下洋溢着一种灵秀的气韵，后逐渐被演绎成了神话人物。传说此女商亡后于西湖畔修炼成仙，飞升后任王母身边的玉女，是传说中的西王母的蟠桃仙子，望仙桥就是她丹成得道，自吹玉笙，驾鹤仙去的地方。 妙庭观旧号明真，世传为董双成之故宅。 传说在此座宅院里曾出土过一尊盛放丹药的铜鼎，刚出土时，鼎上还盖着一只铜盘，鼎的下面用琉璃盆作为底座。后来鼎下的铜盆破碎了，铜鼎里的仙丹也被尽数抢去，等苏轼到来之时，就只剩下铜鼎与铜盘了。 置身于这一座曾被历代文人所偏爱的美丽女子的故宅，苏轼一口气作了两首诗，诗中提到了仙丹炼制要九转才能丹成。九转之丹，服之三日即可得仙。 “九转仙丹”的各个阶段分别为：第一之丹名曰丹华，第二之丹名曰神丹，第三之丹名曰神丹，第四之丹名曰还丹，第五之丹名饵丹，第六之丹名炼丹，第七之丹名柔丹，第八之丹名伏丹，第九之丹名寒丹。 凡此九丹，但得一丹便仙，不在悉作之，作之在人所好者耳。凡服九丹，欲昇天则去，欲且止人间亦任意，皆能出入无间，不可得之害矣。 传说在一个春光明媚的午后，董双成炼成了一炉“百花丹”，异香扑鼻，传播至数里之外，自食数粒后，顿觉神清气爽、精神百倍。 历史上，最早的“仙丹”其实原指借服用仙果仙草来达到长生的。在“鸡犬升天”传说中，汉代的淮南王刘安成仙后，服食剩下的丹药就放在庭院中，谁知被院子里的鸡与犬偷食，这些鸡犬最终也尽得升天。 当然，炼制仙丹无非就是古人对于长生不老最为朴素的崇拜了。 杭州新城县（今富阳新登镇）在杭州西南一百三十里，在前往新城的道中，苏轼所到之处看到了自己的老朋友、新城县令晁端友治下的繁荣景象，“细雨足时茶户喜，乱山深处长官清。”（《新城道中二首》） 这是苏轼视察杭州属县，自富阳经过新城时所作。这两首诗写出了苏轼在这次出巡途中见到的美景以及对于晁县令政绩的赞美之情。 回杭州前，苏轼经过了富阳县的一处山村，不知怎么回事，他竟然连赋五绝。 这五首绝句，都看似平淡地描写了江浙农村的山野之境，实则是大有文章（至少在变法派看来），为了能够一展其貌，在此全文录出： 《山村五绝》 其一 竹篱茅屋趁溪斜，春入山村处处花。 无象太平还有象，孤烟起处是人家。 其二 烟雨蒙蒙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 但教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 其三 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 岂是闻韵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其四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其五 窃禄忘归我自羞，丰年底事汝忧愁。 不须更待飞鸢坠，方念平生马少游。 先说第一首，“无象太平”源自《旧唐书》中宰相牛僧孺上奏唐文宗的话，面对文宗“天下何时当太平”之问时，僧孺对曰：“太平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非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 “无象太平”本意指太平盛世并无一定标志，后来被引申为讽刺封建官僚的粉饰升平。 苏轼在此处引用这一典故，用“孤烟起处是人家”借描述炊烟来掩盖上句的题旨，本身就极为巧妙。所以在这五首意境奇佳的七绝中，第一首历来被首推第一。 第二首中的后两句，引用的是《汉书》中的典故，我们都知道苏轼自小就熟读汉书，因此里面的典故那就是信手拈来。 《汉书》中记载，龚遂做渤海（今河北仓县东）太守时，适灾民作乱，龚遂不带一兵一卒，单车赴任。 到任后，先以文书布告吏民，并命令解除镇压农民的官吏，规劝起义者归田。民间凡有带刀持剑者，就劝其卖剑买牛，买刀买犊，致力农耕。 数年之后，渤海郡果然出现了一派升平殷富的景象。 苏轼初到杭州任时，发现由于新颁布的盐法太过苛刻，致使当地铤而走险贩卖私盐者，常常数百人纠集一处，多带刀仗、满副武装以抗衡官府。 所以，对此情景苏轼不免想到了汉代的龚遂之政，就在诗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倘若当下的盐法稍加宽平，令人舍弃刀剑而买牛买犊，那么就根本不用什么布谷鸟来催促，老百姓便会勤加耕作。 第三首的“闻韶忘味”引用的典故是：孔子在齐国时，闻习韶乐之盛美，故忽忘于肉味。这首诗是说，山中的贫民饥饿无食，虽然老了还能到山里采一些竹笋或蕨菜来勉强充饥。 而有些边远之地，动辄数月无盐无食，不知他们该怎么过活。 古代的圣贤毕竟是圣贤，他们或许能够听听韶乐就把肉味给忘了，我们的山野小民岂能食淡而乐乎？ 在苏轼这一时期上书朝廷的奏章里，也如实地反映了江浙一带的山野贫民，数月都不曾食盐者“大有人在”这一事实。 第四首说的是，每每到了开始发放青苗钱的时节，到县中的酒库买醉者暴增，以至于到手的青钱转手而逝，乡民多有徒手而归家者。 乡村之人，一年两度的春秋税，又要数度地去城里请纳和预买钱，如今又增添了助役钱。所以说，庄户人家的小孩子，每年都要数度地穿梭于城乡两地，以至于别的什么没有学会，倒是城里人的口音全都学的惟妙惟肖。 第五首的前两句，“窃禄忘归我自羞”，说的是苏轼自己，而“丰年底事汝忧愁”中的“汝”说的却是弟弟苏辙，这里有苏轼面对时弊，相约弟弟解甲归田之意。 纵观上述五首看似描写山村风景实则暗讽当时弊政的诗作，加上当时苏轼向朝廷的上书内容，就知道了在苏轼眼里当时的新法在民间的一些具体反映。 关于苏轼研究颇深的《汉书》，东坡先生尚且像这样地用功，我们这样中等天赋的人，难道能不勤奋读书吗！ 苏轼对《汉书》进行了多次精读和抄写。 据记载，苏轼曾多次精读《汉书》，并在每次阅读时专注于不同的类别，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货财等，通过反复阅读和深入研究，逐渐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此外，苏轼还曾手抄《汉书》三遍。第一次抄写时，每段选取三个字作为标题；第二次抄写时，选取两个字；第三次则只选取一个字进行抄写。这种反复阅读和抄写的方法帮助他更好地记忆和理解书中的内容。 苏东坡被贬为黄冈团练副使时，负责农业的官员朱载上曾经到黄冈设署办公。 有一天，朱载上去拜见苏东坡，到了苏家门口，负责接待拜客的人已经通报了访客的名字，可是苏东坡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还不出来见客。 朱载上想留下来等，却感到 有些倦怠；想到要离开，可是自己作为访客名字已报了进去。 就这样犹豫不决了好长一会儿，苏东坡才出来见客，向朱载上表达了让他久等的愧疚之意，并且解释说：我刚才要了却一些每天必做的功课，让您久等啦。 两人坐了下来，说完了一些别的话题。 朱载上便问道：刚才先生说的每天必做的功课是什么呢？ 苏东坡回答说：抄写《汉书》。 朱载上不解地问道：以先生之才，开卷一览，即可过目不忘，还用得着抄吗？ 苏东坡说：我读《汉书》，到现在已经亲手抄过三遍了。开始是读一段抄三字为题；第二遍抄两字，现在只抄一字。 朱载上听后起身离开座位问道：不知道先生 摘抄成的书册是什么样子的，冒昧地希望先生能教导我，可以吗？ 苏东坡就让手下的老兵从书桌上拿来一册给朱载上，朱载上看了看，不能明白其中的奥妙。 苏东坡说道：你可以试着列举题签中的一个字。 朱载上像苏东坡所说的那样做了。 苏东坡便应和着他说的那个字，把与那个字有关的《汉书》中几百个字的记述背诵了出来，竟然没有一个字的差错或遗漏，凡是后来几次随意挑选的字，他都能像前面这样子把相关章节背诵出来。 朱载上叹服了好长时间，说：先生您真是有被贬谪的神仙的才份啊。? 熙宁六年（1061）二月初十，这个癸丑年的春分已过，杭州下了一场春雪。 在苏轼看来，漫长的冬日已过，充满希望的春日也就不会远了。“不分东君专节物，故将新巧发阴机。”（《癸丑春分後雪》） 到了次日，婺州知州苏颂携其子苏嘉自婺州来杭。 这个苏颂，苏洵在世时，就曾与之联宗，后世的苏轼家族与苏颂家族有着长达四十多年生死之交的密切交往史。因此说，苏轼与苏颂一生的血肉联系，宗亲关系是他们交往的情谊基础，工作关系是他们交往的道义基础，而政治立场大致相同则是他们交往的政治基础。 此次苏颂父子的前来，苏轼也是极为重视与欣慰的。他郑重地邀约了知州陈襄作陪，还有孙奕、黄灏、曾效章等人一起与苏颂父子游览了杭州的石屋洞。 说到杭州，西湖永远是绕不过去的风景，诚然西湖的四季皆美，而更兼杭城神韵的景观却藏在其后的群山之中。西湖周边的群山其山虽不高，但却自然、山水与人文景观无数，更是聚集了不少闻名于世的古洞，如满觉陇一带的石屋洞便是如此。 这些古洞藏于深山，多有佛道造像和摩崖石刻，也有历朝历代文人墨客在此留下的诗词歌赋与传奇佳话，细细探究其乐无穷。 石屋洞位于南高峰烟霞岭下，比较好找的入口位置是满觉陇路与五老峰隧道交叉口，是有名的烟霞三洞之一，与水乐洞和烟霞洞齐名。 石屋洞内很宽敞，形如一屋，故名石屋洞，吴越国时期曾在洞前建寺，如今已无存。南宋高宗皇帝赵构曾在此躲过金兵追击，定都杭州后便封石屋洞为“南山第一洞天”。 石屋洞内洞中有洞、洞洞相连，洞壁上有佛祖、菩萨、罗汉和飞天的浮雕，其中最早的作品建于五代后晋天福年间，距今已有一千余年。 苏颂在杭州的一把手与二把手的陪同下游玩了石屋洞之后，苏轼还专门带他去夜游了西子湖，到了杭州，游西湖这一保留节目自然是杭城人上乘的待客之道。而因苏轼的此次游览，石屋洞遂变成了如今游人口中还在津津乐道的人文话题。 夜泛西湖之时，同为苏轼知己的苏颂意气风发地唱和了苏轼的旧作《腊日游孤山》诗，苏轼还把近期新作的数首诗作呈给苏颂品赏。苏轼此前曾亲往婺州（今浙江金华）拜访过苏颂，在婺州与苏颂就汉赋的创作之法进行过详细的探讨。 记得苏轼在去往婺州的途中，经过七里濑时，还赋《行香子》词两阕。只是此词无名，暂且不述。 这里的“七里濑（”水流沙上为“濑”），一名七里泷、七里滩，又名富春渚，为今浙江桐庐县城南富春江段的一处着名峡谷。 自胥口至钓台河段，绝壁夹峙，水流湍急，连亘七里，故得名。 在此处行舟，惟视风力为迟速，故有“有风七里，无风七十里”之谚。北岸富春山（一名严陵山）相传为严子陵垂钓处，元代黄公望举世闻名的《富春山居图》长卷，即取景于此处。 宋永初三年（442），谢灵运自京都建康赴永嘉太守任，途经富春江畔的七里濑，曾作过五言古诗。 宋时的“七里濑”隶属严州建德（今杭州建德市），过了七里濑即进入到婺州地界。有了谢灵运的加持，七里濑也就成了连苏轼也乐于前往凭吊的人文之所。 第63章 世间哪有“扬州鹤”？ 熙宁六年（1061）。 二月的晦日一过，隔天便是寒食节。 晦日里，苏轼与曾孝章（字元恕）一起游览了嘉会门外去城十里的龙山，曾孝章为曾公度之子，为唐宋年间江南的曾姓大族，这次出行时任杭州府察推的吕仲穆没有前往。 不过，随后苏轼与吕仲穆还是一起游览了凤凰山的灵化洞，这一带原是吴越国王祭天的郊坛遗址。 说起灵化洞，苏轼此前曾与曾元恕进入灵化洞探过险。 由于当时天色已晚，曾元恕因害怕而折返，但是这次与吕仲穆一起进入灵化洞之后，老吕的胆识确比曾元恕大多了。有了这样一位胆识过人的队友，苏轼在灵化洞的深幽处看到了惊世骇俗、不宜为外人道及的奇妙景观。 这两天，苏轼收到苏辙从汝阴寄来的诗与书信，得知弟弟苏辙又前往汝阴县（治所在今天的安徽阜阳市）公干了。得到了弟弟的消息，使苏轼的心中感到了莫大的欣慰。 寒食节这天，天还未亮，苏轼就与钱塘令周邠、仁和令徐畴（字元用）泛舟于西湖之上，共赏钱塘之春。“城头月落尚啼乌，乌榜红舷早满湖。”（《瑞鹧鸪·城头月落尚啼乌》） 从本月官衙的邸报中苏轼获知，自己的老朋友孙莘老从湖州任上将被调任庐州（今合肥）知州。 这位黄庭坚的老丈人、自己多年来的知己和诗友，临别之际，二人自然少不了来一番诗词唱和，此处暂且略去。 闽人方子容（字南圭）经过杭州时，陈襄邀请他到营妓周韶处品茶。 这位方先生原为方峻第四子，兴化军莆田县白杜（今荔城区西天尾镇溪白村）人。绍圣三年（1096）二月以朝请郎知惠州（今属广东），官终朝散大夫。 后来苏轼被贬于此时，两人来往甚为欢洽，留下诸多唱和之诗。 方子容曾将家中藏书画，请苏轼品题，所以万卷楼（子容祖遗书楼）所收的苏轼遗墨，多达四百余纸。 当方子容被陈知州带到周韶住处时，这位收藏的奇异茗茶曾一度超过蔡襄的绝色营妓，竟当场哭着请求两位大人将其削除名籍。 这时候，方子容对周韶说，你不妨作一首绝句让我们看看。 于是，周韶不假思索、援笔立就，绝句为：“陇上巢空岁月惊，不忍回首自梳翎。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 当时的周韶正在服丧，身穿孝衣，座中人都嗟叹不已，就这样周韶得以削除了名籍。 同辈的营妓纷纷作诗相送，其中有两位分别叫胡楚与龙靓的营妓作的诗还是别有格调的。比如“解佩暂酬郑交甫，濯缨还作武陵人”，郑交甫，人物生平不详，据传为周朝人，有汉江遇游女之事。 杭州城虽美，但由于地处沿海，杭州湾潮水的倒灌常使得此地的饮用水又苦又涩，自古以来只有在山间凿井，才能获得可以饮用的井水。 唐朝时，宰相李长源打了六眼井，引来西湖之水满足民用。后来的杭州刺史白居易又治理西湖疏通凿了六井，到苏轼倅杭时，杭州城的老百姓仍旧是靠着这六口井生活的。 直到去年的秋天，知州陈襄到任后询问起百姓生活上的困难时，人们都争相说六井若不加以治理，百姓就没得水吃。 于是，下马伊始的陈襄就决定彻底地解决此事。在这一过程中，苏轼同志也是积极地同知州大人在一起擘画。 等到具体实施起来时，陈襄找来当地僧人仲文和子珪承办此事，仲文、子珪又让他们的徒弟如正和思坦作为助手。 于是乎，他们带领民众清理沟渠，更换砖石，堵塞漏洞，直到次年春天，六口井才全部修整完毕。当时正赶上大旱，从江淮到浙右一带的井都枯竭了，能够饮用的井水在民间甚至被当做礼品互相赠送。 但由于陈襄与苏轼的努力，当地的百姓却能有充足的淡水可用，甚至连牛马饮用和供人沐浴的淡水也都绰绰有余。 春三月，在苏轼的撮合下，其一位堂姐的女儿嫁给了宜兴人单锡（字君赐）。看来，“说媒”也是苏轼的一大功德，且成功率极高。 单锡是苏轼的同年进士，此人学识渊博还擅长作诗（苏轼也有此好），对天文天相和术数也极有研究（通阴阳图纬星历之学）。苏轼正是喜爱其才学，所以才把自己的外甥女和他撮合到一块的。 以至于后来，每当苏轼到了宜兴，还会到单锡家住上一段时间。 王淮奇（字庆源），是当年与苏轼在家乡玻璃江瑞草桥边的草地上把酒言欢、一同交游的小伙伴，如今听说要到京师应礼部试，苏轼就写信想邀请他到杭州来玩两天。 遗憾的是王淮奇落第了，后来也没有来过杭州。 王淮奇，字子众、庆源，是北宋眉州青神县（今眉山市青神县）人。他的先祖世代居住在眉山，后来迁徙到青神在城南瑞草桥畔居住。 王淮奇的哥哥王方是青神乡贡，而王方的女儿王弗嫁给苏轼为妻。? 王淮奇自幼跟随哥哥习读诗文，在乡里以文采着名，后来进入京城应试，被任为川西洪雅主簿、雅州户掾。他在任职期间爱民如子，深得雅州人敬重，后来因与州长官议事时意见不一致，得罪权贵，于是辞官回乡，隐居在青神城南瑞草桥，以诗酒自我娱乐?。 王淮奇在家乡度过晚年，他与乡邻老儒蔡子华、杨君素聚在一起吟诗作赋，苏轼曾寄诗给他并邀请当时的其他诗文名家各写诗一首，编为《黄素经》一卷寄给王淮奇。? 宋元佑年间，王淮奇的侄女婿苏轼任杭州知府，他寄信向苏轼索求诗文，苏轼写诗一首，并邀请黄庭坚、秦观及当时的诗文名家各写诗一首，编为《黄素经》一卷寄给了王淮奇。 因为王淮奇每天与乡邻老儒蔡子华、杨君素聚在一起吟诗作赋，所以苏轼寄来的诗中有“霜髥三老如霜桧”，苏轼还寄书称他们“龟鹤不老，松柏盖茂”。王淮奇在家乡度过晚年，他有两个儿子名两、先，苏轼在书中称他们为“七八两郎”。 前面我们讲过，苏轼只给闰之的父亲王君锡写过祭文，却没给王弗的父亲王方写过。 答案只有一个：王方早逝，那时苏轼还没做王家女婿，父亲早逝，王元直和王弗，都是在叔父们的照料下长大成人。 王君锡和王淮奇，就是王弗的二叔和三叔，王淮奇早年在雅州做过小吏，被太守雷简夫之类训斥过，而青年苏轼极有可能，与王淮奇同声同气，他在青神一带读书，也与王淮奇大有关系。 如果说他在王淮奇家里，结识与自己年纪一般大小的王元直，再因和王元直的过往亲密，认识他的妹妹王弗，以及王弗的堂妹王闰之，那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王弗去世后，闰之二十一不嫁，苏轼一直不续娶，为父亲守丧一结束，就带走继任夫人王闰之。 暮春时分，吉祥寺的牡丹将要凋谢了。 苏轼邀请知州大人陈述古一同赏花，可陈襄却因事未能赴约，于是苏轼便作诗道，“对花无信花有语，直恐明年便不开。”（《吉祥寺花将落而述古不至》）。 谁知陈襄听说后，次日便早早地来到吉祥寺赴约，苏轼话锋一转，又作诗道，“太守问花花有语，为君零落为君开。”（《述古闻之明日即来坐上复用前韵同赋》）。 这就是当时杭州府的一、二把手的幸福生活，直到后来，苏轼在去往常润州道上还会忆起与陈述古一起共事的美好时光。 王槩（音概），字公操，左蜀人（今四川东部），其时正以都管员外郎的身份出知东阳（今属金华市）县令。此人性宁静，为政崇文尚礼，所以辖地百姓都有向学的好风气。 在东阳县西南八里有东西两座峰峦相对的岘山，分别叫东岘和西岘。 王槩曾于两岘对峙的飞瀑之下，建造了一座水乐亭，亭子建好之后，王县令就开始琢磨着向苏轼求诗。 苏轼这边一是公务繁忙，另外苏轼也觉得西至婺州一百五十里的东阳县是片稀世之地，是古往今来数不清的贤人共同吟咏过的热土，自己也不敢轻易就作诗作赋。但架不住王县令的软磨硬泡，就在这春日里，给王槩寄去了一首诗作。 王槩以“水乐”作亭名，这是在慕名士风流，尽自家欢心，与家国情怀并无多大干系，这自然难入苏轼的法眼。 于是，苏轼在诗中就借水乐亭之名慷慨陈事，操笔生波。大家知道，苏轼着书，有八面受敌之说。他有着狂放不羁，直言无隐的性格。他曾经上书皇帝，正面申论，还曾写诗兴叹，委婉讽谏。 观《东阳水乐亭》诗，便可知其大概。 此诗一开篇，苏轼就借他人遗事，嘲讽朝廷乱象。“君不学白公引泾东注渭，五斗黄泥一钟水；又不学哥舒横行西海头，归来羯鼓打凉州。”诗中所言战国时期所修的白公渠，引泾水注渭，泾水浊而渭水清，世人都说有利，而苏轼却唱反调，说是“五斗黄泥一钟水。” 苏轼用“引泾入渭”影射王安石执行新法，急求国库生利的弊端。 当时西戎北狄面对中原虎视眈眈，国境已是堪忧。而国内冗官、冗兵、冗费等现象严重，官员浮滥成灾，国内危机四伏。而水利的建设也使老百姓成为盘剥对象。 苏轼感叹朝廷一味图水利而无远忧，所以他在诗中问：为何不效法唐朝名将哥舒翰，擂着羯鼓横刀勒马上前线杀敌去？ 苏轼还对“水乐之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向空山石壁下，爱此有声无调之清流。流泉无弦石无窍，强名水乐人人笑。惯见山僧已厌听，多情海月空留照。” 意思就是说，在绝壁空山下，自然流淌的泉水，是有声而无调的。而你老王这水乐亭纵然号称“水乐”，其音调也是由人工修整出来的，毫无生趣。 苏轼委婉地批评王概，即使在涧谷间加上锵锵弦鸣的乐曲之声，也只能是节奏未成的音乐。你县令一个人喜欢所谓的“水乐”也就罢了，不要当作欢娱节目强加给民众。也没必要当作仙乐来欣赏。 苏轼是想告诫王概：不可凭一己之见和个人志趣去劳民伤财，而是要尊重自然，要有“以民乐为乐”的襟怀。 弄到最后，王县令费尽心机，讨来的是一首上级长官的训诫之辞！ 杭州城往西约二百里，有个於潜县（今浙江临安市於潜镇），此县因西面有一座潜山而得名。县令刁璹（音属），字景汜，也是苏轼同年，最近苏轼正好因公务巡行至此地。 在於潜县境，苏轼一共给两座亭台题了诗，一是刁县令的野翁亭，再有就是当地僧人惠觉的绿筠轩。 惠觉禅师本名叫孜，作为出家人，惠觉的诗，无一丝一毫的斧凿之痕，极为苏轼、米芾所推崇。其时惠觉禅师正在於潜县南二里的丰国乡寂照寺出家，绿筠轩就位于寂照寺内。 按说这座寺院并不算太知名，但是苏轼却在此寺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名诗： 《於潜僧绿筠轩》 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 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 若对此君（代指竹子）仍大嚼，世间哪有扬州鹤？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熙宁六年（1061）春，作为杭州通判的苏轼，从富阳、新登，取道浮云岭，进入於潜县境“视察工作”，县令刁璹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上司，并将苏轼下榻在了镇东南金鹅山巅寂照寺的“绿筠轩”中。 这天，在寂照寺出家的於潜僧慧觉禅师上前拜见苏轼，与他一起谈佛论经。 苏轼博学多才，又自称佛门居士，加之谙熟佛学，使慧觉十分钦佩。 两人在“绿筠轩”临窗远眺，但见满目皆是茂林修竹，苍翠欲滴、景色宜人，苏轼情不自禁地连连叫绝。 慧觉禅师见此，知道苏轼已被眼前的绿竹景色所倾倒，就故意说房前屋后栽几株竹子，我们於潜自古以来就有如此习俗，不过是点缀一下而已。 苏轼却认为，门前种竹，决非点缀，此乃高雅心神之所寄。于是，苏轼就即兴挥毫，写下了这首《於潜僧绿筠轩》。 什么是“扬州鹤”呢？ 据传说有四个人谈论平生最快意之事，一人希望自己多财，一人说宁愿骑鹤作神仙，另一人希望作扬州太守。最后一人说：“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意思是三者得兼。后人就以“扬州鹤”来代表十全十美的事物，也等于是奢望的代名词。 第64章 题壁宝山僧舍引发的乌龙 苏轼一行自於潜县一路向西约四十五里，即循行到昌化县（今杭州市临安区昌化镇）。 昌化是盛产鸡血石的地方，很可惜，鸡血石最早明代初期才发现于浙江昌化，此时的苏轼还无缘见到这一天地之间的灵物。 昌化鸡血石产于今浙江省临安市昌化西北的“浙西大峡谷”源头的玉岩山，是中国特有的名贵石种之一。 它具有艳丽鲜红如鸡血般的色彩和亮晶如美玉般的光泽，被誉为“国宝”而驰名中外，是中国四大名石之一。它的天生丽质源于它是辰砂与高岭石，地开石，叶腊石等多矿物共生的集合体。 辰砂是其“血”的主要成分。 苏轼到了这里，就先自双溪馆下徒步寻找双溪的源头，今天的我们若要把他的这种行为官方化，可能就是他在借此过程考察当地的水系也并非没有可能，毕竟，通判的职权范围里有负责水利这一项。 只是，苏轼在寻找溪水源头的路途中，一度于恍惚中竟将此处的山水当成了家乡眉山的醴泉山，“正是醴泉山下路，桑枝刺眼麦齐腰。”（《自昌化双溪馆下步寻溪源,至治平寺,二首（其一）》 ）。 至今还有传说，苏轼因游寺至此，爱其清幽，尝“筑亭凿池”于此，并在池中广植千叶红莲。当然了，亭现在就叫个“东坡亭”，池嘛，就叫“东坡池”。 从昌化循行东归，经过临安县时，恰好此地的县令也是苏轼的同年，又是同宗，叫苏舜举（字世美），看来，不管到什么时候，有人脉就会事事通达。 不出意外地，同年苏舜举同志亲切而又热情地接待了苏轼，好酒好菜自不必提，苏轼在这里用了一个新词——剧饮。 之所以将此段子列出，乃是因为苏轼在老苏这里饮酒之后的诗作里，透露出了一个令后世的苏学研究者狂喜的两句诗，“我虽不解饮，把盏欢意足”，这两句诗遂被后来的研究者考究出来了一个不俗的论断，那就是苏轼是“不善饮酒”的。 对于十分爱酒的人士来说，这样的结论是否还需进行进一步的考证。 当巡行结束，东归至杭州大本营里时，苏轼的心也就放松了下来，遂到吴山之南的宝山的僧舍里昼睡。 位于杭州西湖东南的吴山，山势绵亘起伏，左带钱塘江，右瞰西湖，由延绵的宝月、娥眉、浅山、紫阳、七宝、云居等小山而成，而七宝山也就是苏轼在此昼睡的地方。 睡醒后，苏轼心满意足地排去身上的征尘，提笔挥毫，在僧舍的壁上题一诗云： 七尺顽躯走世尘，十围便腹贮天真。 此中空洞浑无物，何止容君数百人。 ——《宝山昼睡》 古人为什么会在墙壁上题诗呢？ 原来，古代文人墨客在游历名山大川时，触景生情，在寺观庙宇、驿站亭台、酒楼茶馆的墙壁上题写的诗歌。 题壁简单易行，只要把作品写在墙壁上，天南海北的过往行人见而读之，就可传播开来。宋代时，题壁之风更是盛行，无论是邮亭、驿墙还是寺壁，都留下了诗人们的墨宝。 这种创作形式始于汉代，东汉南阳人师宜官是可考的最早题壁者之一，就连曹操都非常重视和喜欢他。盛行于唐宋时期，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题壁诗不仅记录了诗人的所见所感，还寄托了他们心中的万千思绪。 题壁诗始于两汉，盛于唐宋。 汉代以后，题壁者代不乏人。南北朝时期题壁诗渐多，唐代以后题壁诗骤然大增，开始形成一种风气。宋代题壁之风方兴未艾，举凡邮亭、驿墙、寺壁等处多所题咏，叫人目不暇接。 直至两宋，题壁风气仍然盛行。元代以后，题壁诗已远不如唐宋之盛了。 为什么唐宋时期题壁成风呢？ 一来唐宋时期，尤其是唐代，诗歌创作臻于极盛。题壁诗之多，正是当时诗歌创作繁荣的具体体现之一。二来题壁诗是唐宋时期诗人“发表”作品的途径之一。 唐宋时期虽然已经发明了雕版印刷，但由于当时印刷能力很有限，还有大量诗歌不能刻印出来，“题壁”就成为一种“发表”诗作的最佳方式。 这些看似即兴之作的题壁诗，实则是诗人们的精心创作，流传下来的佳作也并不罕见。 题壁诗不仅是文人墨客抒发情感的方式，还记录了他们的游历经历和所见所感。这种创作形式在唐宋时期尤为盛行，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题壁诗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文人心态。通过这些诗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代文人的情感世界和生活状态。 可以说，每一首题壁诗都是诗人心灵的写照，是他们对生活的感悟和对世界的思考。这些诗歌不仅展现了古人的文化底蕴，也让我们能够窥见他们的内心世界。 此诗题过之后，苏轼已将其忘在了脑后。 谁知，后来有几位年轻人也在苏轼的题诗处题了自己的诗作，这下坏了，造成了歧义。假如把题诗的时间先后顺序颠倒一下的话，就变成了先题诗的苏轼是在讥诮后来题诗的这些年轻人了。 面对这些，苏轼只有苦笑加摇头。 他在后来专为此事而写的《记宝山题诗》中辩解说，周柏仁所说的君子，应是王茂弘这样的人物，岂是这些无名的小辈！ “生平不识高将军，手污吾足乃敢嗔。”（《书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现在或是后世那些仍在诬陷我讥诮别人的小人，你们应该好好掂量一下自己了，我是你们眼中那种级别的人物吗？ 西湖北山的垂云庵有一诗僧法号清顺，字颐然，他的诗风古朴凝炼，颇重形象的塑造和意境的追求，故诗文负一时重名。王安石就极爱其诗，苏轼晚年也时常与之唱和。 要说此僧的出道，也是与苏轼有着莫大的关系： 一日，任杭州通判的苏轼正在游览西湖边的僧舍，突然瞅见壁上有一首小诗云：竹暗不通日，泉声落如雨。春风自有期，桃李乱深坞。 当苏轼向随行人员及寺僧们询问此诗的作者时，有人报告，作者正是诗僧清顺所为，于是苏轼当即就着人找来了清顺禅师。 谁知，苏轼竟与此僧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不知不觉中，借助苏轼这个“大网红”的流量，诗僧清顺的大名也就不胫而走了。 五月初十，闲暇之中的苏轼邀请了吕仲甫、周邠、僧慧勤、慧思、可久、惟肃、义诠一起从西湖上泛舟出游北山。据《西湖志》记载：自宝云山、葛岭、栖霞岭一带，统谓之北山，以其在西湖之北也。 由于苏轼又结交了一位新朋友，便一并带上了，这位新朋友正是清顺。 此次出游，苏轼在孤山上见到了僧人志诠搭建的柏堂，还见到了与柏堂相连的白居易的竹阁。这两座阁楼都是依一株前朝陈时的古柏而建，孤山上原有陈时的古柏两株，其中一株被人当作柴草烧了，目前仅剩下一株。 有一天，苏轼正在有美堂会客，而钱塘县令周邠与数位僧人正好从西湖上泛舟前往北山。 这位周长官听到有美堂里有苏轼与众人的歌笑声，但由于自己正服母丧，无法前来欢聚，就只能派人给苏轼送来了一首诗作。苏轼得诗后，感念周长官的重情重义，于是连和了两首。 六月初六，大堂兄苏不欺的小舅子蒲宗孟拿出自己收藏的燕公（燕文贵或是燕肃）画的山水画，想请苏轼作一题跋。 在绘画领域，苏轼自然也绝非是浪得虚名的。 他认为，自古以来的绘画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以人物来表现神态与风情，以花卉、竹木、禽鸟、鱼虫来表现妙趣，以宫室、器用来表现工巧，以山水风景来表现名胜。只不过，山水画中以清雅雄浑、构图变化的无穷为最难。 这次给堂哥的小舅子作跋，苏轼对于燕公的画还是极为推崇的。 他觉得，燕公的画已经脱离了画匠的层次，所以画中已有了诗人的清丽。看来，蒲宗孟这位苏轼在馆阁中的前同事，在书画鉴赏领域里还是有点眼光的，至少还没有把一些江湖流派的书画当作宝贝而“敝帚自珍”！ 苏轼在杭州时，还曾经与自己的一位忘年交柳瑾在一起交往半年之久，每日饮酒出游，好不快活。 柳瑾（字子玉）这位极善诗词及行草书的着名书法家，本是苏轼堂妹夫柳仲远之父，平素就与苏轼交情甚厚，他的到来，也是的苏轼有了诗词方面的知己和精神领域的寄托。 家族世交的苏颂之子苏嘉本来在婺州侍奉父亲，最近要去亳州出任掾属，经过杭州时，苏轼对苏嘉说，——好乖乖，我听说你要去亳州，亳州知州是我的四川绵竹老乡杨元素，你帮我带给他一封信吧。另外，我还有一封信与常茶一瓶，拜托你带给陈州我的弟弟苏辙吧。 凭当时的第一直觉，苏嘉就知道这是苏大人替自己写的一封荐书，只是不想当面点破，避免使双方尴尬。等到日后亲眼见到了此信，只见信中果真着诸如“督学有文，沉静若愚，刚毅不可犯”，全是对自己毫不吝惜的溢美之词。 明州（今宁波市鄞州区鄞江镇）育王寺大觉禅师怀琏，也是一位苏轼极为推崇的高僧。这几日，苏轼给怀琏去信，准备把父亲苏老泉一生珍爱有加的《禅月罗汉》画捐赠给育王寺。 这幅《禅月罗汉》画，在苏老泉生前可一直是他老人家爱不释手的心爱之物，而苏老泉生前又与大觉禅师情谊深厚。苏轼曾经多次在梦中梦到过画中的罗汉，因此认为此画是极有灵性的。 可当苏轼初次提出捐赠意向时，大觉禅师竟然是持怀疑态度的，以自己对苏老泉的了解，这毕竟是人家的心爱之物，况且这种夺人所爱的行为也是自己所不齿的。 苏轼这次明白了大觉禅师的心思，他赶紧又写信解释道，自己多次梦到画中的人物，虽然又灵性，可反过来说，这些东西还是多少有点虚幻怪诞的，自己也不想以一个俗家子弟的身份来收藏此画，还是应该让它皈依佛门吧。 苏轼还与大觉禅师开玩笑说，近年来世俗之上的士风日益刻薄，以至于社会上的大多数行为都不免会令人有所怀疑，俗人也就罢了，没想到您一个方外之人、得道高僧，也被污染了啊！怪不得，当您第一次获悉我要捐出《禅月罗汉》画时，您还建议我换一轴《金水罗汉》来捐。 今天，我已经说的非常清楚明白了，您就不要再有所顾忌了。 不过，近期我也找不到前往明州的顺道之人，那些兵卒之类的粗人，又不值得托付此事，恐怕他们也不能够知晓此画的深意和价值所在。 所以，还望法师能派一位谨慎精干的僧人带着笼杖前来迎取吧。到时候，我还会将自己收藏的一轴古佛画也一并施与的。 在信中，苏轼还对大觉禅师说，自己如今所在钱塘之地风景如画，令人流连忘返。 弟弟苏辙当前在陈州，估计快要赴东南幕官的新任了。若禅师近来有什么新的诗作，不妨寄来一些看看，自己到了杭州之后，也作劣诗百十首了，等闲暇之时，会给禅师抄下寄去的。 说话间，消息传来：苏辙已得替齐州（今济南）掌书记，人已经到齐州赴任去了。 掌书记唐初为行军大总管府临时军事差遣，后来发展为文职僚佐，其名称也由记室、典书记、管记等固定为掌书记。 掌书记在藩府中作用很大，掌表奏书徽等文书工作，是沟通藩镇与中央的高级文职僚佐，地位仅次于节度副使、行军司马、节度判官等“上佐”。 掌书记要求会写奏章文檄且要精于草隶，所以入幕前，其人员主要来自科举出身者、朝宫、地方官和知名文士，所以说，这一职务对于苏辙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 第65章 吴越王家乡的《陌上花》 熙宁六年（1061）七月初三。 立秋日。 眼看天一入秋，地里的庄稼都要被旱死了，可天上却没有一丝要下雨的迹象。 于是，苏轼就按照知府大人的嘱咐，专门写了一篇虔诚的《祷雨天竺观音文》，并带上钱塘县令周邠、仁和县令徐璹到天竺寺祷雨。 说起祷雨这种民间活动，早在我国西汉时期的历史中就有记载，到了苏轼的时代，更是一种连官方也参与其中的所谓祈禳丰收的巫术活动。 我们知道，苏轼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因为早年在凤翔府时就参与过多次的为民祷雨活动。 祷雨结束后，苏轼一行夜宿灵隐寺。 灵隐寺背靠北高峰，面朝飞来峰，始建于东晋咸和初年，开山祖师为西印度僧人慧理和尚。到这种地方借宿，对于笃信佛学的苏轼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 美中不足的是，苏轼这两天身体有恙，但还是在这初秋的季节里，抱病游览了杭州的净慈寺，拜访了圆照禅师宗本。另外还游览了祖塔院，观看了虎跑泉，然后再游览了佛日山净慧寺。 正当苏轼在马不停蹄地游览佛寺之际，朝中官员沈括被朝廷派往杭州视察新法的执行情况，沈括此次的具体受命是要巡察两浙的农田、水利、差役等事。 沈括到了杭州，首先与前老同事苏轼畅叙了旧情，还恭敬有加把苏轼这一时期的新作（主要是诗词）抄录了一份，这也是当时文人间的正常交流活动。 谁知，回到京师后，沈括转而用附笺的方式，把认为是诽谤的诗句详细地“注释”理一番，全部交给了皇帝，目的是揭发苏轼在诗文中“愚弄朝廷”、“无君臣之义”。 这是老沈这位大科学家对苏轼的第一次下手，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或说“蝴蝶效应”是： 元丰二年（1079），御史何正臣、李定又上表弹劾苏轼，乌台诗案终于爆发。 次年，苏轼被贬黄州，牵连亲友三十多名，涉及诗词一百多首。 当然，沈括虽不是事件的主谋，但沈括正是“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 我们在这里先不说沈括的劣迹，这时候苏轼还把他当成是前同事，丝毫没有对此人设防，至少此时的沈括，在苏轼心中尚没有值得特别痛恨的地方。 刘敞的弟弟刘邠这几天寄诗及书信来，苏轼得知刘邠泰州通判的三年任期已经结束，近日将会来杭。 对于刘敞（字原父）、刘邠（字贡父）这对亲兄弟，苏轼不仅都与之有着诗词唱和，而且也都是苏轼值得敬仰的士人。 刘敞博学好古，多藏古器奇物，能识古文铭识，并因此考知出三代制度与先儒所说的有不同之处。苏轼后来的喜爱古器物，大概率也是受到了刘敞的影响。 对于风头正盛的王安石，满朝惟有刘敞、刘攽兄弟敢于抑其锋芒，这也是苏轼所看重的地方。刘原父对于苏轼还曾数度提携，做考官时，对于苏轼和章惇皆以国士待之。 刘邠到杭州后，被苏轼邀请去一起泛舟西湖，其时正值张先自湖州回杭，就一起结伴游湖赋诗。 当苏轼一行乘坐的船只到了湖心处时，有一小舟翩然而至，舟中有一妇人容貌甚美。 及见到苏轼，妇人就自述自己自少年时就极为仰慕苏轼的高名，因为尚在闺中而无缘相见。自己今日已经嫁为人妇，闻公游湖，于是就冒昧上前叨扰。 妇人自称善于弹筝，愿献上一曲，想换取苏轼的一首小词以为终身之荣。 苏轼闻听此言，自然是无法相却，于是乃援笔立就，赋以《江城子》与那妇人。 词中有“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之句，既实写水面荷花，又是以出水芙蓉比喻弹筝的美人。 苏轼还在词中自注：湖上与张先同赋，时闻弹筝。 可惜的是，张先之词现已不存。 公务闲暇之时，苏轼还游览了孤山上的柏堂及竹阁。正当他们在有美堂中豪饮之时，正好天降暴雨，雨住后，才与陈襄自有美堂乘月夜归。 八月十五，正是钱塘观潮的最佳之际，苏轼自然是不会错过的。 在安济亭上观潮时，苏轼一连写下五首七绝，前三首均无异样，但到了第四首，有句“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八月十五看潮五绝》），被变法派指为苏轼借此言弄潮之人贪污官家利物，致使常常有弄潮儿溺水而亡者，所以朝廷就不得不降旨禁止弄潮。 苏轼的话，也被他人理解为指责朝廷好修水利，却不知利少而害多。 在苏轼的心中，吴越王钱镠（音留）是他的偶像，因为吴越王曾经以弓弩射击潮头，与海神恶战，杭州城连年被潮头直打罗刹石，吴越王钱尚父张弓以待潮至，逆潮头而射之，由是潮退。自此以后，潮水便不敢轻易地接近杭州城头。 正当苏轼在安济亭上兴致勃勃地观潮之际，他的老朋友、钱塘县令、周邠的老丈人陈舜俞却独自在垂虹亭赏月。 赏就赏吧，重情重义的老陈当场还作了诗怀念和苏轼一同游玩的时光。 到了杭州以后，苏轼的词作也慢慢多了起来，在观潮时写下了《瑞鹧鸪》，在本月重游风水洞时又写下了《临江仙》，只是，此际苏轼的词都仍旧是停留在写景状物之上，他的“豪放派”词风还远未形成。 大家知道，苏轼的词开豪放一派，被誉为词仙。想必在大多数人看来，这位伟大的词人应该很早就进行词的创作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而是在他三十七岁之后才开始学习填词的。 叶嘉莹先生通过研究发现，其实苏轼早期作品中，并没有作词，他最早作词是在抵达杭州任职的熙宁五年（1060）春所写的《南歌子》《行香子》《临江仙》等游山玩水的小令，长调则是熙宁七年（1062）秋所作《沁园春》。 此后，他的词作数量日益增多，风格也逐渐成熟。 因为从苏轼年谱和苏轼词集来看，苏轼是熙宁四年（1071年）通判杭州时开始学习填词。 而且通过苏轼年谱和《东坡乐府笺》，可以发现，第一年，苏轼只写了两首词。看来初学填词的苏轼刚开始填词的时候也还是有些生疏。熙宁六年则写了五首，而在熙宁七年（1062）则写了四十二首，是其一生作词最多的一年。 苏轼在后来在写给堂兄子明的信里回忆说： “记得应举时，见兄能讴歌，甚妙。弟虽不会，然常令人唱为何词。” 在这封信里，苏轼就自己谈到了他此时还不会作词的情况。 苏轼开始作词时候，也学习与模仿过其他人，比如欧阳修与柳永，但他的词与他们又不同，苏轼词除了写景抒情之外，往往还会富含哲理或是直抒胸臆，最终自成一家。 在苏轼的词中，超旷是其主调，有时也隐隐表现一种失志之悲，有些还涉及儿女之情。他着名的词《水调歌头》具有飘逸高旷之致，但也表现了他内心深处一种入世与出世之间矛盾的悲慨。 叶嘉莹先生总结苏轼词的特点：“苏轼之词，虽以超旷为其主调，然其超旷之内含却并不单纯，其写儿女之情者，是用情而不欲为情所累，故当观其人而能出之处。其写旷逸之怀者，则又未全然忘情于用世之念，故又当观其出中有入之处。至其偶有失之粗豪浅率者，则是高才未免于率易之病，固当分别观之也。” 按照惯例，苏轼近日要到下属各县提点。 当苏轼到达临安县地界时，知县大理寺丞苏舜举远远地在本县界外的太平寺迎接。苏轼与苏舜举本为同年，所以，于公于私都自来相知。 当苏舜举见到长官苏轼，就迫不及待地向苏轼反映了一件闹心之事。事情的起因是苏舜举数日前去州里办事，却被训狐押出。 苏轼忙问其故，舜举说他擘画得户供通家业役钞《规例》一本，非常简练且实用。前日他将去呈本州诸官，都觉得不错。待呈转运副使王廷老时，王廷老不喜，差急足押出城来。 苏轼取其《规例》详看后，觉得委是简便，因问训狐事，苏舜举便说，自来听人说过一个小寓言故事： 燕以日出为旦，日入为夕。蝙蝠以日入为旦，日出为夕。争之不决，诉之凤凰。凤凰是百鸟之王。至路次逢一禽，谓燕曰：不须往诉，凤凰在假。（或云凤凰渴睡，今不记其详）都是训狐权摄。 日后，这也成了《乌台诗案》的一段公案，被指苏轼与苏舜举本意是以话戏笑王廷老等不知是非。 苏轼到了临安，与周邠、李行中先去与了径山，凭吊吴越王遗迹，作了不少诗。还登临了玲珑山，夜晚便借宿在九仙山。 在游览九仙山时，苏轼听到了当地民间传唱的儿歌《陌上花》。 乡亲们说，唐代的吴越王钱镠本是杭州临安人，被当时两浙百姓称为“海龙王”。所以，他的妻子每年春天一定回到临安，吴越王就派人送信给王妃说，“田间小路上鲜花盛开，你可迟些回来。” 吴人就将这些话编成歌儿，所含情思婉转动人，使人听了心神凄然，然而它的歌词比较粗俗、浅陋，多才的苏轼就将原有的俚俗之辞换掉，成了以下的三首诗： 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 遗民几度垂垂老，游女长歌缓缓归。 陌上山花无数开，路人争看翠軿来。 若为留得堂堂去，且更从教缓缓回。 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 已作迟迟君去鲁，犹教缓缓妾还家。 苏轼写的这三首诗中都贯穿了“江山犹是昔人非”的历史喟叹，全诗虽以“吴越王妃每岁必归临安”的轶事为题材，却委宛曲折地咏叹了吴越王朝的兴亡，带有怀古咏史的性质。 到余杭后，苏轼又与当地官员蔡准、吴天常、乐富国、闻人安道、俞康直、张日华等人一起出游作诗。 公事已毕，回到杭州时，知州大人陈述古早早就在介亭上设宴招饮，专门为苏轼接风洗尘。 遗憾的是，一路的风尘仆仆之下，苏轼偶感风寒，又过了几天，就连陈知州重九之会前夕的邀请也无法赴约。 重阳节这天，苏轼作诗与鲁有开（字元翰）取乐，鲁有开是鲁肃简公鲁宗道的侄子，因为在南康做官回到京师，王安石问他江南的社会与民生如何？ 鲁有开回答道，新法当为他日之患！ 王安石恼羞成怒，遂将鲁有开贬谪为杭州通判，与苏轼一样的官职。 当时杭州同时有两个通判，也是奇事，好在两个人的志趣相投，又平起平坐，所以说苏轼时不时与鲁有开开些玩笑，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重阳节过后，苏轼的身体逐渐恢复，当听说周邠与李行中两位朋友曾在西湖上寻找自己，并给自己寄来了诗作时，就赶忙次其韵回寄了和诗。 去年，杭州发生了一件奇案，令苏轼感到不公。 事情是这样的： 一户裴姓人家的女佣正在井旁洗衣服，这时候主人家的小女孩却坠井身亡，当时仅这位名叫夏沈香的女佣一个人在场，至于小女孩是如何坠井身亡的，一时间也没有人证物证。 此案被交到杭州府审理，杭州的录事杜子方、司户陈珪、司理戚秉道接手了此案的审理，鉴于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女佣夏沈香有杀人的嫌疑，于是就判决夏沈香决臀杖二十板后放人，并就此结案。 哪知，后来的杭州路提刑陈睦觉得此案大有蹊跷，决定由秀州通判张若济推倒重审。 张若济在重新查勘审理后，决定以杀人罪处死夏沈香。这件案子于是就有了较大的争议，致使初期审理此案的三位官员杜子方、陈珪、戚秉道因此而被朝廷免职。 作为自己的同事兼下属，苏轼对这三位官员表示出极大的同情与愤慨，他认为此三人原本无罪，而有这样的后果主要是朝廷上受了小人的蒙蔽。陈睦与张若济是想蒙蔽朝廷，并借此事冲替逐人，打击报复。 “君言失意能几时，月啖蛤蟆行复皎。”（《送杭州杜戚陈三掾罢官归乡》），于是，苏轼作诗对三人进行了劝解，意思是官场上一时的失意并不可怕，相信事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时候。 第66章 杭州通判的赈济之行 知州陈襄有个弟弟，叫陈章，绍圣中曾以左朝议大夫知临邛，为官所到之处，“茂着廉明，士民皆服”。 这几天，从知州陈襄那里得知陈章生了个儿子，作为其哥哥的同事兼搭档，苏轼还是作诗予以庆贺。 过了些时，苏轼还在新城县（今富阳新登镇）会晤了晁补之，两人唱和了诗词。 吴兴县词人张先（字子野），苏轼任杭州通判时，老张已经八十五岁了，不仅家中蓄有声妓，还传出消息他欲买妾。 于是，苏轼赠其诗云：“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张子野年八十五尚闻买妾述古令作诗》） 张先这个人，提到他总让人一下子就会联想起白居易，一是两人都较为长寿，二是都在年迈之际蓄有妓妾。这两个人中，白居易是苏轼的偶像，而张先则是苏轼的诗友兼知己。 面对苏轼的调侃，老张倒也不恼，还煞有介事地和了苏轼的诗：愁似鳏鱼知夜永，懒同蝴蝶为春忙。 张先的这两句毫无虚伪做作的性情之语，竟被苏轼所由衷地激赏。 十月间，杭州一所寺院里的牡丹开了数朵，爱好牡丹的陈襄兴余做了四首小诗，苏轼煞有介事地唱和了七绝四首。 要说诗词唱和，这也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了。 不平常之处在于，苏轼的和诗里又有几处被指摘为讥讽朝廷的词句。比如“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其一》）被指为讥讽当时的执政大臣，以比化工但欲出新意擘画，令小民不得暂闲也。 “谁信诗能回造化，直教霜卉放春妍。”（同上）这种做法，苏轼也认为是不合时宜的。 也就是说，这种做法完全是违背了自然规律的，是注定失败的。 还有词句用“雪霜羞”反衬牡丹盛极一时，然而，这只不过是造物主意欲“呈新巧”的做法而已，言下之意，变法无非是为了哗从取宠，想弄点新花样而已。毕竟，这初冬的牡丹花不是正常开放的，已经是违背了自然的规律。 当然，苏轼这里表面是说花，实际上是隐喻王安石的变法。只是，诗中委婉地告诉了大家，新法是一件让春花冬放的荒唐事，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这几天，天竺的灵山寺里给苏轼捎信过来，说海月禅师圆寂了。 其实，在海月禅师卧病在床之际，就已派人到山下来请苏轼上山，但苏轼正值公务繁忙，抽不出时间前往。 当时海月禅师曾留下遗言，一定要等到苏轼上山后，自己的遗体才能下葬。 一方面是出家之人对于苏轼这样的官家身份极为看重，另一方面更是对苏轼真心的推崇与无与伦比的友情。 在苏轼毕生交往的僧人中，海月禅师惠辨是一位能超脱于凡俗之间的高僧。 我们前面提到过，作为都僧正的惠辨，就是处理一些寺院里的财务、案件、文书以及迎来送往等事的僧人，类似于今天的寺院办公室主任，说白了，就是在和尚中的情商较高者。 惠辨原是杭州天竺灵山寺明智大师祖韶的两个弟子之一，另一为辩才禅师元净。听说海月禅师惠辨事先毫无征兆，早晨起来从容地洗漱之后，还一一拜谢了众僧，然后就趺坐而寂。 惠辨的故去，令苏轼非常难过。 想起了二人曾经在一起相对而坐的时光，“今夜生公讲堂月，满庭依旧冷如霜。”（《吊天竺海月辩师三首·其一》）同时，苏轼再遇到诸多因难解问题而烦恼之时，“欲访浮云起灭因，无缘却见梦中身。”（同上）再也不能去寺院里拜访海月禅师，再也不能在淡然对坐中，随便听上海月禅师的几句话，使心中的郁结顷刻间烟消云散了。 办完了海月禅师的后事，苏轼在西湖周边游览之时，从一位砍柴的樵夫手里收到一幅《春山》横轴，画很有格调，画上的题诗更是超凡脱俗。 当时，苏轼感到很奇怪，到底是何人所作，况且一位素不相识之人为何要送给自己这样的画作。 于是，苏轼便四处向西湖边上的高僧们打听，作画者到底是何人？结果，有僧人看到画作后，竟认出是李颀秀才所作。 等苏轼见到了此人，才发现两人脾气相投、相谈甚欢。 李颀，字粹老，少年进士，曾经被朝廷授予过官职，但他毫不吝惜地放弃了。 弃官之后，李秀才成为了一名修道之人，常遍历湖、湘之间，晚年非常喜爱吴中的山水，便隐居于的大涤洞天。此人不仅擅长丹青，间或还作一些小诗。 就在李秀才往来苕水之上期间，一旦遇到名人胜士，必会与之交游周旋。 在得知杭州通判苏轼是一位名士后，就以幅绢作《春山》图横轴一幅，并题诗其后，也不署名，交给一位樵夫，并附上百余钱，嘱咐其随身带上此画，一旦遇到苏轼本人，就转交给苏轼。 樵夫也不知这位道人的身份，只能照办，于是就将画作交到了苏轼的手中。 苏轼对此事愈加惊奇，面对李秀才这样的一位奇人，待重新展开画作仔细端详时，李颀画与诗的高雅格调，竟使得苏轼发出了“诗句对君难出手，云泉劝我早抽身。”（《李颀秀才善画山以两轴见寄仍有诗次韵答之》）这样的感叹！ 他还认为，李秀才的画能够“尽物之变，秀润简远，不能为人特作，为世间所绝少。” 就在苏轼对李秀才的画作赞叹有加之时，转运司下达了指示，要求苏轼带队前往常、润、苏、秀等州县赈济饥民，钱塘县令周邠与柳子玉作为随行。 一行人雪后到达临平，苏轼同柳子玉一起在一僧舍里拜访了知州陈襄的朋友陈烈，傍晚到了秀水县西北十五里的永乐乡本觉寺。 在本觉寺苏轼一行又看望慰问了乡僧文及，其时文及正在病中，于公于私，看望体恤一下文及这样的弱势群体，也是苏轼此行的正式内容。 在秀州（今嘉兴与松江一带），钱顗（音易）（字安道）给苏轼送来了建茶。 钱安道这个人，也是因为攻击过王安石而被贬谪的官员，也许是物以类聚的缘故，苏轼与他相见后，格外觉得有说不完的话。而老钱送给苏轼的建茶，也必定是经过精挑细选的用心之物。 建茶因产于福建建溪流域而得名，此茶以宋代建州建安县（今建瓯）的北苑凤凰山一带为主体的产茶区，其代表的北苑贡茶闻名于世，是中国御贡史最长的茶。 可以说，建瓯茶事，在漫长的茶史上，留下了令人惊奇的熠熠光芒。 归结起来，建茶有以下“六绝”：一是建溪官茶天下绝；二是建安斗茶天下绝；三是建盏茶具天下绝；四是凤山茶神天下绝；五是建瓯茶业天下绝；六是北苑茶文天下绝。 喝了老钱的建茶，然后就少不了与钱安道唱和两首 。我们发现，一旦苏轼遇到情投意合之人，在作诗时就不免把持不住，常常将自己的内心知无不言、倾囊而出。 这一次与钱安道的和诗也不例外，“草茶无赖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顽懭。”，“收藏爱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钻权幸。”（《和钱安道寄惠建茶》）等句被指为借此讥讽当世变法集团中某些所谓的“小人”。 在接待苏轼一行的筵席上，“如今且作华阳服，醉唱侬家七返丹。”（《钱安道席上令歌者道服》），老钱令歌姬们身穿道服，为苏轼醉唱《七返丹》来助兴。 “七返丹”是传说中的一种丹药，有增功保健的功效。 传说“七返丹”功参造化，练气之士，得此一粒，可抵二十年勤修之功，即普通人服之，亦可明目轻身，得享遐龄。 对于少年时期就从学于道士的苏轼来说，这种接待方式是在合适不过了，可见老钱人家也是在事先下足了一番功夫的。 到了苏州，在苏轼的主持之下，原籍成都府的通长老被请出来作为苏州报恩寺的主持。 这位通长老出身于成都府的仕宦之家，在西蜀原是名门望族。他早年就精研《诗经》、《三礼》，幼年就胸怀大志，有着高远之心。壮年时，本来仕途将成，却又抛弃了官职，从儒者变身为佛徒，但后来却从未抛下对儒学的研习。 让这样一位有着儒学基础的佛徒出任报恩寺的主持，在此地振响法铃，教化一方民众，实在是实至名归。 苏轼此行，本来是要赈济饥民的，但从当代鲁迅先生的作品里，我们知道了民众的心理饥渴也是要好好地赈济一下的。 在苏州，得知苏轼前来，知州王诲（字规父）便取出仁宗皇帝赐予其父的所作飞白书，想让苏轼做一篇记文。 这篇飞白书是庆历年间仁宗皇帝赐给王父王举正的两个飞白大字“端敏”，王知州想让苏轼写篇记文连带这两个大字刻成石碑流传后世的。 在苏轼看来，仁宗一朝上天下民融洽合一，天子臣僚欢畅舒心，仁宗本人更是敦厚质朴，恭谨有礼，被世人称为仁厚长者。同时代被仁宗擢拔的士大夫，成就都早已光辉四射了。 因此，带着对仁宗皇帝的深厚崇敬之情，苏轼为王诲写下了一篇记文。 苏轼的诗词堪称宋代的翘楚，但也有不喜欢他诗的人，方惟深便是其中的一位。 结束完秀州（今浙江嘉兴）的赈灾工作后，苏轼又来到了苏州。苏州名士众多，文采风流，其中有一个名叫方惟深的诗人尤为知名，苏轼特意前往拜访。 方惟深，字子通，本莆田人，后移居于苏州。他早年通经学，尤工于诗，举进士不第，与弟躬耕于陇亩，寄情于山水。 此人早年便通经学，尤工于诗，为乡贡第一，后举进士不第，即弃去，与弟躬耕于乡土。 方惟晚岁深隐于吴地，以其诗名行于世，其诗格调之高直追晚唐诸人。 方惟深是王安石的弟子，和他关系极佳，曾有诗云： 《谒荆公不遇》 春江渺渺抱樯流，烟草茸茸一片愁。 吹尽柳花人不见，春旗催日下城头。 全诗采用融情入境的手法，无一字直接描写访人不遇的怅惘之情，而通过春江、归帆、烟草、柳花、春旗、落日来渲染自己的情绪，深得唐人风致。 据说，王安石非常喜欢这首诗，亲自书写于案前，以至于被其门人误收入王安石的《临川集》。 或许是因为王安石的关系，也或者是两人气场不和，苏轼和方惟深的此次唔面并不愉快，方惟深很不喜欢苏轼的诗文，曾评价道：“淫言亵语，使驴儿马子决骤。” 意思是说苏轼的文笔太通俗、直白，就像驴马横冲直撞，一点诗味都没有。 其实，这都是文人之间的相互斗气，也是艺术追求和性格的不同。苏轼为人洒脱，写诗非常随意，留存至今的就有2600余首，难免良莠不齐。 而方惟深呢，因为和王安石混得久了，写诗极为讲究，追求唐朝人的含蓄蕴藉，故而不喜欢苏轼的说理议论和直白显露，说到底是唐诗和宋诗的闹别扭。 不妨再看方惟深的一首诗： 《舟下建溪》 客航收浦月黄昏，野店无灯欲闭门。 倒出岸沙枫半死，系舟犹有去年痕。 这首七言绝句描写旅途夜泊的场景，选用最有特征的景物，巧妙构思，虽是信笔直书，却使人感到身临其境，静谧幽远。 开头的“客航收浦月黄昏”化用林逋《山园小梅》的“暗香浮动月黄昏”，“野店无灯欲闭门”则化用韦应物《滁州西涧》的“野渡无人舟自横”，皆不露痕迹，看得出方惟深用功之深。 但是，老方却不喜欢苏轼的诗，认为苏轼的诗大多“淫言亵语，使驴儿马子决骤”，这在历朝历代苏轼的粉丝圈里，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看来，古往今来不管什么人都是难以做到让所有人都喜欢的。 第67章 丹徒柳家的狂嗨与唱酬 惠山属于浙江天目山由东向西绵延的支脉，以其名泉佳水着称于天下，最负盛名的是“天下第二泉”。 如今，坐落于无锡西郊的惠山古镇，与苏州的甪直、周庄、千灯、锦溪、沙溪、同里、黎里、震泽、凤凰9个古镇，以及浙江省的乌镇、西塘、新市、南浔，共14个古镇正在一同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惠山古镇始建于南北朝，距今已有一千五百余年的惠山寺，就位于惠山古镇的秀嶂街（今惠山直街和横街交接处）。 苏轼到了惠山，先去拜会了钱道人。 关于惠山的钱道人，前面我们介绍过，也就是钱安道的弟弟——惠山老，正是后来频频与苏轼有着交集的那位钱道人。 钱道人专门烹了小龙团茶接待苏轼，然后又带上苏轼登上惠山的绝顶，远眺了无锡的太湖盛况。 钱道人的小龙团茶又叫团茶，是产生于宋代的一种小茶饼，始制于丁谓任福建官员之时，专供宫廷饮用。茶饼上印有龙、凤花纹。印盘龙者称“龙团”或龙茶、盘龙茶、龙焙、小团龙，印凤者则称“凤团”或凤饼、小凤团。 到了仁宗时期，还为这种团茶茶饼设立了龙团茶、凤团茶、月团茶等繁多的名目，团茶中还杂有各种香料，茶团茶饼的表面则涂饰金银重彩。 不得不说，钱安道令歌姬们身穿道服，为苏轼醉唱《七返丹》来助兴，其弟钱道人用精挑细选的小龙团茶来接待苏轼，都已是倾其所有，可见钱安道兄弟二人待人接物都是一等一的厚道。 此时，杨绘（字元素）自郓州来杭，此前杨元素任亳州知州时，苏轼曾经让家族世交的苏颂之子苏嘉，给自己的四川绵竹老乡杨元素带去过一封信，其实是向杨知州推荐苏嘉的书信。 只是目前还想不到，明年这位老乡杨绘将要自应天府出知杭州，不过没关系，苏轼还是作了《定风波》词为其送行，苏轼的忘年交张先也奋笔疾书，唱和了一首《定风波》赠与苏轼及杨绘。 美中不足的是，苏轼此时的《定风波》尚属平庸之作，与“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那种气场还有一段不大不小的差距。 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时，钱塘有位小男童名叫彭九，年方十一岁，善于作诗和弹琴。与人应答时意思表达得清楚又明白，就像成年人一样沉稳，此时，这个小孩还尚属行童试经的阶段。 一次在与法惠圆师的筵席中，苏轼对在座的宾客说，法惠圆师的这位小童子年龄虽小，但很会作诗。近来，参寥子做了几首“昏”字韵的好诗，不妨就让这位小童子也和上几首？ 哪知话音刚落，小童子就援笔立就、和篇立成，诗中云“千点乱山横紫翠，一钩新月挂黄昏”。 苏轼大为惊奇，直言此诗不减唐人韵致，因笑道，你这小童子不需念经也做得一个和尚！于是这一年，这位叫彭九的小童子正式皈依佛门，剃度做了和尚。 这还没完，苏轼问彭九道，不知法师有没有法名，小和尚回道没有。 苏轼想起法惠圆师的弟子辈中，都是用“思”字相联，于是就给小彭九取了一个法名“思聪”，希望这位诗才的少年能以用“思聪”这一法号而得道，可见苏轼对这位小童的喜爱。 这些时，苏轼还游览了杭州万松岭的惠明院，把杭州法会院法言（字无择）的居室东轩题名为“雪斋”。 法言的这座东轩汲水以为池，累石以为小山，又洒粉于峰峦草木之上，极似飞雪之集。苏轼觉得，这些个人造景观虽然类似儿戏，但意趣甚妙，尚有可以发入佳兴者，所以就将此命名为“雪斋”而去。 到家后，大表哥文同从陵州写信来，感谢苏轼给他寄去的陈希夷的唐福山药方。 陈希夷也即陈抟，字图南，号“扶摇子”，赐号“希夷先生”，是一位道门高隐和学术大师，世称陈抟老祖、睡仙、希夷祖师等。 还见到了舒焕的来信，信中舒焕将苏轼比作欧阳修，苏轼忙回信说，欧阳公是天人，上天生了这样的一位天才，恐怕千百年后才会再出一位，若把我比作是他，那一定不是疯癫就是愚蠢了。 晁端彦这个人，我们前面也提及过，当苏氏父子初次进京住在京师开封的兴国寺浴室时，美叔（晁端彦）即来见访，且自报家门称，说他师从欧阳公很久了，公特令他来与苏轼结交，行前欧阳公对晁端彦说，苏轼将来必定会因学问而明世，就连他也要放苏轼出一头地的。 就是这个晁美叔，如今正出任浙东提刑，苏轼听说他近来要奉旨出京巡查淮河流域，就赶紧给这位同门师兄写信，告诉他一定要对沿途百姓实行宽大的怀柔政策，任由他们休养生息，使得一直处于沉重负担压迫下的百姓能稍微松一口气，也算是做了好事一桩。 自十一月起，苏轼就奉命往常州、润州（今江苏镇江）一带赈饥。到当年的除夕之夜仍在路上，除夕当晚就地野宿于常州城外的运河边。 常州这座古城，原属吴延陵季子之采邑，汉时叫做毗陵县。 “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其一》）在运河边夜店的孤灯之下，苏轼还做了两首诗。 他之所以彻夜不眠，并非因守岁而是在为民间疾苦忧虑，也因客中孤独，思归心切而愁闷。“南来三见岁云徂，直恐终身走道途。”（同上）这两句透露出苏轼被迫离开朝廷南来已整整三年，眼看自己终日奔走于道途之中，不能践行自己的政治抱负，愁苦之中甚至还产生过想要退隐的意愿。 熙宁七年（1062），大年初一。 明日就要立春了，好在江南腹地明媚的春天将要到来。 过了年，就已三十九岁的苏轼，带着赈济饥民的使命，在这元日里，来到了丹阳这个古称曲阿的小县。“白发苍颜谁肯记，晓来频嚏为何人。”（《元日过丹阳明日立春寄鲁元翰》）这是苏轼在丹阳县作的诗，在立春之日，苏轼就将此诗寄给同为杭州通判的同事鲁有开。 关于喷嚏，世传为人所思则会打喷嚏。早在《诗·邶风·终风》中即有记载：愿言则嚏。 早上起床后频频打喷嚏的苏轼，可能是觉得自己的老搭档鲁有开在思念自己吧，就给老鲁寄去了自己的诗作，好向搭档老鲁标榜一下白发苍颜的自己是“一直在路上”。 除了鲁有开，苏轼还赋了一首《行香子》寄给了自己的上司陈述古，看来，古人出差的途中，也会与所在单位的领导时不时地通通气的。 当苏轼一行抵达润州（今江苏镇江）时，苏轼先去参观了刁璹的草堂。 刁璹，字景汜，湜公之子，安徽含山典礼堂三十三世祖，是苏轼的同年，此时已经卸任於潜县令，居家赋闲。 看完了刁璹的草堂，在润州京口的刁姓望族中，还有个叫刁约的，是刁璹的叔叔，也是苏轼要拜访的人物。 刁约，字景纯，世居京口。年轻时刻苦好学，应举京师，与欧阳修、富彦国声誉不相高下。庆历初与欧阳修同知太常礼院，又并为集贤校理。曾出使契丹，回朝后改判度支院，所以说，此人也算是个人才。 时年已八十一岁高龄的刁约与苏轼先是兴致勃勃地回忆了先朝时在一起侍宴的往事，又一同观赏了自家庭院中的瑞香花。 瑞香花在《楚辞》中被称为“露甲”，多分布于我国长江流域以南各省区。 据《庐山记》记载，瑞香花原产庐山一带，其他地方均无栽植，但如今已被广植，江西省的赣州市更是将其列为“市花”。 柳子玉本为丹徒县人，这次与苏轼到了自己位于润州的老家后，自然就反客为主，给苏轼当起了导游。老柳带着苏轼一行，将润州城内的鹤林、招隐二寺游览个遍，又以东道主的身份大摆筵席招待了苏轼，直到苏轼大醉方归。 醉酒后的苏轼，在诗中写道：安得道人携笛去，一声吹裂翠崖冈。可见苏轼被老柳他们招待的确实是到位了！ 苏轼趁着醉意，还将自己的这首诗自豪地呈给了刁景纯老先生，谁知刁老先生在接到苏轼的诗作后，情不自禁地唱和了一首。苏轼得知后，“浅量已愁当酒怯，非才尤觉和诗忙。”（《景纯见和复次韵赠之二首·其一》），提笔再和了刁老先生的两首诗。 面对这种热热闹闹的和诗场景，东道主柳子玉也被卷了进来，也与苏轼唱和了一首。自然地，苏轼还要唱和一首回赠，并且把这首和诗兼寄给了柳子玉的哥哥刘子璋道人。 在柳子玉为苏轼一行设下的家宴上，苏轼三杯酒下肚，又用前韵唱和了一首。 刁老先生的情绪这次是被苏轼完全地鼓舞起来了，老爷子在家里仍是按捺不住自己心中的激动，私底下抓耳挠腮地又依韵唱和了两首呈给了苏轼。不过这两首和诗，在刁老先生眼里是非常充满意义的。 老先生说了，老夫我为何要再和两首，一来是为了纪念自己的亡兄刁绎曾经与苏轼的二伯苏涣是同年的关系，二来是感谢苏轼此次前来润州，与自己唱酬的友情。来而不往非礼也，这也是我们老祖宗定下的规矩。 苏轼只有再和两首，才不算是失礼之举，尤其面对这位耄耋之年的老先生。就这样，在润州期间，这首押下平七阳韵的七律，苏轼前前后后共作下了七首。 润州之行，可谓是收获满满！ 除了诗词的唱酬，柳子玉还让自己的两个孙子柳闳（字展如）、柳辟（字介夫）上前拜见了苏轼。 这两个小孙子也是很机灵的，当场竟向苏轼求以墨宝，毕竟吃了人家的饭，苏轼也并不推辞，信手拈来又作了七绝二首，再亲笔书之，赠与了自己堂妹夫柳仲远的这两个小子了事。 第68章 常、润道中的“下乡日记” 熙宁七年（1062）二月间，苏轼一行仍风尘仆仆地行进在常、润一带赈饥之路上。 在半道上，他们偶遇一位孤僧，从当地人口中得知，此僧原本成都籍的进士，俗名杜暹，字伯升，后因厌倦科场而出家，法号法通。 苏轼不经意地问柳子玉道，若是这位法通禅师起初不出家，如今会怎样呢？ 柳子玉脱口答道，不过和我现在是一样的状态。苏轼听后苦笑不止，遂作一诗云：“若教俯首随缰锁，料得如今似我能。”（《成都进士杜暹伯升出家名法通往来吴中》） 在润州（今江苏镇江），柳子玉和苏轼还邀请刁约老先生一起游览了金山。 时年，苏轼三十九岁，而刁老先生已经八十一岁。 在金山寺，也许是苏轼做东，与柳子玉及宝觉禅师开怀畅饮，当时苏轼大醉。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可能是苏轼与柳子玉的感情到了，才会任由自己一醉方休，又可能因为柳子玉要与苏轼道别了，这是要为柳子玉饯行的酒。 当晚，醉酒后的苏轼就夜宿于金山寺宝觉禅师的禅榻上。夜半时分，苏轼酒醉方醒，“惟有一龛灯，二豪俱不见。”（《金山寺与柳子玉饮大醉卧宝觉禅榻夜分方醒书》），苏轼看到柳子玉与宝觉禅师两人已不在身边，于是披衣起身，将新作的这首诗书写到了宝觉禅师住室的壁上。 这首诗作的真迹，后来据说被南宋饶州鄱阳（今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人洪迈所得，刻石于当涂的郡斋，上面还专门刻上：与柳子玉，宝觉师会金山作。洪迈，字景卢，号容斋，又号野处，为洪皓第三子，就是《容斋随笔》所谓作者。他后来官至翰林院学士、资政大夫、端明殿学士，宰执（副相）、封魏郡开国公、光禄大夫，谥“文敏”。 就是这样的一位牛人，尚且对于苏轼的诗作是如此的关注，可见苏诗对后世的影响之深远。 柳子玉本人谪官寿春（治所在今安徽寿县寿春镇），监灵仙观，自从苏轼倅杭以来，屡次与苏轼一起悠游唱和，只是现在，柳子玉要与苏轼分别，回到舒州（今安徽安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了。 据说，柳子玉先前就曾做梦梦到过要赴司命真君殿，没过几天，就真的接到监舒州灵仙观之任命。 在丹徒，苏轼还拜访了当地的名人监杭州洞霄宫的俞康直（字子彦）。 宋朝设置的祠禄之官，准确说来是宋朝皇帝对于文臣的特殊待遇，这在历朝历代可谓是独树一帜，因为祠禄官是以主管某座道观为名的，而且还是偏偏没什么具体职事，什么都不用管，但还可以领取相应的俸禄。 说白了祠禄官就是一闲职，是朝廷礼遇老臣、外戚、官场失意官员的一种特殊待遇。以这种名目，来给予这些官员俸禄，还不用干事。而且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这个官职真的是什么都不需要干，纯粹就是一个挂职。在宋朝如果官员官场失意，担任祠禄官的闲职，意味着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如果致仕的话，则是很难复出了。 俞康直在朝中与宰相韩缜相友善，本人也有极大的名气，还都监提举着杭州的洞霄宫，所以说，苏轼前往拜访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在俞老爷子的居所里，有着四处与众不同的亭堂，分别取名：退圃、逸堂、遁轩、远楼，都是含有浓郁的退隐色彩，俞康直退隐京口之后，终日啸傲其间。 苏轼将这四处亭堂分别作了诗，最后还把俞老爷子直接比作是陶渊明在世，“不独江天解空阔，地偏心远似陶潜。”（《监洞霄宫俞康直郎中所居四咏·其四》） 苏州太守王诲（字规父）本想邀请苏轼前去观灯，但因为江西庐山人氏刘恕的前来造访，苏轼遂将王知州的盛情相邀给推掉了。 刘恕这个人，前面多次提及过，字道原，筠州（即今江西高安）人，是《资治通鉴》的副主编之一，其父刘涣，精研史学，刘恕以史学擅名。 刘恕亦以史学擅名，在京师时，他就是苏轼的同事兼好友，曾经与苏轼形影不离地环绕于司马光老先生周围，是个反对王安石集团的最为彻底的勇士。 因得罪了王安石，自度京师难留，便请求到南康(今星子)监酒税，顺便还能归养自己的父母。如今，刘恕专门从江西赶过来拜访苏轼，苏轼自然对于这位老朋友是相当的重视，所以才将王知州的邀请推掉了。 刘恕走后，苏轼在此游览了焦山与金山，会晤了焦山的纶长老，还与金山的宝觉、圆通二长老道别。 不觉离开杭州已经几个月了，苏轼不由地怀念起在杭州与陈述古在一起的日子。于是在常、润道中作诗五首寄给了陈述古，陈知州每首分别又唱和了一首。“锦袍公子归何晚，独念沟中菜色民。”，这是陈述古和诗中的两句。 在常、润的道中，苏轼惊喜地收到了弟弟的书信。如今苏辙已得替齐州（今济南）掌书记，这一职务要求会写奏章文檄且要精于草隶，所以对于苏辙来说，做起来轻车熟路，是再合适不过的工作了。 弟弟在做一些文职的工作，而苏轼此时是在下乡的路途中，想起弟弟能有个得心应手的工作，苏轼的内心也是极为欣慰的，于是就将在常、润之间的所见所闻赋了两首词寄给了弟弟。 四月十九，在这明媚的江南春日里，苏轼听到了朝廷里的重大人事安排，韩绛再度被拜相。得知这一消息，作为最早拜在其门下，蒙受韩大人关爱最厚的苏轼，连忙上了贺启。 同日，又有消息传来，王安石的铁杆跟班、泉州晋江人吕惠卿（字吉甫）自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可以进入政事堂议事，等于成为宰相群的一员，相当于副宰相的级别，摇身一变成了王安石变法的第二号人物。 当时，王安石因和吕惠卿友好，就向宋神宗进言推荐吕惠卿，说吕惠卿的贤能，岂止在当今之人中出类拔萃，即使是前世大儒也不是能轻易比得过的。 学习先王的道理而能用于今世的，只有吕惠卿一人而已。吕惠卿因而被任命为检祥文字，凡事不分大小王安石必定和他商议，凡是王安石所上涉及变法的奏章都出自吕惠卿的手笔。吕惠卿因此成为新党核心，当时之人甚至称王安石为孔子，吕惠卿为颜渊。 吕惠卿是依靠王安石的信任一路走到副宰相之位，而后来王安石离任后却又极力打击王安石，甚至拿出和安石的私信来诋毁他，王安石退处金陵后，也深悔错信了吕惠卿。 所以后来无论是章惇、曾布、蔡京中的谁当政，都会因为厌恶害怕其品性而不敢引其入朝，于是他一直在朝外辗转为官至去世。 关于此人，我们后面会详细解读，此处暂且按下不表。 在润州时，苏轼还专门拜会了镇江军书记孙立节（字介夫），这是一位在苏轼眼中的刚正之士，敢于当面顶撞王安石，而不去三司条例司的人。 以至于，刚开始推行新法的时候，新近被提拔上来的年轻人，对待各级官吏和士大夫都是傲慢不恭，惟独敬畏孙立节，他们说了，这就是那位敢于顶撞丞相的牛人啊！ 苏轼一行在润州的巡察基本已结束，“工作组”南返至离润州六十四里的丹阳，此时的周邠县令因任满赴调就要离开了。 苏轼回想起在杭州时与周邠一起交游和诗的快乐时光，尤其是杭州城牡丹开放的时节，周邠作牡丹诗寄给苏轼，于是苏轼就把那时周邠的牡丹诗次其韵后，作为送周邠赴阕的送行之诗。 五月初一，刚送走了周邠，就听说朝廷中的一件与自己有关的事。原来天章阁待制李师中突然向朝廷上书，建议乞召当今方正有道之士如司马光、苏轼苏辙兄弟等人入朝辅佐圣上，条问急政。 李师中，字诚之，宋州楚丘县（今山东菏泽市曹县）人，后累官提点广西刑狱，摄帅事。此前苏轼护送其父灵柩回蜀的途中，二人曾经有过交往。如今，在神宗皇帝与王安石变法到了最吃劲的时候，老李突然弄了这么一出，着实让人惊掉了下巴。 宋神宗闻知后，当场批示：李师中朋邪罔上，愚弄朕躬，摭其奸诬陷，所宜不赦。 随即，李师中被落职窜逐，贬谪为和州（今安徽和县）团练副使安置。好在过了一段时间，宋神宗可能是有了不一样的想法，又下达了令李师中分司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郓州居住。 朝中这一小插曲刚过，又得知晁端彦自淮东提刑任上移知两浙提点刑狱。 这位晁端彦，字美叔，其祖上原为清丰（今属河南）人，后徙彭城（今徐州）。不仅与苏轼是同年，还和苏轼一样也是师从欧阳修的同门师兄弟，此人还向朝廷举荐过苏轼外擢任使。 晁端彦到任杭州后，其十六岁的儿子晁说之也随父到了杭州，这是苏轼首次见到晁说之。 至于晁补之与晁冲之以及晁说之的关系，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作一专门的介绍： 山东巨野的“晁氏家族”本为汉代御史大夫晁错之后，其家族在宋代是仕宦世家，吕夷简、曾巩、陆游、叶梦得等都是晁氏的姻亲。 晁氏祖籍澶州清丰（今属河南省），后迁居山东，故又称为济州钜野（今山东省巨野）人。在今天的菏泽晁八寨晁氏家庙的外门上，仍贴着“九世进士翰林家”和“六朝部院尚书第”的对联，让人不得不缅怀晁氏一族曾有的繁华。晁氏家族历数百年而家声不坠，与其文化传承与文献相续密切相关。 晁补之是太子少傅晁迥五世孙，字无咎，自号归来子。善做文章，才气飘逸，好学且不知疲倦，擅长于书画，他的字体深得当时的人的好评。与秦观、黄庭坚、张来等人称为苏门四学士，为苏轼所称道。 晁冲之字用叔，一字川道，晁补之从弟（同一个爷爷属堂兄弟，而同一个祖爷爷为从兄弟）。 晁说之，字以道，号景迂，晁端彦之子，宋代制墨名家，是一位不容忽视的经学家。他博通五经，尤精于《易》学，同时又是一位富有创作实绩的作家、画家，与苏轼、黄庭坚等苏门文人、江西诗派作家有着广泛的师友关系。 第69章 使君能得几回来？ 熙宁七年（1062）二月十九，赈饥小组在苏轼的带领下，已一路披荆斩棘南返至常州。 在常州，苏轼有幸见到了南唐后主李煜的书法真迹，李煜这个皇帝达人，“精书法，善绘画，通音律”，诗和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 李煜在中国词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称为“千古词帝”。有人说，在我国历史上，如果少了象李煜这样一个皇帝人们也许不会太在意，但是，如果少了象李煜这样一位词人恐怕就会给后人留下一些遗憾了。 所以，为词名所掩的李后主，他的书法也是有一定名气的。 只是，苏轼同志首推的是蔡襄的书法，认为蔡君谟的书法本朝第一，而李煜的书法在苏轼看来，外形上虽然追求险绝，但是内涵上却是一无所有，也就是所谓的外强中干。 所以说，在常州见到李后主的书法时，苏轼在这位“亡国词帝”的作品后面题跋了以下的内容： 李后主被樊若水出卖后，举国失陷，大好河山沦为人手。李后主作为国君，本应在九庙之外恸哭，向百姓们谢罪，然后才随北宋的官兵登程去开封受降。 可是李后主的表现却是，听着教坊最后的别离之曲——挥泪对宫娥！ 俗话说，字如其人。至于李煜的字究竟怎么样？我们一方面相信，这样一个亡国之君的书法也必然会表现出优柔寡断的一面，另一方面，我们对于苏轼的书法鉴赏能力也是有足够自信与认同的。 苏轼一行出来已经几个月了，苏轼有时候会怀念在杭州时与知州陈述古在一起的快乐时光，就会给老陈寄去几首诗以释怀。“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其五》） 近来，连日奔走于常、润之间公干之余，在苏轼与陈述古与章惇的诗词唱和中，无意间透露出了将来卜居阳羡（今宜兴）的念头。 到达常州，苏轼同状元行老学士秉道先辈一起游览了太平讲寺，其时正值太平寺净土院的牡丹盛放，花丛中还有一朵淡黄色的牡丹花，令人百看不厌。 苏轼觉得，看到了这朵淡黄色的奇花，那些什么姚黄、魏紫等以培育者姓氏名世，和诸如青州、延州等以产地着称的牡丹名品，也都不需要去看了。 在常州，武进（今江苏常州）人钱公辅，字君倚，也是一位因反对王安石被排挤外任的诗人官员，熙宁五年十一月已经离世。 其子钱世雄，字济明，号冰华先生，找到了苏轼，想让苏轼给其亡父做一篇哀词，对于这样一位与自己有着相同遭际的老者，苏轼自然是恭敬不如从命了。 从常州武进一路向南，就到了苏轼梦寐以求的古阳羡之地宜兴。一到宜兴，苏轼就住进了单锡的家里。 单锡是苏轼的同年进士，此人学识渊博还擅长作诗（这一点很重要），对天文天相和术数也极有研究（通阴阳图纬星历之学）。苏轼正是喜爱其才学，去年三月才把自己的外甥女和他撮合到一块的，从此以后，每当苏轼再到宜兴，还会到单锡家住上一段时间。 在单锡家里，苏轼见到了二伯苏涣写给考官蒋希鲁以表达谢意的书信手迹。 原来，当二伯二十三岁参加科举时，当时的考试制度还较为宽松，还没有采用糊名的方式，通判殿中丞蒋希鲁来到考场，看到了苏涣的文章极为出众，就记住了他的名字。本来想将苏涣擢为第一，奈何苏涣以父兄尚在、不敢造次的理由一再推辞，最后被选为第三名，以成其美名。 于是，就有了二伯写给蒋希鲁的这封信。 如今二伯已经离世十三年了，现在又看到了二伯的手迹，真是见字如面啊！ 大概由于蒋希鲁也是宜兴人的缘故，所以此手迹才会流落到单锡的手里，又或者是由于姻亲的关系，单锡着意留心保存了这件手稿也不无可能。 八年之后，苏轼将这件手稿加以装裱，归还给二伯的二子苏明，让堂哥好好地保存，以纪念伯父中都公的大德。 行进在古会稽郡下无锡县的道中，苏轼见到了农夫用于灌溉田地的水车，“天工不见老翁泣，唤取阿香推雷车。”（《无锡道中赋水车》）此时天旱的极其严重，但“天工”尚未显灵，下雨无望，因此老翁悲泣不已，靠天不成，只好自救，于是呼唤子女推水车抗旱。 “阿香”本神话中的女神，这里指车水的农民，“雷车”本是天神布云下雨的工具，这里是把水车夸大成了雷车的神通。 到了苏州，苏轼首先游览了虎丘寺。 虎丘历来被誉为“吴中第一名胜”，位于苏州古城西北，距阊门三、五公里郊外的山塘街。虎丘的人文历史可追溯到二千五百年前，和苏州古城一样历史悠久。 据传春秋末期吴王阊闾葬于此地，后有虎踞其上，故称虎丘，一说丘如蹲虎而得名。 在虎丘，湖州人刘述（字孝叔）也前来与苏轼相会。这位亦是因与王安石不和而被贬外任的官员，如今已由知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转而赋闲提举崇禧观，成了一位啥也不管的甩手掌柜。 刘述的到来，使得苏轼有了诗词唱和的诗友，同时在异地心里头也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感觉。唯一遗憾的是，苏州知州王诲王大人因为外出祈雨而不能前来相会。 苏轼与刘述就在闾丘孝终家饮宴相聚，赋诗为乐。 闾丘孝终，字公显，苏州人，曾在黄州任太守。 后来，苏轼因写诗讪谤朝政，贬到黄州去任团练副使。苏轼到黄州以后，就在闾丘孝终手下任职。 闾丘老先生为官清廉，为人正直，他知道苏轼才高八斗，是个饱学之士，并没有打击、排挤他，而是很敬重他，凡有宴会，总要请苏轼一起出席。 闾丘孝终在黄州筑有栖霞楼，常常邀请文人墨客饮酒赋诗，苏轼也常常与会。由此，苏轼与闾丘孝终交往甚密，友谊深厚。 就在苏轼与刘述、闾丘太守酣畅淋漓地饮酒之际，忽然间疾风骤起、雷声响过，一阵瓢泼大雨如期而至，想必这场大雨就是错过了酒席、为民祈雨的王诲王大人的精诚所至，感动了上天，龙王爷显灵之缘故吧。 过吴江县时，在吴江鲈乡亭之傍有古越国上将军范蠡和西晋文学家、江东步兵、“莼鲈之思”的始作俑者张翰以及唐代农学家、文学家陆龟蒙三人的画像，这三位被称为“吴中三贤”。 苏轼为“吴江三贤”的画像分别用略带调侃的口气戏作了诗，苏轼的诗成后，后世这三位吴中名士被易其名曰“三高”，还塑成了塑像供后世的人们瞻仰。 过秀州（今嘉兴与松江一带）抵达本觉寺时，得知文及长老已经圆寂。 上次苏轼一行路过秀水县西北十五里的永乐乡本觉寺，还在本觉寺看望慰问了蜀僧文及，其时文及正在病中，想不到如今却是阴阳两隔了。 世传，秀水县有三过堂，又有煮茶亭，一在县西景德寺之东禅堂，苏轼三过嘉禾汲水煮茶处；一在本觉寺，为苏轼与文长老茶话处。 六月初三，朝中的任命下来：杭州知州陈襄除知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而应天知府杨绘（字元素）将要出任杭州知州，也就是说，两个人的职务调换了一下。 杨元素任亳州知州时，苏轼还曾经让家族世交的苏颂之子苏嘉，给杨元素带去过一封信，因为杨绘是自己的四川绵竹老乡。 回到杭州，苏轼又登上了杭州白马庙巷之西的七宝山。 七宝山上有一座宝严院，去年秋，苏轼就曾来过此地。当时，宝严院里寂然无人，当苏轼四处看时，但见一位僧人正在几案后默不作声地读书。苏轼与之搭讪，此僧也漠然不作答。问了院中其他僧人始知，此僧早已谢绝人事、足不出户已经十五年了！ 而此刻，自常、润归来的苏轼又一次来到此地时，听说上次读书的寺僧已经死葬数月矣。“却疑此室中，常有斯人不。所遇孰非梦，事过吾何求。”（《去年秋偶游宝山上方入一小院阒然无人有僧隐》），这使得苏轼感到自己上次看到的一切，简直就像是在梦中一样。 黄庭坚的二舅李常（字公择）本年三月间已到湖州知州任上，公择为苏轼的至交兼诗友，后来曾数次向朝廷举荐过苏轼。 苏轼给李公择写信说，自己的任期已满，只是接替的人选还没有定下来，不过这也好，自己还可以在西湖边上再过上一个秋天，到哪里能找到像这里这样好的景色呢，如果你这位霅上（霅水，是湖州境内的一条河流）的“东道主”不厌客的话，最近我将会去湖州和你一聚。 七月七日，在这中国特有的七夕节里，苏轼还专门赋了一首《鹊桥仙》赠与陈舜俞。因为这位周邠的老丈人与苏轼交情极深，这一回老陈是专门前来杭州与苏轼道别的，来了才听说苏轼要去吴兴（湖州的古称），就又把苏轼送到了吴兴。 苏轼的接替者尚未确定，但知州陈述古这几天确是要离任了。 在陈述古离任的前几日，知州大人就开始在有美堂宴请自己的各位僚佐了。 这天，大家伙在有美堂上饮宴至晚，其时月色如练，众人前望浙江，后顾西湖，沙河塘正出其下。面对此情此景，在这终将要分别的时刻，知州最后一次行使了自己的权利，指示自己的副手兼诗友苏轼同志再赋一首《虞美人》。 “使君能得几回来？便使樽前醉倒、更徘徊”，陈襄是因批评王安石和“论青苗法不便”，被贬出知陈州、杭州的，然而他不以迁谪为意，“平居存心，以讲求民间利病为急”。 而苏轼亦因同样的原因离开朝廷到杭州，他自言“政虽无术，心则在民”。他们共事的两年多时间里，能协调一致，组织治蝗，赈济饥民，浚治钱塘六井，奖掖文学后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们确实做了不少有益于老百姓的事情。 此时即将天隔南北，心情岂能平静？ 接到州守的指示后，面对着这西湖之上的如练月色，苏轼感而赋之，一曲《虞美人》即席而就。 第70章 扑蝗路上诗戏毛县令 熙宁七年（1062）初秋，苏轼游览了杭州灵隐寺后山的高峰塔。 站在高峰塔下远远望去，只见云海茫茫，飞鸟下翔，耳边的钟磬之声忽远忽近，在破败的高峰塔下仅见到一位耳聋的老道人，如今已是贫病交加，口粮不继。 反观自己，苏轼心里明明知道自己也许此生不会再来这里了，但真正要离开此地，此刻心里却更加地彷徨。只好让随从给老道留下一匹布，因为据说今年的初冬时节天将早霜。 杭州的营妓已经动身前往苏州去迎讶新来的知州大人，而苏轼作为临时的负责人，也顺手赋了一首《菩萨蛮》寄给了苏州知州，还赋了一首《诉衷情》送别陈襄，同时迎接新知州杨绘。 八月十三，陈襄要离开杭州去往南都（宋时南京的别称）了，苏轼与杭州府签判孙奕（字景山）等僚属与陈襄作别于佛日净慈寺，苏轼知道，这次陈述古是真的要走了。 送别陈襄之时，苏轼又用心赋了几首词作，这还不算，又一直将这位志同道合的老上司送到杭州城北的临平县，再赋一首《南乡子》作为留念才算了事。 八月十七，与陈述古两易其任的杨绘杨大人顺利到任。 此际，正值杭州城丹桂飘香的时节，苏轼收到了上天竺寺僧人特意送来的桂花，他不忍独享，郑重地分赠给他的新上司兼老朋友杨元素。 那时候，天竺的桂花还是一种稀罕物，只不过今天的杭州已经是遍植桂树，桂花已正式成了杭州的“市花”，每逢金秋时节，金桂、银桂、丹桂相继盛放，满城桂花飘香，今天的杭州老百姓在每一个桂花季，都能够在自己的家门口享受到金秋桂香带来的清新与欣喜。 在苏轼倅杭的职业生涯中，离任前还有最后一件公事要办，那就是深入到属地去组织灭蝗。 多灾多难的中国历史上曾经蝗灾迭起，《诗经》中就已提到“去其螟螣（螣即蝗虫），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旱极而蝗”、“久旱必有蝗”，蝗虫极喜温暖干燥，蝗灾往往和严重旱灾相伴而生。蝗灾发生后，大量的蝗虫吞食庄稼，使得农作物完全遭到破坏，人们常会因粮食短缺而发生饥荒。 苏轼灭蝗的第一站是临安县，在临安重过海会寺时，苏轼作了清心堂诗，并观看了蔡君谟所书《海会寺记》手迹。 此时，蔡君谟已经辞世六年了，而海会寺的明禅师也已经七十四岁高龄了，好在明禅师如今耳不聋眼不花的，把寺院整修的更加壮观了。 苏轼扑蝗至於潜县南二十五里的浮云岭时，在山行疲倦之际，突然怀念起自己在齐州任职的弟弟苏辙，就在这浮云岭上写了两首诗。 也许是由于亲情的关系，苏轼在诗中除了给弟弟简单介绍一下此刻对蝗灾的忧心外，还毫无掩饰地写下“独眠林下梦魂好，回首人间忧患长。杀马毁车从此逝，子来何处问行藏。”（《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这样的诗句。 后来《乌台诗案》爆发，当反对者提到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也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 总的说来，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本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已经给农民们带来了不利。 当时，杭州境内，蝗虫上盖日月，下掩草木，虫声与钱塘江潮声此起彼伏，农民们用草蔓裹捆的蝗虫尸体埋于路边，一堆一堆相连的，竟堆了二百余里。捕杀的蝗虫数量，据官方统计是“近三万斛”。 然而，那些无良小吏却向朝廷报告蝗虫并没有构成灾害，甚至说蝗虫还能为民除草！ 苏轼因捕蝗至於潜，看到蝗灾已经够让人忧心了，可朝中官员却为了推行所谓的新法，不惜编造谎言以蒙蔽圣上，面对这种情景，只好作此二诗寄给弟弟苏辙，以纾解自己心中的抑郁与沉重之情。 八月二十五，苏轼一行到了新城县（今富阳新登镇）西七十里南新乡的青牛岭，青牛岭原名宝福山，山上有青牛岭和多福寺，此地人迹罕至，白云常覆其顶。 在青牛岭的高绝处，多福寺这座不知名的破败小寺孤零零地隐于山间，好像在静候着苏轼的到来，苏轼到此便给此寺的壁上题了诗，诗尾用洒脱的口气作结，“明朝且复城中去，白云却在题诗处。”（《青牛岭高绝处有小寺人迹罕到》） 后世的纪晓岚读到此诗赞叹不已，说苏轼的这首诗句句脱洒，虽在咫尺却有万里之势，尤其是结尾的两句结得极为飘渺，中间似有寓托，不同于那些“窃窃冥冥”之语。说白了，纪晓岚先生就是觉得这样的结尾不虚伪、不做作，足够真诚直白之意。 也正是因为这样一首“不事做作”的小诗，青牛岭上的这座小寺才得以为今天的我们所知晓。 及次日，苏轼已到了新城县，新城县令晁端友在自己地盘上的陈氏园里接待了苏轼一行。 其时，晁县令之子晁补之也在场，正是这一次相聚，使得小晁得以在钱塘地界上因谒见了苏轼为世人所知。 当时苏轼看了小晁呈上来的文字后，甚为喜欢，看到小晁尚且年幼，就用一种循循善诱的口吻为小晁作下了一首五律。“我来亦何事，徙倚望云巘。不见苦吟人，清樽为谁满。”（《新城陈氏园次晁补之韵》），这种不恃才放旷的语气，可见在陈氏园中苏轼与晁氏父子的无间亲密、无限欢乐之状，作为时常引经据典的饱学之士，苏轼这首被称为“王孟清音”之作，亦是一种清丽的手法。 “我才不及古，叹息襟泪满”，当然了，作为回应，小晁也是挑灯夜战，诚惶诚恐地唱和了两首。 在新城县与晁氏父子相晤之后，苏轼一行一路西北来到了於潜县（今浙江临安市於潜镇），在县令与县尉方君武的陪同下，游览了於潜县西十八里波亭乡境内西菩山的西菩寺明智院，拜访了杭州天竺灵山寺明智大师祖韶的两个弟子之一的元净禅师（辩才），夜宿西菩山。 因在苏轼西菩寺的诗中有“路转山腰足未移”句，寺前半里许的亭子，还被后人命名为“转山亭”。 当时的於潜知县是毛国华，此人字君实，衢州（今属浙江）江山石门镇人。本来毛县令实属寂寂无名之士，但源于在於潜令上得遇苏轼，其声名借苏诗却重于一时。 毛国华本是皇佑元年进士，与苏轼表兄文同同榜登科,历官州县吏，累迁婺州观察推官。 父亲名士廉，北宋初任大理评事，因此毛国华也属于一名“官二代”，其父之高祖即是清漾毛氏八尚书之一的毛延邺，在吴越国官至司徒（礼部尚书），所以子孙亦多在吴越国为官。 清漾毛氏祖居，位于今浙江省江山市石门镇清漾村江南毛氏的发祥地，中华毛姓从周朝开始，“毛遂自荐”的主人公就是毛氏第二十二世后裔，现在河南原阳、山东腾州都有毛氏后人。居住长江以北者，称为“北毛”。 后因战乱南渡，迁居江南者，称为“南毛”。 “南毛”中的“清漾毛氏”传到至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 近代国学大师毛子水、蒋介石的原配夫人毛福梅都是清漾毛氏后裔，另有国民党高级将领毛人凤、毛森的家乡也在这里。 还有清漾毛氏第二十七世孙毛恺，字达和，号介川，先后四十余年历官廿四任，其一生廉洁自律，刚正不阿，人称“毛尚书”。 据说当年他家人为造一座府堂，因地界问题与邻里发生纠纷，便写信给在京做刑部尚书的毛恺，毛恺回信说：“千里修书为堵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谁见当年秦始皇。”此后四百多年来，人们还在被毛尚书的高尚情操所感动着。 为什么苏轼专门提到自己恩公梅圣俞的诗集中有毛国华呢？ 原来，大约在天圣年间，梅圣俞任桐城主簿时期，当时毛国华宣城令秩满入京述职俟考，被转授福清知县，期间有诗赠梅，故梅圣俞以诗回赠。 毛国华为令於潜时，其实已近年迈。苏轼曾称毛国华为“诗翁、老官”，可知毛国华年长于苏轼多矣。宋人致仕大致在七十岁，考虑到老毛於潜任后还有过婺州观察推官任期，故推测在熙宁七年任职於潜令时，毛老先生大约已六十多岁了。 苏轼在杭州期间，多次赴临安“视察工作”，期间就有於潜县令刁璹、继任毛国华等人的陪同，在一起交往甚频，友情颇深，期间赠诗多首，其中《戏於潜令毛长官二首》、《与毛令方尉游西菩寺二首》等诗当时就在士林中广泛流传，致使毛县令本人声名远播。但毛国华的仕途生涯却异常艰难，除了当时新旧党争频发政治环境恶劣的影响外，估计还有很大一方面亦与老毛的性格有关，不善钻营，性情耿介，勿求于人，故交游不广，所交者亦皆性情中人。 所幸在於潜令上与苏轼、刁璹、晁补之、参廖、辩才等有诗文之交，毛国华能知名于当时和后世，很大程度上与这梅圣俞、苏轼二人有关。梅圣俞可谓是毛国华的早年知己，而苏轼则为毛国华的晚年知交和扬其名者。 “归来羞涩对妻子，自比鲇鱼缘竹竿。”（《梅圣俞诗集中有毛长官者，今于潜令国华也。圣俞没十五年，而君犹为令，捕蝗至其邑，作诗戏之》）这是苏轼在於潜县时戏毛县令所做的诗，其中的“鲇鱼缘竹竿”，鲇鱼，鱼纲鲇科，身体表面多黏液，让湿滑的它来攀爬竹竿，自是十分艰难。 这里本来是说毛县令性情耿介、仕途惟艰，但出处却来自毛县令的知己梅圣俞的家信中。 殊不知，老梅这位一生以诗知名的宋诗“开山祖师”，仕宦三十多年，“终不得一馆职”。 因此说，“鲇鱼缘竹竿”既是毛县令仕途生涯的生动写照，同时也是梅圣俞老先生为官一生的光辉历程，也难怪，性情相投的“物以类聚”才使得二人能够有了这样的交集。 第71章 王家有女初长成——王朝云来归 八月底，扑蝗工作结束，苏轼一行回到杭州。次月初，得知朝廷下达的敕命，苏轼以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也即出任密州的知州。 密州，即今山东诸城，以境内有密水而得名。 北宋的时候，密州属京东东路，州治为诸城县。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直到苏轼的到来，伴随着苏轼所作诗词的流行，密州始闻名于世。 朝廷为什么会下达这样的任命呢？ 原来，苏轼因为自己的弟弟苏辙正在齐州任掌书记，于是就趁此机会向朝廷请求出任山东的州守，以便能与弟弟离得近一点，好在最终获得了朝廷的恩准，被除以密州守。 在苏辙为苏轼死后撰写的墓志铭里，谈起苏轼离任杭州时，用了以下的词汇： 吏民畏爱，乃罢去，犹谓之学士而不言姓。 意思是说，杭州的生民都是对苏轼既敬畏又喜爱，等到苏轼离开之后，提起他仍是称之为“学士”而从不带姓氏。 作为弟弟为哥哥撰写的墓志铭，同时按照古人“死者为大”的传统思想来说，这里面肯定有着抬高与美饰的成分。因此，我们暂且不论这件事，先让我们来重现一下苏轼离杭前后众人的一些反应吧。 首先是应慧勤禅师所请，要为其诗集作序。 我们知道，慧勤禅师曾经与欧阳修大人交游三十多年，欧阳公经常称赞慧勤禅师有学问且擅长作诗。而欧阳修又是苏轼的恩师，加之自己与恩师的朋友也有着密切的来往，所以说，面对慧勤此刻的请求，这个面子苏轼是必须得给。 另外，苏轼来到钱塘后，曾在一位方外禅师处借得本朝画家燕文贵的山水画卷，如今苏轼人要调走，只得在画卷后题跋一些文字归还。 燕文（967—1044），吴兴（今浙江湖州）人，擅画山水、屋木、人物。作画常自出机杼，落笔命意不袭古人，所画景物清润秀雅，又善于把山水与界画相结合，将巍峨壮丽的楼观阁榭穿插于溪山之间，点缀以人物活动。 因刻画精微，笔法峭丽，境界雄浑，人称“燕家景致”。 得空时，苏轼又给老家眉山的好友杨济甫去了信，告诉老杨自己这次要到密州任职，因为苏辙就在齐州。 密州离齐州很近，自己对这一任命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以后就可以与苏辙通信甚至是见面了。只是父母的坟墓还在蜀地，自己的归期恐怕还要延迟几年了。言外之意就是请求老杨，自己先人的墓地还要老杨与大堂兄不危（字子安）再照看几年。 九月初八，在知州大人杨绘为苏轼设下的饯行宴上，苏轼动情地赋了首《浣溪沙》，次日又依韵再赋《浣溪沙》词： “可恨相逢能几日，不知重会是何年。茱萸子细更重看。”苏轼很珍惜与州守杨绘大人仅有一个月的短暂相处，因为朝廷已下达了任命，杨大人被召为翰林院学士，将要还京，不久后潭州知州沈起（字兴宗）将会到杭接任。 这几天，苏轼又与杨知州同游了法慧寺，在法言的僧舍里观看了王羲之的《敬和帖》。又分别与南北山的道友元净（辩才）等人道了别。还与杨绘、陆有开、陈舜俞一同游览了杭州的灵鹫山，并在此题名。 据佛经记载，印度古代佛教圣地为佛陀生前说法和结集佛藏之地。 印度灵鹫山，坐落在恒河平原、比哈尔邦那兰陀和菩提伽耶之间，是印度佛教的圣地。全山拔地而起，层峦叠嶂，正峰峰顶有一岩石矗立，形如鹫鸟之头，故名灵鹫山。 释迦牟尼曾在此地驻留十二年。灵鹫山的影响后来还传到我国，杭州灵鹫山上也有块巨石，形似鹰嘴的模样。按我国民间的传说，杭州的飞来峰就是从灵鹫山而来的，并与灵鹫山结为姊妹峰。 就在苏轼要离开杭州时，当地有一位十二岁的小歌女走进了苏轼的生活。也就是后来流传甚广的说苏轼“一肚子不合时宜”段子中的女主角。 王朝云，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因早年家境清寒，沦落歌舞班中，成为西湖歌伎。十二岁被苏轼收为侍女，十八岁被苏轼纳为侍妾，苏轼赐字“子霞”。 朝云天生丽质，着名词人秦观赞她“美如春园，目似晨曦”。她亦聪颖灵慧，能歌善舞，善弹琵琶。 据说是苏轼一次游览西湖的过程中竟在浓妆艳抹的群伎中发现了一个小女孩，生得冰雪之貌，一身素净衣裙，清丽淡雅，遂当即做出决定，买下这名女子。 王朝云虽然是苏轼买来的，却没想到倒是成就了这一桩千古绝佳的恋情。 王朝云陪伴了苏轼二十多年的时光，而这二十多年里，苏轼基本处于被贬谪的境况里。 在贬谪的岁月中，苏轼过的往往荒凉而苦寂。有着王朝云的陪伴，对于苏轼的贬谪生活，应该说是一个极大的慰藉。 苏轼仿佛与王姓的女子有缘，如果说王弗是在仕宦生涯初期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上给予了苏轼莫大的帮助，王闰之是在苏轼后来的贬谪生涯中给他以家庭的温暖与慰藉，那么的王朝云则是以其独具的艺术气质和对佛教的由衷膜拜与苏轼达到了深深地默契。 也就是说，王朝云能够真正地懂得苏轼的内心世界，在理解程度上能够直抵苏轼的心灵深处，可以说算得上是苏轼的红颜知己。 此处先略去，关于王朝云我们以后再谈，现在单说苏轼离杭前的一些往事。 临走前，苏轼给寺僧居则建造的大殿题了梁柱，还着人把仁宗朝时皇家专门为老百姓编写的医书《简要济众》刻石，并立于各州的通衢要冲之地，让贫病的百姓传抄。 苏轼还在医书的最后郑重地写下一篇声明，一是强调了十二年前仁宗皇帝的恩德，同时也要求老百姓互相监督，见到破坏石碑的歹人，一定要到官府去揭发。 在杭期间，明州（今浙江宁波）育王寺怀琏（大觉禅师）曾以罗汉木相赠，苏轼就借花献佛地转赠给了慈华大师种植。 育王寺大觉禅师怀琏，是一位苏轼极为推崇的高僧，苏轼曾把父亲苏老泉一生珍爱有加的《禅月罗汉》画捐赠给怀琏所在的育王寺。 怀琏所赠的罗汉木原为树的根部长的奇特的木质突起物，它们长短不一，而且形态也各不相同。其中多数像人形，略似十八罗汉，故被称为罗汉木。 其实罗汉木就是落羽杉的呼吸根，由于落羽杉生长在溪塘边，土壤潮湿而缺乏空气，根部有窒息死亡的危险。为了适应环境而存活下去，它们学会了生存自救的特殊技能，从受窒息的根部长出一批反向细胞，向上生长到地面上来呼吸空气，故也被称为呼吸根，是一种南方特有的树种。 抱着对佛教的浓厚兴趣，除了怀琏，苏轼还与杭州当地的明雅照师和释显忠（祖印）相交，并把亡母程夫人的簪珥施舍给了净慈寺，还让画工画了幅佛像，用来追荐父母在阴间得到福佑。 在净慈寺，苏轼向一位叫聪药王的僧人讨了一个服用生姜养生的方子，这位年过八十仍面色红润、目光炯炯的寺僧竟是常年服食生姜而得以延年益寿的。 在杭州期间，苏轼还常会收到范镇、文彦博等老臣的书信，知道了司马君实老先生的身子骨还不错。还曾梦到过自己被神宗皇帝招入禁中，可见苏轼此时潜意识里还有着求进的强烈意图。不好的事也有，那就是曾因没有举驳王文敏盗官钱被罚铜八斤。 再有就是，杭州自古都是一个繁华的所在，因此朝廷各部均在杭州设置有分司（类似于办事处），所以一旦有了公事，当地的知州与通判就得整日陪同游宴。 由于苏轼的名气较大，朝廷上下的大小官员都希望他能陪同，按说一同出游对于苏轼那自然不在话下，就是喝酒这件事难倒了“不胜杯酌”的苏轼，因此，疲于应付的苏轼就将杭倅（通判）形象地称为“酒食地狱”。 不过，苏轼在杭期间过的总体上还是颇具诗意的。 与陈述古所谓交情自不必说，还在杭州通判庭上题写了“隐秀斋”匾额，访僧问道的过的不亦乐乎，以至于像苏轼自己所说“山水穷绝处，往往有轼题字。” 倅杭近三年，苏轼在这里写下的诗词被人编辑成书，命名为《钱塘集》，这是一本流传甚广的集子。 至于弟弟苏辙，在杭州期间，除了书信来往外，还有与苏辙一次有意思的文章互动。 某一天，苏辙将自己写的得意之作《孟德传》寄给了哥哥，苏轼读后发现，这里面讲的是宋仁宗嘉佑年间的禁军神勇营逃兵孟德，年少时喜好山林生活，当了兵愿望不能实现。于是休掉妻子，把儿子也给了人，独自逃到华山的深处去了。 然而他多次遇到猛兽，也总是没死。孟德总结出，凡是猛兽，大都能识别人的气息。离人尚有百步，就伏在地上号叫，声音在山谷中震响。自己因为不怕死，所以没有被它吓住。再试之其它猛兽，也都是一样的。 苏轼看后在弟弟的文后写道，自己曾听说，巴蜀有个妇人白日里在溪水中浣衣时把两个小孩放在沙上玩耍，一只老虎突然从山上奔来，妇人很慌张地沉进水里躲避它，两个小孩子在沙上戏耍，神态依然如故。 老虎细看了很久，去用头触碰他们，希望其中一个能害怕，而小孩天真，竟然不知道惊怪，老虎也终于离去了。婴儿们不是有胜过老虎的地方，而是赤子之心的气势盖过它罢了。 在早期古人眼里，幼儿不过尺把高，故称尺子，也就是所说的“赤子”。 第72章 诞生于湖州的“前、后六客词” 离杭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相交仅月余的四川老乡、知州杨绘杨大人在流杯堂设宴款待苏轼，其时苏轼的忘年交好友、吴兴县大词人张先（字子野）也在座。 杨知州自撰《劝金船》一首，苏轼与张先均有和。在这里，作为文人式的离别，能有三五知己舞文弄墨一番，还是别有一番情趣的。 吃过饭，还有一个保留节目，那就是畅游西湖。在杨知州大手一挥的安排下，二人又一起泛舟湖上，杨绘再作《南乡子》，苏轼复和之。 这时候，余杭人裴维甫也来为苏轼上演一番文人式的送行。“余杭门外叶飞秋，尚记居人挽去舟。”（《次韵杭人裴维甫》），这便是苏轼唱和裴维甫的七律。 九月间，杭城的城门外已是秋叶翩飞了，苏轼就是在这一季节离开杭州的。“凄凉楚些缘吾发，邂逅秦淮为子留。”（同上） 裴维甫这个人，我们只知道苏轼离杭前“挽留去舟”的他曾是嘉岉四年的进士，估计是也擅长作诗，在苏轼日后被贬黄州后，还与他邂逅于秣陵（今南京）。 出发时，杨绘杨大人也同舟离杭，因为杨绘要到道京城任职，陈舜俞、张先也一同乘舟要回到湖州。杨绘是去湖州办点公事，张先和陈舜俞要和苏轼一起去湖州看望他们共同的朋友——湖州太守李常。 船到湖州，湖州知州、黄庭坚的二舅李常（字公择）李公择设宴接待，公择为苏轼的至交兼诗友，后来曾数次向朝廷举荐过苏轼。 当闻知老李（小苏轼一岁，时年三十八岁）又添了一个儿子，苏轼即席赋《南乡子》及《减字木兰花》以贺。 从李公择府上出来，苏轼和杨绘又与湖州当地人陈舜俞、张先、李常、刘述到松江游玩，夜里置酒于垂虹亭上，这是黄庭坚的老丈人陈舜俞常去的地方，上次重情重义的老陈还作了诗怀念和苏轼一同游玩的时光，谁料今天苏轼竟然亲自来到了这里。 大概是在酒桌上有人提到了周邠，苏轼连忙给他去了一封信，让他赶紧来湖州一聚。 周邠得信既来，六人重整杯盘再开宴，把欢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张先老爷子诗兴大发，当席狂赋《定风波》词一首，史称“前六客词”。热情的老张还赋了《木兰花》献给了周、邵两位营妓，可能这就是张先同志的兴趣爱好，果然“多喝酒，吃肥肉，多喝美女交朋友”这种养生之道有点道理。 而“后六客词”是日后苏轼被除龙图阁学士充两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州事，离京赴杭途中，再次路过湖州时，湖州有五个崇拜苏轼的年轻人：曹辅、刘季孙、苏坚、张弼、张仲谋，有人与苏轼是世交，有人即将成为苏轼的下属，五人相约一起宴请苏轼。席上正好六人，苏轼不由说起十五年前湖州六客相聚的往事，如今其他五人都已做古，令人无限唏嘘。 也许是为了活跃一下气氛，张仲谋斗胆请苏轼再作“后六客词”，该词仍是一阙《定风波》，词曰： 月满苕溪照夜堂，五星一老斗光芒。 十五年间真梦里，何事？长庚对月独凄凉。 绿鬓苍颜同一醉，还是，六人吟笑水云乡。 宾主谈锋谁得似，看取，曹刘今对两苏张。 这是后话。 在松江，有一位自霅川徙居松江的秀才李无悔，字行中，此人性情高洁，拒绝仕途，也可能是名字使然。其居取名醉眠亭，估计是这位秀才也爱喝酒，酒后就眠于亭下。 苏轼等人到此后因慕其名，亲自为李秀才的亭子题了匾额，还与张先都为这座醉眠亭作了诗。 到了苏州，州守王诲在府上设宴款待，苏轼给歌伎赋了《阮郎归》词让其歌唱，姑苏人何充（字浩然）在场画像，何充的画，在苏轼看来，虽然不似某些大家，但所用的笔墨非常精细，看到的人都说形神兼备，足以乱真。 此时，家住震泽古镇的姚淳来访。 说到姚淳，我们也许不太清楚，但若是提到姚明，可能就家喻户晓了。姚明自述其祖籍今苏州市吴江区震泽古镇，是当时姑苏着名的大富翁、大孝子姚淳的后人。根据宋代史料显示，苏东坡和姚淳关系很好，每次到苏州，都是直接住在姚淳的园子里。 而且姚淳家族当年的三瑞堂，至今依然存在，是苏州有名的旅游景点。 姚淳能在阊门附近建起一座连苏东坡都称赞不已的庭园，可见姚淳家族有多富裕。而且在北宋，香水是非常值钱的东西，可以说一罐香当时的价值不亚于今天几千上万块钱，苏东坡给姚淳写了一篇《三瑞堂》诗，姚淳就给了苏轼“香八十罐”作为润笔，大概等于今天给了苏东坡几十万润笔费，不是大富翁，肯定搞不出来这么大的手笔。 不过很遗憾，姚淳家族虽然一直在苏州繁衍生息，但是根据相关材料记载，姚淳家族从北宋末年开始就败落了下去，族人在苏州城内住不下去了，四散到苏州周边的农村生活。 当今球星姚明的祖先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因为家道中落，从苏州城迁到了吴江震泽务农。不过，姚明先生能有姚淳这样一位可以和苏轼称兄道弟，还能让苏轼给自己写诗的祖先也算挺厉害的了。 路过晋陵（今常州市区）时，苏轼得以见到了沈东老之子沈偕，沈偕给苏轼讲述了一件发生于自己家里的奇事： 沈父沈东老原为隐于吴兴(今浙江湖州)东林一带的酿酒大师，能酿八仙白酒。此人即北宋吴兴（今浙江湖州）人沈思，字持正，因隐居归安县东林镇而终老，故号东老。 熙宁元年八月的某一天，有位自称回道人的客人找上门，来求一醉。 东老就盛情款待了他，此人在饮酒之间授沈东老以道家的奥妙，沈与客对酌至暮，客用石榴皮在墙上书写了一首诗：“西邻已富忧不足，东老虽贫乐有余；白酒酿成缘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 临别又云：“五年后的今天，公当化去”。次日沈东老送客至石桥上时，客转眼间便乘风而去，沈东老东老遂将其宅就地改建成了道观，自此便开始专心修道。 沈偕所述的“回山人”就是八仙中的吕洞宾，此人字洞宾，道号纯阳子，自称回道人，河东蒲州河中府（今山西芮城永乐镇）人，道教主流全真派祖师，八仙之一。 而回仙桥，就在沈东老故址之西，位于今天的东林镇东明村老市里自然村，横跨于老市河上，东西向三孔石梁桥，已成了湖州市级文保点，元代赵孟頫亦有手书小楷《东林山回仙观沈东老传》传世，可见此桥的知名度之高。 在北上途中，苏轼应堂妹夫单锡之请，还为坐落在德兴县城北学官后枕山之巅的聚远楼题了诗。 聚远楼由德兴人余仕隆于熙宁二年兴建，当时德兴县令便是单锡，此人才华横溢。余仕隆因仰慕单锡的才华，就请他为楼定名，单锡登楼远眺，全城尽收眼底，大笔一挥取楼名为聚远楼。 得知自己的同年、妻哥苏轼已离开杭州要去密州赴任，就赶紧去信请苏轼给聚远楼题几首诗，苏轼对于老同学的盛情相邀自是心领神会，一口气连题三首。 到了，南宋高宗皇帝由于高度赞赏苏轼的上述题诗，特赐聚远楼金匾，有了皇帝的御墨，后来的一些名士如黄庭坚、马廷鸾、赵孟頫等都来德兴登楼赋诗，由此，聚远楼遂闻名遐迩，被世人誉为江南名楼。 如果说，王勃之于《滕王阁序》、崔灏之于《 黄鹤楼》、范仲淹之于《岳阳楼记》，使得三大名楼增色。那么聚远楼，正是因苏轼的三首《聚远楼》诗，一跃为江南第四大名楼。 熙宁七年（1062）十月间，苏轼北上到了润州（今江苏镇江）。 对于这次北上，苏轼甚至认为是天幸之举，因为既能与湖州知州、黄庭坚的二舅李常（字公择），以及李之仪（字端叔）（其《卜算子·我住长江头》一首为后世称道并广为传诵）等人执手相别，又能在途中与胡宗愈（字完夫）、孙洙（字巨源）、王存（字正仲）等人相会，真是不亦乐乎。 所以苏轼在给李公择的信中说，途中与诸位知己的相会，所到之处，无不作剧饮笑乐之状，人生如此有几，未知他日能复继此否？ 在润州，苏轼与孙洙、王存等人同游于北固山甘露寺内的多景楼，此楼与洞庭湖畔的“岳阳楼”，鄂州蛇山之上的“ 黄鹤楼”齐名。多景楼后因米芾题书“天下江山第一楼”匾额而闻名，是古代“万里长江三大名楼”之一。 在多景楼相聚之时，正好京师的官妓也在，而操胡琴者，不管长相还是技艺都最为妙绝，而苏轼与孙洙、王存皆是一代英豪，此时的境之胜，客之秀，伎之妙，真是奇遇！酒方阑时，孙洙请于苏轼道，残霞晚照非奇词。 苏轼听闻后，遂作《采桑子》，上阙云： 多情多感仍多病，多景楼中。尊酒相逢。乐事回头一笑空。 在甘露寺，苏轼找来画工临摹了陆探微的狮子图，准备带到密州。 陆探微是南朝宋明帝时的宫廷画家,也是中国最早的画圣。 陆探微擅肖像、人物，师学东晋顾恺之，兼工蝉雀、马匹、木屋，亦写山水草木，多为宫廷贵族写照，当时推为最工。 在中国画史上，据传他是正式以书法入画的创始人，他把东汉张芝的草书体运用到绘画上，可惜今已难再见到他的画迹。苏轼见到的这幅陆探微的名画是晚唐名相李德裕任浙西观察使时竭力保留下来的一幅名画，苏轼认为此画运笔方法十分古朴，一点也没有同时代画师的笔法痕迹。 杨绘与苏轼到了润州后，因为杨绘要到京师赴翰林院学士任，所以二人不得不就此别过了。 苏轼因为赴任的期限已经不太宽裕，船只不能再做停留了，就连金山寺的宝觉禅师也不能前去拜会了，只好在江中的船上纵望云山遥遥而立，在心中默念禅师了。 谁料，当苏轼过江之后，宝觉禅师竟然驾着小舟追了上来，非要亲自来为苏轼饯行。 苏轼在这里终于又听到了宝觉禅师的笑语了，心中对于禅师之深情厚谊，顿感难以言尽的愧意。 第73章 十年三来往，再过长淮水 苏轼到达润州时，身边就只剩下孙洙了，孙洙此次回朝是要出任起居注知制诰。州守王居卿于平山堂设宴，接待了苏轼这位自己的同僚。 王居卿，字寿朋，登州蓬莱（今属山东）人。历知齐州，提举夔路、京东刑狱，盐铁判官等。熙宁变法之后，曾担任天章阁侍制，市易司都提举，为新党要人，在领导市易司改革市易法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以治河闻名。 王居卿本是进士出身，在作诗上自然也不在话下，落座后不久，在酒精的刺激下，众人都热闹起来，于是名言警句迭出。 只听王居卿对苏轼说道，林和靖《山园小梅》诗中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句，是否可以用来吟咏杏花与桃李之花？ 已有几分醉意的苏轼接茬道，可以是可以，这种高洁之喻，就怕杏花与桃李之花不敢承当。 于是，满座大笑。 苏轼在润州写给李公择的信中，苏轼透露了自己有幸得到李子仪这个人，实在是上天眷顾。 李之仪，字端叔，自号姑溪居士、姑溪老农，沧州无棣（庆云县）人，北宋中后期“苏门”文人集团的重要成员，官至原州（今属甘肃）通判。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这首《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就出自他的笔下。 苏轼对李之仪的一生影响极为深刻，他的诗词文章写得好，在一定程度上是受苏轼的熏陶、指点，同时他的仕途多舛，也与苏轼有很大关系。 苏轼比李之仪年长九岁，但李之仪视苏轼如兄若师。 熙宁四年（1071），苏轼因与王安石意见相左，受到排挤，出职杭州、密州、徐州，再贬黄州，颠沛流离十余年。 对苏轼流放外地，李之仪甚为不平，他积极联系一些旧日好友和官宦在朝中活动，以图苏轼早返京师。他把自己的思念与想法写进一札札的信函里，远投黄州。 苏轼接阅后，心情十分激动，旋即会复《答李端叔书》，直抒胸臆地表达了自己已厌倦了官场游戏，淡泊了利禄声名，真心想享受与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乐趣。 到了高邮，闻知自己的同年进士邵迎已经故去一年多了，好在他的灵堂还在，苏轼就到他的灵前去祭奠。 当看到邵家那破败的帷幕和陶制的油灯上，到处布满灰尘，一片萧索的景象时，苏轼不由地为他叹息与流泪。 那是熙宁五年（1072）腊月间，苏轼第一次抵达湖州。 在湖州知州孙莘老的座上，苏轼又见到了他的同年高邮人邵迎（字茂诚）。 邵迎特意取出自己的诗集呈给苏轼，里面有几百首诗，苏轼看了之后，将近有一个月都不肯释手，因为里面的文思平和清纯而且妙丽，有着晋唐时期的风格。 邵迎本人又十分好学，记忆力超群，谦恭简朴且办事干练，遗憾的是身体格外地瘦削，说话尤显中气不足，苏轼很担心他的身体会在处理繁杂的政务时吃不消。 事后证实，苏轼的担心不无道理，邵迎还真的就于次年病故了。 但在当时，邵迎在知州大人的席上取出来他的诗集，是想让苏轼给写一篇序文的。直到两年后的今天，苏轼才算是履行了自己的承诺，给邵迎的诗集做了序。 在孙觉（字莘老）的高邮老家，这次，苏轼专门登门拜访了这位在官场上刚正不阿的老朋友。在孙莘老的座上，苏轼读到了高邮本地人秦观（字少游）的诗文，不禁拍案叫绝。 关于秦观，这里面还有一个段子是这样说的： 苏轼起初并不认识秦观，有一次秦观得知苏轼要路过维扬（古城扬州的发祥地），就依照苏轼的口气与笔迹在一山寺的壁上题了诗，苏轼到了之后读了诗，竟然不知道是自己什么时候所写，于是大惑不解。 也就是此次在孙莘老的座上，当读到孙莘老出示的秦观数百篇诗文后，突然惊奇地问道，莫非山寺中的题壁，乃是此人所为？——可见秦观与苏轼心有灵犀的程度之深。 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别号邗沟居士，江苏高邮人，被尊为婉约派一代词宗，又被称为淮海居士，后为苏门四学士之一。 苏轼与秦观两人年龄上相差十二岁，整整一轮，但关系却是非常要好的，或许是属相相同的原因，又或许仅仅只是脾性相同，反正两人是十分投机的。 秦观非常仰慕苏轼的大名，以学生名义拜入苏轼门下，所以两人属于师徒关系。 其实，当时苏轼已经名满天下，秦观算是无名之辈，作为学生，又或许是因为太投缘，从二人之后的来往的书信上来看，这种亲密的关系更像是胜过师徒的挚友关系。 从元丰元年（1078）年，秦观与苏轼在徐州相识，再到元符元年（1100）秦观去世，一共二十二年，虽然二者直接接触时间不算很长，但是回顾这些年的风风雨雨，无论环境怎么变化，秦观苏轼两人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在这长达二十二年的时光里，有过对现实和朝廷的不满，有过寄情山水的情怀和对生活的满足，二人就这样共同进步，相互陪伴，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 这是后话。 在席上，老孙向苏轼介绍了秦观的诗文后，又神色凝重地取出来杜叔元（字君懿）此前所藏的唐代宰相许敬宗的私砚，现在已经是老孙的私藏了。 杜叔元我们前面提及过，他是苏轼父亲苏老泉的好友，曾经在苏洵参加科考前送过他一支自己珍藏的诸葛笔。 苏轼知道，这方老杜家世代相传的许敬宗砚，是用端溪的紫石制成的，其温润似玉、杀墨似风，苏老泉早就想得到它，曾向杜叔元求过此砚而未得。 这次又在孙觉家见到它，苏轼说起初自己根本就不相信这是许敬宗的私砚，但是后来听说有人在钱塘江里网到一个铜匣，上面有“铸成许敬宗”的字样，把砚放进去严丝合缝，还有容纳两足的地方，竟然不差分毫。 杜叔元以前曾对苏轼说过，自己家里徒穷四壁，只有这一方砚台尚且拿得出手，想以此为润笔之费，请苏轼在他死后给自己写一篇墓志铭。 苏轼早就不想写这种东西了，所以就当场拒绝了老杜。谁知，老杜死后，他的儿子杜沂又拿着该砚去求苏轼的朋友孙觉，想让孙觉为其父写墓志铭。 最后，孙觉无奈收下了杜沂的砚，为杜叔元写下了墓志铭。 这次，孙觉又拿出这方许敬宗砚让苏轼看，并说，许敬宗生前做了那么多坏事，这方砚早已就被他玷污了，自己要不是看杜沂可怜，说什么也不愿收下此砚。 可苏轼觉得，许敬宗再怎么样，这方砚却是没有什么罪过的，所以有必要为此砚平反。让孙觉遗憾的是，此砚的铜匣，如今被一唐姓人家收藏，求之而不得。苏轼就劝孙觉道，砚台之美不在匣上，既然匣上已经有了许敬宗的名字，那么再去收藏就没有意义了。 到了楚州（今淮安），苏轼与孙洙（字巨源）终于要各奔东西了，孙洙此次回朝是要出任起居注知制诰，苏轼只得为孙洙写下了《更漏子》相赠。 仕途上，苏轼与孙洙均与王安石的政见不合，有着共同的政治遭遇。为了从政治斗争的漩涡中解脱出来，二人皆有乞外任的经历。 今年的八月十五日，孙洙从海州离任回到扬州老家，正好在润州（今江苏镇江）多景楼与北上赴密州的苏轼相遇，二人还与同在润州的丹阳人王存（字正仲）同游了甘露寺。 “海东头，山尽处，自古客槎来去。槎有信，赴秋期，使君行不归。”（《更漏子·送孙巨源》）而今，这对难兄难弟就要分别了，这不由得引起了苏轼离情别绪。 与孙洙别后，苏轼沿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又一次经过淮河，“好在长淮水，十年三来往”（《过淮三首赠景山兼寄子由·其一》），这是苏轼生平第二次的过淮。在此后的贬谪生涯中，苏轼还要再次地经过淮水而四处奔波与飘零。 熙宁七年（1062）冬月。 望日。 苏轼的船只到达海州（今连云港），海州太守陈汝奭（音势）邀请苏轼相会于景疏楼上。 陈汝奭，字公武，原籍福建晋江，后徙居丹徒（今镇江市丹徒区），曾任过眉山县令，与苏轼相交已久。此次苏陈二人重逢于海州景疏楼上，那可真是百感交集。 海州，如今是连云港的一个区，古时候却是一个县，叫朐县，也曾叫朐山县。而景疏楼，是海州的名楼之一，原坐落于州治东北，为石曼卿通判海州时所建。 苏轼在海州做了《二疏图赞》，“二疏”，是西汉宣帝时的两位名臣疏广与疏受（兄长之子）。 石曼卿通判海州时认为二疏的故里即在海州，为了颂扬二疏的高尚气节，“景疏楼”应运而生，此楼也因此成为文人墨客争相膜拜的打卡胜地，明代海州八景中的“疏楼夜月”就发生在这里。 或许正是由于石曼卿、苏轼、孙洙等历史名人都与这座景疏楼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景疏楼”被列入了今天的“海州八景”之中。 在海州，苏轼带领家眷登临朐山（即连云港市西南的锦屏山）观看了日出，还游览了朐山县的临海石室，当时苏轼家有一位擅弹胡琴的婢女，就在石室里弹奏了一曲《濩索凉州》。 《转关》与《濩索》原是两首从唐代起即流行于中原的琵琶曲，根据曲意，琵琶手们常把《转关》与《六幺》、《濩索》与《梁州》同奏，“梁州”古时候又名“凉州”。 神奇的是，那位婢女弹奏之后，石室里竟然有了冷飕飕的冰车铁马之声。 第74章 转战密州——诺贝尔文学奖作者的诞生地 熙宁七年（1074）十月，苏轼由海州启程赴密州（今山东诸城），本来计划沿清河绕道济南先去探望一下六年未见的弟弟子由，但未能如愿，遂于马上作《沁园春》词寄给子由，借此聊慰离情。 苏轼兄弟感情笃深，终其一生都未曾稍变。 子由后来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洋洋数千字，澹泊克制，沉痛在骨，实为其一生文章巅峰之作。比如“公始病，以书属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之下，子为我铭。’辙执书，哭曰‘小子忍铭吾兄’”等语，令人读之酸鼻不已。他在铭文中评价苏轼“心之所涵，遇物则见。声融金石，光溢云汉”，又可见二人不单单是兄弟，更是平生之知己。 关于这首《沁园春》词，上阙云：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值得一说的是，金末至大蒙古国时期着名文学家、历史学家元好问以为本篇非苏轼所作，特别举出下片“当时共客长安”以下数句，称其“鄙俚浅近，叫呼炫鬻，殆市驵之雄，醉饱而后发之。虽鲁直家婢仆且羞道，而谓东坡作者，误矣”，言辞无比犀利。 元好问的词坛地位虽然不容忽视，但这段话似难免主观臆断，更缺乏文献佐证，故后人附和者寥寥。 然而，元好问的评价可以从侧面看得出，这首苏轼的代表作《沁园春》在民间的流传至广。 又有小说家杜撰说，当时的神宗皇帝读了苏轼的《沁园春》词之后，龙颜大怒，遂将苏轼贬谪到了黄州。甚至神宗还愤愤地说，让这位苏某人就在一边袖手旁观吧，看朕与王介甫如何治理天下。 弄得后世的绛（今山西忻州、甘肃陇中一带）人孙安常也是一头雾水，一时搞不清也这首词到底是不是苏轼所为。 在赴密途中，苏轼从邸报中得知，周邠将出知乐清县（今属温州），即去信祝贺。一路上，还屡屡收到堂妹夫单锡同年的问候书信。 其实，苏轼在海州时本计划经清河绕道济南，与弟弟苏辙相聚之后，再赴密州，但考虑到天已入冬，清河定会结冰，无法行船，于是只有退而求其次地濒海而行。 腊月初三，几经辗转，苏轼才终于到了密州任上。 宋时，密州属京东东路，也称高密郡，属安化军节度，治所在诸城县。密州下辖四县：诸城、安丘、莒、高密。 到任之后，按照惯例，苏轼先上了一道谢表。 在谢表中，苏轼先是自谦地说自己离开朝堂已经屡更年岁，笔砚上已经落满了灰尘，自己以前的所学已经逐渐忘记殆尽。自己这次求得的到密州任职，乃是蒙受了皇上的隆恩，因此自己到任之后，一定会推行善政，安邦抚民，云云。 苏轼知道，此时滕元发（字达道）正知青州。 滕元发，初名甫，字元发。以避高鲁王讳，改字为名，而字达道，浙江东阳人。后因父亲葬于吴地，遂为吴人。说起来，滕元发和范仲淹还是老表关系。此人后来曾历经青州，应天府，齐、邓两州。滕元发治理边境十分威严，威振西北，曾号称为名帅。 因河水结冰，苏轼只得从海州直接正北到密州了。当时的青州知州由京东东路安抚使兼任，京东东路下辖八州一军：青、密、齐、沂、登、莱、潍、淄州和淮阳军。 所以说，苏轼还要在滕元发的领导下开展工作。面对滕元发这位老朋友兼上司，苏轼此次也无缘相见，只得修书一封致歉。 让人称奇的是，小小的青州府，宋代在此任职的官员中却出了十几个宰相：寇准、富弼、范仲淹、文彦博、欧阳修、赵拚、曾布、刘挚等，这绝不可能是普遍现象。因为这些人都能够官至宰相，而且大都是赫赫有名的文学大家。他们以宰相的素养来出知青州，青州的繁荣，青州的富强，是毫无疑问也是有目共睹的。 到了密州，其时京东路转运（总管转运司庶务，兼督察属吏）为李察（字公恕），段绎为提刑，全称提点刑狱公事，简称提刑官，主要掌管刑狱之事，相当于现在的法官兼检察官。 在以苏轼为核心的密州领导班子成员中，齐人刘庭式（字得之）任通判，赵杲卿（字明叔）、章传（字传道）、陈开（字发明）为州学教授。 这位陈开，苏轼在密州任上时对他甚为器重，加之诸位学生的苦苦挽留，小陈留在密州充任学官长达七年之久，以至于自苏轼起密州的儒学之风大盛。当今我国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就出自高密，我们自然不能排除苏轼的到来对后世莫言先生文学之路的影响。 密州治所所在的诸城县县令，名叫赵昶（音常），字晦之。 在密州，苏轼收到了苏州的老朋友姚淳（今篮球巨星姚明的先祖）的邀请信，老姚想让苏轼为“三瑞堂”题额。 姚淳以孝闻于乡里，据传其先人的坟墓上生有甘露、灵芝、麦双穗之异，故名堂曰三瑞。苏轼为姚淳题写的《三瑞堂》一诗中，有“枫桥三瑞皆目见”之句。 三瑞堂位于今苏州市阊门之西的枫桥街道，枫桥最早的园墅，或许便是北宋时颇足雅致、为孝子姚淳所居的姚氏园亭“三瑞堂”。 姚淳与苏轼是为知己，所以苏轼每逢来苏州，必前往三瑞堂作客畅饮一番。 《吴郡志》录有一个姚淳送惠香给苏轼的段子： 当时苏轼给姚淳题写完三瑞堂后，姚淳送给苏轼惠香八十罐。 苏轼收到后，手书致谢姚淳说，姚君笃善好事，其意极可嘉。然不须以物见遗，惠香八十罐，却托还之，已领其厚意。这就是苏轼交友重情轻物，演绎出的一段“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佳话。 要知道，在当时惠香是很值钱的东西，八十罐惠香相当于今天的几万乃至几十万。 苏轼在后来给虎丘通长老的信中说，姚君笃善好事，其意极可嘉，然不须以物见遗。惠香八十罐，却托还之，已领其厚意，与收留无异！ 初来乍到，就在苏轼忙于处理一些人际交往上的杂事时，朝廷突然颁布了手实法。 手实法，原来由于当时的免役法出钱或许不均，吕惠卿就采用了他的弟弟、曲阳（今属河北）县尉吕和卿的建议，制订出了这一法令。 此法令规定： 老百姓须自报财产，以定户等高低，官府据此分摊各户应纳的役钱。为了防止有人少报，更是明确宣布，奖励知情人告发。 对于这种悬赏告密者的做法，苏轼极为反感，认为此举必将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 这种手实法亦称“首实法”，其实不是吕惠卿兄弟的首创，还是抄袭唐宗时官府令民户自报田地和财产作为征税依据的办法。 如今的吕惠卿又创制五等丁、产簿，规定申报的项目极为广泛。尺椽寸土，鸡豚家畜均预陈报，如有隐匿，许人告发，并以查获资产的三分之一为赏，后来终以扰民太甚，不久废止。 但在当时，朝廷严令推行新法的重要机构——司农寺将此通告下发各路，如若不能限时执行的，按违制论处。不幸的是，这种不伦不类的抄袭之作，竟然得到了神宗皇帝的许可。 神宗时，司农寺作为推行新法的一个重要机构，常平新法（即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保甲法等都由它制订或执行。 面对这样荒唐的法令，苏轼愤然对司农寺的提举常平官质问道，违制之坐，若是来自朝廷，谁人敢不执行！然而今日的手实法出自你们司农寺，这简直就是擅自造律，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司农寺的官员大惊失色，连忙制止道：苏学士，我们姑且先不要论及这件事！ 转眼间，已经到任密州多日了。映入苏轼眼帘的是蝗灾与旱灾相仍，盗贼日渐猖狂。加上天旱不雨，小麦无法下种，苏轼预测到了明年的春夏之交，盗贼为害的程度只怕会更甚。 山东之地，与河南一样，自古就是国家的腹心根本之地，王者得之便可称王，但狡猾凶残的盗贼得之亦足以扰乱天下。 针对百姓饥饿流离的现状，朝廷用于救济的常平粮食，虽已发放殆尽，但到处仍是饥饿的百姓，就连过去的蓄积之家，如今也都被拖垮了。 基于此，苏轼在上奏朝廷的奏状中，除了详细地列举了密州一带的蝗灾、饥饿与盗贼的问题之外，还深刻地向朝廷阐述了手实法的种种弊端。 苏轼说，如今的东南民众本来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现在又开始推行手实法，此举无非是想均出役钱。手实法虽然条目繁多，看似周密，然而大都要靠检举揭发。 过去治国平天下者，最讨厌因告密弄得人心惶惶，以至于乱了习俗。所以才制订了“不干己”法，但仅限于非盗及强奸不得捕告。 而今天的这个手实法，无疑助长了告密之风。 过去那些告发之徒，多是一些凶恶奸淫之辈，州府县对于这类人，总是想方设法除掉而后快。目下朝廷却又欲招用并重赏这帮人，这些举措难道会是君王敦厚政教、推行仁政的本意吗？ 第75章 十年生死两茫茫 到密州后的闲暇时间，苏轼就给自己的上司、范仲淹的姑表滕元发写信，讲述了密州的一带蝗灾以及新法中有关兵政的弊端。 虽然滕元发大苏轼十七岁，但二人之间似乎没有什么代沟可言，苏轼一生中光给滕元发写过的书信就有六十八封之多。 滕元发出任过开封知府，断案如神，却因敢于冒犯皇亲国戚，曾两次被免职，继而又复任，前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竟三次担任开封府尹(包拯只干了两任)，可以说算是与包拯平起平坐的人物。 苏轼在信中对老滕说，东武（诸城的旧称）今年的蝗灾特别凶，当地官吏多用含糊不清的言辞向上面少报灾情，因而朝廷对此地减免的赋税相应就少了。 苏轼到任后，不断地有农户向他反映此事，爱民如子的苏轼随即决定向朝廷如实地申报灾情。 所以说，苏轼给老滕写信实质上是想动用关系，让滕元发在圣上面前美言几句，好让减免税赋的事情办成了。在这里，苏轼也绝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不顾一切地想为老百姓办些实事。 除了这些，苏轼还向滕元发反映，由于新法中规定，将官管辖的兵丁，不得抽调出去，而本州授予军事编制的武卫被派出去巡逻州邑的就有一千多人，所以需要兵丁的其他部门，必定就捉襟见肘了，正常的工作也无法开展。 就在密州的工作逐渐步入正轨的时候，苏轼从弟弟苏辙的来信中得知，时年三十六岁的苏辙又生了第三子，此子初名苏远，后来改名为苏逊。由于是甲寅年生人，故取乳名虎儿。 苏轼作为伯伯，心中对于这位未曾谋面的苏家侄儿很是喜欢，“旧闻老蚌生明珠，未省老兔生於菟。”（《虎儿》）子由是卯年生人，而虎儿是寅年生人，古时候的楚人常把老虎称之为“於（音乌）菟”，这正是苏轼为侄儿写下的《虎儿》诗中所言。 苏轼任密州知州时，曾多次造访居住在诸城铁水的乔叙，还作过不下五首与乔叙有关的诗作。 乔叙，字禹功，曾知濮州雷泽县，授湖南路转运判官，未及赴任被御史弹劾罢职、后以左藏库副使知钦州，又知施州（今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所以苏轼称其为乔施州。 在密州，乔氏是高密古老姓氏之一，早在宋代，高密乔氏就是科宦名族。 “城中病守无所为，走马来寻铁沟水。”（《铁沟行赠乔太博》）铁沟水，源出烽火山，曾流经诸城县东北十五里，并入潍水。 从南国的杭州到山东的胶州半岛，地域的转换，眼前的物事也就不同了。北方正值天寒地冻之际，密州正纷纷扬扬地下着一夜不停的大雪。 苏轼今年虽年仅有三十九，但远离朝廷已经三四年了，心境不佳，近段时间十分地郁闷，一日忽作《雪后书北台壁二首》两首七律诗作，题于北台的壁上。 据今天看来，该诗作中除了描写彻夜雪飘的情景，还隐含着怀才不遇之意。 需要指出的是，这两首诗的用韵颇有特色，竟然用的是“尖”、“叉”二韵，这种韵属险韵、窄韵，而苏轼却运用自如，韵与意会，浑然天成，毫无牵强拼凑之迹。 三年后，苏轼的诗集《眉山集》出版，王安石立即拿回来拜读，其中《雪后书北台壁二首》格外引起他的兴趣。 王安石看到这两首诗，一首押“尖”字，属平水韵的“下平十四盐”韵，另一首押“叉”字，属平水韵“下平六麻”韵，都是极难押的韵字，就现存的唐诗五万余首，押“尖”字的诗歌只有约二十首，押“叉”字的诗歌则只有三首。写作这类险韵诗，极其考验诗人的才学与艺术功力，可以看出，正是满腹经纶的才学处于这种境遇之下，才触发了苏轼用险绝之韵抒怀的冲动。 王安石这个人，按说在文学功底上丝毫也不逊色，他的争奇斗胜之心，瞬时又被激发起来，他一连唱和了五首“叉”韵诗，仍意犹未尽，过了几天又作《读〈眉山集〉，爱其雪诗能用韵，复次韵一首》。 本来苏轼已经将窄韵的“叉”字用过，别人再依序使用苏轼原诗的韵字，这就更进一步加大了难度，由此看来，王安石的诗文造诣那真不是浪得虚名。 至于押险韵这一话题，唐时自杜子美已开始尝试用险韵，到了韩愈手里，俨然已成了押险韵的高手，而苏轼开始学习之意技艺，就是继承的韩愈的衣钵。 苏轼诗的来历，古人中学习杜甫的最多，其次是白乐天，凤翔时期有开始学习柳宗元。而同时代人中，苏轼学习最多的是潘阆、梅尧臣、欧阳修。 潘阆诗崇尚道家思想，其诗风闲适清净情绪较多，注重字句的雕琢。梅尧臣是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平易中多有苦吟后的痕迹，有宋诗的典型特点，受唐代韩孟影响较多。 在密州的头一个除夕，连日的长途跋涉，使得苏轼的身体异常的不适。 不过他还是起身给京东路提刑段绎写下了一首诗，“龙钟三十九，劳生已强半。岁暮日斜时，还为昔人叹。”（《除夜病中赠段屯田》） 刚过三十九岁的苏轼，已经是对仕途感到绝望，“此生何所似，暗尽灰中炭。归田计已决，此邦聊假馆。”（同上）自小从学于道士的苏轼，道家的清净归隐与儒家的报国安邦这两种念头在他的心中互相交织纠缠，加上密州的荒僻与清寒，使得苏轼的内心极度的凄凉。 也就是在这一年，苏轼患上了痔疮。 现代中医认为，痔疮主要是由于平时患者饮食过于辛辣刺激油腻，导致湿热下注于肛门直肠导致局部气血纵横、热毒郁结，进而迫血妄行，诱发便血以及肛门坠胀。也可能是身体虚弱、气血不足，气不能固摄进而引起痔疮脱出。 我们不知道作为蜀人的苏轼是否嗜辣，但根据前文所述，平时的饮宴过度，或许是促使苏轼患上痔疮的一些因素。 苏轼一生虽然十分注重养生，但也不幸患有多种疾病，其中尤以痔疮为最。这种隐疾，换在旁人绝不会为人所道及，但苏轼是个坦诚之人，在日后他的诗文与书信中曾多次提及自己的痔疾。 网上也有人认为，苏轼的痔疮是在被贬惠州之后才患上的，其实不然。 绍圣三年（1096），苏轼在写给他的表哥兼姐夫程之才（字正辅）的信中，曾透露“轼旧苦痔疾，盖二十一年矣”。 所以说，到熙宁七年（1074）春节前后，我们可用现代数学推导出来这个并非是“学术问题”的结论。为了了解苏轼各个时期的身心状况，以及在各种境遇之下所写的诗词本身，我们只好采取这种稍显无聊的手段了。 熙宁八年正月间，在密州的苏轼沉浸也在过节与诗词唱和的气氛之中。 先是与乔叙、段绎的诗词唱和，此时段绎即将罢提刑之任，苏轼自然是要以诗相送的。苏轼又与其他一些朋友诸如章传道、褚士言（公弼）、乔叙、赵杲卿（明叔）等登上，众人分别就卢山上五处景观进行了唱和赋诗。 这一时期，苏轼还赋了一些词作，如《蝶恋花》。 “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钱塘也就是杭州，苏轼曾那里过了三个元宵节，自然见惯了杭州上元夜的热闹。 如今再看到密州的上元夜不觉凄清，“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他从杭州调知密州，环境和条件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心境完全不同。 首先，密州比杭州贫穷得多，愚昧而又闭塞，再无江南之诗情画意，而更让他感到寂寞和郁闷的是这里的连年蝗旱，民不聊生。所以说初来密州时，苏轼的心情是极度落寞的，这一切，只是为了离弟弟的住地近一些。 正月二十，年也过了，节也过了。可苏轼的心情却好不起来，他开始不断怀念起自己的亲人来。 首先是自己的父母亲对自己的养育之恩，再就是结发之妻王弗。 瑞草桥是苏轼和王弗的爱情见证之地，它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也是他们两人共同的充满甜蜜回忆的地点。当年的王家大小姐乘坐的大红花轿，正是经过瑞草桥，才嫁到苏家的。 在自己的仕宦生涯初期，王弗曾在背后默默地助力自己，使得自己在人际关系上少犯了不少的错误。苏轼十九岁时，与年方十六的王弗结婚，王弗年轻美貌，且侍亲甚孝，二人恩爱情深。只可惜天命无常，贤妻王弗二十七岁就去世了。 这对苏轼是绝大的打击，其心中的沉痛，精神上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 如今，结发妻子与自己已是阴阳两隔，葬于蜀地，而自己却因贪恋一点俸禄不能归乡，况且朝堂之上的互相倾轧，自己如今也早已厌倦了。 王弗的逝去转瞬已经十年了，这十年间，东坡因反对王安石的新法，颇受压制，心境悲愤。 到密州后，又逢凶年，忙于处理政务，生活困苦到竟然要靠采食杞菊维持的地步，而且继室王润之（或许正是出于对爱妻王弗的深切思念，苏轼续娶了王弗的堂妹王闰之，据说此女颇有其堂姐风韵）及儿子均在身旁，故不能年年月月，朝朝暮暮都把逝世的妻子老挂在心间。不能够经常想念，但绝不是已经忘却，这种深深地埋在心底的感情，是一生都难以消除的。 在这节后的落寞之中，自己的结发妻子还数度出现在苏轼的梦中，苏轼再也把持不住心中的波涛翻滚，满肚子的所谓学问，此际在自己的笔下化成了一首“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 ”（陈师道语）且传诵千古的悼亡词《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中国文学史上，从《诗经》开始，就已经出现过“悼亡诗”。从悼亡诗出现一直到北宋的熙宁年间，悼亡诗写得最有名的有西晋的潘岳和中唐的元稹，晚唐的李商隐亦曾写过悼亡之诗。 而用词写悼亡，乃是苏轼所首创。 第76章 与“包拯式”人物滕元发的交情 滕元发想让苏辙加入到自己青州的幕府，这样苏轼两兄弟就可以离得更近了，苏轼对于老藤这样的盛情自然是感激不尽。事后，苏轼还郑重地给滕元发写信询问这事能否办到，因为弟弟苏辙在朝中也没有什么人脉，希望滕大人能够稍加留神，给予办理。 遗憾的是，这件事到最后不知什么原因而未能如愿。 过了一段时间，滕元发被调离青州，由京东安抚使向经（字审礼）接任，而滕元发则改知齐州，没多久又出知邓州。 到密州后的次年三月间，苏轼给表兄、儿女亲家石康伯（字幼安）去了信，言语之间对密州灾荒年景、抢劫偷盗以及流殍遍野的现状深表忧虑。 石康伯这个人，字幼安，眉山人，石扬休（字昌言）之子。他与苏轼是亲家，因为苏轼的长子苏迈续娶了石康伯之女，而石康伯之婶母又是苏轼的姑母。 石康伯年轻时考进士落榜后，就放弃不再考，他本可以凭借父辈的恩荫获得官位，但他只读书作诗让自己高兴罢了，也不去做官，不求别人了解他。 小石特别爱好书法、名画、古器及各种奇异的东西，只要看见了，当掉衣服饿着肚子也要谋求到，从不关心还有没有吃穿用度。 石幼安曾与文与可有交往，二人亲如兄弟，所以得到文与可的画自然就多。而苏轼也擅长画些树木和竹子，就也送给石康伯一些，让他放在自己的画苑中。 文与可是苏轼的从表哥，也是苏辙的儿女亲家。巧的是，石康伯则与苏轼也是儿女亲家，可见“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之说我们的老祖宗诚不我欺也。 密州，可以说是苏轼重要的人生驿站。 此时苏轼已经四十岁了，经历了众多的家庭变故，父母、妻子永远地离开了自己。政治上，由于新旧党争的影响，使得苏轼被迫地离开了朝廷，来到相对闭塞的密州任地方官。 在这里，他虽然勤政爱民，但由于自然灾害加上新法的影响，使得苏轼在政治上极为消极，把更多的时间用来谈佛论道。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大量的诗词经典，在文学史上被称为苏轼的“密州时期”。 在这段时间，苏轼与顿起、段绎等人时常诗词唱和，流连于密州的铁钩、卢山与常山等地。 熙宁八年（1075）四月初，饱受创伤的密州百姓，又是一个来月没有见到一星半点儿的雨水，苏轼作为一州之父母官，毅然决然地承担起了为民祈雨的重任。 从凤翔府再到杭州，祈雨这件官方参与的工作，对于苏轼来说那就是轻车熟路。先不说祈雨祝文文辞的润色，就其灵验程度来说，历次的祈雨没有一次不灵验的。 这次苏轼选择的祈雨地点也是颇有讲究的，就在密州的常山，这可是自古以来齐人祈雨最为灵验的所在，由于祈雨常应，因此得名。 也许是苏轼的诚意感动了上天，就在常山祈雨后的第三天，一场久违的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滋润了密州龟裂的土地。朋友章传道望着苏轼祈来的雨水，还激动地写了《喜雨》诗呈给苏轼。 章传道这人，只知道是个闽人，其余不详，不过在后来此人与苏轼还有着交集。 前一阵子，在登诸城县东南四十五里的卢山时，章传道还与苏轼等人唱和《卢山五咏》，苏轼在杭州时，就开始了与老章的交往，此人估计也是科班出身，诗写的也不会赖，要是不入流，苏轼也不会与之唱和。 祈完雨的苏轼，面对新法对底层民众的干扰，常常是夙夜忧叹，天灾已除，但人祸仍在持续上演。 这时候，苏轼想起了自己的老朋友、湖州人刘述（字孝叔）。如今这位因与王安石不和而被贬外任的官员，已由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知州转而赋闲提举崇禧观，成了一位啥也不管的甩手掌柜。 在湖州时，刘大人曾陪同苏轼到处游玩，志同道合的二人自然有说不完的共同语言，特别是在对新法上，更是看法出奇地一致。 于是，苏轼就提笔写下了一首二十二韵，一韵到底“上声七虞”韵的七言长诗，寄给了刘述，将自己心中的郁结一股脑地讲给了刘述听。 这首苏轼作于熙宁八年四月十一日的长诗，除抒发了自己在仕途上进退维谷之情外，还对变法作了相当尖锐的讥刺（至少在反动派看来）。 当时的情形是：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出发点无疑是好的，结果事与愿违。 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如今竟先后转而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心急火燎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 十一月朝廷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取鼍（扬子鳄）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的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 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神宗虽然对民间疾苦有着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加上吏能浅薄，并未取得任何的实效。 如今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苏轼也是“斋厨索然”，不堪其忧，只得时常与通判刘廷式（字得之），沿着古城废圃，采摘一些杞菊借以裹腹，过着“揽草木以诳口”凄惨的生活。 在诗中，苏轼称颂了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如今的时局和自己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自己却“未肯衣冠挂神武”，没能挂冠而去、归隐故里。 我们前面提到过，作为胸无城府的文人官员，苏轼的性格也不能免俗。一旦遇到了知己或好友，就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唯恐有所保留。 当然，作为行文与作诗，我们欣赏苏轼的这种坦诚。但从政治角度考虑，这样的做法，就显得有些意气用事了。 在随后的《乌台诗案》中，诗中那些引经据典、文绉绉的押韵诗句，毫无悬念地都变成了苏轼讥讽朝廷的证据了。 四月十二，朝廷突然下诏，宣布废止给田募役法。 此举使得苏轼一头雾水，因为自来密州任后，苏轼就积极推行这项政策，比如先用助役钱招募了一些弓手，老百姓对此也很认同，执行起来也颇为顺利。 谁知，就在密州官民齐心协力地要将政策推行下去之时，此法又被废止。 在苏轼眼中，这种给田募役法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各级官吏将它执行得有失偏颇，收上来的钱财没有很好地反馈到百姓身上。这种制度中有五利二弊，总的来说是利大于弊，只要设法将弊端尽量减少即可，这项制度还是不要废除的好。 在王安石推行的新政中，原本就是以免役法替代差役法，所以说，免役法成了新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给田募役法实为免役法的发展。就新法的整体而言，苏轼是持反对态度的，但是对于新法中的具体措施，如“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旗鼓”等则是持以肯定态度的。 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苏轼就曾称赞过给田免役法，可见到了这一时期，他的思想认识，已较新法执行初期有所发展，也就是说新法推行以来，有些好的结果已经开始凸显出来。 什么是差役法？ 就是以前朝廷的各种差役均出于民，且各州都有定数，依照宋代的惯例，以衙前（宋代职役之一，负担最重的差役，往往赔累破产）主管财物，以里正、户长等督察赋税，以耆长、弓手、壮丁等逐捕盗贼，以承付、人力、散以官等确定差役人数。 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这种办法实行以后，民间为了规避繁重的徭役，大家有土地也不敢多耕以避户等，骨肉血亲不敢相认以惮人丁。就是这样的无奈之举，官府派给农户的役使依然是居高不下。 在这种背景之下，免役法横空出世，转而取代了旧的差役法。 免疫法说白了，就是让农户出钱雇人去完成徭役，只要你有钱，不管是未成丁户、单丁户、女户，甚至是寺观、品官之家，都可以以钱代役，这些钱被称之为“助役钱”。 关于“免疫法”之义，为什么要在这里讲这么多，那是事关苏轼的政治生活的历史背景，为了在后文中对苏轼的理解之需，我们有必要交代清楚。 这两天，杭州的余主簙来密，给苏轼带来了包括灵隐寺云知和尚在内的僧俗的书信百余道，并说杭州民众都忘不了苏学士，云云。 云知和尚，原本属于青原以下十世徒，泐潭澄禅师之法嗣，全称为：临安府灵隐云知慈觉禅师。 苏轼觉得，钱塘人怀念自己，自己也忘不了那里的百姓。也许是自己与杭州的缘分还未尽吧，就给云知和尚回信说，当初不如向朝廷求得湖州或是明州这样的州郡，在那里就算停留几个月，也能聊慰自己平生之心愿。 送走了杭州的故旧，苏轼突然收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刚从青州离任两个多月的滕元发被朝廷降罪而落职！ 事情的缘由是，右御林军大将军、秀州团练使赵世居谋逆，而滕元发的妻党李逢与赵世居竟是同伙，所以就有小人向朝廷施压想加害滕公。好在神宗皇帝了解滕元发这个“包拯式”的刚正人物，恕他无罪，只给了个降职的处罚。 后来得知，面对朝中小人变本加厉对滕公的中伤，神宗始终不愿相信。就在滕元发入朝辞行之际，神宗皇帝终于知道了滕公之冤，随即任命他为湖州知州，就在准备重新任用他更高的官职之时，神宗皇帝不幸驾崩了！ 滕公读到了神宗的遗诏后，竟当场扑倒在地，昏死过去，很久才苏醒过来。 滕公痛哭道，我没有为朝廷尽忠的机会了！ 第77章 密州出猎催生了《江城子》的豪放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熙宁八年的密州，当老乡家的禾苗刚有点起色之际，农历五月间，又一场“掐脖子”的大旱如约而至。 由于密州濒临大海，经常刮风，强劲的海风使得沟渎里根本就存不住水。月余的干旱，使得州城之外方圆百里之地，蝗虫的卵又孳生起来。此际的夏麦将熟，秋禾也快被旱死，父老乡亲们无奈仰天长叹、如坐针毡。 此际，作为州守的苏轼，只有再次地披挂上阵，作好祝文，重上常山祈祷天神，为民祈雨了。 常山毕竟是常山，求雨常应！ 苏轼的这次祈雨又大获全胜，于是乎，苏轼就郑重地重修了山神庙，还把庙前的一眼泉水垒石成台，保护起来，又在井上建一亭子，取名“雩泉”。苏轼还说，古者谓吁嗟而求雨曰雩，泉取其名，也是为了彰显常山能兴云作雨、取信于百姓的根源就在此泉。 雨水从天而降，地里的庄稼保住了，苏轼也就有了闲暇，有些陈年的“文债”也该还上了，首先是孔延之的挽词。 孔延之，字长源，新喻（今江西新余县）人。前面我们说了，苏轼在去汤村督役前，曾与孔文仲有过诗词唱和。 如今，孔文仲的父亲孔延之（字长源）也因对盐法不满被罢越州任，经过杭州时，苏轼还在有美堂设宴接待过老孔。 其子孔文仲，字经父，也是因为曾当面否定王安石的理财用人之法，遭到贬谪并外放，如今孔文仲的台州推官也被罢免。苏轼在杭州时曾收到过小孔的赠诗，苏轼感到三个人同为天涯沦落之人。 这位小孔，就连司马光老先生也说过，朝中的苏轼及孔文仲本是名不见经传的小臣僚，都敢不避陛下的雷霆之威与王介甫的虎狼之怒，屡次上书对策指陈朝廷的得失和王安石的荒唐。凛然正气、视死如归，对于自己的政治前途丝毫没有放在心上！在这一点上，老夫我远远不如人家苏轼和孔文仲啊！ 但王安石却十分厌恶孔文仲的策文，于是上书神宗，取消了贤良科试策考试，让小孔求上无门。 孔文仲，系孔子四十七代孙，与其弟孔武仲、孔平仲并称“三孔”。 黄庭坚有诗赞曰：“二苏上连璧，三孔分立鼎。天不堕斯文，俱来集台省”。峡江的“三孔”兄弟与当代名人苏轼、苏辙兄弟常有诗文唱和，名噪一时。 神宗熙宁三年（1070），孔文仲夺取该科制举状元,成为有宋一代三百多年以来四位制举状元之一，也是江西唯一的一位制举状元。 只不过，孔父延之已与去年的二月仙逝，在小孔的请求下，苏轼在密州为老孔写下了两首七律挽词，“少年才气冠当时，晚节孤风益自奇，君胜宜为夫子后，林宗不愧蔡邕碑。”高度概括了老孔光辉与传奇的一生。 苏轼常山祈雨后，夏麦已收，秋庄稼也一片生机勃勃之状。 诗兴大发的苏轼，就提笔给两位在杭州时的老朋友陈襄和吕仲甫（字穆仲）寄了诗，陈襄自不必说，吕仲甫乃丞相吕蒙正之孙，小吕刚开始任杭州教官，苏轼到杭州时已改任此州的观察推官。 再就是张方平。 自己的恩师张方平，早在镇守四川时，就曾向欧阳修推荐了苏洵和苏轼、苏辙父子三人。 所以说，他既是苏轼兄弟二人的伯乐，也是他们共同的挚友——清虚居士王巩的岳父。作为苏轼的前辈与忘年之交，他还在“乌台诗案”发生后为苏轼说情，受到朝廷惩罚。他长期作为苏辙的直接上级，对苏轼和苏辙兄弟二人多有提携和影响。 苏轼知密州时，张方平已修建了乐全堂，并自号乐全居士，以研读道家和佛家经典自娱。 苏轼平生好喝酒，但酒量不大，就连自号醉翁的欧阳修，也远远不及张方平。但张方平十分自律，更重视个人修行，晚年后滴酒不再沾。从早年喜欢痛饮到晚年戒酒，已经超越以酒避祸的阮籍和以琴解忧的嵇康，以及善弹“无弦琴”的陶渊明，直达佛家维摩诘大士的境界。 作为后辈饱学之士，苏轼毕恭毕敬地写下《张安道乐全堂》一诗，赞叹张方平“我公天与英雄表，龙章凤姿照鱼鸟”（《张安道乐全堂》），才华气概远超同僚。 刚还完恩公张方平的“文债”，又听说杭州前同事余主薄的母亲大人去世了。 上一次，人家老余还专程从杭州过来，给苏轼带来了杭州僧俗的书信与问候。因此，苏轼又给老余的母亲写了挽词。接着为去年故去的老同事张掞（字文裕）写了挽词，张掞为齐州历城人，曾出知过益州的益都县知县，颇有善政。 六月二十四 ，传来了朝中重臣韩琦大人逝世的消息。 回想起韩大人曾经对自己的数次提携之恩，还有父丧时，韩大人还以以个人名义赠银三百两，苏家兄弟虽婉辞不受，但可以看得出韩丞相对于苏家的关照之恩。 有一次，韩琦举荐苏轼为谏官，引发了朝中小人对于苏轼的攻击。 当时的韩大人怒批道，苏轼腹中藏有古今之学，其文章高过当今的时代（文章高于时），在上书中又敢于言说朝廷的得失，所以老臣才举荐苏轼为谏官的。没成想，朝廷没有恩准也就罢了，还有歹人借机诬陷，使得苏轼反倒因我而受到连累。如今，为了赎回苏轼被诬罔之罪过，老夫特乞求致仕（恼了，不干了）！ 这一幕幕的往日恩情，令苏轼终生难忘，追昔抚今的他，含泪为恩公韩大人写下了一篇沉痛的祭文。 这一时期，苏轼的祭文超多，但总算是都还上了这些文债。 此时，刘攽从曹州寄诗来，时刘攽正知曹州。刚到任时曹州境内盗贼猖獗，虽用重典而不能禁，刘攽到任后，执政愈加宽平，盗贼遂渐次衰息。 李常也自湖州寄诗来，对于这位湖州知州、黄庭坚的二舅李常（字公择），苏轼时常引以为知己兼诗友。我们常说，酒逢知己千杯少，也许“诗逢知己千首少”也是成立的吧，苏轼接到老李的诗作后，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连作了两首和诗。 我们知道，苏轼一旦面对知己，嘴上就没有了遮拦，祸患往往就在不经意间发生了。 “白发相望两故人，眼看时事几番新。”（《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后被反动派指为讥讽朝廷近日频颁新法，事尤其多也。 “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衣甑有埃。绿蚁濡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其一》）被指讥讽朝廷削减公使钱太甚，造酒不得超过百石，致使弦管生衣，酒甑上布满尘埃，还有盗贼不绝、蝗虫肆虐、弃婴遍地，乱象都是推行新法惹的祸。 这还不算完。 常山庙修成之际，苏轼作了祝文，到常山还了愿。就在祭常山回来的路上，苏轼与同僚会猎于铁沟。 经过苏轼近一年的努力，“蝗旱相仍”的灾情基本杜绝，“盗贼渐炽”的局面也大为改观，自己治下的密州正呈现出几年来少有的稳定富庶的局面。他在为自己治国理政才能窃喜的同时，也更加迫切希望得到朝廷的肯定。 而且就在不久前，保守派在与变法派的较量中小胜了一把，变法派的二号人物——时任参知政事的吕惠卿被正式罢相，更为重要的还有知制诰陈襄向神宗再次举荐司马光、苏轼等三十三人。 看到自己治理密州成果初现，还看到目前的政治形势似乎正沿着有利于保守派的方向发展。苏轼此时的心情如乌云缝隙中透出的些许阳光,以前深埋在心底的不能想、不敢想的念头得以迸发。 此时的苏轼，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渴望得到朝廷的召唤，渴望处在更高、更宽、更广的平台上，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其豪情满怀于胸、狂喜溢于言表。 于是，就在这秋高气爽、红叶满山的秋冬之际，苏轼兴致勃勃地赋下七律一首。 “乙卯冬，祭常山回，与同官习射放鹰作。”这是苏轼在诗前序中所言，这本是一首借狩猎来抒发自己渴望驰骋疆场、为国效力的豪情壮志与激越情怀之诗，但这首题于本州小厅上的“圣明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句，也被指为有讥讽之意。 不过，从文学的角度来讲，这次狩猎的最大福利，乃是苏轼给我们留下了那首着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作这首词，苏轼作为豪放派的代表，对词体、词风和词境进行了改革，打破了晚唐五代以来“词为艳科”的樊笼，使词也能成为豪放不羁、气象恢弘而无所拘束的作品，真正意义上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在词的创作与发展上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江城子·密州出猎》是苏轼的第一首豪放词，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就连苏轼自己后来也因这首词有别于传统风格而颇为得意，曾说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 当然，在诗中苏轼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射虎，而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强国抗敌的政治主张及渴望报效朝廷的豪情壮志。 但天不随人愿,在随后的日子里,变法派虽偶有折戟，保守派虽略获小胜，但在进退腾挪间，变法派总能左右朝堂的局势，这也就不难理解苏轼虽屡经举荐，但总也无功而返了。 第78章 惇的身世与包拯外甥的古本《阳关曲》 上回说到苏轼在常山会猎时，作了豪迈的《江城子》，在苏轼后来给好友鲜于侁（字子骏）的信中，苏轼还自鸣得意，向鲜于侁讲述了让一帮山东大汉咏唱此词颇为壮观的场面。 熙宁八年的九月间，在知密州的苏轼忽见任所里有一枝牡丹悄然开放，他的心禁不住为之惊奇，于是特意置酒会客，共赏名花，并挥笔写下了一首《雨中花慢》。 “高会聊追短景，清商不假馀妍。不如留取，十分春态，付与明年。”因为秋风不会宽容牡丹，使之常葆艳丽的姿色。还不如多加珍重，留住尽可能多的春容，以待明年争新斗艳。 苏轼没有陶醉在对秋日牡丹的欣赏之中，凭着他过人的悟性，很快意识到好景不长，意识到自然界的制约因素。 此刻，苏轼的词作功夫已大有长进，但是仍然局限于一种小我之境，较黄州时期的诗词还有较大的差距。 熙宁八年（1075）秋，在密州任上的苏轼已吃了几个月的杞菊野菜，因感叹自己的“厨斋索然”，遂作《后杞菊赋》。 这篇“自嘲”式的散文记述真切，议论风生，颇有谐趣，苏轼此刻不羁心于外物，不戚戚于贫困的博大胸怀和高深修养跃然纸上。早在唐代就有诗人陆龟蒙，曾植杞菊以食而作《杞菊赋》，苏轼此举系效法陆龟蒙而作，为区别前者，故名之《后杞菊赋》。 这篇《后杞菊赋》写就后，苏轼拿给涟水县令盛侨看，盛侨看后又抄给临淮县主簙张耒。张耒看后，被苏轼的文采与精神境界所叹服，遂作《菊赋》来称颂苏轼。张耒是这样形容苏轼的：胶西先生，为世达者。文章行义，遍满天下。出守胶西，曾是不饱。先生不愠，赋以自笑。 此时，金山寺宝觉禅师正好寄书来，苏轼就在回信时，将这篇《后杞菊赋》也一并寄去。 此文虽好，只是后被诬为讥讽朝廷减削公使钱太甚，成为“乌台诗案”罪证之一。 《后杞菊赋》问世后，被后世的历代书家争相所书，苏轼自书的摹本如今还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内，被奉为国宝级的藏品。 就在苏轼移守胶西不满一年之际，上面派赵庾（字成伯）来接替刘庭式出任密州通判。赵庾曾出任过苏轼老家眉州丹棱县的县令，且颇有政绩，极为百姓们称颂。 后来苏轼到了杭州任上时，曾与时任泗州通判的他来往密切，苏轼仰慕赵庾的胸无城府、做事勤勉，谁知如今二人又在密州成了搭班。 此时，他的老朋友刘攽正出任曹州知州，刘攽听到当地伶人都在传唱苏轼的新词时，就作诗相戏，苏轼见到刘攽的来信，就唱和一首回寄。“刺舌君今犹未戒，灸眉我亦更何辞。”（《刘贡父见余歌词数首，以诗见戏，聊次其韵》）这两句被指苏轼借“刺舌以戒言语事”，又引晋人郭舒“狂言而炙其眉”等典，皆是用来讥讽当今朝廷容不下丝毫的耿直之言。 就在苏轼与新来的通判赵庾就新的合作关系进行交流之际，邸报上消息传来，自己的同年章惇（字子厚）自朝中的权三司出知湖州。 关于章惇这个人，在苏轼一生中曾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此人早年举进士甲科，能言善辩又善于迎合，很得王安石的欢心，遂被调至侍从三司使。 有一次，神宗曾当着章惇的面赞誉张方平，下朝后，章惇就这件事跑到吕惠卿处告诉了吕惠卿。此事被御史蔡承僖知晓，弹劾章惇云：朝登陛下之门，暮入惠卿之室。于是，神宗与王安石均开始厌恶起章惇，将其贬谪到陈州。后又被中丞邓绾揭其为人轻佻淫秽，遂自权三司使出知湖州。 章惇这个人虽然是个官二代，但出身极其卑微。其父章俞，年少之时风流不羁，其岳母年少而寡，章俞竟与岳母杨氏私通生的章惇。当时杨氏生子后，用一个盒子贮满水，默不作声地将孩子遣人送还给章俞。这是章惇身上的一大污点，也是最忌讳为人道及之事。 此次章惇出知湖州，在苏轼的和诗中，有“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其一》）句，据说章惇收到和诗后，认为苏轼是在讥笑自己的身世，由是怨之。 不过后来，当苏轼深陷台狱与被贬黄州之际，章惇还设法解救和劝解。 另外，当苏轼从海南遇赦北归之时，听说了曾位居宰相的章惇被贬谪到雷州（今属广东湛江）时，还为之惊叹弥日。 因此上说，苏轼与章惇这一对老同学的关系，可谓是与当时的政治紧密相连，政治之外，二人也是可以坐而论道的。 十月十三，“手实法”这种扰民太甚、华而不实的荒唐之术宣告废止。当天，苏轼又听说自己的世交兼老朋友苏颂将要高升至朝中的秘书监。 秘书监官秩为从三品，大致与宰相（正三品）并列，为天下文人的精神象征。专掌国家藏书与编校工作，兼修史书，相当于明清两代的“翰林院”，主官便是秘书监。 十一月初二，前宰相韩琦韩大人的后事在其家属操办下，葬在了相州安阳县（今河南安阳）的丰安村，神宗还在禁苑为他恸哭举哀，又辍朝三日，赐其家银三千两、绢三千匹，发兵为其筑墓。至此，为相十载、辅佐三朝，为北宋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的韩琦终于寿终正寝了。 应韩大人之子韩忠彦的请求，苏轼要为魏国忠献公韩琦的厅堂做一篇记，那是退隐田园的韩琦在自己府第池塘之上建造的一座厅堂，取名为“醉白”，意境取自白居易《池上》一诗，意思好像是羡慕白居易并且认为自己有不及白居易的地方。过去忠献公活着的时候曾对他儿子忠彦说过，想请苏轼为醉白堂写一篇记而未得。 如今，韩忠彦又来相求，苏轼认为自己义不容辞，于是就流着泪写下了《醉白堂记》。 送走了韩大人，诸城县令赵昶（字晦之）被罢任，要回海州。老顽童张先寄诗来，还有友人作了《光禄寺二绝》给苏轼，作为当时的文坛名人，这些事都要苏轼去作诗或是唱和的。 这些时，苏轼还两度上书文潞公文彦博。 一是向文潞公反映了在京东与河北路实行食盐官府专卖的害处，二是要向文潞公反映密州一带的民风彪悍，自己以往用奖赏举报人或直接抓捕者以钱财这种方法，现在看来确实有效。 但近年来朝廷以灾年为由，降低了奖赏的额度，使得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告密或是抓捕者丧失了动力而作罢，苏轼自认为人微言轻，想请文彦博代为向朝廷反映这一问题。 鉴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最后也没有明确的结果。 毕竟，此时的文彦博因激烈地争论说市易司监卖果实，有伤国体，会引发百姓怨恨，此举引起王安石的嫉恨，被移判大名府。文潞公自身都难保，哪还有能力去管一个闭塞小州的政事呢? 心中郁闷的苏轼，只得到通判赵庾家里去对饮，借着酒水的麻醉，苏轼暂时忘却了政事上的烦恼，在老赵这里还做了三首诗，通过文人特有的方式发泄了自己的忧愁。 任密州太守的第二年，经常采杞菊而食的苏轼，不仅没有像别人认为的那样消瘦，反而是容貌渐渐丰满起来，花白的头发一天天地变黑了。苏轼很喜欢当地风俗的淳厚，而当地的官民对苏轼的治理也慢慢接受，变得安之若素起来。 眼看政局初定，苏轼便开始整治官衙的园圃，打扫庭宇，把园圃北面的一个旧台修葺一新，邀请宾客登台游览，在上面南望马耳、常山，远望长啸，抒发情怀。 在齐州的弟弟苏辙听说后，给这座台取名叫“超然”。苏轼极为认可这个名字，于是就写了一篇《超然台记》以抒怀。 就在苏轼的《超然台记》正被朋友在圈子竞相传阅之时，包拯的外甥文勋来密州办事，给苏轼谈到了自己手头现有一古本《阳关曲》，引起了苏轼的兴趣。 文勋，字安国，庐江人（今属安徽），官至太府寺丞、福建路转运判官、广南东路转运判官以及温州瑞安县令等。此人工篆书，南岳镇南门有其篆书“南岳”二字，为世所珍，后来与苏轼、黄庭坚、米芾、李之仪、毛滂等均有交游。 苏轼所知的《阳关曲》是把全曲共分三大段，用一个基本曲调将原诗反复咏唱三遍，故又称“阳关三叠”，是根据唐代诗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谱写的一首琴歌。 《阳关三叠》这首感人至深的古曲，是我国古代音乐作品中难得的精品，千百年来被人们广为传唱，有着旺盛的艺术生命力。 琴歌开始加了一句“清和节当春”作为引句，其余均用王维原诗。后段是新增的歌词，每叠都不相同。每叠又分前后两段，后段为新增歌词，每叠不尽相同，带有副歌的性质，分别渲染了惜别之情和期待情绪。 只可惜，到了宋代，《阳关三叠》的曲谱便已失传了。 苏轼与包大人的外甥对此种曲调很感兴趣，但又无法搞清《阳关三叠》曲谱是如何叠唱的，最后苏轼只得出了此调第一句“引词”不需叠唱的结论。 到了立春日，苏轼就让乔叙、赵庾作陪，邀请文勋过来聚会，由赵庾主会，苏轼当时身体不适，加上不善饮酒，就在酒桌上观看诸公的醉笑之语，聊以解闷。 过了几天，在杭州时的老伙计晁端友于京师去世。 老晁在熙宁中为新城（今富阳新登）县令时，颇有善政，就是这一时期与苏轼常有交游。 晁端友为人淳朴耿介，见官府有不便民之处，辄上书论列，措词激烈，因此，不为上官所喜。按事又不挠于法，同僚亦多忌之，是故为官不达，从仕二十三年，在着作佐郎任上故去，卒年四十七。 晁端友之子晁补之，我们前面也多次提到过，那次在新城县陈氏园里因谒见了苏轼为世人所知后，后来又成了“苏门四学士”之一。 其父亡故后，小晁拿出父亲的诗集，想让苏轼作序。苏轼大吃一惊，交往这么多年，老晁根本就没有提起过写诗作文之事，苏轼也不知道他竟会作诗。 当苏轼翻开他的诗集后，见他的诗中虽没有高谈大论，但论事都清楚明白，于是就郑重地为老晁的诗集作了序。 第79章 超然台上不超然 熙宁八年（1075），苏轼在密州任上，曾经的老朋友王诜驸马，给苏轼又送来了官酒、果子及中药等物。 早在京师期间，苏轼与当朝的驸马爷王诜关系最铁，时常在一起评诗论画。我们前面说过，王诜出身高贵，手里有不少书画中的精品与干货，而苏轼有的是极高的天赋与鉴赏水平，二人在艺术修养上是一对互为知音的好兄弟。 在这一穷乡僻壤还能够收到驸马爷的礼物问候，让苏轼感到了莫大的慰藉。 在密州，苏轼有一天突发乡思，就给当年一起在川中玻璃江瑞草桥边草地上把酒言欢、一同交游的小伙伴王淮奇写信。 苏轼告诉王淮奇，密州的风土饮食都还可以，只是因为减免了百姓们的租税，使得公库空虚。由于正逢灾年的饥馑蔓延，强盗没有一天不出来打劫，好在近期抓了五六十人，局面才稍微稳定下来。 苏轼对王淮奇说，自己新修葺了一座高台（即超然台），有时候登高望乡，下来后便会怅然一整天。近日自己的酒量稍加见长，每天可以饮十五银盏，他日若回到瑞草桥边，一定会去找您一醉方休的。 苏轼还给在杭州时的朋友李行中写信，与李行中一起再来追忆一下在杭州时游山玩水的快乐时光。在松江时，苏轼就听说有一位自霅川徙居松江的秀才李行中，此人性情高洁，拒绝仕途，其居自名醉眠亭。 李行中，字无悔，福建化州人，徙居松江（今属上海），曾任南宁知军、琼州知府等职。苏轼在杭州时常与之游从，高尚不仕，以诗酒自娱，晚治园亭，苏轼为其题写“醉眠”，后该亭成了文人雅士集会的沙龙。 闲下来时，又收到杭州盐官县安国寺大和尚居则的请求，要苏轼为其所在的寺院写一篇记文。 这位居则和尚，九岁时即出家为僧，十九岁时得了一场大病眼看就要死了，他就在佛祖面前立下誓愿，表示终身遵守佛祖的训诫，等有钱了就建造千手千眼菩萨。 结果病愈后，由于财力不足，居则就节衣缩食三十年之久。用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财物，建立起七丈高的佛像，又建了四重的高阁来供奉这尊佛像。 这不，佛像塑成了，高阁也建成了，就想请苏轼给写一篇记文。 苏轼对于居则锲而不舍的精神十分赞赏，曾将这件事以一个段子的形式讲给东南一带的士子们听，同时对于那些任性欺蒙佛祖的人，苏轼是极为痛恨的。 于是，苏轼就提笔写下了一篇《盐官大悲阁记》。 按说，写记文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什么，顶多算是一种民间意义的活动。 可是苏轼在记文中谈到了古人取士要考天文、地理、音乐、历法、宗庙祭祀、等多方面的知识，而今天却要士子们去学一些古代已经将要失传的老掉牙的经义之作。毫无疑问，这些徒发的议论，又被后来的反对派咬定是借此讥讽朝廷更改科场法度的荒谬不便了。 写完居则的记文，中间是发了一些议论。苏轼还在给凫绎先生下的诗集序文中，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那是父亲还在世的时候，有一天，苏老泉从外面回来，取出几篇诗文对苏轼说，你来见识一下这样的诗文，当今世上此类东西不多了。当苏轼看时，发现里面的诗文都短小精悍，言之有物，没有一点空泛的议论。而当今的士子甚至士大夫写起文章来，没有一个不是抛开现实中的人事而高谈阔论的。 如今苏轼到了鲁地，就开始搜集凫绎先生的遗文，还很幸运地在凫绎先生儿子处找到了老先生的文集。 原来，凫绎先生叫颜太初，字醇之，为古代大师兖公颜渊的第四十七代孙。儿子叫颜复，见苏轼将父亲的诗集认真地抄录下来，态度毕恭毕敬的，就趁热打铁地想请苏轼给诗集作一篇序文。 不过小颜也没有让苏轼白作，他将家藏的河北易县超级制墨大师李廷珪亲手制作的墨块赠给了苏轼。 据传，唐人李廷珪制的墨质量恒定，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保存，就是扔进沟中，也可数月不坏。苏轼见这些墨历经了这么多年，墨色还是那样黑，就知道这是李廷珪的真品无疑。 有了李廷珪的好墨，苏轼立即展纸研墨，一气呵成地手书《试墨贴》一道，此贴后被其侄苏大通寄给了黄庭坚欣赏。黄庭坚看了此贴后，惊呼该贴“如鸾凤之雏，一日坠地，便非孔翠可拟，况山鸡辈也。” 苏轼在密州任上时，州郡内常有盗窃之事发而未获，上头的安抚、转运司深为担忧。有段时间，终于派遣了由三班使臣带队的悍卒数千人下来捕盗。结果，这些悍卒们凶暴恣行，比窃贼更为可恨，经常私闯民宅，打家窃舍，甚至将要发生杀人的妄动。 密州被诬陷的百姓们皆畏罪惊散，甚至被逼到将要聚众叛乱的地步。 老百姓将这些悍卒的行为告到知州苏大人这里，苏轼面对呈上来的状纸看都不看，就故意扔到一边，说，我们朝廷派下来的三班使臣及一众将领还不至于会这样！ 话虽这样说，暗地里苏轼却让这帮悍卒自相揭发，最终供出了其中的害群之马，将其绳之以法后，密州的乱象遂于悄无声息之间被平息了。 在清朝乾隆时期的《诸城县志》中，有着这样的记载： 诸城有一处苏轼题写的石刻，内容有九个字：禹功、传道、明叔、子瞻游。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苏轼曾与乔叙（字禹功）、章传（字传道）、赵杲卿（字明叔）一起出游。 题名的石刻有说位于旧诸城的县学里的，有说被置于超然台上的，难得的是，这九个字的书体竟为八分书，也就是隶书。故有后世学者惊呼，“坡书遍天下，而八分仅见此石”、“东坡分隶，世所罕见，此九字，可谓文豹之一斑也”。 另有江湖传闻，后世的清代学者翁方纲就收藏有该九字隶书的拓片，只是该石刻已经荡然无存了。 熙宁九年（1076），四十一岁的苏轼被迁为尚书祠部员外郎，为职事官，正七品，与祠部郎中共同掌管祭祀、占卜、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医药、僧尼簿籍等。朝中传闻，环庆路都监兼第四将充安南行营副将李孝孙曾向朝廷乞召苏轼为侍从。 此时，包大人的外甥文勋正出任密州的从事官。 我们前面说到过，文勋十分擅长写篆书，深得李斯的运笔之妙。而苏轼在到任密州之后，于民间得到一本秦朝时期的石刻拓本，文勋听说后，就在苏轼处拿到了这一拓本，并精心地临摹下来，刻石后放在了超然台上。 苏轼认为，秦政虽然残暴无道，但秦人创立的某些制度及规矩，倒是远胜其他朝代。尤其是该朝创立的篆书就十分工巧，后世极难超越。 正月十三，文勋就要还朝了，作为好友兼“东道主”的苏知州，在为文勋送行的酒宴上作《蝶恋花》以赠。“深惜今年正月暖，灯光酒色摇金盏”，可见二人的深情厚谊。 正月十五这天，苏轼焚香沐手后，在自己早先作的《赤溪山主颂》题了跋。 赤溪山主即是赵棠，此人原籍蜀中，是后蜀孟昶时节度使赵廷隐的后人。 赵棠曾做出过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主动弃官与一位经常神神叨叨，与人语时答非所问的所谓“神经病患者”潘盎一起出游。世人由此认为赵棠也是一个不正常的人，但是张方平先生却认为老赵绝对是个明智达理的人，以至于后来还为他写了墓志铭。 赵棠的儿子名叫赵昶，现任大理寺丞、藤州（今广西藤县东北）知州。 苏轼与小赵有所交往，小赵就将父亲死后焚尸得到的几升舍利子分给了苏轼四十八颗，不过，后来苏轼将这些舍利子转交给宝月大师的孙子（大师有孙子，令人费解）悟清，让其拿回到寺院里供养。 后来，苏轼还从小赵的手里得到了赵棠的十几篇文章，阅后觉得赵棠的思维及逻辑深为清晰，至少在苏轼眼中，“赤溪山主”赵棠绝非常人眼中的那些模样，所以一有功夫，又在《赤溪山主颂》后题了跋。 自去年滕元发被调离青州，由京东安抚使向经（字审礼）接任，到如今不满一年，举足轻重的青州知州按照当时的惯例，一般由京东路安抚使兼任。兼任者陈荐（字彦升），是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知青州的。 二月二十一，苏轼将自己不久前作的两首用韵颇有特色的“尖”、“叉”二险韵、窄韵诗，又书写了一遍，可能是对自己这两首运用自如、韵与意会、语皆浑成、毫无牵强拼凑之迹的诗比较满意吧。 接着，苏轼又于寒食日后登上了超然台，眺望着这暮春烟雨，触动了乡思，遂赋《望江南》词意遣怀。 这首词寄寓了自己这一时期对有家难回、有志难酬的无奈与怅惘，同时表达了苏轼豁达超脱的襟怀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人生态度。 三月初三，意犹未尽的苏轼又自书《超然台记》，还与同僚巡查民情后会饮流杯亭，席上还赋了一首声情悲壮雄浑的《满江红》词。 总体来说，虽然密州时期的这些词是在超然台上写就，但词里词外流露出的苏轼的心情却一点也不超然。虽然《满江红》里描述的都是景象,但景象透出的却是苏轼极想入世求用，虽暂时受挫、却越挫越勇的内心独白。 此时的苏轼，依然还是渴望求用，但与《江城子·密州出猎》相比，心情还是有了不小的变化。较之《密州出猎》时少了些盲从，多了些理智；少了些随性，多了些谨慎。经历了太多希望与失望的交替折磨后，现在的苏轼既不是初任凤翔通判时的懵懵懂懂，也不是初知密州时的怨怨艾艾，其政治素养已到了相当的程度，他已经学会了时时刻刻、事事处处为自己留足了一定的退路。 第80章 身微空自大 交浅屡言深 熙宁九年（1076）。 二月初四。 苏轼突然忆起他一向颇为敬重的从表哥文同，就是那位给自己寄诗“北客若来休问话，西湖虽好莫吟诗”的知心兄长。 兄长文与可如今正出守洋州，洋州宋时属利州路，为武定军节度，后来属汉中府，也即今天的“朱鹮之乡”洋县。 表兄弟二人一个在远在陕南，一个身处山东，苏轼除了无尽的思念之外，就是将表哥文同写的《洋川园池三十首》从头到尾全部唱和了一遍。文同这三十首诗全为五言绝句，用韵多为仄声，而苏轼的和诗皆为平声，且均为七言绝句。 据孔凡礼老先生考证，关于苏轼与文同的老表关系，其实并非真正的亲缘关系，只是极言其亲近之意。在苏轼给张方平的信中，也曾把自己称为“从表侄”，也是这种情况。 二月十九日，朝廷上将苏轼赐予进士、诸科及第出身，一同被赐予的还有一直与苏轼极为友善的王顗（音逸）和幼时蜀地的同窗程建用（字彝仲）。 润州已八十多岁的刁老爷子刁约（字景纯），因为家世簪缨，其祖宅的居所内颇有园池之胜。 到了刁约这一辈，更是专门修葺了一座园子，取名“藏春坞”，苏轼当年游览金山寺后，还专门前往他的居所拜访过这位与欧阳修、富弼声誉不相高上的刁老先生。 “何时却与徐元直，共访襄阳庞德公。”（《寄题刁景纯藏春坞》），在这春日里，苏轼想起了藏春坞此时应是满园姹紫嫣红的景象，而这一切正是自己所梦寐以求的向往。加之对于刁老爷子的敬仰之情，苏轼就写了首诗，寄给了刁景纯表示问候。 接着，苏轼还约了密州通判赵庾（字成伯）等前往密州有名的邵家园——藏春馆里赏了暮春的残花，在园里激情澎湃地赋了一首《临江仙》词。 自从苏轼在官舍里作台于囿，取名超然台后，遂令身边的好友诸公分别作赋以寄怀。 先是文同寄来了自己作的《超然台赋》，苏轼在文后认真地做了跋，接着是鲜于侁与张耒也寄来了自己的赋。 张耒本在临淮县（今江苏省泗洪县东南部）任主簙，苏轼就让刘贡父前去捎信，让张耒也一并作赋。京东路提刑李清臣（字邦直）亲自来密，送来了自己所作的赋，苏轼收到后专门刻石并跋。 司马光老先生没有作赋，大概是因为年老体衰之故，但老先生还是寄来了《超然台寄子瞻学士》诗。 四月十八，身为朝奉郎、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密州军州事、骑都尉的苏轼有感于去年春夏之交时的东武大旱，当时苏轼又代表官府前往常山祈雨，不出意外地又一次得到了应验。 于是，在这一天，苏轼作了一篇《雩泉记》，还在记文的结尾处作了一首名为《吁嗟》的诗，留给东武的百姓们传唱，让他们唱着歌来祭祀山神，此诗还告诫当地的官员们不要“堂堂在位，有号不闻”。 过了几天，苏轼不经意间听说了出知成都的冯京的事迹。 这位“两娶宰相女，三魁天下元”鄂州江夏（今湖北武昌）人冯京（字当世），曾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渭州，后因在茂州夷叛，被徙知成都府。 当时的蕃部听说冯京前往征缴的兵马到了，纷纷出来请降。 此时朝中有人建议派重兵荡平蕃部的巢穴，可冯京不从，而是在请示朝廷后，为防止蕃部的再次侵掠，就赏给他们一些必要的农具及粮种，让他们回去自食其力。这些夷人非常高兴，争相献出自家的犬豕并割血受盟，愿意世代为汉藩。 苏轼听说了冯京的这些事迹后，对于他能够游刃有余地妥善解决相对棘手的民族纠纷事件，心中顿感荡气回肠，遂赋《河满子》以贺。 对于表哥文同，苏轼又去信求《超然台》诗，想让表哥用草书写出，得到后刻石置于超然台上。 苏轼在信中告诉表哥，目前的安南、代北形势动荡，朝廷上下都正忧心于此。自己前段时间向朝廷求调齐州，想与弟弟苏辙共事一地，但最终是没有弄成。不过，年底自己的密州任期将满，苏辙也将换任，到时候回京城时就向朝廷申请回乡任职。 苏轼还说，自己非常羡慕表哥在洋州的池水园林，而密州是那样的简陋。好在城西北有个送客的亭子，视野开阔，下临潍水，正准备重新修葺一下，想取名“快哉亭”。要是表哥能为它作首诗，那是最好的。 其时，刘攽（字贡父）知曹州，李常（字公择）知齐州，而苏轼知密州，三位朋友虽俱在齐鲁之地，但也只能是书信来往。 在信中，刘攽常将苏轼与李常称之为当代版的“苏李”。苏李诗，是托名西汉苏武，李陵二人赠答的若干首五言古诗，今存十多首。最早选入萧统《文选》，是较完整的一组，通常举为“苏李诗”的代表作。 过了一段时间，苏轼将城西北的送客亭修葺完成后，文同与苏辙的《快哉亭》诗也是如期而至，这是令苏轼最为开心的时刻。 宋时东武（诸城的旧称）有个旧俗，就是每年的四月，当地的百姓均大会于南禅、资福两寺。 他们会用当地盛产的芍药花供奉佛祖，特别是今年，来的人最多，供奉的芍药花也最多最好看，粗略统计有七千余朵。这些花中有朵白色的芍药花最为特别，正圆如覆盂，姿态绝异，独出于七千朵之上。 当地人说，这朵花出自城北的苏氏园中，这家人的先祖是周朝的宰相苏莒公苏禹珪。问此花的名字时，当地的叫法令苏轼不太满意，甚至认为太过俚俗，于是苏轼就当场给这朵花取名为“玉盘盂”。 取完名字后，苏轼还意犹未尽地专门为之作七律两首以记之。 后来当苏轼的学生李之仪终于见到这种芍药花，又见到苏轼亲笔用小楷书写的这两首诗时，不禁泫然流涕，又次其韵唱和了一番方罢。 就在苏轼忙于与众友人唱和之际，远在大名府知府连任中的文潞公也寄来了《超然台》诗。 文彦博这种历仕四朝，出将入相的老臣，能够给苏轼来信捧场，令苏轼异常感动。文彦博此前因激烈地争论说市易司监卖果实，有伤国体，会引发百姓怨恨，此举引起王安石的记恨，被移判大名府。如今，文潞公又被朝廷判以连任。 正如苏辙所言，天下的士子时常奔走于是非场合，浮沉于荣辱的空间，沾沾自喜以至于流连忘返而不自知。 然而，那些贤达之人常常为此而感到悲哀，那是他们往往能够超然于物外的缘故。远在大名府的文潞公，以及苏轼兄弟，还有苏轼的一些好友，这种超然之境难道不是他们这些人的终极追求吗？ “身微空自大，交浅屡言深”，这是苏轼在和文潞公的《超然台》诗中的两句，透露出苏轼此刻对自己人生境遇的反思与喟叹。这年苏轼已经四十一岁，不惑之年的苏轼想必已是尝到了人生与官场的世态冷暖，潜意识中学会了一些反思与从俗。 诸城铁水的乔叙，是苏轼到密州后新结识的朋友。 乔叙，字禹功，曾知濮州雷泽县（今菏泽市鄄城县旧城镇），授湖南路转运判官，未及赴任被御史弹劾罢职。 现在，这位乔叙又被朝廷以左藏库副使出知钦州。 左藏，属于武职，大约是掌管与保卫国库的官员。 所以说，乔禹功先生这次是由文职转化成武职的任命。“今年果起故将军，幽梦清诗信有神。马革裹尸真细事，虎头食肉更何人。”（《闻乔太博换左藏知钦州以诗招饮》）这是苏轼在祝贺乔叙重新被起用的酒宴上所作的诗，字里行间充满和对乔叙的殷切鼓励之情。 这一年，京东、河北路又生大旱。 朝廷对这场旱情非常关注，下诏令当地官府为民祷雨，于是，苏轼郑重地作了一篇祭文，又一次到常山乞雨。 果不其然地，祷雨后即降下了一场滂沱大雨，以至于东武城里的沟河堤岸都被大水冲毁。当年六月间，沟河中被大雨冲出的大石块堆积成山，成了大煞风景的存在。 苏轼令人将这些大石块收集到一起，废物利用，沿着东武的北城墙堆成了五座石山，一字排列，并在山上种植了松柏与桃李，又因地制宜地新修建了一座面北的厅堂，取名“山堂”，用于观赏景致，修养性情。 山堂落成后，苏轼登高远望，他目光所及中，故乡蜀地正在遥远的西部。于是，他就提笔给老家眉州的州守黎錞寄了一首诗。 “胶西高处望西川，应在孤云落照边。”（《寄黎眉州》）苏轼将瓦屋山和峨眉山对举，梦回萦绕的家乡山水如在眼前。 黎錞，字希声，四川渠江人，熙宁八年（1075）以尚书屯田郎中出知眉州，所以人称“黎眉州”。 黎錞早先曾以《春秋》受知于欧阳修，由于黎錞在《春秋》方面颇有建树，深得欧阳文忠公的器重，而黎錞与苏洵也是一对饱读诗书、互相仰慕的好朋友。以至于当英宗当面向欧阳公询问巴蜀之士时，欧阳公不假思索地对曰：文行苏洵，经术当以黎錞为最。能在皇上面前被美言，可不是什么人都有的待遇。 而王安石素来不喜《春秋》之学，所以在王安石当权的时代，像黎錞这类人自然就不会受到重用。 同时，不受重用的还有苏轼。苏轼写这首诗除了表达对黎錞的友情，还表达了对他们共同的恩师欧阳修的怀念。这时候的苏轼由于不满新法，政治上受压抑，思乡、归隐之情也油然而生。 当然，从这一时期苏轼所作的两首《薄薄酒》诗中也可以看出端倪。 《薄薄酒》的思路来自于“胶西先生”赵杲卿（字明叔），赵杲卿为密州的州学教授，曾多次与苏轼出游。 此人经常挂在嘴上的两句口头禅是：薄薄酒，胜茶汤；丑丑妇，胜空房。 苏轼觉得，这两句话用语虽然俚俗，但从境界上已达到了人性通达的地步，也是就用古乐府的形式将老赵的两句口头禅后补了几句，凑成了两首诗： “五更待漏靴满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凉。珠襦玉柙万人祖送归北邙，不如悬鹑百结独坐负朝阳。生前富贵，死后文章，百年瞬息万世忙，夷齐盗跖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两都忘。” “百年虽长要有终，富死未必输生穷。但恐珠玉留君容，千载不朽遭樊崇。文章自足欺盲聋，谁使一朝富贵面发红。达人自达酒何功，世间是非忧乐一来空。” ——（《薄薄酒二首（并叙）》 苏轼写完后，将这两首诗又拿给赵杲卿及其他的好友来看，想以此引人发笑也。但此二诗的背后，恰恰是苏轼这一时期内心深处的真实写照。 第81章 杞菊为食的“超然”时代 熙宁九年（1076）。 七月初五。 “何处觅新秋？萧然北台上。”（《七月五日二首·其一》）苏轼在炎夏的溽热中又登上了自己亲手建造的超然台，并赋诗五言排律两首，密州通判赵庾亦把这两首诗唱和了三遍。 老赵这一举动不知是性情使然，还是要拍知州大人的马屁，我们不得而知。 正当密州的一二把手在超然台上意犹未尽地唱和之际，王介（字中甫）病逝，苏轼连忙作了挽词。 王介最初以太学生任福昌主簿，仁宗嘉佑六年应试直言极谏科，苏轼入三等，王介四等，二人是老相识。后历任秘书丞、静海知县、秘阁校理，再迁开封试官主判（与刘攽同为开封试官主判），还出知过湖州。 王介曾与王安石是挚友，交往较为密切。 熙宁初，王安石被召授参知政事，因王安石数召不起，遂作“草庐三顾动幽蛰，蕙帐一空生晓寒”之诗讽刺王安石，成语“草庐三顾”典故即来自此。 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拜相，实行新法，深受神宗称赞。 王介因不满新法，上疏谏神宗“愿陛下师心勿师人”，王安石获悉后对其更加戒备，因此一度被罢官，闲居判鼓院。 后王介出知湖州，上任时王安石特地为其送行，并吟诗道：“东吴太守美如何，柳恽诗才未足多。遥想郡人迎下马，白苹洲渚正沧波。”王介当即和诗十首，盛气朗诵，其中一首是：“吴兴太守美如何，太守从来恶祝鮀。生若不为上柱国，死时犹合作阎罗。” 王安石听后笑道：“阎罗见缺，请速赴任。” 王介晚年无心仕途，嗜书成癖，不问政事。总体来说，老王也是与王安石不和的反对新法之人，故与苏轼也算是志同道合的战友。 “他时京口寻遗迹，宿草尤应有泪痕。”（《同年王中甫挽词》），所以苏轼的挽词是那样的饱含深情，王中甫死后葬于润州。 润州即今天的江苏镇江市，古时被称为京口、润州。 送走了王中甫，苏轼向朝廷申请的敕封常山神的请求获批，一直都极为灵验的常山神被封为润民侯。兢兢业业地庇护一方百姓的山神，其功劳终于被朝廷承认，封侯也使得他实至名归。 这年八月十五，苏轼又与客饮于超然台上，看到五年前老朋友孔周翰题于超然台上的诗正被客人所诵读，又听说老孔已向朝廷乞求苏轼卸任后出守密州，情不自禁地唱和了两首。 唱和两首之后，仍是意犹未尽，抬头望见中秋的圆月。在酒精的刺激之下，又想起了几年都未曾谋面的弟弟苏辙，就这样，一首《水调歌头》横空出世了。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虽然这首词是在超然台上写就，但词里词外流露出作者的心情却一点也不超然。虽然全词描述的都是景象，但景象透出的却是作者极想入世求用，虽暂时受挫、却越挫越勇的内心独白。 此时的苏轼，依然还是渴望求用，但与《江城子·密州出猎》相比，心情还是有了不小的变化： 较之《密州出猎》时，少了些盲从，多了些理智；少了些随性，多了些谨慎。经历了太多希望、失望的交替折磨后，现在的苏轼，既不是初任凤翔通判时的懵懵懂懂，也不是初知密州时的怨怨艾艾，其政治素养已到了相当的程度，时时刻刻、事事处处为自己留足了退路。 该词的小注里写得很清楚，是在中秋之夜酩酊大醉后的胡言乱语，而且是思念弟弟苏辙的连篇醉话。不管是谁，总不至于和一个醉汉过不去吧？毕竟，当时的政治形势依然不明朗，“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而且随着新政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来，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权力争斗也越来越激烈，苏轼既有“我欲乘风归去”宏图大展的渴望，同时“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深怕再次陷入党争的漩涡。 是进是退？是上报君恩还是退隐山林？苏轼一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九月初九，苏轼的搭档，密州通判赵庾的老母亲要过寿，作为上司兼文坛高手，苏轼自然是要露一手的，于是作了致语口号，就是类似现代人在赵母的寿诞上讲话稿。 参加完赵母的寿诞，回到府衙，见晁说之的老爹晁端彦寄来了诗，苏轼作了唱和后回寄。此时的老晁尚在润州，不曾想，几个月后的他，却因为违规赴杭州约会娼妓而被追官。 过了几天，朝廷下达了诏命，苏轼被移知河中府（今山西省永济县）。又得知，乔叙被改为知施州。 调动工作的诏命下达后，苏轼的每一天都像是在做一些扫尾的工作。 比如，密州当地有发生了秋旱，苏轼仍要到润民侯那里去祈雨。诸城铁水的乔叙要外任，自然也得作首诗送行一下的。 苏轼在密州知州任上时，当地流传着一位盖姓前贤的故事。说是曹参为齐相时，曾用盖公所学的黄老之术，使得齐国大治，后来又用此法治理天下，一样的十分有效。而盖公所用之法，无非是治理国家就像治病一样，不要胡乱用药，只需清净无为等等。 苏轼对于盖公的事迹很感兴趣，于是就在当地用心地找寻盖公的墓地及后人。可惜的是，有关盖公的身后的东西均已荡然无存了。不死心的苏轼，又把府衙旁的一座处所，加以修葺，取名“盖公堂”，还作了《盖公堂记》，想以此堂来接待像盖公那样的贤者。 接着，苏轼还找来画工，让其将润州甘露寺内陆探微所画的师子图临摹一幅，挂在盖公堂中，苏轼还作了赞。 雁过留声。苏轼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想把自己认为美好的东西留在密州，使之能继续地教化或是激励当地的百姓。 直到有一天，知河中府的调令终于下来了。 十月间，苏轼还专门去了一趟常山，亲自昭告常山神已被封侯的喜讯，并作了祝文。 黄庭坚的二舅李常（字公择），少年时曾与其弟李布（字公南）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僧舍读书，并藏书万卷。 中进士后，李常遂将藏书九千余卷捐献出来，成立一家私人图书馆。现在，老李曾经居住的居室已被圈内称作“李氏山房”，这段时间应李常之情，苏轼为之作了《李氏山房藏书记》。 老朋友周邠寄来了《雁荡山图》，还在上面作了诗，苏轼次韵答之后，还在给周邠的回信中告诉老周，今年的腊月上旬，自己就要离开密州了。 苏轼的老乡、梓州铜山（今四川三台西南）人苏澥（字浩然），此人非常喜墨，还会用高丽煤加远烟制墨，他制的墨极为当时的士大夫所看重。 近日，苏澥将出任京东东路安抚使、知青州。我们前面提到过，青州是个出宰相的地方，按照当时的惯例，青州的知州一般要由京东路的安抚使来兼任的。 苏澥升官后，还曾向朝廷推荐苏轼做外陟侍从。 “去翩翩。点轻烟。人事凄凉，回首便他年。莫忘使君歌笑处，垂柳下，矮槐前。”这是苏轼在离别前最后一次登超然台，他眺望着明月的赋下的《江城子》里的词句里，一种惆怅于心的离情别绪跃然纸上。 离别前，苏轼还是要还一些好友之间的文债的。 利州路转运判官鲜于侁（字子骏）作的《八咏》诗，苏轼在其后作了跋，还称赞鲜于侁为政“上不害法，下不伤民，中不废亲”。 朝廷应汀州（今福建长汀）知州许当之请，赐已故高僧定光法号为定应。定光本为泉州人，俗姓郑其名自严，因为民祷雨有功，为历任州守所重。现定光被朝廷所表彰，所以苏轼就因人所求，给该高僧的身后写一篇赞文。 在密州时，苏轼无意间发现盖公堂故址偏西方向有块大石头，当时已半埋于尘土之中。仔细端详后，苏轼见此石质地温润，石质坚硬，询问当地人，说是产自诸城姚家村的石料，俗称“姚玉”。 于是，苏轼就找来工匠，将这块石头经过雕琢，制成了一方砚洗。 直到清道光年间，诸城的丁氏园里还有此物。当时的县志还有记载：说它周围长三尺，高尺余，正面横刻“砚洗”二字，左侧竖刻有“熙宁九年子瞻制”的行书字样。 另外，据说当地的九仙山的白鹤楼的牌匾亦为苏轼这一时期所题写。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轼题写的“白鹤楼”三个字仍然清晰可见，只是旁边的“宋熙宁九年苏轼制”的字样有些模糊不清了。 苏轼还把在密州这几年所作的《薄薄酒》、《水调歌头》、《后杞菊赋》、《超然台记》抄给驸马爷王诜，知密期间，二人时不时地还会书信互动一番。 这一时期，苏轼的好友、黄庭坚的老丈人陈舜俞（字令举）病逝。 作为诗词与政治立场相似的知己，苏轼在给老陈的女婿周邠的信中是这样说的：你岳父大人的离世，令我有不复有活在世上之念，细想陈老先生之所以不能长寿的原因，以他这样淡泊名利的个性，实在是找不出理由，不应该呀！每逢想起这些，还是不由得涕泪双流！ 第82章 相看恍如昨——兄弟二人的齐州重逢 熙宁九年（1076）。 腊月间，天遂人愿的继任者孔宗翰到任，真到了要离开密州的时候了。 “二年饮泉水，鱼鸟亦相亲。还将弄泉水，遮日向西秦。”（《留别雩泉》）离密前，苏轼不禁要故地重游一番，还分别作诗留别了东武的流杯及雩泉，以及释迦院的牡丹，并把这些留别诗呈给了自己的好搭档——密州通判赵庾赏读。 走前还有一件事要办，那就是他曾上疏为密州当地人王述请荫子，也就是为王述的儿子求官，如今还要“扶上马送一程”，再提携一下已经是官差的王述之子。 王述原是密州府衙的都巡检，字重班，是庆历年间的名将王仲之孙、王咸之子。因为王咸被盐贼李小三所杀，其子王述不肯发丧，亲手抓住了杀父的仇人，开膛挖心祭奠亡父之后，才为其父穿上丧服。 正是由于这件事，王述因为违反了法度，所以其子不得因荫庇入官。 苏轼觉得，忠孝是臣子的大节，滥杀是武夫的小过。舍小过而取大节，也是先王的一贯主张。王述的儿子王璋，不仅武艺超群，慷慨而有父风，而且还十分敬畏各项律法，早前英宗朝已特许过王述可以荫子。 如今，王璋正在湖州知州滕元发的手下巡盐，苏轼去信想让老滕好好考察一下王璋的品行及能力，若是没问题可以适当重用一下。 在密州时，苏轼还曾尝试过用当地的土米造酒，但是索然无味。 离密前后，当地人将苏轼的画像置于城西的彭氏园中，每逢岁时拜谒。“山中儿童拍手笑，问我西去何当还。”（《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当苏轼一行西行经过常山时，山中的儿童还向苏轼询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有人说，密州时期，是苏东坡最难过、最沮丧的一段时光。 其身处欲进不得、欲罢不能的矛盾与痛苦之中，他把对人生苍凉与无奈的体验，都化转为对亲人深沉的思念。 广为流传的“密州四曲”，有两首曾为思念亲人之作： 《江城子》追忆亡妻，面对与爱人的阴阳两隔，他感慨“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想起未能相见的弟弟，他写下《水调歌头》，两兄弟相距不远，却始终不能团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西行经过密州西北一百二十里的安丘（密州下辖四县之一）时，苏轼还拜访了董储故居，见到了其子希甫，并留诗于壁。董储曾出知过眉州，与苏老泉一起交游过，非常善于书法。 熙宁十年（1077）正月初一，天色放晴。除夕因雪被阻的苏轼一行，从夜宿的潍州（今山东潍坊）又一路向西，重新踏上了前往京师开封的行程。 进入青州地界时，天又开始下起了大雪。 面对漫天的飞雪，苏轼又想起了密州的园亭，像超然台、盖公堂、山堂这些地方的雪景该是多么的奇绝啊！ 于是，苏轼就给继任者孔周翰寄了信，“超然台上雪，城郭山川两奇绝。盖公堂前雪，绿窗朱户相明灭。”（《大雪青州道上有怀东武园亭寄交孔周翰》），这既是苏轼对老孔这位孔子的第四十八世孙关于东武美景的推荐，又是自己对此情此景的深切回忆。 到了青州城，苏轼与顿起一起游览了当地的古寺并题名。 顿起这个人我们前面也曾提到过，他虽然出自吕惠卿的门下，而独守故学，对于王安石、吕惠卿之流订立的新学敬而远之。 在一次洛阳城里考试举子之后，苏轼同弟弟苏辙一同邀上小顿去登了嵩山，还饶有兴致地登到了山顶。在密州时，他们还时常诗词唱和，流连于密州的铁钩、卢山与常山等地。 如今，二人又在青州相遇，真有点“他乡遇故知”的意味。 到了济南，老朋友、齐州太守、黄庭坚的二舅李公择以诗来迎。 当时齐州为济南郡，老李自去年转守齐州，任内灭除多年的盗患，兴修水利，赈济百姓。苏辙在他手下任事一年左右，非常敬重太守李常（自公择），二人互赠诗歌多达几十篇。 听说伯父苏轼一行的到来，苏迟、苏适、苏远三侄早早地就踏着残雪前来迎接。 安顿好家眷之后，苏轼在李常的带领下一起游览了泉城的美景。 李常将自己外甥黄庭坚的诗文拿出来让苏轼观看，此时的黄庭坚尚在京师任国子监教授，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苏轼读到的黄庭坚诗文渐多。 在期间，与弟弟苏辙一家终于团聚了。一时精思神会，心情大好的苏轼乘兴在济南槛泉亭的壁上挥毫作枯木一枝，后人还将其刻石收藏，所见之人形容该画“笔法遒劲，枝干虬结，如龙翔凤翥”。 就在这时，柳子玉去世的消息传来。 柳子玉本为苏轼堂妹夫柳仲远之父，平素与苏轼交情甚厚。生前正谪官寿春（治所在今安徽寿县寿春镇），监灵仙观，自从苏轼倅杭以来，屡次与苏轼一起悠游唱和。 得知老朋友的逝去，苏辙作了挽词，苏轼专门写了祭文。 在祭文中，苏轼先把柳子玉文采出众，甘愿清贫而不屈从于世俗的高尚品格加以赞美，又说老柳的离世使自己极为难过，但值得庆幸的是老柳有一位杰出的儿子和两个可爱的孙子。 在济南，苏轼结识了揭阳人吴复古（字子野）。 吴复古又名吴子野，号远游，生於海阳县蓬洲都渔洲乡（今属汕头市龙湖区渔洲乡延陵居委）。 吴父吴宗统为翰林院侍讲，他为皇室教授。因双亲去世，归揭阳南潮结庐守墓三年，并设帐课徒。事后离家到潮阳县麻田山（今属潮阳市）筑远游庵，云游四方，广交学人，尤与苏轼兄弟最为知交，常一起研讨庄子和老子的学说。可能是养生有成吧，此人一直活到九十六岁。 苏轼被贬江南时，吴复古并不避忌，与他常还有书信往返。 苏轼后来曾为他作《远游庵铭》并赠诗数首，他听说苏轼遇赦复官，寻欲会晤，到清远峡时因病去世，葬於潮阳县麻田。 苏轼为他作《祭子野文》，在文中称其“急人缓己，忘其渴饥，道路为家，惟又是归”。 此时，老朋友陈襄（字述古）正在朝中任枢密直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兼侍读，后来得知，这段时间陈襄曾在经筵上向皇上举荐包括苏轼、司马光等在内的三十三人。 陈襄称苏轼“豪俊端方，所学虽不长于经术，然子史百氏之书，无所不览。文词美丽，擅于一时。居官敏恕，尤通政事”，只是最终神宗皇帝没有全部采纳，苏轼亦不在被擢用之列。 二月初一，在齐州的治所历城县，苏轼游览了当地名士张掞（音善）的故居，此时，张龙图已经故去三年。 苏轼给张掞的“读书堂”题了额，旁书“熙宁十年二月朔，子瞻书”。 张掞，字文裕，齐州历城王舍人庄（今山东济南）人。性笃孝，幼时曾割己股肉治疗父疾。后举进士，任益都县（今山东潍坊下辖县级市）知县，在职期间甚有绩。不久因父丧还家，守于墓侧。累官至龙图阁直学士，知成德军。与兄张揆齐名。 在齐州，苏轼还见到了李常之兄李布的儿子李秉彝（字德叟），此人也与苏轼颇有交往。在这里逗留月余，临别前，苏轼又与李公择剧饮为别。 吴复古要返回家乡粤地了，就是在济南境内与苏轼作别的。 到了郓州（今菏泽郓城县）地界，老朋友鲜于侁（字子骏）以由利州路转运判官出任京东西路转运使，当时的郓州本为京东路，熙宁七年，京东路拆分为东西两路，郓州被归为京东西路，正是处于鲜于侁的地盘。 鲜于侁在新堂为苏轼设宴接风，二人欢饮达旦，以至于“惟有当时月，依然照杯酒”。酒后，鲜于侁取出了自己的珍爱之物——吴道玄所画的佛像相赠。 至于这幅佛画，苏轼此前曾在长安的陈汉卿家见到过，只是当时已经是破烂不堪，但是里面的人物点不加墨，手口等细节都还栩栩如生。这次，又在老朋友鲜于侁家复见此画，真是前生有缘啊！ 苏轼看到这幅画已经被“争买书画不计钱”的鲜于侁装裱一新，重新焕发出画圣吴道玄风采。 鲜于侁见苏轼对于此画爱慕不已的眼神，就忍痛割爱地拱手相让了，苏轼无以为报，就作诗谢之，“问君乞得良有意，欲将俗眼为洗湔。” 在郓州，苏轼还与李师中（字诚之）以及居丧期间的巨野人晁补之会于汶上，在宋时，汶上属于郓州，巨野属济州之治，离郓州也不远。 所以，当收到移知河中府的调令之后，苏轼就迫不及待地启程了，他要取道济南，去赶赴一场期待已久的兄弟聚会。 初到济南，他感觉“济南春好雪初晴，才到龙山马足轻。”（《阳关曲·李公择》）但苏辙此时恰好入京禀事，已于十月离开了济南。 虽没能见到心念已久的弟弟，但却远远望见了迎接他的苏家的孩子们。 苏迟、苏适、苏远三个侄儿，站在城外未消的春雪里翘首企盼，等候伯父的到来。在济南，两家终于相聚了，尽管不够十分圆满，但这也足以让他重温苏家久违的暖意。 二月十日，两兄弟的眷属到达京城附近的黄河岸边，子由出京，在河岸以北三十里的澶濮之间（今河南濮阳）重逢，两兄弟在雪中畅游了几日，“一樽酒，黄河侧，无限事，从头说。相看恍如昨，许多年月。衣上旧痕余苦泪，眉间喜气占黄色。便与君，池上觅残春，花如雪。” 七年不见的弟弟苏辙带来了一则小道消息，坊间都说苏轼移知河中府的新职已被取消，改派为徐州太守了。 而他们家族的恩公张方平大人，同日也被任命为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留守，苏辙被张方平辟为应天府判官，宋时的南京即应天府。 相会后的兄弟二人及家眷，又一同相扶相携共赴京师。 第83章 南下徐州，与山西永济擦肩的遗憾 有人说，如果苏轼到任河中府，今天的山西永济也会像全国所有留下苏轼足迹的地方一样。最起码河东地区，会因苏轼的到来，会留下许多精彩的诗词文辞、传说故事和文化掌故的。 苏轼之后一百七十七年的那个夏天，六十五岁的“北方文雄”元好问首次登上了与他的家乡相距咫尺的五台山，畅游月余，写下了着名的《台山杂咏十六首》。 其中第四首写到：“颠风作力扫阴霾，白日青天四望开。好个台山真面目，争教坡老不曾来！” 苏轼曾“不识庐山真面目”，元好问却看到“好个台山真面目”，原来老元这是在为山西无缘苏轼的前来而惋惜。 却说待兄弟二人到达汴梁城东北四十五里的陈桥驿时，苏轼知徐州的任命终于正式下达了。 按照宋时的规定，这时的苏轼就不能够进入国门了，也或许是有人忌惮皇帝召见苏轼，便让皇上下旨阻止他们进城。 本来要即刻前去徐州赴任的，苏轼以为长子苏迈娶妻为由，上书朝廷在此稍作停留。在好友的安排之下，苏轼一行暂时寓居于京城外好友范镇的园中。 汴京的老友们闻讯，纷纷前来问候。 驸马都尉王诜在自家花园里设宴款待东坡，受邀的有孙洙、米芾、蔡襄、李公鳞、圆通大师等十六人。 据说苏门四子全都到齐。他们饮酒作诗，抚琴唱和，一起欣赏唐人摹本《兰亭》贴真迹，一时风雅无伦。此次雅集，由米芾作记、李公鳞作《西园雅集图》，成为与兰亭雅集媲美的文坛盛会。 遗憾的是，参加此次雅集者，日后多被“乌台诗案”所牵连。 孔宗翰的兄长孔舜亮（字君亮）也在京师，听说了苏轼就在城外，也出面赠诗给苏轼，面对兄弟俩自带的孔氏后裔之风，苏轼自是称颂不已，也和诗回赠，“固知严胜风流在，又见长身十世孙。”（《和孔君亮郎中见赠》） 三月初一，苏轼收到了驸马王诜派人送来的简帖，约他到城外的四照亭中相会。及次日，应驸马都尉的盛情，苏轼与王诜饮于四照亭。席间，王诜侍女倩奴求曲于苏轼，苏轼当场赋下了《洞仙歌》及《喜长春》各一首与之。 “断肠是飞絮时，绿叶成阴，无个事、一成消瘦。又莫是东风逐君来，便吹散眉间，一点春皱。”，《洞仙歌》全篇用拟人法写柳，垂柳正像是词中的“倩奴”。 她身段苗条，体态轻盈，仪容秀雅。然而却寂寞无主，看不到改变命运的希望。这婀娜多姿、落寞失意的垂柳，宛若骨相清雅、姿丽命蹇的佳人。 范镇要去西京洛阳游历，苏轼作诗为之送行。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诗中“小人真暗事，闲退岂公难。”（《送范景仁游洛中》）与“道大吾何病，言深听者寒。”（同上）等句亦被后来的《乌台诗案》指为有讥讽意。 王诜驸马亲自拿来了韩干画的马，向苏轼求跋，苏轼专心地作诗一首附于其后。 过了二十余日，苏轼同钱藻、王汾、孙洙、胡宗愈、林希、王仲修，弟弟苏辙等人一同观看了唐朝摹本的禊帖（《兰亭序》的别称）真迹。苏轼还带着孙洙去过王驸马的园中会饮，席间尝赋《满庭芳》词。 大约到了春末，范镇老先生自西京返回，带回了司马光老先生寄题的超然台诗，这虽是一个迟到的礼物，但仍使苏轼心中感到无比的温暖。 自从汶上之别后，山东巨野的晁补之来到了京师，首先就是登门拜谒了苏轼。据说，小晁从苏轼处归家后，每到夜晚，就开轩置烛，取出苏轼新作的诗文，促席吟诵。 赴徐州前，苏轼专门会晤了几位老朋友。 首先是与欧阳修的次子欧阳奕（字仲纯）和曾经同为杭州通判的同事鲁有开（字元翰），老鲁近日要出知卫州（治所在今河南卫辉市），苏轼作诗相送。 再就是蒋夔，在密州任职时的苏轼曾接到过蒋夔寄来的好茶。这位蒋夔是何许人也？他是苏家兄弟二人共同的好朋友。如今蒋夔到代州（今山西忻州下辖的代县）出任教授，苏辙写了《送蒋夔赴代州学官》相赠，苏轼次其韵。 还有，家族世交的苏颂之子苏嘉原本在亳州做官，现在也寄来了书信相慰劳。苏轼原先曾向老乡杨元素举荐过这位小苏，对他的印象还不错，所以还认真地给他回了信。 在这期间，苏轼初次见到了湖州人张大亨（字嘉父），此人后来尝从苏轼过《春秋》,苏轼与之多有书启往还。又听说了任孜（字遵圣）故去的消息，苏轼作了挽诗。 临走之前，苏轼还给家乡眉州的州守黎錞（字希声）写了信，嘱咐他照管自家的祖坟。说他有一堂兄想葬入祖坟，自己也不敢一个人决定，想让老黎给周旋一下。 在这里，苏轼还找来京师的得道之人李若之，为十岁的次子苏迨布气。这是古时候利用气养极为充足的学道之人，面对面地将“气”传递给病人的治病方法。苏迨自小就体弱多病，据说被布气后只觉腹中如朝阳照射，竟然暖融融的。 最后，就是要为苏迈办喜事了。 苏轼长子苏迈娶的是石扬休（字昌言）之孙女石氏，石扬休也是眉山人，从小父母双亡，他勤奋好学，于宝元元年考中戊寅科吕溪榜进士第四名。 石扬休最初担任同州（今陕西大荔等县地）观察推官，后来又任着作佐郎、中牟县令，早年与苏老泉也是故交。 熙宁十年（1077）四月，苏轼如期办完了长子的婚事。 去徐州赴任要乘舟沿汴河南下，说好了弟弟苏辙同行。临行前，驸马爷王诜又热情地差人送来了羊羔儿酒四瓶，乳糖狮子四枚，龙脑面花象板裙带系头子锦缎之类的礼品。 舟行水上之时，苏辙告诉哥哥，他的长女将与表哥文与可之子文务光联姻。 苏轼听后十分高兴，一方面觉得自己的侄女知书达理，而表哥之子也很上进，这是一门好亲事。另一方面，大表哥这么多年来对自己无私地加以关照，如今更是亲上加亲了。 舟行京杭大运河的通济渠，经过南都（今商丘）时，苏轼兄弟前去拜访了恩师张方平。 南都，即宋时的南京，今商丘。北宋曾有“四京”，分别以开封府为东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为西京，应天府为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为北京。 苏轼知密州时，张方平已在自己的家乡南都修建了乐全堂，并自号乐全居士，以研读道家和佛家经典自娱。 苏轼在后来的《祭张文定公文》中曾云：“十五年间，六过南都，而五见公”。 苏轼五见张方平的时间分别为： 熙宁四年八月苏轼通判杭州，过陈州，谒张方平并会子由；熙宁十年（1077）四月，苏轼出守徐州，与子由过南都，谒张方平，也就是这次。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出守湖州，于南都别子由，谒张方平；元丰八年（1085）二月，苏轼从黄州到汝州，于南都谒张方平；元佑四年（1089）五月，苏轼再次出守杭州，于南都最后一次拜谒张方平。 见到苏轼兄弟的前来，乐全居士非常高兴。 在乐全堂里，师生三人共叙了别后这几年的境况。之后，张老先生忧心地说朝中有人在神宗皇帝面前煽风点火，想对西夏用兵以图强。原本自己还没有动笔的《谏勿用兵书》，以“年老体衰”这一体面的托词，就不客气地交由才思敏捷的苏轼代劳了。 经过宿州时，宿州教授刘泾（字巨济）以诗相迎，此人善作林石槎竹，笔墨狂逸，体制拔俗，为苏轼所称赏。三年前，刘泾以新成都府户曹参军为提举经义所检讨。 过符离（宋隶属于宿州，今烧鸡产业大镇）时，苏轼兄弟去见了彭城人曹九章（字演父），商量并敲定了苏辙第三女与曹九章之子曹焕的婚事。 当时的宿州为保靖军节度，位于徐州南一百四十里。 四月二十一日，苏轼到达徐州任。 新知州到任的消息传来，徐州府衙的田叔通带着领导班子成员寇昌朝（字元弼）、石夷庚（坦夫）即刻出城相迎，有人考证，这位石夷庚或为苏轼老乡石扬言之后。 其时，徐州属京东东路，为彭城郡武宁军节度，治所在彭城县，下辖五县：彭城、沛县、萧县、滕县、丰县。 苏轼此次的职务全称为：朝奉郎、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权知徐州军州事、骑都尉。 苏轼上完谢启，了解到京东东路的安抚使仍是青州知州苏澥兼任，李清臣为京东路提刑，鲜于侁为京东路转运使，蔡朦为京东东路转运判官，梁交为将官。 而徐州府的领导班子成员大致如下： 傅裼为通判； 舒焕为教授； 任某为钤辖； 吴琯监徐州酒税； 胡公达为徐州狱掾； 范纯粹为滕县令； 颜复为彭城令； 安顿停当后，苏轼不由想起了在密州的生活，于是就把继任者孔宗翰与密州通判赵庾的诗唱和一番。 孔宗翰诗中的高密邸家园、流杯亭、以及东栏的梨花与堂后的牡丹等景致，都是苏轼再熟悉不过的景物了。至于年近六十的赵庾，还与苏轼打趣说徐州的歌伎肯定不如东武，苏轼故意又作诗戏之。 如今的苏轼并不知道，有一些高丽的使者每每来到杭州，办完公事后，都会带一些苏轼的诗集回国，这些都被时任杭州知州的苏颂看在了眼里。 此时的司马光老先生正退居洛阳，买田二十亩于尊贤坊北，辟以为园，取名“独乐园”。 曾有人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然而我们的司马大人却一口回绝了他们：王介甫没有任何私利，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面对身为副宰相的王安石的如日中天，司马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退让。 司马光在政治上的理解比王安石要深刻得多，在为变法问题斗得死去活来之后，司马光留下了这样的见解，基本可以概括他对王安石一生的看法，“介甫无它，唯执拗耳！” 司马光的一生主要就干了这两件事情：编写《资治通鉴》和反对王安石的新法。 司马光之所以与王安石政见不和，仅仅是在政治观点上有分歧，在本质上都是为国为民的真君子——纯粹的君子之争，绝对不是为了一己的私利，不然王安石在痛恨司马光之余也不会由衷的道出：“司马君实，君子人也！” 苏轼重读了司马老先生给自己写的《超然台诗》，又读了司马光新作的《独乐园记》，情不自禁地就作了《司马君实独乐园》诗，崇敬有加地寄往西京洛阳。 第84章 明月明年何处看？ 熙宁九年（1076）八月，也就是去年，京城即有传出消息，苏轼即将离开密州，出知汝州。 之所以后被改知河中府，是因为汝州离京城太近，有些人怕苏轼被皇上召见；后来又改知徐州，是因为河中府是军事重镇，反对派认为苏轼喜欢挑毛病，所以很不放心。 苏轼从知河中府改知徐州，在苏轼心里倒没起多大的波澜，他甚至认为，徐州这个地方，有着溪山之乐，旱灾及诉讼也少，是自己可以接受的。 熙宁十年（1077）的六月十一，弟弟苏辙的保母杨金蝉去世。 对于杨金蝉的保母身份，加之由苏轼而非苏辙撰写的《保母杨氏墓志铭》这一事实，有日本学者提出了杨氏可能是苏辙生母的说法，还说其身份要超过苏轼的乳母任采莲，目前尚无定论。 处理完杨氏的后事，苏轼带领领导班子成员前往徐州城南五里的汉高帝庙进行参拜，弟弟苏辙也一同前往。 汉高祖刘邦，字季，沛县丰邑中阳里（今江苏省丰县）人。是汉朝开国皇帝，汉民族和汉文化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对汉族的发展以及中国的统一有突出贡献。“沛公”刘邦的家乡丰邑，正是在徐州的辖地内。 弟弟子由的到来，让苏轼感到无比的温暖。交接完府衙的手续，苏轼就邀上彭城令颜复（字长道）与京东路提刑、被欧阳修誉为“苏轼之流”的李清臣（字邦直）带着弟弟四处走走。 他们几个先来到百步洪，一起吟诗唱和。 百步洪，又叫徐州洪，在今徐州市东南二里，为泗水所经，有激流险滩，凡百余步，所以叫百步洪。 徐州古称彭城，本是殷商时期殷大夫老彭之国，春秋时属于宋国的地界。宋时，彭城郡的东南隅，就是京东路提点刑狱的官廨所在。李清臣到任后，在城隅之上构筑了一座亭子，苏轼到任徐州后，就把老李的建造的亭子命名为“快哉亭”。 苏轼带着弟弟一路游览，登上了快哉亭。 我们知道，此时苏轼的心情是极为畅快的，但正是在这种时候，四十二岁的苏轼仍会不自主地把心中的想法和盘托出，毫不遮掩。 李邦直在沂山祈雨有应，心里一激动，作了首诗。而苏轼此时也是处于心情畅达而不设防的状态，面对着与自己心有灵犀的李邦直的诗，就顺手唱和了一首。 坏就坏在了这种状态中。 “半年不雨坐龙慵，共怨天公不怨龙。今朝一雨聊自赎，龙神社鬼各言功。”（《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应》）这是苏轼唱和李邦直的祈雨诗。 明眼人一看，就有借题发挥的成分，可能对于一个文人，这只是发了一些无端的感慨。但在日后的《乌台诗案》中，却被人指出苏轼是在讥讽当朝的大臣们尸位素餐，不能燮理阴阳，使人因此去怨恨天子，执政大臣及百执事们好比是“神龙社鬼”。 此刻沉浸在与弟弟团聚的开心旋涡里的苏轼，根本就不会考虑这些东西，仍是在自己的属地内，做着游山玩水并借此体察民情的生活。 弟弟子由与李邦直也成了熟人，彼此也唱和了多首。 正好梁先（字吉老）来徐州想从学于苏轼，此人通经学，小楷书学的是欧阳修，颇为精绝。提到共同的恩师欧阳修，二人算是旧相识，苏轼就作诗勉励他要笃实发愤，以便早日成名。 就在苏轼还沉浸在到任徐州之初的懵懂之际，一场巨大的考验悄然而至。熙宁十年的七月十七，黄河水已从澶州曹村埽决口了。 埽（音臊），是古时候治河时用来护堤堵口的器材，用树枝、秫秸、石头等捆扎而成，还指用秫秸修成的堤坝或护堤。因此可以大致判断出，澶州的曹村一带绝非黄河大堤固若金汤的地段。 徐州的百姓尚不知道，三十四天后，洪水将抵达徐州城下。 在这一时间段里，和徐州百姓一样被蒙在鼓里的苏轼，还是一如既往地忙于游览唱酬、人情往来。 先是在晋人江左僧索靖的书贴后题了跋，再就是应驸马王诜之请，为他建在驸马居舍东面的一座专门放置收藏字画作品的宝绘堂作了记。 在《宝绘堂记》里，苏轼认为，事物之中最可喜且能取悦于人而不足以移动人心的，莫过于书画了。然而到了把心意留滞在书画上而放不下的程度，那就得不偿失了。面对自己喜爱的书画，要像烟云从眼前闪过，百鸟的鸣叫从耳边掠过，就愉快地接受它，等到它消失（失去）之后就不要再记挂它了。 苏轼觉得，驸马都尉王晋卿虽然是皇亲国戚，但他牢记并遵循礼义，学习《诗》、《书》，经常与贫寒的读书人想切磋，平日里不喜美食，弃绝女色，却专心在书画方面，如今又在私宅的东边建了宝绘堂，用来储蓄自己全部的书画。 苏轼担心他会产生像自己年少时对书画那种本末倒置的偏爱，就在这篇记文中告诫他，希望他真正得到快乐而远离祸害。 好友刘敞之子刘奉世（字仲冯）要进贰西府出任检正中书户房公事，苏轼致简为贺。 郓州须城人梁焘（字况之）自明州（今浙江宁波）经徐州回汶上，苏轼与弟弟冒雨为之送行。之后，苏轼还带弟弟泛舟于汴泗之上。 至于徐州李邦直所造“快哉亭”，苏轼为何以“快哉”名之呢？ 据《辞源》解释：亭者，有顶无墙之建筑也。亭子一般有两大妙处：一是赏景，二是临风。 赏景则是外在观感的延伸，临风则是内在心灵的感受。一般站在亭台之上，由于没有围墙的遮拦，能够极目远眺，自然首先以赏景为主。苏轼登亭临风，他感受到的是“千里快哉风”。由“亭”而“风”，由“风”而“快”，这或许就是苏东坡为亭命名“快哉”的原因。 然根据苏轼和苏辙的诗文，“快哉亭”应该有三处：密州快哉亭、徐州快哉亭、黄州快哉亭。 临风称快而曰“快哉”，并联想到宋玉《风赋》“雄风”、“雌风”之说也并不是从苏轼谪居黄州开始的，苏轼在与三处“快哉亭”相关诗文中，都提到“兰台”“风有雌雄”的内容。 只不过，此时的苏轼还没有真正经历过仕途之凶险，所以他对“雄风”与“雌风”之说还没有多少深究之意。 这期间，苏轼还同徐州酒税吴琯（字彦律）、徐州教授舒焕（尧文）、当地人郑仅（字彦能）一起分韵赋“快哉此风”。郑仅正是因为与苏轼的这次出游，被苏轼称之为“良士”，始为世人所知。 彭城令颜复（字长道）将要赴阙（入朝陛见皇帝，等候安排），苏轼写诗送行，并让颜复给老朋友王巩捎去一封书信，想邀请王巩能在今年的重九之日来徐相会。 王巩是个标准的官三代，有隽才，擅长作诗，苏轼赞其诗“清平丰融，蔼然有治世之音”，况且王巩还是恩师张方平的女婿。在京师时，苏轼与王巩就有交情，现在自己常年外任，思念老友之心是与日俱增。 颜复为颜太初（凫绎先生）之子，乃“复圣”颜子第四十八世孙。 正是有着这层关系，小颜想让苏轼给景佑诸公送给其父“凫绎先生”的诗稿后面题跋。苏轼没有想到，在“凫绎先生”故去后，还会与其子颜复一见如故、时常交游。 苏辙自从随兄长来到徐州，转眼已经百余日。 苏辙今日就要回归南都了，临近相别，兄弟二人会宿于逍遥堂。 在逍遥堂里，苏辙想起幼年时期跟哥哥子瞻一起读书，一天也没有分离过。等入仕之后，常常是四处为官，聚少离多。 有一天，当苏辙读到韦苏州诗中“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时，不免感慨万千，于是相约能早日退隐闲居，吟诗作对。 哥哥最开始在凤翔做判官时，曾经留自己一首诗，说何时能在下雨的夜晚再一起听雨。后来，他去了杭州，而自己一直滞留于淮阳、济南，七年未曾得见。这次在徐州时才得以朝夕相处了一百天。此时就住在逍遥堂，苏辙又想起十几年前夜雨对床的誓约，特作小诗两首。 其中有“逍遥堂后千寻木，长送中宵风雨声。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逍遥堂会宿二首·其一》）句，风雨声竟使苏辙误以为实现了“夜雨对床”的盟约而高兴，甚至忘怀了眼前兄弟二人不过是漂泊在彭城，该诗道尽了兄弟二人生死难离的血肉亲情。 夜宿逍遥堂之后的日子里，苏轼又带着弟弟一起游览了台头寺的石经院和云龙山，分别题诗与留题，还带着苏辙到徐州城西二里的云龙山上去拜访了隐士张天骥。 云龙山，因时常山出云气，蜿蜒如龙，故名。 张天骥 ，字圣涂，自号云龙山人，又称张山人。此人不求闻达，醉心于道家修身养性之术，常隐居于徐州云龙山西麓的黄茅岗，以躬耕自资，并奉养父母。 苏轼早年也曾受到道家思想的熏陶，加之仕途坎坷，政治上屡遭挫折，更助长了放达旷逸的性格。因此，苏轼与张天骥相处十分投洽，常常带着宾客、僚吏甚至歌伎到张天骥的放鹤亭饮酒，张山人“提壶劝酒”，倾心相待，苏轼每每在此大醉而归。 已七十四岁高龄、隐居潜山的王景纯来到徐州游历，在徐州住了三天，给苏轼传授了一些神秘的炼气之术，苏轼回赠以诗。 这位王景纯名气不小，他曾任藩镇幕僚，辞官之后隐居于长子县（今属山西长治）城南五公里处的潜山，当起了私塾先生。按说这样的人生并不算精彩，可他有两个非同寻常的儿子：大儿子王曙（字晦叔），官至北宋宰相，是寇准的女婿；二儿子王映（字益柔），官也做到了龙图阁直学士的位置。 熙宁十年，又到中秋，苏辙在徐州也效仿哥哥赋了一首《水调歌头》，也许是苏辙“自小旷达，天资近道”（苏轼语），所作的中秋词现在少有名气。 倒是苏轼一口气连作三首：《赠张继愿》、《答李公择》、《中秋月》，并将这三首分别以阳关曲歌之的诗凑成一处，标其题曰《阳关三绝》。 你还不能不服，苏轼信手拈来的“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中秋月》），以朗朗上口的语调，以及对人生别后重逢与聚散无常的感叹，再次为后人们所传颂！ 第85章 三过家门而不入——徐州治水的“大禹模式” 在徐州过完了中秋，八月十六，弟弟子由已启程离开徐州，到南都赴留守签判任了。 弟弟走后，苏轼又开始回味与弟弟子由的相处时光，“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这是苏轼作的《初别子由》诗中所言，在苏轼眼里，子由不单单是自己的胞弟，更是自己的一位贤友。 不过，这世上的否泰之事，该来的总会来的。 熙宁十年的八月二十一，决堤而出的黄河水已抵达徐州城下。 但在身处汴泗最下游的徐州百姓眼里，这些水都已是司空见惯的了，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都想着不出几天就会水落石出。 “黄河西来初不觉，但讶清泗流奔浑。”（《答吕梁仲屯田》），作为州守的苏轼，也像往常一样，没有丝毫的惊慌，只是觉得原本清澈的泗水变得浑浊而已。 “门外吕梁从迅急，胸中云梦自逶迟。”（《次韵吕梁仲屯田》）这是苏轼在次韵吕梁屯田郎中员外郎仲伯达的诗句，说明当时的水势已十分迅急，本来重九还想约仲屯田一起登高赋诗，但由于大水的阻隔已经不能实现了，只好以诗见寄了。 吕梁，在这里并非山西的吕梁。 北宋时，吕为宋邑，县对泗水河，上有石梁。吕梁就在彭城东南五十七里，大约是泗水流至吕县，积石为梁也。 好朋友王巩屡次相约重九见访，可久等不至，苏轼正好是“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的心境，在大水围困的徐州城里，他只有将书信交给将官梁交带去京城了。 提点京东路刑狱的李清臣将调任史馆任国史院编修官，由孔宗翰前来接任。二人都曾在京师向朝廷举荐过苏轼，想让皇上召回苏轼以禁内，但都没有实现。 在老李的任命下达之后，苏轼于台头寺的雨中作诗相送，还让李邦直也呈给孙洙一读。 “付君此事宁论晋，载我当时旧过秦。”（《台头寺雨中送李邦直赴史馆，分韵得忆字人字，兼寄孙巨源二首·其二》）这首诗后被理解为，汉文帝时期的贾谊，曾写过《过秦论》来指出秦的过失，苏轼将自己比作汉朝的贾谊，意欲李清臣做了史馆职后，将自己仁宗朝时所进的二十五篇论载入国史，来引起统治者的警示。 不管咋说，诗中透露出此时苏轼对于朝中的变法仍是耿耿于怀。 刘攽（字贡父）被罢了曹州任，将要调去管理朝廷的仓库，离开前有恋恋不舍之意。 苏轼觉得，刘攽在曹州平盗有功，朝廷不该如此。大家都在为他鸣不平，因此苏轼就在驿站的书信里附笔致以慰问。 到了十月二十一日，徐州城下的积水已经深达二丈八尺九寸。 徐州城因东西北三个方向都有山，从上游而来混有大量泥沙的黄河水在此沉积下来，竟然清澈见底得可怕。水面竟高于城中地面一丈多，徐州外小城的一角露出水面的仅剩三版高，城中百姓全都惊慌失措，整个徐州城已经岌岌可危。 苏轼实地走访后发现，彭城地势北高南低，这里的城墙，其高度低于东城墙五米到十米，是易受洪水冲击的薄弱点。城南之戏马台，地势甚高，南与土山、云龙山相连，是道天然屏障。 问题是，南城墙与戏马台之间，有一道天然缺口，宽约五百米，成为洪水走廊，历来是抗洪筑堤的重点地段。堵住这个缺口，才能有效阻拦泗水河道溢出的洪水向西漫延。 以前彭城多次被淹，问题都出在这个缺口上。 这次洪水抵达彭城后，虽然尚未波及城南，但暂时的平静，孕育着更大的风险。一旦洪水从东西两面漫延过来，形成夹击之势，古城将陷于灭顶之灾。 面对此种天灾，苏轼在征求当地父老与年长者的意见后，赶紧召集精壮民夫五千人，加上看守奉化牢城的士卒，开始日夜不停地修筑堤坝。 苏轼采纳了老人们的意见，以这两条大堤作为基础，加宽加高，分东西两路进行： 东路从小市门附近的城墙开始，向南稍西延伸，止于戏马台东麓。西路从戏马台西侧的新墙门开始，向西伸展，在古城西南隅拐弯向北，止于南京门以北。 十月初二，京东路安抚使闻知苏轼带领徐州百姓抗洪之事迹，特上奏朝廷给苏轼请功。 过了三天，黄河水渐退。 当初大水压境之时，正逢天雨不止，城中富户均争欲出城避险。 面对这种情况，苏轼临阵高呼曰，假如你们这些富裕之家都出城了，城中将民心动摇，那么我与谁来共同守城。没有人守城，徐州城将会毁于一旦，到时候你们这些富户的家产也将会不保！请大家相信，只要我苏某人在，水就绝不会败城！ 于是，遣人将富户们都劝回城里，人心始安。 苏轼身穿蓑衣，拄杖穿梭于雨中，亲往各个抗洪点查看，路过自己家从不回去。各处奋战在抗洪一线的官民，都被苏太守的精神所鼓舞，都纷纷表示，太守大人都不惧洪流，我等草民有何惧之，这不正是我们效命家乡的千载难逢之机吗？ 于是乎，在大水逼城、十万火急的情况下，苏轼集中了有限的财力物力，修筑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的抗洪长堤。 与杭州、惠州的苏堤相比，徐州的苏堤建得最早，路线最长，最壮观，这是一条护城堤、救命堤、千秋功德堤。 正是因为它，彭城抗住了大洪水，一城十万生灵才免于涂炭。 熙宁十年（1077）秋。 十月十三日，黄河水终于复归故道。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而着称，向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黄河搬运堆积泥沙形成的堆积地貌是决口的根本原因。 据统计，在以前的几千年中，黄河决口泛滥达一千五百余次，较大的改道有二十六次。其改道的路径，最北经海河出大沽口，最南的经淮河并入长江。 而北宋时期苏轼面对的这次改道，在黄河的改道史上虽然算不上大的改道，但足以使苏轼亲身经历了这条“母亲河”的奔流无常。 “西汉元光、元封间，河决瓠子二十年。钜野东倾淮泗满，楚人恣食黄河鱣。”这是苏轼在黄河水患得以遏制之际，有感而发的一些有关黄河改道历史的感慨。 据今天黄河水利委员会提供的资料来看，苏轼所言，在历史上都是真实的较大的改道事件，可见我们的老祖宗很早就对黄河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 十月二十六，朝廷恩准了杭州知州赵拚（ 字阅道）的上书，把龙山的废佛寺妙王院改为道观，让钱氏后裔中道号“自然”的道士住持。 再把钱氏建在钱塘的坟茔、祠庙交给自然道长，把建在临安的交给当地净土寺的僧人道微掌管，并每年度脱一名僧人，使钱氏的祠庙世世代代有人掌管。 赵拚的目的是，汉代窦融将河西王郡归还了大汉之后，光武帝就下令当地官吏重修了窦氏先祖的坟墓，并用太守之礼祭祀他们。 而江南钱氏的功绩远在窦融之上，如今家庙破败，不足以劝勉奖励忠臣，慰劳答谢一方百姓应有的态度，所以要求朝廷对于吴越王钱镠家族有一个肯定的态度。 天子接到赵拚的请求后，立即批复照准。赵拚是苏轼的老朋友，且文采没说的，所以说为钱氏家族修建的表忠观碑文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苏轼身上。 关于这篇碑文，还有一个段子。 话说《表忠观碑》碑文写成，王安石就将其抄认真录后置于座旁，当时叶致远、杨德逢在场。二人见王介甫读此碑文爱不释手，就问道，难道相公也喜爱此人的文章吗？ 王介甫说道，此作可比西汉时期的文章。 见两位客也随声附和，王介甫又问，你们知道西汉时期谁的文章可与之比拟？ 杨德逢道，王褒可比。 王介甫道，非也，非也。 杨德逢又道，难道只有司马相如与扬雄之流才能与之作比吗？ 王介甫道，司马相如的《赋子虚》、《大人》及《喻蜀文》、《封禅书》，扬雄所作《太玄》、《法言》等大作，都没见其中的叙事有子瞻这般明了啊！ 有了徐州水漫金山的这场遭遇，水退之后，苏轼曾向朝廷上书，想在徐州城周围砌成一丈高的石岸，可保徐州城百年无虞。 可是，上书后朝廷方面却一直杳无音信。 因为刘攽刚刚上任开封府判官，苏轼只得给好友刘攽去信。 一是诉说了在徐州任内的感受，说自己本不懂水利与土木工程，但时势所迫，只得边学边干了。二是自己有心想调走，让有兴利除害本领的得力官员来接任，但又怕被人说成想逃避责任。 因此，想让刘攽在京师多帮忙造造议论，以便自己能调离徐州。 闲下来之后，苏轼与领导班子里的吴正字、王户曹一起去徐州城东北方的荆山下视察。返回的路上，游览了圣女山的石室，三人皆作诗唱和一番。视察吕梁县的水村时，专门交代了吕梁的屯田员外郎仲伯达，以加强筑城固堤之重任相托付。 妙善画师前来为苏轼画了像，苏轼回赠以诗。这位妙善，字惟真，还曾为仁宗皇帝画过像，其技艺非常精湛。 润州的刁约亡故了，享年八十四岁，苏轼哭以诗。 刁约，字景纯，世居京口。 因为家世簪缨，其祖宅的居所内颇有园池之胜，到了刁约这一辈，更是专门修葺了一座园子，取名“藏春坞”。 苏轼当年游览金山寺后，还专门前往他润州的居所拜访过这位与欧阳修、富弼声誉不相高上的刁老先生。老先生与苏轼称兄道弟的，还在一起饮酒和诗。 刁老爷子为官时正义凛然，平日里好急人所难，故海内之人识与不识者皆愿与之交。此人重义轻施，宾客盈门，颇有古人之风。 去世前，八十多岁高龄的他已身患重疾，时王安石之弟安礼出守润州，曾亲自上门拜访。据说，王安礼来时，刁老先生欢声笑语宛若平时，等到王安礼登车刚离去，刁老先生就仙逝了。 虽然刁景纯老先生年长苏轼四十多岁，但平时仍是与苏轼称兄道弟的。带着敬仰之情，苏轼事后还为刁老爷子写下了一篇感人肺腑的祭文。 第86章 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 熙宁十年（1077）腊月初六，神宗举行了一场郊祀活动，并大赦天下，改明年为元丰元年（1078）。 “元丰”意味着国库富足，万象更新，代表着宋神宗想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决心（勇气可嘉）。 熙宁变法失败后，王安石被罢官，宋神宗并未失去信心，而是重新征用王安石，改元元丰，并总结教训，亲自参与改革。 改元这件事，刚开始近臣拟了“美成”“丰亨”两个年号进呈宋神宗，宋神宗指着“美成”二字说：“羊大带戈， 不可”。又指着“丰亨”中“亨”说：“为子不成，可去亨而加元”。于是，就确定改元为“元丰”。 元丰改制的背景之一，就是北宋中期朝廷的冗官现象日益严重。 改制后，朝廷的行政效率并没有提高，甚至造成了行政效率的降低。但是裁撤了部分冗员以及冗散机构，减少了财政开支，明确了各职位机构的职责。 宋神宗为了实现自己乾纲独断的目的，推行了元丰改制，目的就是削弱宰相的权力，使得皇帝可以直接管理朝政 。 元丰改制后，中央集权越来越得到强化，在清朝时达到顶峰，以至于权力完全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官员只能跪拜执行，这才是元丰改制最深层次的影响。 虽然宋神宗推行元丰改制在后世有很大争议，但是它毕竟是中国古代职官制度的重大改革。宋神宗的初衷是出于个人私心，为了满足他乾纲独断的欲望，因为在北宋中期加强了中央集权，这一做法能在后世不断强化，这也可以体现元丰改制的历史进步性。 改元后，苏轼按程序上了道自己的贺表。 上完了贺表，苏轼提笔给表哥文与可写了信，诉说了今年秋天徐州的水灾，还说了自己每天懒散得疏于笔墨，一旦再见到表哥，连拿得出手的作品都没有了。 表哥文与可如今罢洋州任，由于路途耽搁太久之故，如今尚在进京面圣的路上。 接下来苏轼又给范景山回信，讲述了自己如今正在戒斋安居，学习养生之术，已有所得。徐州水灾中自己差一点在水灾中被喂了鱼虾，目前洪水虽然暂时消退了，以后的水患仍无法预料。加上新法严苛，公私匮乏，所以做任何事都十分困难，自己就只等着被贬了。 在徐州任上，苏轼还结识了陈师仲、陈师道兄弟，和陈师道探讨过关郎（字子明）的《易传》、《李卫公对问》等着作皆为伪作，原本的作者则是景佑之初的杭州知州、建阳人阮逸（字天隐）。 苏轼还在徐州会晤过胡允文（字执中），胡允文，前文中我们多次提及过，他是跟随过父亲苏老泉的蜀中士子，又是苏轼在凤翔府任职时下面的一个县令朋友。 苏轼的一位下属、滕县知县范纯粹也来找过苏轼，想让苏轼为其父的遗稿作序。 这位县令的父亲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范仲淹。对于范仲淹，苏轼自小就十分仰慕，只是当苏轼来京赶考时，范公就亡故了。 对于范公的后人，苏轼则多有所交往。在许州，苏轼结识了范公的次子、后官居宰相的范纯仁，在京师认识了范公的三子范纯礼。现在在徐州，范公的四子范纯粹又成了自己的下属兼同事。 对于范氏后人的请求，苏轼感到为范文正公的书稿作序乃是自己求之不得的事情。 在公务之外，苏轼也有不少的人情往来： 王适（子立）、王遹（子敏）两兄弟来向苏轼学习，其中王适为徐州的州学生，能文且有贤德，颇为苏轼所器重。 徐州府的领导班子成员任钤辖去世，苏轼除了主持其后事外，还写了一篇祭文。 德清县主簙郭用孚，字仲元，建安人，事母至孝，也来徐州求学于苏轼。 近日，有人从江浙一带归来，对那边的情况比较了解，说要不是苏颂苏大人的治理有方，这几年的饥馑，不知有多少浙人被饿死。这件事令苏轼听到后无比的敬仰，于是致简家族世交的苏颂问候一下。 这一年，那位着有《春渚纪闻》的何薳出生。 何薳，字子远，一作子楚，浦城（今属福建）人，自号韩青老农，其父去非，曾由于苏轼的荐举而得官。 为什么要提这个人呢？ 此人所着《春渚纪闻》虽只是记述仙道异事、民间奇闻，宣扬人生寿夭、官位爵禄乃前知前定的谶语、经文、梦境、道术，多属荒诞无稽之谈。但从中可以了解宋时士大夫的迷信观念及民间习俗。 特别是卷六的《东坡事实》，所引诗、文，往往是苏轼诗文集中所没有的，多为后来的辑佚者所采纳。 正是有了他的存在，苏轼的那些不为人知的事迹和诗词才得以流传下来。 宋时，关于玉石真假的话题就已存在。 在徐州府衙里，有一位名叫贾佑的将军自称最懂玉石。 有一次，他告诉苏轼，当今世上的真玉石少之又少。别看有的玉石用钢铁都刻不动，必须用金刚砂打磨才能成型，世人就以为这就是真玉了。其实不然，这还仅是一些上好的珉石，那些必须用定州磁的棱角也划不动的，才是真玉。 苏轼也被这一说法弄得模棱两可，只得去问问专业的老玉工，老玉工对此也表示闻所未闻。 苏轼的小舅子、王缄王秀才自蜀中来徐州，现在又将返回，“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苏轼忍不住作了一首《临江仙》相送： 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凭将清泪洒江阳。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凉。 坐上别愁君未见，归来欲断无肠。殷勤且更尽离觞。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 从王弗归葬眉山至妻弟王缄到钱塘看望苏轼，其间相隔正好“十载”，这“十载”苏轼没有一年不在想念王弗。 王缄的到来，一下子勾起了往日的回忆，日渐平复的感情创伤重又陷入了极度的痛楚之中。“凭将清泪洒江阳”，这句的意思是：今日送别，请你将我伤心之泪带回家乡，洒向江头一吊。 王缄此来，与苏轼盘桓数日，苏轼得知“故山好在”，自感宽慰，但又觉得自己宦迹飘零，赋归无日，成为天涯孤客。于是，不禁悲从中来。 苏轼当时因为与变法派政见不合而被迫外任，内心本来就有一种压抑、孤独之感，眼下与乡愁、旅思及丧妻之痛搅混在一起，“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其心情之坏，更是莫可名状了。 送走了王秀才，王安国（字平甫）同志又去世了。 王安国工诗善文，词尤博采众长，工丽曲折，近似婉约派。诗工于用事，对偶亲切。其天才逸发，器识磊落，文思敏捷，曾巩谓其“于书无所不通，其明于是非得失之理为尤详，其文闳富典重，其诗博而深”。 王安国不仅是一个政治人物，也是一代文豪，诗、词、文三类作品众多。他去世后，家人汇集其诗文编为文集竟达一百卷，曾巩为其作了序。 安国不但文才出众，而且长期尽心尽力侍奉母亲，广结善友，是个出名的贤士。 因是王安石胞弟，熙宁四年（1071）任满回京，神宗召见，询问外界对王安石变法的反映。王安国对王安石变法亦不甚理解，颇有微词，直说道：“恨之人不明，聚敛太急耳”！(外面说他用人不当，敛财太急了)。 这与神宗的想法相悖，神宗不悦，未予重用，只授予崇文院校书，后改为着作佐郎秘阁校理，世称王校理。 王安国在初与苏轼交往时，还是对自己的才学极为自负的。 比如，他《甘露寺》诗中有两句比较得意：“平地风烟飞白鸟，半山云水卷苍藤”。苏轼是何等水平，当看到王安国的大作之后，对其言道，阁下的两句诗，精气神全在“卷”字上，但美中不足的是，“飞”字与其不相称也！ 平甫表示愿闻其详，于是苏轼用一“翻”字易之，遂成了“平地风烟翻白鸟”。平甫才终被苏轼的才学所折服，后来二人终成志同道合的文学知己。 王家兄弟中，数王安国与苏轼最为投缘，也交往最深。因此，他的早逝（活了四十七岁），令苏轼极为痛心。 熙宁末，苏轼的《眉山集》问世。 据传，有位叫章元弼的人，自己相貌极为丑陋，但娶了位美貌妻子。小章同志十分嗜学，尤其是得到了《眉山集》之后，更是废寝忘食。 其妻不解，后始知夫君是因读一本叫《眉山集》的书，而忘了回屋睡觉，可见此书在市井中的受欢迎程度。 在徐州，苏轼还评价过一位狂人。 此人叫慎东美，字伯筠，钱塘（今杭州）人，甚为狂狷。秋夜的他，曾待潮于钱塘江沙地之上，面前放酒樽与酒杯各一，对月独饮，意象傲逸，吟啸自若。 正好顾子敦从旁路过，也怀揣一只杯子，二人于是开始对酌。伯筠不问，子敦也不说话。酒尽后，各自散去。其做派与李之仪所记元积中招待他“命酒三斗挹大觥以沃之”，中间不交一言的做派完全一样。 像这样嗜酒任性而且喜欢狂草涂壁的人物，只在乎尽兴发泄而对结果毫无顾忌。他的字却被苏轼批评为“篾束枯骨”，他则回应这个意思王逢原早就以“铁索急缠蛟龙僵”形容过，不过一是俚白一是诗化而已。 第87章 谁是谪仙？——苏轼与李公择的友情之盛 元丰元年（1078），朝廷下诏割西路的齐州为京东东路，把本属于东路的徐州改为京东西路。王克臣任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鲜于侁为京东东路转运使，李察为京东西路转运判官，孙颀为京东西路提刑。 正月十八，朝廷又下诏，奖励苏轼徐州的防洪有功。看来，去年的京东路安抚使的上书为苏轼请功已经奏效。 徐州府里的盐监官章楶（音杰），字质夫，建州浦城（今福建南平市下辖县）人，在废弃的盐监里作了一座思堂，苏轼给作了一篇《思堂记》。 关于盐监官的身份之特殊，我们需要在这里作以描述。 在宋代，“盐监官”可是极霸气的存在，受到上至朝廷，下到商人以及黎民百姓的争相追捧，甚至为了它，很多人不惜铤而走险，牺牲自己的性命。 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宋朝的历代皇帝，都对这粒盐很重视，推崇“有盐，则国富”的理念。认为它不仅是生活必需品，还是兴国富民的战略物资，是强国、称霸的坚实保障。 地方上，由护宝都负责管理盐的生产，重要产盐区，朝廷还会直接委派盐监官对盐的生产进行管理。 职能划分上，“盐监官”由发运史负责管理盐的运输，由库务监督官负责管理盐的仓储，由催监官负责管理盐的销售，由账监官负责记录盐税收入。 由于苏辙的长女已嫁给了表哥文与可的季子（第四子）文务光，所以此时苏轼在给大老表写信时，就开始称呼为文同为“文与可学士亲家翁阁下”了。 苏轼在信中对表哥说，自己从前同事、大堂兄苏不欺的小舅子蒲宗孟的书信中得知，表哥如今身体不适，容貌有些清削，自己非常挂念，望表哥多多注意身体。 还说表哥长久以来道气充足，小病不能近身。只是自己这几年也是小病不断，知道是年龄增长的缘故。希望表哥慎重选择医生和医药，尽力摆治，最好艾灸一下，会好得更快！ 文与可给苏轼还寄来了自己画的《偃竹图》，苏轼觉得真是绝世之冠。我们知道，文与可得墨竹，就是放到今天也绝对算是无价之宝。 在徐州的大水过去后，苏轼认为，水退城未淹，只是暂时得以保全，以后怎么办？本来向朝廷反映的想在徐州城外建造防水的石岸，但上头迟迟没有回音。 如今，苏轼又召集当地官民共同商议后，决定建造成本便宜一半的木堤。 这一方案上报朝廷后，苏轼又开始央求老朋友刘攽及其侄子刘奉世，想让他们在朝中疏通一下关系，以促成此事。 其时，刘奉世正以集贤校理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在众多馆职中，集贤校理不属于高等官职，但为正馆职，“中书五房检正公事”是辅助宰相处理公务的人，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办公厅的秘书长。 最后，苏轼的提议被朝廷恩准，也许是刘氏叔侄的通融起了作用，也未可知。 在平日，苏轼的迎来送往还是不断的： 京东西路转运判官李察（字公恕）要进京述职，苏轼兄弟均作诗以送行。 张方平之子张恕，“美才而好学，信道而笃志”故乐全先生子名之曰恕，而其学生苏轼依据先生之意，取其字曰“厚之”，又曰“忠甫”。 张老先生释之曰：事有近而用远，言有约而义博者，渴必饮，饥必食，食必五谷，饮必水。此夫妇之愚所共知，而圣人之智所不能易也。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恕也。 张恕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益斋，“愿君书此诗，以为益斋铭。”苏轼还为小张的书斋作诗为铭。 近几年，神宗皇帝曾两次到南郊祭祀，祭礼告成之时，下诏恩泽天下的万物生灵，所以苏轼的亡父苏老泉就由太子中允赠太常博士加封为尚书都官员外郎。 苏轼觉得这是件光宗耀祖之事，理应与弟弟苏辙赶回老家，在父亲的坟茔前敬告天子的恩命。 无奈自己兄弟二人都有公事在身，不便请假去处置此类私事，所以只好派人带上圣旨两卷，选择黄道吉日，到家乡召集所有的亲戚族人，当面焚烧，以告父灵。 想到这些，苏轼望着西蜀的方向，不由得涕泪交加。 元丰元年（1078）闰正月十七，孙固同知枢密院事，苏轼写了贺启。 孙固，字允中，号和父，郑州管城（今河南郑州）人。神宗即位后，先后被擢为工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以枢密直学士、开封知府，迁太中大夫、枢密副使，迁观文殿学士。哲宗即位后，拜门下侍郎、复知枢密院事，累官右光禄大夫、上柱国、乐安郡开国公，官至宰相。 仅仅过了七天，北宋着名政治家、思想家、军火家、前宰相曾公亮病逝。 曾公亮这位官员军火家（很特别），其着述的《武经总要》中记录了引火球、蒺藜火药 、毒药烟球三种火药配方。从这种火药配方中的组配比率看，已同近代的黑火药相接近，具有爆破、燃烧、烟幕等作用。 曾老先生的这些世界上最早的火药制造配方，被军事家们制成了火器应用于古代战争，为我国第一批军用火器的发明和制造提供了物质条件。也为中国和世界的火器发展史和军事技术发展史，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成为世界上许多研究兵器的史学家的珍贵资料。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曾公亮老先生的逝世，不仅是北宋政坛上的损失，同时也是古今世界军火史上的巨大损失。 南都（即宋时的南京，今商丘）人陈怀立，善于传神，也就是在尚没有照相机的年代很会为人画像，且画得极为传神。 关于人物肖像，苏轼一直信奉顾虎头（东晋画家顾恺之小字虎头，故称，后因顾恺之的名气亦借指画家）的说法，那就是：画人物肖像，关键在人的两只眼睛，其次是面颊。 为了证实这种说法，苏轼曾经在灯下扭着脸，将自己脸颊的影子印到墙上，然后让人将面颊的轮廓在墙上描出来。描出来之后，虽然不见眉目，但看见的人都会忍不住发笑，都能从影子里看出来这便是苏轼。 所以苏轼就认为，脸盘与眼睛像了，其他就没有不像的，眉毛、鼻子与嘴巴都只是增加细节的润色以便更像而已。 另外，苏轼还认为，自古以来画肖像，都是让人穿戴整齐、危襟正坐，人物板着脸故作矜持状，这样就难以显露出此人的天性。不如让画师混在众人中暗中观察人物的自然举止，那样画出来的人物也许会更加的生动与精准。 苏轼在徐州担任太守，结识了当地的名士郑仅。 郑仅，字彦能，元丰元年（1078）开始担任北京大名府司户参军，也就是俗称的“户曹”，因此朋友们又称郑仅为“郑户曹”。 郑仅家境并不富裕，但他热情好客，对朋友颇为豪爽大方。 获悉郑仅将去北京任职，苏轼专门写诗数首《送郑户曹》，诗中有“羸僮瘦马从吾饮，陋巷何人似子贤。公业有田常乏食，广文好客竟无毡”之句，意为郑仅才学品德堪比孔子的学生颜回，但平时出手大方，经常请朋友饮酒，所以落得个“羸僮瘦马”的境地。 在苏轼看来，郑仅其实比颜回还要清贫，可以与东汉的郑太、唐代的郑虔比肩。郑太广交各路豪杰，家中虽然有田四百顷，却常食物不足；郑虔才名轰动京华，家里却连块可招待客人的坐毡都没有，连买酒都要朋友周济。 对清贫如斯却怀才不遇的郑仅，苏轼自然惺惺相惜，所以为他写下了多首送行诗。情之真挚，以至于多次被现代的高考语文试卷所引用。 在徐州任上，早年深受到道家思想的熏陶苏轼还常到徐州城西二里的云龙山上去拜访隐士张天骥，并每每在此大醉而归。 徐州城的大水退去之后，作为州守的苏轼，还想着怎么增筑徐州城，想在城池的周围筑以木堤以防来年的水患。在苏轼心中，增筑后的堤岸必须要做到三个方面，即“水至而民不恐，水大而民不溃，水既去而民益亲”，其务实为民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寒食日这天，苏轼的老朋友李公择自齐州任上罢任，转而出任淮南西路提点刑狱，南下赴任的李公择取道徐州，专程来拜会苏轼来了。 谁知，苏轼刚好因亲往监督增筑堤岸的公事外出，李公择并不着急，挥笔作下三首诗给苏轼，苏轼得诗后一刻不停立马返回。 “从来苏李得名双，只恐全齐笑陋邦。”（《寒食日答李公择三绝次韵》）这是苏轼次韵李公择的诗，诗中将自己与李公择与汉朝的苏武、李陵，唐朝的苏味道、李峤等“苏李组合”相提并论，可见苏轼与李公择不同寻常的交情。 李公择这个人绝不是一位只会吟诗的酸文人，相反，他为政既能“通疏适变”，又能宽严有度。 治理齐州（今山东济南）时，齐地一向多盗贼，李公择严加治理，可还是屡禁不止。 一天，一名惯犯落网，李公择询问齐州盗贼大量被捕却屡禁不止的原因，那个盗贼回答说，这是由于富裕之家为他们作掩护的缘故。假如使盗贼自相为甲乙，而管理巡捕上门搜查，捉住一个窝藏犯予以重罚，借此杀一儆百，这样不久之后，就可以没有盗贼之患了。 李公择思考之后，便下令凡是窝藏盗贼的，一律发屋破柱，拆除其房屋。没过多久，齐州当地盗贼就绝迹了。 而李公择在江夏、吴兴等地任职时，却是为政宽简，黎民百姓与各级官吏都相处和谐，生活安乐，州郡也能得以大治。 李公择的到来，竟使城外督役的苏轼闻讯即回，“半道已逢山简醉，万人争看谪仙来。”（《寒食宴提刑致语口号》）苏轼更是将老朋友李公择比作是“谪仙”。我们知道，苏轼的弟子一直都是将自己的老师看作是“谪仙”的。 接下来，苏轼大摆筵席，宴请了这位老朋友，还把此举看成是“一洗儒生酸气”。这次相会，在苏轼眼中，正是： 良辰易失，四者难并。故人相逢，五斗径醉。 况中年离合之感，正寒食清明之间。时乎不可再来，贤者而後乐此。恭惟提刑学士，才本天授，学为人师。事业存乎斯民，文章盖其余事。望之已试于冯翊，翁子暂还於会稽。知府学士，接好邻邦，缔交册府。 莫逆之契，义等於天伦；不腆之辞，意勤於地主。力讲两君之好，可无七字之诗。欲使异时，传为盛事。 第88章 《虔州八境图》开启的“八景”时代 元丰元年（1078）二月，苏轼的抗洪事迹以及增筑木堤的建议获得朝廷的恩准。 朝廷下旨赐钱二千四百一拾万，组织民夫四千余人。苏轼又从常平仓里支取了六百三十四万钱，一千八百余斛米，再招募民夫三千余人，改筑了外小城，修建了木桩加固的堤岸四处。分别在天王堂之西、彭城楼之下、上洪门西北与大城的东南角，此前取土的十五个大坑悉数被填平。 没过多久，澶州灵平埽建成，大水已不再泛滥。 苏轼认为，黄河一般五六十年决堤一次，而徐州正处于汴河与泗水的最下游，州城前后二百余里都有高山的阻挡，一旦发水，水势深且极难消退。 于是，就借着皇帝赐诏之际，将这些情况记录下来刻在石碑上，以告诫后世的徐州百姓。 做完这一切，时任北京（宋时大名府为北京）国子监教授的黄庭坚给苏轼寄来了自己的书法及古诗两首。 黄庭坚为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幼年便聪颖过人，读书数遍就能背诵。他舅舅李公择到他家，取架上的书问他，他没有不知道的。舅舅非常奇怪，以为他乃千里之才。 苏轼第一次看到他的诗文，就以为他的诗文超凡绝尘，卓然独立于千万诗文之中，世上好久已没有这样的佳作。有了苏轼为之站台，他的名声开始震动四方。 有一次，苏轼作了一首《春菜》诗，其中有“明年投劾径须归，莫待齿摇并发脱。”之句，意思是说，自己家乡的春菜是那么的富足，明年不如弃官归乡去尽享美味，不要再等到齿摇发脱之时。 黄庭坚的和诗是这样说的，“公如端为苦笋归，明日青衫诚可脱”，苏轼得诗后大笑，对身边的亲朋说，我原本就不愿意做官，今天应该依照黄鲁直的建议以苦笋之美味硬差致仕了。 苏轼与黄庭坚一生唱和无数，而这是二人的首次诗词唱和。 这几天，传来了老朋友孔宗翰要罢京东路提刑改知陕州的消息，苏轼听说后，不免觉得要为他写点什么作为送别之辞。 突然，苏轼想起了他在离密之时，继任者孔宗翰就曾以《虔州八境图》向自己求诗，自己一直无暇为之，此时也该还上这一文债了。 虔州，此名今已不存。 绍兴二十三年，校书郎董德元以“虔”字为虎头，虔州号“虎头城”，绝非佳名，奏请朝廷改名，遂诏改虔州为赣州（取章、贡二水合流之义，且保留虔字的底部“文”，故称为赣），赣州之名始此。 虔州原辖南康、大余、上犹三县另置南安军，治所在大余。 宋仁宗嘉佑年间，孔子第四十六代孙——孔宗翰知虔州，鉴于“州城岁为水啮，东北尤易垫圮”，于是“伐石为址，冶铁锢基”，以阻挡水灾的侵扰，从而解决了全城百姓的后顾之忧。 一日，孔宗翰登上楼台，放眼望去，只见一派大好河山，不由心旷神怡，创作的冲动油然而生，于是利用闲暇之余，创作了一幅壮丽的山水画卷《虔州八境图》。 之后，他又在龟角尾城墙上筑起了石楼，后称“八境台”。 八境台原为石楼，因郡守孔宗瀚筑台后绘制《虔州八境图》，并以图求诗于苏轼而得名，孔宗翰将图与诗都刻于石楼上，石楼因此而得名“八境台”。 熙宁十年，苏轼由密州改知徐州，孔宗翰接任密州，正值苏轼离别之前，孔宗翰便将自己之前绘成的《虔州八境图》出示，请苏轼按图题诗，以便寄回虔州，镌刻于石，以图永存。由于多种原因，老孔的这一愿望未能如愿。 直到今天，老孔就要出知陕州了。 苏轼不得不打开这些画作，逐一观赏，只见此地确实风光旖旎，妙不可言，犹如人间仙境。于是，欣然作诗八首并序，题于图上以志其景象。 至于孔宗翰所作的《八景图》，苏轼初看时仅见石楼，何谓八境？ 不过这也难不倒苏轼，他把在石楼上看到的日头“其旦如盘、其中如珠、其夕如破璧”称为三境，再把石楼在寒暑、朝夕、雨旸、晦冥中的不同景象称为四境，还有观赏者在坐作、行立、哀乐、喜怒之时所见石楼的不同又称为四境，这样一算还远远不止“八境”。 这是苏轼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城市八景”的概念，形成一组旅游胜境，为后世模仿，如今天的燕山八景、泸城八景、西湖八景、台湾八景等，不失为中国旅游文化的一个里程碑。 八景图的诗题完后，孔宗翰着人将诗镌刻于虔州石楼，“虔州八景”及八境台由此名扬天下。 如今的八境台，位于赣州市城北章水和贡水合流处的赣州市北八境公园内，俨然成了赣州古城的象征。 不曾想，十七年后的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至惠州。 当他南迁过虔州时，得以遍览所谓八境者，觉得自己此前的八首诗未能道出“虔州八境”之万一。此时，孔宗翰已经故去，苏轼所作的诗文石刻也已经不在了，南康的士大夫们就又请苏轼重新作书，戴罪的苏轼不想违背了老朋友孔宗翰的意愿，只好重新书之。 这是后话。 苏轼在徐州任上时，除了担心来年的水患之外，总体上倒也清静无为，优哉游哉。大表哥文与可在苏轼看来身怀大才，但始终未获重用。 除了为大表哥抱不平外，苏轼安慰文与可说，你虽然暂时失去了在洋州做地方州官的快活，在京师还有着生活费用上的困扰，但不用再看上级派下来的使者的嘴脸了，这样一算，总体上还算有得有失。 在徐州水患之时，苏轼曾前往本州的乾明寺，去求助于真寂大师的灵位，十日后洪水果然退去。 苏轼就上书朝廷，请求朝廷将真寂大师追赠为灵慧大师法号，追赐其塔为灵慧之塔。 所以，在唐朝就已坐化的真寂大师，越过了五代十国，于宋时在苏轼的举荐下又被赐以新的法号。 某日，苏轼与京东东路的将官梁交到傅裼家喝酒，傅裼官国子博士，时任徐州通判，傅裼这个人来头也不小，是原龙图阁学士、礼部侍郎燕肃之外曾孙。 当时，燕肃以能够创制奇巧器物而名闻天下，他曾经制作过一个莲华刻漏（中国古代的计时器。漏是指带孔的壶，刻是指附有刻度的浮箭），世人都叹服它的精巧。 凡是燕肃所任职过的州郡，都要造上一个这样的莲华漏。人们只敢使用此物，但无人敢去改造它。 当时的徐州府，用的是盲人卫朴研制的刻漏，盲人看不见，所以卫朴所制的刻漏就没有漏箭。这在当时是个奇葩，只是使用时需要让守漏之人待水满之后，将水放掉重新加注，所以人们都说这种刻漏太内个啥了。 正好，通判傅裼对其先燕肃的制造刻漏之法较为了解，于是就改造了徐州府衙里的刻漏。刻漏改造完成后，傅裼顺势请苏轼给此漏写一篇铭文。 所以说，一顿酒引发出来了一篇铭文。 苏轼在铭文中，无非是将漏箭比作是官吏们仕途的沉浮之状，告诫那些当官者要像水中的浮箭一样，永远保持平衡。降职时不要感到耻辱，而升职时也不要感到骄傲。 京东西路提刑长沙（今属湖南）人孙颀（字景修，号拙翁），前几天因为有公事巡部自应天府来徐州，这段时间，苏轼本想前往拜访孙颀的，但由于正在陪同到访的老朋友李公择，所以没有前往。 正好这次孙颀前来，苏轼做好了迎接的准备，还想邀请孙颀同提点刑狱商讨一些事情。 对于徐州的水患，苏轼听说上游的决口处始终无法彻底堵住，就趁给大表哥文同写信的机会，向他又倾诉了这一苦恼。 虞部员外郎王正路之次子王迥，世传此人曾与仙人周瑶英一起游过芙蓉城。此时，王迥的两个族弟正在师从于苏轼，所以得以与苏轼认识。 苏轼就询问了这件事，待此人讲完了他与仙人游览仙界的故事后，就连苏轼也对此深信不疑，于是作了一首《芙蓉城》诗。 王迥，字子高，本为赵州人，因娶江阴巨室之女，遂占藉江阴（今江苏无锡代管县级市，简称澄，因地处“长江之阴”而得名）。也正是由于苏轼的这首《芙蓉城并叙》，历代的文人骚客才把当今“天下第一村”华西村所在的江阴市称作“芙蓉城”。 到了春日，为害的水患刚退，大旱又至。 苏轼祷雨于徐州城东二十里的石潭，当地父老皆云，此石潭底下与泗水相通，所以潭水与泗水的清浊变化一模一样，并且还常见潭水中有河鱼出现。 逢此大旱，依照唐朝刘禹锡的说法，每逢大旱之年，将一虎头置于龙潭之中，这样一来，潭中将会龙虎相击，其势必斗，则可以兴风雨。刘禹锡曾信誓旦旦地说，以前每遇岁旱，多尝试此法，屡屡应验。 于是，苏轼就援引此法，并郑重地作下青词，到石潭祷雨。 结果还真的应验了，苏轼作了《起伏龙行并叙》诗以记。 “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蒨罗裙。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正式到石潭谢雨之时，苏轼依然掩饰不住自己的喜悦之情，还作了这首《浣溪沙》词。 工部尚书陈希亮之子陈慥，家住龙丘（即今湖北武汉新洲区三店街），此人狂放不羁，傲视世间，视荣华富贵为粪土。尽管是官宦之后，不坐车，不戴官帽，和我们今天爱摆架子，摆谱的人不一样。 陈慥，字季常，号方山子，别号龙丘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隐士。其父陈希亮陈公弼曾是苏轼在凤翔府的上司，成语“河东狮吼”的典故即出自陈季常和其妻子柳月娥的事迹。 隐居龙丘后，当地人不知道他的来历，就叫他“方山子”。元丰三年（1080），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不期遇上陈慥，两人成为了好友。 苏轼在凤翔作签书判官时，遂与季常相识。 后陈氏移家洛阳，苏轼被贬黄州后，小陈还数从之游。陈季常藏有《朱陈村嫁娶图》，苏轼曾在此画上题过诗。如今，由于苏轼要到徐州下辖的萧县去劝农，正好又来到这个朱陈村与临近的杏花村。 朱陈村全村仅朱、陈二姓，世为婚姻，唐时的白居易也曾有诗咏过其事。 因为该村离县署较远，因此官事极少，另外处于深山，民风极为淳朴。由于民安其土，加之并无羁旅行役之苦，所以此地的山民亦多长寿。 见到了朱陈村，又想起了老朋友陈季常，睹物思人，抚今追昔。可令苏轼感慨的是那种悠远的淳朴之风已被打破，“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租夜打门。”（《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二首·其一》）。 第89章 徐州任上亦风雅 几年前，苏轼从杭州赴密州任路过高邮时，孙觉（字莘老）服祖母丧的期限已到，如今服除，正要起知苏州。 对于这位老朋友，苏轼倅杭时，老孙将知庐州，苏轼曾作诗为之送行，孙莘老当时就次韵了一首。得知老朋友已经重回工作岗位，于是苏轼就将上次老孙的次韵诗又唱和了一番寄给孙莘老。 李公择要离开徐州了，苏轼先是赋了《蝶恋花》词，“凭仗飞魂招楚些，我思君处君思我。”那意思是说，我要像《楚辞·招魂》召唤屈原那样，召唤离去的友人，我思念你的时候想必你也在思念着我吧。 “楚些（suo）”，类似于招魂歌，亦泛指楚地的乐调或《楚辞》。《楚辞·招魂》是沿用楚国民间流行的招魂词的形式而写成的，所以说句尾皆标志性地带有个“些”字。 苏轼还作了数首诗为李公择送行，二人都是因议论新法被摈黜远外，所以交情最为深厚。 李公择是南康建昌（今江西永修）人，年少时曾在庐山白石僧舍读书。他曾与王安石交好，后来，因为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被贬官外放，同时他也是苏轼的好友。而苏轼在熙宁四年（1071），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为王安石所不能容忍，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数说苏轼的过失，致使苏轼不得不请求出京任职。 至此，两人均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新法而不得不离京赴任，后来，又因为各自的命运而不得不一次次分别。 苏轼曾写过许多关于李公择的诗篇，当时苏轼从密州赴徐州任时，李公择在济南隆重地接待了苏轼。如今李公择出任淮南西路提点刑狱的李公择，南下赴任时又专门取道徐州，专程来拜会苏轼来了。 因此，这一时期二人的唱酬极多。 苏轼《送李公择》诗中有“嗟予寡兄弟，四海一子由。”、“宜我与夫子，相好手足侔。”等句，在这里，苏轼坦言自己兄弟少，四海之内只有弟弟苏子由一人而已，而与李公择的关系也情同手足，就像亲兄弟一般。 再说说杜介这个人，其字“几先”，在百度词条中只能搜出“善草书，清爽圆媚，诚为奇绝”这一信息，但苏轼兄弟与他有多首赠诗。 “崎岖世路最先回，窈窕华堂手自开。咄咄何曾书怪事，熙熙长觉似春台。”其中最早的这一首《杜介熙熙堂》，就是苏轼在徐州任上所写，其时杜几先已经告老还乡，居住在扬州的平山堂。 就在几年后，苏轼自湖州被押解进京之时，船过平山堂下时，隔墙还能清楚地看见杜介居住的竹屋纸窗丝毫没变。 彼时，在苏轼的脑海里浮现的是，已经退休的老杜仍然戴着黄帽穿着草鞋，在自己草房间的棋局里怡然自乐。而反观自己，正被朝廷羁押，生死未卜，只能是喟然长叹！ 简州阳安（今四川简阳）人刘泾，字巨济，号前溪，善作林石槎竹，笔墨狂逸，体制拔俗。亦工墨竹，以圆笔作叶，成都太智院法堂就有他的松竹画壁各一堵。 刘泾与苏轼和米芾都是好朋友，刘泾有个习惯，那就是为文喜欢用一些险怪之语。为了裁抑老刘的这一不好的习惯，苏轼在一首与刘泾的和诗中是这样说的，“吟诗莫作秋虫声，天公怪汝钩物情，使汝未老华发生。”、“万卷堆胸兀相撑，以病为乐子未惊。”（《次韵答刘泾》），这些思想也是自欧阳修以来，苏轼引领下的宋代文坛的一股清流。 元丰元年（1078）夏初，将官梁交（字仲通）从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商丘古城）返回徐州，给苏轼带回了孙颀（字子思）的来信。 苏轼从信中得知，孙颀目前与苏辙在一起共事，且平日里交游甚密，这些消息使得苏轼很是欣慰。 另一个好友、京东东路转运使、阆州人鲜于侁（字子骏），本为唐鲜于叔明后裔，此人为官清正、干练，为诗平淡渊粹，擅作楚辞（这个很有个性），在公务之余坚持挑灯夜战，一举创作了楚辞《九诵》。 所谓的“九诵”，无非就是将孔子、尧舜禹、岳神、河伯等上古名人及宗祠统统歌颂一番的九篇楚辞作品，这与当代的文化人一样，也就是兴致勃勃地写了一组描写正能量的组诗。 鲜于侁写好后，拿给了苏轼看，苏轼通览了一遍后，十分感慨。 为什么感慨呢？ 当苏轼看到鲜于子骏写的楚辞“高仿品”后，感慨当时的社会，早都已不再学屈原、宋玉这些个经典了。一旦演奏《诗经》里的诗，就像铁锅与灶台的磕碰声，又像瓮与盎的撞击声，大家听了也都暗暗发笑，昏昏欲睡。 如今，人们喜欢的大都是夷器，比如胡琴琵、琶与羌笛，就连郑卫之声都很少听了，更何况雅音呢？喜欢的人少，想学的人找不到老师，想传授的人找不到学生。 《郑》、《卫》、《桑间》，自古以来都被归类为“靡靡之音”、“亡国之音”的范畴，也就是黄歌、酸曲儿的档次，但在苏轼时代已经算经典了。 胡琴、羌笛这些，苏轼认为充其量算是一些个流行歌曲。 社会现状如此，苏轼还是对老朋友鲜于侁这种在梦寐中回到千年之前，追踪古代的屈原与宋玉，跟他们在静默的世界里交朋友的精神感到敬佩（这哥们尤能神交古人）。 苏轼知道，那些没有经过此类创作的人，绝不会懂得鲜于子骏经历过的艰难与取得的杰出成就。那些不学无术之人，还以为鲜于侁这种人是故作斯文，无病呻吟呢！ 其实鲜于侁这个人，也和苏轼一样，本就喜欢吟诗作赋。 某夜，老先生（鲜于侁年长苏轼十三岁）于新堂夜坐，仰看中天之上的月色皎洁，于是由连理亭步入庭中，徘徊了良久，口占了五言诗八韵。 苏轼在给鲜于侁的《九诵》后作了题跋后，仍意犹未尽。 接着，苏轼又唱和了老先生的月夜诗，这还不过瘾，苏轼还另作了一首。在诗题上，苏轼还无比真诚地特意标出“前次韵，后不次”。 “繁华真一梦，寂寞两荣朽。惟有当时月，依然照杯酒。”、“独作五字诗，清卓如韦郎。诗成月渐侧，皎皎两相望。”（《和鲜于子骏郓州新堂月夜二首》），这些朗朗上口之句，令这两首五言诗成了苏轼的代表之作。 在北宋初年的文臣中，有个人叫杨亿，字大年，建宁州浦城（今福建省浦城县）人。苏轼出生时，杨亿已经故去十一年了。 这个杨亿不仅文才出众，更以气性大而着称。传说杨亿六岁学诗，七岁能文，以神童闻名。十一岁时，宋太宗听到关于他的传闻，命地方官将他送至京城亲自测试他。后被赐进士，曾任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官至工部侍郎。 杨亿的诗歌重雕琢用典，铺陈词藻，讲究声律，被称为“西昆体”，在宋初诗坛上影响颇大。 在西昆诗人中，杨亿是比较突出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诗歌创作与探索为后来欧阳修领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提供了经验与教训，成了宋诗发展过程中承上启下、不可或缺的重用一环。 “近世士大夫文章华靡者，莫如杨亿，使杨亿尚在，则忠清鳗亮之士也，岂得以华靡少之。”这是苏轼对于杨亿文章的评价。 意思是说，近世士大夫中文辞华丽的人中，没有人能比得上杨亿了，假如杨亿尚在世，仍然还是忠诚清廉的耿介之士，难道能够因为他的文辞华丽而轻贱他吗？ 这说明，在苏轼眼里，杨亿这个人文品与人品皆不同凡响，当看到人们都对他死后留下的墨宝珍爱有加时，苏轼也在他的墨宝后作以题跋，赞赏了他的人格风流。 四月二十五，传来黄河上游的澶州曹村埽决口被堵住，并正式改名为“灵平埽”的好消息。 苏轼闻讯，暂时没有了后顾之忧，想来年的庄稼就会丰收，老百姓就能够安居乐业了。于是，就带着感激之情向朝廷上了一道《徐州贺河平表》。 上完贺表，就听闻年时年六十六岁李师中（字诚之）故去的噩耗。 李师中，宋州楚丘县（今山东菏泽市曹县）人，十五岁时，即上书议论时政，由是知名。后中进士。在后来给友人的信中，苏轼吐露道，每念及李六丈（待制六丈，官名，指李师中）之死，使人不复有处世意。再看一看他的诗，禁不住又泪流满面。 关于“待制”这一官名，原本是仿汉代的待诏人设立，因唐时的武则天名“瞾”，为避讳，虽改成了“待制”。宋因唐制，于殿、阁均设待制之官，如“保和殿待制”﹑“龙图阁待制”之类，典守文物，位在学士、直学士之下。 说白了，就是呆在皇帝身边等待诏命或者等候顾问之人。李师中后来累官提点广西刑狱，摄帅事。熙宁初，历河东转运使。知秦州、舒州、瀛州。后为吕惠卿所排，贬和州团练副使，稍迁至右司郎中。 元丰元年（1078）的徐州，在水患退去不久又发生了春旱，灾情十分严重。作为徐州知府的苏轼为了解除旱情，亲往徐州东面的石潭为民求雨，后果得大雨。 这一年的初夏，徐州大地呈现出一派丰收的景象。于是，苏轼就喜赋《浣溪沙》词，直抒胸臆，抒发对于丰收的无比喜悦之情。 “归去山公应倒载，阑街拍手笑儿童”两句巧用晋代山简（山涛第五子，西晋时期名士）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的有趣故事，写出因丰收而无比欢快的乡民与儿童。百姓因丰收而欢娱，因欢娱而共庆共饮，喝得酩酊无所知，街边的儿童观之天真地拍手欢笑，词人眼中的人们那么沉醉于丰收之乐中，作为太守的他的心情便可想而知了。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李怡霖教授在说过：“苏轼拓展了词的题材，具体而言，就是把怀古悼亡、农村山水、闲居躬耕、游览涉猎等一系列只有在诗文中出现的内容移居词中，并以之为依托抒发自己的志向和怀抱”，其所举词例，正是这首元丰元年作于徐州的 《浣溪沙·徐州藏春阁园中》。 第90章 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 大表哥文同寄来了自己的诗作，苏轼答诗并回简，顺便向表哥求画墨竹。 因为，在苏轼眼里，大表哥的墨竹真是到了“胸有成竹”的地步。 生于蜀地的苏轼及文同，打小就对竹子的习性较为熟悉。苏轼认为，竹子自长出一寸长的时候，它该长多少的叶片和竹节都已经是与生俱来的。而古往今来的画竹之人，往往是一节一节地画，一笔一笔地添，这样就难以画出竹子成熟完整的神韵。 大表哥因为画墨竹名声在外，所以上门求画者络绎不绝，来者往往会馈赠一些白绢作为润笔之资。 时间长了，文与可就难免厌倦起来，早已淡泊名利的他，索性将这些上好的白绢做成家人们穿的袜子了。他还告诉前来求画之人，说自己的画竹技法已经全部传授给了远在徐州的苏轼了（把皮球踢给了表弟苏轼）。 这在当时的士大夫圈子里，成为了一时的笑谈。 对于苏轼的请求，大表哥将自己精心所画的《筼筜谷偃竹》赠给了苏轼，筼筜谷位于文与可之前任职过的洋州。 苏轼想起来有一次与大表哥之间的诗词唱和，其中苏轼的诗中有“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筼筜谷》）”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汉水上的竹子，像蓬草一样，既多又贱，在砍除的时候，连竹笋都不放过。料想生活贫寒，又饥又馋的文太守，砍竹笋充饥，已非一日，吃进肚里的的竹子不知有多少，想必渭水岸边上千亩的竹子都被吃进他肚子里了吧。 谁知，当天文与可与妻子正在筼筜谷中游玩，晚饭烧笋而食，打开苏轼的来信一读，失声大笑把饭竟喷了一桌子。于是，关于苏轼与文同的四个成语典故就应运而生了：清贫太守、渭滨千亩、胸有成竹、大笑喷饭。 让人没想到的是，令苏轼一向极为敬重的大表哥文同次年于陈州病逝。 这时候，远在湖州任上的苏轼在一次翻晒书画时，又无意间见到了文与可的《筼筜谷偃竹图》，苏轼禁不住放下画卷，以至于失声痛哭。 元丰元年（1078），五月四日。 朝廷正式下诏，奖论以苏轼为核心的徐州领导班子加固徐州城的扞水之功，该诏书还被徐州府镌刻于石，以为勒记。同时被降诏奖论“立堤救水，城不得没 ”的州府还有济州、齐州和郓州三州。 苏轼按君臣之间的礼节，恭敬地上了谢表。 几天后，京东西路安抚使王克臣（字子难）被改知瀛洲（今宁德蕉城区洪口乡），由贾昌衡（字子平）接任京东西路安抚使、兵马巡检、知郓州。 这位贾昌衡，是北宋着名政治家、经学家、宰相贾昌朝之弟，真定获鹿（今属河北）人。贾昌衡也曾向朝廷举荐过苏轼，乞召苏轼为近侍，但没能成功。 京东西路提刑孙颀，此时被调任湖北转运使，当时的李清臣、孔宗翰为京东东路提刑，辖京东东路、京东西路，而孙颀任京东西路提刑。在苏轼所处的时代，这种各路之间的分分合合，时有发生。 孙颀，一字景修，长沙人，少孤而受教于自己的母亲，后官至太常少卿。 高邮人秦观（字太虚，又字少游，别号邗沟居士，世称淮海先生）要进京应举，路过徐州时，在李公择的引荐下前来拜见苏轼，这是秦观与苏轼的第一次相见。 秦观将他的诗词呈给苏轼，苏轼翻看到了他的词，只见章法、句法相对疏朗，而字法尤显典雅精致。小秦用疏朗流畅的章法，连接精致典雅的词句，使得词句既较柳永高雅，又不似周邦彦那般凝涩晦昧、难以索解，而是融入技艺又不逞弄技艺，这真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佳境。 秦观在徐州没有待多久，便旋即北上。小秦还很会来事，顺道还拜访了在南都的苏辙。 在离开徐州时，秦观写下了那首着名的《别子瞻》，其中的“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不将俗物碍天真，北斗已南能几人。八砖学士风标远，五马使君恩意新。”句，正是抒发了对苏轼真心地仰慕、赞美与不舍的情感。 众所周知，在宋代词体演进的过程中，秦观曾作出过突出的贡献。 秦观的感伤词作形成了词史上影响巨大的抒情范式，在他之前，晏殊、欧阳修以珠圆玉润之笔写作名臣显宦的闲雅之词，晏几道以空灵悠缈之笔写作没落公子的感伤之词，柳七郎风味失之浅俗，苏轼词的豪宕不羁又非“本色”、“当行”，他们皆不能被广大文士所理解和接受。秦观的出现，则成为后世人们普遍师法的对象。 所以，当时的苏轼认为秦观有屈原、宋玉之才。以至于后来，当得知秦观客死于北归的路上之时，苏轼竟发出了“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的哀叹！ 翰林学士王禹偁，字元之，世称王黄州，济州巨野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就已早逝，年仅四十八岁。 欧阳修在世时十分仰慕王禹偁，在滁州时曾瞻仰其画像，还为其作《书王元之画像侧》。苏轼在路过苏州虎丘寺时，也瞻仰过王禹偁的画像。 巧合的是，王禹偁也曾被贬到过黄州，在黄州期间曾新建小竹楼，并为之作记。后来苏轼被贬黄州，在黄州建房子时，方遇大雪，故取名“雪堂”，二者有着异曲同工之雅趣。 今天要说的是，王禹偁有个曾孙名叫王汾，正在兖州任知州。当王汾将先祖王禹偁的碑铭出示给苏轼看时，苏轼联想到恩师与自己对于王公的景仰之情，于是就作了《王元之画像赞并叙》，寄希望王汾能将此文附于家传之中。 苏轼又给大表哥文与可写信，听说大表哥已向朝廷申请到浙郡为官，不知道朝廷是否恩准。 苏轼想说的是，自己也与表哥一前一后向朝廷递上过奏章，想讨一宣城或明州（今浙江宁波）的地方差事，如果都获得恩准，那么，到时候就可以与表哥连船南下了。 七月十五，苏轼郑重地为家乡眉州作文，以歌颂他们的好州守黎錞（字希声）。 眉州太守黎錞，重农桑，减税赋，公平正直，“知州事，仁明不苛”，从而深受眉州百姓拥戴。宋朝的官制，是“三年一磨勘”，即三年期满就要调离。这样的好太守要离开眉山，眉山百姓不干了，万人空巷要留下黎太守。此事报到朝廷，朝廷派人调查后，破例让黎錞又做了三年知州。 苏轼总结，自己的家乡眉州接近古风的好习俗共有三处： 一是当地的士大夫都很看重学习经术并重视宗族亲戚，二是那里的民众普遍尊重官府而惧怕犯法，三是农忙时节农夫们都能很好地互相帮助。那里的百姓对待州守和县令，都会按照古代君臣的关系一样，在官吏离任之后，为他们画像并时时敬奉。 留任后，黎太守更是善待子民，常常与民同乐，眉州的民众更加地信赖他。 其时，眉州官衙后门有一湖，叫环湖。黎太守公务之余，常在湖边游玩。有一天，黎太守突然觉得，如果在这湖边修一座楼台，既为环湖添了一景，又为百姓登临提供了方便，岂不是一举两得。 于是，黎太守拿出自己的积蓄，又号召军民士绅捐助，很快筹齐了建楼的银两。不久，一座二楼三层挑檐的精致木楼就矗立在了环湖边。 楼是修好了，可是取什么名字，请谁来题记呢？黎太守颇费思量，想来想去，他想到苏轼。原来，黎錞与苏轼的父亲苏洵曾是好朋友，年轻时常在一起游玩，吟诗作赋，探讨古今的成败之理。 苏轼虽是晚辈，却与黎錞同朝为官，有忘年之谊。苏轼名满天下，又是眉州人，请他题名作记再合适不过了。黎太守当即修书一封，差人送往当时的徐州。 谁知一等再等，竟无片言只语寄回。原来苏轼正带领徐州军民抗洪赈灾，直到第二年开春，苏轼才将亲笔书写的楼名和《眉州远景楼记》派人送回了眉州。 处理完了家乡的事情，时任滕县（今山东枣庄所辖县级市）知县的王安石同母三弟王安上也向苏轼求作记文。 原来，滕县知县原由范仲淹第四子范纯粹担任，想当年，各地官署的厅堂都但求简陋，人们很忌讳谈论大兴土木之事。以至于即使房屋年深日久、倾斜腐朽，也要装模作样地一任一任地传下去。 而范县令却不避俗事，力排众议地将滕县县衙翻修了一新，新建的公堂及役卒的住舍共一百一十六间，唯独他自己的住所没有翻修。 滕县县衙翻修之后不久，范纯粹将离任，由王安上接任。范县令临走前，亲自交代了王安上要将此次县衙的翻修之事刻碑立石。 也许是自己的四哥王安国的引荐，于是王安上就找到了苏轼。因为在王家兄弟中，数王安国与苏轼最为投缘，也交往最深。 接手这个差事后，苏轼觉得，自古以来的“奉己防嫌”这种事就是个伪命题。 在苏轼所作的《滕县公堂记》中，他举例了东汉后期有个叫效命于曹操的徐奕（字季才），此人为人忠直、表里如一。 由于当时盛行廉洁之风，士大夫们都争相降低自己车马的规格以博取名声，而徐奕却一如既往，所以天下人都认为他过于奢侈。后来，世俗之风日渐奢靡，而徐奕还是以前的样子，天下人又开始认为他太过吝啬。 苏轼的意思是，这位徐公的做派才是真正的品行如一，因其“不改其常”，故天下以为泰。 第1章 苏轼有多少个名号 楔子： 苏眉山（苏东坡）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文化”的存在。 直至今天，坊间各种文本中对他的溢美之词都已是琳琅满目、排山倒海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是将其与李太白比肩，还是赞其诗、书、画诸领域的全才，这些都绝不为过。 耕文轩主人本为电厂蓝领，当看到同行的刘慈欣大哥创作了《流浪地球》后，也平添了莫大的勇气，也想试图去写写我们这些着述者和阅文诸君；等等——普天之下所谓“文人”的诗意与悲欢了。 在厂期间收集较完备的苏东坡相关资料后，又潜心研读了N年，主要是其文集部分，寄希望从其文集（特别是诗词）的字里行间找到一些最真实的东西。 古历辛丑年，谋生的厂子政策性关停。我踌躇满志地拉上一后备箱的资料，来到我心中的圣地——一座位于荒山野岭上的光伏电站。面对群山，心中兴奋地认为，为苏东坡立传的天时地利都具备了。 ~~乌拉！ 但或有智者们认为，我的工作疑似重复、已无价值。 确实，如今的苏传以及传说，已经是俯拾皆是。但凡与他沾点边的段子，就连乡野村妇亦能轻易地列举一二。 我听了也极彷徨。 在下窃以为，市面上有的苏传略显简练，有的却是融入不少的主观东西，还有的则流于“掉书袋”：即把苏集中的原话——我们承认着者或已洞晓了其中的奥义——原封不动地大段大段摘录出来，豪华铺陈，幻想与观书者同频地共振或共鸣。 事实上，现在的人都忙，多是想享用一些快餐式的所谓文化。 耕文轩主人以孔凡礼老先生的《苏轼年谱》为主线，诚惶诚恐地鼓捣出一些源自苏东坡本人较真实、较能反映出其水准的东西，但又怕不得其要领，落得个“曲高和寡”什么的。 算了，还是不伦不类地自顾自地写下去吧…… 不到黄州，此人的大名还只能叫苏轼。 不到下卷，此人的大名只叫苏轼。 苏轼，字子瞻，还有一字为“和仲”，不常用。也有称其小字“同文”的，更不常用。在家族中行九二。 啥叫“行九二”？ 在中华书局出版的2005版《苏轼年谱》中，作者孔凡礼老先生做过大量的考证工作。对于孔凡礼，耕文轩主人也做过许多自认为非常有意义的考证工作（百度了不少的资料）。 孔老先生是一位在学术上令人敬仰的老前辈，安徽太湖县人氏。中国高校在编教授名单中可能没有他的名字，科研机构的高级研究员中也可能没有他的名字，甚至作为北京市某非重点中学的一位语文教师，他老人家连中学“高级教师”的职称也没有弄到手。 但他却以在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着述的40余部学术着作与宋代文史多项重要之研究成果，深得钱钟书、赵朴初、李一氓、启功等顶尖知名学者的高度赞誉，被中华书局奉为座上宾。身在民间，却被称之为学术上的“无冕学者”、“编外学者”。 黄太史（黄庭坚）有诗云：唤取谪仙苏二来。“谪仙”的原意是指谪居凡间的仙人，在中国古代，但凡说起谪仙，大家首先就会联想到我唐代大诗人李太白同志。而在黄庭坚的眼里，世上的谪仙不止一位，最起码还有他的老师苏轼。 至于黄庭坚与苏轼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以后我们要说的。我们知道，与苏轼交往的人凡品极少，黄同志绝对是个大咖。但今天我们的“中心任务”是，要弄清楚这个“行九二”究竟是他奶奶的什么一个意思。 “济南先生”李方叔（李廌），也是一位“先生”，类似于今天的冰心先生、老舍先生那样的大家，但他亦是苏轼的学生，此人有一首诗名叫《读小苏先生九三文》。由此可知：苏轼是行九二，因为小苏即苏辙，苏辙行九三，苏轼自然就是行九二了。 众所周知，我国南宋诗人陆游也是苏轼的铁杆粉丝中的一员，在其《老学庵笔记》中叙及北宋绍圣四年（1097）苏轼以六十二岁高龄被贬谪到海南儋州之前，曾与弟苏辙相遇于梧、滕（均属今广西省的州府）之间，轼曾呼弟辙为九三郎。 最终就连孔凡礼老先生也大感疑惑：此九二、九三不知是否为第九十二、第九十三之意呢？ 然据《苏氏族谱》，四川眉山苏氏属于苏洵曾祖苏祜一枝者人数其实并不多，最后孔老先生只能似是而非地推断苏轼的“行九二”大约是在全族中的排行而言。 扯了这么老半天，并无它意，主要还是想交代一下主人公的渊源。——当然这也是国人为名人立传时的规矩。 古人的礼仪繁多，我辈难以悉数通晓。在三苏的“学术研究”这一问题上，孔凡礼若称第二，估计当今天下敢称第一的人多少会有点难为情。 对于“行九二”这一问题，笔者不是非要在此“掉书袋”，着实，作为后辈的我们，但凡喜爱苏轼的人士，都有责任在前辈踏出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喜爱以及自觉传承中华文化的后辈们正在如雨后春笋般成长，未来可期，“苏学”的光辉将会更加灿烂地照耀着这个世界。 苏轼一生还有很多号： 东坡、东坡居士、老泉山人、铁冠道人、戒和尚、玉局老、眉阳居士、雪浪斋。后人还有称无邪公、仇池翁、毗陵先生、泉南老人、水东老人、东坡道人、海上道人、苏仙、坡仙、东坡老人、东坡公、坡、坡公、坡老、坡翁、老坡、大坡等。 直到死后被南宋孝宗乾道六年皇帝赐谥“文忠”，世人复又尊称其为“文忠公”。 除此之外，苏轼自称以及别人称呼的字号也极多，但无不自“东坡”二字所衍生：东坡老、东坡病叟、东坡翁等。 在古代的社会中，中国人还有以官爵、地望、乡里来某些有名望之士的习俗，这就使得古人的称谓更加的丰富。于苏轼而言，则顺理成章地称其为苏贤良、苏太史、苏翰林、苏内翰、苏学士、苏端明、苏礼部、苏密州、苏徐州、苏湖州、苏黄州、苏惠州、苏副使、苏眉山、苏眉州、眉山公，等等。（据孔凡礼《苏轼年谱》整理） 若是活到今天，我想还会有不外乎苏老师、苏师傅、老苏、苏总、领导、甚至老首长这些个称号。 说到这里，我想，中国人大都爱给自己喜欢的、同时又能够接近的权威人士起名号，不然，历史上的巨奸巨贪如秦桧、和珅等人，怎么就没有听说过有什么老百姓起的外号呢？ 老苏家原籍高阳郡，即今天的河北高阳县旧城村。后汉时，苏家的六世祖苏纯老先生，其子名苏章，想当年在燕赵之地——河北冀州当刺史，所以他的子孙后代就在赵郡聚居了。 后世中有一个叫苏味道的，圣历年初为凤阁侍郎，后贬为眉州刺史，之后又被迁为益州刺史，可人尚未上任就死了。苏味道有一子留在了眉州，正是这个重要的血脉传承，使得眉山才有了苏家。 在这里，我们发现苏味道之于苏轼，与杜预之于杜甫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国人一旦先祖中有名相、名将者，为了烘托其后世之人出身之用，一般都逃不出史家的眼光。 苏轼的祖父名叫苏序。 祖母史氏，卒于宋仁宗明道元年，死后追封嘉国太夫人。 在今天位于河南郏县“三苏坟”大门口有一副启功先生书写的楹联： 一代文章三大家，千秋俎豆两峨眉。 在国内的景点我们注意到：但凡有启功先生出面亲笔题词的地方，必是文化内涵极为厚重之所在。这里的文章三大家，其中有一个即为苏轼的父亲苏洵。此人据传少年时调皮捣蛋，不好好学习（少年不学），举进士而不中（落榜了），二十七岁才发奋读书，最终都能成功跻身于“唐宋八大家”的行列。 二十七岁，放到今天，也即研究生毕业的年龄，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概念。 在启蒙读物《三字经》中，专门也有提及：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苏老泉，就是苏父苏洵。 苏母程氏，以贤惠着称，其死后的墓志铭为司马光所撰。当然，这主要是老马看在苏轼的面子上，要知道老马的在当时的身价可是极高的。 程氏是眉山大理寺丞程文应的女儿，十八岁嫁入苏家，从经济条件而言，当时程家远远要比苏家富裕。但程夫人嫁过来后，恪守妇道，勤俭持家。同族人不管从那个方面都挑不出夫人的毛病，至于冷淡、傲慢等举动，在夫人身上是压根找不出的。 有人对程夫人说，你娘家高门大户的，父母又“不差钱”，你却天天在苏家吃糠咽菜的。不如回你娘家随便张张嘴，以你父母对你的疼爱，绝不会撒手不管的！ 夫人正色道：我听说过“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时衣”。你说的是不错，假如我回到娘家开个口，父母不会不施以援手的。但如果传出去，就会有人说我夫君是吃软饭的，我绝不会让我夫家及夫君因此而蒙羞！ 当时苏洵的奶奶尚健在，据传是个极为刁钻古板的老妇人。全家人从她的堂前经过时，都需小心翼翼，一旦让她听到脚步声，就会被叫回来严厉地责骂一番。唯独程夫人能处处合乎她老人家的心意，也只有看到程夫人，老人家才会由衷的高兴，满意地颔首。 传说苏老泉直到二十七岁的某一天，才突然有了良心发现，跑回程夫人面前说：我觉得我还有机会，想继续读书博取功名，只是……内什么……怕家里的生活无以为继。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第2章 苏轼生，一夕眉山草木尽死 程夫人的脸上顿时露出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似不经意地道：我早就想对夫君您说这件事了，只是怕人家误会你是因为奴婢的逼迫才学习的（有点绕口，心机非同一般，对心直口快的人而言）。 程夫人没有停顿，又道： 你是这吧，我也想过了，您只管埋头苦读，家里的一切都不需您来费心。（程夫人的家族意识使然，希望自己有一位封妻荫子的夫君。——现世诸君的完美妻子。） 于是夫人她毅然决然地卖掉了自己陪嫁的服饰和器玩，用于维持家庭的开支。在夫人的默默付出下，苏洵得以专心致志地完成了学业，最终竟成为一代大儒。 这是后话。 等家里的光景好过些了，苏夫人又拿出一部分财物去接济亲戚与族人，以至于夫人临终前家无余财（和当今有良心的富豪一样，捐的差不多了）。 夫人说，她绝不会让子孙因钱财而蒙蔽双眼。 苏轼有两个伯父，大伯父叫苏澹，一生务农（未致仕）。苏澹伯伯有两个儿子，分别叫苏位和苏佾（音艺），苏位仅小三叔苏洵五岁。二伯父苏涣，于天圣二年（1024）考中进士。苏轼出生前，二伯父已官至凤翔宝鸡主簿、凤州司法、永康录事参军。二伯父有三个儿子：不欺（子正）、不疑（子明）、不危（子安），苏轼分别称其为大哥、二哥、三哥。这些个称呼在苏轼随后的信札中极为常见。 苏轼有三个亲姐姐，嫡亲兄弟三人。 说到这，有人要反驳了，扯淡！苏轼不是只有兄弟两个吗？别着急，我的小帅与小美们，所幸在苏轼的着作中，我们的前辈已经很肯定地考证出了苏轼还有一哥哥，取名景先，可惜早卒，在爱屋及乌的作用下，苏景先同志还是被后世尊称为苏长公。 但以在世的兄弟排行而言，世人多称苏轼为大苏或大苏公。 苏轼的堂姐共五人，目前有据可查的仅四个。长姊嫁给进士杨荐，两次姊分别嫁进士王东美与遂州节度判官任更，小姊嫁给宣德郎柳子文。总之，嫁的都不赖。 外祖父程文应，外祖母宋氏。 外曾祖程仁霸，生活中毫无欺男霸女之嫌，而以仁厚信于乡里。绍圣二年（1095）三月九日，已过六十的苏轼在惠州贬所的合江楼上曾作文专门回忆了外曾祖的逸事。那时的惠州野多暴骨、极为荒蛮，处在人生末路的苏轼自然而然地回忆起了他的出身。 外曾祖曾经救过一个偷萝卜的小偷，三十年后，仍被冤杀的该小偷从阴间折返，专程到外曾祖的庭院中向他行礼。小偷说对外曾祖说，您的子孙在人间将会福禄双全，产生出许多显贵的官员。 大江东去，岁月已逝。 在六十岁的苏轼眼里，自己的一生，算不算福禄双全、官至显贵呢？ …… 说话间，时光在穿梭。 中国有宋以来，文化之集大成者中的佼佼者、一代大文豪苏轼要降生了。 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农历丙子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时（用现代公元纪年则为一零三七年一月八日，也已成为定论，无需再去考证），苏轼降生于眉山县的纱毂行。 北宋时，眉山属成都府路下辖的眉州，而眉州的制所也就是办公地就在眉山县。 纱縠（音胡）行，因苏轼诞生于此而闻名于世，是一条充满烟火气的老街。“纱縠”是指精细而轻薄的丝织品，“行”是行业，也包含着有“巷”的意思，纱縠行是老眉山买卖棉麻、纱线以及纺织工具的地方，是眉山丝绸的集散中心。 今天的纱縠行位于四川省眉山县的纱縠行老街，成了苏轼的故里。北宋年间，苏洵携妻程氏及年幼儿子苏轼、苏辙就是来到这条老街。 为了支持丈夫读书，程夫人一人撑起家中生计，并悉心教育儿子，终于使苏家走出享誉文坛的“一门三词客”，这是后话，暂且也按下不表。 我们中国人，但凡要烘托一位伟大的人物出世，一般都要来点鬼神怪异之征兆，苏轼的出生大抵也概莫能外！ 眉山当地有谣曰：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 《贵耳集》卷上：蜀有彭老山，东坡生则童，东坡死复青。“童”，在此处表示“秃”的意思。 《归潜志》：昔东坡生，一夕眉山草木尽死。 更有甚者，就连苏轼本人也说过：先妣方孕时，梦一僧来托宿，记起颀然而眇一目。 “眇”，其意为瞎了一只眼。今天，我们不得不认为是苏轼对这大千世界的滚滚红尘，常睁一只眼而闭一只眼也。 苏轼的一生，遇到过的神神鬼鬼不少，凡人遇到即会跪地求饶，而苏轼却总说：“祸福，天也。神怒即怒，吾行不止”。其实，苏轼的一生，本就是一场“神怒即怒，吾行不止”的旅程。 但苏轼刚出生时，并没有获得神灵的特殊眷顾。程夫人的母乳不足，当时尚无奶粉的问世，夫人只得聘请一位眉山老乡任采莲做了苏轼的奶妈。不过，历史上也有人说任采莲是苏洵的一个妾。 不管咋说，在中国历史上，能够记载一个奶妈，并且还是有名有姓的奶妈，着实不易。还有更为详细的：任采莲他老爹叫任遂，母亲姓李。 在苏轼为乳母任采莲写的墓志铭中，说她“工巧勤俭，至老不衰”，不仅给姐姐八娘和他本人当过奶妈，还在照看苏迈、苏迨、苏过上皆有恩劳。 老人随着苏轼的宦海沉浮而四处漂泊，始终给了苏轼一个温暖的避风港。 元丰三年（1080）八月，任采莲卒于黄州的临皋亭，享年七十二岁。苏轼痛曰：生有以养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祭其从与亨之，其魂气无不之也！（文句沿用原文，以突出苏轼的感情色彩） 苏轼长到两岁，在家种地当农民的大伯苏澹驾鹤西去。 次年，大哥苏景先也亡故了。 此时，28岁的父亲苏洵，与结交的好友史经臣（字彦辅）一起出外游学。在老苏的眼里，史经臣豪气冲天，博学能文，只是经臣的弟弟史沆有点差劲，德薄人厌。 次年，苏轼那个“夜雨对床”、舍命救兄、亦师亦友的好伙伴、好弟弟苏辙降生。 庆历二年（1042），七岁的苏轼开始读书了。其实，前面我们说过，苏轼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农历丙子年十二月十九日，大家注意，小括号里的“1036”，原为“一零三六”是按照旧时习惯的农历计时的，用现代的万年历推算，苏轼应该出生在现代公元纪年的一零三七年一月八日。用小学二年级数学的四位数加减法一算，苏轼开始读书的年龄为六岁，但按照中国旧时出生后即为一岁的习惯，那么苏轼真正开始读书的年龄应该为五岁上下。 这一年，苏轼的二姑妈亡故，二姑妈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轶事，当然，我们也没有“爱屋及乌”地进一步探究下去的必要了。 为了行文方便之故，也为了尊重先辈们的习惯，当然也为了潜意识地显示我们有多专业，让我们仍沿用先辈苏学研究者们的成果，还是称五岁上下的小苏轼已经年庚七岁了吧。 等到苏轼八岁时，进入小学。 当然，眉山县并没有公办小学，而是师从一名叫张易简的道士学习文化知识。就在这一年，让苏轼刻骨铭心的老对手、江西人王安石中了进士。 张道士所教的小学生数量经常达百人，十分的兴盛。 学校坐落于天庆观之北极院，在这一点上我毫不惊奇，因为我作为一名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新时代儿童，童年时我们镇上的小学以及初中都是在破庙亦或是奶奶堂儿里创办的。 小苏轼在这里学习了大约三年，这是他自己说的，“予盖从之三年”。 苏轼的小学同学中有位名叫陈太初的，本为道人的后代，后来竟得道成了成了尸解仙。 “尸解仙”是道教中仙人的一种。葛洪在魏晋时，提出了仙人可学论，认为世上的仙人可分三等，即天仙、地仙、尸解仙。道士得道后可舍弃肉体而仙去，或者根本不留遗体，只假托一物，如衣、杖、剑等，遗世而升天，这个过程就谓之“尸解”。 第3章 有其母必有其子 当年，苏轼在张易简的道观中学习时，还有一位名叫李伯符的眉山矮道士，此道士非常会作诗，常来观中与张易简切磋诗文。 当他看到小小年纪的苏轼时，曾经惊奇地赞叹说，这位小郎君，真乃贵人啊！从这一点来讲，李道士还是有点眼光的，确实值得表扬。 也就是在这一年，有个从京师来的读书人，带来了在当时市面上极有名的《庆历盛德诗》给先生们观看。 “庆历”这一年号，我们在初中课本《岳阳楼记》的首句“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中，就会有印象。这首《庆历盛德诗》的作者为北宋的学者、思想家、山东人石介所作，石介字守道，一字公操。光看一下其字，就大概知道了石介的秉性了，至少预示着他特能恪守圣人们的道德与情操。 在先生们传阅着《庆历盛德诗》时，小苏轼也就从旁边偷偷扫了几眼，就已能诵读乃至通晓文中的语句。此诗重在称颂北宋庆历年间的朝中名人：章得象、晏殊、贾昌朝、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蔡襄、欧阳修，以及章献太后、宋仁宗共十一人。当苏轼好奇地向先生们打问这十一个人都是什么样的人时，先生们说，小孩家家的，用不着知道这些！ 苏轼顿时不服气地说：如果这些人是天上的神仙，我不敢知道。若都些是凡人，为何我就不能知道？ 先生对苏轼的言语很是惊奇，却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只得如实相告，并且特别提到了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四人，说这四个人都是人中豪杰啊！这四个人，当时的苏轼虽然一个也没听说过，但从此这些人的名字在苏轼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对欧阳修、梅尧臣等人颇有提携之恩的北宋名臣钱惟演有个徒弟叫钱易，字希白，此人才思敏捷，聪慧过人，千百字的文章，援笔立就、胸有成竹，同时还擅长寻尺大书行草，喜观佛书，的确是个人才。 钱惟演和钱易本是堂兄弟，是江南钱氏的后代，世称“二钱”，常被比之于晋代的“二陆”（陆机和陆云），他们同样都是昆仲天才倾动中原文坛。“二钱”之中，钱易为兄，人品诗品也略高。 次年，弟弟苏辙也进入到张道士的学校里开始发蒙学习。 从这时候起，到后来的父子三人出蜀求官，兄弟俩或是切磋学问，或是登山临水，从来就不曾分开过。为什么要着重说这些，因为在兄弟俩聚少离多的一生中，这种难得的相处时光，是他们终其一生的不灭印记。 弟弟苏辙后来回忆，自从幼时开始跟着哥哥苏轼读书，没有一天离开过。少年时，跟随兄长苏轼出游，只要有山要登，有水要渡，他的子瞻哥哥从来都是身先士卒、事必躬亲地先尝先试。一旦有当天不能到达的地方，兄弟俩就会无比遗憾。 有一天，当苏轼独自一人悠闲地在泉石上漫游，采撷着山林间的野花，捡拾着一些树上熟落的山果，以手掬水而饮之。看到他的样子，就连见惯了山林河湖的樵夫渔翁都会以为面前的是一位超凡的仙人。（苏辙的这些回忆，以今天来看肯定有不少主观的成分，至少在苏轼没到黄州前，身上的仙气还不会有多明显。） 其实，天底下的乐事无穷无尽，但真正能使人畅快的物事才叫喜爱。而当苏轼真正地心满意足的时候，万事万物都不能代替了这种快乐；到了苏轼最终兴尽而归时，又没有丝毫的后悔与违和感。苏辙在哥哥离世后的一篇回忆性文章中动情地说，这也许就是兄长在这种地方能感到快乐的原因吧。 苏家兄弟这一场跨越时空手足之情，在后边的文中将会详尽的交代。 在这里，引用苏辙的话，“辙幼学于兄，师友实兼。志气虽同，以不逮惭。”又谓兄弟幼时，“游戏图书，寤寐其中，曰予二人，要如是终”。而苏轼则说，“忆昔与子皆童丱，年年废书走市观。市人争夸斗巧智，野人喑哑遭欺谩。”“丱”音冠，原指古时候儿童头上的羊角辫，后引申为七八岁上下的儿童。在苏轼七八岁时，还曾梦到自己是个僧人，曾经往来于陕右。 古人以西为右，陕右就是指今天的陕西。 孩童时期的苏轼，还常与娘舅家的表弟程之元等人在一起玩耍。 就在苏轼无忧无虑地玩耍的年龄，这一年滕京谅（字子京）被贬到虢州任知州，虢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灵宝市一带。《岳阳楼记》正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于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1046）应好友时任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请为重修岳阳楼而创作的一篇散文。 北宋赵元昊造反时，滕子京时知泾州（今甘肃泾川北），本来是御敌有功，但被朝野上下的奸人所陷害而身陷囹圄。幸有时任参政知事的范仲淹出手相救，才减罪被贬到了虢州。 此时年仅九岁的苏轼，初闻滕子京建功，对他便产生了深深地仰慕之情。而当他随后又听闻到滕子京虽然建功却被降职的“糗事”后，又因此事而深为滕子京而鸣不平。 也是在这一年，山西介休人文彦博出任益州（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汉中大部分地区及缅甸北部，湖北、河南小部分，治所在蜀郡的成都）知州。 益州有位隐君子叫张俞的，张俞少时较为愚钝，文彦博到任后，就安排张俞置居青城山白云溪，苏洵常与这位自号“白云居士”的隐士携游于岷山脚下的白云溪。 苏轼十岁时，继续跟随眉山道士张易简读书，这时候学业上已是渐入佳境。 就在这一年，父亲苏老泉安排苏轼开始写作文，布置的题目名叫《夏侯太初论》。论中有两句：“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峰虿。”意思是：人能够在打破价值千金的碧玉时不动声色，而在打破一口饭锅时失声尖叫；人能够搏取猛虎，可见到蜂蝎时不免惊叫变色（这原是人在没有思想准备或是冷不防的情况下，自然而然的应激反应) 。 父亲苏洵甚爱苏轼的这篇作文，对其中的这两句尤为赞赏。 此时，苏洵开始宦学四方，在我国古时候，读书人有个传统非常好，那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比如杜甫，在青年时期，就曾与李白等人到全国各地去游历过。当然，与死读书的“书呆子”不同，读书人的游历经历会更好地打开自己的视野，为今后的治学与从政提供不可多得的经验。 苏洵先是与史经臣东游至长安。史经臣，字彦辅，是苏洵的好友，也是苏洵的生命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人，两个人经历颇为相似，二人一同赶考，也同样屡次落选，但是两个人的相似之处便是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 史经臣的经历甚至还要比苏洵惨一些，那就是在一次赶考归家后，突发大病，导致瘫痪，对于苏洵来说，好友的悲惨境遇令他更加缺少信心，但是好友身残志坚不改豪情，在苏洵赶考前还抱病为之送行。苏洵对于好友也是情谊至深，在好友去世后帮助他料理了后事，后人回顾两人乃是惺惺相惜，在较为坎坷的科举路上成为了彼此的精神支柱。 在长安，他们见到了他们的四川老乡石扬休。 石扬休，字昌言，眉州眉山县（今眉山市东坡区）人。 石扬休从小父母双亡，他勤奋好学，于宝元元年（1038）考中戊寅科吕溪榜进士第四名。石扬休最初担任同州（今陕西大荔等县）观察推官，后来又任着作佐郎、中牟县令。 当苏洵与史经臣继续游历至京师开封时，他们又见了颜太初。 颜太初，字醇之，号凫绎处士，彭城（今江苏徐州）人。颜太初还是颜子的第46世孙，进士出身。此人博学有才，仗义敢言。后官至南京（今河南商丘）国子监说书。 苏洵与史经臣在京师，又与其他一些相熟的卿大夫同游，“旅游王城，饮食寤寐，相持以安”，吟诗作赋，联络感情。此时的苏洵尚不喜学习，而是深以游历为乐。 苏洵离家后，有着家学渊源的程夫人，开始在家中的南轩亲授二子苏轼及苏辙读书。 程夫人亦好读书，明识过人，志节凛然，每每在家族中告诫两个儿子，一定不要辜负了自己的期望。程夫人身教与言教并重，对二子进行着极为正统的身心教育。苏轼后来的回忆性文章中，分别有《记先夫人不发宿藏》、《记先夫人不残鸟雀》两篇文章。正是这两篇文章的存在，后世之人才得以感受了程夫人身上的一些传统美德。 据传，当程夫人读到《范滂传》时，很有感慨，对于东汉时范滂的人格佩服得五体投地。苏轼好奇地问母亲道：我如果也做范滂，母亲会答应吗？ 程夫人说：你能做范滂，我难道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那么，下面我们着重介绍一下范滂这个人，来感受一下苏轼母子的上述谈话内容。 范滂（137-169），字孟博，汝南征羌（今河南漯河市召陵区青年镇砖桥村）人。东汉时期的党人名士，与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尹勋、蔡衍、羊陟并称为“八顾”。又与刘表、陈翔、孔昱、范康、檀敷、张俭、岑晊并称为“江夏八俊”。 建宁二年（169）汉灵帝刘宏又大批诛杀党人，范滂闻讯后即主动去向官府投案，后被杀害，时年三十三岁。下面划重点了，范滂就义前，母亲前来与子诀别。范滂对母亲说：“弟弟仲博很孝敬您老人家，足以供养您老人家的生活，我就要追随父亲龙舒君于黄泉之下了，生者和死者各得其所。万望母亲大人割断骨肉之情，勿要悲伤。” 谁知，范母听后竟道：“吾子今日得以和李膺、杜密齐名，就是死了又有什么遗憾呢！人既然获取了美名，又希望能长寿，两者怎么可以兼得呢？” 范滂跪着接受母亲了的教诲，再拜而诀。 第4章 苏爷爷的奇闻异事 就在小苏轼与母亲程夫人被范滂母子感动得稀里哗啦之时，这一年，北宋着名文学家、书法家、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的黄庭坚在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呱呱坠地了。 请大家记住，苏轼年长黄庭坚十岁。 当黄庭坚同志还在襁褓里吮奶哭闹之时，小苏轼已俨然成了一名识文断字的小学生了。 某一日，下雨天闲来无事，小苏轼与彭山县的同学程建用（字彝仲）、杨尧咨（字不详）、苏辙四人在一起做联句的游戏。 首先程建用起句：庭松偃仰如醉。 杨尧咨对曰：夏雨凄凉似秋。 苏轼即云：有客高饮拥鼻。 苏子由却说：五人共吃馒头。 众皆笑倒。 这是一段苏轼兄弟俩小时候的美好回忆。 庆历六年（1046），父亲苏洵与史经臣一起去举制策，接着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但十一岁的小苏轼，在这一年里作了一篇通篇四字句的《却鼠刀铭》。《却鼠刀铭》中讲述是苏子瞻有一把却鼠刀，此刀从村夫野老手中得到，平时就藏在匣子里。需要驱鼠时，只需焚香礼拜，将却鼠刀置于擦拭干净的几案上，就能使该房间里再无鼠患。 此铭写就后，深得老祖父苏序的称颂，并且命人找来名贵的纸张誊写下来，加以装饰，钉在居室的墙壁上，时时把盏捋须、呵手观览。 次年，在外游历的苏洵与其二哥苏涣在京城开封相遇，面对小弟落榜后的失落，苏涣作诗“人稀野店休安枕，路入灵关稳跨驴。”安慰了小弟一番，苏涣言辞恳切地告诫三弟，出门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住店时务必警觉些。另外还有——路过荒郊野岭时，说到天边要把你的驴给我骑稳喽！ 灵关就在今四川雅安市宝兴县南，属一座险要的关隘。 苏洵心怀着二哥的谆谆教导，踽踽独行，骑着毛驴离开了京师这个伤心之地。他先是绕道嵩山一带，游览了嵩岳奇峰以及伊洛秀水，接下来又与讷禅师、宣僧、景顺长老几个人同游。讷禅师，全称庐山圆通居讷祖印禅师，梓州（今四川三台县）人，俗姓蹇。蹇音兼，形容跛足或是行走困难。但讷禅师腿脚却极好，还能畅游，而蜀僧阿宣则是逮事（侍奉）讷禅师的随从。 苏老泉在见多识广的讷禅师与景顺长老的引领下，一路来到江西虔州（今称赣州），在天竺寺见到了白居易留下的墨宝真迹。之后，还与钟棐、钟槩（请注意宋时兄弟起名字的惯有传统）兄弟一起闲游。 哪知，物极则必反，否极则泰来。 这年的五月十一，正当苏洵在江南水乡玩得极为嗨皮之时，七十五岁的老父亲苏序在家乡驾鹤归西了。限于当时的通讯条件，等到苏洵知道这一噩耗，已经是N个月之后的事情了。 苏序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不平凡的一生，他亦是一名伟大的无神论者。 因其子苏涣登朝，苏序先是被追封大理寺评，后又因苏辙官至尚书右丞、门下侍郎，苏爷爷甚至被加封为“太子太傅”之荣耀。 据《族谱后录》介绍：苏序字仲先，少孤。“少孤”的意思是小时候丧父或父母双亡，但据上文苏洵的奶奶是个刁钻的老妇人那一段的描述，可以推断在苏爷爷小时候父亲就死了。 苏爷爷少时好行侠仗义、打抱不平，就是不好读书。晚年虽爱作诗，能直接口占，且作诗很快，挥笔立就，数十年间竟作了几千篇。上自朝廷郡县之事，下到乡间子孙打猎捕鱼经营生计的事情，都能在诗中体现。 他的诗虽然不甚工整，但能通过诗文知道他胸襟的开阔磊落，为人坦荡。他生性坦率和易，不讲求礼节，不注重庄重的仪容举止，看淡为自己谋利的事情而看重对别人有利的事情，和别人交往无论富贵贫贱都喜爱赏识。见到士大夫都非常恭顺礼敬，人们认为他谄媚，等到他见到村野老人也这样，之后人们也就再不认为他的行为有什么异常了。 从表面上看没有苏爷爷不能结交的人，但在他心中评判人的标准却非常严格。在乡间居住，出入从不骑马，他说，有比我年纪大却还走路的人，我如果骑马，没有办法面见他们。穿破衣、吃粗食不认为是耻辱，一定要让自身居于众人所不屑的境地。虽然他没学过《老子》却与老子的思想相契合。 在家时从不染指家中之事务，而把家事悉数托付给儿子们打理，等到族人有事情来找他谋划的时候，常常为他人尽心竭力，反复谋划而不厌烦，年成不好的时候曾卖掉自己的田地来周济挨饿的人。等到粮食丰收了，人们将要还给他粮食或钱财时，他会说，我自有变卖田地的原因，绝不是因为你们。最终也不肯接受。 他还身体力行“退隐”之事，来求得不被世人所闻知，但是做好事时间久了，乡人也就知道了他，认为古代归隐的君子也没有谁比得上他的。 因爱屋及乌之故，我们北宋中期伟大的文坛领袖、全才式的艺术巨匠苏轼，应该也有一个伟大的爷爷。为了行文之需，下面再略举三例，来稍加佐证与渲染吧： 李方叔的《济南先生师友谈记》中记载了有关苏爷爷的三段轶事，由于年代接近，故可信度较高，在这里复述其下： 其一： 苏轼眼中的祖父“甚英伟，虽不读书，而气量甚伟。” 苏爷爷种地虽然不多，但都种成了谷子，另外还将所有的稻米余粮也与别人换成了谷物。他的这一创举，惹得所有人大为不解，都对他的行为议论纷纷。谁知，到了灾年，极耐贮藏的谷物却派上了用场，自己家的亲朋好友也从中获得了馈赠，得以活命。 他还在庭院的四周广植芋魁（大芋头），这种芋魁产量极大，收获后及时盖上柴草储藏。遇有灾民前来乞食时，苏爷爷便用大瓦笼蒸上几笼，放在自家大门外，任人取食。直到此时，他所谓的“异行”才被众人理解了。 其二： 苏爷爷平素喜饮，在村中也不讲什么礼仪，袒胸露乳，席地而坐，大声猜枚都是常态之事。直到有一天，其二儿子苏涣被授官的文书送达时，他还在大醉之中。 苏序当时衣冠不整，只光着头戴一顶小冠，席地盘脚把封告文书粗读了一遍，就把不期而至的封告，连同做官用的外缨、公服、芴、交椅、水罐子、衣版等物全部倾入一只布囊里。当天喝酒剩下的牛肉，也一并倾入到了布囊中，命村中小童担着两个布囊，自己则骑着毛驴进城。 城里人听说了苏序收到了封告，就等候在进城的道路旁观看，在半路上遇到苏序他们时，只见苏序醉骑驴子，仅让童子用两只布囊就把这些官用挑回来，莫不掩面大笑、叹为观止。 其三： 眉州城有段时间忽传有一灵异之神降临，灵神名曰“茅将军”。一时间，当地百姓人心惶惶，害怕自家人受到伤害。于是乎，大家都争相上香礼拜，三拜九叩，天天祈祷不止，好不虔诚。 此事被苏爷爷知晓后，乘醉带领一众村中青年人，将正在跪拜的所谓的神像悉数砸碎，弃之沟渠之中。村中人虽然都惊骇不已，但也未见苏爷爷被神灵有丝毫的惩罚，于是此事暂告平息。 三年后，苏涣考中返乡，苏爷爷到剑门外迎接，路过七家岭时，忽见有一座大庙，匾额赫然大书：茅将军。 苏爷爷大骂曰：你是何路妖孽，竟敢盘踞此地，为害我等乡民！ 说罢，苏爷爷举起手中家伙，想像上次一般予以捣毁了之。谁知，该庙的庙祝突然现身，颤抖着跪拜在苏爷爷面前，哭泣道：昨晚庙中神灵就已托梦给小人，说明日有一个叫苏七君（苏序）的人将会到此，务请代为求情，求他休毁此庙，小神还要以此为生呢？ 在众人的苦苦相劝之下，苏爷爷才就此罢手，放过了这里的“茅将军”。 庆历七年（1047）八月，云游于江西赣州一带的苏洵突然得到老父亲病逝的噩耗，匆忙结束了自己的行期，回四川奔丧，史经臣也一起返蜀。 二伯苏涣也自京师开封回乡奔丧。 这时，年已九岁的苏辙在家乡才第一次见到二伯父真人。伯父的此次返乡，使得苏轼兄弟二人得以聆听到了伯父的许多教诲。 多年后，伯父的一些告诫之语还在苏轼兄弟的耳畔回荡：“二伯我小时候读书，稍大些后写文章，每天有一定的限量，不完成不罢休。到外面去的路上，言行都符合规矩，回到卧室，也没有怠惰的神情。所以在那个时候，别人没听说我有什么错误的品行。你们的才能赶不上别人，姑且也学习我少犯错误的作法就可以了。” 第5章 苏老泉绝不是一个瓤茬儿 庆历七年（1047），在四川眉山纱縠行苏家寓居的空地上，十二岁的小苏轼和一群少年正在玩兴致勃勃地玩着掘土的游戏。 突然，苏轼从土里翻出一块奇异的石头，其形状似鱼，质地温润晶莹，浅绿色，内外都点缀着细小的银星，击打时会发出铿锵的声音。试着拿它当砚使，此石很容易发墨，只是没有储水的地方。 父亲苏洵看到后说：“这是一方天砚啊！只是形状不太完整。” 于是把它略加雕琢，交给小苏轼说：“此砚也许会助你文章学业的发达，好好珍惜吧。”苏轼十分珍爱地使用它，并在上面刻上铭文说：“一旦接受了上天的造就，就永远不再改变初衷。或以品德为高，或要保全形体。如果两者都有，那我取法什么？仰人鼻息跪人脚下吗？这样的人世间有很多。” 苏洵有一天读到当时文坛大家欧阳修的《谢宣召赴学士院仍谢对衣并马表》时，让苏轼也仿作一篇，当看到苏轼文中有两句话“匪伊垂之带有馀，非敢后也马不进”（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贵族们并不是故意让丝带垂下，是丝带本身长度有余；孟子在大军溃败的时候主动殿后，不说是自己多有担当，而是说自己的马跑不快）时，苏洵非常喜欢，并希望苏轼有朝一日能够效仿这样的善举，这充分表达了苏老泉同志对儿子的殷切希望。 苏轼十二岁，也就是这一年，他的二姐病逝了。 次年，也就是庆历八年（1048）的二月早春，爷爷被安葬于眉山安道里苏家祖坟之侧。父亲苏洵开始居丧眉山，此刻足不出户，开始了亲自教育自己的两个儿子。 父亲几年来方外游历的奇闻趣事，也给苏轼兄弟幼小的心灵打开了通往外面世界的大门。当听到父亲称赞郑国公富弼出使辽国的功绩时，苏轼还会津津有味地与父亲探讨庆历二年（1042）郑国公的使北之事。 富弼，字彦国，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北宋名相、文学家。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富弼举茂才异等，历授将作监丞、直集贤院、知谏院等职。庆历二年（1042），奉命出使辽国时，以增加岁币为条件，据理力争，拒绝割地要求。任枢密副使时，与范仲淹等共同推行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后，出知郓州、青州等地。任内救助数十万灾民。富弼多次出使辽国，对西夏情形也十分关注。 若干年后，《元城语录》的作者马永卿说，他的老师刘安世曾经与苏轼一同从海南北归，两船相衔，未尝能有三天未见的，就曾听过苏轼说起他与其弟陪父亲读郑国公的《使北语录》的事情。苏轼说过，郑国公力劝虏主不要出兵，主要是一旦出兵，臣下得官加封，而深受其害的却是国家，凡是鼓动出兵的人，大都是为了自己的一己之利，而并非是为了国家利益。 苏老泉当时听了就很高兴，说读书人都能这样去领会那才叫做学问，不然就只能是做腐儒了。马永卿说的便是徽宗初，苏轼自海南大赦北归，刘安世与苏轼一同北归，大观三年寓居于永城。马永卿方以其舅父张桐之荐，从刘安世问学一年有余，退必记其论学之语，后经整理成为此书。 刘安世是元城（今河北大名）人，学界称之为“元城先生”，故作者取“元城”作为书名。书中所载皆为刘安世论事论学之语，间以旧闻。 在教育儿子的问题上，苏老泉不仅亲力亲为、赤膊上阵，还会命苏轼兄弟前去向眉山之西寿昌院的儒者刘巨（字微之）学习。 某天，刘巨心血来潮，摇头晃脑地吟出了两句自认为很是得意地诗句： 鹭鸟窥遥浪，寒风掠岸沙。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 苏轼从旁边试探着说：不才以为，‘雪片逐风斜’五字，若能改为‘雪片落蒹葭’，可能更妥一些。因为从字面上讲，雪落了总要有个着落，这样诗句也就稳了。可是从意境上说，‘雪片落蒹葭’重在动后有静，一动一静，归为平稳。此前的‘雪片逐风斜’一直是动，而‘雪片落蒹葭’则动而归静……” 刘微之大奇，同时又发自内心地说道： 小子，能有你这样的学生是我三生有幸，但是，以你之才，为师已经教不了你了，你可以出师去另请高明了！ 除了刘微之，苏轼兄弟还曾师从过同乡史清卿。 这一年，与苏轼余生关系较为密切的两个人物也出生呱呱坠地了，他们分别是：王翚（音灰）与李之仪。 皇佑元年（1049），苏轼十四岁时，他的一个老乡罢官回乡。此公的名讳叫任汲，字师中，眉州眉山人。少学读书，通其大义，不治章句（不带作诗的）。生性任侠，喜好人事。与其兄任孜，相继举进士中第，知名于时。眉人敬之，号之“二任”。 而苏老泉，尤其喜欢与任汲亲厚。任汲初为河南新息令，民爱之，买田而居。后通判黄州，再转知泸州，后病殁。 苏洵这段时间做了《名二子说》，详细地解读了为二子取名的大有深意： 大儿子名“轼”。他说：车轮、车辐、车盖和车轸（也即车厢底部四面的横木），都是车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轼，只是车前用作搭手的横木，没有它，虽然卖相会难看一点，但毕竟不要紧。苏轼从小生性旷达，其父告诫他要像“轼”那样放低身段，注意“外饰”，而不要自以为是，锋芒毕露。 苏洵还认为：天下的车辆莫不循辙而行，虽然论功劳，车辙是没份的，即使车翻马毙，也怪不到“辙”的头上。苏洵的小儿子性格平和，他为其取名“辙”，觉得这样很好，可以免祸。 大凡明智的父母，总希望子女首先要学会生存，然后再寻求发展。一生命运多舛的苏轼后来也写过一首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讲的，实际上也是这个道理。 苏爷爷病逝后，居丧之期的苏洵极少作诗，苏轼兄弟受此影响，在这一时段也极少有诗文传世。 在这一段相对苦闷的时期，有一个令苏轼没有想到的意外惊喜是：被尊为婉约派一代词宗、淮海居士、“山抹微云君”、位列“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别号“邗沟居士”，在江苏高邮隆重诞生了。 之后，苏涣在过了苏爷爷的免丧期之后，也带着他大哥苏澹家的长子苏位到京师上任了。 苏轼十五岁时，他十六岁的三姐苏八娘嫁给了舅舅程濬（音郡）之子程之才。这段居乡的日子，苏轼兄弟也常常到自家的田地里去劳动，感受到了那种陶渊明式的田园之乐。 这时的苏轼已经是一个胸怀大志的少年了，自从苏轼当着他母亲的面说他要以范滂为榜样时，母亲程氏就高兴地说，我终于有了一个好儿子了！ 这一时期的苏轼还喜欢上了书画，也喜欢手抄经史书籍。喜欢书画固然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而每当得到好的书画，父子二人高兴地展读之际，一旁的苏辙却是无动于衷，从这一举动就可窥见日后苏辙沉稳冷静的个性端倪。 爱好广泛的苏轼从小就学会了如何种植松树，嫁接果木，读医药书籍（这些嗜好在今天看来，皆属文人之雅好），甚至小时候曾尝试在苦楝树上嫁接李树。对什么都好奇的他，还会在空闲时间练习家藏的雷琴与琵琶（鼓捣音律）。 两年后，从外公家传来了噩耗，苏八娘死了。 她是被其舅舅程濬、舅母宋氏还有丈夫程之才虐待致死的——至少在苏老泉的心中是这样认为的！ 下面是苏洵为此愤而所作的名为《自尤》的诗，这是一种少见的题材，为了表达苏洵的愤怒之情，最重要的是想充分地展示一下苏洵的真实个性与才学，我们摘录如下： 五月之旦兹何辰，有女强死无由伸。 嗟予为父亦不武，使汝孤冢埋冤魂。 …… 余家世世本好学，生女不独治组紃。 读书未省事华饰，下笔亹亹能属文， …… 家贫不敢嫁豪贵，恐彼非彼难为亲。 汝母之兄汝叔舅。求以厥子来结姻。 …… 归宁见我悲且泣，告我家事不可陈。 舅姑叔妹不知道，弃礼自快纷如云。 …… 置这失地自当尔，既尔何咎荆与榛。 嗟哉此事余有罪，当使天下重结婚。 第6章 我辈岂是蓬蒿人——苏轼出山前后 这首《自尤》，是一首押平水韵上平十一真的五十韵长诗，除了表达出苏洵的出离愤怒的心情之外，我们对于苏洵能在这种悲愤的心情下还能不跑韵、不掉辙，还能一气呵成感到震惊，完全不像颜真卿悲愤时在《祭侄稿》里的涂抹与修正。 人往往在失去理智时，会做出一些违反常规的举动，而苏洵却能以他十万分的克制能力，化笔为刃，狠狠地扎向他老丈人程家看似光耀的门楣上！ 苏老泉气急之下，发重誓此生苏家与程家从此老死不相往来！而最痛苦的却是夹在中间的所谓最能隐忍的贤妻良母程夫人——一边是自己的亲骨肉，一边却是自己的娘家人！ 此时的苏轼已经年满十八岁，二伯出任了祥符（今开封市祥符区）县的知县。 彼时的祥符县多是富户，苏涣走马上任后，也不能免俗地烧了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减免了穷人的徭赋；公断了一些陈年的诉讼纷争；对于权贵的势力也是毫不屈服。就连包拯包大人听说了，也赞叹道，你苏涣以一个小小的县令能够在这种权贵群里刚正不阿，确实要比当时的谏官还要强啊！ 此时的苏轼年齿渐长，逐渐开始读史论史，有时间还兼学修道（当然他有这方面的“童子功”，小学就在道观里跟随道士读书）。眼看将要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却想着归隐山林，修道守贫（这和后世的王守仁有得一拼，不过也是些文人的通病）。 这一年，苏轼的另两个冤家，晁补之、陈师道也诞生了。 至和元年（1054），这一年是农历甲午年，也是宋仁宗赵祯上位后第一年。 该年七月，张方平除知益州。 古时候，任命官职叫“除”。 宋时多以朝臣充任各州长官，全称“权知某军州事”，简称知州。 “益州”在哪？北宋初年，朝廷在成都设立成都府，为成都府路治所。北宋淳化四年（993），王小波、李顺在成都附近的青城起义，遂克成都，建立大蜀政权。 当年五月，宋军攻陷成都，起义失败，成都府被降为益州，成都府路改为益州路，成都仍为治所。嘉佑四年（1059），益州再升格为成都府，益州路再改成都府路，治所照旧。 这一年，按照中国人的习俗，十九岁的苏轼成大人了——原因是他成家了，娶了邻县青神县乡贡进士王方的女儿王弗为妻。 此时的苏轼经常与史经臣史叔叔指点江山、臧否历史人物，还对老史写的《思子台赋》赞不绝口。我们知道，史经臣是父亲苏老泉闭门读书时交往过的难兄难弟。 “思子台”是为纪念汉武帝的太子刘据而修建的，太子被江妃谗死。死后汉武帝才知其冤，作思子宫，并建归来望思之台（思子台）于湖县（今河南灵宝市豫灵镇底董村）。只可惜，《思子台赋》原文今已不存，我辈已难以一睹真容。 苏轼的另一个弟子张耒，此刻已悄无声息的出生在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州市）。 四月，二伯苏涣出任衡州知州。而父亲苏洵则把自己的作品（几篇文稿）上书呈给了益州知州张方平。二十岁的苏轼随父到成都府邸去拜谒了张方平，据传张大人一见苏轼即待以国士（有点夸张）。在成都，苏氏父子游览了药市和位于成都东门大圣慈寺的中和胜相院，拜谒了惟度、惟简法师。 惟简，即宝月大师，是成都大慈寺六世主持。俗姓苏，字宗古，眉山人，年长于东坡，东坡认其宗为无服兄。 惟简是苏东坡结识最早的僧人，两人自初识后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友谊长达四十年之久?。在苏东坡的一生中，他与佛教僧侣结缘甚多，但与惟简的关系尤为特殊。两人不仅是朋友，更是生死之交。 绍圣二年（1095），宝月大师圆寂，东坡作《宝月大师塔铭》以纪念这段深厚的友谊?。苏轼与惟简，在俗家为同乡宗亲，在佛门为度诚信徒，族谊深厚，志趣相投。苏轼宦海沉浮，无论官居礼部尚书，还是贬为琼州别驾，都与惟简长期保持书信往来。 此后苏轼与宝月大师交往颇多，这是二人的初次相识。 苏轼在成都游览期间，有幸见到了一种古法缸砚。 这种缸砚相传是一个滕姓古蜀人流传下来的制法，先用药物把瓦石煮软，用刀削时，瓦石已软烂似泥，也能用废弃的破酿酒缸煮而为砚，蜀人一旦得之，会如获至宝。苏轼就曾得到过一方这样的砚台，不过此后转手又赠给了弟弟苏辙。 苏辙甚爱之，后来还意犹未尽地作了篇《缸砚赋》。 这些年，羽翼渐丰的苏轼已是学通经史。此时的读书人中正流传着欧阳修着述的《正统论》，建州浦城（今福建省南平市辖县）人章望之（字民表）也在着述《明统论》，于正统之外，老章倡导的是霸统。跃跃欲试的苏轼也以修为归，出于自己的本意，作《正统论三首》，企图从学术上与章望之等人进行辩论。 喜爱学习的耕文轩主人抱着对苏轼的无限热爱之情，已认真拜读过小苏轼的《正统论三首》，对于这些个古时候所谓的哲学论着，——说句瞎话，我觉得都纯粹是在扯淡！ 为了说明问题，我特挑选出几个观点： 苏轼认为，正统的说法来自欧阳修，而霸统的说法，起自章望之。什么是正统，君子是正统，拥有天下的朝代政权。而章望之认为只有名正言顺的朝代才是正统，靠造反建立的朝代只能算是霸统。章望之还打比方说，如果把像魏国这样并没有一统天下的朝代视为正统的话，就好比儿媳把老公公的宠妾视为婆婆一样愚蠢，因此老公公的行为充其量算是霸统。 苏轼的意思是，把妾当妻子是公公的错，而儿媳称之为婆婆，并不是儿媳的错。因此，被老公公视为妻子的妾，在儿媳的眼里也应该被视为正统的婆婆。 这些话题说真的可谓扯淡，但在书论的写作与思维的辩论过程中，苏轼在不经意间竟得到了学业上的提高。 与苏轼接触到的正统学术相比，当时江湖上也流传着一些可谓高深的术数之学。 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成都人费孝先（字景韶）游青城山时，损坏了一位老人的竹床，表示要赔，老人笑道：床下有一行字：某年月造，某年月被费孝先损坏。好坏有定，何必要赔？ 费孝先大骇。于是，决定留下来跟随老人学艺，六年后，费孝先竟以轨革卦影术名闻天下，王公贵族不远千里重金求费孝先之卦影。 何谓“轨革卦影”之术？宋刑居着《扶掌录》记道：轨革者，推八卦言祸福。卦影者，以丹青寓吉凶。轨革卦影包括推八字成卦和将卦象成图两步，所以此术太过繁复，不够简洁。 传说宋代书法名家米芾就常常模仿轨革卦影中的人物图画，还经常着僧衣，戴俗帽登朝靴。时人都称之为“活卦影”，可见轨革卦影盛行对宋代之影响。 这年，弟弟苏辙娶了十五岁的史氏，也长大成人了。 父亲苏洵郑重决定，命苏辙从此以后以其兄长苏轼为学业上的老师，这说明了老苏对苏轼无比信任与认可。 嘉佑元年（1056），二十一岁的苏轼与弟苏辙跟随父亲苏洵去雅州（今四川雅安）拜谒了知州雷简夫。 雷简夫，字太简，同州合阳（今陕西合阳东南）洼雷村（今合阳县城关镇雷家洼村）人。早年隐居，宋仁宗康定中为秘书省校书郎，代理秦州观察判官，不久去职居长安。简夫在雅州时，结识了眉山的读书人苏洵，读过苏洵的《洪范论》，二人有相见恨晚之感。 苏老泉携其二子，拜谒简夫，以师事之。 雷简夫遂以书信投寄老友益州太守张方平、文坛泰斗欧阳修、韩琦等人，推荐“三苏”父子，有着雷简夫的大力引荐，后来的苏轼父子三人遂名满天下。说到底，雷简夫才是苏氏父子最初的贵人。 雷简夫曾盛赞苏洵有王佐之才，撰写书信将苏洵力荐给张方平、欧阳修、韩琦等大咖。雷简夫虽有盛誉于当时，但苏轼兄弟却对此人不太感冒，原因是觉得雷简夫从政后改变了他的初衷，盖因雷简夫曾受过恶人——长安大姓范伟之贿，为恶人张目（撑过腰）。 回到眉山后，苏轼经常流连于醴泉山、石佛山、尔家川等地。 这些往事，可不是耕文轩主人凭空想象的，苏轼在任杭州通判期间的《自昌化双溪馆下步寻溪源至治平寺二首》与在京师开封任中书舍人期间的《送表弟程六知楚州》诗中，均有家乡醴泉山的表述为证。 除此之外，苏轼还曾到家乡眉山的连鳌山栖云寺及三峰山、宝相寺、华藏寺读书，甚至还到青神县上岩读书。上岩下面二里许有个巨那尊者道场，道场下有个唤鱼池，游客至此，抚掌喧哗，群鱼即出。 传说苏轼题有“唤鱼池”三个大字（题没题过，于今有争议），另外清光绪《青神县志》还记载有东坡的一首七言题诗，后经“砖家”破译，系某俗士伪托苏轼而伪作。 这一年，一心求官的苏老泉决定要出去走动一下了，于是准备带领二子起身前往京师开封。动身前，苏轼还曾去过雨天在此联过句的同学程建用家的星桥别业（注意了，不是今天的别墅）道了别。 第7章 陆行出川，父子三人名动京师 嘉佑元年（1056）春天，苏家父子正式动身。 过成都时，父子三人先去拜访了益州知州张方平（说明苏老泉会来事儿，绝非一个只知道读书的书呆子），张知州十分热情地接待了苏氏父子，还修书一封，将苏洵作为不可多得的人才推荐给了欧阳修，并勉励苏轼兄弟抓紧复习，准备接下来的六科考试。 “六科”乃唐宋时科举取士的六种科目。 唐六科为明经、进士、秀才、明法、明书、明算。到了宋景德、天圣年间时，其六科为：一、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二、博达坟典，明于教化；三、才识兼茂，明于体用；四、详明政理，可使从政；五、识洞韬略，运筹决胜；六、军谋宏远，材任边寄。 对于六科这种“小儿科”，苏轼兄弟想必已是成竹在胸。 因此，三月二十八，在春风拂面中兄弟俩得空游览了成都的大慈寺极乐院，观看了卢楞伽笔迹。 卢楞伽，一作棱伽，唐时长安（今陕西西安）人，生卒年不详。自汴入蜀，为画圣吴道子弟子。此人画风细致，咫尺间山水之寥廓，形象精备。尤擅佛像、经变，画过许多壁画，肃宗乾元（758）初在成都大圣慈寺，曾画《行道高僧像》数堵，由颜真卿亲笔题字，时称“二绝”。 嘉佑元年（1056）三月是个闰月，三苏父子此时从成都启程，走陆路，经过剑门关，先到凤翔府眉县的横渠镇（宋大儒张载的故里），游览了崇寿院，再经扶风县过长安，经华清宫出关中，来到河南府的渑池县。六年后，在该县一寺舍里留宿时，苏轼在老僧奉闲的墙壁上题了首诗《和子由渑池怀旧》（这首诗后来一度还很出名）。 三四个月的舟车劳顿，五六月间父子三人终于抵达了京师开封。 关于苏轼这次的陆路出川之行，历代的史料中记载均不详，“经剑门，穿秦岭”，只能大致叙述一个轮廓。耕文轩主人认为，主要是陆行骑驴较为颠簸，没有舟行闲适，写诗极为不便，所以就没有流传下来多少文字，就使得这次陆行出川显得较为扑朔迷离。至于专家学者对此行程的更为高深与离奇的推断，不知道最终能得出一个什么有别于我的结论。 但可以肯定的是，抵京时正值大雨天气（苏老泉在给韩琦的书信中有所提及）由于人地生疏，苏氏父子只得暂时借住于兴国寺浴室老僧德香的僧舍。 安置停当，苏洵即作《上欧阳内翰第一书》，然后又将自己的得意之作《洪范论》、 《史论》呈给了欧阳修。作为当世文坛一哥或二哥（注：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阅后竟如获至宝、大加称赞，称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于权变，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 这还不算，欧阳修又连忙上书朝廷，极力推荐苏洵入朝为官，有着欧阳内翰的亲力举荐，一时间满朝文武争相一睹苏老泉的风采，并对其文章交口推服，致使苏老泉的声名在京师文人圈子甚至权力圈里一日大振。 七月十三，适朝廷的皇榜发榜，范师道、王畴、胡俛、韩彦、王瓘、宋敏等人考中开封举人。 这批人后来都成了朝廷命官： 范师道字贯之，吴县（今苏州市相城区）人，范仲淹的老乡，侍御史。 王畴字景彝，曹州（今山东曹县）人，开封府判官侍部郎中直秘阁。 胡俛字公瑾，侍部员外郎集贤校理。 王瓘，太常博士集贤校理。 宋敏，太常寺丞集贤校理。 立秋后，苏洵终于等来了属于他的机会。 应开封府解，着苏洵、林希（字子中）、王汾（字彦祖）、顾临（字子敦）、胡宗愈（字完夫）同试景德寺，也就是到开封府的景德寺参加考试。这说明不管什么人推荐，就像当今社会的公务员考试一样，北宋的官场也需要走流程，——主要还是堵别人的嘴。 林希，福州人。 王汾，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县）人，王禹偁曾孙。 顾临，会稽（今浙江绍兴）人。 胡宗愈，常州晋陵（今常州市区）人。 参加考试前，苏洵收到好友杜叔元（字君懿）的真心馈赠，一支他自己珍藏已久的诸葛笔。 名头不小的诸葛笔乃唐宋时名笔，亦名“散卓笔”。诸葛氏制笔有术，出自南唐制笔高手诸葛氏。其技艺精湛，锋毫尖锐，外形圆润，铺下不软，提起不散。 据说，宣城特产的诸葛笔，笔头用鼠须制成，故又称“鼠须笔”。相传此笔“硬软适人手，百管不差一。”，真正做到了“尖、齐、圆、健”四德具备。 诸葛笔在当时也算是笔中的驰名品牌，以此相赠，方显两人的交情。苏轼知道，老父常常是以兄长事他君懿伯伯的。 苏轼兄弟二人也参加了此次考试。 不久后榜出，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鄞州区）人袁毂（字容直，一字公济）高居榜首，苏轼名列第二，苏辙也榜上有名。 九月十九，苏老泉撰《送石昌言使北引》，命苏轼书写。 这年，刑部员外郎、知制诰石昌言出使北国前往契丹，庆贺契丹国母生辰。苏老泉为他写下这篇赠序，就是让他借鉴历史经验，不怕强敌威胁，发扬民族正气，夺取外交胜利。因为苏洵之父名序，所以这篇赠序改称引。 石扬休，字昌言，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眉山市）人，少孤力学，登进士。累官刑部员外郎，知制诰。仁宗朝上疏力请广言路，尊儒术，防壅蔽，禁奢侈。其言皆有益于国，时人称之。石、苏两家均眉州大户，世有通家之谊，因此在京师是苏氏父子标准的老乡。 受到欧阳修激赏的苏洵，又再接再厉地上书《上韩枢密书》、《权书》于时任枢密使的韩琦，与之论及制兵之豪纵在厉威武（此人拉关系的能力着实不一般，读书之外的功夫下得也很足）。 深受鼓舞、像打了鸡血一般的苏老泉认为当世之大患为：大臣都爱好声名而惧怕讥谤，好名则会多树私恩，害怕讥谤则会执法不坚。那么，造成兵冗而骄的责任应由谁来负责呢？ 作为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老苏当然不能直接指责皇帝，只能要求主管军政的大臣对此负责。先把皇帝开脱出去，自然把“天下之兵，豪纵至此”的责任归咎于枢密府，是由于大臣“好名”、“惧谤”、“树私恩”、“执法不坚”造成的。明眼人都知道，苏洵旁敲侧击的对象是大将军狄青。 其实，苏洵并不了解狄青，他的长篇大论的依据也无非只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真正的一代名将狄青出身微贱，以功以忠擢升重臣。狄青生前勇猛善战，长于用兵，治军严整。逝世后宋神宗为追念其功绩，曾下令将狄青的画像挂在禁中，并亲手御制祭文予以悼念。 作为枢密使的韩琦自然不是吃干饭的，不会仅听信苏洵纸上谈兵式的一面之辞。因此，对于苏洵的上书不置可否，置之不用。 自古读书人的理想就与致仕紧密相联的。苏洵听说了一个好消息——张方平从益州调任京师出任三司使，就前去拜见。（三司使，北宋前期最高财政长官。三司总理财政，成为仅次于中书﹑枢密院的重要机构，号称“计省”，三司的长官三司使被称为“计相”，地位略低于参知政事。） 在张府上，张安道（张方平字安道）微笑着问这位老朋友苏老泉道： 令公子近来所读何书？ 老苏赶忙答道，犬子这段时间在重读《前汉》。 张安道又问，全书他读完过两遍了吗？ 老苏归家后以此询问苏轼，谁知苏轼不屑地说：此老难道真的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人读过三遍的吗？ 后世有人评论，小苏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要知道张安道当年曾借过别人的《十七史》，短短一月即还，就说已经看完。要知道此人天资强记、数行俱下，功底是何等地深厚，就连前辈中的宿儒，也罕有人及。 也有传苏老泉曾带着两个儿子去拜访张文定（张方平的谥号），张文定趁着苏轼兄弟正在准备科举考试，有意出题考一下他们。因此共出六道题，令人拿给苏氏兄弟，而文定却在隔壁的密室里暗自窥视。 只见两兄弟得到考题后，各自在自己的座位上沉思。苏辙在一道题上有疑问，指着给哥哥看，哥哥不言，只是用笔管敲了几下桌面，说“管子注”，苏辙还是没有听明白，哥哥就用笔将此题目勾去，然后就一挥而就做完了题目。 张文定读完了苏轼的文章后，更为惊喜，原来被苏轼勾去的那个题目，并无出处，只是为了考验苏氏兄弟而杜撰的命题。 次日，张文定见到了苏老泉，不无惊喜地说，两个儿子都是天才，只不过大儿子明敏可爱，但小儿子却是少年持重，日后的成就可能要高过其兄长了！ 张方平这个人很有气量，在镇守西蜀时，认识眉山的苏洵及其子苏轼、 苏辙，深表器重，并积极为之延誉。曾推荐苏轼为谏官，后来苏轼因作诗被朝廷诬陷下狱治罪之时，张方平也受到牵连，但他却能不顾个人安危，依然奏章论救，所以苏轼终身都很敬重张方平大人。 在京师开封，兄弟俩一有时间就聚于一起，潜心研读和探究《公羊》、《毂梁》及《左氏》三传。与大多数读书人一样，书读多了，苏轼兄弟同样对不学无术之辈，六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纨绔子弟往往看不上眼，特别是对京师那些醉生梦死的富家子弟侧目而视，“颇见纨绔中，齿牙厌梁肉。”（《《寄周安孺茶》》）。 嘉佑二年（1057）正月初六，由翰林学士欧阳修（字永叔）主持的贡举开考，翰林学士王珪（字禹玉）、龙图阁直学士梅挚（字公仪）、知制诰韩绛（子华）、集贤殿修撰范镇（字景仁）这几个人协助知贡举主持本届考试。 《宋史·选举志》：凡进士，试诗、赋、论一首，策五道。参加这次省试，苏轼撰写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 由于当时的士子崇尚的是险怪奇涩的文风，还美其名曰“太学体”，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等都对此深恶痛绝并大力加以抑制，因此但凡是遇到这类考卷，一律会被淘汰掉。最离谱的是这类考卷甚至出现僻涩如“狼子”、“豹孙”、“林林”、“逐逐”之语，怪诞如“周公枰图”、“禹操畚锸”、“传说负版筑来筑太平之基”之说。 欧阳修考试礼部进士，面对千人一面的诡异之文章，有心去挽救一下这种危险的局面。梅圣俞当时与欧阳修在一起共事，一日得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考卷，赶紧拿给欧阳文忠公看。 欧阳修非常惊奇，以为遇到了异人，第一念头就是将此人录为头等，但又转念一想，朝野上下往往对每年的头名状元格外敏感，同时又有预感是自己的门下士曾巩（字子固）所作，要是录为第一，那么就会在官场上下授人以柄。 因此，只好忍痛割爱将此人录为第二。 第8章 文人就应该生在大宋朝 据说，省试时梅圣俞作为考官，得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考卷，初觉像取材于《孟子》，但仔细又看，里面却有个典故引用皋陶说：杀之三（杀的理由有三个）。尧说：宥之三（宽宥的理由有三个）。 老梅事后翻阅了大量的典籍，也没有在任何书上找到这一典故。 等到放榜，老梅放下自己高贵的身段，用“不耻下问”的高姿态向苏轼请教道，“敢问阁下，这一典故取自何处呢？” 苏轼徐徐地说道：此乃晚辈想当然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以上古尧帝的品行，一定会这样说的。我个人认为，只要能够说明问题，所谓的典故何必都要追究其出处呢？ 这些话，使得自诩见多识广的梅圣俞大为惊骇。 更为传奇的说法还有：欧阳修作为省试知举，苏轼考了个第二，当苏轼前往欧阳修处道谢时，欧阳永叔问，“皋陶说：杀之三。尧说：宥之三。”此说见于何典籍呀？ 苏轼只得说，此说见于《三国志·孔融传注》。 而当欧阳修事后去翻阅此书时，仍未找到。 他日，欧阳修又见到苏轼时，苏轼只得说，三国时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孺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而皋陶与尧之事，我觉得也可以这样理解吧？ 欧阳修归家后，大惊失色，说：苏子瞻真可谓善读书、善用书，将来他的文章必将独步天下啊！ 后面这个段子虽然出自《诚斋诗话》（南宋杨万里撰），但耕文轩主人觉得多少会有点水分，不过为了说明苏轼的少年聪颖，还是录了出来。 仁宗嘉佑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礼部考试，苏轼得了第二，后又以《春秋》对义，苏轼得了第一。 “对义”是旧时科举考试科目之一。是从儒家经籍中摘句为题，考生根据经义解题作文的一种考试形式。 三月初五，宋仁宗御临崇政殿，亲试礼部奏名的进士。殿试的考场在崇政殿的两庑。考场中整齐摆着一排排不足二尺高的小桌，桌后是方凳。 在北宋前期，考桌是唐制的几席，考生要屈膝就席，俯首据案，很不舒服。 当时，所谓符合人体工程力学的考桌恐怕没有引入，其实，宋人虽已习惯了坐椅子，但是直到南宋，才弃用几席，采用桌椅。 在那些符合伪人体工程力学的小桌上，均贴着考生的姓名，摆着御赐的笔墨纸砚，这些办公文具都是上好的贡品。考生考完后，是可以“顺”走的，算是官家的赏赐，也作为各自人生的一段纪念。 此外，还有一把用以改错字的小刀。因为试卷是特制的宣纸白摺，比一般宣纸厚得多，如果写错了字，可以用小刀刮去再写，否则是为“脏卷”，是要降等的。 殿试的考试时间是一整个白天，扣除午饭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考试期间为官家赐宴，菜品非常地道，完全是御厨的手艺，你懂的！但切不可贪一时口福吃得太饱，因为不准、也没时间遛弯，吃得太饱坐不下来；即使坐下来，也容易脑缺血，没法答卷！——这是考验士子们“舍与得”的大智慧呀！ 此次殿试考题共有三道，一诗一赋一策论，分别以《鸾刀诗》、《民监赋》和《重巽申命论》为题。 无论是诗、赋还是策论，殿试文章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要歌功颂德的！还要看你是否倾向于时下当权者的政见，这是“立场路线、政治站位”问题，——组织路线非常重要！ 先说诗： 《鸾刀诗》题出自《礼记》和《诗经》。 鸾刀是一种古代名刀。《礼记》：“割刀之用，鸾刀之贵，反本修古，不忘其初也。”《诗经》：“执其鸾刀，以启其毛，取其血筋。” 意思是说：有了锋利的割刀，祭祀时为什么我们为何还要采用古老的鸾刀呢？那是为了慎终追远、不忘先人的生活方式所承载的文化内在，这种怀旧的做法表达的是“礼在心”的诚敬。 其实，按照现代的高中生议论文的套路，仍是传承与发展的辩证范畴。传承，在古时候被认为是灵魂的皈依之路。唯有如此，才能废旧立新，才能生机勃勃。形式的背后，若缺少必要的内核，那很快就会演绎成复杂的枷锁，进而分崩离析。《鸾刀诗》乃是要以此义作诗。 再谈赋： 《民监赋》即是要弘扬民本思想：得民心者得天下！ 例如，此次殿试状元章衡的《民监赋》开篇：“运启元圣，天临兆民，监行事以为戒，纳斯民于至纯。”宋仁宗赵祯读到“运启元圣”时，动容叹息曰：“此谓太祖。”读至“天临兆民”时，叹息曰：“此谓太宗。”读至“监行事以为戒”时，叹息曰：“此谓先帝。”至读“纳斯民于至纯”时，乃竦然拱手曰：“朕何敢当！”说完便一拍大腿道：“此赋虽不切题，然规模甚伟，自应作状元。”遂将章衡钦点为状元郎。 “别头试”得了第一的林希，自视甚高。“别头试”是唐宋科举中，有的考生与考官有亲故关系，为了避嫌，专门故作姿态另设的考试。 林希的《民监赋》破题一句：“天监不远，民心可知”，小林这句话本是想给执政者以警示，谁知这竟然让仁宗大为不悦。 虽说赵祯同志是难得的“仁君”，——你林希不好好说话！怪谁？…… 最后是论： 《重巽申命论》，出自《易经》的“巽卦”“彖传”。 所谓“巽卦”的卦辞就是“重巽以申命，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本卦是同卦相叠（巽下巽上）。巽为风，两巽相重，有长风相随之象。其实表示顺伏之意，即“上下顺也”。 这个卦是同卦（下巽上巽）相叠，巽为风，两风相重，长风不绝，无孔不入，巽义为顺。谦逊的态度和行为可无往不利。巽卦是易经六十四卦第五十七卦。说白了，就是要帮封建统治者来劝导世人，一定要态度和顺，行为上要顺从听话，等等。 苏轼的试卷《民监赋》、《鸾刀诗》都已散佚，但《重巽申命论》现存苏轼的《文集》中，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一阅。 闲话少叙，言归正传。 六日后，放皇榜。这次殿试赐进士及第者章衡等262人，126人赐同出身。 进士，是我国封建社会科举殿试及第者之称，也是是科举考试的最高功名。及第，则指科举考试应试已经中选，用普通话说就是考上了。 苏轼苏辙兄弟也都进士及第了，章衡第一，苏轼第六，苏辙第十五。 及第后，新科进士们要同赴琼林宴。 琼林宴是为殿试后新科进士举行的宴会，始于宋代，为科举四宴之一。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以前，在琼林苑宴请新及第的进士，故该宴有“琼林宴”之称。政和二年以后，又改称“闻喜宴”。元、明、清三代，又称“恩荣宴”。 也就是在这次琼林宴上，苏轼与常州籍的同科进士蒋之奇、胡宗愈、单锡一见如故。从此也和蒋之奇成为好朋友，加上钱勰和王钦臣，被陆游称作“元佑四友”。 席间，蒋之奇详细给苏东坡讲述了常州地界的风物，介绍了家乡的风雅茶事，还邀请苏轼去游玩。苏轼本就爱茶，被蒋之奇一说，瞬间就对宜兴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让苏东坡大为震撼，当即与蒋之奇立下约定：致仕后，二人要比邻而居，与蒋之奇相约今后将卜居阳羡（今江苏无锡市代管县级市宜兴市）。 古时“卜居”之风盛行，唐时最为讲究。到了宋代，依然延续唐代卜居的风俗，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因为宋代依然是道教盛行的年代，上至天子，下到庶民，还有大量的官员故吏，文人墨客，在居所和丧葬的选择上，都非常重视。在卜居上，他们首先选择居住地域，然后再选择宅院道场，往往还会请来一些术士进行占卜，以确定吉凶，比如当时流行的《相宅经》就详细讲解了如何营建住宅的风水。 宋代还有着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许多文人并没有选择叶落归根，而是移居和丧葬在他乡。 宋代的卜居，虽然在宅院的营造和墓葬地的选择上，颇有慎重，所以在居住地的选择上，大多会选择风景优美之地作为居所。比如苏轼，他非常喜欢阳羡，曾往来多达十余次，以至于要卜居此地。 同榜进士蒋之奇，字颖叔，常州宜兴人，后来官至观文殿大学士。苏轼一生与蒋之奇关系密切。 苏轼在《次韵蒋颖叔》一诗有：“琼林花草闻前语，庵画西山指后期。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后来苏轼多次买田宜兴，都与蒋之奇有关。 蒋之奇的叔父蒋堂（希鲁公），是祥符五年（1012）进士，后官至礼部侍郎。蒋堂曾在苏轼老家眉州任过通判，当时苏轼的伯父苏涣刚举进士，蒋堂读了苏涣写的赋，大为称赏。苏涣为此写信谢之，没想到，二人由此结下奇缘。 坊间也有传闻说，蒋之奇善于钻营，早期对于当时欧阳修支持英宗父亲追封皇考的观点大拍马屁。欧阳修老爷子终于遇到知音，听着舒服，一高兴就极力推举蒋之奇做了监察御史。 谁知仅仅两三年以后，这个蒋之奇恩将仇报，竟然向朝堂上下爆出了一个“大瓜”——向宋神宗诬告欧阳修与儿媳通奸。 关于蒋之奇诬告的动机，据推测应该是蒋之奇当时已经投靠支持变法的新党，在王安石推行新法运动时，蒋之奇正任福建转运判官。当时各地推行免役法，搞得很乱，蒋之奇做得却是很有条理。甚至由于他的苦心经营，政绩一时广为传颂。朝廷也给他升了两级，加直龙图阁，升发运使。所以说，反对变法的主要人物欧阳修就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了。 宋神宗也不是白痴，当然不会相信这种天方夜谭的诬告，当然也不会做出“舍车保卒”的蠢事。最终的结果是蒋之奇弄巧成拙，被贬斥出京，终生因为这一污点被世人不齿。同样，欧阳修的声誉也因此大受影响，“文坛领袖”之光辉形象亦大打折扣，政治生涯也从此一蹶不振，再没有可圈可点之处了，几年之后也就郁郁而终。所以说蒋之奇是欧阳修的仇人，一点也不为过。这是后话。 宴席后，苏轼前去拜见了恩师欧阳修，又修书启谢过了欧阳修及梅挚、王珪、范镇、韩绛。欧阳修喜得才子苏轼，并有意将其培养为自己政治志向和文学改革上的接班人。听说这句话的人一开始只当是欧阳修的戏言而不信，当看到有苏以来，文风为之一变，后来才终于信服。而苏轼父子的文章，遂称颂于一时。 据传，关于欧阳修老先生对于苏轼的评价，从欧阳文忠公嘉佑二年（1057）写给梅圣俞的书信中便可窥见一斑： 今读苏轼的文章，不觉汗出，快哉！快哉也！老父应当避世，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 正是他觉得苏轼的文章清新畅达，不同俗流，便认定这是难得的人才。因此，他力排众议大力提拔苏轼，并向自己的好友梅圣俞举荐苏轼，于是便有了信中所说“出人头地”一词。 欧阳修作为一代文坛盟主，并且乐于奖掖后进，成就了文坛中一段佳话。 按下上述传闻不提，单表嘉佑二年（1057）丁酉进士科进士及第后，日后与苏轼有着交集或恩怨纠葛的同年们： 章衡，字子平，浦城（今属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人，历润州长史，通判湖州，直集贤院，盐铁判官等。苏轼在西湖的治理上章衡不仅有首倡之功，还有鼎力相助之劳。 曾巩（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今江西南丰）人。钱钟书：“在唐宋八大家中，曾巩的诗歌远比苏洵父子好，绝句的风致更比王安石有过之而无不及。” 曾布，字子宣，曾巩弟。 林希，福州人。 朱光庭，字公掞，偃师人。 蒋之奇，字颖叔，常州宜兴（今江苏无锡市代管县级市）人。官太常博士，后升为监察御史。 张琥，后改名璪，字邃明，滁州全椒（今安徽滁州市辖县）人。 郑雍，字公肃，襄邑（今河南商丘睢县）人。 章惇（音敦），字子厚，建宁军浦城（今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人。北宋中期政治家、改革家，银青光禄大夫章俞之子，官二代（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苏轼评。） 此外还有：叶温叟，林旦、晁端彦、邵迎、刁璹（音属）、苏舜举、程筠、傅才元、邓綄（音完）、萧世京、家定国、吴之上、王琦、陈侗、莫君陈、蔡元导、黄好谦、单锡、李惇、丁骘等人。 同知中有个叫晁端彦的。据苏轼几十年后回忆，当时苏氏父子尚寓居在京师开封的兴国寺浴室，美叔（晁端彦）即来见访。当时自报家门称，自己师从欧阳公很久了，公特令前来与你结交，欧阳公考诉自己你将来必定会因学问明世，就连他也要放你出一头地的。 有幸生在北宋——没有文人相轻，相反却都是文人相重的！ 欧阳修、范仲淹、张方平等前辈文人对后来者倾力提携的美德可歌可泣，梅尧臣也不甘落后，在殿试放榜之后，老梅更是专门作诗赠给了曾巩与苏轼，勉励他们更上层楼。 第9章 征鸿初起势，新蝉第一声 嘉佑二年（1057）四月初七，苏轼四十八岁的母亲程氏在家乡眉山县过世了。 当苏轼父子三人在京师接到讣告，来不及准备，就立马起身。 一路的鞍马劳顿，暂且不表。 单说返蜀后，已显沉稳老练的老父苏老泉还是没忘给恩师兼上级的欧阳修、吴中复各修书一封，陈告未及告别、仓皇返蜀之因。 当年十月，苏轼的二伯父苏涣在衡州（今湖南衡阳市）知州任上的任期已满。冬月二十二，程母被安葬于眉山县武阳安镇乡可龙里老翁泉侧自营墓地。 过了些时，终于接到了欧阳修给远在眉山的苏洵回的书信，信中提及了苏轼兄弟的聪明与懂事——当然，两兄弟也随父亲一并给欧阳老先生去过了信。 赋闲在家的苏老泉，有一天竟突然接到了老朋友史经臣去世的噩耗。 前文提到过，史经臣字彦辅，是苏洵的好友，也是苏洵的生命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人，两个人经历颇为相似，二人一同赶过考，也同样地屡次落选，因此可以说是一对人生及仕途中惺惺相惜的难兄难弟。 因此，老友的后事，苏老泉操持得可谓是尽心尽力。 首先是为其治丧、立后，再命长子苏轼前往祭奠，然后是为其收拾遗稿——这可能是对文人身后的最大的慰藉。最后还作文称颂了老史的有才气啦，笃于节义啦等贤德。 嘉佑三年，戊戌年。 眉山。 二十三岁的苏轼，俨然一只展翅欲飞、大翮欲扶风的雄鹰。 官虽不大却被称为是宋诗“开山祖师”的梅尧臣，竟寄给苏洵自己的《题老人泉诗》，先是畅叙了二人的深厚友谊，然后还随信盛赞了苏轼兄弟，勉励苏洵出仕报国。 十月，父苏洵收到了雷简夫的书信，透露给苏洵一个小道消息——朝廷将要召试学士院。十一月初五，朝廷的召命果然下达，天子要召试紫薇阁。 而年已五十的苏老泉却故意称病不去赴试，而是在当年的腊月初一，给仁宗皇帝上了万言书！苏洵以一名布衣的身份先是向仁宗皇帝解释了自己不去赴试的原因，然后是像中国古时候大多数读书人一样，意气风发地向圣上提出了诸如改革吏治、恢复武举等皇皇然之十条治国方略。 上书后心有余悸的苏洵，为了平息自己忐忑的内心，不得不致书雷简夫与梅尧臣，说明了自己不去赴试的原因。对于这种先斩后奏、视死如归的举动，苏老泉的解释是：前段时间欧阳文叔曾把自己写的《权书》等策论文章进献给了朝廷，但朝廷却认为其中观点不可信而不予采纳，那么这次紫薇阁的考试我去参加还有何意义呢？——正好前几日本人刚好身有微恙，就称病不去赴试了！ 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苏洵作为一名封建知识分子，虽然有点迂腐之态，但从另一方面也确实展示了知识分子该有的那种铮铮的风骨。 最主要的是，这种言传身教的举动潜移默化地教会了苏轼兄弟今后的行事以及今后从政的风格。 嘉佑四年（1059），己亥年。 三月。 二十四岁的苏轼守制期满，正式离开家乡眉山，前往成都。在成都期间，苏轼与自己的宗兄宝月大师过往甚密。 宝月大师，法号释惟简，字宗古，俗姓苏。此人九岁出家，十九得度，二十九赐紫，三十六赐号，可谓是僧途一片光明。宝月后来曾出任成都大慈寺六世住持，领袖四川众僧，有广传佛法之功。 绍圣二年（1095），宝月大师圆寂，葬于锦城（成都）之东塔子山，苏轼还为其作了《宝月塔铭》。 宝月大师慷慨地赠给了苏轼两个药方，苏轼以书札呈给了父亲。在成都时，苏轼又向宗兄惟简借了折枝两轴，浮沤画一轴。 折枝，是花卉画的一种，此种画作画花卉而不写全株，只画从树干上折下来的部分花枝，故名。属于扇页之类的小品花卉画，往往以简单折枝经营构图，尤其隽雅。浮沤，原是水面上的泡沫，这里的浮沤画，是指古时候的一种作画之法，用颜料先滴到水面上，在勾勒成图，再转印到画布之上，就形成了一幅浮水画，又叫湿拓画。 在成都，苏轼还采买了缬（古称部分镂空版印花或防染印花灯织物为缬）一匹，后因花样不太满意，想换成黄地月□者（也就是另外的颜色花样，此处已无从考证），还是托惟简去市场上问价，可以洞见二人情谊之深厚。 这一时期，王素从定州（今河北保定代管县级市定州市）移知成都府。王素，字仲仪，一代名臣“魏国公”王旦之子，山东莘县人。 王素到任之前，蜀地铁钱已多，而仍铸钱不止，致使币值越来越轻，商贾不行。到任后，王素下令，十年之内，不准铸钱。由于其为政爱民，蜀地与渭州居民，争相画像祠之。 已经进士及第的苏轼闻讯，由于居丧守孝，不能登门参拜，但出于对王素的敬重，给新任知府上了《上知府王龙图书》，提了一些意见，欲为蜀人陈情。希望王大人不要忽视容易办到的善待戍卒兵丁的养兵之事，更应多加留意于难以处理的、对人民赋税征收之事。 最后，苏轼还不忘并奉上他过去所作的十五篇较为得意的文章，敬请知府大人处理政事之余批评指正（务必多翻翻）。 四月初三，苏轼又给宝月大师去了封信，依然是交代了一些琐事： 例如，惟简让苏轼到民间购买的刺绣观音像，苏轼说现在来不及绣了，现成的有是有，就是歪瓜裂枣的也要六百五六十钱。另外，苏轼上次借惟简的浮沤画，苏轼觉得不是真迹，想要惟简再物色一幅好点的浮沤画，价钱嘛，好说。等等。 确切地说，父亲苏老泉作的《自尤》诗作于该年的五月间，此诗我们前文已经毫不吝啬地全文录出。现实中，苏轼并没有一个叫苏小妹的妹妹，但确有一个长他一岁的姐姐苏八娘。 苏洵共有三子三女，长女与次女均早夭，都没有留下名讳。仅幼女苏八娘长大成人，苏八娘十六岁时依照当时的习俗，嫁给程夫人哥哥的儿子、也即表哥程之才，谁知却惨遭夫家虐待，十八岁便结束了短暂的一生。苏洵在《自尤（并序）》详细讲述了事件的前因后果，字里行间深为自责，悔恨异常。 六月，苏洵上书欧阳修，提前报告了等到秋后要带二子赴京师的消息。 根据儒家传统的孝道观念，朝廷官员在位期间，如若父母去世，则无论此人当多大的官，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辞官回到祖籍，为父母守制二十七个月，号称三年，这叫丁忧。 丁忧的道理是什么呢？ 就是子女要报效父母的恩情，孩子出生三年内都离不开父母，时时刻刻都需要父母的照料。所以对父母晚年要尽心尽力，父母不在了，做子女的也要时时想念他们，至少在坟前守孝三年。 官员在丁忧期间唯一的任务就是为父母守孝报恩。在丁忧期间夫妻要分开，吃、住、睡都在父母的坟前旁边，停止一切的娱乐和应酬，守孝三年期间不得进行婚嫁庆典等喜事。 在蜀地为母丁忧即将结束前，苏轼留下了诗作二首：分别是《咏怪石》和《送宋君用游辇下》。 这两首诗，一度被看作是苏轼的试笔之作，属苏轼最早的诗作。苏轼的这一举动，被后世的评论家认为是：征鸿初起势，新蝉第一声。 这两首诗，学界也有人认为不是苏轼所作，但也无确证，因此该两诗存疑，而大部分版本的《苏轼全集》均是从水路出川的《南行集》开始。对苏轼作品的研究，人们关注的往往是其成名及以后的作品。然而，苏轼的灵感火花并非是偶然间点燃的。 可以肯定的是，《送宋君用游辇下》这首极长的五言诗应该是在出川前的秋八月所写，这是苏轼研究专家孔凡礼老先生从诗中“八月秋风高”这句话推断而来的。 此时，苏老泉已经上书欧阳内翰，通报了他的两个儿子居家服丧之期已尽（可以出来做官了）。 这时候的苏轼闲来无事，就与妻哥王愿一起游览了眉州青神县的猪母泉。 由于苏轼前后娶了王弗及堂妹王闰之，那么，这个妻哥究竟是哪一个老婆的哥哥呢？这里有好事者，从苏轼的作品中知道了王闰之只有个弟弟叫叫王箴，没有听说还有哥哥。因此，就基本断定了王愿同志就是王弗的哥哥了。 其时，苏家园中有怪石，又植疏竹于其间。 苏轼作了一首后世都不相信是他所作的诗（由于诗极朗朗上口，很有李太白的气势在，也许就是模仿李太白的也不一定），却能从诗中窥见苏轼早期诗作的渊源。因此不忍过多地舍弃，遂摘录如下： 《咏怪石》 家有粗险石，植之疏竹轩。 人皆喜寻玩，吾独思弃捐。 …… 凡此六用无一取，令人争免长物观。 谁知兹石本灵怪，忽从梦中至吾前。 …… 子向所称用者六，星罗雹布盈溪山。 伤残破碎为世役，虽有小用乌足贤。 …… 子今我得岂无益，震霆凛霜我不迁。 雕不加文磨不莹，子盍节概如我坚。 …… 吾闻石言愧且谢，丑状炊去不可攀。 骇然觉坐想其语，勉书此诗席之端。 第10章 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父子出川 请大咖们记住这样一个有点小小争议的日子：嘉佑四年（1059）十月初四（或初五），苏轼兄弟随其父苏老泉先生郑重地离开了家乡眉山，一条久处深潭的蛟龙，注定要一飞冲天、闻名于世了！ 大约两天的功夫，父子三人即到了嘉树。 嘉树，在罗目县（今四川峨眉山市罗目镇）东南三十里阳山江溉。相传曾有两树对值，树围三十二尺，两树上端均引出两丈长的横枝，两侧横枝相互攀援连理，以致遮天蔽日。此树种名今天探明为黄葛，是桑科、榕属落叶乔木，号称嘉树。 黄葛树是桑科榕属植物，其茎干粗壮，树形蜿蜒古朴。若用利器在树皮上划上一刀，“伤口”就会分泌出白色的黏糊糊的液体。此树种寿命很长，百年古树几乎比比皆是，在佛经里它又被称之为神圣的“菩提树”。旧时风俗，在我国西南一带，此树只能在寺庙、公共场合才能种植，家庭很少种植。 因此，嘉树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处盛景，而不是什么市镇或者村落。这种景点，绝对适合苏轼父子短暂舣舟，上岸踏访一番。 “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也就是在这一处黄葛树铺天盖地的浓荫之下，苏轼开始了一生的诗词创作。 这首《初发嘉州》是苏轼最早的诗作（此前还有两首，但有争议），作于嘉佑四年（1059）。其时的苏轼、苏辙业已中举，奔母丧后正由四川眉山随父再赴京都。 父子三人取岷江水路，经嘉州、犍为，离蜀出峡，直下江陵（今荆州）。 苏轼时年二十四岁，尽览山川形胜，“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这期间，父子三人“舟中无事，博奕饮酒”，你唱我和，写下百余首描写巴蜀盛景的诗篇，结集谓之《南行集》。 《初发嘉州》便作于这年冬天由嘉州出发之际。其时，苏氏父子已名动京师，文章播于天下。 有学者认为，苏轼的一生虽然命运多舛、纷繁复杂，但他的各种思想均可从他所作的巴蜀诗中窥见其心迹。一个人对故乡的感情变化，始终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断然不会掺假。因此，苏轼所作的巴蜀诗就像贯穿他一生的路一样，无论他离开故乡有多远，沿着他的巴蜀诗路总还能洞悉苏轼坎坷一生的思想与诗变。 宋仁宗嘉佑四年（1059）十月，苏轼兄弟随父二度出川。 父子三人自眉州进入嘉陵江，经戎（宜宾）、沪（泸县）、渝（重庆）、涪（涪陵）、忠（重庆忠县）、夔（奉节）诸州，顺流下峡，腊月间抵达荆州，就在荆州过的年。 次年的庚子年正月，父子三人又自荆门起身，转为陆行北上，经由襄（襄阳市辖区）、邓（邓县）、唐（唐河县）、许（许昌）等地，最终抵达京师汴梁（今开封）。 由于出峡时走的是水路，舟行水上，闲来无事，因此但凡一路上看到的、听到的和心中想到的，均被苏轼诉诸于笔端，歌之咏之。连父亲苏洵和胞弟苏辙创作的诗文加在一起，前后竟累有百余篇，结集名之曰《南行集》。 在素质教育被日渐重视的今天，苏老泉这种培养孩子面对风景，有感即记的好习惯实在还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榜样。 父子三人先后游览了嘉州的龙岩，凌云寺。 在嘉州（今四川乐山）渡口，遇到了郭纶，于是写了这首诗《郭纶》。“河西猛士无人识，日暮津亭阅过船。路人但觉骢马瘦，不知铁槊大如椽。”郭纶本是河西一带知名的勇士，如今的人们却都不识得他了，这位昔日的猛将只是在傍晚时分，坐在渡口，闲看过往船只来打发时间。 路人只见他骑着一匹瘦弱的青白色马，却不知他曾经使用的长矛大如屋椽。郭纶说，正是因边疆久无战事他才沦落如此，一旦有了战况，他甘愿冲锋陷阵。“因言西方久不战，截发愿作万骑先。”（《郭纶》） 郭纶曾经为河西弓箭手，屡有战功，仁宗康定元年（1040）九月，西贼寇三川寨，郭纶固守，定川堡得不陷，但终不获赏。在黎州（今四川汉源北）任都监留有诗作，到官期满时，连归家的路费都没有。 苏轼兄弟因感其不公，分别赠诗于郭纶。 其中，苏轼“河西猛士无人识，日暮津亭阅过船。”（《郭纶》）更是将英雄末路的悲凉气概演绎得淋漓尽致。 苏轼兄弟还游览了九顶山治易洞，分别题了诗。在九顶山上的清音亭，向下可尽览长江景色：村舍人家屋脊参差、鳞次栉比，远处则是三峨横陈之状。 川人有谣曰：天下山水之胜在蜀，蜀之胜在嘉州，嘉州之胜在凌云寺。 这次，苏轼挥毫为清音寺的一座亭台上题额“清音亭”。日后，嘉佑岁中题额后的此亭更成了南山凌云寺之胜！ 嘉州当地曾有传闻：当年苏轼兄弟还随同父亲一起造访了在此注释《易经》的隐士程公望的治易隐舍。嘉州城北十里的白崖上有三处岩洞：白云洞、朝霞洞、清风洞。其中朝霞洞还有一个名字叫蕴真洞，又叫治易洞。其时，有位叫程公望的逸民驻锡于此，故有驻锡洞、程公洞之称。 十月十二，苏氏父子离开嘉州的前夕，正好嘉倅（嘉州通判）任屯田要去成都，苏轼于是委托任屯田给宝月大师带去了书信，吐露了此番远行前大师未能如约前来话别的遗憾，本来二人相约要在钓鱼台下会面的。 次日，苏家父子举家托舟远航，同行的有苏家的二位儿媳和苏氏兄弟的乳母任氏（任采莲）、杨氏。在苏轼的一生中，这位乳母任采莲是位重要的人物，这也是任氏随苏轼宦海一生、辗转千里的起始点。 少年离家，可谓是极具“鹰隼试翼、风尘吸张”的豪情，“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数年后，故乡是一位漂泊者的心灵归宿，而此时却是一位离乡少年的人生起始点。“相期定先到，久立水潺潺。”，按《平水韵表》（下文同，不再另注）：此诗（《初发嘉州》）押下平一先韵，其气韵洒脱，格律谨严，相较日后的“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的劫后余生，此时的苏轼还处于少年稍显拘束的未加走马纵笔之时。 自嘉州东舟行一百二十里，过四川犍为县（今属四川乐山）时，苏氏父子游览犍为山水于子云亭下，并参观了犍为县北百余里书楼山上的王氏书楼。王氏后人中王齐万、王齐愈原为蜀人，后王齐万秀才曾寓居武昌，被贬黄州的苏轼与之常有书信往来，这是后话。 苏轼父子自嘉州、犍为一路沿岷江水路东进，来到宜宾，在宜宾进入长江水道。 宜宾位于四川盆地南缘，地处川、滇、黔三省结合部，因金沙江、岷江在此汇合成长江，素有“长江第一城”之美称，自古以来就是南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沟通东西、连接南北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战略转换要地，被誉为“西南半壁古戎州”。 可初次途经此地的苏轼兄弟却不识此地风物，竟把此处江域两岸的山脉说成了“夷中乱山”。这也难怪，当时在这里，苏轼看到的只有眼前三三两两地靠着古柳，极力向外来的客人出售柴薪与茅屋破败，煮蔬充饥，不识肉味、与麋鹿为友的蛮荒山民。 舟过宜宾，两岸的石壁已尽，视野突然开阔，牛头渚就到了。苏氏一家当晚舣舟并夜宿牛口渚（今宜宾牛头坝镇），住到了苏轼兄弟俩的同科进士廖致平的别业牛口庄。 此后，“三苏”才华轰动京华，他们在牛口坝吟诗诵赋的这段佳话，也就成为戎州人文风物被永远载入大宋诗史。戎州人士对三苏父子夜宿牛口坝留诗之事念念不忘，还将不远处一条汇入岷江的小溪命名为“思坡溪”，将小溪流经的山谷称为“会诗沟”。 若干年后的元符三年（1100），苏轼的学生黄庭坚又自戎州溯流而上欲去青神，也是夜宿官至朝议大夫的宜宾人廖致平的牛口庄别业。 廖致平之父廖翰是位传奇人物，即旧州塔的实际捐建者，即黄庭坚《南园遁翁廖君墓志铭》文中的遁翁。廖致平蒙祖上余荫，上承家学，多有成就。后来黄庭坚谪戎期间，廖致平也正好“丁父忧”在家守孝。于是乎，作为师友，便常与山谷游宴，既作本地导游，亦能相互受益，也算是黄连树下弹琵琶——苦中作乐吧。 中国国家博物馆里展出的唯一一件与宜宾有关的文物，就是黄庭坚书法《牛口庄题名卷》，这在宜宾的人文史上就份量不小。黄庭坚在上溯晋唐、学习前人经典书法时，对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苏轼，可以说黄庭坚的手札小行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学苏轼的。黄庭坚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其书法技艺深受苏轼书风的影响。 宜宾有着黄伞崖墓群及唐宋摩崖石刻，还有黄庭坚谪留戎州后会友赋诗的会诗沟，以及公馆坝明永乐古窖等人文景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牛口坝为中心沿岷江近十公里的江岸是古戎州的一个人文集中地，近千年来一直是戎州一段重要的人文走廊，时至今日，依然闪耀着文化的熠熠灵光。 想当年，在牛楼渚借宿的夜里，毫无睡意的苏轼披衣起床，看着这些山川一色的大荒之地，远处的江面上洒着波光粼粼的月光时，不由得想起了当年随父在京师开封的日子： 嘉佑元年（1056）夏四月，京师大雨，半夜里蔡河忽然决口。一时间，《清明上河图》中那种车水马龙的场景突然切换成了满街的搜救的舟楫。 面对着亮如白昼的灯火下，疏星倒映在在京师喧闹的漫水街面上，闪耀着冷冷的光芒。今天，当苏轼在这里又看到初次进京时那种似曾相识的一幕时，很是感慨，遂作五言诗《牛口见月》。 作为一名青年才俊，京师无疑是苏轼一心向往的圣地。抛开游览赏景的乐趣，早日抵京、大展宏图，一定是此时苏轼心中的真切期盼。 宜宾是个盛产酒的城市。 宋代宜宾姚氏家族私坊酿制，采用大豆、大米、高粱、糯米、荞子五种粮食酿造的“姚子雪曲”便是今天四川宜宾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五粮液酒最成熟的雏形。 我们知道，苏东坡对酒文化的贡献不仅在于善咏酒，还在于善酿酒。他具有酿酒的哲学思想、科学原理和巧妙方法。因此，他酿出了蜜酒、桂酒、真一仙酒等。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爱酒文人无法与其比拟的。所以，他对酒文化的贡献是独特的。 但在苏轼的时代，古称“戎州”的宜宾地区却是一个极为原始的群蛮之地，黎、蒯、虞、牟，夷夏杂居。蛮獠风俗、椎髻跣足、凿齿穿耳，在苏轼的眼里，那真是“乱山围古郡，市易带群蛮。廋岭春耕少，孤城夜漏闲。”（《戎州》） 戎州，古称僰（音勃）国。西南诸州的蛮獠之中，戎獠最为开化或者说最有人道，故僰字下部首从人。 为什么这样说呢？在泸州西南二百余里的淯井监，苏轼于一集市上购得一只非同寻常的蛮布织就的弓衣（古人装弓的袋子）。要说弓衣也没什么，奇就奇在这只弓衣上被蛮人绣了一首梅尧臣的《春雪》。 《春雪》诗在梅集中一向被视为绝唱，可能是因为梅尧臣当时诗文名动天下，所以诗文得以流传到夷狄之中，被绣在了贵重的物品上了。 苏轼当然不傻，在到了京师后，就转手将此弓衣进献给了恩师欧阳修。 第11章 带有深深悲情的楚声——竹枝词 我国古代的儒生一般要求“通五经、贯六艺”。 “六艺”就是要求他们必须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乐”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乐理和乐器。 在夜行长江的航船上，苏老泉焚香敛坐，沐手抚琴，左右开弓地为两个儿子弹起了“琴操十二操”的《文王操》，彼时，江空月出，琴声奇绝。 舟船顺流而下， 故乡眉山渐行渐远。苏父这一举动绝非简单的消遣之举，而是作为促成儿子们成为合格儒生的言传身教。 船行至离泸州七十里的南井口时，苏氏父子专门泊舟岸边，等待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乡任孜的前来相会。 任孜，字尊圣，眉山人。曾以学问气节雄冠乡闾，累官至光禄寺丞，后来的名声与苏洵相上下。这个任尊圣此时为简州平泉县（今四川平泉镇）令，苏氏父子特意泊船南井口，就是期待与之相见。 结果是等到天快要黑了老任尚未等到，正当苏老泉悻悻地准备要走之际，好在任孜终于赶来了。他乡遇故知， 才使得苏轼父子跋涉在浩渺江湖间的宦游孤独之心，于他乡得到了些许的慰藉。 船过泸州，东行一百二十余里即到合江县。 合江县今天仍属四川泸州市，是长江上游置县最早的三个县之一，今天已被认定为“千年古县”。合江县因旧称安乐县，境内现有安乐山、安乐溪等名胜。安乐山在县东八十三里，也便是安乐县旧时取名的来由。 苏轼在过安乐山时，听到当地人的传说：说山上有一种树，不知树为何名字，只见叶子似荔枝叶那么长，每片叶子上都有文字样的图案。图案或密或疏，有点像昆虫咬噬过的痕迹，又像道士或巫师画的符篆。 就连后世的陆游也曾描述过这种树叶：黄牛庙后的树丛中，有一种叶子似冬青的又不是冬青，谁都叫不上名字。秋天的落叶上有黑色的类似符篆的文字，且每片叶子上的图案都不尽相同。 也有人说，树叶上出现的符篆，那是因为张道陵曾经在这座山上修过道的缘故。 张道陵（34—156），字辅汉，原名张陵，东汉丰县（今江苏徐州丰县）人，是我国道教的创始人。因其最初创立的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故又称张天师。 关于张道陵入蜀的原因，一是“闻蜀人多纯厚，易于教化，且多名山”，对自己创教有利。二是“闻巴蜀疹气危害人体，百姓为病疫灾厄所困”，他遂产生了用符、丹为人治病的念头。 入川后，张天师先居阳平山，后住鹤鸣山，最后还到过西城山、葛溃山、秦中山、昌利山、涌泉山、真都山、北平山、青城山等地，专门精思炼志。 关于老张曾在合江县的安乐山上修炼过的记载，很遗憾，暂未找到相关的文字记载。但这也许不影响苏轼的联想，他在诗中写到：天师化去知何在，满树秋叶岂能神。（《过安乐山闻山上木叶有文如道士篆符云此山乃》） 船过泸州后，长江水道折而奔向东北方向。 苏轼在船上看到两岸的山峰犹如走马，倏忽之间就过去了数百座，山形也千姿百态，有的槎牙变态，有的杂沓如奔，山上的小径远观则好似萦绕的飘带。 站在船上，刚想与岸上近在咫尺的行人打个招呼时，无奈小船已像飞鸟般地顺流而下了。转瞬之间，苏轼父子已被带到了渝州（今重庆）的地界。 在渝州停留时，苏轼给青神县的的老乡王道矩寄了一封书信，回忆了二人曾在一起共论唐史的纯真友谊。过涪州（古巴国，今重庆市涪陵区）时，苏轼捡到了一只名叫山胡的小鸟。 这种鸟学名叫黑喉噪鹛，因叫声响亮动听，俗称“山胡鸟”，自古常被作为观赏鸟饲养。对于舟行江上的枯燥生活而言，这只山胡鸟想必会给年轻的苏轼兄弟带来一定的快乐体验的。 船过渝州、涪州，再经明月峡，就到了忠州（今重庆忠县）丰都县。 明月峡，位于四川广元嘉陵江西陵峡东段，因峡两岸的山岩多呈银白色，并和青峰、江水相辉映，使整个峡江好像镀上了一层朦胧的月光，因此得名。 峡中多有奇峰怪石：有山势嵯峨半插云天的天柱峰，有宏丽幽深的黄颡洞，还有被茶圣陆羽称之为“天下第四泉”的蛤蟆碚，有腾空飞架的仙人桥，有裁云剪雾的青峰“三把刀”，可谓是天然的中国交通“博物馆”，也充分展现了李白笔下“蜀道难”之现实情形。 在丰都县，苏氏父子专程拜见了当地的李知县，在李知县或是县府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游览并在仙都观题了诗。当然对于已经进士及第的苏轼兄弟而言，这也是官场社交的正常游戏规则。 李知县告诉苏氏父子，之所以知道几位先生要来，是因为这山上有一头年老的山鹿，一般的猛兽与猎人都无法伤到它。如若有客人远道而来，老鹿将彻夜长鸣，所以就知道了有客要来的信息，坐地守候，从来还不曾有过差错。（其实，按现在的推断，这也许是高情商的李知县待客说辞的官场套路，也说不定） 鹿本为瑞兽，据说鹿千年才能化为苍色，再过五百年方能变成白色。因此白色的鹿，古时以为祥瑞。 苏轼父子均感到稀奇，于是都作诗记述了此事。 舟行长江中，天上忽然飘起鹅毛大雪。作为文人的苏轼父子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于是，父子三人就玩起了限字作诗的游戏，聊以解闷。 他们此次作诗的目的是描摹雪景之状，但要效仿欧阳修创立的体例，即比喻雪不能用盐、玉、鹤、鹭、絮、蝶以及飞舞等字眼，并且也不能使用皓、白、洁、素等修饰之语。超常的难度，只能用一些类比或联想的方式去遣词造句，来达到描述雪的意象。 让我们仅抽取苏轼的两句诗，看他是怎么写的： “冻吟书生笔欲折，夜织贫女寒无帷。沾裳细看巧刻镂，岂有一一天工为。”（《江上值雪效欧阳体限不以盐玉鹤鹭絮蝶飞舞之》） 就这样，苏轼仅用寥寥数语，雪花的晶莹与雪天的寒冷已被刻画得栩栩如生了。 在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里，这种比喻的运用按说也并不鲜见，和苏轼一样写雪比较精彩的句子还比如有：面堆金井，谁调汤饼；玉满天山，难刻佩环。等等。 途经忠州南宾县（今四川丰都）时，映入苏轼眼帘的是，在这个与屈原没有任何关系的地方竟建有一座屈原塔，而此时，距屈原投汨罗江已经过去一千多年了。身为一代青年才俊的苏轼，在两年前就已进士及第，正是意气风发之时，于是有感于屈原的高洁品性，和后人对屈原的尊崇，写下《屈原塔》这首诗。 苏轼认为，忠州原本并无此塔，可能是后人为了追思战国时期楚国三闾大夫屈原的需要，才专门建造的。 屈原我们都知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是“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被誉为“诗魂”、“中华诗祖”、“辞赋之祖”。从他开始，我们中华民族才有了专门以文学着名于世的作家。 屈原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因为屈原是在端午节这一天死去的，所以“端午”便演变成了我国老百姓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闻一多先生认为把端午节和屈原捆绑在一起，是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中才出现的，而“端午节”却是早已存在的。 文化学者胡适先生甚至怀疑是否真的有屈原这么一个人存在，因为在司马迁的《屈原列传》之前，史书上没有关于屈原的记载。在司马迁之前至战国屈原所在时期几百年这段时间里，对屈原的记载是空白的。屈原是在司马迁的《屈原列传》才首次出现的，如果真的有屈原这么牛的一个人，史书上是不该缺席的，司马迁有可能是根据道听途说的故事写成的《屈原列传》。 游览完了屈原塔，苏氏父子还兴致勃勃地游览了忠州城南数十里的长江对岸翠屏山中的望夫台。 关于“望夫台”，仍是由一类老套的传说版本化来：昔人出游，数年累岁而不还，其妻登山望之，久乃化为石。 可苏轼看在眼里的却只有舟行江上，人来人往，“浩浩长江赴沧海，纷纷过客似浮萍”（《望夫台在忠州南数十里》），“望夫石”的凝立不动，正投射出人世间熙来攘往的过客匆匆。 中国的文学是一脉相承的。自《诗经》与屈原创立《楚辞》以来，前赴后继出现的继承衣钵者有：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等等数不清的文学精英。 到了刘禹锡，又发明了竹枝词。再到宋代的苏轼，更是对竹枝词也情有独钟。 竹枝词，是一种诗体，是由古代巴蜀间的民歌演变过来的竹枝，又名“巴渝辞”“竹枝子”等。 刘禹锡在任夔州刺史时把当地民歌变成了文人的诗体，对后代影响很大。之后的人们对竹枝词越来越有好感，便有了“竹枝”的叫法。 “竹枝词”的特点是每句第二字俱用平声，其余的字平仄不拘。 此时，流连于忠州的苏轼经过考证，认为竹枝词本为楚声，其特点“幽怨恻怛”，若无深深的悲情，断不能歌之！比如古楚人因为怀念舜帝的二妃湘夫人、思念楚怀王或者是同情楚霸王的这类场景，就最适合用这种曲调。 为了表达自己心中的这种情调，苏轼亲自操刀做竹枝歌共九章，一章四句，第一第二第四句分别押平声韵。由于苏轼的爷爷叫苏序，为了避开爷爷的名讳，苏轼只好把自己作于竹枝歌前的序改成了“引”，且在苏轼日后的所有作品中均是如此处理，不再赘述。 诸位若是对竹枝词感兴趣的话，可网搜一下刘禹锡着名的《竹枝词九首》和苏轼的《竹枝歌并引》一读。 第12章 书生意气，初识巫山之云 沿流而下，船过了忠州（今忠县）即到万州（今重庆万州区）。 在万州武宁县东南十三里的木枥山白鹤观，父子三人又分别现场赋诗“秀”了一把，赞颂了许迈（字旌阳）在此山得道后为民除害，举家飞升的光辉事迹。 到了夔（音葵）州，也就是今天位于三峡之巅的重庆奉节县，夔州古城里有一处不忍错过名胜叫永安宫。 永安宫是蜀汉昭烈皇帝刘备托孤的故址，原为刘备在白帝城的行宫。章武二年（222），刘备率四万大军东下，为二弟关羽报仇，遭东吴大将陆逊的火攻连营之计，惨败后退守鱼复县，遂改县名为永安，军营亦名永安宫。 永安宫南面一里地的渚下平碛中，至今据说还留有三国时诸葛孔明修造的八阵图旧迹。 苏氏父子舟行此处时，看到这里的“诸葛八阵图”原是聚细石而为之，每阵各高五尺，广度为十围（成人两臂环绕的长度大约为一围），星罗棋布，纵横布局。中间相去各九尺，正中开有南北巷，悉广约五尺许。 杜甫在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夏迁居夔州时，夔州已有武侯庙，江边还有八阵图，当地人早就有传说为三国时诸葛亮在夔州的江滩所设。向来景仰诸葛亮的杜甫，不由自主的用了许多笔墨吟咏古迹以抒怀。《八阵图》便是其中一首：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夔州人自古以来最为敬重的就是诸葛孔明，每年的人日（农历正月初七）老百姓都会倾城出游，踏行碛上，谓之“踏碛”。 在苏轼眼里，诸葛氏一心辅佐刘皇叔恢复汉室，走斜谷而出祁山。可不尽人意的是，六出祁山每每因粮草不继而功败垂成。 今日的诸葛亮八卦图仍箕张翼舒，鹅形鹳势，象石分布，宛然尚存。三蜀雪消之际，峡谷水涨，奔泻而下，气势恢宏。但“孔明死已久，谁复辨行列。”（《八阵碛》），在滚滚长江水的冲洗之下，古往今来的多少豪情都在无情的岁月中消失殆尽，“惟余八阵图，千古壮夔峡”（同上）。 在诸葛盐井，苏轼看到此处并列有盐井十四口，自山下至山上，其十三口井常空。但每当盛夏水涨，盐井里的泉水就会溢出井沿迤逦流入江水中。 二十四岁的苏轼又从哲学的角度，按五行中咸入肾，肾属于水，因此作诗说“五行水本咸，安择江与井？”（《诸葛盐井》），然后笔锋一转，又从人性中的贪欲入手，在对世间万物的索取上永无止境。以至于世间多数人“犹嫌取未多，井上无闲绠”（同上），总是觉得“绠短汲深”，满足不了自己的贪婪之心。 当今我们学生时代课本中有李太白的诗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其中的“白帝”，就是指位于这里的白帝城。 白帝城坐落于今重庆奉节县瞿塘峡口的长江北岸东白帝山上，是长江三峡的着名游览胜地，原名子阳城，为西汉末年割据蜀地的公孙述（字子阳）在山上筑城所建。因城中一井常冒白气，宛如白龙，他便借此自号白帝，并名此城为白帝城。 关于公孙述，可谓是个悲剧式人物。他喜欢苛求细枝末节，斤斤计较小事。虽敢诛杀而不识大体，有个怪癖就是喜欢随意更改天下郡县的官方名称。 由于此人年轻时做过郎官，学过汉家制度，所以常常仿效汉天子法驾出入的仪仗，銮旗旄骑，陈置陛戟，之后车驾才缓缓驶出城门。一句话，爱好装逼！ 同时又立他的二子为王，食犍为、广汉各数县。 群臣多有规谏，以为成败还不可知，军队就已暴露在外。再加之急于封儿子为王，表现出没有大志，势必挫伤将士们的斗志。公孙述非但不听，还规定只有他公孙一家一姓的才能够当官掌权，由此大臣们都埋怨不迭、侧目而视。 以至于东汉开国功臣马援如此评论他：“子阳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 ，“天下雌雄未定，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与图成败，反修饰边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 因此，在松柏参天、气象甚古的白帝庙前，苏轼发出了“犹余帝王号，皎皎在门楣”（《白帝庙》）的喟叹，就是这句少年老成的评语，深深地把清朝的纪晓岚弄得心服口服了，“纪大烟袋”一拍大腿，说苏诗的结尾没有用谩骂作结，实属另辟蹊径也。 想必让老纪去作这首诗，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老人家最后必将用极恶毒的谩骂之语作结的。 古往今来，自成都走水路到夔州（重庆奉节），凡经过涪州、忠州这些看似险要地段的，皆还称不上是峡，惟有进入到长江至夔府以下地段，方可算作“入峡”。 长江三峡中第一峡——瞿塘峡，又名夔峡，西起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城，东至巫山县的大溪镇，全长约八公里。在长江三峡中，虽然瞿塘峡最短，却最为雄伟险峻。西端入口处，两岸断崖壁立，高达百丈，宽度却不及百米，状若门户，故名“夔门”，古往今来有“夔门天下雄”之称。 长江从此门奔涌东泻，将两岸悬崖峭壁冲刷得如同刀削斧砍，于山高峡窄之地仰视碧空，只见云天一线、水流湍急，江面最窄处不足五十公尺，惊涛骇浪，水沫乱溅，令人毛骨悚然。 瞿塘峡虽短，却能“镇全川之水，扼巴鄂咽喉”，古人形容瞿塘峡“案与天关接，舟从地窟行”，沿江而下，至今可见古栈道遗址、风箱峡古代悬棺、分壁墙、凤凰饮泉、倒吊和尚等奇观，其中分壁墙上还布满了历代碑刻，蔚为壮观。 在白帝城下瞿塘峡口有座滟滪堆，俗称“燕窝石”，古代又名犹豫石。 由于滟滪堆的拦截，致使本已十分狭窄的瞿塘峡显得更加逼仄，因而江水更加湍急凶恶。因航运的需要，于上世纪的一九五八年冬这里的滟滪堆被炸除。如今这块巨石被存放在重庆的三峡博物馆中，供人们前去参观凭吊与怀旧。 当年的苏轼到了这里，其看法却异乎众人： 他觉得，是滟滪堆挫败了狂奔的长江水，使其老老实实地“迤逦循城而东去”，“安行而不敢怒”。 苏轼在《滟滪堆赋 》的前序中这样交代（已很通俗，无需解读）： 世以瞿塘峡口滟滪堆为天下之至险，凡覆舟者，皆归咎于此石。以余观之，盖有功于斯人者。夫蜀江会百水而至于夔，弥漫浩汗，横放于大野，而峡之大小，曾不及其十一。苟先无以龃龉于其间，则江之远来，奔腾迅快，尽锐于瞿塘之口，则其崄悍可畏，当不啻于今耳。因为之赋，以待好事者试观而思之。 在该赋的结尾处，苏轼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不同于世人的独特见解，解释了滟滪堆有功于人的原因，阐发了世事“有以安而生变，亦有以用危而求安”的道理，显示出了他超乎寻常的哲学眼光。 全赋行文层层深入，句式灵活，少用典故，语言平易而生动，气势恢宏而急缓有致，体现了苏轼青年时代的文风。 古语曰：山峭而夹水为峡。 当奔腾的长江水抵达古夔州府城东的瞿塘峡口时，入峡前，硕大如牛的庞然巨石，砥柱中流，锁一江怒水。每逢夏秋之际的洪水期，江水要在间歇的漩涡千回万转，声裂峡谷。经过“滟滪回澜”之后，江水才算是正式入峡。 苏轼在入峡时写的一些诗文中，尽是用了一些诸如：奔如电、波如蓝、山似龛、惊如骖、窄似庵、鸣如鼓等警峭之辞，最后以意味深长的淫佚咏叹，还借助一只峡间翱翔的飞鸟对林泉的眷恋，试图引发出人世间所谓荣华富贵与尘劳安逸的局促之状。 中国古代诗词歌赋中的“巫山”这个词，除地理特定的写实之外，大多时候只是“泛指”与“写意”，并非要特指哪里的巫山。 譬如，元稹《离思》诗曰“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其中的“沧海”、“巫山”显然都是文学意义上的喻指，诗人只是借湖北云梦“巫山云雨”的典故，含蓄地表达了一种“情到深处人孤独”的沧桑，并非要具体指明是哪里的巫山，更不是指今天这座巫山县的大山。 其实，唐宋之前的巫山是专指古奉节的“巴东（郡）之山”，唐宋及以后是指古奉节的“夔州之山”。 由于各种原因，总有人喜欢望文生义，以为“巫山”就是指巫山县的山。 而长江三峡之一的“巫峡”又正好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和湖北省巴东县境内，从而导致一些人误以为“巫山”就是指“巫山县的巫峡”。 实际上，“巫峡”只是东西走向的一段三峡裂谷，而“巫山”却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山脉群峰，即使整个长江三峡也只是“巫山”的一部分而已。 长江自三峡取蜀地数千里，光三峡一带就逶迤连绵了七百余里，两岸山峰峭壁相连，几乎没有什么缺口，重岩叠嶂，遮天蔽日，若非正午或是夜半时分，连日月都难得相见。 苏氏父子过巫山县没有留下诗篇，也许是没有停船，他们直接驶入巫峡。只知道他们来到神女峰脚下的神女庙之后，泊船游览，三人都留下了诗作。 苏轼意气风发地写下了一首长律《巫山》，记述了“仰观八九顶，俊爽凌颢气。晃荡天宇高，奔腾江水沸”的巫山段的三峡奇观。结尾仍是依惯例借助一位野老的哲语道出了凡人之所以不能成为神仙的缘由——主要还是无法忘记名利，若是能够抛却尘缘，即是独处在巫山之间，也能潇洒存活。 有人说，三十岁的人，以为自己什么人生哲理都懂了，常去讲一些大道理给别人听。到了四十岁，就会对以前总结的所谓“大道理”产生一些动摇，同时人也会变得从容些了。到了五六十岁时，若还有人在他耳边给他扯些个“闲篇”，指不定他“老人家”会在心底不齿地骂道：——扯淡！滚犊子！ 当然，二十多岁尚不谙世事的苏轼也不能免俗——在他的诗里也大张旗鼓地说了许多自认为很有“哲理”的话。 我们发现，在苏轼出峡时写下的诗中，知名于后世的名篇几乎没有。倒是他日后处于困厄之间时写就的、已不再讲什么哲理的平和之作，流传下来的倒是不少！ 第13章 水路走完，荆州过年 今天的“巫山十二峰”，是巫峡当中最着名的景点。 十二峰分别为：登龙峰、圣泉峰、朝云峰、神女峰、松峦峰、集仙峰、净坛峰、起云峰、飞凤峰、上升峰、翠屏峰和聚鹤峰。(其中净坛峰、起云峰、上升峰隐于岸上山后，在船上见不到。) 十二峰中最为美丽动人的公认为神女峰。 但在古时，十二峰最原始的名称有：望霞、翠屏、朝云、松峦、集仙、来鹤、净坛、上升、起云、飞凤、登龙、圣泉，惟独没有“神女峰”的称谓。 可是，苏轼的出蜀诗有关于神女的诗句。后人经过推断，十二峰中，惟神女峰最为纤丽奇峭，宜为仙真所托，所以民间就有了“来鹤峰就是神女峰别称”的说法。 巫山庙一带江段数十里，苏轼看到天空中翩飞着许多聒噪的乌鸦，人称“驯鸦”。看到有船只前来，就会上前迎接数里，等船过此地，又会群飞数里去欢送，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取食舟人手中的残羹剩炙。而当地的来往行人认为这是神鸟，也并不去加以伤害。 面对这些取食已叛乎其道的鸟类，苏轼抱以仁慈的态度。他作诗道，就连翱翔天际的野鹰，为了一口吃的，不也是往地面上频频探头吗？ 在神女庙，苏轼又写了一首在后世的纪昀看来更牛的五言排律诗。此诗作通篇写水而不见“水”字，等到十四韵过后，最后一韵时，在充分煽情后结尾突然跳出一句：“还应摇玉佩，来听水潺潺。”（《神女庙》） 据说，读在此处时，纪昀一拍大腿：此时不作艳辞，是本领过人处——这个晚清知名的瘦老头，竟被宋朝一位小青年的手笔给惊到了！ 船在巴东县未做停留。 苏轼闻知：莱国公，本朝宰相寇准曾在此地做过知县。没有下船到莱公遗迹未免遗憾，“莱公昔未遇，寂寞在巴东”（《过巴东县不泊闻颇有莱公遗迹》）。这还不算，又为莱国公虽具高尚人格却被贬谪至死抱了不平，“当年谁刺史，应未识三公。”（同上） 在此地，苏轼始终弄不明白，若是依据世人的说法，都说巫山里的村姑长得粗丑，那么，巫山南郡的秭归县怎么会有昭君村呢？ 王嫱，字昭君，公元前54年出生于南郡秭归县（今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昭君村），齐国王襄之女。由于昭君的容貌过于出众，以至于当地的楚人自惭形秽，都不敢娶，最终以民间女子的身份被选入掖庭，成为一名宫女。由于不屑于用重金贿赂宫廷画师毛延寿，被画成了有些瑕疵的美女，没能入汉元帝法眼，在宫中受到冷落，最后外嫁给了匈奴的单于。 作为汉人的白居易先期发声：生做汉宫妃，死做胡地鬼。若干年后，路过此地的苏轼也以同样的腔调道出了男人们心中的不平衡： 昭君本楚人，楚人不敢娶。谁知去乡国，万里为胡鬼。（《昭君村》） ——酸溜溜的！正像今天的男人们看到本国美女嫁到了扶桑国一样的心情。 船过新滩，新滩的两岸，南曰官漕，北曰龙门。 龙门中水尤其湍急，多暗石，官漕勉强可行舟。但是江底多是尖锐的石块，所以此段属于峡中的最险处，“大鱼不能上，暴鬣滩下横”。（《新滩》） 苏氏父子到了这里，来自两个山口的北风从寒江上吹来，顿觉飞云满谷，舞雪穿牖。只得系缆泊舟，在新滩下停留数日，闲来无事，正好闭户饮酒。 过新滩八十里，就是黄牛峡，黄牛峡上有沼川庙，里面供奉黄牛庙神。民间传说此神原是大禹治水时助禹疏川者，疏川成功后被封嘉应保安侯。 黄牛峡下游是无义滩，光听名字就知其禀赋了，无义滩中也是乱石塞流，令人望而生畏。当地民谣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 李太白经过此地，也发出了类似的感叹：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复三暮，不觉鬓成丝。——以此语来言峡中行舟的艰难小心。 此处乃峡州之地，长江三峡即将出峡。峡州，唐宋治所在夷陵（今湖北宜昌）。 过了虾蟆背，就要出峡了。 黄牛峡走完，是为扇子峡，过了扇子峡，是三十里的平滩之地，曰“平善坝”。 在苏轼的时代，船只一旦到此，舟中人就会出舱相庆——仿佛劫后重生，又白捡了一条生命！ “入峡喜巉岩，出峡爱平旷。吾心淡无累，遇境即安畅。”“今朝脱重险，楚水渺平荡。追思偶成篇，聊助舟人唱。”（《出峡》）在这出峡的特别时刻，苏轼并没有详尽地描写出峡的细节，而是一到本题，就戛然竟住。用潆洄掩映的笔法，把出峡时的感受写的较为玲珑与婉转，也表现出了古代儒者的含蓄之态。 按现代的说法：长江三峡的最后一峡——西陵峡自秭归的香溪始，到湖北宜昌的南津关止。南津关位于今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西陵峡东口，是西陵峡的终点，它和瞿塘峡入口处的夔门，是三峡首尾两端的天然门户。长江出南津关，便摆脱了高峡深谷的束缚，开始进入辽阔的长江中、下游平原。 而三游洞就位于南津关的上边，离出峡口一步之遥。 说起三游洞，白乐天自然心知肚明。 “三游洞”位于今宜昌西北七公里，是西陵山北峰峭壁上的巨大山洞。它背靠长江三峡的西陵峡口，面临下牢溪，洞奇景异，山水秀丽，是湖北境内着名的胜迹。 唐元和十四年（819），白居易、白行简、元稹三人会于彝陵(今湖北宜昌)，同游洞中，各赋诗一首，并由白居易作《三游洞序》，写在洞壁上，三游洞即由此而得名，这便是人们称之为“前三游”。到了宋代，着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也来游洞中，各题诗一首于洞壁之上，人们称之为“后三游”。 在苏氏父子畅游三游洞的当天，有个地方官前来乞诗，顺便就把父子三人各作的一绝句刻写留题于石洞壁上。 及次日，苏氏父子已到峡州（今湖北宜昌），这位地方官又尾随而至，仿佛意犹未尽，仍想让苏轼留下一些歌赋，“山翁劝留句，强为写槎牙”（《游三游洞游洞之日有亭吏乞诗既为留三绝句于洞之石壁明日至峡州吏又至意若未足乃复以此诗授之》），苏轼就只好有做了一首五言排律十二韵赠之。 到了峡州地界，苏氏父子三人又游览了三处古迹：清溪寺、甘泉寺、欧阳永叔至喜堂。 清溪寺在峡州远安县南六十五里，鬼谷子之故居——这是苏轼在《寄题清溪寺》诗前的自注。而清溪源出清远山下，下深千仞，其水灵异，冬夏无减。对于鬼谷子的纵横捭阖之术，其弟子苏秦张仪之功，苏轼是不以为然的：“君看巧更穷，不若愚自安。遗宫若有神，颔首然吾言。”（《寄题清溪寺》） 我们注意到，每到古迹处，苏轼不仅仅为了描述此地的景物之美，而是首先想到当地历史人物的高风亮节。 同样地，在峡州的甘泉寺，就有一处孝妇泉。 据欧阳修在其文中介绍：甘泉寺，在临江一山上，与县廨相对，寺有清泉一泓，俗传为姜诗泉。又有人说，甘泉寺法堂之右沿小径数十步，就到了孝妇泉，谓姜诗妻庞氏也。但欧阳修去当地找寻而未得，因此怀疑这是楚人的以讹传讹之语。 其实，与苏轼相信的版本一样，四川广汉确有个叫姜诗的人，妻子便是同郡庞盛之女。 孝妇泉的传说是这样的： 姜诗侍母至孝，姜母喜欢饮用江水，但家住在离江六七里的地方，姜妻庞氏常常溯流而上去为公婆取水。 不巧有一天突遇大风，庞氏没能及时赶回，姜母口渴，姜诗于是怪罪于庞氏，并将庞氏赶了出去。这庞氏只得暂寄于邻居家里，日夜纺线绩麻，得钱后买来好吃的，让邻居老妇悄悄地给婆婆送去。时间久了，婆婆知道了庞氏的孝举，非常惭愧，就去把庞氏接回家好生相待。 婆婆还爱吃鱼，常常叫来邻居那位老妇一同前来共食。直到有一天，婆婆住室旁边忽然有一涌泉出现，其味若江水，每天早上还会涌出两条鲤鱼，供两位老人食用。 对于这一感天动地的庞氏孝举，苏轼自然是不会熟视无睹的。“嗟哉此乡乐，毋乃姜子教”（《留题峡州甘泉寺》）。 夷陵县还有欧阳永叔的至喜堂，苏轼也专程前往凭吊。 欧阳修曾被贬夷陵令，至喜堂为景佑二年（1035）朱庆基在此做太守时为欧阳修所筑。从嘉州出发，经由水路一千六百八十余里，经过的郡县古迹不少，在离开夷陵将要在荆州登陆前，拜谒一下恩师欧阳修的遗迹，对苏轼来说也是一件尤为重要的事情。 腊月初八，父子三人到达江陵。就在江陵府的客室里，即刻把三人江行时所作的诗文汇集成册，凡一百篇，命名为《南行前集》。 嘉佑四年（1059）腊八，苏轼又专门作了《南行前集序》。在序中，苏轼说明了父子三人舟中无事，除了饮酒下棋，就是把所看到的山川秀美的景色，体会到的风土人情的朴素醇厚，凭吊古今贤人君子的遗迹。还有许多耳朵听到的、眼睛看到的人和事，会于心中的百感交集，于是将这些感情写成诗文抒发出来，作为日后赖以追忆的脉络。 苏轼还特意强调，这些诗文的灵感都来自于谈笑之间，不是勉强为之。 江陵也即荆州之府治。 荆州以前相当于一个省，然后相当于省会的县城，就是江陵县城。后来荆州变成市了，江陵城就叫荆州城了。所以古时候的江陵城就是现在的荆州城，很长一段时间内，江陵区政府和荆州市政府都是在荆州城的，后来变成荆州区，江陵撤区设县，县城搬到郝穴镇去了。所以现在的江陵县城，实际上指的是郝穴。 在荆州，编完诗集，收拾停当，正值年关，苏氏父子及家人们决定留在荆州过年了。 第14章 荆州的息壤襄阳的鳊 苏轼在刚刚进士及第不久就听人说，作为荆州守的王兵部常以伯乐自许。 出于敬佩与今后的仕途之中结交之便，苏轼就给王兵部去了一封信。在信中，苏轼以伯乐相马的故事起笔，说若能让王兵部也能看上自己一眼，自己终生的志向也就能实现了。 当然，这也是古代士子的为官经营之道。 嘉佑四年（1059）岁末，苏轼的长子苏迈也在荆州过的年，至于这小子是在出蜀地已生，随船到荆州的还是在荆州所生已不可考，反正就在苏轼一家大啖荆州黄鱼时，苏迈是环绕在大家身边的。 这一年，被誉为有“万人敌”之才，后成为“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廌（音制），字方叔，号齐南先生、太华逸民，在华州（今陕西华县）也隆重地降生了。 年关闲来无事，苏轼游览了荆州南门内盗帝的息壤。 什么是息壤呢？“息”为生长之意；息壤，就是指能自己生长、膨胀的土壤。 据郭璞注《海内经》：“息壤者 言土自长息无限，故可以塞洪水也。”《山海经》中就有“禹以息壤堙洪水”的记载。据说，鲧治水在荆州古城也留有息壤遗迹，位于南门外西侧城墙脚边，系一长约四十米，宽约十米的土丘，其上有石柱四根，以示标志。 还有一种说法：上古农业因为缺乏施肥的概念，所以需要靠休耕维持土壤肥沃，根据考古发现，尧舜时期，牛耕在北方旱田还没有出现，锄头和铲子还没有发明，松土非常困难，需要花费大量人力和时间。鲧要在短期内兴建大量土堤封堵洪水，必然只能取用正准备播种的休耕土地上之前翻松好的土，也就是息壤。 荆州古城所谓鲧治水留下的一处遗迹，就是南门外瓮门内东垣下的一所高三尺许的小瓦堂屋。相传大禹曾铸石造龙之宫室置穴中，以塞水脉。唐开元年间，荆州牧裴宙曾命人掘开息壤内径六尺八寸的石城，结果当年就淫雨不止，只得又赶紧掩埋之，雨水最终才得以停止。 直到苏轼到此地时，还见到息壤状若屋宇，整体深陷地中，仅可见其屋脊。旁边有一石，上书：不可犯。 若有人不听，一旦用铁锨等农具取土，少则自行恢复原状，多则导致不期而至的雷雨来犯。每遇大旱年景，往往因故动土而祈来降雨，屡屡应验。 苏轼对息壤的此种义举大为感慨，专门作了一首上古四言诗以记之。除此之外，苏轼还观览了位于荆州津乡古城的荆王故宫——诸宫。 不仅如此，苏轼还在荆州期间给荆州人留下了《荆州十首》。后世的苏学研究者翁方纲据第七首中有“残腊多风雪”句，竟然判断出苏轼这十首诗并非一时所作。 翁先生的确不是一般的人才。 不过，这十首诗并没有具体所述，乃是荆州地方的风物人情，民族特色，比如荆州五方杂居，阳盛物坚；其气急悍，故荆人多彪悍，再比如荆州土人有食雁与竞渡戏船的习俗，等等。 这十首诗读完，清人纪昀点评道： 诗中有可以模仿杜甫的手法，并且大都是年少自负和初出时的意气方盛之作。与苏轼黄州之后的作品相比，今后的诗作中已不见了此时的指点江山之意气了。这也难怪，毕竟对一个只有二十多岁前途无量的青年苏轼来讲，倘若没有那些意气风发的举动倒也有些不正常了。 在荆州过完年，已是嘉佑五年（1060）的庚子年，苏轼已经二十五岁了。 正月初五，苏轼一家人自荆州出发，开始了陆行赴京师开封之旅。 自荆州陆行正北而上，即是荆门。 荆门本属汉时治县，荆、襄州之要津。唐末，荆州高氏割据，升格为军，北至襄州界一百七十里。荆门军有一处景观叫“惠泉”，惠泉位于今荆门市象山风景区东麓，发现于隋代，传说因山神将其甘泉恩惠于荆门古城的老百姓而得名。 惠泉属温泉，常年水温约在摄氏40度左右。每到秋冬季节，惠泉的泉水汇入文明湖，湖面雾气腾腾，水天相连。每当朝霞初升和夕阳西下时，苍松翠柏簇拥着象山的倒影映照在文明湖的水面上，辅之以阿娜多姿、错落有致的亭台楼阁，在云雾中时隐时现，宛若仙境一般。 但唐人李德裕却认为此泉“兹泉由太洁，终不蓄纤鳞”，无非是“水至清则无鱼”的翻版。苏轼的意思倒是很实在，“遂令山前人，千古灌稻麦。”（《荆门惠泉》） 在荆门，苏轼父子均题写了有关惠泉的诗作。荆门的都官（宋都官郎中掌徒流、配隶及京师各官署吏职补换更替，或以功过屡减磨勘）张维，也作了与苏轼父子有关于惠泉的唱和诗。 某天早上，苏轼从浰阳出发时，专门做了一首诗《早发浰阳》。但这个“浰阳”如今已经网搜不到，大约就是如今的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胡集镇的丽阳村一带，如今的丽阳村据说也是个民风淳朴、人杰地灵、山清水秀,物产丰富的好地方。 苏轼从浰阳出发，渡过汉水，一定是在日夜兼程的赶路中。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苏轼在行进途中又写了一首诗，是专门来记述夜行途中远观星星的影像，“天高夜气严，列宿森就位。大星光相射，小星闹若沸”。 渡过汉水，观完星星，苏氏一家即到了京西南路的襄阳府地界。 襄阳绝对是个有故事的城市。 襄阳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汉江中游平原腹地，是如今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长江中游城市群重要成员、湖北省省域副中心城市，堪称楚文化、汉文化、三国文化的主要发源地，素有“华夏第一城池”、“铁打的襄阳”、“兵家必争之地”之称。 襄阳还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此地孕育了楚赋的开山鼻祖宋玉，“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等成语与典故流传至今。 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诗经》、《楚辞》均发源和交汇于汉水流域，在这个有故事的地方，文艺繁荣、百花齐放，还孕育出了“襄阳古乐府”这种曲牌名。 但清代的纪昀认为：古时的“乐府”音节已失传，后世不过幕其字句。而杜少陵，则纯制新题，自是斩断藤手。李太白，虽用古题，多是不敢明言而托之古，亦非以此体为高。意思是说，就连李白与杜甫这样的重量级诗人，所作的乐府诗，也不过是仿其皮毛。 到了这里，不拘一格的苏轼却是将襄阳古乐府改作词牌用，用《襄阳古乐府》的曲牌名，仿写了《野鹰来》、《襄阳乐》和《上堵吟》三首词，分别表达了他对现实生活的感受： 《野鹰来》先写新城守孟达作《上堵吟》的历史内容和背景，后写眼前的景物，感叹历史终成陈迹。“野鹰来，城东有台高崔巍。台中公子着皮袖，东望万里心悠哉。”是苏轼按照孟达所作《上堵吟》的韵调，描写了汉昭烈帝刘备章武间的一段兴衰史，让后人借历史深深反思现实。 《襄阳乐》写的则是刘道产的事迹。 刘道产，彭城郡吕县（今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南朝宋大臣，太尉咨议参军刘简的儿子。此人在出任襄阳太守期间，善于治理百姓，在雍州政绩尤为突出。蛮夷中先后叛乱、乖戾不接受朝廷治理的人，都一概顺从推服，自觉到沔水一带居住。从此百姓安居乐业后，因此有了《襄阳乐歌》，所以这个曲调就是从刘道产那时开始的。 有评论家称，苏轼这三首《襄阳古乐府》真能直闯太白堂奥，东坡而后，罕有其匹。 又说《上堵吟》中“台上有客吟秋风，悲声萧散飘入空。台边游女来窃听，欲学声同意不同。”此皆非有意学太白也，天才相近，故能偶然即似耳。 在襄阳府城南，苏氏父子游览了岘山，该山因西晋羊祜（蔡文姬的外甥，蔡邕是其姥爷）的仁德流芳后世，襄阳百姓为纪念他，特地在羊祜生前喜欢游息之地岘山建庙立碑，原名为晋征南大将军羊公祜之碑，简称羊公碑。 此后每逢时节，周围的百姓都会祭拜他，睹碑生情，莫不流泪。羊祜的继任者、西晋名臣杜预因此把它称作堕泪碑，堕泪碑现位于今湖北省的襄阳市。 襄阳城西十余里，有万山，苏轼因故当时没去成，但在其弟弟苏辙归来后的描述下也作了诗。 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是诸葛亮十七岁至二十七岁期间躬耕读书的成才之地。 诸葛亮在隆中的十年中，博览群书，广交士林，密切关注天下大事。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他在政治上逐渐成熟；频繁的社会交往，名士的垂青，又使他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公元207年，刘备在徐庶的推荐下，亲自三次来到隆中诸葛亮住的草庐，敦请诸葛亮出山，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三顾茅庐”。 到了隆中，自然是要纪念一下诸葛孔明的。当年杜甫诗赞曰：“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而苏轼此番前来，心中的感悟是：“空馀蜿蜒迹，使我寒涕垂。”（《隆中》） 作为着名美食家的苏轼，到了襄阳这座历史名城自然是要顺便满足一下自己食欲的。 首先说说苏轼所作的食鳊鱼诗。 鳊鱼是岘山下汉水中出产的极肥美的一种细鳞缩项阔腹淡水鱼，当地土人常以槎（船桨）断水，而这种鳊鱼喜欢紧跟槎后随槎游动，因号“槎头鳊”。 在诗中，大文豪苏轼不出意外地抛开了鳊鱼的美味，而是像杜甫老先生那样回顾了襄阳人孟浩然的诗句：试垂竹竿钓，果得查头鳊。杜甫《解闷》诗曰：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即今耆旧无新语，漫钓槎头缩颈鳊。 苏轼吃过襄阳的鳊鱼后的感慨是：“杜老当年意，临流忆孟生。吾今又悲子，辍筋涕纵横。”（《鳊鱼》）总之是，像苏轼这样的文化人吃什么都能联想到历史人物，吃什么都能吃出不同凡响的感慨。 第15章 从襄阳到汴京 在襄阳城，苏轼破费一百钱买了两只雉（山鸡），烹煎后一家人食之。 食后，苏轼突然想到《月令》中所言：（每逢）孟冬，雉入大水（淮水）为蜃。蜃形如蛇而大，呵气成楼台。“烹煎杂鸡鹜，爪距漫槎牙。谁知化为蜃，海上落飞鸦。”（《食雉》）因此，食后又心有余悸，把这种想法又表现在诗里。 就在苏轼襄阳城里大吃鳊鱼与野鸡（雉）之时，喝的酒水自然也绝不会含糊。据后人考证，酒乃襄阳宜城县当地的特产——竹叶酒，又名竹叶春。 宜城是襄阳的属县，位于府南九十五里。 “楚人汲汉水，酿酒古宜城。春风吹酒熟，犹似汉江清。”（《竹叶酒》）宜城县东二里有金沙泉，其泉造酒甘美，世称宜城酝。饮罢竹叶酒，苏轼来不及抹嘴，心中又发出了：“耆旧何人在，丘坟应已平。惟余竹叶在，留此千古情。”（同上） 苏轼口中的“耆旧”，语出《襄阳耆旧传》，又称《襄阳耆旧记》。此书为东晋习凿齿所撰，共五卷，主要是记载襄阳郡的历史人物事迹、山川城邑和牧守业绩等，不同于一般的人物传记集。可惜今已佚。 离开襄阳北上，到了昆阳城（今河南叶县），又给了苏轼一次难得的凭吊历史的机会。 由于两千多年前在此发生过“昆阳之战”，是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一场着名的战役，也是王莽归于灭亡、刘秀得以中兴的决定性的一战。 苏轼站在农夫碧绿的菜畦上，望着当时的孤城如块，辽阔旷远的风沙苍茫之野，残存的城门通向四方，故道宛然还在。当年战争用于攻防的楼橹，却不见一点踪迹，茫然不知的田农野夫，躬着腰背、旁若无人地正在整畦侍弄自己的蔬菜。面对此情此景，苏轼提笔作了一篇《昆阳城赋》。 在赋中，苏轼不由得感到怅然若失：既感慨于那场决定历史命运的战争，也感慨于时光荏苒的历史变迁。一句“彼野人之何知”，既是对自己的学识和对历史的精通感到骄傲，又是“野人”不知季节变换而自己却怀着深沉的历史情怀，却也含有“野人”不知历史，也就不去怀想历史，而过得逍遥自在的意思吧。苏轼所谓的“野人”，应该是指活在当下的农人或者世人吧。 叶县旧属汝州府，因唐开元年间有个叫王乔的人在此地得道成仙，唐时还一度被置为仙州。 苏轼游览了这里的双凫观，还听说了这里面的一个典故： 唐显宗世为叶令，而有神仙术的王乔每月逢朔、望之日都要到京城长安去参拜。奇怪的是，显宗却没有见过王乔的车骑，于是就密令下属暗中观察。却见到王乔每次要来前，总有两只野鸭自东南方向飞来。在一次又见野鸭飞来之时，用网将其捕获，结果网中只有一双朝廷此前赐予的官靴。 这一段子充分佐证了王乔的仙术。在我看来，苏轼对此种仙术是极为向往的，因为苏轼早年的启蒙老师就是一位道士！ 苏轼一家人北上途中，未达京师前，一路还游览了多处人文景观： 在汝州颍桥，参拜了颍大夫颍考叔庙。 颍考叔这个人，是郑国的大夫，执掌颍谷（今河南登封西）。在郑庄公对其母亲武姜发出“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誓言后， 孝子颍考叔挖了一个隧道，取名“黄泉”， 安排郑庄公与武姜在“黄泉”见面， 这就是后世闻名的“黄泉相会”。 颍考叔在苏轼的时代就已经闻名天下了，以至于苏轼也相信了颍考叔是当地人。其实，关于颍考叔的籍贯问题直到今天仍有争议。有说是河南登封的，有说是安徽颍上的，还有说是河南许昌的。总之是，人一旦出名，福利就多多。 在尉氏县，苏轼游览了东南城隅的阮籍啸台。 阮籍，世称阮步兵，字嗣宗，陈留（今属河南开封）尉氏人。三国时期魏国的诗人，阮瑀之子，竹林七贤之一。 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创作五言诗的人（这很了不起），其《咏怀诗》把八十二首五言诗连在一起，编成一部庞大的组诗，并塑造了一个悲愤诗人的艺术形象。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创举，一个显着的成就，在五言诗的发展史上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新的境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后世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后世如晋朝的左思、张载、陶潜（《饮酒》），南北朝刘宋的鲍照，北周的庾信，唐陈子昂（《感遇》），李白（《古风》）等人的诗篇都是以抒情言志，广泛涉及现实生活，具有深厚思想内容的五言长诗，无不是对阮籍《咏怀诗》的继承和发展。 按理说，苏轼晚年曾数次唱和陶渊明的诗作，在诗文上算是陶渊明徒弟的话，那么，阮籍在作诗上可以说称得上是苏轼的师爷了。 行到尉氏县，正遇大雪。 借宿在驿站里的苏轼，恰逢一位黑脸大汉冒雪也前来投宿，进门二话不说就叫上苏轼一起喝酒。苏轼也不避讳，“古驿无人雪满庭，有客冒雪来自北。”（《大雪独留尉氏》）第二天早上酒醒，见昨晚对饮的那个黑汉早已不知所踪。 苏轼只好无奈地摇摇头，作首诗把这一事件记录了下来。 所以说，此书中所述也全是有据可查的史料，绝不敢掺杂一丝的水分。苏轼诗中，写驿站奇遇时还仿效了他的偶像白居易《琵琶行》的口气：纷纷笠上已盈寸，下马登堂面苍黑。苦寒有酒不能饮，见之何必问相识。（《大雪独留尉氏》） 在封丘县时，苏轼还去了县西三十里的朱亥墓。 朱亥是战国时期的魏国人，此人有勇力，隐迹于市井之中，早年在大梁（今河南开封）当屠夫。魏安嫠王十九年（前258年），因侯赢的推荐，成了信陵君的上宾。曾在退秦、救赵、存魏的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晚年隐居朱仙镇。 李太白曾作《侠客行》来歌咏朱亥，可见朱亥同志的光辉形象源远流长。据传，朱亥是用袖中四十斤重的铁锤，锤死了晋鄙，使得魏公子进兵击退秦军，解了邯郸之围。 这时突然想到，在我们中学课本里的《大铁椎传》说的是不是朱亥的事，但很遗憾，经过网搜，这个“大铁椎”只是清初明遗民魏禧为了透露出自己对明朝亡国君臣的不满，抒发亡国之痛，表达“抗清复明”爱国思想而虚构出来的人物形象。 二月十五，经过长途跋涉的苏家人，终于抵达京师开封，一家人暂赁居在西岗的一处宅院里。 安置甫定，苏颂（字子容）前来叙宗盟。 苏轼家族与苏颂的相交，最早可以追溯到苏轼的父亲苏洵与苏颂在嘉佑、治平年间同在馆阁时的联宗。 嘉佑、治平年间，苏洵除授试校书郎，苏颂任太常博士兼校正医书官等职，二人同在当时的京师汴京（今河南开封）任职。据苏轼回忆，“自昔先君以来，常讲宗盟之好”。苏洵与苏颂虽认宗亲但并非嫡亲本家，但苏洵为四川眉山人，苏颂为福建泉州人，这种交游更多可以看成为道义之交。 苏洵去世后，苏颂曾送上挽联二幅，其二“常论平陵系，吾宗代有人。源流知所自，道义更相亲。痛惜才高世，赍咨涕满巾。又知余庆远，二子志经纶”，点出了这种道义相交的实质。没曾想，苏洵与苏颂的联宗，竟拉开了苏轼家族与苏颂家族长达四十多年生死之交的密切交往史。 苏颂是家居润州（今镇江）并在此终老的着名政治家、科学家、药物学家，苏轼是当世诗、词、文、书法、绘画全能的一流才士。古人曾有“二苏交厚而无文”之说，实际上，二苏家族保持着相当密切的交往，谱写了人际交往的典范和乐章。 以至于在绍圣元年（1094），苏轼贬谪惠州路经扬州时，扬州州守正是苏颂，这是苏轼与苏颂的最后一次见面。 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颂在润州去世，适逢苏轼路经润州，苏轼也病入膏肓。但苏轼还是为之写下了《荐苏子容功德疏》。，这是苏轼与苏颂关系最为实质性的总结与概括，带有盖棺论定的味道：宗亲关系是他们交往的情谊基础, 工作关系是他们交往的道义基础，政治立场大致相同则是他们交往的政治基础。 嘉佑五年（1060）三月，弟弟苏辙被选入流内铨。 流内铨是宋官署名，属吏部，掌管幕职、州县官以下注拟、磨勘等事。北宋初年，京官七品以下流内官员的任免、考课等，仍属吏部。元丰三年（1080），改吏部流内铨名为尚书吏部，官制改革后，再改为吏部的侍郎左选。 四月八日，梅尧臣（字圣俞）病逝，年五十九岁。 苏轼曾经非常喜欢老梅生前的一首《和宋次道紫宸早朝》诗： 陆生声誉在云间，来预簪裾谒帝颜。冠剑有客夔与禼，文章全盛马兼班。 耽耽玉宇龙缠栋，蔼蔼金铺兽啮环。却出常衙殿前过，戟衣风动自相攀。 刚送走梅老先生，九天后，江休复（字邻几）也卒于京师。 江休复，曾任刑部郎中，死后欧阳修作的墓志铭，可见此人亦非凡人。苏轼曾见过此人，而在贬黄期间，江老爷子的孙子江惇礼常与苏轼有书信往来。 五月二十一日，苏轼得知蔡襄（字君谟）除任开封知府。 曾经与蔡襄在一起论书的苏轼，后来回忆起自己曾力荐蔡君谟领袖北宋书坛但总被蔡襄婉拒。那时的苏轼认为，学书法就像在激流中溯流而上，用尽力气，船还是不离旧处，而蔡襄的书法却能独出于当代。 后来，苏轼还写有评论蔡襄书法的文章多篇，称蔡襄为当世第一，且始终坚守此论。蔡襄死后六年，苏轼还专门从杭州到临安县去借阅蔡襄写的《海会寺记》，对他赞誉有加。 就连欧阳修也认为，“蔡君谟独步当世”，还说他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若要是鸡蛋里挑骨头，硬说蔡襄的书法有哪些瑕疵时，就是大字略显粗疏些。 苏轼却认为，若是分科行医，那是此人是医术太低；若是某人靠颜色来作画，是画技太差；若只能作一种书体而不会另一种书体，那就是没有参透书法的真谛。学书法应从小楷练起，像蔡君谟这样的书家，真、行、草、隶、篆无所不精，兴趣之余还能变为飞白书，可谓是真正参透了书法的关窍。 第16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试论小京官的仕途变幻 正当苏轼在对蔡襄的书法评头论足之际，朝廷官宣： 授予苏轼同志河南府福昌县（今河南宜阳县西五十四里福昌村）主簿；苏辙同志任河南府渑池县主簿。 主簿是古时的官名，相当于是各级主官属下掌管文书的佐吏，类似今天的文秘人员。 但兄弟俩均未赴任，在当时，这不算是违抗命令，反而会显得很低调且没有野心。兄弟二人专程去拜见了他们在京城做提刑的二伯苏涣，想请教一些新官上任的为政之方。 伯父对苏轼说：做官嘛，说难也不难，就照着你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里那样做就oK了。 苏轼说：写文章倒是容易，但是我从未学习过为官之道，不好入手啊！ 苏涣道：你在考场上得到一个考题时，肯定是你的心里已经有了思路，才可以下笔一挥而就。为政也是一样的道理，遇到事，首先要在心里有了正确的处置方法后再做决断，这样就不会犯错了。 嘉佑五年（1060）的六月初九前后，苏轼大伯苏澹的长子苏位不幸亡故。 苏位仅小三叔苏洵五岁，可以说是一起光屁股长大的玩伴，从小在一起也难免会有点感情，因此，苏位的祭文就由知根知底的小叔苏洵代劳了。 苏轼兄弟对于朝廷的任命皆不赴任，仍待在京师调官。 爱才的礼部侍郎欧阳修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终于有一天，他老人家伙同其时的龙图阁直学士、吏部员外郎知谏院杨畋分别上书举荐苏轼、苏辙兄弟应才识及茂名于体用科。 杨畋，字武叔，号乐道，杨家将之后，麟州新秦（今陕西神木县）人，曾祖父就是杨业的亲弟弟。 这位忠义的杨家后人杨畋，还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将苏轼此前所作的五十篇文章一股脑地奏报给了圣上，以此来举荐苏轼应制科试。有了这两位重量级人物的提携，苏轼兄弟的科举之路顿时就达到了“保送生”的待遇了。 这时，苏老泉被委以重任修编礼书，暂寓居在雍丘（今开封杞县）。苏轼兄弟则暂居汴京丽景门河南岸接待交址使的京城四驿馆之一——怀远驿，发奋读书以备考。 就是在怀远驿，兄弟俩经常读韦应物的诗，当读到《与元常全真二生》诗中“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句时，兄弟俩不禁恻然感慨之：在今后的居官生涯中，这种“夜雨对床”的时刻还能有几回呢？ 冥冥之中，这种对“夜雨对床”的兄弟手足之情，伴随了苏轼兄弟的一生，成为了古往今来同胞之情的典范。 看到苏轼兄弟的茁壮成长，眉山乡校——寿昌院的老师刘巨专门赠诗给兄弟俩以鼓励。 刘巨，字微子，还是那位写出“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的老秀才，诗被苏轼改为“渔人忽惊起，雪片落蒹葭”后，据说对苏轼由是拜服，可谓是念念不忘。 这次，刘老师赠的诗想必也是字斟句酌过的：“惊人事业传三馆，动地文章震九州。老父欲别无他祝，以愿双封万户侯。”不知为何，在我看来，刘老师的诗文水平仍没什么提高，只是较为朴实些，用在鼓励苏轼的特定场合，基本上还算是马马虎虎。 过了些时，朝廷下旨： 天子已准许苏轼应制科考试了，宣择日进殿考试，不得有误！ 接到通知的苏轼，赶紧按当时士子的惯有做法，分别上书枢密使富弼，端明殿学士、吏部侍郎曾公亮，以及应举制上两制书。这几篇书文在今天通读起来，二十五岁的苏轼所作，尽是些高中生般慷慨激昂的政论文章，其次不过就是对于几位政坛巨擘的吹捧之辞。当然，这也算是这种年龄段尚未经过官场险恶的读书人的正常举动。 八月初八，父亲苏老泉被委任为秘书省试校书郎。 后得知，这是时任成都府路转运使赵拚在上头为苏洵美言，赞其品行及学识曾誉满乡里，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任命。 赵拚， 字阅道，宋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州市）人。景佑元年进士，任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势，时称“铁面御史”。平时仅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长厚清修，日所为事，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以至于神宗皇帝每当选择益州、杭州这两个重要州郡的长官时，都会对继任者说，“过去赵拚治理此郡，方法最好！” 意思是，伙计们下去就按赵拚的方针办，——是绝对不会有错的！ 二十多年后，赵拚死后，朝廷命苏轼为他撰写了详尽的歌功颂德的碑文，这也算是苏轼替其父亲还上了一个人情债。苏老泉被举荐后还上书欧阳修与赵拚，以示感谢。同时，还带着苏辙拜谒了赵拚。 此后，苏轼又上书刘敞，与其探讨了求才与气节的话题。苏轼还对刘敞的才气与品行照例是进行了一番的赞美，此时的刘敞将要到陕西路永兴军赴任。 刘敞，字原父，一作原甫，临江新喻荻斜（今属江西省樟树市），是一位当朝着名的学者、史学家、经学家、散文家。 庆历六年（1046），刘敞与弟刘攽同科进士，以大理评事通判蔡州，后官至集贤院学士。此人与梅尧臣、欧阳修交往较多。其为人耿直，立朝敢言，为政有绩，出使有功。加之由于学识渊博，就连欧阳修也说他“自六经百氏古今传记，下至天文、地理、卜医、数术、浮图、老庄之说，无所不通；其为文章尤敏赡”，与弟刘攽（字贡父），合称为“北宋二刘”。 苏轼在这时还拜访了马正卿。 马正卿，字梦得，杞（今河南杞县一带）人，与苏轼同岁（仅比苏轼小八天），此时任太学正。 宋时，太学为全国最高学府，隶国子监。宋初仅设国子监，学生名额甚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庆历新政后才开始设立太学，后至宋末，方才形成一套完整的学制。太学正大概相当于官学中的老师或行政人员，属基层管理人员编制。 因此，小马的主要职责大概为“掌执行学规，考校训导。”，应该是值班老师一类的。 冬月既望，欧阳修拜枢密副使（国防部副部长）。 父亲苏老泉上了贺启，祝贺恩公欧阳修大人高升，苏轼也替正在涟水军（今江苏省淮安市下辖县，军比县高一级）任知县的二伯苏涣上了贺启（小苏也很会来事啊）。 嘉佑六年（1061）初，二十六岁的苏轼与二十三岁的弟弟苏辙，仍寓居于京师的怀远驿，为了即将到来的仕途前景做着最后的冲刺。 四十年后的一天，秋风乍起，继而雨作不止，饱尝人生颠沛之苦的苏轼不禁又回忆起这段兄弟俩日夜相守的美好时光。可在此时的怀远驿里，兄弟俩一定是嫌时间过得好慢，因为他们心中总想着早日走向官场，去早一点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 三月初十，掖县（旧时山东省莱州市称谓）人王俊民（字康侯），高中了状元。 王俊民后来做过应天府（今江河南商丘）发解官，关于此人，苏轼曾作了一篇搞笑的段子还流传了下来： 说的是王状元未高中之前，醉酒后曾坠入汴河，幸被水神救出。水神对他说，你还有三百千的口粮钱没有花销，还不能死！结果，此事被一个久考未中的秀才听说，他也佯装醉酒而掉入汴河，水神也将其救出。他连忙问自己还有多少口粮没有花销，水神说，你还剩多少口粮我不知道，但如果你今天死在这里，你的那三百缸咸菜就无处打发了！ 五月初九，翰林学士承旨兼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宋祁病故。 宋祁，字子京，安州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县）人。关于此人，在我们的中学课本中，他所作的诗词并不鲜见。 宋时，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两兄弟的名字用字总是极为相似（偏旁部首相同），且都是同时进士及第。 比如前面提到的刘敞、刘攽，还有苏轼、苏辙，这里的宋祁也有个哥哥叫宋郊。想当年，宋氏兄弟也是同举进士，礼部奏报宋祁第一名，宋郊第三名。结果章献太后不乐意了，哪有弟弟超过哥哥的，于是乎就把宋郊擢为第一，把宋祁调整为第十名。宋祁与兄长宋郊并有文名，时称“二宋”。宋祁诗词语言工丽，因《玉楼春》词中有“红杏枝头春意闹”句，世称“红杏尚书”。 直到苏轼后来到密州（今山东诸城）任职时，还与时任密州守的宋氏后人——宋国博有诗文唱和。 杨畋此时进龙图阁直学士（国家博物馆名誉馆长，虚职）、知谏院（实职）。 北宋设有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和秘阁、龙图阁、天章阁等阁，分掌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等事务，统称“馆阁”。包拯曾任龙图阁直学士，故民间戏曲小说中也以“包龙图”称之。 杨畋，这位杨家将的后人，功高至伟，也曾在朝廷上举荐过苏轼兄弟 。因此苏轼对于由杨畋出任谏院负责人感到无比的有信心，于是专门上了贺启。 嘉佑五年（1060）七月，父亲苏老泉被任命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廊坊）主簿，与项城令姚辟一同修撰礼书，估计也类似于今天的挂职，混点工资而已。 到了秋天，二伯苏涣在枢密副使孙拚的举荐下，以都官郎中的身份出任利州（今四川广元）路提点刑狱。 宋时的都官郎中掌徒流、配隶及京师各官署吏职补换更替，或以功过屡减磨勘。而提点刑狱的全称是提点刑狱公事，简称提刑官，是中国宋代特有的一种官职名称，相当于现在的法官兼检察官。有部电视剧的名字就叫《大宋提刑官》，说的就是南宋提刑官、法医学家宋慈。因宋慈在古代法医学的始祖地位，故古代法医学亦称宋（慈）学。此人还着有《洗冤集录》五卷，于验伤、验尸、血型鉴定、检骨、死伤鉴别、毒物分辨，以及急救法、治服毒药方等，均有记载，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专着。 提点刑狱公事是提点刑狱司（简称提刑司）的长官，由朝廷选派，三年一换。提刑司是“路”一级的司法机构，主要掌管刑狱之事，并总管所辖州、府、军的刑狱公事、核准死刑等， 宋代的路大致相当于明清时的省一级行政区划。提点刑狱公事也有权对本路的其他官员和下属的州、县官员实施监察。伯父从京师启程赴利州之日，苏轼也前往送行。 苏轼前往送二伯父赴利州，当船开之后，二伯父还回过头频频地向苏轼招手（屡顾以招），这是一种自然而然、不需修饰的血浓于水的亲情使然。 不想这竟成了永诀，三年之后——伯父苏涣就亡故了！ 第17章 他乡遇故知的“苏轼版本” 在京师的十方静因院里，大觉禅师怀琏取出所藏至宝——唐阎立本的水官画以及遗着赠予苏老泉。 苏洵兴余，作了一首后来成为其代表作之一的《题阎立本画水官》诗，专门回赠了怀琏。作完后，又特命苏轼也依韵和了一首，不难看出苏老泉在教育子女方面言传身教的高明之处。 在京师赁房住下后，闲暇之余，苏轼忙给远在家乡眉山的好友杨济甫去信叙述了近况。 杨济甫，作为苏轼老家的一位布衣百姓，之所以在此处特意提及，那是因为在今后苏轼的落难生涯中，此人还要数次出场——老杨是苏轼一生中共患难的为数不多的布衣之交。 在京师的这段时间，苏轼业余时间还经营了一个小小的园子叫南园。 后来，苏轼去了凤翔任职，苏辙与父亲和一个叫黎錞的渠江（今四川广安市肖溪乡王家坪）人住邻居。黎錞，字希声，两个儿子按当时的习俗，分别起名叫黎俦、黎侁，名字起得还是挺讲究。 闲暇下来时，在苏老泉的策划下，父子三人把自江陵陆行至京师途中所作的诗赋五十二篇，编纂成册，名为《南行后集》。 由于苏轼去了外地，该集子的引（为避祖讳，不能叫序）就只好让苏辙捉刀了。今天，我们已不能够评论苏辙的“引”水平高低与否，主要是小苏的这篇引文早就佚而不存了。 八月十七，朝廷特派翰林学士吴奎、龙图阁直学士杨畋、权御史中丞王畴、知制诰王安石在密阁考试制科，吴奎向仁宗报送本次“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试中王介、苏轼、苏辙的各六篇论合格。 如今再读这六篇论，尽管里面充斥的全是“君子小人”、“仁义道德”、“孔孟之道”一类的软知识（纷然诵说古今），但这也是古代士子对付科举考试的不得不做的基本功。 八天后，宋仁宗亲御崇政殿主持考试。 考官分别为：胡宿（字武平，胡宗愈乃其侄）、范镇（字景仁）、司马光（字君实）、蔡襄（字君谟），闻其名都是北宋的大腕。 苏轼在殿试中进了《策》，答了《策问》，进《中庸论》等二十五篇文章。 这些论大都是按当时的主流观点评论一些历史人物的，里面会难免掺杂一些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殊不知，苏轼几百年后也成了天下知识分子竞相品评的对象，也与想当年自己品评的圣人们站到了一样的人生高度。 皇榜放出，苏轼得御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三等，从原有的从九品（副县级主簙）升级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厅事（正八品）。 苏辙得第四等，除商州军事推官。对于这件事，恩师欧阳修在给门生焦千之的信中说：“苏轼昆仲，连名并中，盛事！盛事！” 皇榜发布后，苏轼连忙恭恭敬敬地给这些个考官们上了两份谢表。 苏轼在谢表中异常自谦道：我敢用我之微躯，自今日开始为国家效命，至于别的，我以菲劣之才深感羞愧而不知如何裁决。又说道，我才虽不及，侥幸得到宽容。我不是心怀官位和待遇之荣耀，私底下窃喜的无非是遇到了愿意原谅自己的人。 古人的这些谦虚之道，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虚伪了。但在当时，苏轼这位小同志不这样从俗定然也是说不过去的。 寓居京师时，苏轼曾去拜访过一位据说很着名的小儿科医师——张荆筐，在张医师处听说了一件奇事： 话说河北大饥，有一对夫妇由于不能养活襁褓中的儿子，遂弃于道旁的空冢中。荒年过后夫妻俩又路经此冢，想去收拾儿子的骨殖。令人震惊的是，发现自己的儿子还活着，弃子看见父母便爬过来欲要投怀送抱。 再看冢中空无一物，只有一处孔洞很光滑，好像常有蛇鼠出入。于是，便抱其子求助于京师的小儿科医师张荆筐。张荆筐说，这是一只千年不吃食物且能冬眠的千年蛤蟆在给你儿子发功。按理不用用药，假如此子任凭他不吃食物，亦不娶妻，长大后必定得道。张荆筐先生对苏轼说这件事是嘉佑六年（1061），有苏轼当时作的记文为证。 人道，苏轼同志的“一食一笑皆有所记”，厉害之处，我们在此算是领教了！ 紧接着，苏轼的签书凤翔府判官告下。职务为：将仕郎、守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随即又有任命下来：追封苏母程氏为武阳县君。 关于这种封建时代提倡孝行的做法，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至少能让官员获得一种精神上被认可的所谓“获得感”。 父亲苏老泉此时则与一位叫李育（字仲蒙）的缑氏县（今河南偃师市南三十四里缑氏镇）人打得火热，常一起交游。 苏轼离京赴凤翔任之前，先作别了好友陆诜。 陆诜，字介夫，余杭人，进士及第后，除知延州（今陕西延安市。北宋初期隶属陕西路,熙宁五年分陕西路为永兴军路、秦凤路,延州隶属永兴军路）。入观，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后为了蜀地百姓而反对青苗法。从这一角度来讲，陆诜的履历与苏轼基本上大同小异，因此能够成为朋友。 离京之前，苏轼专程到父亲苏老泉的寓所向父亲大人辞了行。 同行出京者有马正卿，苏轼后称其“马髯”，马正卿后来成了与苏轼相交二十年的老朋友。苏轼贬黄时，老马正在黄州担任通判，辅佐知州、太守处理政务。他非常仰慕苏轼的文采和为人，看其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顿，心急如焚。 于是，马正卿请求黄州太守徐君猷，将黄州东面的几十亩荒地拨给苏轼。这本是一块无用之地，徐太守很快就答应了。马正卿先是帮苏轼造了房子，由于房子是在大雪中竣工的，苏轼遂将其名为“雪堂”，并亲自写了匾额，还在雪堂的墙上画了一幅有森林、河流、渔夫的雪景壁画。 第二年开春，马正卿又找来了工人，疏浚了原来的水井，帮助苏轼开荒，种上了蔬菜和粮食作物，栽上了树。 从此，苏轼一家方才有了安身之所，暂时算是解决了衣食之忧。这是后话。 嘉佑六年（1061）冬月十九，苏轼与弟弟别于郑州的西城门，苏辙是自京师一路送行哥哥至此的。当苏轼回首张望时，“登高回首坡垅隔，但见乌帽出复没。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弟弟苏辙的背影已被一望无际的坡垅所遮挡，仅能看到弟弟衣着单薄，头上戴的乌帽随着马匹的疾驰而忽隐忽现了。 后人许彦周从苏轼兄弟的感情角度出发，评论这一可泣鬼神的场景堪比《国风·邶风·燕燕》中描写妹子远嫁的场景：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苏轼赴任陕西路过渑池（今属河南）时，其弟苏辙难遣手足之情，写了首《 怀渑池寄子瞻兄》寄赠。苏轼当即做了首和诗《和子由渑池怀旧》回赠。 《和子由渑池怀旧》这首诗是一首极具哲理的名诗，表达对人生来去无定的怅惘和往事旧迹的深情眷念。全诗动荡明快，意境恣逸，是苏轼七律中的哲意名篇。 其中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句，是苏轼依苏辙原作中提到的雪泥引发出人生之感。查慎行、冯应榴以为用禅语，清人王文诰已指出二人的谬误，说此语实为苏轼所做精警的譬喻。 故钱钟书《宋诗选注》指出：“雪泥鸿爪”，“后来变为成语”。纪昀也评此诗道：“前四句单行入律，唐人旧格；而意境恣逸，则东坡本色。” 路过长安时，苏轼拜访了翰林侍读学士、尚书礼部郎中、永兴军路安抚使兼知军府事刘敞（字原父），刘敞时任长安守，特意留苏轼痛饮了数日。 接着刘敞还带苏轼同游麟游县东的石林亭，参观了刘敞所收藏的唐苑中石。 刘翰林博学好古，多藏古器奇物，能识古文铭识。因此，他能够考知出三代制度与先儒所说的有不同之处，以至于后来苏轼之所以喜爱古器物大概率也是受到了刘敞的影响。 腊月十四，苏轼到达凤翔府签判任上，第二天就很快办完了交接手续。接着按惯例上了到任谢执政启，这也是当时的“官场规矩”。 宋时的凤翔府属陕西路秦凤路，辖十个县：天兴、岐山、扶风、周至、郿县、宝鸡、虢县、麟游、普润、好畤。苏轼所供职的签书凤翔节度判官厅，兼管田曹、兵曹、集曹、仓曹、金曹等五曹文书，内有衙署办公处，平时最为繁忙。尤其是要把从山上伐下来的木材编成竹木排，东下渭水、黄河外运，还有加强黄河的防务，火速运送粮草至陕甘宁边区等差事要做。 苏轼到任时，郑州荥阳人宋选（字子才）接替了崔峄出知凤翔府，宋知府对苏轼很是关照与厚待。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至和三年（1056），苏轼从四川老家进京考进士经过凤翔府的官舍时，该官舍曾经破败得无法居住。自从当年八月太守宋公到任一个多月就组织修缮，使得驿站面貌一新，整洁清爽，不复当初模样。该工程五十多天完工，用了三万多个工，二十一万多材料，却没有惊动当地的百姓。宋公是那种不论走到哪里都能随遇而安、快乐做事的仁爱君子。苏轼对此公十分钦佩，后来还专门写下了《凤鸣驿记》，记录了宋公“不择居而安，安而喜从事者”之风范。 宋选有两个弟弟，名字也极具当时的特色：宋道和宋迪。儿子叫宋子房，字汉杰。苏轼后来与这父子叔侄四人皆有交往。有点社会阅历的人都知道，但凡与某人的舅舅或叔叔投缘，那么与他们的外甥或侄子就很容易沟通。 太原人王彭（字大年）其时为凤翔府监军，他是王全斌的曾孙，王凯的儿子。 王全斌宋初平蜀有军功，而王凯数次打败赵元昊，有边功。作为武将之后，王彭亦边功卓越，但上面却没有赏赐，王彭却不以为然，这一举动自然深得苏轼的钦佩。 王彭也特别喜爱苏轼的文章，一旦苏轼有新作写就，王彭则欢然拜读终日。苏轼刚开始并不懂佛理，王彭就给苏轼讲了很多他所知道的佛法大略。 俗话说，近朱者赤。以至于后来苏轼喜好佛书，也极有可能是受到了王彭的影响。 有趣的是，“他乡遇知己”的段子也绝非空穴来风。 苏轼到任后才知道，滁州全椒人张琥（后改名为张璪）为凤翔府户曹参军（专管户籍的州县属官），而胡允文（字执中）正出任凤翔府下辖天兴县的县令。 胡允文年轻时就曾师从过苏老泉，直到苏轼到了凤翔府，才第一次见到了胡允文本人。后来胡允文无故被罢黜，再到苏轼任徐州知州时，胡允文的小儿子又在徐州府任刑狱司掌书记，胡允文又跟随儿子来到徐州居住养老，与苏轼再次有了交集，两家可谓是成了家族的世交。 第18章 宋知府出马，苏签判祈雨得喜雨 古凤翔府有八处景观，任职此地，苏轼自然都不会缺席。 游览吟诗之余，苏轼还充当起了导游的角色，这与当下的领导干部推介属地景区之举，有异曲同工之妙。“凤翔当秦、蜀之交，士大夫之所朝夕往来此八观者，又皆跬步可至，而好事者有不能遍观焉，故作诗以告欲观而不知者。”但是苏轼在这方面的实践活动，却比今天的举措早了将近千年。 苏轼的《凤翔八观》诗，其中最为精彩的篇章，多数人认为是介绍了王维与吴道子两位画家风格不同的。吴道子虽称画圣，但与文人气息不通。王摩诘称不上画圣，却与文人气息相通。自宋元以来，文人士大夫画者，仿效摩诘者有之，但传吴道子衣钵者，则绝无其人也。 苏轼画竹，其实是源于王摩诘。 “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以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苏轼总评了吴、王之画，认为吴是高明的画工，而王画则形神兼备，物与神游。全诗结构新颖，于整齐中见出变化之妙。若读了《凤翔八观》组诗中的《王维吴道子画》这首诗，就会感知出苏轼不仅咏之论之，并已摩之绘之。 自从与其老表文同（字与可）相遇于岐下，自此苏轼的画技日进，而发源则也是此诗也。王维与吴道子并为唐代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的着名画家，凤翔的普门与开元二寺的壁间，俱有二人的佛教画，苏轼作凤翔府签判时，时年二十六岁，于游观二寺时见到王、吴二人的画，便写下这首诗。 所以说，《王维吴道子画》这首诗乃画家的一本清账，若是文人中的长于绘画者，如米芾、吴镇、黄公望、董其昌、王时敏之流读之，即无不了然胸中矣。 苏轼曾不遗余力向世人推介的凤翔八观分别为：石鼓歌、诅楚文、王维吴道子画、维摩像、东湖、真兴寺阁、李氏园和秦穆公墓。 此时，苏轼的文章愈加为人传诵，欧阳修读了苏轼的新作后常会激动地说，往时作四六（指散体）者，多引古人语及广引故事，以炫耀自己的博学，而不思述事不畅。近时文变体，如苏氏父子（其重心自是苏轼）以四六叙述，委曲精尽，不减古人。自学者变格为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迟久而后获。实恐此后未有能继之者尔。自古异人间出，前后参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见之，岂不为幸哉！ 欧阳修为天圣八年进士，九年任西京留守推官。我们知道，欧阳永叔多年来与尹沫、梅尧臣切磋革新诗文，其作文水平自然是首屈一指的。 嘉佑七年（1062）正月，苏轼在凤翔府上了《凤翔到任谢执政启》。“薄宦驱我西，远别不容惜。方愁後会远，未暇忧岁夕。强欢虽有酒，冷酌不成席。”该月初十，苏轼作了一首和诗《次韵子由除日见寄》，寄给了苏辙，表达了兄弟之间的思念之情。 二月初五，朝廷下了诏令：命各郡吏分别到自己的属县去减决囚禁。苏轼被差遣到凤翔府下属十县中的四个县：宝鸡、虢县、郿县、周至。 苏轼自二月十三出发，先行奔赴宝鸡县，暮宿宝鸡县的武城镇。次月十四日，自宝鸡沿渭河舟行至虢县，十五日经郿县至清秋镇。次日，到达周至县。 十七日，公事之余因便朝谒了周至县太平宫。这座太平宫即今天周至终南镇的上清天平宫，此宫与北宋第一大疑案“斧声烛影”有关。 宋太宗上演“烛影斧声”后，意外的却“敕建”终南上清太平宫，为大宋皇家宗庙，诏改楼观、延生、会灵诸观为太平宫之下院。 也就是说：当时的上清太平宫地位远在楼观台之上！而且为保卫皇家宗庙，诏建以清平镇(古终南镇)为中心设立清平县。至于宋太宗为什么宠幸上清太平宫，使这里成为宋朝京师以外最重要的宫观之一，据说和这里的道士张守真有关。张守真本是一老百姓，他供奉“黑煞大将军”，成为无所不知的“张神仙”。晋王赵光义去祭拜，张守真神仙附体，说晋王赵光义当为宋朝第二任太平君主。 宋开宝九年（976）十月壬子夜，太祖赵匡胤大病，召晋王赵光义议事（另有记载说，是召太祖第四子赵德芳进宫商议后事，被晋王知晓后未召进宫），左右不得闻。席间有人遥见得烛光下光义时而离席，有逊避之状，又听见太祖引柱斧戳地，并大声说：“好为之”。这就是后来“烛影斧声”事件，也称“斧声烛影”。 后晋王赵光义继位，史称太宗，颁布年号为太平兴国。 在终南山建造上清太平宫，敕封“黑煞大将军”为翊圣将军，由张守真任宫主。敕封为崇元大师。 凡有国家大事，赵光义都要派人前往终南上清宫致祭。当时宋太宗亲自题曰“上清太平宫”。他自己也偶尔驻跸于此，修心养性。因为宋太宗御驾亲临过，太平宫名声很大，加之宋太宗曾御赐太平宫《道藏》一部，附近好道人士经常来这里读书，一饱眼福。 这些历史自然就吸引了苏轼，有记载，苏轼受命前往凤翔府所属的宝、虢、眉、周四县执行“减决囚禁”公务时，曾三次到过上清宫。 第二天，苏轼一行循终南山而西，游览了崇圣观、大秦寺、延生观、仙游潭，夜宿中兴寺，还拜会了道士赵宗有。十九日，自郿县又回凤翔府。 公务之余，苏轼在凤翔府邸里新葺了一座小园子，还结识了洛阳人董傅，并与之定交。董傅，字至和，能诗（古人一般都比较的谦虚，“能诗”我们现在完全可以理解为特别能作诗）。 二月间，凤翔大旱。自入冬到开春，雨雪皆无，赤地千里。 因苏轼熟读历代典籍，从小就接受道家思想，受父亲教育，熟知各种祭奠活动的礼仪规矩。加之又年轻力壮、才华横溢，宋选就将祷雨要务，全权交给了苏轼。 苏轼于是翻阅典籍，通过查阅《三秦记》《周地图记》等大部头丛书，又深入研究了往年太白山的祀典流程，方才知道太白山神在唐朝就已是公爵，到现在级别上还仅是“济民侯”，神自然不会高兴的啦。 于是，当务之急苏轼就代县令向皇帝起草了一折奏，建议将太白山神晋为“明应公”。一方面恢复山神的爵位，再派使敬告神灵，然后再为太白山神乞求新的封号，新官上任的苏轼在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做着这一切。 祷雨，就安排在太白山脚下清秋镇的太白庙里进行，苏轼虔诚地作了祝文，并当众宣读之。 公事罢，苏轼顺便（注意这回是顺便）游览了太白山，然后去了郿县的横渠镇，在横渠镇南的崇寿院，苏轼还题诗于崇寿院壁上。 关横渠镇是三秦文化创立地，宋代着名理学家张载的第二故乡，他曾在此创办横渠书院。张载（1020－1077），字子厚，号横渠，世称横渠先生，年长苏轼十九岁，是当时着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还是“关学”的创始人（陈忠实老先生作品中“蓝袍先生”的原型）。 今天的陕西眉县横渠镇还留有张载祠，“张载祠”原为横渠崇寿院，横渠书院就是张载当年读书讲学、着书立说的地方。 苏轼一行复游了延生观玉真堂这座唐玉真公主修道的遗址，在留题仙游潭中兴寺后，还参观了后汉马融的读书石室。经由尹喜遇老子后得道而修建的楼观及董卓修筑的郿坞，苏轼来到虢县的磻溪，观赏了姜太公钓鱼石，最后再顺便游览了汧水之北武城镇的石鼻城。 回到任凤翔府衙不久，苏轼的“文人情结”又开始泛滥了。 当时，心血来潮的他先是在府衙廨宇北边的空地上建起了一座“喜雨亭”。亭前又弄了一个长三丈的横池，池上架起短桥，桥上搭起明堂，分堂之北厦为轩窗曲槛，可以俯瞰池上。出堂往南，整出一条过廊，过廊两旁各为一小池。三池的池水皆是引自汧水，池中都种上了莲藕、养上了鱼。池边上则种有桃、李、杏、梨、枣、樱桃、石榴、樗、槐、松、桧、柳等果木三十余株，苏轼甚至还用一斗酒与别人换得一丛牡丹栽在喜雨亭的北面。 遗憾的是，关中不生梅，这令一度喜梅的苏轼极为不爽。 正好，子由公务之余将哥哥园中的果木与景物分别作诗寄给了苏轼。苏轼正陶醉于自己亲手设计的小园，心情舒畅地依次唱和了和诗，凡二十一首。可见兄弟俩的兴致之高，一种初涉仕途的踌躇满志跃然纸上矣。 三月初七，潍州北海（今潍坊市潍城区潍城西关）人吴奎（字长文）自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被升迁为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国防部副部长）。 吴奎从此可以放下开封府的繁杂事务，在枢密院专门掌管军事大权了。苏轼知道吴奎早先被提拔到京师，不久必会有更重要的任命，现在果然得到了证实。于是，也做起了顺水人情（上了一道贺启）。 三月既望（十六日），下了两场小雨，但老百姓觉得雨下的还不够。 于是，就在派遣苏轼等人到太白山祈雨的三天后，凤翔府知府宋选亲自出马，兴师动众地前往凤翔城中十余丈高的真兴寺阁祈雨。 在真兴寺阁祷雨返城的路上，苏轼忽见云气自山中来，如群马奔突。他索性用手攓了一些云放在笼中，回家后见云仍然弥漫于笼中，打开笼盖，将云放出，还作诗《攓云篇》。 这次宋知府的亲自出马，给力的大雨果然降临了，大雨滂沱“三日乃止”。 为了拍上司的马屁，苏轼专门作《真兴寺阁祷雨》记述了此事。而苏轼在大堂背面新建的亭子也正好落成，于是就“亭以雨名，志喜也”，把亭子取名“喜雨亭”，并作了一篇《喜雨亭记》。 在这篇记文中，苏轼向山川之神求告道： 百姓赖以存活之物，不过是夏麦秋禾而已。如果一旬之内再不下雨，就将成为凶灾之年，百姓将会饥荒啦，盗贼将会蜂起啦。据此特向神灵您求雨，灵验的山川之神您可不该熟视无睹啊！等等。 当然，这在当时，祷雨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小打小闹，而是一项隆重的政治活动。 关于中国人祷告的原理，林语堂先生早已将此解读得极为透彻了——那就是不管你所祷告的是什么神灵，亦或就是一段得道的树桩，这些都不是怀疑祷告灵不灵的理由。祷告之结果永远无法证明，因为根据佛理，若不灵验，那都是祷告人不够虔诚的罪过。所谓的“心诚则灵”，便是此理。祷告是人根深蒂固的天性，要的就是那种虔诚至极的态度，至于灵不灵验什么的，那倒都在其次。 关于太白山神，苏轼记录了一个段子： 说是嘉佑七年（1062），苏轼在凤翔府任职期间忽遇大旱，于是，询问了当地父老境内可有灵验的可祷告的神灵。父老们说，以前太白山神最灵，前几年的太守曾奏请朝廷封山神为济民侯，从此以后就不再灵验了。 苏轼在《唐会要》上查到，终于找到了太白山神不再灵应的原因，因为唐天宝年间（742-756），此处山神朝廷封的爵位就是灵应公。也就是说，几百年了，山神的爵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提升，反而还降了一级。 原来，自周武王推翻商纣王以后分封诸侯,一直沿用：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进行分封,爵位高低自“公”至“男”依次递减,侯低于公，所以惹得太白山神不高兴了，也就不灵了！ 于是，苏轼连忙奏请朝廷将该山神重又分封为明应公，上天就连下三天大雨，当年庄稼获得了大丰收。 苏轼任职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时，关中自从元昊叛乱后，百姓贫困差役繁重，岐山下每年定期输送到南山的木筏，从渭河进入黄河，都要按时经过砥柱的险处，衙前役人往往因木筏倾覆而相继破产。 访察到了利弊所在，爱民如子的苏轼为他们修订衙规，让他们自己选择水工，再按季节水枯水涨择机决定进送或者停止，从此害处就减少了一半。 闲暇时的苏轼自己动手，将喜雨亭北边那块弃之于仁寿宫草间的隋代怪石移至喜雨亭，并累石作台。苏辙知道后作诗与兄长分享了此中的喜悦，并感叹三年后的人事更替，这些景观不知最终归谁所享了。 六月，苏轼与专管户籍的凤翔府户曹参军张琥一同登上了真兴寺阁远眺怀古，南望连山，东望五丈原，发思古之情。苏轼给子由写信，让他写点什么，苏辙也不含糊，应请写下了一篇《登真兴寺楼赋》。 这年秋，按嘉佑年间的规定，礼部试每两年一次，正好又到了考试的时间了。 苏轼作为秦凤路凤翔府的幕签，章惇作为永兴军路商州推官，这两路均属陕西路，因此一同赴长安参加了永兴军的进士考试。 其时，刘敞（字原父）为主考官，对于苏轼和章惇皆以国士待之。 苏、章二人也是第一次见面，且相得甚欢。两人曾在途中的一座山寺中小饮，忽然听说附近有老虎，正好二人酒后胆生，就勒马一同前往观看。到了离虎仅有数十步远时，马匹受惊不敢前往。苏轼说，连马都不再前进了，我们也没有理由向前了，说着就驱马欲返。谁知，章惇则鞭马继续向前。只见章惇取一铜锣，在石头上敲出声响，虎即惊窜。返回后，章惇还面不改色地同苏轼开玩笑道，兄台胆气不如在下啊！ 从这件事上，后世之人就能看出：章惇后来能频施奸计，党同伐异，此时就已见端倪了。 还有传闻说：苏轼与章惇少时为莫逆之交，一日，章惇坦腹而卧，正好苏轼从外边回来。章惇摸着自己的肚子问苏轼说，你猜猜这里面都是些什么，苏轼说，这里面都是些谋反底家事。 章惇听后亦不恼，反而是大笑不止。 第19章 陕北高原寒雪中的异乡之思 嘉佑七年（1062）八月初一，苏轼的二伯苏涣卒于利州（今四川广元市）路提点刑狱任上，年六十二。 苏轼写下了《祭伯父提刑文》，回想起去年在京师舟中的相送挥别，恍若昨日。 据苏辙《伯父墓表》所记：伯父名苏涣，最初取字“公群”，后来又取字“文父”。年少时很聪明有悟性，和他结交的朋友都是当时的上了岁数的有德行的人。天圣元年（1023），参加乡试，次年中举后被任命为凤翔府宝鸡县主簿。不久，调任凤州司法。 当时王蒙正担任凤州知州，因为与章献太后是亲家，就仗势欺人，骄傲蛮横。王蒙正知道苏公贤能，常常屈心下意，礼待伯父，把郡中事务托付给苏公打理。伯父虽然因为职务关系侍奉他，但是鄙视他的为人。王蒙正曾经向朝廷举荐过他，又给朝中当权者致简，力荐苏公。苏公告诉郡中驻京办事机构的官吏，压下王蒙正的奏章并把王蒙正写给权要的私人信件藏起来。不久，王蒙正失势落马，当时的士人因此称赞苏公。 后来，伯父被选任为祥符县（今开封市祥符区）知县，乡里从事抄写工作的吏员张宗长久以来作奸犯科、以权谋私。因为害怕苏公，就借口有病，过了一百来天就辞职了，又引荐他的儿子代替自己。苏公说：“按照当朝律令，抄写人员应该任用三等人，你是第二等，不行。”张宗向来侍奉权贵，就向州府申诉，州府发函给祥符县，苏公把张宗打了一顿棍子。不久有地位的宦官来到州府，传达皇帝的旨意，让张宗担任书手，苏公根据律令拒不接受诏命。 谁知，又有一个宦官前来传诏道：“即使不合法，也一定要给予他这个职位。”苏公对府尹李珣说：“一个平民百姓尚且能如此枉法，官府难道也要被他人左右了吗？你为何不以县衙不同意的原因来争辩呢？”李珣听了苏公的话很惭愧，第二天入朝上奏此事，皇上很是震惊，随即派内侍查彻查此事。 因为张宗贿赂了温成等人求情，就不再深究这件事。打了假传诏命的宦官一顿棍子，将之贬斥，整个府中都很震动，此事甚至惊动到了“包青天”！ “孝肃公”包拯见到苏公，赞叹道：“你凭借着一个县令的身份能够坚守刚正不阿的底线，比那些言事官不知要强多少倍啊！” 后来，苏涣被朝廷升任为利州路提点刑狱，这便是苏涣在其后辈眼中的光辉形象。 重阳节那天，苏轼没有参加凤翔府的府会，独自前往普门寺僧阁闲逛。苏轼刚入官场时，并不叫苏东坡。他除了本名苏轼外，还有一个雅号，叫作苏贤良。 “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与雁南飞。明年纵健人应老，昨日追欢意正违。”（《壬寅重九，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俗话说，“诗言志”，苏贤良把自己的心思都定格在自己的诗中了，更是把自己初涉仕途的迷茫都化成了对胞弟苏辙的思念之情了。 九月二十，凤翔当地已降小雪。 太守安排苏贤良兼任府学教授，职责就是“训迪学校生徒,课艺业勤惰,评品行优劣,以听于学政”。雪天闲来无事，衙廨里又阴冷无比，令年轻气盛、活力四射的苏轼只觉得府衙内的屋庐冷僻幽深，英雄竟无用武之地！ 他不免在这种场合回忆起昔日在出蜀的江舟上，父子三人写的诗把诗箧都放满了，又想到在郑州西门与弟弟分别时，两人早已是泪湿衣襟。还有少年时，在家从事父亲学习《易经》于东窗下，“车马敲门都不应”的温馨。 而如今，腹中藏着万卷书，在这里却不被重用，还处处要被各种俗务劳烦，真是令人泪奔啊！ 初冬时节，与李彭年一同送崔岐归二曲时口占一诗。 二曲即长安附近的韦曲、杜曲，与王曲一样皆近山。曲,应为周围之山或水流曲折迂回的曲折地貌。 唐有韦曲镇，在今西安市长安区，因韦姓诸族聚居而得名。以东五里即今长安城区东少陵原东南端，有杜曲，为诸杜世居之地，合称韦杜 。当今的韦曲镇成了西安的后花园，长安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拥有全西安最集中的教育资源。如今已在逐渐承接小寨商圈部分客流，成为西安南郊又一大综合性商圈。 李痒，字彭年，京兆万年（唐时长安城朱雀大街以东为万年县）人，官至水部员外郎。这个人极有才但多病，并因此仕途受挫，所以心中常有慷慨之感。 据后来苏轼回忆，想当年苏轼就是把这一首口占的诗作寄给李彭年，李彭年读到诗中“为问南溪李夫子，壮心应未逐流年。”（《与李彭年同送崔岐归二曲，马上口占》）后竟嚎啕大哭。 这年冬，苏轼生了场病。据我臆测，苏轼本为川人，一旦到了位于黄土高原的凤翔府时，气候干燥，水土未免不服。加之仕途及心志的不甚畅达，一入冬也就病倒了。这场病的病因其实并无记载，但这场病的发生也给苏轼的身体状况打了“预防针”。因为以后的岁月，苏轼还要为应对到各地漂泊做好体能上的准备。 一日，正在养病的苏轼突然闻知弟弟苏辙被任命为商州军事推官，掌州府助理军政之事，从八品。 但又得知，苏辙却以老父身旁无子服侍为由，禀明圣上暂不赴任，被朝廷批准。 本来苏辙早就被拟任为商州推官，但时任知制诰的王安石不肯批准，故任命迟迟未下。到了该年秋天，任命方下来，这时候的苏轼已经外任凤翔府，老父在京畿为朝廷编撰礼书，身旁无人照料，所以只有委屈一下苏辙了。 病中的苏轼想到这一切，心中不免对弟弟的遭遇怜之痛之，想到弟弟自考中功名之后，曾在殿试的策问中因敢于直言时政得失，被举为直言。当时司马光给苏辙评为第三等，但范景仁以为苏辙的言辞对朝廷不敬，要把苏辙刷下来。 仁宗说，我们本来是以直言招人的，总不能因为士子的直言而弃之吧。若是那样，天下人该如何看我们！宰相不知所措，只好将苏辙除为商州推官，然就是这一任命，也被王安石压了下来。 弟弟苏辙一心报国的宏愿此时也已经消磨殆尽，苏轼自己的仕途亦不顺。 于是，病中的苏轼一口气写下了三首诗以抒怀。劝弟弟“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答策不堪宜落此，上书求免亦何哉”，为弟弟打抱不平； “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忧家有师”，最后联想到兄弟二人同病相怜，只有对方知道自己的内心，可是两人只有在梦中相见，“此外知心更谁是，梦魂相觅苦参差”。（《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 仍在病中的苏轼，大雪连下数日都未曾起来观雪，这似乎不符合他的秉性。一个二十六七的小青年，蜷缩在阴冷的府衙里瑟瑟发抖，屋檐上堆雪欲坠，窗纸呜呜鸣响，上天似乎有意要给苏轼的仕途来一个下马威。 幸好，邛州依政县（治所在今四川邛崃市东南五十五里牟礼镇永丰村）的老乡赵荐在这时给苏轼寄来了一首诗。 赵荐（字宾兴）正在凤翔府北三十里的的属县虢县任县令，作为上下级衙门，平时两人应有过私下往来。雪天赠诗，对于苏轼这样的文人来说，绝对堪比雪中送炭。 展读之时，在苏轼心中早已有了一首唱和之词。但我们注意到，这两个人的诗作都是用的仄韵，人在心情不好时，一般不用平声韵作诗。“我击藤床君唱歌，明年六十奈君何。醉颠只要装风景，莫向人前自洗磨。”（《和赵郎中见戏二首》）想必这个赵县令的雪天心情也与苏轼一样，要么不得其志，要么职场关系紧张，总之是作了去声二十一个仄韵诗，至于什么原因咱就不再瞎猜了。 嘉佑七年（1062）岁末，新年的年味似乎已经泛起，远在凤翔府的苏轼自然忆起了眉山老家的过年风俗。岁晚相与馈问，为馈岁；酒食相邀，呼为别岁；达旦不眠，为守岁。家乡的风俗尽管与凤翔当地略有出入，但岁暮思归的心情却是一样的。 于是，苏轼再次作了三首诗寄给弟弟，把家乡的馈岁、别岁以及守岁的乡俗三事详尽地回味了一番。 该过年了，苏轼想到尚在监禁中的老百姓，这些百姓中有的是管押竹木，洪水卷走了那些竹木；或主持粮斛，陈粮年深日久霉变损失；或布帛质量低劣，估剥以为亏官；或糟渣溃烂，虚计以为实欠；或未缴纳的赃物，交当时主典之吏负责；或败折之课，均于作保人的家。 府衙中的官吏也知道他们无罪，但限于朝廷的法令又不好释放他们。苏轼是掌管欠账事宜的，还得时常违心地去向他们催账，官吏们经常鞭笞他们。因此，苏轼思前想后，决定向时任三司使（北宋前期最高财政长官）斗胆进言，想让蔡襄大人释放他们回家过年。 说到这里，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这里的“蔡”就是指蔡襄（字君谟），他的书法取法晋唐，讲究古意与法度。其正楷端庄沉着，行书淳淡婉美，草书参用飞白法，谓之“散草”，自成一体，非常精妙，宋仁宗尤爱其书。 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蔡襄是个苏轼的小弟或跟班，实际上蔡襄从年龄上大苏轼二十四岁，还是官职高过苏轼无数级的上司。所以说，苏轼给蔡襄上书，结尾处还怕恐怕冒犯蔡襄这位财政部部长的官威，以至于诚惶诚恐（干冒威重，退增恐悚）。 县令胡允文来找到苏轼，要苏轼做一篇《凤鸣驿记》，主要是歌颂一下宋选在任时勤政善政的功德。 苏轼确实也感到了宋选任太守后驿馆的变化，以前苏轼进京举进士从凤翔府经过时，驿馆简陋得无法居住，而宋选任太守后五十五天就建成了新的驿馆。所以，苏轼是欣然命笔、一挥而就，完成了胡县令布置的“作业”。 临近年底，苏轼与恩公陕西转运副使（俗称漕司，转运使除掌握一路或数路财赋外，还兼领考察地方官吏、维持治安、清点刑狱、举贤荐能等职责）陆诜（音深）在凤翔府下属的扶风县相遇，这个陆诜曾在任内举荐过苏轼出任台阁清要任使，所以说是有恩于苏轼的。 第20章 长安城外终南山，开元寺里吴道玄——苏轼的这次春游 有其兄必有其弟。 苏轼岁暮作诗分别回味了家乡蜀地“馈岁”、“别岁”及“守岁”的年节风俗之后，苏辙则在年后也作诗回顾了故乡春日里的“踏青”与“蚕市”乡俗。 眉山城出东门十数里，有座山名叫蟆颐山，山上修有亭榭楼台，松竹奇木杂然其间。山下是滚滚的岷江，因其江水极清澈，又名玻璃江。 每年的人日（正月初七），当地的男女老少、官人女眷倾城出动，一同嬉戏饮酒于蟆颐山上，这就叫踏青。南宋陆放翁曾有诗曰：只怪今朝空巷出，使君人日宴蟆颐。看来苏辙所说的眉山乡俗，确是一项流传久远的蜀地的岁首乡俗。 到了二月望日（农历每月十五），忙了一整年的蜀地乡民利用农闲的日子，在专门因蚕事而发起的集市上售卖狄箔（荐蚕之具）、瓢轮及土釜（均为缫丝之物）等蚕具。如果有争买三种蚕具的，一定是急用的蚕农，这种人往往是不吝金钱的。 苏轼与弟弟深有同感，于是又和了苏辙的两首岁首乡俗诗了事。 在凤翔公干的苏轼，上元夜（正月十五夜）时，独自一人来到凤翔府东院观看壁上王维（字摩诘）的画作。此时，夜已渐深残灯尚明，画中的僧人好像在慢慢走动，这种恍惚的感觉能持续很长时间。 苏轼又品味了王摩诘的诗，品味出诗中有画；再观赏王维的画，只觉得画中富含诗意。当然，这种艺术理论已常常出现在学校的课堂上，被颇具艺术气息的教师们在课堂上一遍遍地宣讲着。不过，从苏轼的举动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二十七八岁的青年官员客居异乡的真实状态。 到了二月，天气转暖，苏轼的病也痊愈了，他前往长安薛周的家里。 薛周，河东万泉（今山西万荣西南）人，后徙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薛颜次孙。仁宗至和中官国子博士，监上清太平宫，为驾部员外郎，未到七十岁就致仕回家养老了。此人不抽烟（烟草自明代才传入我国），但酒瘾极大，以至于苏辙后来在诗中曾专门称颂了他的酒量。 在薛周家的逸老亭，苏轼看到亭内有刘敞（字原父）的题壁诗。苏轼知道，刘原父也是常和欧阳修、梅尧臣等大佬在一起玩耍的大人物，于是禁不住诗兴大发，和了刘原父的壁上诗： “近闻薛公子，早退惊常流。买圆召野鹤，凿井动潜虬。自言酒中趣，一斗胜凉州。”——（《和刘长安题薛周逸老亭周最善饮酒未七十而致仕》） 在府衙里猫了一冬的苏轼，开春后自然是不会放过游历的机会的，此次出行应该是公事，不过史书中没有查到相关的记载。 首先苏轼到了岐山县令王珅家，王珅祖上也是蜀人，避乱迁至长安定居下来。王珅家的中隐堂，在长安城中也是个有名的园林，听说苏轼到了长安，王珅连忙写信让子弟们邀请苏轼到家里的中隐堂一游。当然，让苏轼游园不是白游，王老爷子“乞诗甚勤”，苏轼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大开“诗”界，作五律五首以奉上。 我们知道，苏轼此时的很多诗作尚且都是模仿白居易、杜甫、韩愈的，这些端倪早就被清代的纪昀（字晓岚）给看出来了。纪晓岚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轼这五首五律诗作，模仿的就是杜子美（杜甫字子美）的，这几首五律模仿的是杜子美《陪何广文游何将军山林》诸作。 比如“去蜀初逃难，游秦遂不归。园荒乔木老，堂在昔人非”这两句，清代的王文诰读后，激动地一拍大腿道，有杜诗神韵，非寻常袭杜面目者可比！那意思是说，苏轼即便是模仿了杜甫的诗，但也是模仿界的“扛把子”！ 到了宝鸡县，苏轼游览了该县治西南的斯飞阁。 斯飞阁，取《诗·小雅·斯干》中“如翚斯飞”之意。在苏轼《题宝鸡斯飞阁》诗中有“谁使爱官轻去国，此身无计老渔樵”句，清代苏学大家王文浩据此判断，苏轼这首诗是在用于怀念太守宋选罢任凤翔府的。 其实不然，苏轼题宝鸡斯飞阁是在春日，而陈公弼接替宋选却是在该年的七月。 终南山，又名太乙山、地肺山、中南山、周南山，简称南山。它位于陕西省境内秦岭山脉中段，古城长安（西安）之南，是“寿比南山”、“终南捷径”等典故的诞生地，属于道教名山。终南山是个极具仙气儿的地方，有着这么深厚的道教文化和浓厚的神仙氛围，所以，有很多后世名人曾经隐居于此，他们淡泊名利、潜心修行，甚至在仕途上有发展之人，也曾半官半隐的自在生活。 到了长安的苏轼，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一个所在。 按说苏轼兄弟此前曾游过终南山，这次苏轼前来算是故地重游。苏辙得知哥哥再游终南山，给哥哥作了一首诗寄了过来，“应有新诗还寄我，与君和取当游陪”。 苏轼接到信，一阵感动，当即和诗一首，“懒不作诗君错料，旧逋应许过时陪”（《重游终南子由以诗见寄次韵》），解释了近期很少寄信的原因不是哥哥我老懒，是你想多了——哥可不懒！ 寒食节到了，就在布谷鸟将要催耕的时节，苏辙又给哥哥寄了一首寒食诗。 寒食节为国人的传统节日，在夏历冬至后的105天，大约清明节前一二天。寒食节朝廷当初设为节时，因是在冬日，当时所有士民需吃一个月的冷食，没有人家敢动火烧饭。据传后汉官员周举到任后，先作祭文到介子推庙前凭吊，然后宣告州民，冬日冷食会残损民命，这也绝不是贤者介子推的本意，要求州民生火做饭恢复温食。 后世的发展中逐渐增加了祭扫、踏青、秋千、蹴鞠、牵勾、斗鸡等风俗，“寒食节”前后绵延两千余年，曾被称为中国民间第一大祭日，寒食节又是汉族传统节日中唯一以饮食习俗来命名的节日。 苏轼在给弟弟和诗中，有一句“忽闻啼鹃惊羁旅，江上何人治废田”（《和子由寒食》），我们得知此时的苏轼尚未返回凤翔府。 苏轼返回凤翔府后，又游览了开元寺，当时的开元寺有大殿九间，大殿的后壁上还有吴道子的壁画。吴道子，又称吴道元，字道子，后改名为道玄，阳翟（今河南禹州）人，唐代着名画家，画史尊称画圣。 吴道子这个人笔法超妙，称为百代画圣绝非浪得虚名。他早年行笔差细，中年行笔磊落挥霍，如蓴菜条。人物有八面，生意活动，方圆平正，高下曲直，折算停分，莫不如意。其傅彩于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缣素，世谓之“吴装”。 在开元寺的壁画中，吴道子画了自佛祖开始修行说法到灭度的故事，画中有山林宫室，还有人物禽兽，数千万种。如在佛祖灭度时，画中比丘众神躄踊哭泣，皆若不自胜者，就连飞鸟走兽，亦作号顿之状。独菩萨淡然在旁，若平时一样，没有一点哀戚之容，一切都宛如真实的场景。画的落款是唐开元三十年识，粗略算来，距苏轼赏画的嘉佑八年（1063）已经有321年了。 苏辙又写信告诉哥哥，这几天好久都不曾抚琴的父亲大人突然来了兴致，叫自己去向别人借了一把雷琴，弹起了以前的旧曲，所幸还能记起旧曲的十之三四。 苏轼想起前段时间在终南山时，曾令道士赵宗有在溪堂弹琴。若父亲大人的琴声“应有仙人依树听，空叫瘦鹤舞风骞”（《次韵子由弹琴》），那么赵道士的琴声则是“时引惊猿撼竹轩”（同上）了。 三月辛未（二十九日），仁宗驾崩，享年五十四岁。 宋仁宗，名赵祯（原名赵受益），宋真宗赵恒第六子。其母为李宸妃，宋朝第四位皇帝，为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天禧二年（1018），被立为皇太子，赐名赵祯，乾兴元年即位。庆历三年（1043）开展“庆历新政”。在位期间，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史称“仁宗盛治”。 赵祯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特别善于约束自己，对下属宽厚以待，让百姓休养生息，因此受到后世的称赞。他知人善用，因而在位时期名臣辈出，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赵祯在位期间，宋朝“四海雍熙、八荒平静，士农乐业、文武忠良”。史上有“庆历、嘉佑之治”之称，尤以“嘉佑之治”为多。 据《宋史》记载：赵祯驾崩的消息传出后，“京师（汴梁）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赵祯驾崩的消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 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办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村妇们头戴纸糊的孝帽，竟也在哀悼仁宗的驾崩。 四月初一，皇子赵曙即位，是为英宗。 赵曙本为濮王赵允让第十三子赵宗实，后改名赵曙，因赵祯晚年无子，最终只得于嘉佑七年（1062年）八月立赵宗实为皇子。 次年春，英宗新皇帝即将逾年即位改元。此时的苏轼抓住了这一时机，向韩琦上了论场务书。纵观此书，长篇大论皆是要求朝廷变革制度，让官权于民，使劳动人民休养生息，想办法富裕起来，以应对国家重大之事故。因为过了年，新皇帝就要首先改元而推行自己的王道为天下表率，苏轼想让韩琦代为上奏。 对于发生在苏轼这位二十多岁小青年身上的这类热情，我们表示充分的理解，想必韩琦韩大人也是理解的。但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如何运转，在封建君主制的国度里，任何个人都不要幻想着去扭转乾坤。 第21章 《凌虚台记》行文里的玄机 嘉佑八年（1063）六月初十，苏轼的二伯母去世了，当时只有苏轼的三堂哥苏不危侍奉在母亲身旁。 此时，二伯刚去世不满一年，真是祸不单行。苏轼在大堂哥苏不欺的妻哥蒲诚之路过凤翔府时，曾给蒲诚之提过此事，因苏轼大堂哥不欺的岳父家姓蒲，是蒲诚之的同族。 这年七月，宋选罢任凤翔府知府，由青神县老乡、京东转运史陈希亮（字公弼）接任。 陈希亮这个人身材矮小、清瘦，为人却刚直，面目阴冷，两眼澄澈如水。张口说话斩钉截铁，常常当面指责别人的过错，不留情面（面陈人过，退称其长，这是一种君子之行）。所以每逢士大夫宴游之时，但闻陈希亮到来，立刻阖座肃然，索然寡味，怎么也乐不起来。他对待僚属，自然更加严厉，竟然有很多人吓得对他不敢仰视。 苏轼虽是以京朝官差允（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可仍是个幕职，相当于如今地方政府的秘书长，职掌赞襄郡县的政务，综理诸案文移，斟酌可否。签拟后再报告郡守，或罢或行。这一职务与“一把手”公事上的关连，是极为密切的。 而苏轼与陈希亮两人的性格，却是如冰炭不相融合。 苏轼性豪阔，不会官僚滑头，而做事却勇于负责，意见不同时，便要据理力争。争议不下，这二十七八岁的签判，年少气盛，就不免行诸辞色，一点不肯屈就退让。 陈希亮也有意要裁抑这个锋芒太露的后辈，对他也一样端起架子，毫不客气，使苏轼更难忍受。府衙中的吏役，为了对这位签判的制科出身表示敬重，大家尊称之为“苏贤良”，这类颇似现代的“老师儿”称号一样，实在是一件平常小事，不料被陈知府听到了，斥道：“府判官只是协理文案的官员，有何贤良可言？”令苏轼很下不来台。 此后，凡看到苏轼有骄矜自得之意，陈希亮在苏轼登门求见时，也是故意拒绝不见。遇到府里需要斋醮祈福，苏轼负责撰写的祈祝小文，陈希亮也是左涂右改，如此往返数次，直至把文章改得面目全非，这才启用。时间久了，苏轼认为上司是在无端打压自己，遂与陈希亮交恶，如果没有公事往来，他尽量不与陈希亮接触，即使中元节这样的重要节日，他也拒绝前往知府官署与上司一同参加节日宴会。 陈希亮官僚架子很大，同僚晋见，就任由其客座中等候，久久都不出来接见。甚至有客人在客座中都等得打起瞌睡来，苏轼心生不平，作《客位假寐》诗，讽刺他：“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 七月二十四，天久不雨，苏轼又以官家的名义赴磻溪祷雨。 磻溪，是一条溪流的名称，在今陕西省宝鸡市东南，相传是姜太公钓鱼的地方，今存有钓鱼台。在古诗词中，磻溪也会代指姜子牙。 苏轼一行走了一天，夜宿虢县。翌日晚，从虢县南渡渭水，晚宿古时候曾氏所建的僧舍曾阁。 时近夜半，苏轼却无法入眠，看到壁上有前县令、自己的四川老乡赵荐的题名。想起此前自己在凤翔府的大雪天，病中曾收到赵荐来信时的欣喜，如今已是“故人渐远无消息，古寺空来看姓名”（《七月二十四日，以久不雨，出祷磻溪。是日宿》）。 宋时官员的出行祷雨，必须要赶在黎明时分进行，因此五更前就要起身前往。所以说，夜半三更时是不能睡着的，而山中僧舍又没有更漏可听，只有麻烦仆夫频频出门察看天上的北斗星了。 古人通过观察天象、星宿、月亮和自然现象来判断时辰，他们结合生活经验和季节变化来推算时间。 此外，古人还观察月亮的位置和形态来判断时间。农历中，满月、新月、上弦月、下弦月等不同的月相和位置，都能反映出一个月的不同时段。通过这些月相的变化，古人能够较为准确地判断时间的流逝和季节的更替。 除了天文观察，古人还采用了其他巧妙的方式来辅助计算时辰。例如，水漏计时法，通过水滴的流动速度来估算时间。还会结合了生活经验和季节的周期性变化来补充推算时辰。比如，古人常根据鸟兽的活动、植物的开花结果、虫鸣等现象，来感知不同时令。 这些观察都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界的敏感和对时光流转的深刻认知，古人对时辰的精确把握，不仅仅是为了生活的需要，更是一种对宇宙法则的理解。 苏轼问了几次，仆夫都说斗杓尚倾，故苏轼根本不能睡下，只得起来闲观，所以才无意中发现了壁上赵荐的题诗。 七月二十六，苏轼一行五更开始从曾阁启程，到磻溪时天色尚未明。 这日，在磻溪祷过雨，苏轼就前往虢县的阳平镇了，中途在岐山县东南一百八十里的麻田青峰寺的下院翠麓亭休憩。 苏轼觉得，若是不进这一座位于峰前的寺院，将会是是白来渭上一趟了。这里的风景那是“谷映朱栏秀，山含古木尊。路穷惊石断，林缺见河奔。”（《是日自磻溪将往阳平憩于麻田青峰寺之下院翠》）。清人王文浩认为这首押上平十三元韵的诗中，“尊”字押的玲珑剔透，只有在山中穿行过的人才会知其精妙，若是仅觉得这个尊字表达的是古木的厚重就失之于浅薄了。 及次日，苏轼从阳平镇出发，往斜谷方向而去，“板阁独眠惊旅枕，木鱼晓动随僧粥”（《二十七日自阳平至斜谷宿于南山中蟠龙寺》）。当晚夜宿郿县西南三十里的南山中盘龙寺。 褒斜谷，长一百七十里，南口曰褒，北口曰斜。 《郡国志》云：褒口在褒城县北。北口曰斜，南口曰褒，同为一谷。自褒口至凤州一百三十里，始通斜谷。斜口在凤翔府郿县。褒水和斜水（今石头河）均发源于秦岭深处的太白县，前者南流入汉水，后者北流入渭水，两者河谷统称“褒斜谷”，长约五百里，自古即为沟通秦岭南北的要道。 在苏轼的眼里，就在此山后，巴蜀近在咫尺，不知何时才能够归耕家乡江边的田里，真想心随南飞的大雁回到蜀地的怀抱里。其实，蜀本是以褒斜为前门，而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市的市辖区）者，蜀之扞蔽也。 苏轼一行人到了下马碛，只见此处的北山僧舍有一座怀贤阁，此阁南直斜谷，西临五丈原。苏轼前往虢县之磻溪祷雨，这里是必经之地，所以能看见郿县的五丈原。 《晋阳秋》：建安十二年八月，有星赤而芒角，自东北西南流，投入亮营，三投再还，往大还小，俄而亮卒，时年五十四岁。五丈原西侧，今尚有落星村。 回到凤翔府，苏轼与知府两个人之间的摩擦日益加深。苏轼益发感觉落落寡合起来，他既不赴府宴，中元节也不过知府的厅堂。陈希亮抓住这一点，竟然上奏朝廷纠劾他，最终苏轼被朝廷罚铜八斤。 但憋屈的日子还是得过，闲暇下来，苏轼索性不去想这些，他读读《道藏经》，或与弟弟书信往来，诗词唱和，倒也能不亦乐乎。 南溪有座会景亭，处于众亭之间，苏轼认为与其名字不相称，特改其名曰“招隐亭”，并作诗以告来者。 九月十六，秋高气爽的时节，苏轼带着家人到扶风县南山的天河寺游玩。因感慨此寺登涉之不易，遂题诗于亭壁。二十年后，世人喜爱其笔墨的精妙，怕天长日久字迹湮灭，就把此诗作模再勒石，保存于扶风县南马援祠中。 冬日，苏轼来到周至，拜谒了上清宫的上清真君张守真，作了《上清词》。 腊月十四日起，苏轼又在终南山小留了几日，专门前往南溪小酌，寻觅此前自己在竹子上的题诗。诗文已题在竹子上三个多月了，现在重游，幸而他找到了那些诗句，于是赶紧抄录了下来。 南溪之南的竹林中，苏轼又新构筑了一座茅堂，因茅堂深藏竹林深邃处，因而题名“避世堂”。这时，成都知府韩绛（字子华）又推荐蒲诚之接替苏轼此时的职务，这正是苏轼求之不得之事，可是最终却没有办成。 八月间，王安石之母病逝，苏老泉并不前往吊唁，而是在这时候还作了一篇《辨奸论》，以讽刺王安石。 六年后的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命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对。保守派为打击王安石，传出了这篇文章，并以死去的苏洵署名，借以显示苏老泉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就“见微知着”，预见到他“得志必为奸”。 《辨奸论》是否是苏洵所作，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此论先抬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万事均可“见微而知着”，预测规律，作为理论基础。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之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同科进士张琥，字邃明，又名张璪，滁州全椒人（今安徽滁州市辖县），后为凤翔府户曹参军（专管户籍），苏轼曾做过一篇《稼说》送他。这两天，张琥在归家之前专程来看望苏轼，血气方刚的苏轼有感于当时士大夫中滋长着急功近利，浅薄轻率的风气，因而特地写了此文送给张琥，并愿与之共勉。 苏轼用自己的学习实践和亲身经历，进一步说明做学问千万切忌自得自满、追求虚名，要去专心学习，只有做到“博观而约取”，使自己具有丰富精粹的知识基础，用起来才会感到绰绰有余，从容不迫。这就是“厚积而薄发”的道理。 最后，苏轼还托张琥把这个观点也转告其弟苏辙，看似闲笔，而意在表明这确实是他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太守陈希亮在府衙的后圃筑台，自名为“凌虚”，命苏轼写篇记文。 由于带着对太守陈公弼的不满，苏轼抓住了这一机会，特意作了篇《凌虚台记》，狠狠地嘲讽了陈太守一番。就连后世的杨慎都认为：《喜雨亭记》，全是赞太守；《凌虚台记》，全是讥太守。《喜雨亭》直以天子造化相形，见得有补于民；《凌虚台》则以秦汉隋唐相形，见得无补于民，而机局则一也。 其实苏轼的本意就是说，昔日的荒草野田，今日的凌虚台，这是由无生有；今日的凌虚台，明日的荒草野田，这又是化有为无。兴废成毁交相回旋，无穷无尽，谁都不能知晓。还由近及远，从眼前的凌虚台延伸到漫长的历史。把秦穆公祈年橐泉、汉武帝长杨宫、五柞宫、隋仁寿宫、唐九成宫的兴盛与荒废赫然放置在凌虚台的面前。两相对比，百倍于凌虚台的宫胭如今求其破瓦颓垣犹不可得，凌虚台的未来也就自不待言了。 总之，说白了就是在告诫太守陈公弼：如果有人想要以高台夸耀于世而自我满足，那就错了。世上确实有足以依凭的东西，但是与台的存在与否是没有关系的。 谁知陈太守读完记文，知道苏轼是因为自己曾大肆涂改过苏轼的文章而心存不满，在此实有讥讽之意，然陈太守“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着实是赞其才也。 治平是北宋时宋英宗赵曙的年号，共计四年。 “治平”语出《抱朴子》:“又于治世隆平，则谓之有道，危国乱主，则谓之无道。” 赵曙继位之后，任用旧臣韩琦等人，仍沿袭祖制，也与辽国和西夏没有发生过战争。 赵曙在未即位前就已听说过苏轼，且十分仰慕。即位后，赵曙本想按照唐朝的惯例将苏轼召入翰林院，授予他知制诰职务。但宰相韩琦却说:“苏轼是能成大器的，今后必然会被皇上所重用，只要朝廷好好栽培他，日后全国的文人学士都会为皇上效劳的。到那时，朝野上下人心所向，也就不敢有人对此有异议了。倘若现在就突然重用苏轼，天下士大夫恐怕会怀疑他的能力，这对苏轼是极为不利的。” 赵曙又问韩琦：“让苏轼修起居注怎么样?”韩琦说：“修起居注与知制诰官职性质相同，官品接近，恐怕也不太合适。” 英宗只好命苏轼在史馆试用了事。 第22章 十冬腊月，离任凤翔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 正月十三。 苏轼的同学（同科进士）、商洛令章惇自长安带着苏旦和安师孟来凤翔府拜访苏轼，并一同至周至县清平镇游览了楼观、五郡、大秦、延生、仙游等景观，此次往返四天，得诗十一首。 这十一首诗都寄给了苏辙，兄弟俩互相唱和了一番方罢。 据传，苏轼与章惇等人游终南山仙游潭时，只见潭下绝壁万仞，只有一根孤木横亘其上。章惇邀请苏轼沿横木过到对面在潭壁上题几个字，苏轼因害怕而不敢逾越。以今天的原理来解，苏轼疑为患有恐高症也。 哪知，章惇沿孤木信步轻易就走过去了。这还不算，章惇又用一根长绳绑在树上，把自己垂放下去。小心地提着自己的衣襟，用漆墨润湿大笔，于石壁上大书：苏轼、章惇到此一游！ 书完后，再从容折返，一来一去，章惇却是脸不红心不跳的（神采不动）。 苏轼目睹这些，惊骇得拍着章惇的背说，你日后必能杀人！ 章惇闻之，不解。 苏轼说，能轻易拿自己性命做赌注的人，日后便不怕杀人。 章惇大笑。 谁知，日后苏轼此语竟一语成谶。 这一段子，流传的相当久远。在后世人心目中，甚至化成了贴在章惇身上的标签。 二月十六，苏轼又与张杲之、李彭年重游南溪。 几个人喝得有些醉了，就相与解衣脱鞋，赤足褰裳蹚入溪流中，一起大声吟咏唐人韩愈的《山石》诗。看来，宋时即有追慕古人风尚的传统。 《山石》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诗作，已被选入今天的《唐诗三百首》。此诗为韩愈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七月离徐州赴洛阳的途中，当时韩愈游览了是洛阳北面的惠林寺，同游者是李景兴、侯喜、 尉迟汾。 诗题为“山石”，但并非咏山石，实则是一篇诗体的山水游记。诗中的“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促为人靰”句是全诗主旨。全诗颇显韩愈“以文为诗”的特色，其突出特点是运用了赋体的“铺采摛文”手法，气势遒劲，风格壮美，数为后人所称道。 苏轼在南溪这种终南仙境里，深深地体会出了韩愈的诗境，当晚便留宿溪堂，不忍轻易离去。 在苏轼的和诗中，“人生何以易此乐，天下谁肯从我归”道出了苏轼此时的真实心境。 春日里，蒲诚之的车骑到了二曲。苏轼本来可以与老蒲同志见个面叙叙旧的，但是苏轼又接到通知，说全体府中官员都要在天亮前出城，去迎接一位三司副使张省簉（音造）。副使，即宋时“三司副使”之简称。 苏轼怕蒲诚之来了见不到自己，就提前给蒲去了信解释了一番，觉得这样显得礼貌些。毕竟，老蒲是大堂哥不欺的岳父家的族人，退一步说也算是在异地为官的老乡。 过岐山时，苏轼听说岐山西北七八里有座周公庙，庙后百许步有泉依山。到近前看时，果见一股甘冽的泉水正不断地向外喷涌。 相传，此泉仅在太平盛世时会涌水，而世道繁乱之时就会枯竭不流。唐时的凤翔府节度使上奏朝廷后，朝廷为此泉赐名“润德泉”。 治平元年（1064）八月十一日，时近中秋。 这天晚上，苏轼夜宿于凤翔府府学值夜。夜来无事，遂将苏辙寄来的《赋园中所有十首》，写了十首和诗。睡梦中，梦见与苏辙同游南山，二人兴致大炽，一连作了几十首诗。一觉醒来，作诗的余奋尚在，诗却荡然无存，只记住有一句“蟋蟀悲秋菊”。“野菊生秋涧，芳心空自知。无人惊岁晚，唯有暗蛩悲。”于是，携着梦境，提笔又写了这首诗。 《苏轼诗集》中，这首诗被定名为《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在这里，我们参照苏轼自注，此诗可暂更名为《蟋蟀悲秋菊》。 原来，在京师侍奉父亲的苏辙，闲暇时于京师宜秋门里的南园种了十数种草木，都各作了诗寄给了哥哥，而南园是父亲在京师所置的产业。 苏辙在南园的赋诗一共十首，分别吟咏了园中的萱草、竹、种芦、病榴、葡萄、丛娀、臝、牵牛、柏和葵等植物。 苏轼和了弟弟的十首诗，加上特地又和的梦境中的《蟋蟀悲秋菊》诗，共十一首。 在前六首和诗中，苏轼每首都各有所指的植物，后五首则如脱缰之马，信手写来，已无所专指。 清人纪昀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此首忽跳出题外，取兴在即离之间”。同为清人的王文诰听了，较为欣慰地说，“晓岚知其跳出题外读此诗，尚不为失眼，但究为理清诸诗线索，故其后所论作法皆误，冰炭之不相入矣。” 总之是，在这一问题上，两位文人大学者尚带有“文人相轻”之嫌疑。 是清代浙江仁和人，他穷毕生之精力钻研苏轼，四十年间，寒暑不辍，一生追寻东坡踪迹，行遍大江南北。若非敬爱之深，用力之勤，难以做到这一切。可以说，自南宋以来，对东坡研究之深、敬仰之切、理解之透，唯此一人而已。 因此，顺带着点评一下纪晓岚，我们认为王文诰同志还是够格的。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秋，西夏军大举侵犯西部边境的静边砦。 时任转运使兼任一路的经略使陈述古（字密直）与副总管刘几议的进兵意见不合，军队中人心惶惶、无所适从，边境地区的居民更是惶恐不安、人心汹涌，震动了三辅一带。 在汉代，长安附近的地区被称为“三辅”。?“三辅一带”是指汉代负责治理京畿长安附近地方行政事务的三个长官的合称，即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所管辖的地区。其中的“?京兆尹”?负责长安城内的行政事务，?“?左冯翊”负责京畿地区的东部，?“?右扶风”负责京畿地区的西部。这些地区共同构成了汉代京畿长安附近的行政管理体系?。 就在三辅振动之际，在苏辙写给哥哥的信中，甚至称颂哥哥善射，兄弟俩此时甚至也想弃笔从戎，上阵杀敌为国守边，“穿杨自笑非猿臂，射隼长思逐马军”（《次韵和子由闻予善射》）。 正在千钧一发之际，朝廷派王素（字仲仪）以端明殿学士除知渭州（北宋时辖境相当今甘肃平凉、华亭、崇信及宁夏泾源等市县地）。边境的士兵与老百姓听说了王素要来，一时间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军队也变得纪律严明，军容整肃，旗帜飞扬，鼓角响亮，羌人当天就撤兵遁去。 要知道，王公下车伊始只不过是设宴慰劳了守边的将士们而已。通过这件事，让苏轼知道了老臣名将对于国家不同寻常的意义与作用。 王素这个人，字仲仪，大名莘县（今属山东）人，是北宋名臣王旦之季子，其子名王巩。赐进士出身，累擢天章阁待制、淮南都转运按察使，又迁龙图阁直学士，历知定州、成都府、开封府、许州。英宗治平初，召拜端明殿学士，出知渭州、成德军。神宗熙宁初知太原府，官至工部尚书，谥“懿敏”。 十月下旬，苏轼给眉山老家的一位布衣之交杨济甫去信，告诉老杨本年的腊月十七八就要罢任凤翔府，离开岐下了，今后二人将离得越来越远了。那位在一起共论过唐史的青神县的的老乡、妻王弗的兄长王道矩，寄信说不久要来凤翔府看望自己。 因为道矩没说自己何时动身，苏轼只得在信中告诉老杨，让他再来信时把王道矩的行程告知一下，主要是怕王道矩来到凤翔府后见不到自己。 冬月初四，应韩琦之请，苏轼到陕西路察看。 苏轼目之所及，看到的是地方正在征刺义勇军，每三户人家中选择其中一户人家必须出一人丁，刺以为义勇军，以至于地方上忧愁怨恨的老百姓哭诉声震动朝野。 次日，正是冬至。 苏轼借先王在冬至与夏至这两天关闭关卡，禁止商旅之人通行，君主不问政事的先例，上奏英宗皇帝要重视国家的休养生息之理，万万不要再去劳烦百姓。 这时候，苏轼的老乡，曾举荐过二伯父的孙拚去世。 孙拚，字梦得，初名贯，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举进士。历任开封府推官、尚书吏部郎中、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 关于此人，苏轼曾讲过流传于家乡的他的故事： 据说，孙拚曾与一个学子同赴科举考试，路过华阴时下雪，路遇一老妇两鬓如雪不知从何而来，坐在雪地里竟无丝毫畏寒之色。那个学子习以为常，没有理会，而孙拚却将随身所带的数百钱送她。走了一段路后，学子后悔没施舍老妇，转回时老妇已不见。 这一年，孙拚以第三名高中，而那一位学子却至老死也未考中。 仲冬时节，凤翔任上已满三年的苏轼，将要罢任还朝听封。 这时，太守陈公弼邀请苏轼到凌虚台上相聚饮酒。回想起与陈太守在一起共事的日子，苏轼才认识到老陈实乃“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贵人，皆严惮之。见义勇发，不计祸福，必极其志而后已”，此时此刻，两人正在凌虚台上，“不如此台上，举酒邀青山。青山虽云远，似亦识公颜。”（《凌虚台》），前嫌尽释。 不仅如此，在这里，苏轼还结识了后来成为挚友的陈太守的四儿子陈慥。 对于前段时间的羌人来犯之事，苏轼心中还是有些耿耿于怀的。虽然王素的到来使得三辅复安，但苏轼还是希望朝廷能对西夏发动进攻，用武力教训一下来犯之敌，以达到长治久安的效果。 所以，在此时给弟弟的诗中说到，“千金买战马，百宝妆刀环。何时逐汝去，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 “吾従天下士，莫如与子欢。羡子久不出，读书虱生毡。”（同上）苏轼与弟弟的兄弟情贯穿着二人的一生，后面还会经常论及。此时的二人，一个在陕西，一个在京师，分别已有三载。苏轼觉得，兄弟情是无人能够取代的。 周至县的南界是芒竹，因芒水之曲多竹林，凤翔府东南二百三十里，就是司竹监的所在。 “司竹监”就是当时掌管植养园竹的机构，凡是宫中百官所需竹器的竹子，均是司竹监命工人择其材干以供之。适逢司竹监官司年例烧苇，烧苇也是为了给明年的新苇萌发提供草木灰的养分。 苏轼正好碰上官家烧苇时在苇园里会猎，于是就在此观猎。“主人置酒聚狂客，纷纷醉语晚更哗。燎毛燔肉不暇割，饮啖直欲追羲娲。”观猎后还分食了烤熟的野味，豪饮一番而归，“酒酣上马去不告，猎猎霜风吹帽斜”（《司竹监烧苇园，因召都巡检柴贻最左藏，以其徒会猎园下》），归家后还作了这样的诗句。 自从当年在京师东门的一别，如今二伯已仙逝两年多了，在苏轼眼里，这一切如同梦寐。适大堂哥苏不欺迁葬父亲至眉山永寿乡高迁里墓地之时，行将离任的苏轼，在官舍里为亡伯苏涣写下了两首挽诗，“至今如梦寐，未信有存亡”（《亡伯提刑郎中挽诗二首，甲辰十二月八日凤翔官舍书》）。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腊月十七，二十九岁的苏轼在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任上任满，离任返京候选，终于离开了歧下这片呆了三年的土地。 第23章 着实难忘凤翔时 人一旦离开一个自己呆了很久的地方时，不免会回想起往日的甚至是初来时的情景，这也是一种轮回。当苏轼要离开这一北国之乡时，他不免地在脑海里浮想联翩： 在凤翔，他初识文同。文同，字与可，号笑笑居士、笑笑先生，人称石室先生。梓州梓潼郡永泰县（今属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人。 在苏轼眼中，文同“甚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气方刚，谈词如云”。 据传文同是苏轼的姑表兄，大苏轼十九岁。在诗书画全能型人才方面，苏轼与文同齐名，巧的是二人不仅是亲家（苏辙之长女苏氏，适文同第四子文务光），情同手足，并且同为“竹痴”。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句话，既是苏轼的自况，也是苏轼对自己那位亲家的评语。 据说，苏轼画竹，追根溯源，也是受文同“传染”，并且还是文同授之以技法。苏轼也公开表示，“与可与予亲厚无间，一日不见，使人思之”。 在凤翔，苏轼闲来还曾与弟苏辙写诗唱和了“木山引水”园中景观，但这个“木山”究竟为何物，只知道是苏氏父子嘉佑四年（1059）江行赴汴时，杨绛赠给父亲的物件。 兴州（今陕西略阳）太守晁仲约（字延之）工于文学，与王安石、苏轼、文同等都有文字交往。苏轼听说，老晁新开了一处晴碧亭的东池，司马光、文同与苏辙都分别题了诗，自己也题了一首奉上。 在凤翔时，开元寺老僧曾密授苏轼一本介绍烧金方术的书。 后来，架不住知府陈公弼的苦苦相求，将书传给了陈太守，结果陈公弼却因此受损。此说与陈公弼的个人品行虽不相称，但故事却是出自苏辙之着述《龙川略志》，想必也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大致情节，苏辙是这样说的： 我的兄长苏子瞻，曾在凤翔府扶风县干过公事，那里的开元寺古壁画甚多。而子瞻与父亲一样从小就酷爱书画，因此公务之余，常常一个人骑匹马就进寺赏画，有时候竟会沿墙转来转去专注赏画一整天。 有一次，寺里两位老僧出来向苏轼作揖道，贫僧的小院就在不远，不知能否光临赏光？ 苏轼到了之后，老僧说自己有一种用朱砂将淡金提炼成纯金的方子，自己暗中观察很久，发现苏轼是个可传授之人（也许是被苏轼在寺院里赏画时的专注表情所打动）。苏轼道，我不好方术，即使得到方子，也不可能也没有功夫去炼金。 老僧非常满意道，此方知而不可为，公若不为，正当传矣！ 老僧又道，此方非不传人，以前曾传授过人，但得方者往往不是命丧就是丢官，因此再不敢轻易传人。 当苏轼打开书看时，里面介绍：每淡金一两，视其分数，不足一分试以丹砂一钱益之，再掺杂其他几样药石在坩埚里煅烧，杂质就会析出，但金砂不会损耗，反复几次，直到金子色匀乃成。 后陈公弼知道了此事，便一再向苏轼索要此方，苏轼无奈地献出此方，但百般告诫陈公弼不要尝试其方。陈公虽口头上答应，但私下里却乐此不疲地炼金，以至于陈公弼果然五脏六腑败坏后死去。苏轼也深为此事自责。 后苏轼在黄州遇陈公之子陈慥，方知是他爹陈公丢官后在洛阳无钱置办田宅，才大量地炼金，以至死亡。 关于苏辙在书中亲口讲述的这件事，我们始终难以完全相信。 也许是始终对陈公弼印象不好之故吧，将灵异古怪之事转嫁到陈公弼身上也未可知，但从这件事上反映出来因果关系，的确是国人古往今来相对认同的逻辑。 在凤翔府任上时，妻子王弗常常劝苏轼谨慎行事与交游。每逢苏轼外出归来，她就会问的很仔细，说，你远离父母，处事不能不谨慎。不仅如此，还常会用公爹的告诫去提醒苏轼（很会来事儿但很贤惠）。苏轼与客人在外面交谈，她就会站在屏风后面静听，客人走后，她就对苏轼说，某某人说话两面讨好，某某人与人能很快成为密友，这种人与人结交的快，背叛的一定也极快（交浅言深的人不可靠）。 事后，苏轼所看到的结果果然就和王弗说的一模一样。 凤翔府中苏轼住所的一棵古柳下，每逢下雪总有一尺见方的地方不会存雪，天晴后那块地方也常常会鼓起数寸。苏轼想挖开看看是不是古人埋藏丹药的地方，王弗这时候就对苏轼说，如果婆婆在的时候，肯定不会让我们挖开！ 苏轼只好惭愧地打消了这个念头。 在凤翔时，苏轼曾经与一位叫董传（字至和）的洛阳人相熟，其时董传作的诗闻名于时，所以苏轼就会在闲暇时与董传谈论一下诗词。 在杜甫的《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诗里，杜子美以松树障子为背景，以李尊师的到访为契机，表达了自己对艺术、文化和人生的热爱，通过细腻的描写和抒发情感的方式，展示了诗人的文学才华和高尚的情操。但苏轼觉得“已知仙客意相亲，更觉良工心独苦”这一句太平常了，大诗人杜甫怎么也会在诗中出现如此平平无奇的句子呢？ 谁知，董传听后笑笑说：这两句感慨正是为你这类人而发的。就是说，大凡高人作诗，用意太深了，别人就未必能真正领悟，这就是所以这般“用心独苦”的原因。 不仅如此，苏轼还与凤翔人魏起（字兴叔）谈论过杜甫多个版本中诗句的舛误。我们知道，苏轼的诗多从杜甫、白居易、韩愈等诸人传承演化而来，因此可以看出，苏轼从一开始就非常努力地在研习着杜甫老先生等名人的诗作。 在凤翔时，武功令太原人王颐（字正父）与苏轼相结识，后来两人日渐相厚。王颐曾亲采绛县的澄泥与建州龙焙山的苍石制砚，馈赠苏轼，其中的龙焙山苍石砚还被苏轼命名为“凤咮砚”。苏轼爱砚，分别在砚上做了铭，铭文都流传了下来。 王颐还送过苏轼一只盛放舍利的龟形铜盒，只不过在后来苏州报恩寺重修古塔时，苏轼手边没有舍利可施舍，索性就把这只铜盒施舍出去了。 在凤翔，苏轼还曾花十万钱从一客商手中买下四块画板，四块画板上是吴道子亲笔所画的四位菩萨像。 据说这四块画板是唐僖宗广明之乱时，有位和尚从黄巢的兵火中抢出来再冒死背到凤翔的，和尚后来死在了凤翔府的乌牙僧舍。等苏轼看到时，这些画板已存放在凤翔一百八十年了。苏轼将这四块画板买下献给了自己酷爱字画的父亲苏老泉，老泉死后，苏轼应乡僧宝月大师惟简的请求，又将此画板全部施舍留给了惟简所在的寺院。 在凤翔府期间，苏轼兄弟往来唱和的诗文，被兄弟俩编成了《岐梁唱和诗集》。这里的“岐”指的是凤翔，“梁”则是指京师开封。在今天的苏轼文集中，这一时期保存下来的唱和诗共有一百一十二首之多。 在凤翔时，苏轼有幸在终南山下得到一件古器。刚开始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见它的铭文中有“宝尊敦”三个字，所以才知道这东西是一尊敦。“敦”原为中国古代食器，在祭祀和宴会时放盛黍、稷、稻、梁等作物。它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后来逐渐演变出盖，到战国时多为盖形同体。常为三足之型，有时盖也能反过来使用。 在凤翔时，苏轼闲暇时书写过楚辞一章，书体似钟繇形体，用笔得心应手，可见那时候他的书画水平已经绝出世俗了。 在苏轼眼里，世人还有一种神仙般的生活方式，那就是“酒仙”。 所以，当他看到凤翔一个村邸的墙壁上有一首小诗时，赶紧地就抄录了下来：“人间有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无眼禅，昏昏一枕睡”。到了南宋时期，诗人范成大也据此作了首《题醉道士图》：“蜩鷃鹏鶤任过前，壶中春色瓮中天。朝来兀兀三杯後，且作人间有漏仙。” 从词意上看，小范还未完全脱离苏轼抄录诗之窠臼。 在凤翔时，苏轼曾与邠州（今陕西彬县）人张舜民从游。 张舜民，字芸叟，自号浮休居士，又号矴斋。英宗治平二年(1065)进士，诗人陈师道之姊夫。 离开凤翔去长安时，苏轼曾拜访过石苍舒（字才翁），此人“号称”关中最有名的书法家。应石苍舒之邀，苏轼特意“献丑”写了几幅字，还在后面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书法观点。 时年二十八九岁的苏轼认为：传说中王羲之在王献之正作书时，从身后拔不出儿子的毛笔，便知道儿子日后必成大器这种论调不对。在苏轼眼里，精于书法者，并不在于握笔牢固与否，若是那样，世界上有力气的人就难有不擅书的了。而只有不受约束地听任笔毫的走向而又不失去法度，才是得到了书法的真谛。 苏轼在阆中人陈汉卿（字师黯）家，有幸见到一副吴道子画的佛像，但已是极其残破不堪，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陈汉卿累迁尚书虞部员外郎，好古书奇画，每每倾囊购之。汉卿有一子名陈安期，苏轼也见过。此画像破是破点，但是面前的一只手却是精彩动人，另外嘴唇上也并无点墨，所以如同活人。 等到苏轼再一次见到此画像，则是在京东西路转运使鲜于子骏的家里，这时候画像已经被装裱完好了。不过，苏轼在家里和在外边见到过的吴道子画像多了，慢慢地就认为世上所流传的吴道子画作，多为摹自朱繇之手。 朱繇是五代时后梁长安（今西安）人，工画佛道，酷类吴道子。 在苏轼第二次到长安时，在毋清臣家里与王颐见了面，并给王颐的《醉士图》写了跋文，又唱和了董傅的一首留别诗。 我们知道，在苏轼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数与董传交游。两人常在一起谈古论今，吟诗作文，相知甚深。苏轼深感年轻的董传不但诗才出类拔萃，而且善于论诗衡文。对于董传的学问与诗才，在《上韩魏公一首》中，苏轼曾有较高的评价：“其为人，不通晓世事，然酷嗜读书。其文字萧然有出尘之姿，至诗与楚词，则求之于世可与传比者，不过数人。” 遗憾的是，董传终身布衣。因此，此次临别苏轼作此诗以祝愿并宽慰董传。本来和诗就和诗了，对于苏轼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在这首和诗里，吟出了令现代人都耳熟能详的后半句： “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和董传留别》）。 当苏轼在凤翔府任上的最后一个中秋节，赵令畤出生了。 赵令畤，初字景贶，后苏轼为之改字“德麟”，自号“聊复翁”。太祖次子燕王德昭元孙，元佑六年（1091）签书颍州公事，时苏轼为颍州太守，曾荐其才于朝。 后有人评论：“赵德麟、李方叔皆东坡之客，其气味殊不近，赵婉而李俊，各有所长”。 第24章 苏子还朝，王弗病逝 返京途中，苏轼在华州（今渭南市华州区）遇到少年时曾师从父亲苏老泉的蜀中士子——胡允文。 此时正值岁末，便在华阴县度岁，这是苏轼第二次在旅途中度岁了。我们前面说过，第一次于旅途中度岁，是首次出蜀赴京时在荆州度过的。 华州华阴县，在华州东五十里。汉属弘农郡，因太华山在县南八里而得名。 在华阴县安顿好后，苏轼就给弟弟苏辙寄去一首诗。在诗中，苏轼向弟弟诉说了外任三年期间，没有一天不在思归，有时候梦里已回到了家里，可梦醒后却发现是一场梦。 苏轼注意到，自凤翔府返京的路上，太华山的三座峰，莲华、松桧、毛女均已被远远地甩在身后了。道旁用于记录里数而封土为台的“堠”，也一只又一只的与之擦肩而过了，可是与家人团聚的路还有很长很长…… 行至华岳地界时，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件： 苏轼一行中的有一位随从兵卒，突然像是遇到了邪祟而发起狂来，不断地撕扯掉自己的衣服。苏轼命人将其绑缚，但绑缚的绳子却自行脱落了。随行的人都说，这是附在他身上的岳神在发怒。 苏轼于是就到岳神庙里，说我苏轼三年前从此处过时没有祈告，近日又从此路过还没有祈祷，因此特来到祠里作揖祷告。我随行的一个兵丁突发狂祟，不知是不是岳神因这位兵丁身上暗藏的过失在震怒，还望岳神不要因为一个小人物的过失而再发怒，请原谅我等凡人的过失吧。 谁知，当众人出了庙宇，马前却莫名突来一阵旋风，继而狂风大作，惊天动地，沙石乱飞。苏轼大声说道，看来岳神是越来越愤怒了，不过我却不惧！ 苏轼只管冒风即行，风却越来越大，人马就连迈步都感到困难。随从们都劝苏轼说，不如再去岳神处祈祷一番，多说些好话吧。 苏轼却说，祸福，天也！岳神发怒，他怒他的，我行不止，看他拿我如何？ 话音刚落，旋即风止，竟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这件事不是今人杜撰的，而是被以文字形式记录在后来成为“苏门六君子”之一、华州人李廌撰写的《济南先生师友谈记》中的。 苏轼本来有二十来名负责防卫的士兵随行，但到华州时撤走了十名。于是，苏轼只得给自己大堂哥苏不欺的妻哥蒲诚之写信求助。其时蒲诚之在华州东某县做官，苏轼就请求老蒲增派十数名兵丁负责护卫，因为苏轼一行的行李在途中已出现了丢失的情况。 治平二年（1065）二月，苏轼还朝，朝廷任命其为登闻鼓院判官。 登闻鼓院就是于阙门悬挂“登闻鼓”，许人鸣冤。唐于东西朝堂分置肺石下或击登闻鼓。宋初，立登闻鼓于阙门之前，置鼓司，先以宦官，后以朝臣主管。 哥哥苏轼还朝，老泉身边有了侍子，弟弟苏辙就被外任为出任大名府留守司推官。不及一月，苏辙就升任为大名府路安抚都总管司管勾机宜文字。 大名府是宋时北方的军事重镇，庆历二年（1042）五月设为当时四京之一的“北京”。而推官为当时三司下各部所设的专门官员，主管各案公事。开封府所属设左、右厅，每厅推官各一员，分日轮流审判案件。 这一年，临海（今浙江省台州市代管县级市）人陈贻序登进士第。 这个人为什么要在此处被提及，是因为若干年后在苏轼自海南北归时，陈贻序给苏轼介绍过舒州（今安徽省安庆市县级市潜山）当地的名医李惟熙。 这位叫李惟熙的医生为人清妙，善于谈论物理。他说，菱角与芡实都是水生植物，药理上讲的菱寒芡暖，其实是因为菱角开花时背着阳光，芡实开花时对着阳光之故。还说，草木的花朵大都是五瓣的，只有栀子花与雪花是六瓣的，所以六瓣的花可致人死命。以及果实沙烂的树木，不易被蛀蚀等。 苏轼后来曾专门验证过，瓜果特别甜而不被蛀蚀，大抵就是李名医所谓的因为它比较沙烂吧。不过，苏轼后来还给李惟熙去过信。 四月，陈希亮（字公弼）病逝。 说起陈希亮这个人，前面我们已有较多的笔墨加以叙述，此处不再赘述。 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轼后来给故去的老陈所做的传记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对自己此前的年轻气盛感到了由衷的歉意，也许在内心深处苏轼是真心佩服陈希亮这个人的。因为陈希亮为人清白刚劲，清心寡欲，据传士大夫们相邀宴饮游览，听说老陈要来，就会感到言语无味，连饮酒的兴致都没有了，在座的人悄无声息的一个个离去。 此前，有人说老陈是一位武官，不通文墨。其实不然，在苏轼自己写的传记里，说此人着述颇丰，对于《易经》的研究尤为精深。 也许正是这么一位严谨内敛的人，与苏轼这样的喜形于外的人，两相互补，才成就了这样的一段友情。 老陈死后，其四子陈慥又成了苏轼的莫逆之交，也算是追随父志了。 五月二十八，苏轼生命中最为重要的女人王弗在开封病逝，享年二十七岁。 此时的长子苏迈，才年方七岁。 关于王弗的修为与品性，我们在前文中已有描写，这里也不再赘述了。 王弗死后，就连苏老泉都对苏轼说，你夫人是在你最艰难时跟从你的，你不能忘了她（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以后你一定要把她安葬在你母亲墓旁。 好在王弗死后，被历朝历代的朝廷追封为魏城君、崇德君、通义郡君，也算是实至名归了。 处理完亡妻的后事，将王弗的遗体暂埋于京城以西，要等日后运回巴蜀安葬。这时候，吕公着举荐苏轼应试馆职。 宋英宗在做藩王时就已经听闻过苏轼的大名，因此在学士院试策后，英宗有心将苏轼招入翰林院，授以知制诰。但相国韩琦却有意先磨练一下苏轼的秉性，认为苏轼年轻资历尚浅，没有经过试用，并不妥。 英宗又问，授予其修起居注如何？韩琦说道，记注与知制诰相邻，不可。 于是，乃授予苏轼直史馆职。 直史馆这一官名，宋朝初年置，为馆职之一。任职一至二年，然后委以重任，并可超迁官阶，可见也是一个肥缺。 七月二十三，在陈公弼死后三个月，另一位牛人吕公弼，被授予枢密副使（国防部副部长）。苏轼曾在其门下供过职，因此也上了贺启。 吕公弼，字宝臣，寿州（今安徽凤台）人，为吕夷简次子，祖上世代为官，是个标准的“官二代”。 九月初三，苏老泉为朝廷修撰的《太常因革礼》修成。这部成书的宋代礼典，共一百卷。苏洵被礼部抽调纂修《太常因革礼》，因为这不是常设机构，工资无处开销，就把他的职衔挂到霸州文安县，按县主簿待遇领工资。 礼书修成后的重阳节，宰相韩琦在私第置酒，邀请了欧阳修等几位要人，苏老泉亦在邀请之列。席上，韩魏公做了《乙巳重九》诗，“功成名就”的老泉也敞开心扉，和诗一首。“不堪丞相延东阁，闲伴诸儒老曲台”。在苏老泉有限的生命里，这次修撰礼书虽然不是自己最大的抱负，但绝对算是他一生引以为傲的谈资。 皇佑年间，仁宗皇帝曾亲自下诏让庐山高僧五十四岁的怀琏来到京城，住在十方净因禅院，并召他到化成殿对话。 大觉禅师怀琏（生卒年月不详），俗姓陈，福建漳州人。 仁宗问他有关佛法的大意，怀琏回答得很符合天子的心意，天子就赐给怀琏“大觉禅师”的法号。当时北方那些讲论佛法的僧人，都只是在法界形相上用功，拘泥于因缘果报之说，所以，士大夫中那些聪明练达之人常常对于这些说法不屑一顾，斥之为蛮夷之邦的奇谈怪论。而怀琏却能指出佛理中那些与儒学、道学的相同之处，他的话既有文采又很信实，他的行道，既严谨又晓畅，所以一时间士大夫都喜欢与他交往。 遇上休息的日子，怀琏还没有起床洗漱，门外就已站满了等候他的人。至和年中，怀琏曾经上书过仁宗皇帝，请求回归山寺以终余年。仁宗说，山也就是常在的法相，你还能回到哪里去？——没有答应怀琏的请求。 如今，大觉禅师怀琏再次向朝廷提出同样的请求，且态度十分的坚决。英宗见挽留不住，就下诏准许了他的请求。可英宗感念大觉陪伴仁宗十多年来的劳苦功高，也深知大觉的归隐之心之盛，遂亲赐手诏曰：“大觉禅师怀琏受先帝圣眷，累锡宸章，屡贡诚恳，乞归林下。今从所请，俾遂闲心，凡经过小可庵院，任性住持，或十方禅林，不得抑逼坚请”。 走之前，怀琏还专门与苏轼互相道了别。 送走怀琏，苏轼与父亲等人到欧阳修处，听闻了欧阳公对古今吏事的见解，特别是欧阳修“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的观点，令苏轼极为拜服。 后来的苏轼一直觉得自己之所以能够胜任自己的工作，主要还是从欧阳修与陈公弼那里学来的。 闲暇时，苏轼给杜沂（字道源）写信，诉说了最近因妻子病逝，因公事家事的繁杂，弄得精神极为疲惫。杜沂的儿子杜傅，字孟监，后来在黄州某地任县令，父子俩后来还常与苏轼有交往。这时候，苏轼认识了王素的侄孙王震。王震，字子发。 苏轼还把前些年从一位道人手中得到的一个药方，送给了另一位好友单骧，单骧后来又把此方给了苏轼的表哥文与可，文与可试了之后觉得还是有些效果的。 回想起苏老泉在京师编修《太常因革礼》的那段时间，在京师但凡演习过古礼的人，大多会前来讨论请教。 其中，孙鼛（音高）（字叔静）兄弟特别踏实好学、会写文章，常得到苏老泉的称赞。后来，苏轼被贬黄州时，孙叔静从京师去往湖北蕲州时，还专门绕道黄州去看望了苏轼。到了黄州，孙叔静还取出了苏老泉早先亲书给他的书信。苏轼因先父平生自己动手写信很少，一般都是由后辈代劳，所以见到了先父的手迹时异常激动，想要回来收藏，但孙叔静却不同意，可见孙叔静对于苏老泉的赏识也是念念不忘的。 第25章 为父守制——小京官泝峡归蜀 在直史馆，虽然是个清水衙门，但苏轼却可以遍览皇家珍藏的历代法帖，像当时官本十卷的《淳化阁帖》，都是常人平生都难得一见的珍品。 苏轼认为，辨别书法真伪的难度正像中医把脉一样，知道它的好坏是不难做到的，但非要凭自己的主观完全肯定书者是谁，那就有点过分了。因为有些唐人的临摹本，只要品质精良，也是值得收藏的。甚至在皇家珍藏的多卷王羲之父子的墨迹中，也有大量的伪作，有些仅从文辞上就能看出漏洞的仿品。只有《鹅群》一帖，苏轼倒是能判断大概率是王献之的真迹。 因此，在直史馆这段时间，苏轼从这些法帖上提高了眼界，学到了宝贵的经验，为自己日后的书法水平以及鉴赏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遗憾的是，苏轼从少年时代就极为崇拜的偶像范仲淹，在苏轼首次进京考进士时，就已经离开了人世。两人因此未曾谋过面，但这并不妨碍苏轼与范公后人的交往。 范文正公有四子，分别叫纯佑、纯仁、纯礼、纯粹。 苏轼最先在许州（今河南许昌）认识了范家老二范纯仁（字尧夫），就在这段时间，又认识了老三范纯礼（字彝叟）。而老四范纯粹（字德孺）则是后来苏轼在徐州任上的同事，出于对范仲淹的崇敬之情，苏轼与范公的后人都是一见如故，情同手足。 四月二十五，噩耗传出——苏轼的父亲苏老泉病逝，时年才五十八岁。 就在苏老泉病重期间，欧阳修连致三封书信问候，还给苏洵推荐了当朝的名医单骧。欧阳大人说前朝名医孙兆的方药较为寒凉，且古方难为今用，只有单骧的药方比较有效，一定要照方抓药，只求抽丝剥茧，不可追求速功。 这位叫单骧的郎中，我们上一章提到过。单骧本为蜀地人，考进士屡考不中，却歪打正着地以医术闻名于世。 单骧的医术虽然也出于《难经》和《素问》，但又能在用药方面别出新意，出奇制胜。先朝仁宗皇帝有病，曾下诏让单骧诊治，不料仁宗的病情后来却日渐加重，于是朝廷判定单骧等人死罪。但皇太后仁爱圣明，明察出不是单骧的罪过，于是把单骧的死罪给免除了。可见，单骧在当时的名气有多大。 临终前，老泉命跪在自己病床前的苏轼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对《易传》的注释，苏轼涕泪交加地郑重答应了父亲的遗命（泣受命）。 不知怎的，苏轼这时候突然会想起来父亲生前曾讲过的一个段子： 说是有一个书生，正坐在屋檐下读书。忽然有大黄蜂触到蜘蛛网上，蜘蛛与大黄蜂拼死相搏，大战无数回合后，一同坠地。待书生起身看时，两虫虿已化成了小石子。 书生也没多想，就收入到袖袋里继续读书。一日，书生从集市上路过，很奇怪，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云开雾散，一片晴明。几位蛮人看见书生，赶紧满脸惊愕地上前作揖，说很希望看一眼先生的神珠。 书生就很不经意地将袖中的小石子取出让蛮人们看，谁知这群蛮人看后，惊喜地说，此乃“破雾珠”。商人出高价从书生手中买下了此珠，说眼下正是雾季，我们要出海做生意，航船常被浓雾包围，有了这两颗珠子，浓雾自然就会消散，行船便可得平安。 清代一个叫陈元龙的，写了一本名为《格致镜原》的书中，也收录有此类的玄异段子。这说明古来的文人相类，对于此种“博物之学”的探求本原都一脉相承，不管到了哪个朝代，文人群体也始终改不了他们的这种考据癖好。 父亲停柩京师，趁温国公司马光前来吊丧之时，苏轼兄弟乘机跪求司马光老先生，求他为其母程夫人撰写墓志铭（宰相作铭，这将是家族里无上的荣耀之举）。 初时，老先生不敢应承，说以夫人之德，不是一般人能知晓其事迹的。苏轼兄弟见状，连忙取出事先写好的先母事状呈上，司马光才欣然接受（老先生深谙谦让之道）。 六月初九，应苏轼兄弟之请求，朝廷下诏赐苏洵“光禄寺丞”之荣耀。 宋代的光禄寺丞是光禄寺卿的佐官，职位低于少卿，光禄寺卿是三公九卿中的九卿之一，级别相当于今天的部级干部，丞则相当于司级上下了。不管如何，给死者颁发一个再怎么高级的官职，皇家也不需出一分一毫的俸禄，所以朝廷也是乐得做这些个顺水人情的。 可在老百姓眼里，这项荣誉足可以光宗耀祖、流芳百世的。 据一本叫《英宗实录》的小册子记载：“苏洵卒，其子轼辞所赠银绢，求赠官，故赠洵光禄寺丞”，这样的记述较为严谨与符合事实。 这与欧阳修为苏洵所作的墓志中“天子闻而哀之，特赠光禄寺丞”有不小的出入。也许欧阳修是以一位文人的手笔述之，而《英宗实录》却是用史家的手笔而已，需要特别要指出的是，这本《英宗实录》小册子的作者就叫王安石，字介甫。 苏轼在知史馆任职时，有一次去见宰相韩琦。 韩琦突然问苏轼道，近来经常有人向我推荐王迥这个人，苏学士如果认识此人，请谈谈此人的人品如何？ 苏轼想了想，只说了四个字：为人奇俊！然韩琦却不明白苏轼的意思。 直到后来，韩琦举办家宴，让家妓献唱，当听到其中有一首叫《六幺》的曲子时，韩琦才明白了苏轼的深意。 原来，这首《六幺》曲中有“奇俊王家郎”之词。其时，朝士王迥，外貌俊美，很有才思，但却少不持重，常寻花问柳、吃酒携妓，其不肖名声甚至被写入乐府歌词中，成了类似今天的“网络红人”，可谓是臭名昭着、遗臭万年。 六月间，苏轼遵从父亲遗命，将亡妻王弗的遗骸归葬于眉山东北的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今四川眉山市土地乡苏坟山）先母程夫人的墓旁，依照方位，大约在程夫人墓的西北约八步的距离。 先父曾对苏轼说过，王弗也算是在苏轼早年最艰难时陪苏轼一同吃苦过来的，一定不能忘了人家，并且死后要葬在程夫人墓旁。 如此看来，苏轼是完成先父的遗命了。（孔凡礼老先生认为此时的苏轼尚未归蜀，此事应为下一年事。现在不管如何，苏轼最终却是葬其妻王弗于母亲的墓旁，这是既成的事实，故先录于此） 前面我们已说过，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道德礼制中，有一种传统名为“丁忧”的，也称为丁艰。这一礼制源于汉代。根据儒家传统的孝道观念，朝廷官员在位期间，如遇父母去世，则无论这个人任何官何职，不管是当朝宰相还是七品县令，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就必须辞官回到祖籍，为父母守制二十七个月，而不是三年的三十六个月。 因此，父亲死后，苏轼兄弟照例要辞官回乡为父亲居乡守制，丁忧三年。 离京之前，苏轼还与姚辟留诗道别。 姚辟，时任屯田员外郎。该官职是宋在工部下设置的屯田司，置屯田郎中、员外郎，掌屯田、营田、职田、学田、官庄之政令及其租入种刈，兴修给纳诸事。 苏轼兄弟顺京杭大运河扶柩南下，一路过泗州（今安徽省泗县）、洪泽（今江苏淮安市洪泽区），中途泊舟樊口（今湖北省鄂州市西部），作诗记述了位于樊山的圣母庙。 经湖北石首到达江陵（今荆州），在这里，苏轼结识了三十七岁的江陵观察推官刘挚。 刘挚，字莘老，永静东光（今沧州市东光县）人。 治平三年（1066）腊月入峡前，苏轼还在半道上遇到过李师中。李师中，字诚之，宋州楚丘县（今山东菏泽市曹县）人，后累官提点广西刑狱，摄帅事。 进入腊月，苏轼一行从江陵终于进入长江三峡，开始逆流而上，运送父亲的灵柩归葬故里。想起出峡时，还是父子三人的诗赋唱和，如今的家父虽然同舟而行，却已是阴阳两隔！ 治平四年（1067）正月初八，宋英宗驾崩，其二十岁的长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 “神”这个字，一般很少会出现在庙号谥号之中，因为毕竟古代人对于神是有信仰的。人们相信天地之中会有鬼神存在，他们的力量是人类无法想象的，是不可得罪的，所以神一般很少出现在个人的字号中。 那么问题来了，北宋皇帝赵顼，他的庙号就叫神宗，他的庙号为什么会用“神”字呢？ 对于用“神”来形容宋神宗，有的人解释说，当时神宗去世，是守成派的大臣为其选定谥号。虽然守成派的大臣并不赞成宋神宗的变法革新，但是人刚刚去世，你不可能大肆批评吧，这就会显得你为臣不忠。 所以，就想了“神”这么一个明褒实贬的字作为其庙号。 古时候，“神”有以下几种意思： 民无能名曰神；壹民无为曰神；安仁立政曰神；物妙无方曰神；圣不可知曰神；阴阳不测曰神；治民无为曰神；应变远方、不疾而速曰神；能妙万物曰神；道化宜民曰神； 显仁藏用曰神；则天广运曰神。 想来想去，宋神宗的“神”字应为“民无能名曰神”。也就是说，当时为宋神宗上号的大臣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选了宋神宗。 历史上除了宋神宗选用神以外，另外还有一个皇帝也用了神宗，那就是明万历皇帝朱翊钧，为明神宗。 好笑的是，明神宗朱翊钧竟是一位三十年不上朝的皇帝，但是自有臣子张居正进行变法，使得颓废的明朝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回升。而宋神宗是一位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皇帝，其结果却远没有“甩手掌柜”的万历皇帝的结局来的好。 不得不说，从这样对比来看，选用“神”字作庙号，还是具有一些讽刺意味的。 第26章 二次守制归乡，永别故乡的云彩 明代的王夫之（注意，这个人的名字很有个性，原名就叫王夫子，别号叫王船山）说过：夷考宋政之乱，自神宗始。神宗之以兴怨于天下，贻讥于后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亟，下之言治者已烦尔。 宋神宗的出场，使得北宋的朝政跌宕起伏、波澜壮阔起来了。 当然，也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为一代文豪的“炼”成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半个月后，得知英宗皇上驾崩消息的苏轼兄弟，正在夔州云安县（今重庆市云阳县云安镇）一个叫燕子龛的地方题字流连。 当时这个叫“燕子龛”、又称“下岩”的地方有位僧人，曾劝苏轼兄弟不要再往前走了，可在苏轼三十二年的生命历程中，僧人口中的“路恶见止”，对他而言实在是小菜一碟。 就这些微末小事，也被苏轼记在了当天的游记中流传了下来。 当苏轼兄弟载丧归蜀的船只路过丰都县，又看到了该县平都山最高顶有座的汉时始建的仙都观。想当年随父出川时，父子三人还游览过此观，仙都观又名白鹤观。 丁母忧时返蜀，由于走的是陆路，史书上关于此次归蜀的路途记载极少。 但此次回乡丁父忧时，是在官家派船护送下走的水路。因此，路过一些名胜古迹时，一行人也可借观览之际上岸稍事休息。 当苏轼兄弟泊舟仙都观所在的山下之时，有一道士还曾持阴长生石刻《金丹诀》，来找到苏轼，以求辨别真伪。很可惜，苏轼也莫之能辨，只好建议道士见到后来人路过时再多多请教，并宽慰其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道长您总会遇到识货之人的！ 这段时间，苏轼忽然收到许安世的书信谢启，得知小许一直以来竟对自己青眼相加，一时间也感到受宠若惊，赶紧回了贺启。 贺启中一边庆贺许状元的车马旌旗之召，一边还得与许状元来共同哀悼英宗皇帝新逝的弓剑之悲。 许状元字少张，雍丘（今河南杞县）人。此次与许状元同科及第的进士，还有苏轼少时就有过交往的彭山县老乡杨从。杨从，字存道。另外还有： 方蒙，字达源，桐庐人。 伍昊，字及籍贯无考。 治平四年（1067）丁未四月，苏老泉灵柩在二子恭敬虔诚的护送之下，顺利地抵达了故里眉山。 到家之后，将亡父的灵柩安厝待葬停当，苏轼就开始着手撰写爷爷苏序的行状。“行状”这一称谓如今已不多见，它有点类似于今天对某尊长的回忆性文章。 这种行状，俗称称“状”，就是叙述死者世系、生平、生卒年月、籍贯、事迹的文章，常由死者门生故吏或亲友撰述，留作撰写墓志或史官提供立传时的依据。 苏轼翻阅了家父以前的藏书，找到了父亲尚未完稿的祖父生平事迹的记录，结合自己十二岁前关于爷爷的印象以及乡亲口中的评价，先把祖父的行状补充完整，然后给曾巩上了一道简，求其为祖父撰写墓志铭。然后托同科进士邓錧，将自己完善过的行状交给曾巩来作为参考。 在家乡守制的这段时间，苏轼结识了刚刚卸任眉州丹棱县的县令赵庾（字成伯）。赵庾在眉山的临县丹棱县任县令期间，颇有政绩，极为百姓称颂，这无疑拉近了二人之间的距离。 后来，苏轼出知杭州期间，与赵庾来往密切，直到苏轼后来出知密州，赵庾又成了与苏轼搭班的通判。 大家知道，知州是一州行政、司法长官，通判起辅助、监督作用，知州政令需通判付署方能生效，通判可向中央直接报告知州的言行，两者之间虽有品秩之差别，但互相并不隶属。 说得再直白一些，通判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用于监督知州的。 但是，苏轼却与赵庾却很能合得来，苏轼心直口快，与人常常直抒胸臆，常常被别有用心的小人抓住把柄而被诬陷。但赵庾也是一位没有城府、心胸旷达之人，所以做事勤勉、一心为公的赵庾自然就成了苏轼长久的的朋友。 九月十五，苏轼在《兰亭》摹本之后，勘误了一些舛误及错别字，又发表了一些对《兰亭》的看法，这是弟弟苏辙得自河朔（古时候泛指黄河以北的地区）一带的摹本。 苏轼认为：《兰亭》的真迹中，“之”字有很多，但形态与笔法各有不同，这与当今的研究观点如出一辙。另外，苏轼还认为《兰亭》意境方面的亮点乃是旷达自然，而后来的摹本都难以企及，别说后来的伪作与仿品了。可见，书画的作伪在苏轼以前就已是“古已有之”的成例了。 此时，胜相院的惟简前来，求苏轼给他主持的寺院写一篇记文。 惟简俗姓苏，眉山人，按族谱还是苏轼的同族远房后人。 所以，据苏轼后来的文中所言：惟简是一位精明敏锐、胜过常人的僧人，当惟简用佛门长老惯用的话术——比如常常把话题说的空虚玄远、云里雾里以防败露，而一旦败露他们就会把话题引入更为扑朔迷离之中——糊弄别人时，苏轼就会用事先设好的局堵住佛门长老的退路，然后再连连诘问他们，使之面红耳赤。 这种恶作剧式的“戏僧”伎俩，当然也是仅仅发生在过往较多较为亲厚的僧人之间，其本身也许并无什么恶意。对于后来所传闻的苏轼将某高僧游说到还俗的境地，与此也是异曲同工，本身可谓也是一种笑谈的成份了。 十月二十七，父亲苏老泉的灵柩终于入土为安了。 宋时眉州彭山县安镇的可龙里，位于今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土地乡公益村西。可龙里的蟇颐山，别名苏坟山，向东二十余里有处老翁泉。苏老泉就被安葬于这里，并与妻程氏夫人合葬，旁边还有苏轼原配夫人王弗的墓地。 彭山县因彭祖山而得名，古称武阳，南接眉山县（现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老翁泉”或“老人泉”就是苏洵的墓茔地，东坡晚年为纪念先人甚至自号“老泉山人”。 因此到清末民初，章太炎在增修《三字经》时，就把其中的“苏老泉，二十七”改为“苏明允，二十七”，似乎已成定论。如明万历间学者张燧所编《千百年眼》一书，赞同郎瑛的观点，断定“老泉”是苏轼的别号。不管“老泉”是父子俩谁的名号，我们已经知道，苏轼的老家的确有着老翁泉这处景观的。 葬完父亲，苏轼的族人们又在墓地的周围手植一大片青松翠柏，称之为营茔。正是这次的手植松柏之举，使得几百年后的苏洵墓被后人顺利找到。 据传，自宋以降，经南宋、元、明四百余年的变迁，苏洵墓地的碑志腐蚀剥落，失去了考查的依据。明成化年间，州守许仁曾奉命寻找苏洵墓，先在蟆颐山前后找，未找到。后据记载及苏轼诗:“老翁山下玉渊回，手植青松三万栽。”（《送贾讷倅眉》），于是，人们终于在可龙里柳溪山中顺利地找到了老翁井，从而找到了苏洵墓，认明了苏坟山的方位。 冬月初四，皇上下诏求直言，四川阆中人鲜于侁（音身）时任蔡河拨发（掌拨发漕船的职官），应皇上的诏令，上书陈言十六件事。 这个鲜于侁，文笔极佳，就连神宗也非常喜欢他的文章。鲜于侁与苏家也是颇有渊源，苏轼二伯父苏涣在阆州任职时，就与鲜于侁相交甚厚，后来还给苏轼传阅过鲜于侁的文章。 在去父母墓地的半道上，有一座院落叫“大池院”。腊月初七，上坟归来的苏轼在偷闲到大池院里小憩时，还给此院题写了廊柱。 回到家后，苏轼还不忘给同年进士曾巩去信，专门举荐了姓黎和姓安的两位同乡读书人。 熙宁元年（1068）春，三十三岁的苏轼再次致书同年进士兼好友的曾巩，说自己的祖父苏序老人家在家乡德高望重但却没有为世所用，所以不能在天下展示自己的才能。还说有些古人也并不都能显示自己的才能，然而还是有人能够在后世扬名立万，那是有人在替他们传扬彰显的缘故。好在自己的父辈苏老泉已将祖父的经历总结出来了，因此，希望曾同年能为祖父苏序写下一篇墓志铭。 四月初八，北宋学者、史学家、经学家、散文家、临江新喻荻斜（今属江西省樟树市）人刘敞（字原父，一作原甫）病逝，享年五十岁。 刘敞也是常和欧阳修、梅尧臣等大佬在一起happy的人物，此人对于苏轼曾数度的提携。在作考官时，他对苏轼和章惇皆以国士待之。 投桃以报李，苏轼自然非常沉痛地为刘原父先生写下了祭文，祭文中称刘原父可谓是德行兼备的良师益友。当时的朝堂上，王介甫常常是“大言滔天，诡论灭世”，以自己掌握的经术妄自尊大，其他人等皆敢怒不敢言，惟有刘敞、刘攽兄弟敢于抑其锋芒，这也是被苏轼所看重的地方，因此在祭文中苏轼特意提到了这一点。 到了秋七月，距父亲去世已经二十七个月了，苏轼兄弟除丧——丁父忧正式结束。 因为大哥苏澹死的早，那时子孙们尚未成年，苏轼那个嫁给杜垂裕的姑姑死后一直未曾安葬，苏老泉临死前就嘱咐过苏轼要好生安葬姑姑。 所以，苏轼一经除丧，就马上安葬了姑母。 后来苏轼当了“大官”，后世子孙可以得荫时，还把自己手头的的一个“指标”转让给了大伯父苏太白的曾孙苏彭。 丁忧三年，这是苏轼为官后最后一次长时间的居乡。此后一经投身于那波诡云谲的官宦海之中，回乡，也就成了一种奢望。 第27章 陆行出川，踏上了人生的单行道 熙宁元年（1068）七月二十八，成都学官侯溥（字元叔）在嘉佑院设食，初到成都的苏轼，被邀请去谒见长老，观看佛牙并在一起共食。 席中，苏轼还把文采出众、一同前往的王箴（王闰之的弟弟）推荐给了同样是博学擅文的老乡侯溥（苏轼特意是在提携小舅子）。 因为，苏轼居乡的这段时间，通过与王箴等人的交往，使得王家人都对苏轼的人品及学识大加赞赏（主要是觉得苏轼前途无量）。于是乎，王弗的堂妹、王介（字君锡）之幼女王闰之（字季璋）被介绍给了苏轼为续弦。 十月二十六日，苏轼把此前从凤翔某客商手中购得的吴道玄所画《四菩萨像》，在父亲病逝后施舍给了和尚惟简。惟简得到后极为珍重，专门建造一座阁楼来收藏它，且把苏老泉的遗像亦置于画板之上。 如今，这座阁楼正好建成，苏轼就应邀专门作了一篇记文《四菩萨阁记》 。 从嘉佑年间到现在的治平时期，苏轼两度回乡奔丧，在家乡眉山停留的两段时间里，没少往来于青神县西边的瑞草桥。 瑞草桥，也就是苏轼与结发妻子王弗相知相恋的见证地。 如果说“唤鱼池”是让苏轼与王弗二人结识的地方，那瑞草桥则是二人从相识到相恋的取景地。虽然说如今已经我们已经看不到宋时瑞草桥的身影，但是它确实是真实存在过的。 据《青神县志》记载：“《渭南文集·跋程正伯所藏山谷贴》中有：‘程子他日幅巾筇杖，渡青衣江，相羊唤鱼潭、瑞草桥清泉翠樾之间’。” 《渭南文集》是南宋时期陆游创作的一部词文集，由于年代相距较近，所以可信度还是很高的。那句话的意思是，古时有一程姓老者，曾一手持竹杖和擦汗的布巾，乘船横渡青衣江（岷江），至唤鱼池与瑞草桥之间山青水秀的中岩下寺游玩。 从上述介绍中得知，瑞草桥在原青衣江（岷江）渡口与中岩唤鱼池很近的地方，确切地说，瑞草桥就在中岩寺对面岷江与思蒙河的汇合处。 思蒙河，蜿蜒数十里，最终流入青神县的刘家咀，从这里的河滩右侧再流入岷江，在河滩上形成约三十米宽的水面。 为什么叫“瑞草桥”呢？ 原来，宋时思蒙河上架有一座约一米宽的全木质结构桥，并就地取材，用一根根树条铺成，树条之间的缝隙填满稻草，桥面上再铺上一层稻草和细沙，这便是“草桥”了。据传，因瑞峰所辖中岩山上曾产瑞草（灵芝），故将建成的草桥，取名“瑞草桥”。 苏王弗的家，和苏轼外婆的家都在瑞草桥附近，一对恋人要去中岩寺，去瑞峰古镇，去水运码头，去古庙都要经过瑞草桥。 也许苏轼在经过瑞草桥去外婆家时，早就在桥上的人流中与王弗擦肩而过，只是那时的他并不知道这位女子会是他以后的妻子，若是知道的话，会不会频频回眸呢？ 总之是，有了瑞草桥，在苏轼初恋的那段日子，他常从程家嘴外婆家过桥到瑞峰王弗家作客，王弗也经常过桥到程家嘴与苏轼研讨诗文，那是十分便捷的。就连苏轼结婚时，王弗乘坐的大红花轿，也是经过瑞草桥，才嫁到苏家的。 由此看到，瑞草桥是苏轼和王弗的福地，它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也是他们两人此生相识相知的“见证者”。 “归来瑞草桥边路，独游还佩平生壶。（《庆源宣义王丈以累举得官为洪雅主簿雅州户掾》）”治平三年（1066），自京师返乡的苏东坡再次踏上瑞草桥时，他触景生情，思念亲友和亡妻王弗，感慨万分，于是在瑞草桥边写下了这首诗。句中虽无明显的“悲”字和“愁”字，却足以令人感受到他内心的惆怅与落寞。 由于有苏轼这段浪漫的爱情故事，瑞草桥因而引起了许多着名文学家的浓厚兴趣，他们纷纷前往追忆和观摩。南宋的陆游同志就曾跟着苏轼的足迹来到瑞草桥，并且留下了“瑞草桥边水乱流，青衣渡口山如画。”（《瑞草桥道中作》）的诗句。 如今千年已逝，瑞草桥早已不在了，但是苏轼和王弗在这里的故事仍在当地流传着。 当年与苏轼在玻璃江瑞草桥边的草地上把酒言欢、一同交游的人，大概有王淮奇（字庆源）、杨宗文（字君素）这两位和蔼长者，还有蔡褒（字子华）以及苏轼的现任内弟王箴（字元直）等人。 多年后，异乡漂泊的苏轼每每回忆起这段生活，总是极目远眺、泪望蜀地。他心中有无比的惋惜与惆怅，幻想着有朝一日再布衣还乡，归隐并老死于山林之中。 这是后话，暂且略过。 单说苏轼离蜀前夕，还专程去了成都永康军的迎祥寺，如今钟楼碑的隆州《多心经》还是苏轼所书。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是佛教中的着名经文，简称《心经》，是至今在中国流行最广泛的佛经之一。 《心经》在佛学界有很高的评价，世人都认为《心经》是佛经的总括，懂了《心经》，读佛经就能入门了。因为《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全文虽只有二百六十字，却是佛教三藏十二部近万卷经典中字数最少，义理最丰富的佛经，也是理事圆融，知行合一，理论和实践性很强的妙文。 将要离蜀时，面对这种归期杳然的背井离乡，苏轼兄弟与其二堂兄苏不疑（字子明）郑重道别，并将自家的坟地交由大堂兄苏不危（字子安）与同乡布衣好友杨济甫照看。几十年后，当苏轼自海南北归时，从家信中得知老杨已经不在人世，而其子杨明（字子微）遵照父命，仍将苏家的坟地照料得安然无恙。 青神县的蔡褒代表乡邻来为苏轼送行，他们当场手植荔枝树一株，以期盼苏轼早日归来。因为按照当时的世情，一入仕途，告老还乡的机会不是人人都能够有的。 苏轼专程到正信和尚的卧室与之告别，正信俗姓杨，早年与苏轼的祖父与父亲均相交甚笃。其时，正信和尚（表公）正在卧病，但苏轼见他白发盈寸、目光如炬，如同画中的须菩提像一般，因此盘桓再三不忍离去。 正信和尚说，佛祖有言：生于正信之家，就可以千里跟从你。作为一条终将腾空而起的蛟龙，你还是入朝去吧，我们何处不能相见呢？ 那么，什么是所谓的正信佛教呢？ 我国是大乘佛教的化区，信仰佛教称为学佛、修法、敬僧的“三宝弟子”，“佛”是菩萨道的究竟圆满者；菩萨行是“佛法”化世的轨范；“僧”是住持佛法的代表。 佛教既有悠久的历史，也有层次分明的教义和教仪。它既有二千六百年前出生于印度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也有代代相承的教团及教师。释迦牟尼世尊，是历史明载的佛宝，佛教教义和教仪是法宝，而佛教的教团和教师称为僧宝。 唯有信仰三宝及皈依三宝，才是正信的佛教徒。 在与眉山老乡、发小家安国（字复礼）别过后，苏轼才正式踏上了离开了家乡眉山县的路途。 这是苏轼的第二次陆行出蜀，此后再未踏过故乡眉山的热土！ 与第一次出蜀到京师赶考不同的是，上次还是由父亲大人带领。而这一次出行，父亲已经驾鹤西去，迎接他们兄弟的则是要独自面对人生的风雨，世事的沉浮以及官场的险恶了。 路过益昌县（今四川广元市利州区）时，苏轼兄弟去拜会了时任利州路漕司的鲜于侁（字子骏）大人。若干年后，鲜于子骏在推行新法中既不妨碍百姓，又不损害法令，还不伤害亲情两全其美的做法，令已涉官场的苏轼十分赞赏。 从眉山出发，一路北上，过了成都、绵阳、利州、汉中，就是苏轼的老根据地——凤翔府了。 在那里，苏轼先去拜会了陈师道的妹夫张舜民。又听张舜民说，自己陕西的老相识董传正在二曲守丧，遂派人打听了一下，得知这位书呆子式的朋友如今过得并不好。 从凤翔府转而向东，来到长安。 腊月二十九，苏轼与时任陕西转运副使范纯仁（字尧夫）、殿丞王颐（字正甫），还有弟弟苏辙一同相会于毋清臣家。在这里，苏轼是第二次观赏《醉道士图》，又见了好友章惇在上面的题跋，睹物思人之际，苏轼重新在画上写了题跋。 除夕这天，苏轼来到了刚到任月余的永兴军兼陕府西路经略安抚使的韩琦家中。在韩府的客座上，观看了王颐、石苍舒当场所作的草书。 韩琦说，两位先生就像向马行头吹笛。座中的宾客均不晓其意，韩琦解释说，如果不是妙手，是不敢向马行头吹笛的。 这里的“马行”其实就是指当时东京汴梁的马行街，马行街的名字来源于其地理位置和功能。由于这里是禁军驻地，马匹往来频繁，因此得名“马行街”。? 北宋年间，开封最着名的夜市就是马行街夜市和州桥夜市。 夜市，萌芽于殷周年间，在汉朝已初具雏形。即便是夜禁制严苛的唐朝，夜市也曾经昙花一现，有过片刻的辉煌。而到了宋朝，夜禁制几近消亡，夜市更是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北宋的开封夜市，更是被誉为我国夜市行业的“鼻祖”，这从《清明上河图》中就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 据南宋孟元老撰述的《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的州桥夜市小吃那是应有尽有，物美价廉。顺应时令节气之变，煎炒、熬炖、蒸煮、凉拌，品类那是异彩纷呈。人们都觉得，马行街夜市甚至比州桥夜市还要繁荣百倍。 当朝诗人梅尧臣也写下了诗句，专一描写了东京夜市“客从都下来，远遗东华鲊”的繁华场景。 熙宁二年（1069）正月间，苏轼东行至长安一带的岐山县时，得知董传仍在二曲老家守丧，就派人到他家里打听情况。 结果，董传听说后就直接来到了长安，苏轼在董传所住的旅馆里见到了他。经过问询，得知了董传啼饥号寒、穷愁潦倒的窘态，还知道要不是韩琦韩大人的救济，他恐怕早就归天了。 董传接着又诉说道：韩大人不仅接济了自己，又把他推荐到了朝中做了官。更有甚者，有一位官员彭驾部，听说了他与韩大人的交情后竟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董传（看来老彭这回为了仕途真是赌上了）。 一直娶不上媳妇的单身汉，一下子升官发财又娶了老婆，人生顿时就像开了挂。 但苏轼听后，总觉得隐隐有一丝的不安。果然在几个月后，看似福禄双至的董传也许是没有福分消受眼前的这一切——撒手人寰了。 这是苏轼一生之中最后一次路过长安，余生再未西还！ 第28章 横空出世的王安石 在长安薛绍彭（字道祖，薛向之子）家里，苏轼见到了薛绍彭家藏的《九马图》，也就是杜甫诗中数次提到过的曹霸将军所画九马图。 此图曾为宋代书法家薛绍彭收藏，苏轼在薛家观后作了《九马图赞并序》，将其确定为《九马图》的真迹。薛绍彭与当朝的米芾和简州阳安（今四川简阳）人刘泾相交甚厚，此二人都是苏轼书画方面的朋友。 那么，这里提到的“曹霸将军”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曹霸，唐代谯县（今安徽亳州市）人，三国高贵公曹髦后裔。此人早年学书，师法王羲之、卫夫人等，能文善画，擅画马，尤精鞍马人物。时人甚至以其祖先“三曹”比之，有“文如植、武如操、字画抵丕风流”之美誉。其代表作就有《九马图》《赢马图》等。 杜甫诗中的主人公曹霸是玄宗时代的宫廷画家，但后世的美术史以及杜诗集注，对此人的研究都不够具体，并且与杜甫在杜诗系统中对曹霸的反复描写也是大相径庭的。 据后世学人的深入研究得知：曹霸大致出生于武后神功之年前后，可能是武后时期宫廷画家曹元廓之后。曹元廓师法唐初绘画巨匠阎立本，擅人物鞍马。曹霸的笔法比较接近阎立本，也说明曹霸与曹元廓是有相关联系的。 曹霸与其弟子韩干共同创立的“曹韩”画马体系，对于后世的画马影响巨大。他们所画之马，不但龙性十足，而且有画马寄情的创造性，为后世画马开创了新天地。 因此自宋元以来，凡画马必提“曹韩”、“曹将军”。 正当苏轼忙于吟诗赏画之时，北宋政坛发生了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熙宁二年（1069）二月初三，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参政知事。 “参知政事”是一种官名，又简称“参政”。这是唐宋时期最高政务长官之一，与同平章事、枢密使、枢密副使合称“宰执”。唐制以中书令、侍中、尚书仆射之外他官任宰相职，给以“参知政事”等名义。宋代以参知政事为副宰相，简称“参政”。 到宋代，设中书门下，此后参知政事则演变成一个常设官职，作为副宰相，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削弱相权，增大皇权。 二十多天后，王安石与陈升之创制了三司条例司，开始议行新法。 陈升之，建州建阳（今福建省建阳市，位福建省西北）人。字旸叔，初名旭，因避神宗讳，改字晹叔。建阳三桂里（考亭）人，进士出身，时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此时王安石行变法，设制置三司条例司，陈升之在该机构名称问题上与王安石的意见相忤，乃称疾不朝。 作为初出茅庐的无名小辈，此时的苏轼兄弟才刚刚抵达京师并住到了南园。 南园是父亲在京师所置的产业，苏轼也算是到了自己在京城的家中。此时的苏轼，还不知道自己一生的宦海沉浮都将与所谓的“新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二月中，由于王安石已经大权在握，此人平素最为厌恶好议论朝政者，因此除丧还朝的苏轼被以殿中丞、直史馆授判官告院（掌文武官员、将校告身及及封赠），兼判尚书祠部（掌尚书省祠部曹）。 宋朝的官名很长，但苏轼的这种小官工作的确清闲，“颇甚优闲，便于懒拙”，不过这正和苏轼的心意。只是苏辙要到制置使上班，工作极为繁重，每天早出晚归忙得不可开交，对于哥哥的清闲工作倒是极为羡慕。 三月十六，弟弟苏辙被任命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祥文字。 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熙宁变法开始时的决策机构。变法以前，宰相、枢密使不得过问财政大计，造成兵、财、民三权的脱节，以至于问题丛生。为了改变这种情况，熙宁二年（1069）的二月二十七日，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的同时﹐随即就创建了这个机构﹐作为变法的领导机构，以“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权力凌驾于三司之上，就连中书省及门下省亦不得过问。 条例司的主官为同制置三司条例，共二员，掌领制置三司条例司，制订新法，签书三司条例司公事。因初置时，由参知政事王安石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故冠之以“同”字。属官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二员或三员；制置三司条例司相度利害官，若干。并有权临时选官遣使，考察新法实行之利弊。 为什么要任命苏辙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祥文字，那是因为苏辙先前曾上疏神宗皇帝，他认为国家要想国库充盈，不是想尽办法去向民间求财使得国家富裕，而是去想办法去堵塞使国家财富流失的漏洞。并指出具体的漏洞主要有三个：一是官员编制冗余，二是国家养活的冗兵过多，三是财政支出不必要的花销过多。 苏辙的奏疏到了神宗小皇帝那里，神宗将奏疏原件转到中书省（相当于全国人大），并在奏疏上批示如下： 朕详观疏意，知道苏辙同志确确实实是潜心研究了当世经济社会的各项事务，观点大都切中时弊（主要是切中了神宗自己的心理），作为下属官员，非常之难能可贵。 于是，当即诏对苏辙于延和殿，随即任命了上述的官职。 苏轼知道，如今变法的诸事措置，虽然王安石、陈升之二人压力很大，但检详官的苏辙却得在每项事务上身体力行、亲力亲为。 三月二十七，苏轼在给二堂哥苏不疑的家信中，还对堂哥诉说了苏辙的辛苦与不易。 书呆子董传亡故后，苏轼与董传的其他一些故旧人等凑了点钱，但还远远不够安葬董传之需。 于是，苏轼只得上书韩琦，先说董传确实有才，然后又介绍了董传家里的窘境。董传母亲守寡多年，弟弟孤弱尚小，连吃饭都有些困难。如今董传父子的灵柩都暂厝在寺庙里无钱下葬等等，盼望惜才的韩大人能拨出一点经费来办理董传的丧事。 听说陈铎学士要从泾州经过，苏轼还告诉韩大人，不如让陈铎把钱捎给在歧下的宋迪（苏轼替韩大人考虑的极为周全），由宋迪来主持董传的后事，若赙金还有结余，那就留给董的家人以应急需。 如愿处理完董传的后事，苏轼又忙着为眉山老乡任汲（字师中）赴任黄州通判而写诗送行，还把写的诗也寄给了任汲的兄长任孜（字师平），此时，任孜正在四川简州平泉县令任上。 这是苏轼在丁父忧之后，又开始了提笔作诗。 这位老乡任汲，标签是“少学读书，通其大义，不治章句。任侠，喜事。”初为河南新息令，民爱之，遂在当地买田而居。此人后来曾通判黄州，还转知过泸州。 任汲与其兄任孜，相继举进士中第，知名于当时。眉州人皆敬之，号之“二任”，“吾州之豪任公子，少年盛壮日千里”（《送任汲通判黄州兼寄其兄孜》），而父亲苏洵在世时，尤其与二人厚善。 苏轼做梦也想不到，此次为老乡送行的去处黄州，十年后将成了他生命中刻骨铭心的所在，黄州可谓是日后令苏轼真正脱胎换骨的地方。 闲暇时候，苏轼开始陆陆续续作些诗。 先是秀州（除海宁外的今嘉兴地区与今上海的吴淞江以南部分）的僧人本莹（慧空）来访，苏轼作诗“静中不自胜，不若听所之”（《秀州僧本莹静照堂》），来劝说僧人本莹人处世间不可能达到完全的清静。 接下来，苏轼又给京兆人(今西安)石苍舒（字才美）寄诗，表达了自己对于书法的理解。石苍舒其时为承事郎通判保安库，善行草，有骨气。弄笔日久，以至于堆在墙角的秃笔如山。他已将书法理论经营在心，舒卷随手而自如，人谓其已得“草圣三昧”。 可苏轼认为“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石苍舒醉墨堂》），认为人一旦开始认识字，对世事就开始患得患失起来了。自己对于书法的认识则是“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同上），这也是对宋人书法“尚意”指向的高度概括。 太原人王颐在赴福建路建州钱监（监督钱币的铸造和流通的官职）任之前，来找苏轼求诗及草书。苏轼在凤翔时，还是武功令的王颐（字正父）就与之相厚，还送过苏轼一方“凤咮砚”和一只盛放舍利的龟形铜盒。 面对故旧，苏轼欣然提笔作了首诗赠与王颐，至于草书，苏轼借用了东汉书法家张芝“下笔必为楷，则匆匆不暇草书”的典故，对王颐开玩笑说，我就留一首诗道个别算了，至于草书嘛，成天光写楷书了，我也觉得真是没时间来写。 熙宁二年（1069）四月，朝廷下诏要求商议学校贡举之法，命令两制、两省、待制以上、御史台、三司、三馆等臣僚一个月内要把商议的结果汇总后报告朝廷。 这大概是王安石的手笔，其目的是要着意变更贡举之法，即今后考试不再考诗赋和明经诸科，考进士就以经义和论策为主。 作为政治任务，五月间，苏轼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的身份写了一篇状文，向朝廷上奏了自己的看法： 苏轼认为，获得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的才能。而了解人的才能的方法，在于考察人的实际办事效果。贡举制度已经实行了百年，有人主张实行策论考试而罢去诗赋项目，从语言的文辞来说，策论有用诗赋无用，而从国家的政事来说，诗赋和策论则是均为用处的。 那些个进士日夜研习儒家经传，兼修子书、史书，可以说是博览群书、融会贯通了，但一旦从政，这些东西又能用得上多少？等等。 当代着名作家余华好像说过：你仔细想想,哪次滔滔不绝后带来的不是悔恨! 所以说，擅长“直抒胸臆”的苏轼在上奏之后，所能做的就只能是战战兢兢，“伏候敕旨”了。 第29章 苏轼与神宗小皇帝的亲密接触 谁知，苏轼的奏议送达朝廷后，宋神宗看过之后，竟当即下诏即日召见。 据说神宗看到苏轼的奏议，若有所悟地颔首说，原来有很多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看了苏轼上奏的奏疏后，一切都释然了。 所以，才决定即日召见。 见到苏轼（三十四岁），二十一岁的宋神宗劈头盖脸就问：你认为用什么方法能有助于朕的宏图大业（疑似急性子）呢？ 苏轼故作谦虚地推辞再三之后，“只得”斗胆上奏说：微臣私下里认为，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来，然后再应对之。 神宗竟竦然接受道：爱卿所言，朕一定详思之！ 这次皇上在便殿里的召对，使苏轼初步知道了神宗皇帝的心思。但凡在馆阁里任职的臣僚，都应当替皇上认真考虑治乱问题，指陈为政的得失，不要有所隐瞒——至少苏轼是这样认为的。自那以后，苏轼每见其他的同僚，都会绘声绘色地把陛下的话原封不动地正告给他的同僚。 短时间内，苏轼上了《议学校贡举状》后，又一鼓作气地上了《议买浙灯状》与《上神宗皇帝书》。 平心而论，多才得苏轼在熙宁初年写的有关新法的这几份奏议都颇有文采，甚至可以说，正因为苏轼奏议的文采斐然，在朝堂上下才会给王安石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 作为直接给皇上看的文章，奏议一般要求开门见山，别他奶奶在那儿给皇上兜什么圈子。苏轼的《议学校贡举状》正是如此，一上来就指出自己是在顺应朝廷的召唤，然后再开始铺陈下文。 值得玩味的是，他首先来了一段“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 那意思就是在表白：陛下您看，我可不是反对变革，风俗之变，法制随之嘛。 但接下来就话锋一转：不过，变革嘛咱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对不对？ 自古道：顺势者昌，逆势者亡。所以，我苏轼觉得“今之学校，特可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 在整个《议学校贡举状》中，苏轼既不正面否定变法者王安石，又不动声色地拔高了自己持有的异议，行文可谓是技巧娴熟。 不仅如此，在最为重要的《上神宗皇帝书》中，苏轼提出“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表面上是为了赵宋江山着想，骨子里还是在变相地抨击当下的变法。 《上神宗皇帝书》中提道：“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三司条例）者，不过以兴利除害也。”但接下来话锋一转，又搬出了祖宗家法：“事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此司之设，无乃冗长而无名。” 宋代历来讲究祖宗家法，苏轼就处处紧扣祖宗家法。我国的封建意识形态一向讲究厚古薄今，苏轼就旁征博引有宋以来的三代之治，依着“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一层层延宕开来，所以说这八千余字的《上神宗皇帝书》写得富有说服力，一度成为了后世所有奏议文的学习典范。 苏轼虽然耿直，却也并不莽撞。 毕竟自幼饱读诗书，又有父母的悉心教导，在礼数方面那也是拿捏得死死的。 在家丁忧了两年多，归来已是熙宁三年（1069），正是年轻的神宗皇帝踌躇满志的时候。苏轼自知很多情况都要熟悉，且不可冒失，于是他一边按部就班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又一边默默关心着朝廷事务。 就这样过了一年，苏轼都没发出什么动静。 其实这一年发生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 宋神宗采纳了王安石全面改革的方案，从年初开始就强力推行变法，朝中大臣一片哗然，支持声、反对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苏轼因为官位低，对情况了解不深，没敢轻易开腔。神宗皇帝到底是什么性格，对待意见建议会是什么态度，这些都需要假以时日去观察，岂能鲁莽行事（说明苏轼一点都不傻）？ 要说苏轼对新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没有自己的观点，那也绝不可能。 他只是认为还没有到开口的时候，不能为了凑热闹而发声，要发声时必须言之有物，也必须用恰当的方式发声。 深入观察了一年之后，苏轼对新法已经有了明确的立场和主张，至少打好了《上神宗皇帝书》的腹稿，但他没有写出来，而是借用一件小事“投石问路”——递上了《谏买浙灯状》。 元宵佳节皇宫要在民间采购灯笼，实在是不足挂齿的小事，皇帝纳谏或不纳谏，都无伤大雅。在这里苏轼埋下了伏笔：如果皇帝纳此谏，那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禀报。如果皇上不纳此谏，那也犯不着再说什么，甘愿受罚罢了。 买浙灯之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至少在苏轼眼里，它涉及皇帝失民心还是得民心的所谓原则性问题，绝对值得一奏。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此事的背景： 熙宁四年（1071）的元宵节，神宗皇帝想张灯结彩好好庆贺一下，便下令当时最好的苏浙花灯禁止交易，全部低价卖给皇家。 苏轼认为，皇帝从自身角度考虑，为了过节观赏一下就花费那么多钱，未免太浪费了！——皇家也要崇尚节俭。 而神宗却认为，扎个纸灯笼成本也不值几个钱。 这也说明神宗皇帝从小在皇宫大院长大，年纪轻轻的（要知道，苏轼此时已经三十四岁了）考虑问题可能还不周全，他不知道扎浙灯的都是些穷苦的手艺人，灯笼是他们全家人的命脉与口粮，人家大老远地给送到京城来卖，成本除了材料钱、手工钱，还有运费、贷款的利钱等等。往年都是自由交易，价格还能卖得高些，现在只允许卖给皇家，还是低价收购，那是要亏本的！ 于是苏轼耐心向小皇帝说明情况，请求收回成命。 令人没想到的是，过了不多时，神宗小皇帝竟然采纳了苏轼的建议，把买灯笼的安排果断地给取消了（这就像大学里做社团工作的大学生那样的状态，激情满满）。 这还了得，本来他还以为自己的建议不过是泥牛入海的存在。此时的苏轼，他着实地激动与受宠若惊，紧接着就又上了《上神宗皇帝书》！ 《上神宗皇帝书》这篇奏章，是苏轼对于王安石变法之态度的一种真实体现,反映了这一时期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理性批判。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军事方面，苏轼还是极为幼稚的。因为军事与外交这些重大的工作事宜，那是需要经过长期历练方能奏效的。 当时，契丹、西夏疆域虽广，但多为不毛之地，或因气候等原因无法耕种。由于环境恶劣、资源短缺，势必得向外拓展，压缩北宋的生存空间，双方为此在边境上大打出手也是情理之事。 北宋政权自建立之始，赵匡胤为了防止武将们的飞扬跋扈，重蹈李唐覆辙，为了能够消弭隐患那是绞尽脑汁，最终通过一系列措施解除了武将们的兵权。 但是，此举对加强中央集权固然有利，却形成了北宋“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特殊兵制。一旦战争发生，协调作战的灵活性就完全丧失。武人跋扈的情况虽然得到有效遏制，但矫枉过正，过于束缚了武将的手脚。在战争中又不断削弱武将实权，刻意抬高文官的地位。崇文抑武令武将素质普遍下降，武人心理失衡，不思进取，畏战心理严重。 特别是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后，彻底丧失与北方游牧政权作战的勇气与信心，转而将全部心思用在了“守内”一面。后来，继任者不思振作，宋廷逐渐形成了“守内虚外”的国策。 所以到了北宋中期，像苏轼的这类被洗过脑的文官，也说过那些极具代表性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话。比如，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竟然这样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 历史证明，宋廷上下不以开拓进取为立足之本，反以修道德、务本业为根本，完全是舍本逐末。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与强邻不是比谁的拳头更硬，而是大谈礼义道德，此时宋廷大概是脑子被驴给踢了。 ——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历史局限性”吧！ 神宗皇帝在一字不漏地拜读了苏轼的三封奏章后，也许是被苏轼的爱国精神感动了。 据史料记载，有一天，神宗问王安石道：苏轼的为人如何？ 王安石知道苏轼向来对于新法的态度，可以说是自己的异己，恐怕年轻的神宗皇帝接下来会重用苏轼，所以连忙说： 陛下为什么要召见苏轼？ 神宗道：朕看到苏轼的奏议异于诸人，所以决定召见。并且苏轼还对朕说，陛下若轻易就召见微臣，这样并不好。因为人臣向来以得到皇上的召见为荣，如今陛下尚不知道微臣的情况，就仅以一些上奏的言语就召见微臣，那么恐怕朝廷上下人人都会争相效仿。还说朕给臣僚封官封的太快，以至于今后效果如何以至于不能始终。苏轼这些话，爱卿认为如何？ 安石道：陛下给臣僚加官，不会不加以考实，虽然加官但有何害？ 神宗又道：苏轼还给朕讲了一些兵法上的道理，他说先动者为客，后动者为主。主常胜客，客不常胜，治天下亦然。人主不欲先动，常以静应之于后，乃胜天下之事。他的这些观点怎么样？ 安石回答道：苏轼说的也有些道理，但是（注意这个但是），这都是“道之经”，而非“道之变”，圣人之于天下，感而后应，苏轼的言论也符合这一道理。但是（又一个但是），世间的事态变化无常。譬如用兵，不是每次的后动者都能得胜，这是获胜方的时与势都为之相宜啊（我们注意到，堂堂大宋朝的命运，都在两个文人与一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手头捏着）！ 神宗道：爱卿所言极为精辟！照你这么说，苏轼这个人用一些事去试试他如何？ 安石答道：微臣已多次上奏，试人当以事。 其实，王安石真正中意的人选乃是吕惠卿。 后来，神宗皇帝又问曾公亮道：苏轼这个人每次奏对都很明敏，是否可以一用？ 曾公亮回答道：京师尚没有人选。 为什么这位曾同志说话能够这么有底气，我们来先看一下此人的档案吧： 曾公亮，字明仲，号乐正，泉州晋江县(今福建省泉州市)人 ，是个不折不扣的官二代。 曾公亮原为刑部郎中曾会之次子，他自少时起就颇有抱负，且器度不凡，为人“方厚庄重，沈深周密”。 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曾公亮登进士第，授会稽知县。他自地方官员累升至知制诰、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参知政事、枢密使等职，在嘉佑六年(1061)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正式拜相。 宋英宗即位后，加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宋神宗即位后，再加至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昭文馆大学士，累封鲁国公。之后因年迈罢相，带司空兼侍中出镇河阳三城，又判永兴军，最终以太傅致仕。 元丰元年(1078)，曾公亮去世，年八十。获赠太师、中书令，配享英宗庙廷，赐谥“宣靖”，是宋理宗时的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曾公亮曾与丁度承旨编撰《武经总要》，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官方编纂的军事科学百科全书。 王安石道：苏轼没有外放过，居京不会长久，不如先擢为京城里的推官。 神宗道：朕有意着苏轼修编中书条例。 王安石赶紧答对曰：苏轼此人与微臣的所学所见皆异，陛下若是让苏轼来修编中书条例，朝廷上下估计都不愿意。以苏轼的个性，他断不肯去为了迎合众人而去完成制定的条例，到时候恐怕还会发一些奇谈异论，坏了变法的大计！陛下用人，必须要再三考察，实可用乃用之。今陛下只是看到了苏轼上奏的言辞，其言论尚未见到什么效果，因此断不可轻用！ 君臣的这一番对话，使得苏轼的政治生涯又多了一道坎。 第30章 王安石其人 熙宁二年（1069）六月二十七，朝廷下诏举荐谏官。 诏命一下，张方平就忙碌开了。经过老张的一番绞尽脑汁的筛选与斟酌，还真为圣上推举了两位： 其一为时任尚书刑部郎中的成都华阳（今已并入双流县）人李大临（字才元），论年龄年长苏轼二十七岁。老张对他的评语为：识蕴纯深，风举冲远。（文绉绉的，意思不外乎此人优秀哩不能行。） 其二为时任殿中丞直史馆的苏轼，这就不用细说了，我们来看看老张的评价：文学通博，议论精正。还行，说实在的，老张的这些个评价还是极有水准，甚是客观公正的。 只可惜，有着王安石先生的加持，这两名人选均名落孙山，一时间也让张方平他老人家开始怀疑起自己那自以为独到的眼光了。 七月二十二，时年五十岁的河南府缑氏（今河南偃师东南缑氏镇）人李育（字仲蒙）病故。老李的儿子差人来求告苏轼，想让苏轼给写一篇哀辞。 老李为官清廉，家境贫寒，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不幸的，但又可以说是万幸的。因为，此人与苏家的渊源，使得他的大名因为苏轼的手笔而青史留名。 老李曾以司封郎、直史馆之职担任过歧王府记室参军，晚年还曾任职凤翔府，以经学辅助长官，与苏轼的任职范围有过交集。 况且老李学识渊博，精通毛氏《诗经》和司马迁的《史记》，对人非常友善，即使别人对他不恭他也绝无报复之心。苏老泉初入仕时是在太常寺任职，其时老李为太常博士（太常寺里面掌管祭祀之事的官员，正七品），老李与苏老泉朝夕往来，十分友好。所以说，李育这个人与苏家可谓是世交了。 对于老李儿子的请求，苏轼可以说想都不用想就答应下来了。 过了三天，王安石一手编写的《英宗实录》书成（从文史知识方面来讲，王同志完全有此实力），由曾公亮呈给了圣上。 熙宁元年（1068），在曾公亮的提举下，王安石本来当时已经进入翰林院，但老王还是毛遂自荐地要亲自完成此书的修撰，且不需要专门配置办公室，最终竟凭一己之力成书三十卷。 就连苏轼阅后也曾对别人大赞曰：此书“词简而事备，文古而意明，为国朝诸史之冠。” 王安石这个人是多面的，总的说来，他外在邋遢，政治激进，用人不当；但却能文能武，品行高洁，以至于在激烈的变法运动中得以善终，这堪称是古今中外变法史上的例外与奇迹。 王安石出生于临江军(今江西樟树)，生活在地方官宦家庭，也属于是个官二代。 此人自幼聪颖，读书过目不忘。而且他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各地，更增加了他的社会阅历，开阔了眼界，目睹了底层百姓生活的艰辛，对宋王朝“积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青年时期便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应该是好的，这一点从他年少时期的这些志向便可以看得出）。 但王安石的变法运动无疑加剧了党争，造成北宋的国力消耗。另外凡是反对王安石的官员，都被贬或者流放，此举持续了几十年。新旧两党若是相互监督和促进，那是好事，但如果是你死我活，那就是国家的不幸了。 就在王安石充任地方官吏时的仕宦初期，他还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由于较长时间接触了解社会现实，所以他对北宋中期隐藏的社会危机有着理性的认识，使得他“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 宋神宗继位后，开始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随即又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以及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熙宁元年（1068），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王安石即开始兜售他的主张变法。获得神宗青睐后，于次年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 为指导变法的实施，王安石还专门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物色了一批拥护变法的官员（也可说是另有所图的爪牙或鹰犬），参与制订新法。 王安石认为变法的先决条件是培养人才，因此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改革取士。废明经，设明法科。进士科不考诗赋考时务策，整顿太学，唯才是举，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可惜的是，在工作方面，王安石忽视执行方法重要性，不搞调查研究。身为宰相，提出改革方向虽好，事实上历史每次变革出发点都是好的都好，但执行措施失误，用人不当，这可都是大忌，这样重要的事王安石居然都意识不到，甚至常常是刚愎自用、独断专行！ 但在工作之外，王安石却又是一种多面的形象。 他推崇类似于今天的“极简”生活，自觉转向一种精神层面的追求。宋人时评：“王荆公性简率，不事修饰奉养，衣服垢污，饮食粗恶，一无有择，自少时则然。” “王荆公性不善缘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弊，亦不浣濯。”他不喜洗沐，由于常年很少换洗衣服，以至于上面长满了虱子。有一次，就在王安石面见宋神宗时，有只调皮的虱子竟然爬到了胡须上，宋神宗看到后也忍不住笑出了声。 王安石虽然对个人卫生不甚讲究，对待工作却很讲究。 王安石二十六岁时就出任了鄞县知县，刚走马上任的他，并不熟悉鄞县的地形。于是，他俯下身子向当地老农请教，跋山涉水，披荆斩棘，十几天就行程数百里，实地勘察当地民情和地理，并沿路劝导农民拔除葑草，疏浚湖泥，砌筑堤堰，措置碶闸，还因此成了公认的水利专家。 青黄不接时，他顶着压力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农户，解决了当地百姓的饥荒与困苦（注意了，这种成功案例给了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底气，也是新法推行的滥觞与渊薮）。 王安石一生严格自律，志行高洁，他坚持“非吾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在品行操守上极为讲究。难怪黄庭坚在《跋王荆公禅简》中，称他为“一世之伟人”。 在对待学问研究（特别是炼字）上，据说“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王安石也是改了十几次才确定下来。当初他先用“到”，又改作“过”，再改作“入”，“满”等都不合意，修改了多次后，最后选定了“绿”字。 尽管他把北宋政坛上闹得是天翻地覆，但其家里却是一派祥和：他只有一个发妻，从未纳妾，在一夫多妻的古代社会里，这种情况似乎有点另类。 至于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其实也是较为复杂的，简单说来，可以说是亦敌亦友。 说到苏轼的政敌，最难说清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又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 苏轼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以及他所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苏轼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的领袖王安石发生冲突。 苏洵也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佑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欧阳修曾就试图将王安石介绍给苏洵，而王安石也乐意结识苏家父子，但是苏老泉却拒而不纳。 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时，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有个性）。 其实，苏轼起初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苏轼对王安石的文才还是非常赞赏的，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甚至认为该书是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苏轼对王安石喜好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 熙宁二年（1069），苏轼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苏轼修中书条例，王安石阻拦并力荐吕惠卿。 同年，苏轼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苏轼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苏轼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 王安石回答说苏轼是“邪险之人”，还说治平三年（1066）苏轼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人所共知，所以苏轼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却绝非奸佞小人，他与苏轼的矛盾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不同，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络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 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轼，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乌台诗案，这是苏轼一生的拐点，由于苏轼得罪了朝廷中的另一个敌对人物，而被锒铛入狱，很多熟悉的好友都躲避着他，更不用说去救他了。而此刻，与他曾经在朝堂上争论的王安石，虽然已经是没有权势了，竟然赶赴京城，前往相救。 同样，苏轼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次荆公韵四绝》），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赞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王安石去世后，作为中书舍人的苏轼，还为其撰写了《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足见二人关系的不一般。 王安石变法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了，但他在文学上的造诣是不容诋毁的，俨然配得上“唐宋八大家”的称号。有人认为王安石的文学方面不如苏轼，那么王安石为何能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呢？ 关于“唐宋八大家”阵容的组成，元末明初的朱右（字伯贤，自号邹阳之，临海章安人）首先选了韩愈、柳宗元等八位唐宋两代文学家的文章，其中欧阳修、苏洵父子三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 其他六位文学大咖对散文的贡献是巨大的，被排在第一梯队无可厚非。王安石和曾巩二人看似出名的文章不多，但他们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也是不容小觑的。 很多人认为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不如苏轼，是因为苏轼所作的诗词佳作太多了，而王安石出名的词作品较少，但从散文天赋和成就上对比二人，王安石是不输于苏轼的。 但从《古文观止》中收录的二人代表作来看，王安石和苏轼二人都是多点开花，议论文、游记、碑文、书信类都有记录。 他不仅能写出《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还会写出《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这样的诗句，其所着的《伤仲永》还被我们今天的人教版初一下册课本中所收录。 因此上说，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 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 王安石的诗歌造诣也很深，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 其词作虽不能闻名于世，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其中的《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共开豪放词之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第31章 王安石变法前后的政治背景 中国历史上曾有四次变法：商鞅变法、王莽新政、王安石变法和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 这四大变法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改革，但均因历史或现实的原因而失败，其中以法家思想变法的商鞅较为成功。王安石这个人对于商鞅还是极为推崇的，他甚至写过《商鞅》这首诗：“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鞅》）这首诗不仅高度评价了商鞅的变法成就，还表达了他对商鞅取信于民和坚决镇压复辟势力的赞赏。 若站到今天的历史角度再来回顾这场千年前的社会改革，王安石变法的宗旨其实就是致力于解决宋朝当时的“三冗”问题。 为此，王安石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手段，目的就是精简人事、精简费用、增加国家的收入，同时还不会增加人民的负担。 那么，北宋王朝发展到了神宗时期，已经到了怎样的地步了呢？ 北宋初年，最高统治者由于对土地兼并采取“不抑兼并”态度，导致三分之一的自耕农沦为佃户和豪强地主。由于地主阶层普遍隐瞒土地，致使富者有田无税、贫者负担沉重，连年的自然灾害加剧了农民苦难，因而造成各地农民暴动频繁。到了北宋的中后期，竟有十之七八的土地收不到税。地方州县的下层官员不敢举发豪族，对中小层农民却是巧立名目、加剧盘剥，以增加收入。如此一来，就只能在那些无法避税的农民身上一层接一层的剥削了。 加之北宋与西夏和辽国连年发生多次战争，有限的土地还不断遭到外族的蚕食。 照理说，北宋人口这么多，经济又算是发达，应当是税收越来越可观才是，但事实上却恰恰相反。 当时的国家财政主要收入是田亩征收赋税，朝廷派人直接到地方去督导收税，大部分上缴到朝廷，留给地方州县不过十分之一二。可是北宋开国以后，豪族地主渐渐兼并土地，甚至刻意隐瞒土地，并千方百计地逃税，这种现象到了中后期愈演愈烈。 当时的朝廷内部，改革派与守旧派们的斗争也日趋激烈。 加之北宋政府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以集中皇权，比如，宰相职位一般由多人担任，同时还设定了枢密使、参知政事、三司使，来分割宰相的军、政、财权。官职也不断增加，导致北宋机构臃肿。同时，由于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恩荫制，一个官僚一生当中可以推荐数十个亲属来当官。 北宋的行政系统里组织重叠、冗员充斥的情况，是历代之最。 有许多人名义上是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等机关里的官员，实际上却完全没有职权。又有许多表面上属于打杂的职位，名称看起来极不起眼，却是真正有实权的人。 北宋时期还大兴科举，参加科举应试的人数急剧增加，考取进士人数也相应地增加。 朝廷里又设立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等，大量选拔文学之士进入，称之为学士或大学士，在国家有大事时参与讨论，或是从事讲学、着述。 宋朝的官吏数量因而十分庞大，并且在中后期直线上升，原本开国时宫中的官员人数不过数百人，宋仁宗时已经达到两万四千人。北宋官员的薪资之多又是中国历代王朝之中最优厚的，据考证比清朝起码高出一倍。因而行政费用渐渐成为天文数字，成了朝廷另一项压力山大的负担。 当时的北宋朝廷为了防范武将，甚至实行更戍法——频繁地调动武将，导致“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并设立不同机构管辖军队，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由于军队涣散，指挥效率和战斗力较低，导致北宋在与辽国和西夏的斗争中常常失败。 宋太祖时，军队人数不过37万人，经过七八十年，到宋仁宗时竟增加了三倍多，达到125万人。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从宋太宗起，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北宋在历次镇压农民的过程中，渐渐把吸收农民到军队里当作国家政策。 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只得招收流民入军，军队数量有所增加。灾荒年还得再招募一些流民进入到军队中去，不仅军队战斗力下降，军费还相应地增加。北宋不只是笼络造反的农民，对于皇室贵族、外戚、勋旧及知识分子，也是极力笼络，尽量安插。 这些现象，分别叫做“冗官”、“冗兵”、“冗费”。 冗官，冗兵、冗费等问题导致政府财政支出增加，不仅如此，北宋政府每年还要给西夏和辽国拨付“岁币”，与此同时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因而又造成了北宋政府的财政危机。 总之，由于有冗兵、冗官、冗费等“三冗”问题，北宋的国家财政负担越来越严重，而收入却越来越少，到宋真宗时已经捉襟见肘，到第四代宋仁宗时赤字就更严重了。 宋神宗继任后，如果想要挺直腰杆，想要转变对辽国及西夏的策略，必须要先解决国家迫在眉睫的困境，因而只有寻求变法。结合汉武帝当年曾用桑弘羊实施均输、平准之法，并且也颇有成效。宋神宗也必须找到一个人来帮他增加税收、裁汰冗员，强化国防，于是选中了王安石。 王安石成长于民间，也算是“知屋漏者在宇下”，他深知国家的弊病，于是就想对症下药。 宋朝养兵太多，他就提出全国皆兵，凡是身体好的人都有当兵的义务，平时加强训练，有战事时，这些人就可以征调出来作战。官员效率低下，他就提高吏员的地位和俸禄，吏员有了足够的薪水，就会减少违规，效率也会得到提高。 手头攥着这些个高大上的举措，于是乎就有了王安石的上位。 熙宁元年(1068)时，新即位的小皇帝宋神宗问王安石道：当今社会的治国之道，爱卿你认为什么是重中之重？ 王安石答道：“以择术为始。” 也就是说，我们要找到治理国家的霹雳手段。当然了，这与如今“弃术近道”的观点截然相反，可能王安石同志觉得当时的儒家大道已经无法约束社会的进程了，必须得靠一点权术来刮骨疗毒才能以奏效。 到了熙宁二年，宋神宗又问王安石道：不知爱卿心中的变革之术，以何为先？ 王安石胸有成竹地答道：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 熙宁二年（1069）二月，在给神宗小皇帝成功洗脑后，踌躇满志的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由于深得宋神宗的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 在经济方面，王安石出台了相当多的举措。 比如，他提出了免役法，即让不愿服劳役的人缴纳一笔钱，朝廷用这笔钱雇佣专业做劳役工作的人代替他们。这个方法确实很实用，朝廷得到了一笔经费，就是所谓免役钱。而雇人服役，既提高了效率，又能节俭一笔开支。 此外，王安石提出青苗法，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农耕贷款”。老百姓在田里播了种，在农作物还没有收割的时候，百姓通常都比较穷困，往往要向放高利贷者借钱度过这段拮据的日子。 而王安石干脆以官方的名义借钱给老百姓，等农作物丰收以后，再加一点利息还给朝廷，这样既让百姓解了燃眉之急，又使国家得到一笔收入，堪称两全其美。 历史上，王安石做这些改革时抱定了很大决心，他对宋神宗说：“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样坚决的态度，放在历朝历代也是少见的。 然而宋朝朝廷内的派系林立、朋党攻讦却注定了这场伟大改革的失败。在宋仁宗时期，北宋就有庆历党争，两个派系意见相左，互相攻讦，到了宋神宗时情况更甚。例如，当时的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与多取，换汤不换药，充其量就是新瓶装老酒，犹五十步与百步，半斤八两的伎俩。 于是，七八月间不以为然的范纯仁老先生也上书皇上，公开指责安石是“掊克财利”，完全舍弃了“尧舜知人安民之道”。 御史中丞吕诲也上书劾王安石的巧诈之行，说他：“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 吕诲，字献可，幽州安次（今河北廊坊西）人。吕端之孙，从小在京师开封长大，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官三代。王安石执政时，吕诲上书直言其不通时事，若被大用，则非所宜。此人为官曾三居谏职，皆以弹奏执政大臣而罢，时人推服其耿直，号称是北宋着名的敢谏之臣。 一次，宋神宗和文彦博讨论变法之事，神宗道：我们更张法制，我知道士大夫们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 文彦博直言道：朝廷是与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而不是与百姓一起治理天下的。 第二年，司马光也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 其中的《与介甫书》责难王安石说“财利”不应该委托国家的三司来治理，更不应该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和设立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又列举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 而同样是在写作上有着“两把刷子”的王安石，则立马回复了《答司马谏议书》进行了反驳： “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那意思是说，你司马君实说我在位日久，没有为老百姓谋求到利益，我王某人知罪。但若是说我因循守旧，在其位不谋其政，则就是你的无知之举了。 被气得差点吐血的司马光老先生，只得心如死灰地向宋神宗辞职，从此就隐居洛阳再也不问世事，而是专心编纂起了他那本《资治通鉴》。 意见分歧的派系彼此之间你争我夺，以至于最终常常是不管策略的好坏，只要是派别不一样，就用各种理由批判对方、反对对方。 当王安石实施新政时，反对者就更多了，虽然宋神宗对王安石很信任，但是群情激愤时，王安石也不得不请辞。在八年的改革期间，宋神宗不得不两次解除王安石的职务，新政最终无果而终。 虽然王安石是很有才能的宰相，宋神宗也是锐意进取的皇帝，但他们却没有配合的班底，也没有高效运转的结构。宋神宗死后，保守的皇太后马上重用司马光等保守派，新政即遭到全面废除，王安石的变法也随即宣告失败。 在新法的推行实践中，王安石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他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另一方面，王安石虽然强调了政府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推动改革变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 令人遗憾的是，变法最终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第一次罢相。次年王安石复相后仍得不到更多的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是，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不得不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悉数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郁而终。 但从根本上讲，宋朝当时的社会状况已经到了必须得变法图强的地步，不管有没有王安石，神宗都得变革。只是有了王安石，变得更彻底、更矛盾、更惨烈罢了。 王安石的变法虽然成功地做到了民间收财，变成军费这前两步，以及前期的战争，也就是击败吞并了河湟的吐蕃，但面对与西夏的生死之战时，却在成功的前一瞬间不幸失败，这样链条就断裂了。 资金链条一断，没有后期的资金回笼，那么前期对国内的急征暴敛就真的成了比苏轼等反对者眼中的“劣法”，不仅伤及国本，更让官员体系产生分裂，直接导致北宋末期残酷的党争，间接地演变成了北宋灭亡的根本原因。 第32章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一）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进行的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 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年纪轻轻的神宗皇帝立志变法革新，熙宁元年(1068)四月，就特召四十八岁的江宁（今南京）知府王安石火速入京，企图一下子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王安石上位后，首先成立了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原来的条例司撤销后，由司农寺主持变法的大部分事务，曾布、吕惠卿等人参与草拟新法。 鉴于我们本书企图反映的主体——苏轼在任地方官后如何在新法的氛围中履行政务——由此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在王安石变法这一历史问题上，功过成败，还是留给后人去评说为佳。 我们不是历史学家，更不是熟知政治经济学的专业人士，以及对于后世带来的结果是好是坏，千余年后仍没有最终定论的今天，我们也只有避重就轻，不再班门弄斧为好。 但为了说清楚这次变法的具体内容，阐述好它对当时社会以及苏轼本人的影响，经过粗略归纳，这些新法按照内容和作用大致分为理财、农业、军事、教育等措施（以下内容可能会十分枯燥），其具体内容大约有十一项之多： 一、理财措施： 旨在通过限制贵族奸商们的盘剥复利，把这些奸商们的盈利特权收归国有，劳动人民的税赋不必增加就能使国库充盈，也就是当时鼓吹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王安石变法在为国家理财方面主要有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1. 均输法 均输法不是宋神宗时王安石所首创，乃系仿桑弘羊、刘晏之法而加以变通。 它最早出现在汉武帝时期，由桑弘羊所提出。此法在宋史里频频出现，每次都与王安石挂钩，被反对派骂得狗血淋头。均输法是汉武帝与匈奴掐架掐得最狠，搞得军费激增，国库见底时搞的国家紧急状态法令，汉时前后一共搞了两次，国内矛盾激烈程度比宋只高不低，但的确帮助汉武帝度过了难关。 王安石集团的原意是设立发运使，掌握东南六路生产情况和政府与宫廷的需要情况，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统一收购和运输。 由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情况，“从便变易蓄买”，贮存备用，藉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均输法夺取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益，同时也减轻了纳税户的许多额外负担。理解“均输法”，最要紧是八个大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 熙宁二年（1069）七月，开始在淮、浙、江、湖六路颁行均输法，但此法“然均输后迄不能成”——没能按计划施行下去。 此法不是固定不变地向各地征敛实物赋税，而主要是在灾荒欠收物价高涨的地区折征钱币，用钱币到丰收的地区贱价购买上供物资，此即“徙贵就贱”。如果有多个地区同时丰收物贱，就到距离较近、交通便利的地区购买，此即“用近易远”。 于是，均输法就可以达到“江湖有米则可籴于真，二浙有米则可籴于扬，宿亳有米则可籴于泗，坐视六路之丰歉，间有不登之处，则以钱折斛，发运使得以斡运之。不独无岁额不足之忧，因以宽民力。万一运渠旱干，则近有汴口仓庾”这样的效果。 通观制置三司条例司奏言全文，可以看出其议论的内容，虽然涵盖诸路上供的所有物品，但重点则是京师所仰仗的东南六路的粮食。 变法者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均输法的施行，一是将东南六路的富裕物资与物资匮乏的地区相调剂；二是打击了富豪之人的横征暴敛，从他们手中“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三是可达到“便运输，省劳费”的目的；四是可以“去重敛，宽农民”，最终实现“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的目的。 改革的出发点，归根结底是解决粮食供应问题。改革的途径，无非是扩大购买。均输法之“输”并不是运输，实乃输纳、供应之谓。均输法是对东南漕粮供应制度的变革，是属于政府消费性购买范畴的问题，与漕运制度本身并无多少联系。它的着眼点是漕粮，而不是漕运。 2. 市易法 这一措施其实是来源于西汉中叶桑弘羊的“平准法”，但有自己的特点：如“契书金银抵当”、“结保贷请”、召募行人、牙人为市易务工作等，都是王安石的新发展，与平准法的命吏坐市肆贩卖、不假手商人的作法有所不同。 均输法与脱胎于平准法的市易法推行以后，形成了对城市居民特别是工商业者的打击。原本立足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重利盘剥的新政策，蜕变成国家垄断市场、货源、价格，甚至批发与零售也被政府官员所操纵，哪怕像水果、芝麻或是梳朴（作木梳的原料）之类的小生意，也要先过政府官员这几道关口。于是，大中小商人一齐步履维艰，致使城市工商业开始凋零。 此法于熙宁五年（1072）三月开始颁行，具体措施是于汴京设都“市易司”，边境和重要城市设市易司或市易务，平价收购市上滞销的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并允许商贾贷款或赊货，按规定收取息金。 后又将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和专门机构，是直接收售物资，参与交易，以平抑市场物价的一种政策措施。也是王安石变法时在城市中推行的一项重要的新法。 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市易法有平抑物价调剂供求的作用，限制奸商垄断居奇，把以前归于大商人的利得收归官有，增加财政收入。 从时人之记载和苏轼等人的大量文字中可以看到，全国城市商业与市场一时间相当萎缩而萧条，社会开始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这个结果看来不合情理实际却有其必然性，市易法的实质是对商业贸易实施国家垄断，市易法一方面打击了大商人、“兼并之家”，但是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小商户的利益。 看似一项十分完善的措施，既然政府与民众都能受益，那就应该受到拥护并继续推行下去的。但是事实上，变法却引起了变法派的分裂以及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 但也有后世的学者，根据熙宁十年（1077）全国各州县夏秋两季所得实物除外的五百多万贯息钱来衡量，认为王安石用理财观点实施起来的市易法还能算作卓有成效的。 3. 免行法 颁行免行法，起因是开封府肉行（供应官府肉类）的徐中正（屠户）等人上书，建议由行户交纳免行钱后，行户的物资便不再送往官衙门。 因为，宋都城开封官府衙门所需要的一切物资，均由京师诸行供应。但由于各级官吏上下其手，多多索取财物，各行所费钱财往往在官府所需物资的十倍以上，因而一些商贩、贫困百姓因作行户而破产者比比皆是。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 根据宋代的制度，各级官府的用度均需采买。供货商需要低价售于官府，还要免费送货上门，同时还得保证质量。这种不平等交易制度使得各级供货商不仅在与官府的买卖中赚不到钱，还得赔钱，成为了极大地负担。王安石变法中推行免行法，取消低价采买的制度，而是改为征收一部分的免行钱，作为一种商业税。商业税分给各级官员作为俸禄和补助，以此保障了商业活动的正常进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 熙宁六年（1073）七月，正式颁行免行法。 免行法，这是王安石变法内容中的最后一条，也是王安石所受反对最多的一条，此法一出，也就说明王安石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彻底要失败了，因为从前文当中可以看到，曹太后和宋神宗母亲高太后亦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这才导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 王安石推行“免行法”之前，大宋皇宫和权贵们的一切采购，尤其是在开封城的采购都是不花钱的，各商行必须为官府和权贵们无条件地奉上他们所需要的商品，不仅如此，官府和权贵们还肆意勒索这些商行提供远超采购需要的商品，倘不如意，即恃权惩治，小商贩多因此失业，这些多出来的供应就被各个皇族、后族、勋贵瓜分，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既得利益者。 朝廷的各个官员其实都是世家豪门的代表，“免行法”的出现，这些世家豪门利益受损，群臣群起攻之，后族一样对王安石开始攻击了。如果说青苗法使王安石失去百姓之心，那么免行法则成为压垮新政最后一根稻草！ 二、发展农业生产 在调整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政策以及发展农业生产方面，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 4. 青苗法 青苗法是王安石变法之一，也是争议最大，受到保守派人物攻击次数最多、最为猛烈的变法项目。 青苗法，亦称常平给敛法、常平敛散法，于熙宁二年（1069）九月颁布。 常平制度主要是在丰年时适当抬高价格籴（音迪）米，把老百姓手里的余粮以高于市场价收购，防止谷贱伤农；在荒年时适量降低价格粜（音跳）米，以平抑物价，拯济百姓。也就是“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 这一政策一直延续至今，如今的“国家储备粮制度”便是这一制度的延续。 其实，“青苗法”在唐代宗时已有此名，“税青苗钱以给百官俸”。青苗法最早是参考了宋仁宗时陕西转运使李参在陕西“贷钱还谷”、发放青苗钱的经验，王安石也在浙江鄞县实验过这种“贷谷与民，立息以偿”的办法，效果良好。 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仓（中国古代储备粮荒平抑粮价的政府粮仓）、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 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但具体实施中一些官吏强制借贷，借机敲诈盘剥。 王安石的变法理财思想是“重开源，轻节流”但对节支没有足够的重视。由于他没有认识到当时兵多官滥、支出太过是造成国家财政赤字的根本原因。 再加上当时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急于求成，太过激进，导致青苗法最终被废止。青苗法虽然给宋王朝带来了一定的财政收入，却加重了对穷苦大众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剥削，其实并没有起到“富民”的作用。 青苗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与王安石的初衷越走越远，非但没有减轻农民的负担和疾苦，以及达到抑制兼并的目的，反而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与疾苦，并且还助长了兼并。 北宋各级官府为了聚敛民财，达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他们这种重敛于民的政策不可避免导致了大量小农经济的破产，小农经济的大量破产，是对封建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严重影响了封建社会的简单再生产，给封建统治带来了危机。 这样一来，青苗法不但加重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而且间接的挑起了统治阶级内部巨大的纷争。青苗法因为其自身的不成熟性，导致其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强迫借贷的案例，显然就违背了青苗法的立法初衷。 总而言之，王安石的“青苗法”出发点是好的，初期在地方施行阶段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在全国推广之后，由于制度本身的缺陷加之施行中出现了一些弊端，这项制度最终被废除。 不能就此说这项制度不好，只能说这项制度没有执行好。“水至清则无鱼”，不管是说人性很贪婪或是说各级官吏都要吃饭，不论处于什么朝代，理想总是丰满的，而现实则是无比骨感的！ 第33章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二） 5.募役法（又称免役法） 王安石“募役法”所要变革的役，便是差役、职役，于熙宁四年颁布实施。 所谓职役，即乡户应征至州县衙门充任公人，或者在乡村充当基层行政人员，协助地方政府治理基层。将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称为免役钱，官僚地主也不例外。 免役法实施前的差役法中，充当衙前或里正的农户负担往往最重，他们分别负责运送官物或看管粮仓等重地，里正还要掌管催缴赋税。如果遇到官物伤耗，或是税赋短缺，必须得照数赔偿，因此这些农户往往是“倾家而不能给”。 募役法(免役法)规定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需要指出的是，宋朝的募役法也是在唐朝的基础上制定的。此法令使得原本拥有免役特权的大官僚大地主阶级也不得不交钱，这直接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也为日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总的来说，王安石变法的大多数内容都不是老王想破脑袋自己想出来的，都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结晶以及历史长期以来演变而成的。 6.方田均税法 颁布此法的起因是素有河北“粮仓棉海”之美誉的肥乡县，按田赋征税底册征收税赋，根本就无法征收到位。河北转运使杨偕面对这种现实，忧心忡忡却一筹莫展。税赋收不上来没法向朝廷交代，动用国家机器强行征收又唯恐激起民变，引发社会动乱。 恰好时任大理寺丞的郭谘与杨偕私交甚厚，知道这件事后对杨偕说：“处理这件事并不难，如果让我走一趟，可以马上解决。”杨偕非常高兴，马上上书仁宗皇帝，要求借用郭谘到肥乡县承办棘手的赋税征收事宜。皇上准奏并派遣秘书丞孙琳做为副手协助郭谘摄肥乡令。下令全国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为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 郭谘上任伊始，即与孙琳深入肥乡县的社会底层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民意，征求百姓意见，经过深思熟虑，制定了实际丈量土地，根据占有土地多少确定税额的方案：方田均税法。 据《肥乡县志》记载，当年肥乡县免除无地而有租税者400家，纠正有地而无租税者100家，收取逃漏税款80万，逃亡的农民又重归故里安居乐业了。 熙宁四年(1071)八月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 方田均税法的施行减少了隐田逃税现象，在此法实施的十三年里，共清查了占当时全国54%的田产，丈量出大量隐瞒土地，诸如“诡名挟佃”、“隐产漏税”和“产去税存”等弊端得到了部分地清除与纠正。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在短时间内大幅增加了国家赋税收入。而且方田均税法采用梯级纳税，比较科学。 方田均税法虽然清出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却严重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也不可避免的遭到他们强烈反对。 7.农田水利法 北宋时期，因土地兼并，赋役不均，水利失修，田多荒废。凡吏民能提出土地种植方法，指出陂塘、堤堰、沟洫利弊，且行之有效，可按功利大小给奖。还奖励人民在各地兴修水利工程，开垦荒废田地。鼓励垦荒，兴修水利，费用由当地住户按贫富等级高下出资兴修水利，也可向州县政府贷款。条约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 王安石执政后，于熙宁二年 （1069）颁行农田水利法，派出各路常平官专管此事。 在王安石的倡导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北方在治理黄、漳等河的同时，还在几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贫瘠的土壤变成了良田。此法令在颁布后的七个年头里，当时全国兴修的水利工程达一万多处，灌溉民田36万多顷。 在“农田水利法”下达全国不到七年的时间里，全国兴修的水利工程就已达处，灌溉民田更是高达亩。熙丰年间全国修复和新建的较大规模灌溉工程遍布全国各地，其中京西路，即河南中西部的建设是最多的，这无疑是因为京西路此前乃水利荒废的重灾区。 熙宁时期农田水利法的规模与成效，官员为督促田户修整陂塘，甚至采取了鸣鼓督催的方式，堪称一场声势浩大的农田水利运动。这些工程不但在当时促进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其带来的长远利益甚至一直延续到明代。 在京西路，即河南中西部地区，水利设施的广泛恢复带来的是移民和流民的广泛迁入和安置，灾荒年间产生的灾民很多也被安置在这些地方。北宋时期迁入南阳盆地的移民来源众多，契丹、陕西、河北、湖北、淮南、河东等地都有人口向南阳盆地迁徙。 人口得以上升，带来的是荒田纷纷开垦。由于水利的兴建，这些地区得以建设大量水田，种植水稻，人们由以前的“不习水田之利”到“粳稻大丰收”。对于水源的使用，宋神宗时代也颁布了严格的管理条例，神宗元丰二年（1079）三月诏令，“禁伊洛上源私取水者……惟西京分引入城，下流还归洛河”，来确保农业用水。 经过农田水利法的改革，京西路的河洛、汝颍、唐邓等地，由唐末五代到北宋前中期的“人稀，土不膏腴”，“土地褊薄，迫于营养”，得到大规模的发展，成了经济较为富庶的地区。 除此之外，王安石还使用“铁龙爪”与“浚川杷”疏浚黄河，试图达到使黄河“水由地中行”的目的。在今天看似儿戏，但在当时，却是一种积极的行动，也是在历史局限性下的唯一可行的办法。 三、为了稳定国家秩序，巩固国家秩序和整顿、加强军队的措施，改革的军事措施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以及建立军器监等。 8. 将兵法 将兵法是兵制改革，就是把禁军的厢、军、营、都四级编制，改为将、部、队三级编制，这样可以有效缓解“将不知兵、兵不识将”的弊端。 作为“强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另一方面实行将兵法。整顿厢军及禁军，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 自熙宁七年（1074）始，在北方挑选武艺较高、作战经验较多的武官专掌训练。将兵法的实行，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专门负责本单位军队的训练，以提高军队素质。由此，也造就了一批“百战骁勇”之师，以至后来宋军对西夏战争中，屡屡出现以少胜多的战例，竟然出现了以“不满千人，却贼数万”的非常战绩。 陕西泾原路经略使蔡挺是一位在对西夏的战争中立过战功的将领，王安石在吸收并总结蔡挺的经验之下，用“将兵法”全面整顿军队，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大宋军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因为，大宋军事力量增强，人猛马壮刀枪锋利，使得长期欺负大宋的北辽，也心生畏惧大宋一转身，从被人欺负而变成了准备欺负别人。这种转变，是宋朝建立以来百年所未有过的奇事。 9.保甲法 熙宁三年（1070）颁行的保甲法，是将乡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民户家有两丁以上抽一丁为保丁，农闲时集中，接受军事训练。 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与正规军相参为用，以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国家秩序。 保甲法的目的是在各州县建起严密的治安网，防止农民的反抗，并逐渐从雇佣兵制度转向征兵制度，以此节省军费。其虽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但也受到了保守派的猛烈攻击。 保甲法实行的本意是为了防止农民起义，加强管理，顺便减少国家军费开支，为国家培养一群具有一定防御能力甚至便利国家的军事力量。但是在后期施行上，保甲法却遇到了很多难题，违背了北宋政权建立以来所奉行的“养兵”政策，受到了神宗皇帝的顾忌与怀疑，最后连农民都唾弃这种法令了。原因就在于国家的过度施行，保甲法加强了君主专制，给皇权一定的保障，还训练了一批军事力量，但是并没有达到逐渐改变募兵制的目的，忽略了百姓的感受，其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神宗皇帝，因此最终也没有获得成功。 9. 保马法 保马法，又称保甲养马法。 保马法是将原来由政府的牧马监养马改为由保甲民户养马，保甲户自愿养马，可由政府给以监马或者给钱自行购买，并可以免除部分赋税。但不久即被废止，改行民牧制度。 保马法的实施，首先减省官府的开支，此外，对保甲的武艺训练，亦发生一些作用，因为加强了保甲制度。 而在之前的朝代里，曾有民间人士尝试养马，并做出了不俗的成绩。后来的王安石总结出这些思想经验，推出了“保马法”。 王安石变法当中推行的“保马法”，是由官府直接将马匹分配给想要养马的人家，明天这些领养马匹的人家能够免收一定的税负，而且对于将马匹养好的百姓更是给予一定的奖励，王安石企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将官府承受的养马压力进一步分散，达到“藏马于民间”之目的。 这样的方法是王安石对于前人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针对宋朝积贫、积弱局面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原本这个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一项政策，反而因为时代的限制，最终成为一项扰民的政策。 这是王安石没有想到的，也是当时众多的官员所始料未及的。 四、教育制度的改革 王安石等变法派还改革了科举制，整顿了各级学校，为社会培养需要的人才。变法在教育上的措施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和在州郡广设学校，以及颁布贡举法，废除明经科，而进士科的考试则以经义和策论为主，增加法科。 10. 改革科举制度 熙宁四年（1071），颁布了改革后的新科举制度。主要内容为废除以空洞的华而不实的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 新科举制度要求考生联系当前实际采取参加经义策论的考试，这就把科举的立足点放在选拔具有经纶济世之志和真才实学的天平上，从而扩大了考选名额，使一大批新进之士取代反对改革的旧官。 同年秋，实行分上、中、下三班不同程度进行教学的太学三舍法制度。整顿太学，实行分上、中、下三班不同程度进行教学的太学三舍法制度。以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太学生成绩优异者不经过科举考试可直接为官。提举经义局，修撰儒家经典，编纂《三经新义》。设置武学、医学、律学专科学校，培养专门人才。 王安石的这一改革，主要目的是纠正过去的缺陷，选拔一些通经术、明时务的人才为国家治理服务，以便由此选拔的人才能够更好的为变法服务。惟才用人，重视对中下级官员的提拔和任用，使许多低级官员和下层士大夫得到发挥才干的机会。 然而，尽管王安石的改革初衷良好，但由于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加上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导致最终被废除，其结局也并不理想。? 第34章 开始卷入变法旋涡 在好不容易捋顺了王安石的生平经历与变法的背景及内容之后，我们今后的工作重心就是要详述一下苏轼在这场变法中的各种举动了。 熙宁二年（1069）八月十四，正是汴京城里秋高气爽，丹桂飘香的中秋时节。 苏轼受诏作为国子监举人考试官，开始了为国选材，当然主要是为王安石网罗鹰犬与走狗。同为考试官的还有： 集贤校理王汾、胡宗愈、王益柔； 密阁校理钱藻； 馆阁校勘顾临； 监察御史里行张戬（字天祺，今宝鸡市眉县人，张载最小的弟弟）； 比部郎中张吉； 这是一次比较严肃的考试，从豪华的监考官阵容就可见一斑，考试的题目正是苏轼出的。 由于当时神宗皇帝独宠王安石，造成了王安石的凡事独断专行，刚愎自用。苏轼欲借此抨击一下王安石，所以就在此次的国学秋试的策问中选用的题目为： “勤而或治或乱，断而或兴或衰，信而或安或危。” 苏轼先是阐述了自己的一些观点：“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灭。事同功异，何也？”并以此让考生们详细分析成功失败的根源以及所作所为相同而结果相反究竟是什么原因。 明眼人一看，其主旨有影射当朝怂恿神宗变法的主要人物王安石之嫌。果然，当王安石得知了这件事后，立即勃然大怒。 后来，神宗皇帝数次想起用苏轼，都被王安石想方设法地阻挠并搅黄了。 八月十六，苏辙因不满王安石的一些政策，向朝廷请辞条例司的官职，结果又被任命为河南府留守推官（推官，是古代官名。唐朝始置，节度使、观察使、团练使、防御使、采访处置使下皆设一员，位次于判官、掌书记，掌推勾狱讼之事），苏辙未赴新任。 王安石想任命孙立节（字介夫）来接替苏辙的条例司职务，谁知性格刚强的孙立节直接回怼过去。 他对王安石说，王公的话太过分了，你应当找那些比我强的人。像我这样的人，也是不肯到条例司来的。王安石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孙立节见王安石站起来径直走入房里，自己也快步离开。 苏轼也就是此时才开始认识了孙立节，由于政见相同，以至于成为了世交——后来孙立节儿子孙勰（字志康）的墓志铭就是苏轼的三子苏过给撰写的。 此时的司马光老先生接到朝廷的圣旨，被要求为朝廷选取谏官。 “谏官难得，卿更为择其人”，神宗皇帝的话言犹在耳，司马光老先生更是不敢怠慢，回到家就开始左挑右选，选好了四个人的名字密奏朝廷，并称这四个人都为自己所素知。 这四个人分别是陈荐、苏轼、王元规、赵彦若。 在密奏中，老先生是这样评价苏轼的：直史馆苏轼，制策人优等，文学富瞻，晓达时务，劲直敢言。 很可惜，神宗皇帝并未采纳老先生的举荐，至少说苏轼此次并未入选。明眼人都知道，这是王安石的又一次使坏。 一个月后，朝廷里任命司封员外郎、直史馆蔡延庆与右直言、直集贤苑孙觉两人开始同修皇上的起居注。 起居注，是记录古代帝王一言一行的文书，相当于皇帝的私人日记。但是不是由皇帝本人来写，而是要专职人员把皇帝的所有言行都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有点像流水账。 传说最早的起居注，起源于汉武帝时期。到晋朝时，国家设置专门的官员，来编写起居注，后来的王朝大都继承了这个传统。 起居注不仅记录皇帝的私生活，还会记录皇帝会见大臣们的情况。而国家的一些大政方针的实施，需要皇帝和大臣们共同讨论决定。这些都会被记录下来，这就为国史馆编纂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起居注更是要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身边有个人时时的盯着自己，所以皇帝说话做事，肯定更加谨慎了。起居注虽然记录了皇帝的言行，但是皇帝是不能看的。古代为什么不让皇帝看起居注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担心皇帝干扰记录的客观性。 因为人非圣贤，不可能所有行为都正确，但是负责记录的官员，却会把所有的事情记录下来。而其中一些不良行为，皇帝肯定不希望流传出去，这样会影响形象的。 封建社会的本质，决定了皇权的至高无上。虽然规定皇帝不允许看起居注，但是如果皇帝动用权力，想要翻看甚至修改起居注，即使有正直的大臣出面阻止，在皇权面前也会显得无可奈何。 所以，当前留下来的起居注，同样需要我们认真辨别，记录是否真实可信。 关于人的日常生活的记录，可以说是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记录，甚至详细到一天吃了几顿饭，每顿饭几个菜。一般都是有专人在旁边记录的。起居注的作用也很多，举个例子，如果皇帝突然生病，就可以通过起居注查找病因。 唐宋时期于门下省设“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分记皇帝言行。这种官职虽然不高，但是能够随时接触到皇帝，也是许多人觊觎的对象。本来神宗皇帝起初是想用苏轼与孙觉这两个人的，但是王安石从中说，苏轼岂是可以提拔的人！ 神宗道：苏轼这个人很有文采，并且朕见他为人也很平静。朝内大臣中司马光、韩维、王存都很称道此人。 王安石道：像这种险恶的小人，老臣不敢无缘无故地评价。苏轼曾作过的《贾谊论》，里面说对于周勃、灌婴之类的大臣，要贾谊从容地、逐渐地和他们加深交往，使得天子不疑虑，大臣不猜忌，这样以后，整个国家就会按自己的主张去治理了。不出十年，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又曾附丽欧阳修，欧阳修修作了《正统论》，章望之提出了有别于欧阳修的“霸统”观点，苏轼就立马作论攻击章望之，其实苏轼的论断论都无道理。 王安石还添油加醋地说：非但如此，在苏轼遭遇父丧后，韩琦等人送来的金帛，明面上苏轼均未接受。但却在扶柩归川时，用官家的船只贩卖数船苏木（一种中药材）入川，这件事地球人都知道！ 司马光曾诬陷吕惠卿受人钱财，还夸赞苏轼为人平静，这真是厚颜无耻啊！ 王安石最后竟急眼道：陛下想在朝野之间变风俗、息邪说，如果突然间起用了苏轼这种人，那么朝廷上下的士子们怎么能够辨别陛下的好恶所在呢？当然了，苏轼这个人也并非没有才智，以此人的声望来讲，这个人确实不可偏废了。内个啥？如若哪一省府缺少推官或是判官了，可让这厮去补缺。但凡他这种通判资历的无名小卒，怎么能够有级别去修起居注呢？ 于是，神宗皇帝无奈听信了王安石的“谗言”，就把苏轼修起居注的美差给撸了。 果不其然，随后的任命下来：苏轼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的身份出任开封府推官。这是王安石的主意，其意是想苏轼本为文士，对官场吏事不甚精通，想用京城中推官的繁杂事务刁难和绊住他的手脚。然而，后来的苏轼在开封府推官任上却干得有声有色，“决断精敏，声闻益远”。 还有一种说法是，王安石起初与苏轼之间并无过节，只是吕惠卿嫉妒苏轼的才华而从中挑拨两人的关系，才最终造成王安石数度对苏轼仕途的打压，但这些还都只是传说。 上任后，作为开封府推官的苏轼就给神宗皇帝上了点眼药——就是上了一道《谏买浙灯状》。 此状中的措辞极为严肃认真，“陛下游心经术，动法尧舜，穷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乐今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忧，而岂以灯为悦者哉！”，不仅如此，还有更狠的，“此不过以二宫之欢而极天下之养耳。且卖等皆细民，安可贱售其值！故臣愿急罢之。” 当苏轼还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等着神宗震怒而后降罪之际，忽然传来皇上竟然采用了他的建议，把买灯之事给取消了！ 这让苏轼受宠若惊，一种忧国忧民的使命感油然而生，接下来就搞出了一个更大的动作，以自己三十四岁、自以为成熟的年龄上书二十一岁的神宗皇帝，开始开怀畅谈起了新法的不便。 苏轼在反对新法方面以大胆敢言着称，通过各种方式制造舆论，成为反对派的代表之一。 在论战中，苏轼与司马光等人站在一起，形成了“保守派”的阵营，但苏轼并非简单的“保守派”，他一生都未放弃在仁宗朝提出的革新主张。 苏轼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他针对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强调其与中书、宰相的功能相重合，认为这不仅增加了冗员和冗费，还导致了朝廷体制的混乱，使得民众和官员感到困扰。 强调国家的根本在于“道德”与“风俗”评判体系的建立，而不应简单以“强弱”与“富贫”的表象来评价国家的状况。这种强调道德伦理的观点，反映了苏轼对传统价值观的坚守，认为国家的强大与否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实力，更在于社会伦理的健康。 苏轼还对王安石压制谏官言论的行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认为这种手段是毫无道理的，不仅违背了言官制度的初衷，还可能导致国家的大害。 殊不知，宋神宗赵顼即位时，北宋的统治真的是着面临一系列危机：如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治平二年（1065）的时候，宋朝财政亏空已达1750余万。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赵顼对宋太祖、宋太宗所制定的“祖宗之法”产生了怀疑。于是乎，年轻的赵顼深信变法是缓解危机的唯一办法。 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入京受命。 赵顼一听王安石来京，异常兴奋，马上召其进宫。赵顼与王安石晤面，听取王安石有关政治、财政、经济以及军事上的改革谋略之后，深感王安石就是能襄助自己成就宏图大业的人才。而王安石也被赵顼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远大抱负所折服，君臣二人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到了一起。不可否认，赵顼的改革理想之所以在继位之初就能付诸实施，与王安石的支持有着密切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就敢毫不留情地往宋神宗头上浇凉水的人，一种可能是神宗的长辈比如英宗，可是英宗业已驾崩；再一种就只能是臣僚中的头脑发热者，我们这里姑且称之为“政治上不成熟”者。 熙宁二年（1069），年轻的宋神宗锐意改革，他任命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 然而，就在变法推行之际，刚刚从政不久的苏轼便上书神宗，陈述新法之利弊，反对王安石的一些措施，这就是着名的《上神宗皇帝书》。 《上神宗皇帝书》开篇便说：“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言买灯事。”此时，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保守派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后来，苏轼也因此次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不出意外地被贬为杭州通判。 看过《上神宗皇帝书》原文的人都知道，作为惜字如金的文言文，苏轼竟然写了大约一万字的篇幅，里面尽是旁征博引、妙语连珠，很有当今重点高中文科班学生的优秀杂文习作之风，从文采的角度来讲毫无破绽，甚至是一篇美文。 但政治毕竟是政治，它本身是无比残酷的。 所以此时的苏轼，还只能叫苏轼。 第35章 官场险恶下与王巩的铁血交情 身处官僚体系底层的热血青年苏轼，胸中自然也逃不过为了实现自己人生抱负的努力，但作为封建的皇权，那才是压倒一切的唯一的神圣准则。 在苏轼的心底，肯定有一些所谓的肺腑之言特想叫皇上知晓。“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还想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他始终反对“言利”，不满旨在“生天下之财”的王安石。 其实，在今天看来，王安石也确无私心，而是囿于所谓的“历史局限性”里面，并在自己也不能改变的皇权社会里在做着垂死的挣扎。 而苏轼呢，此时还是一位涉世未深的文学青年，他有着文学青年所特有的与世无争和浪漫的想象力，“君子耻于言利”的思想无疑是所有文学青年支撑其斯文形象的底气所在。 诚然，认为文化人不该谈金钱，古已有之。用老话来讲，即“耻于言利”。这句话，常与“君子固穷”绑在一起，实则这二者之间，并无逻辑可言。 耻于言利，成因多多。这里且说最重要的两点： 首先，我们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传统，惯于把义与利、道德与利益对立起来，置入二元论的窠臼，如鱼与熊掌，迫使世人只能选择其一。对此，恐怕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哪怕内心明明倾向于利益，却碍于道德压迫，不敢公开表示。 事实上，义与利、道德与利益未必构成二元关系，有时恰是一体，追求、扞卫正当利益，如自家房屋的产权、自家土地的粮食、自家亲人的性命，就正契合道德的要义。若要硬生生把二者割裂开来，甚至使它们势同水火、势不两立，这种行径，本身便不道德。耻于言利并非君子、读书人的专利，而是弥漫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习气，所有人都被教导：利益与道德对立，重利是一种恶行。由此，利益观被损害者，十之八九。 其次，义与利、道德与利益的二元化，不仅是一个思维问题，还是一个道德和政治问题。把利益放在道德的对面，形成如同参商的两极，首先基于传统道德哲学的需要，使道德批判的力量最大化，对于一切逐利的言行，不管三七二十一，抡起道德棒子打将过去，所向披靡，无往不胜。 传统政治教育同样以道德为根基，权力者教化万民，德字为首，公而忘私，义字当先，重义轻利，遂导致一些民众不愿言利，一些民众不敢言利，这么一来，政府则可从容、大肆掠夺民众的正当利益，与民争利的难题迎刃而解。 这还不算，再后来，苏轼还因为一篇《策问》而遭到台谏官的诘难，从而不得不又写两篇为自己辩解的札子为自己勉力洗白。 宋代台谏官员的兼职类型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台谏官虽然人数不多，品级也不算高，但却是政治生活中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有时甚至起到制约宰相权利的作用。 北宋时期,台谏官先后兼任仪仗使、卤簿使等礼仪类职务，此外还有兼任法典条文详定与编修官、理检使、判司农寺、判国子监等。 苏轼在《策问》中委婉地劝谕神宗仿效仁宗的“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谁知被谏官抓住了把柄，说里面的“偷”与“刻”二字有讥讽神宗朝的意思。苏轼真是百口莫辩，深感官场的险恶，不过，这还只是他初涉官场，比这险恶万分的还都在后面！ 不过，在苏轼六千言的上书中，对王安石裁减宗室恩数，诏裁宗室授官法及恩例，苏轼还是极为赞许的，认为“此实陛下至明至断，所以深计远虑，割爱为民”。 闲下来时，苏轼与赵拚（高齐先生、清献公）一起出游。正好山东人王巩来苏轼处拜访交流，苏轼对这位小自己十一岁的小青年很是喜爱与尊重。 王巩，字定国，自号清虚先生，莘县人，王旦之孙。 苏轼后来因“乌台诗案”被捕，好友王巩也受到牵连而被处置。据说，御史舒亶奏曰：“(苏轼)与王巩往还，漏泄禁中语，阴同货赂，密与宴游。”于是时任秘书省正字的王巩不久便被贬到宾州(今广西宾阳)去监督盐酒税。在二十多位“乌台诗案”的案犯中，王巩是被贬得最远、责罚最重的，这使苏轼因此十分内疚。 元丰二年，王巩也因“乌台诗案”被贬至岭南的宾州（今广西宾阳县）。 在王巩被贬期间，他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宾州地处偏远，人迹罕至，生活十分不便。王巩在流放期间经历了极大的困难，甚至连续失去了两个儿子，一个死在家中，一个死在宾州。 尽管如此，王巩在逆境中保持了坚韧的精神状态，不仅没有显得落魄，反而精神焕发，性情更加豁达。他的歌妓柔奴也毅然随他前往宾州，并在五年后返回时依然年轻美丽。 所以，后来王巩在宾州期间，苏轼还给他写过很多书信，一再表示王巩因自己而无辜受牵连，遭受了那么多苦难，他感到很是内疚和难过。 好在王巩非常达观，他为了安慰苏轼，则在给苏轼的回信中大谈道家长生之术，说自己正在宾州修行。当时苏轼很喜欢广西的丹砂等特产，便从贬谪地黄州致信对王巩说：“桂砂如不难得，致十余两尤佳”，亲密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王巩这位小青年的才学，苏轼是十分激赏的，“王郎年少日，文如瓶水翻”（《次韵和王巩》）。 王巩是苏轼众多好友中非常重要的一位，他们两个人有着共同的爱好，交流起来十分地有默契，因此王巩与苏轼之间的关系一直都保持的非常好。 另外，王巩的书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苏轼的影响，他的草书让人看上去感觉奔腾洒脱，非常具有气势。他和苏轼一样都是十分注重自然和字体之外的功夫，每一个字看上去线条都十分的顺畅。王巩和苏轼之间的许多交流都是围绕着诗词和字画，双方都对这些方面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在许多方面的见解都是相同的，因此才有了他们之间的默契。 除此之外，王巩和苏轼之间的友谊也让人们十分的敬佩和羡慕，在平时两个人都喜欢喝酒，在喝酒之后洒脱风流，有时候会一起挥毫泼墨，有时候却只是简单的把酒言欢。最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感情经受得住任何磨难的考验，在乌台诗案发生了之后，身为苏轼的好友王巩也遭受了无妄之灾，被朝廷派遣到了僻远的宾州（今广西宾阳县境内）。可是在这样的时候他和苏轼之间依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对于政治闭口不谈，也对自己的处境没有半点的抱怨，依旧像平时一样交流诗词书画的看法。因此，王巩和苏轼之间这种患难之交获得了很多人的称赞。 在苏轼的官场生涯中，他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王巩是他最亲密的挚友之一。 王巩出生在山东莘县的宰相之家，自幼受家学熏陶，对诗词歌赋和绘画有着浓厚的兴趣。成年后，王巩在仕途上虽无大成，但凭借文学才华和正直品格，赢得了苏轼的尊敬和友谊。 王巩和苏轼的相识，是在江南水乡的一个庭院中一次文人雅集上。当时的文人雅集，是士大夫们聚会交流文学、书法、绘画、吟诗作对，畅谈人生的场所。苏轼在席间见到王巩，发现他才华横溢，言谈举止间透露出一股清新脱俗的气质，二人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随着在日常的交往中不断加深，苏轼喜欢清欢恬淡、写意直白的诗歌风格，恰好王巩极擅此类诗歌。两人常常在一起吟诗作对，互相切磋。王巩对苏轼的文学造诣极为钦佩，经常写信与苏轼琢磨诗中的词句，苏轼也常常在设宴时邀请王巩前来喝酒行乐。 苏轼与王巩的友谊在不断的交往中愈发深厚，苏轼在仕途上的波折，使他更加珍惜与王巩的友谊。 元丰年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政敌诬陷，被贬到黄州，他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常常收到王巩的书信，信中充满了关怀和鼓励。在黄州的日子，苏轼常常到郊外散步，寄情山水，他在一个清晨，登上了一座小山俯瞰黄州城始，心中感慨万千。回到住处，他提笔写下了一首诗，寄给远在京城的王巩，信中诉说了自己的困境和对友谊的珍惜。 王巩收到信后，立即回信安慰苏轼，并表达了对他坚定不移的支持。王巩仕途也有些坎坷，但他对文学的热爱始终未减，他曾任太常博士、扬州通判、宗正寺丞等文官职位，虽官职不高，却在政坛上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王巩一生对仕途没有太多的追求，品性正直、真挚豪义，用满腔热忱活跃于北宋中后期的政坛，深受时人敬服和推崇。 王巩在文学上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他着有《甲申杂记》、《闻见近录》、《随手杂录》、《王定国文集》、《清虚杂着补阙》等书籍。这些作品记录了他的见闻与思考，展现了他广博的学识和深刻的洞察力。 王巩在北宋中后期的历史上，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物。这倒不是因为他在政坛上春风得意，官高爵重，而是因为他正直的品格和傲世的豪气，以及与苏轼兄弟的真挚友情，都为同时代人所钦重。而且他一生勤于着述，是“三槐王氏”中唯一有着作流传至今的人。不过，王巩这位汴京官宦子弟入仕，靠的是恩荫，初时补为校书郎（也就是说，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是走后门者）。 有一天，王巩得了唐朝僧人释僧藏的七张纸本的传世真书，来求苏轼为其藏本后面来一篇跋文，这种传世的纸本一般人不好得到。 但王巩绝不是凡人，其爷爷王旦（字子明）贵为北宋初年名臣，兵部侍郎王祜之子。宋理宗时位列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获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魏国公，谥号“文正”。其外公乃张士逊（字顺之），襄州阴城（今湖北老河口）人。张士逊亦是北宋政治人物、诗人，官至礼部尚书、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赠太师，兼中书令，谥号“文懿”，仁宗朝曾三次拜相，仁宗优诏拜太傅，进封邓国公（今河南邓县一带）。 所以，大家由此可知僧藏纸本的珍贵，之所以把珍贵的东西拿出来让苏轼来题跋，可以知道苏轼在王巩心中的分量了吧。 苏轼题写了跋文后，王巩又取出来一方从他外公处得到（顺走）的一方砚台，也想让苏轼在题写一篇砚文。不管咋说，从今天略带历史眼光的角度来看，王巩同志还是挺会找人，挺有眼光的，我们不服都不行。 苏轼接过砚台，左看右看，再把王巩上下打量一番。心里想，这方砚台是一个邓国公（外公）的遗物，而眼前的王巩却是魏国公（爷爷）的一个遗物，两个都是宝贝。这方砚会使人想起邓国公张士逊的德行与高寿（卒年八十六岁），而看到王巩，又会使人想起魏国公王旦的斐然文采与仁爱品格。于是，就把这个真实的想法化成了《邓公砚铭》（把两件遗物放在一起阐述了一番）。 说起来，这件事做得还挺有创意的，也属实符合苏轼的文人天性。 这一时期，苏轼还有一位同事叫王克臣（字子难），河南府人氏，是北宋勋臣王审琦之曾孙，也与苏轼有交。后来的元佑三年（1088），这位王克臣以朝议大夫的身份出知郑州，故后人称之为王郑州。 第36章 与驸马爷王诜的交情 当朝的驸马爷、太原（今山西太原）人王诜（字晋卿），出身贵族，娶宋英宗赵曙的女儿为妻，官驸马都尉及定州（别名中山府，今属河北省）观察使、利州（今四川广元市）防御使。 我国封建社会中的“驸马爷”始终是个神秘的存在，在他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究竟是个怎样的群体呢？ 实际上，宋代驸马的地位虽然看似风光，但实际上权力受到严格限制。宋太祖赵匡胤曾明确规定，驸马不得担任宰执及节度使等要职，以防止外戚干政。 北宋还借鉴了唐、五代之弊，对驸马的权力从多个方面进行限制，并在时代的发展中不断完善。与前代相较，北宋的驸马虽仍有在朝政上发表自己建言的权力，但专就驸马参政之限来看，却远非以往任何朝代可比。 其实历朝历代的统治阶层，时时处处都在防止驸马通过公主的影响力间接参与决策。例如，元世祖忽必烈的女儿鲁国大长公主的驸马孛罗帖木儿曾利用公主的影响力干预朝政，但最终因权势过大被处死。 尽管如此，宋代驸马在经济上还是享有丰厚待遇的：如赐予大量田产、庄园，并且在法律上享有诸多特权。诸臣丧葬礼仪中驸马与宰相、枢密使处于同一水平，身死后得到同等的待遇，可见皇帝对驸马的重视，不仅在生活中给予其经济利益，死后还给予其车驾临奠，录其子孙。 在北宋初期朝局不稳的大环境下，太祖通过与武将联姻来巩固政权，给予驸马很多政治礼遇和经济利益。驸马都尉去世，还给卤簿葬。凡大驾六引，用本品级扈从的仪仗队，奉册、充使及诏葬皆给之。 在古代，姻亲关系起着维护双方家族政治、经济利益的作用。婚姻是人生大事，对于个人、家族来说都十分重要，尤其是皇族婚姻，牵一发而动全身，稍有不慎就会影响政权。皇室婚姻不仅保证双方家族子嗣的繁衍，还增进了皇家与勋贵家族的关系，使双方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有了更多的共同利益，从而有利于皇权稳定。 王诜之妻宝安公主，宋神宗即位，进舒国长公主，改蜀国长公主。蜀国长公为宋英宗第二女，其母为宣仁圣烈皇后。 关于王诜的公主老婆之贤德，有必要列举两例特别表述一下： 元丰三年（1080），公主病笃。公主生性不好妒忌，从来不干涉丈夫的私事，于是王诜时常放纵自己，曾经因此被贬过官。等到高太后亲临探病时，公主已不省人事，高太后大哭，公主很久后稍能说话，说自己必定好不起来了，便握着母亲的手低声哭泣。 宋神宗随后到达，亲自为公主诊脉，端着粥喂公主，公主为了皇上，勉强都吃了。皇帝赐公主金帛六千，再问有什么要求，谁知公主的心中所想，只是想请哥哥恢复王诜官职而已。 这时，同父同母的宋神宗命王诜官复原职，来安慰公主妹妹。第二天，公主薨逝，时年仅三十岁。 宋神宗没有吃饭即驾往，望第门而哭，辍朝五日。追封妹妹为越国长公主，谥“贤惠”，后进封大长公主，累改秦、荆、魏三国大长公主。公主好读古文，喜笔札，周济亲属，朝野内外无不称贤。 有着这样一位好妻子，驸马爷王诜却不珍惜，经常和小妾当着公主的面为非作歹，小妾甚至常常触犯公主。公主去世后，乳母告发，宋神宗命彻底追查，杖打八妾并把她们婚配兵卒。公主既葬，贬谪王诜到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公主幼子王彦弼，三岁时夭折。 当然，这只是有着纨绔子弟习性的王诜的私生活。其实，作为驸马爷的王诜还是有不少的闪光点的： 王诜的绘画以山水见长，水墨山水受李成（五代及北宋画家，字咸熙，唐宗室后裔）影响，具有幽雅清润的格调。青绿着色山水则源自李思训父子而又创新意，不古不今自成一家。 李思训，字建睍，陇西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人，曾任右武卫大将军，世称“大李将军”，唐朝书画家。擅长山水画，山水树石，笔格遒劲，金碧辉映，被后世尊为“北宗”之祖，代表作有《江帆楼阁图》《九成宫纨扇图》等。 王驸马所画山水多为烟江远壑、柳溪渔浦、晴岚绝涧、寒林幽谷、桃溪苇村等“诗人难状之景”，其尤其擅长画小景山水，并能师法文同画墨竹。 王诜传世作品有《渔村小雪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烟江叠嶂图》（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及《瀛山图》。还有现藏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的绢本淡设色《溪山秋霁图》，因此画画风清润素雅，用笔尖利，与传世的郭熙雄健浑厚之画风颇不相同，众人莫衷一是，后被当今名画家谢稚柳先生更定为王诜之真迹。 王驸马还于其府邸修筑“宝绘堂”，遍藏历代法书名画日夕观摩，精于鉴赏，苏轼时常为之记。 王诜平时还广交苏轼、黄庭坚、米芾、秦观、李公麟等众多文人雅士，“析奇赏异”，酬诗唱和，李公麟曾画《西园雅集图》以纪其胜事，其风流蕴藉有王谢家风气。 王诜不仅能诗，亦工山水，学李成皴法，以李思训金碧统之，溶两家法规而出新意，在水墨勾皴基础上，“不古不今，自成一家”，独具风貌。苏轼谓其“得破墨三昧”，还赞其有“郑虔三绝居有二，笔执挽回三百年”句。王诜亦工书，真、行、草、隶皆精。《宣和画谱》着录御府藏其作品有《幽谷春归图》《晴岚晓景图》《烟岚晴晓图》《烟江叠嶂图》等三十五件。 从熙宁二年（1069）起，苏轼开始与王驸马交往密切起来。按理说，二人志趣相同，加之王诜出身高贵，手里有不少书画中的精品与干货，而苏轼有的是极高的天赋与鉴赏水平，因此二人就一拍即合了。 苏轼到了驸马的豪宅里，为驸马写作诗赋，亲笔（到今天方知其价值）书写《莲花经》经文。 作为回报，王驸马常差人给苏轼送去一些酒食、茶果、点心等慰劳一下，甚至还送过苏轼雕弓一张，箭矢十支，包指十个。要知道，这在当时都绝对算是时尚与上乘的礼物。 河东（河东地区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源地之一，是华夏文明的摇篮，上古尧舜禹时代的都城皆在河东 。河东在古代是指如今的山西省的西南部，位于秦晋大峡谷中黄河段乾坤湾，壶口瀑布及古龙门至鹳雀楼以东的地区 ，是华夏文明的摇篮。黄河由北向南流经山西省的西南境，因在黄河以东，故这块地方古称河东）人氏吕希道（字景纯），近期要到解州赴任知州，苏轼作诗相送。此人性格宽厚，常沉默少语，举止端庄，深得苏轼的性情。 吕希道要去的解州，古称解梁，是三国蜀汉名将关羽的故乡，解州的“解”音hai，治所今运城市盐湖区西南十五公里的解州镇。 关于吕希道这个人，与王驸马有得一拼： 爷爷乃丞相文靖公，老爹是翰林侍读学士吕公绰，庆历六年（1046）的小吕献上了自己所作的文章后，被皇上召试并特赐进士出身。 王安石当政后，许多士子都使尽浑身解数，争相巴结与靠近，而我们的吕知州表现得却是：“独雍容其间，安分随所适而乐，遇事有不可，必力争”。到了他自己的属地，则施政惠民、心系百姓。在解州任上，当地百姓甚至为其立过生祠（旧时为活人修建的祠堂，生祠不同于常见的祠，它是用来纪念活人的，而常见的祠是用来纪念逝者的）。 所以吕希道每到离任之后，百姓们常会“去而人思之”。 “年年送人作太守，坐受尘土堆胸肠”（《送吕希道知和州》），对于情投意合的朋友，苏轼每每在其赴任或离任之际，出门相送，还会作诗相赠相惜。 对于那些争相拜倒在王安石门下士子的丑态，苏轼看到后就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但苏轼又不是那种工于心计的人，他往往会无法克制住自己的厌恶，遂抓起纸笔，写下了“有甚意头求富贵，没些巴鼻便奸邪”（《戏人》），在此两句诗中，“有甚意头”与“没些巴鼻”都是旧时巴蜀乡间的俚俗之语，惟有用这些字眼方能表达出苏轼的轻蔑厌恶之情。 坊间还流传一首讽刺王安石的诗： 安石作假山，其中多诡怪。 虽然知是假，争奈主人爱。 世传是苏轼所为，一时争论不下。依今天的眼光来看，其本意也是苏轼心中所想，但该诗的品味较低，属于今天那种诗词协会里初级会员都会诌的打油诗级别。 就在王安石忙着为变法大展手脚之际，当朝文学大咖欧阳修的新书《新五代史》修成。 由于欧阳修编写的新五代史晚于旧五代史，所有能够看到了旧五代史编撰者所没有看到的一些资料，他便采用小说、笔记之类的记载，补充了旧五代史中所没有的一些史实。书中或多或少地补充了若干事实，有些则插入比较生动的情节，以小见大，使读者加深对五代时期的人物和事件的了解。就历史资料方面而言，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是可以互为补充的。 《新五代史》是唐宋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史，在中国史学史尤其是唐宋以后史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欧阳修文采更是引人入胜。可由于欧阳公提倡“春秋笔法（意思是指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近人褒贬不一，但在当时，这却是一件盛事。只是此书一出，由谁来作序倒成了一个现实中的难题。 大家一直都看好苏轼，认为非他的文笔不能够胜任。可苏轼却认为，年长他十二岁的曾巩是欧阳修他老人家的门生，且其作文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之态，特别是给人作赠序之文，尤其合适。 但曾巩同志却说，苏轼都不敢接这个活，我算老几（子瞻不作，吾何人哉）？ 就在二人互作谦让之际，有一位自告奋勇、毛遂自荐的勇士出现了。 此人就是建州建阳（今属福建）人陈师锡（字伯修），时称闲乐先生，神宗熙宁九年（1076）进士。也就是说，再有七年这个人才考中进士，现在还狗屁不是，竟然大言不惭地提笔给欧阳修老先生坐冷板凳数年才编修完成的书作了序，真是不愧为“闲乐先生”也。 苏轼在欧阳修老先生《新五代史》书成之前，曾与之讨论过此书的意义，以欧阳公所言，这可作为一本评说五代十国人物及事件背后善善恶恶的可以传世的史书，当苏轼质疑后周将领、并州太原（今属山西）人韩通在书中为何无传，此人究竟是善是恶时，欧阳修他老人家也只能是默然不语。 据记载，韩通历仕后晋、后汉、后周三朝，在周世宗柴荣在位时期屡建奇功，官至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柴荣驾崩后，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叛乱），韩通打算组织军队抵抗，却为王彦升所杀。赵匡胤登基后，“言念元勋，将加殊宠”，追赠其为中书令。当然，这种历史上假惺惺的动作都是做给身边人与后世人看的。 “惟庐陵欧阳公，慨然以自任，盖潜心累年而后成书，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当苏轼拜读了陈师锡所作序文中对欧阳修如是评论，觉得文辞平平，失之偏颇，确实是难上台面，但囿于“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古训，一时间只能是心中颇有微词，犹如吃了苍蝇一般难受。 第37章 开始触及新法 山东兖州丰符人姜潜（字至之），也是苏轼的朋友，王安石强推青苗法前，小姜在陈留当过知县。 有一次姜潜与苏轼在一起交游饮宴，姜潜先举一酒令说，座中人都要各自说出一味中药名。说完，手指苏轼道，先生的名字就是中药名。 众问其故。 姜潜道：子苏（紫苏）。 苏轼不假思索地回道：先生的名字亦是药名。而且不是半夏，就是厚朴。 众人又问其故。 苏轼解释道：君若不是半夏、厚朴，为何会叫“姜至之”？ 众所周知，这里的“紫苏”、“半夏”、“厚朴”都是中华国医中的中草药名。紫苏，别名桂荏、白苏、赤苏等，为唇形科一年生草本植物。紫苏叶能散表寒，发汗力较强，用于风寒表症，见恶寒、发热、无汗等症，常配生姜同用。如表症兼有气滞，有可与香附、陈皮等同用，行气宽中紫苏叶用于脾胃气滞、胸闷、呕恶。 半夏，又名地文、守田等，属天南星目、天南星科、半夏属药用植物植物。具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生用消疖肿作用。炮制时需取干净半夏，大小分开，用水浸泡至内无干心时，另取生姜切片煎汤，加白矾与半夏共煮透，取出，晾至半干，切薄片，干燥。 厚朴，植物学范围内别名紫朴、紫油朴、 温朴等，为木兰科、木兰属植物。中药材中专指该植物的干燥干皮、根皮及枝皮。四至六月剥取根皮及枝皮直接阴干，干皮置沸水中微煮后堆置阴湿处，“发汗”至内表面皮紫褐色或棕褐色时，蒸软取出，卷成筒状，干燥。切丝，姜制用。对食积气滞、腹胀便秘、湿阻中焦等疾病有治疗作用。 总的说来，半夏与厚朴这两味药使用前都需要用姜来炮制，也即“姜制之”，谐音“姜至之”。因此，若没有像苏轼这样的扎实的中医药知识，恐怕这种酒令就难以应答。 熙宁三年（1070）春节过后的大年初九，朝廷的诏命下达：苏辙被任命为省试点检试卷官。 省试点检试卷官，是一官职名，为宋代科举考试中专设之官。景德四年(1007)礼部试，始设点检进士程文官和考校诸科程文官。天禧三年(1019)，改称点检试卷官，从馆职、学官中选派。其后，各级考试均委任点检试卷官，按课题不同，分别考校举人试卷，批定分数，初定等第进呈。在知举官决定合格与否及等第后，再查试卷中有无杂犯事项。 说到底，是跟考试有关的职务，类似于今天教育系统的工作。 就在苏辙忙着新职务的交接手续之时，苏轼正在观赏内教博士（掌教习宫人书算众艺）长安雷氏所藏的吴道子真迹《天龙八部》图卷，并在图卷上做了跋文。 苏轼认为，吴道子的鬼神人物能画出面目的新意，极尽手足的姿态，尤其精妙的是旁现侧出之处的曲折长短，细微处甚至不差一根毫毛，除“画圣”二字之外很难找出别的词语能与吴道子的名字相称了。 苏轼还认为，前人都说画狗马比画鬼神难这种说法不正确，因为鬼神人们虽然并没见过，但他们的姿态动作，都必须用真人来考察，这一点上无法骗人。画的难易在于画的精妙和拙劣，不在画的对象。甚至精妙与拙劣之中，又有格调的差别，画画得再精妙但格调卑下，仍不免为凡庸之作。 正月二十六，知河南府、观文殿学士、户部尚书张方平出任陈州（治所在今河南淮阳县）知州。 其实，刚开始张方平是被朝廷任命为尚书省兼提举集禧观（原名会灵观，供着三山五岳的神灵，亦是汴京数一数二的大观，仁宗时毁于大火，重建改名集禧观。熙宁时，富弼始带此衔居洛阳），待老张觐见皇上时，神宗又想让他留在京师任宣徽使。 宣徽使是宣徽院的最高长官。由于宣徽院分为南、北两院，所以宣徽使也设有宣徽南、北院使两名，另有副使两名，职务主要是管理各种郊祀、朝会、宴会、典礼的供应与服务，还管理内外进贡物品。 王安石却对神宗说：这是一种比较重大的人事变动，朝野上下四方观望，不可能没有议论，不知陛下是想借此机会表彰老张的功劳还是怜悯他的老资格呢？ 神宗道：朕还是怜惜他几十年如一日为朝廷效命的老资格。 王安石答道：若是照顾到他的资历，没有任何义理可言，此举必定会招人非议。老张这个人为人奸邪无比，没有人不知道，如果非要如此任命，将有损圣政！ 有了王安石从中作梗，张方平按朝廷的意思举荐了李大临与苏轼为谏官，朝廷上也没有批准。一气之下，坚决向朝廷乞求出任南京留台（御史台）。北宋时的南京不是现在的江苏南京，而是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一带。神宗看到他的张爱卿态度是如此的坚决，就任命张方平为陈州的知州。 也许是作为无声的反抗与呐喊，老张顺带着气“公私兼顾”地把苏辙带到了陈州，来出任陈州教授。 “教授”在现如今的中国，乃是高等教育体系下的一种教师职称。往前追溯则可以发现，自宋朝开始设置的“教授”这一职衔是作为学官而后长期延续下来的。 苏轼在京师听说了华阳（今已并入成都双流县）人杨褒好古博物，家境虽贫，尤其爱好搜集购买书画、奇玩来充实自己的收藏。家里有歌姬数人，都身着布裙粝石，不过歌舞却异常绝妙。于是，苏轼就去杨褒家拜访了他。 杨褒，字之美，嘉佑末为国子监直讲（掌以经术教授学生）。老杨曾与刘攽同在学舍共过事，所以与刘攽、刘敞兄弟常有诗词唱和之作。后来，就连欧阳修和苏轼也不断与之有唱和之作。 丹徒（今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柳瑾，字子玉，也与苏轼有往来。柳瑾不仅与王安石是同学，其子柳仲远还是苏轼二伯苏涣的女婿、苏轼的堂妹夫，可见此人一是有点实力，而是挺能搞关系。对于柳瑾寄来的诗作，苏轼还要恭恭敬敬地次个韵、回个信什么的，“他日见邀须强起，不应辞病似相如”（《次韵柳子玉见寄》）。关于苏轼的这个堂妹，有人考证正是苏轼心中的最爱，只因同姓苏而没有走到一起。在苏轼后来的流放岁月，还曾经在堂妹家住过一段时间。 二月十一，朝廷下诏任命司马光仍袭旧职为枢密副使，因为司马老先生此前的官职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不想司马光九辞其任命而不就。“九”这个数字在古时也就是一个约数，特指“多”的意思。 原来，神宗皇帝本想置司马光于两府任职，王安石进言道，司马光虽然平时好发一些不和谐的议论，但以其才德而言还不足以妨碍政事。但是由于此人德高望重，如果擢拔他到高位任职，那么就会有很多持有奇谈怪论的人去倚重他，到时候司马佬儿就会成了异论者的一面旗帜。与司马佬儿每天朝夕泡在一起的人无非刘攽、刘恕、苏轼、苏辙之流。看看他交往的人都是些什么货色，就知道了司马光是什么人了。 当时，不管王安石怎么在背后抹黑司马光，可神宗皇帝仍是坚持任用司马光。直到王安石被重新起用，司马光老先生又坚辞其职，神宗没法，只好默许了。 其时，苏轼与杨褒同朝为官、比邻而居，以至于苏氏父子的翰墨散落到民间者众多，后来都真假难辨，惟有杨氏处收藏的可信不诬。 如今，苏轼任判官告院，苏辙则到陈州出任教授。 熙宁四年（1071）三月，三十五岁的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苏轼冒死再上皇帝书，这一次彻底是撕破了脸面，下足了猛药。 首先，苏轼在开篇就煞有介事地引用了中国古代大圣人孔夫子的话，大意是君子的过错，就像日蚀和月蚀一样，人们都能看得到（这类似于今人文章中的“知屋漏者在宇下”），一旦改掉了过错，人们还会仰望他。 然后，笔锋一转，火力全开，又说道： 陛下，您自去年以来所主持推行所谓的革新政策，都是在“胡球弄”，都不是治世的良策。比如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派遣散发青苗钱的官吏，征收助役钱，推行均输法等等劣招歪棋，已造成了全国骚动，路人怨声载道，叫苦连天。朝中官员自宰相以下均知道这样必然是行不通的，但又都不敢申辩。近来，一些老臣以及地方藩镇的侍从官员纷纷上书指陈这些新政的弊端与不妥之处。甚至台谏官的几位原本是支持和服务过新法推行的官员，如今都纷纷倒戈，转而都站出来指责新法的不对。 苏轼急切地总结说，这难道不是社会舆论爆炸、形势发展急迫的危险局面吗？如不是那些钻到钱眼里、见利忘义之徒，谁会固守着这些低级的错误而不洁身自好呢？吴师孟、胡宗愈等人都在乞求罢免自己的官职，就像在逃避污秽的东西一样，唯恐自己逃脱不了似的。 粗略说来，苏轼在变法初期的反对意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苏轼认为王安石变法过于急躁，提拔官员太快，治理国家不应过于过于激进。其次是苏轼反对王安石改变科举制度，认为现有的科举制度已经实行了一百多年，贸然改变未必能选出真正的人才，并且认为大办学校会劳民伤财。? 最后，?苏轼还批评新法导致下面官吏无所适从，尤其是王安石增设立的三司条例司，由几个年轻人通宵达旦研究改革方案，强推过程中使得老百姓和官吏都感到困惑不解。? 在对待均输法和青苗法苏轼也有着极大的意见：均输法让官府参与市场经济，苏轼认为这理想化且可能被办事人员中饱私囊，扰乱市场秩序；青苗法则让富人借到钱后再放高利贷给穷人，导致社会矛盾加剧。? 这些反对意见使得苏轼与王安石产生了激烈的矛盾，王安石认为苏轼是推行新法的障碍，最终导致苏轼被贬。? 其实大家都知道，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绝对不是出于有私心，主要还是政见不同： 虽然苏轼敬重王安石，但二人在政治主张上存在分歧。苏轼受黄老“无为而治”的影响，始终坚持以民为本，实行官不扰民，不与民争利的政治主张。 而王安石的变法在苏轼看来过于“激进”，幻想着通过经济手段迅速地从民间为朝廷积累财富，实则是变相地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导致百姓负债累累，流离失所，甚至饿死者不下百万，好多平民百姓被迫沦为盗贼。 苏轼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政策过于强调实用性，忽视了人文关怀和社会福利，社会环境日益恶化，人民生活变得艰难，对吏治不负责，对百姓残酷无情，这样的政策必然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和混乱。 直到后来，作为体制内的一位礼部尚书，苏轼又亲历了王安石变法对整个社会的实际影响。最终他悲观地认为王安石变法不仅没有解决朝廷内部的腐败问题，反而加重了官员的贪污和腐败现象，严重损害了朝廷的公信力，增加了百姓的反感和不满，这种政策根本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 总的来说，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并非出于个人成见，而是由于上述的政见不同、社会影响和政治立场等方面的原因。 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确实是持反对意见的，但这种反对意见并非一开始就有，而是慢慢滋生，慢慢升级。苏轼认为宋朝弊病很多，理应变革，但变革宜缓慢进行，才能不伤及宋朝的根本。对于王安石的变法，苏轼一开始持谨慎态度，并不轻言反对。 当看到王安石变法过于激进时，苏轼才上书宋神宗，表达了他的看法和忧虑。两年之后，变法深入执行，苏轼却看到变法效果不理想，反倒给百姓带来困扰，苏轼就开始严厉批评，并最终与其他保守派站在同一战线上。 第38章 苏轼对神宗小皇帝急了眼 在给神宗皇帝的上书中，苏轼又说： 微臣听闻坊间近来有传闻，陛下出台了一些纠偏过激的行政措施，追回派出实施变法的官吏，废除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迹象，朝野间也都奔走相告、弹冠相庆。 但是，原来陛下在做的，不过只是委派地方监司机构到民间打探一下新法管理强行抑配的情况，看看老百姓还有没有承压的空间！比如那个“制置三司条例司”，是在朝廷体制之外另设一个部门，实际上该部门就是撇开原有那些反对变法的官僚，另外任用一批新人来推行变法而已！ 在苏轼看来，这个新机构的执掌与中书、宰相重合，不但其本身就增加了冗员和冗费，而且使得“民实惊疑”“吏皆惶惑”。要“复人心而安国本”，就应该罢去“新法”的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如此，“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 苏轼越说越气，简直要出离愤怒了。 他说，微臣还听说，陛下认为的新法最终退而求其次还总可以在西北三路地区试行，我苏轼就纳了闷了，泱泱大中华的西北三路人民难道就不是陛下的赤子百姓与臣民？难道就该做行医者试用毒药的试验品吗？ 如今陛下推行的新法一连得罪了老百姓、军队、官吏以及士大夫等社会各阶层，我并非是危言耸听来吓唬陛下，我也没这个胆（这倒是一句瞎话）。青苗法、助役法实施后，农民们内心不安。均输法令颁布后，商贾们不能正常经商，老百姓也买不来东西因而生活不便。合并削减军队，驱逐伤残兵士，贬斥从军人员等举措，使军队中的军人开始对朝廷产生怨恨之情。青苗钱既然要散发，那么就不该再禁止或抑配，不然下级的官吏就会因收不到利钱而受到责罚。 以上这些，还有近来的不管是放任谬误强推新法，还是朝令夕改、粉饰过错都是微臣我寝食难安、扼腕叹息的根源啊！ 说到这儿，我们结合神宗皇帝的变法背景与决心，作为现代的职场人士，我们大多人也不难理解苏轼在宋神宗心中的形象之变化了。 如果说《上神宗皇帝书》还是对事不对人，那么一个月之后的《再上皇帝书》就堪称直接的人身攻击了。其言辞之激烈简直让人瞠目结舌，几至无法相信是出自温文尔雅的苏轼手笔了。 他不但进一步将“新法”贬低得一无是处（“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随之”），而且其行文之间虽未指名，然而天下谁人不知句句不离王安石其人。其中最末一段，苏轼竟将王安石比作魏晋之际的奸臣贾充 ，要求神宗将其罢免（今天下贤者，亦将以此观陛下，为进退之决）。 实事求是地说，这就颇有些“要挟”的味道了。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从熙宁二年（1069）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因宋神宗去世而结束的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王安石是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 在教育制度改革方面，王安石仍以“三不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非凡勇气，亲自操刀撰写了《周礼义》、《书义》、《诗义》，即《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也即为试策。 熙宁三年（1070）春，神宗皇帝起初想起用苏轼为新学改革的主考官。 王安石知道后，赶紧上奏神宗说，苏轼这个人学的都是旁门左道（所学乖异），决不能让他充当考试策论的考官。 神宗没法，只得让苏轼充任编排试卷官。 宋代贡院置这一官名，简称“编排官”、“管号官”。编排官一般选派翰林学士、六部员外郎等充任，主掌举人试卷字号之编排和合格举人名次之编排。殿试唱名时、在御座前依照名次将试卷对号拆封，转交中书侍郎。按现在的思维，也就是个排名次与唱票的助理角色。 但苏轼却并不能满足于这一角色，又再一次地像鲁迅先生那样，以他的作品为匕首、为投刀，直刺社会的黑暗与人性的丑陋。 所以，这一次仍对新法抱有抵触的他，再一次地闹出了个大动静。 苏轼先是以皇帝的口吻为殿试撰写了一篇《拟殿试策问》，大意是：我赵顼何德何能，不过是老天的垂怜，已赐给我这么多的忠良贤士，他们都已服务于朝廷。这些个大夫贤士都撇家舍业、背井离乡地来到朝廷里，根本不是为了挣工资，而是为了把从老师那里学到的知识，无私地奉献给国君社稷。 我赵某人改年号“熙宁”以来已经三载了，但是呢，还远远没有达到孔老二所说的那种安居乐业的治理标准。社会矛盾不少，民风还不够淳朴，自然灾害频仍，战争不能平息，小商小贩还不能够安心地做生意。 最后，再用一种激励的口气说到，诸位莘莘学子们，你们可要畅所欲言不要保留啊，为了我大宋社稷多多建言献策啊，你们的试卷朕可是会仔细阅览的哟！ 按说，苏轼这也是在例行公事，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殿试过后，成绩也都揭晓了，苏轼作为编排官去集英殿参加了应考士子考卷的编排工作。对于朝廷摈弃用于事无补的诗词歌赋而改用策论考试的方式，直接听取来自五湖四海甚至深山老林之士朴素率真的议论，用此种办法招贤纳士朝野上下也还都心悦诚服。 关键是，苏轼退朝后对当前的新法推行仍是如鲠在喉。 他认为不管是以前的诗词歌赋，还是后来的嘉佑年来的古文，再就是现在的策论，因为文章关乎着读书人的切身利益，所以一旦那种文风或是那种观点迎合了圣上的口味，得到圣上的认可，那么天下人就会不惜违心地去效仿之。 不行，还得上书神宗皇帝！ 苏轼回到家，心潮澎湃，难以入眠。于是就披衣起坐，剔亮银灯，用在居蜀期间跟父亲大人苦学来的知识，笔头生花、旁征博引地又重新起草了进士答殿试策论一道。 文章中，苏轼首先引用《礼记》中的一段话来劝谏神宗皇帝，说陛下您要先自身清纯才能够接受五味，先本身洁白才能接受五彩。微臣希望陛下首先要清净自身使自己的内心清静无为，心静自然凉嘛，然后逆耳的忠言、利国的谋策，才能听到您的心里！ 微臣害怕的是，如今某些歹人的歪理邪说业已充塞了陛下的心室，陛下已被朝野上下的正邪之争扰乱了自己的分辨能力，俗话说是“被黑馍馍占住嘴了”，到时候，即使有了治国良策（白馍馍），陛下也是听不进去的。 说到这，按现代市面上流行的社交学书籍的教程分析，被影射者——王安石先生，该不会是赞同，而是不出意外地要恼羞成怒了吧。 苏轼又说，都说“君主的圣明统御天下，百官各得其职，万事有伦有序”这句话，微臣认为陛下并不一定真正地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把事情的主次给弄颠倒了（注意这里边的分寸）！百官各司其职，难道是圣上挨个去督促他们吗？万事运行有序，难道是圣上亲自规划的结果吗？叫我说，官员日常的办公有序，这叫“职”，办事有先有后，此为“序”。 如今，陛下您让新任的两府大臣侵夺了三司掌管财货的权力，让常平使者扰乱了路司、太守、县令的正常管理。刑狱方面，不是交给有关部门严格按法律程序去办理，而是取决于执政大臣的意志。边关战事的重大决策，不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交给将帅们自己去决定，而是听从于身边小卒子“井底之蛙”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百官可以说是完全丧失了自己的职守了！ 陛下要想实行王道，首先应该讲求的是道德道义，最后迫不得已才去动用刑罚。还有就是凡事要先讲仁义，最后再去谈利益。然而陛下却把这些东西的顺序都给弄反了！这样做的后果是万事万物的运转都失去了正常的的秩序。比如说，宰相的职位自古以来都是在论道中经营邦国的，如今陛下您让中书省只能机械地执行条例司的文书，而把中书省的职权彻底地给剥夺了！ 如今朝廷的危害，在于时机还未成熟就强推新法，人心怎能信服，成就事业要循序渐进的嘛。如今治理政事的人都已不讲究情理了，而是靠着君主的权势和赏罚的威严，威逼着人们去做事。 苏轼甚至还举例说：按照常识，用斧子强行地去劈木材，一定是会劈开的。但是，若你不按照木材的纹理去强劈，说不定斧子还会被劈卷刃的（有点威胁的意味）。 如今陛下强令农民向官府借贷青苗钱，与商人争夺利益，天下人都认为朝廷是在牟利，而陛下却认为此是义举。而近来推行的助役、均输等政策，加之军队中严惩逃兵的政策，骤然轻率地执行，都是非常危险的。 至于苏轼与宋神宗的关系，那也是极为微妙的： 在文学上，宋神宗对苏轼的才华一直是非常欣赏的。 据《庚溪诗话》记载，宋神宗曾问大臣自古以来谁的才华可以与苏轼相比，大臣回答是李白，但宋神宗认为李白的才华虽高，但学问不如苏轼，这表明宋神宗对苏轼的文学造诣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政治上，苏东坡多次向宋神宗提出建议，尽管他的建议大多合理且出于公心，但由于宋神宗执政经验不足，且对变法的强烈愿望使得他对苏轼的建议由好感转为厌恶。苏轼的直言不讳和多次上书反对变法，使得宋神宗对他的印象逐渐恶化。 因为宋神宗上台接手的江山，朝廷内外的危机已达到顶峰状态，冗兵、冗官，冗费情况日益加深，国家财政陷入特别困难时期。外有强敌压境，只能通过岁币的方式贿赂对方，内部又有一波接一波的起义，更加加深了宋神宗的恐惧。 所以，他对富国强兵有着强烈且真切的愿望。亲政之后，马上就任命王安石为相，开始筹备变法运动。 苏轼的一生经历了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其中对他影响最深的是宋神宗，“乌台诗案”几乎推毁了苏轼积极入世的思想，而造成这样的结局，与宋神宗对苏轼的印象有很大的关系。 但宋神宗终究还是年轻，执政经验不足，好几次都下诏鼓励别人提意见，这本来就是做做样子，就和当今企业里面，搞个“总经理信箱”挂在墙上，说是欢迎大家多提意见，但真的能去提么？ 然而苏轼就不客气了，他不仅提了意见，还受到宋神宗的表扬。 熙宁二年（1069）五月，苏轼对王安石建议神宗改变科举、兴学校、罢诗赋、明经诸科的做法说了自己的看法。 宋神宗看到奏折之后，很是高兴，于是就面召苏轼论当时政令的得失。 苏轼也直接指出宋神宗“求治太速，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的缺点，宋神宗听后有点惊讶，因为苏轼是第一个这么直白跟他说，但是宋神宗还是表扬了苏轼，“卿三言，朕当熟思之。” 这也是苏轼与宋神宗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唯一一次见面。 这次见面对苏轼影响很大，宋神宗给他的印象就是一位识士之君，惜才之主，是可以让自己实现“志群尧舜”抱负的一位皇帝。然而，在政治觉悟上粗线条的苏轼并没有觉察到皇帝的微妙情绪变化。 果然在第二次进言时，宋神宗对苏轼由好感，转为有些厌恶了。 我们知道，虽然苏轼说得有道理，上书的初衷也是好的，但就是令倾心于新法的宋神宗扫兴与尴尬，苏东坡在宋神宗心目中的地位动摇了。 第39章 开始受到冷落 在上皇帝书中，不依不饶的苏轼接下来说： 陛下您还很年轻（宋神宗时年二十二岁，苏轼已三十五岁）啊！您有天生神智勇武，如果陛下不采取谨慎的态度而是急功近利冒进前行，就会像是驾着轻车快马，冒险夜行，那一帮人还在后面策马扬鞭，那还不是要翻车吗？（注意这句话的份量，语气重且已经极为露骨和直白了） 陛下您应该专门操持国家最重要的事，治理国家的根本，平时修养自己的身心与性情，清静无为而治，这样一来，万事万物都遵循自然、回归正道。像什么百工与朝廷各部门的些小杂事，连宰相都不屑于过问，陛下还要去过问吗？ 苏轼最后说：我仁宗朝时，事情无论大小，全部按照法律办事。人不论贤愚，全部根据公议升降。而现在擢拔新人，完全根据好恶，那些被提拔起来的小人，坐席未温，就会反过来去攻击提拔自己的人。这些人聚散无时，互相攻击，遇到国家危机，定会迅速土崩瓦解，最终定会贻误朝廷的大事。一百个人聚在一起议论一件事，就不会有偏颇就会非常公正。我的陛下啊，如今天下已经众口一词，都在认为新法的不便，而陛下却要孤注一掷地去实行，微臣真不知道您要走到何种田地！ 上书说了这么多，苏轼是解气了，但后面的事情发展就不是他能够左右的了。 在苏轼私底下给自己书画界的朋友、简州阳安（今四川简阳）人刘泾写的信中，苏轼自诉近来的文人学士都在业余时间谈论什么理学啦、佛学了，看似时尚其实都不值得肯定。自己先前在科场中写的文章，都是些不得已的应时性文章，但被很多人传阅，实在是惭愧至极（主要还是仰仗欧阳修等文坛大佬们的宣传之功）！近来，朝廷根据名声选拔出来的官吏，有些人虽说言谈举止与和孔孟没什么两样，而已经试用，其作为却很少不为人们所耻笑（迂腐）。其笔锋所指，明眼人一看即是指王介甫也！ 熙宁三年（1070）春二月，苏轼在京城当差，弟弟苏辙也被差调入贡院，再有半个月，苏辙的工作将告一段落，就可以出来休息了。汴梁城的宜秋门内外，到处都是高槐古柳，全然就像深山老林的环境，倒很适合苏轼狂放的个性。 苏轼如今所住的南园，还是父亲留下来的产业，里面有一处小花圃。寂寞独居时，苏轼就教育并逗弄一下膝下的幼童，种植一些菜蔬，聊以遣怀。 从首次上书论奏，指斥上元节有关部门拿圣旨横行霸道、压低市价，从民间购买四千盏花灯，建议朝廷取消这一决定起，神宗皇帝立即采纳了苏轼的建议。苏轼方天真地认为圣明的神宗皇帝什么时候都能虚怀若谷，充分采纳各方面的意见。 之后苏轼又趁热打铁奏上了一道六千多言的奏折，意气风发地充分论证了新法的不周之处。 接着，苏轼又趁进士考试，准备好了一份《拟进士对御试策》乘机献上。这次神宗皇帝虽然没有听从，但也胸怀宽广地表扬了苏轼的正直与忠勇。起初，神宗皇帝并没有当回事，但王安石却大为光火，其同党更是咬牙切齿，开始着手争相排挤苏轼。 御史知杂（侍御史知杂事的简称）谢景温首先发难，使出浑身解数罗织罪名，终于找到理由告发苏轼，说其在父丧扶柩回乡时，用官船捎带私盐回乡贩卖渔利。于是，朝廷命令各路侦探将当时的梢工及篙手一干人等，抓来严刑拷打，寻求证据，但因实无此事而不了了之。 据传，神宗皇帝当初看到苏轼上奏的《拟进士对御试策》时，当场就把它出示给王安石征求意见。 一直带着有色眼镜的王安石看后，鄙夷道：苏轼这人，但从才学论，有着很深的修为。但是，此人所学的东西来路不正，尽是些欺世盗名之学！此次又是因自己不得志的原因，言语中已经跌宕失态到如此地步，请圣上将其罢黜了事。 当时在场的曾公亮插话道，我觉得苏轼只是持有不同的言论，并没有可以加罪的地方。 过了一段时间，王安石又怂恿神宗道：陛下何不将苏轼罢黜出朝廷，难道是因为怜惜他的才学吗？譬如我们要调教一匹恶马，首先须减少它的草料，再多加鞭笞（减刍秣，加捶扑），使其服服帖帖后才能为我所用。就像苏轼这厮，不加以磨练其心性，压灭他的浮躁之心，怎能为陛下所用。这种人，其才学能为世所用者甚少，而为害世道者甚大，陛下不可不察啊！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轼在朝廷中的影响还真就变得越来越微妙了。 邵武（今福建南平市属县级市）人叶祖洽（字敦礼），在殿试后神宗令当时的变法二号人物、宰相陈升之把的关，被赐予进士及第第一，当时任编排官的苏轼与苏辙、刘攽等人上书反对，认为叶祖洽不仅学识粗浅，议论不当，而且策论的卷子中还有“祖宗以来至于今，纪纲法度因循苟简而不举者，诚为不少”等语，实有轻率和对祖宗不尊之举。苏轼的意思是将叶祖洽罢黜，如若不然，像这种靠着诋毁祖宗以献媚时君的小人，一旦擢为进士及第第一，何以正风化。 遗憾的是，这次神宗对于苏轼的上奏并不认可。 相反，对于此次科场的进士胡璞（字器之），此人博学工诗，曾经在路过采石渡时题诗凭吊了诗仙李太白。 采石渡，也即采石矶，又名牛渚矶，是中国长江中游南岸的一个港口，位于今安徽省马鞍山市的长江南岸。采石矶为长江沿岸三矶之一（另两矶分别为燕子矶和城陵矶），历来为江南名胜，古往今来，吸引着许多文人名士，像白居易、王安石、苏轼、陆游、文天祥、陈运和等都曾来此题诗咏唱。特别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这里饮酒赋诗，相传最后因酒醉赴水中捉月而淹死，更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胡璞的题诗为一七绝： 抗议金蛮反见仇， 一杯蝉退此江头。 当时醉弄波间月， 今作寒江万里流。 苏轼初见此诗，惊为唐人所作，玩味不已。从苏轼对待叶祖洽与胡璞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苏轼的喜好与文人心底特有的那种纯真。 可以说，在苏轼的心底，他对李太白的诗才是极度仰慕的。尽管此时的苏轼还不知道，在他逝去之后，自己也俨然成了与李太白比肩式的人物了。 李白和苏轼都是我国历史上文学巨匠，他们的诗词作品一直被后人传颂至今，但这两个人在个性上有很大的不同： 李白是一个自信豪放、热情奔放之人，他的诗歌中充满了无限的想象和万丈豪情。他用想象和笔墨创造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场面和绚丽的画面，他在诗中自称“太白”，自认为是自己就是盛唐的骄傲和光辉，这种自信不仅体现在他的言行中，也反映在他的诗词作品中。他追求自由与梦想，不会拘泥于一些庸俗的道德规范和传统观念，这使得他的人生充满了激情与色彩。 相比之下，苏轼则更为内敛、沉稳、深刻。他的诗歌中体现出了一种深沉的思考和对现实的思辨。他面对现实世界的问题时，不会轻易地放弃，而是通过思考和实践来解决问题。他的诗词作品中，常常有对时代和社会的思考与反思。 在宋神宗看来，李白确实是一个天赋异禀的才子，但他经世致用的学问却远不如苏轼了。他始终认为李白虽有苏轼之才，却无苏轼之学。 其实，宋神宗评价得很准，李白和苏轼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李白的诗是诗人之诗，而苏轼的诗则是学人之诗、学者之诗。 我们说苏轼乃“千古第一文人”，是因为在中国历代文人中，没有哪个人的文化造诣与文化成就能够超越他——他不仅在诗歌、散文、词赋、书法、绘画等艺术领域，都有卓越成就；他还在儒学经典、诸子百家、中医中药、佛教道教、水利制墨、美食造酒等多个领域，都有深湛的研究，堪称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这是李白所不能比拟的。 以上就是苏轼与李白的对比，从苏轼对胡璞题诗“惊为唐人”的态度，就表明了苏轼对于李太白不羁才学的崇敬之情。 还有一位叫顿起的举子，作为编排官的苏轼苏大人见到小顿的策论中用语憨直、不避世俗，尤为欣赏。顿起虽然出自吕惠卿的门下，而独守故学，对于王安石、吕惠卿之流订立的新学敬而远之。因此，在其后的一次洛阳城里考试举子之后，和弟弟苏辙一同邀上小顿去登了嵩山，还饶有兴致地一口气登到了山顶。 是科进士中，还有一位无锡籍人士叫陈敏（字伯修）的，尤为王安石所嘉许，称其堪大用，被除以太学正。这是个正九品官，隶属于国子监，职责是辅佐博士施行教典、学规，凡是违犯学规者，以五等处罚予以处理，并将学生守纪律、治经学、考试成绩等情况上报博士。奇怪的是，此人也与苏轼交游来往，私交甚厚。 后来的陈伯修同志出守台州期间，朝廷下令全国范围内都要树立元佑党籍碑（上有苏轼等人不行新法的党人名单），伯修坚辞不从，其下属就偷偷立之。待伯修知道后，怒而碎其石，“挂冠而去”，从此自号濯缨居士，年八十一岁而终。由此可知，这种人与苏轼相厚，原来是冥冥之中的水到渠成、物以类聚啊！ 这年三月间，武穆王钱镠五世孙钱藻（字醇老）以尚书司封郎秘阁校理出守婺州（今浙江省金华市）。此人曾进士及第，又中贤良方正科，曾经当过知制诰，加枢密直学士知开封府，后改翰林侍读学士，除审官东院。老钱为人“清谨寡过，为治简静，人称长者”，以明经进士制策入等，入馆阁，编校书籍，其文章学问有过人之处，放在天子身旁在合适不过了。但他因不奉新法而是自愿前去治理一州，最终竟选择去了穷山恶水的婺州。 按照宋时的官场惯例，馆阁人士补放外任，同舍之人皆会饯送一下的。在送别的酒席上，按当时惯例是先向老钱索要一首诗作，就像今人索要名片一样（尽管背过身就会扔进垃圾堆里）。不过，要是在场的尽是文人雅士，可能要例外了。因为当时流行以主人的一首小诗的每一个字为韵，每人都要重新作一首送行的诗。这与当今的KtV里一样，大家都尽情地释放一下自我。 年长苏轼十五岁的老钱做了一首七绝，苏轼分得一个“英”字为韵，本来这是一群文人们在一起玩的一种文字游戏，但苏轼却在日后因该诗而得祸。 原因是苏轼在诗中借孙醇老的求出外郡，讥讽了当朝的许多投机钻营的急进者。另外，还借此揭露了青苗及助役等新法实施以来，百姓输纳不前，官吏们用皮鞭捶打。老百姓只能在醉酒时诉诉苦，一旦酒醒还会后怕不已，唯恐得罪朝廷，“临分敢不尽，醉语醒还惊”（《送钱藻出守婺州得英字》）。 暮春时节，正当苏轼在与诸位同仁诗词唱和之际，弟弟苏辙打起背包要去赴陈州（今河南淮阳）教授任了。 四月初七，苏轼给二堂兄苏不疑回了信。因为前些时，二堂兄通过驿站给苏轼寄书来，告知老家的各位亲属都身体康健，让苏轼安心在京城公干。苏轼在回信时告诉二堂哥，自己的家眷，还有陈州那边苏辙的家眷都很好，不必挂念。 接着，苏轼又向堂哥抱怨道，近来的朝廷上下，凡是不配合青苗法推行工作的官员，都要被收拾，就连前任的宰辅也不能幸免。自己要是请求外任到地方上任职，必定要不折不扣地带头去推行新法，但依自己的个性定然不会屈就，到时候肯定会被朝廷整治得死无葬身之地的。 因此，苏轼对堂哥倾诉说，现在自己还没有下决心请求外任，姑且在京城的闲职衙门里再等等看，先悠闲自得地消磨一段时光再说吧！ 第40章 苏轼在朝中的“朋友圈” 熙宁三年（1070）的四月十九，朝中传出时称“铁面御史”赵拚的上奏，恳乞去位参政知事，朝廷无奈，遂拜其以资政殿学士身份出知杭州。 原来，王安石当初到到神宗处游说新法时，赵拚就屡斥其不便。 宰相韩琦也上疏极力反对青苗法，宋神宗也有意取消青苗法的实施。当时正值王安石家居求去，赵拚上奏道，这些个新法都是安石老弟所建，不如等到他还朝后再议吧。赵拚本意是王安石在家里冷静下来后可能会回心转意，谁知当王安石还朝后，其变法的意志却更为坚决（持之愈坚），赵拚知道后肠子都悔青了。 所以赵拚当即就上奏神宗说，制置条例司派出的，骚动天下。王安石这家伙强辩自用，竟当朝公然诋毁天下公论以为流俗，违众罔民，文过饰非。近来朝中的台谏侍从，多以谏言不被理睬而辞职。司马光出任枢密使，王安石不肯跪拜。且凡事有轻重，事体有大小。财利於事为轻，而民心得失为重。青苗使者于体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今去重而取轻，失大而得小，恐怕不是宗庙社稷之福啊！ 可惜，神宗正被王安石忽悠得心旌荡漾，幻想着新法推行后将会使北宋王朝脱胎换骨、国富民强，到时候自己将会成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样的明君。 所以，宋神宗这位小伙子对于赵拚的上奏就不置可否，一个臣僚乞求离朝外任这样的小事，自然就没有放在心上。 就在清献公赵拚收拾行李前去杭州上任之际，语重心长对苏轼说，小苏啊，你的文笔好，我有个老乡梁处士有座绿筠亭，你给作首诗如何？ 苏轼想都没想就一口应承下来，对他来说，作首诗还不是像吃个馒头那样容易。诗做好了，将绿筠亭的格调拔得很高，甚至将梁处士和陶渊明拉到一块相提并论，“只应陶靖节，会听北窗凉”（《次韵子由绿筠堂》）。 谁想世事难料，二十五年后，已满六十、风烛残年的苏轼被贬惠州时，竟然在那里见到了梁处士的儿子梁琯。 小梁望着形容憔悴、失魂落魄的苏轼老先生，恳请这位当朝文坛大腕留点墨宝，东坡就把自己此前写给梁处士的一首《绿筠亭》诗又写了一遍，赠给了小梁。 那么，安惇是如何获取苏轼的信任的，常常使人不得其解。 安惇，字处厚，广安军（中国宋朝的行政区划“军”始于宋太祖，开宝二年分渠州渠江、果州岳池、合州新明三县，以广土安辑之意设广安军，属于梓州路，治所在今四川省广安市，南渡后，增和溪县）人，此人的光辉事迹被收入《宋史·奸臣传》。安惇曾数次落第，久困场屋，数度“失解”。 唐制﹐举进士者皆由地方发送入试﹐称为解。解为解送、发送之意。故科举时中乡榜者称发解﹐不中者称落解或失解。 安惇秀才失解后，从汴京打道回府要回他的四川老家去，苏轼作诗送别。 不知为何，苏轼诗句中的名句，都是在不经意间鸡毛蒜皮的场合产生的。“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只是这种劝学或者做学问场合的警句，竟然出现在送别一位奸臣贼子青年时期落榜归乡的场合，真是太可惜了！ 哪知五年之后，这位安惇秀才就像开挂一样一路攀升，绍圣初，被召为国子司业，三迁为谏议大夫。至徽宗朝，虽然宋徽宗好雅，对安惇之流极为厌恶。后蔡京为相，复拜安惇为工部侍郎、兵部尚书，可见此人的混世功夫。 苏轼可谓是看走了眼，把一首流传至今的好诗，赠给了当时如丧家之犬的安惇秀才。 河东人吕希道，前面我已经详细介绍过，是个雅量自如的正派角色，在解州任上，州民为其立过生祠。如今解州任满，回京后又被任命为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去年送君守解梁，今年送君守历阳”（《送吕希道知和州》），作为朋友，苏轼自然是要到场送送，还要作首诗什么的。 苏轼在直史馆上班期间，校理校勘们夜里也要轮流在崇文院的秘阁里值班。 漫漫长夜里，苏轼联想到新法推行后民间的怨声载道之状，又想自己不会像其他官员那样去随波逐流。在京师里的天子脚下，急于求进而违背良心的官员百态，时常在眼前浮现。除了能和喜好收藏的王珪之子王仲修（字敏甫）这样的人诗书唱和之外，还能有谁推心置腹呢？ 于是，苏轼在值夜班期间写给敏甫的诗中倾诉道，如今想要找个清静的所在还真不容易，自己只好把在这深宫秘阁里的清净之地当成山林来隐身了，“大隐本来无境界，北山猿鹤漫移文”（《夜直秘阁呈王敏甫》）。 不过，在馆阁里上班，闲暇之时还有个同事能在一起谈论谈论孟襄阳和王摩诘。他就是苏轼的忘年交，这个老头大苏轼二十三岁，叫王益柔。 王益柔，字胜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王曙子，用荫入官。庆历四年（1044）以殿中丞召试，除集贤校理。曾因醉作《傲歌》，黜监复州酒税。神宗时，累迁知制诰，直学士院，先后知蔡、扬、毫州和江宁、应天府。 此外，王举正之子王诲，去年以群牧司（主管国家公用马匹的机构）判官身份上书《马政条贯》，今年又上《群牧司编敕》十二卷，都被朝廷批准，所以是个有作为的官员，苏轼与之也常有诗词唱和之作，“爱君东阁能延客，顾我闲官不计员”（《次韵王诲夜坐》）。 四五月间，正当苏轼在京师百无聊赖之际，他的表哥文同（字与可）被调回京师，知太常礼院兼编修大宗正司条贯。 自苏轼在凤翔府任上初次认识了这位大表哥后，就对这位方口秀眉、谈吐敏捷、文质彬彬的文同钦佩有加，加之文同近年来博学修德，名声远播，更加地让苏轼佩服。 表哥的到来，两人又重逢在京师高官名流云集之地。苏轼看到表哥如今默默无语颇为深沉，已把自己性情陶冶得清虚宏深，文质彬彬而又虚怀若谷。反观自己终日惶惶，深陷繁琐的事务之中。 所以，这次苏轼对这位表兄是真心崇拜并真心欢迎的。 五月里，王闰之诞下一子，小名叔寄、竺僧，大名苏迨，字仲豫。为什么取“叔寄”这样的名字，有苏学研究者称，在苏迨与苏迈之间应该还有一个哥哥，因此苏迨小名中有一“叔”字。只是后来，这位位居中间的哥哥不幸早夭，直到苏过出生后，苏家才重定行次。 就在苏轼沉浸在王闰之又给自己生下儿子的喜悦之中时，朝廷上又下诏令两制举荐谏官。时年以六十三岁的翰林学士兼侍读、礼部侍郎范镇，在听到了朝廷上下都以为当今最适合出任谏官的人选是苏轼时，毅然向朝廷举荐苏轼充任谏官。但由于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上表弹劾从中作梗，此事便不了了之。 谢景温素与王安石相友善，又将其妹妹嫁给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为妻，便成了王安石弟弟王安礼的妻哥。为了在政治上追随王安石，遂积极参与变法活动，因此被擢为侍御史知杂事，这厮曾上书弹劾苏轼在丁忧归蜀时，用官船贩卖私货。朝廷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师穷其事，所幸最终查无此事。 奇怪的是，私底下谢景温博学洽闻，才华横溢，还与范仲淹、欧阳修相友善。历官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时人以为“吏师”。这种人，可算作封建社会读书人中的政治投机人物。 北宋熙宁年间，还出了一位已载入历史的传奇人物朱寿昌，成为了苏轼人生阅历中的一段插曲。 朱寿昌，字康叔，扬州天长县（今安徽省天长市）人。因其“弃官寻母”的孝行，成功地跻身于“二十四孝”中的代表人物。 孝道一直是中国民族的传统道德品质，也是中国文化界和存在文化中最明显的差异之一。 自古以来，官方一致认为“孝”是国人思想文化不可或缺的内容，并不断赋予孝文化新的内涵。纵观古今，名留青史的哪一个爱国官员不是孝子呢？甚至在很多朝代都采用“举孝廉”作为选官的标准。到了宋代，儒学集大成者，理学家朱熹也提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一准则。 古语有云：“德政千秋，孝心天下”。一个忠于父母，用感恩的心爱父母的人，往往是忠于国家的。 于是，中国二十四孝的故事流传了下来。 《二十四孝》本是由元代郭守正整合而成，通过王克孝绘制成为了《二十四孝图》流传于民间。其中集中了从虞舜时期到唐宋时期关于孝道的事例，然而为了突出“孝道”，这些例子中难免有些夸大的成分，比如《卖身葬父》的事例，早已是超越了道德底线的行为，当然已不再适合如今的时代认知。 百善孝为先。 在传统道德观念之中，“孝道”一直是人们所尊崇与敬仰的美德，因此无论是在文学着作，还是在书写绘画之中，关于“孝”的题材一直络绎不绝，元代的《二十四孝》便是典型的例子。它传唱至今早已有着几百年的历史，无数画家以此为蓝本进行着创作，然而时至今日，却也有人提出来反对的声音，其中就包括鲁迅先生。 作为一名以犀利风格而蜚声世界文坛的文学家、思想家，在其散文集《朝花夕拾》中，便有着一篇名为《二十四孝图》的文章，其中直言“《二十四孝图》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 虽然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郭巨埋儿”难免让人觉得有违人伦，而“卧冰跃鲤”也难免让人觉得违背科学常识。 但“孝道”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的美德，也一定是建立在道德之中，而非凌驾于道德之上的。是糟粕就要丢弃，是精华就要继承，对于元代的《二十四孝》来说，流传至今也逐渐演变成为了一种文化象征，其中的极端事例是精华还是糟粕相信大众心中也能够自行判断，或许鲁迅评价的“教坏了后人”过于犀利，但也绝非是空穴来风，毕竟如果我们为了孝道，不顾道德和伦理的底线，那么这种孝自然就是“愚孝”，就是盲目的孝了！ 朱寿昌的父亲朱巽是宋真宗年间的工部侍郎 ，寿昌为庶出，其母刘氏是朱巽之妾。 朱寿昌七岁时，生母刘氏被嫡母（父亲的正妻）嫉妒，不得不改嫁他人，从此母子分离。朱寿昌长大成人之后，荫袭父亲的功名，出而为官，几十年的仕途颇为顺利，先后做过陕州荆、南通荆，岳州知州，阆州知州等。然而他一直未得与生母团聚，思念之心萦萦于怀，以至于“饮食罕御酒肉，言辄流涕”。 母子分离后的五十年间，他四方打听生母下落，均杳无音讯，为此他烧香拜佛，并依照佛法，灼背烧顶，以示虔诚。熙宁初年，听说他母亲流落于陕西一带，已嫁为民妻，他又刺血书写《金刚经》，并辞去官职，与家人远别，千里迢迢，往陕西一带寻母，并与家人道“不见母，吾不返矣”。 可能是精诚所至，朱寿昌终于在同州（今渭南市大荔县）找到了自己的生身母亲。 当年母子分离时，寿昌尚年幼，五十年后重逢，老母已七十有余，寿昌也年过半百了。原来，寿昌母刘氏离开朱家以后，改嫁党氏，又有子女数人，寿昌视之如亲弟妹，全部接回家中供养，有人将朱寿昌弃官寻母之事上奏神宗。 熙宁三年（1070）的六月初四，宋神宗得知朱寿昌的事迹后，责令其官复原职。当时，朝中的名公巨卿如苏轼、王安石等还都争相述文作诗赞美其孝行。 第41章 曾巩与吕公着：反对新法的皆是“好人” 当时，市面上流传着一篇老百姓歌咏礼佛时的合乎声律的韵文，那是朱寿昌同志根据梁武帝忏悔之法中字句繁多的原文而改编的。苏轼见到这篇韵文时，在被朱寿昌孝行感动之余，极尽其才，奋笔作偈，附予其后，遂成绝响。 我国“二十四孝”的故事人物，宋朝占据其二，且都与苏轼有着交集。 若朱寿昌是因其“弃官寻母”的孝行名世，那么，另一位黄庭坚则是每天晚上都亲自为母亲洗涤夜壶，以其“涤亲溺器”的事母至孝和奉母尽诚为世人称道的。 可以看得出，在苏轼的朋友圈中，个个都不是凡俗之人，能够载入史册的更是比比皆是。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苏轼的那位表哥文同。 文同以善画竹着称，他注重体验，主张胸有成竹而后动笔。他画竹叶，创浓墨为面、淡墨为背之法，学者多效之，形成墨竹一派，有“墨竹大师”之称，又称之为“文湖州竹派”，如今，“胸有成竹”这个成语就是起源于他画竹的思想。 其后画竹者多从其学，世有“湖州竹派”之称。至元代画墨竹蔚为风尚，如李衎、赵孟頫等名家，皆湖州派之继承者，对后世影响极大。湖州竹派在宋以后的八百多年间，影响一直不衰，其中最着名的受惠者有元代高克恭、赵孟頫、李衎、柯九思、吴镇，明代王绂，清代郑燮（郑板桥）等人。 文同传世作品极少，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墨竹图》为其真迹，画倒垂竹一枝，形象真实，笔法严谨，为传世之无价之宝。 七月二十一，有个学篆几十年、精通篆法的长安人氏名叫李元直（字通叔），在苏轼处无意中见到了苏轼收藏的文与可墨竹画作的真迹。老李顿时激动的不能自已，加之对苏轼的书法也是极为喜爱，就央求苏轼在文与可的墨竹图后题字留念。 在当时，文与可还活着，他的画作虽然不好得到，但总还是有可能得到的，至少在苏轼这里还是可以搞到的。今天，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位练习篆书的书法家李元直先生，他的那幅文与可墨竹又配上了苏轼的题跋，假如保存到现在，那现世俗称的“升值空间”该会是多大呢？！ 其实，在苏轼看来，自己的题跋内容也无非是抒发了自己的一些见解而已，并非是文人雅士的附庸风雅的极为俚俗的骈文骊句。 苏轼略加沉思，挥笔在他老表画作后边写道： 从前，文与可画墨竹，是只要见到精良的笔与纸，就会控制不住自己，在上面奋笔挥洒。若是座中有人拿去收藏，与可也绝不会太珍惜。后来见到有人专门设置笔砚，就会索然离去。有人找他求画，也不会轻易给了，就是等候一年也不一定得到。有人问他原因，与可说他以前曾经学道，在百思不得其解之时，就会用画墨竹来发泄。不过现在自己的病好了，你们设下纸笔，让我如何发泄呀！？ 苏轼又补充道，我看与可的病还未痊愈，怎么可能以后就不发泄了！我今后还会趁其发泄时，不经意间索取他的画作。不过，与可在作画中病发作之时，我却以其发病为机会来索画，看来我也有毛病了。 总而言之，苏轼此时期还是以文人的纯真行事的，其内心并无什么城府的。 最近，大理寺少卿、南城（今属江西）人蔡冠卿（字元辅）因一件“妇人阿云伤夫狱”的审判结果与王安石相左，闹到了神宗皇帝处，神宗自然是坚持王安石的处理意见。所以，最终蔡冠卿被补外知饶州（今江西鄱阳县）。 等到蔡冠卿将要离开饶州任后，“饶人思之，画其像于范文正祠，以配祀，并录冠卿诗一首”，当然这是后话。 而当该年秋后蔡冠卿将要离任京师之际，苏轼作为朋友自然要作诗送行的，在诗中苏轼把蔡冠卿比作是节操不改的天骥般的人物。比如，“知君决狱有阴功，他日老人酬魏颗”（《送蔡冠卿知饶州》），甚至还把蔡冠卿比作春秋时代被结草报恩的晋国将军魏颗。问题出在苏轼诗中的某些诗句，后来的《乌台诗案》案发，都被当成是苏轼有据可查的所谓“铁证”。 苏轼的另一位好友刘攽，知识渊博，文采斐然，在工作中“侔古循吏”，身兼数职，处理问题时刚正不阿。老刘起初与王安石还是好朋友，自从安石开始推行新法，在馆阁中任职的刘攽数度与安石谈论新法的不便与扰民。 刘攽还说，自古以来的皇甫镈、裴延龄那些“以苛刻剥下附上为功”之流，和商鞅、张汤这样的酷吏、鹰犬，都鲜有好下场的，王安石听后大怒，后刘攽被除外任泰州。 苏轼给刘攽的送行诗中，有一句“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齿牙牢”（《送刘攽倅海陵》），又被抓住了把柄。 反动派说苏轼是用了《史记·张仪传》中张仪只要有三寸不烂之舌就能出外游说的典故，来讥讽朝廷新法不便，不容人直言。“秋风昨夜入庭树，莼丝未老君先去。（同上）”又用了晋朝张翰“以莼鲈之思为由辞官而归”，“刘郎应白发，桃花开不开。（同上）”还用了刘禹锡两度被贬的“桃花诗案”，无情地讽刺和隐晦地批评了当今的朝政。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出身儒学世家，家世显赫，祖上世代为学者。祖父曾致尧作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亲曾易占为太常博士。 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非常强，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 十二岁时，曾尝试写作《六论》，提笔立成，文辞很有气魄。到了二十岁，名声已传播到四方。 由于好友欧阳修的举荐，四十一岁的曾巩到京师当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先后理校出《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陈书》《唐令》《李太白集》《鲍溶诗集》和《列女传》等大量古籍，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写了大量序文，九年后，曾同志任职《宋英宗实录》检讨。 曾巩年轻时随父赴京，以文相识王安石，结成挚友。 自从登了欧阳修之门以后，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曾巩二十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此后，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结交了王安石，而且已经同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为人处世的态度，自此名闻天下。 虽然曾巩与王安石有着这样一层关系，但当神宗向他询问安石之为人时，曾巩仍然据实告以“勇于有为，吝于改过”。在这里，我们知道老曾说的都是实话，而不是朋比欺君。 吕公着，字晦叔，寿州(今安徽省寿县)人 。北宋中期官员、学者，太尉吕夷简第三子。此人的家世与曾巩有得一拼。 父亲吕夷简主政时，吕公着从故乡寿州来京应试，他穿戴破旧，谦让如同寒门子弟一样（太会装逼了），见到他的人虽然喜欢他的仪容举止，却也并未感到惊奇。等到他离开后，经询问得知是吕公着，才惊讶感叹。这一段子，使得小吕自小就有了“不仗父势”的美名，至少比当今兜售“我爸是**”之类坑爹的熊孩子要强。 吕公着从小好学，以至废寝忘食。父亲吕夷简对他器重惊异，忍不住说，今后这小子必定为王公辅臣。在宋代学术史上，吕公着开启了吕学端绪，吕公着一门登录在《宋元学案》上者有十七人。 吕公着与司马光同属旧党，司马光在当政后，“尽废新法”。在科举上要求经义参用古今诸儒之说，不得专以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取士，也不得出题涉及佛老内容，不得以申、韩和佛学为学，恢复贤良方正科。 恰逢王安石正颁行青苗法，吕公着极言道，自古以来有作为的君主，没有失去人心却能图治，也没有能胁之以威、胜之以辩却能得人心的。过去所谓的那些贤能之人，现在都认为青苗法是不对的，但发出议论的人把这一切诋毁为流俗浮论，难道过去都是贤能而现在都是不肖吗？ 王安石对他的话感到愤慨，神宗让他荐举吕惠卿为御史，吕公着说，吕惠卿固然有才能，但奸邪不可以任用。神宗把这话告诉王安石，王安石更加愤慨，诬陷吕公着恶语中伤，神宗于熙宁三年（1070）四月初八贬吕公着为颍州知州。 吕公着大致也算得上是一个正面的人物形象，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曾巩对他却并不感冒。老吕知道神宗皇帝素来不喜欢曾巩的文章，就在神宗求其对曾巩的评价时，老吕就说，曾巩此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意思是说在神宗眼里他那弃如敝履的文章还不算太垃圾，那他的为人处世与为官行政都是连“臭狗屎”都不如的。 这种评论传到了世人耳中后，人们都感到不恭和不公。 假如曾巩的确是这样的人，那么当时的同朝臣工好多都比曾巩要在上，何以古往今来的史家为贤人立的传那么多，怎么行义、政事、文章都不及曾巩的人大有人在呢？ 人们都说，曾巩的政绩及声誉卓然可见，历史上已成公论。 可吕公着还是这么损地去恶意贬低他，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小吕的行径与当年父亲吕夷简驱逐范仲淹和孔道辅的恶行如出一辙。 然而，老吕当年虽然“恣行奸利”，还尚且不会讳莫如深。而小吕则是“深中多数，不可测识”，把曾巩与其弟弟曾布相提并论，一同打倒。世人皆知曾巩忠义而曾布是个小人，难道小吕就不知道吗？为什么要去违背良心、贻害国家呢？ 我国历史上的变法，诸如商鞅变法、范仲淹变法、张居正变法等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会触及到封建地主、贵族及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从而引起他们极力的反对。 因此，中国的历次变法不可避免的就都会伴随着“新旧党争”。 熙宁年间，以司马光、韩维、文彦博、欧阳修、富弼、韩琦、范缜、苏轼等为首的旧党，他们就是在极力反对王安石推行他所制定的新政。当然，他们的反对，并不是反对王安石进行改革的初心，而是反对王安石在推行新政时的那些内容。 简单的说，王安石变法的“新旧党争”，不是要不要改革的争论，而是要怎样改革的争论。 比如苏轼，他就明确反对“均输法”的推行，他认为其不但不会让国家和百姓得到任何的实惠，反而会滋生出更为严重的腐败，从而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 韩琦则是明确反对“青苗法”的推行，他认为此举不但救济不了青黄不接的百姓，反而是会加重百姓头上的负担，直至让百姓们家破人亡。 事实上，王安石虽是清正廉洁，但他因情商实在是太低，为了将变法严格的执行下去，只要是赞成变法的官员，他就不问出处、照单全收，直接委以重任。因此，导致大批奸佞小人利用王安石的变法走向高层，执掌变法大权，如后来的奸相蔡确、蔡京等人，他们皆是靠着依附王安石，从而掌控了实权。 当这些小人掌控大权后，他们虽然也是不折不扣地在执行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但常常会在施行新法的过程中，暗行剥削百姓之事。 比如在实施青苗法时，本来的利率是在二三分，但是这些官员在实施的过程中，却是在暗地里加收了好几倍的利率，致使百姓们不堪重负、怨声载道。王安石在变法时重用的皆是这些小人，欧阳修、苏轼等正义之士又岂能不反对呢？ 我们不妨开个玩笑，凡是因反对新法被贬的官员，都是正直忠义的“好人”。凡是讨厌王安石的官员，都是苏轼的朋友。同理，凡是因反对新法、讨厌王安石而遭贬的官员离京外任，走之前苏轼都是要作诗相送的。 然而，苏轼的此次失误，仍是源自这次送小吕出知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的赠诗。 第42章 苏轼的“官二代”朋友们 熙宁三年（1070）（注意这一年份的被贬谪人数），吕公着出知越州，而曾巩准敕通判越州。 临行前，馆阁里的同舍按惯例要设宴相送。宴席上，众人分韵作诗（苏轼也好这一口儿），苏轼分得一“燕”字。 在苏轼的“燕”字韵诗中，有一句“但苦世论隘，聒耳如蜩蝉”（《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此句被后来的变法官员定为讥讽当下朝廷的官员多是些刻薄之人，都是议论褊隘，聒噪如蜩蝉鸣叫之人。还有“安得万顷池，养此横海尯”（同上）句，被反对派定为是借此来比曾巩的才华横溢，（苏轼这举动）真是与不喜欢曾巩文章的皇帝佬儿作对的节奏啊！ 王安石正在大张旗鼓地变法之际，我们的文坛领袖在干什么呢？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此人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籍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官至翰林学士、参知政事，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曾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着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类似于唐代的韩愈。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影响。他的平易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后世的元、明、清各代。 正是由于欧阳修那堪为人师的道德文章，才有了薪火相传的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才有了曾巩、曾布兄弟昆仲，才有了“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是欧阳修奠基了宋代文化盛世的基础。 熙宁三年（1070），欧阳修被除任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他坚辞不受，遂被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此年改号“六一居士”。 这一年的九月七日，已改名“六一居士”的欧阳修专门做了一篇题为《六一居士传》的散文，将自己置于自己的藏书一万卷、收集收录的夏商周三代以来金石文字一千卷、一张琴、一盘棋棋、好酒一壶酒这五种外物之间，合而为“六一”。 作为苏轼人生的伯乐与文友，苏轼自是有感而发，专门在文后又补充了一篇《书六一居士传后》。 身处晚年的欧阳修自觉长期被官场拖累已很苦恼了，而且还有很多忧患缠身，被这五种物品吸引可以使精神得到安逸。有人认为欧阳修这种选择是“无道”的，也就是非有道德修养者的选择。苏轼开篇即表达了他的鲜明观点：“居士可谓有道者也。”这无疑与苏轼崇尚的庄子思想是合拍的。 苏轼、苏辙是欧阳修知贡举时选拔于前列的，苏轼尤其受到欧阳修的推重。 苏轼同样很敬重欧阳修，他曾评价老师欧阳修的诗文“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因此，这篇序文可以说是“不能不为之”的“有为”之作，观点鲜明，感情真挚，议论精辟，具有情理兼胜的特色。在对欧阳修的高度评价中，渗透着苏轼自己的忧世之心和为文之见。 六天后，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被罢免。 左仆射，唐宋左、右仆射均相当于宰相之职。元丰五年(1082)改革官制,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均为宰相，此例在宋以后被废除。奇妙的是，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政权又曾回光返照地设置过仆射一职。 曾公亮与前面所说的曾巩、吕公着一样，都是标准的官二代。 曾公亮出身晋江曾氏，父亲是曾会，当过刑部郎中，自己的儿子曾孝宽又当上右丞相，到了南宋又有曾怀、曾从龙等人位极人臣，一家子共出了四位宰相一位状元，人称“曾半朝”或“一门四相”。 曾公亮的人生履历中有这样的头衔：北宋着名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还有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头衔——军火家。 历史巨着《武经总要》（北宋曾公亮和丁度创作的一部军事着作）是一部国防军事的百科全书，里面记载了世界上第一支“火药火箭”，还记载了我国制成的第一批军用火器。 《武经总要》为中国和世界的火器发展史和军事技术发展史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成为世界上许多研究兵器的史学家的珍贵资料。《武经总要》的记录，充分证明了中国是世界最早发明火药和首先使用火药的国家。《武经总要 》记录的火药配方，证实我国发明火药起码早于欧洲300年。 就是这样的一位能文能武的宰相，也被年轻的苏轼批判为“不能救正朝廷”。原来，想当初老曾曾向朝廷推荐过王安石，认为此人可当大任。等到王安石窜上来与自己同朝执政时，才发现这小子还挺会来事，不经意间已经坐大，把神宗小皇帝弄得团团转，使之时常在背后助力自己将意见不和者逐出朝廷而外任。 面对苏轼等朝廷官员的责骂，老曾常常仰天长叹道，皇上如今同王安石如同一人，此乃天意啊！ 此话传到了王安石的耳朵里，王安石丝毫不念当年的提携之恩，以曾公亮与自己的政见不尽相同，而数度在神宗面前加以无情的毁訾。 无限的悔恨，致使曾公亮数度向朝廷乞求致仕（古代官员正常退休叫作“致仕”），但神宗总是一再挽留而不放。 直到有一天，老曾抱着风烛残年的身躯继续上朝发挥余热时，失足跌倒在地（足跌，仆于地上），乃告病再次乞求致仕，朝廷上只好听任其致仕并告老还乡。 从治平四年（1067）九月拜相以来，我们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曾公亮同志前后共干了四年的宰相，用他那丰富的军火知识与军火家的远见卓识，将前人有关研制火药、火器的经验，总结、整理写出的，全书共四十卷，为我国火药技术应用于军事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拓出了光明的道路（这情节有点穿越）。 在苏轼的朋友圈中，还有一位官二代名叫钱勰。 钱勰，字穆父，杭州人，吴越武肃王六世孙。后官至朝议大夫，熏上柱国（功勋的荣誉称号），爵会稽郡开国侯。其文章雄深雅健，作诗清新遒丽。擅长书法，正书师法欧阳询，草书则造王献之阃域。 钱勰任如皋县令时，恰逢当地爆发蝗灾与旱灾，而泰兴的县令却欺骗郡的长官说当地并没有蝗虫。 不久，蝗虫逐渐成灾，郡长官责问，泰兴的县官无言以对，于是说县里本来没有蝗虫，大概是从如皋飞来的。于是下公文给如皋的县官要求捕捉蝗虫，不能让它危害邻近的地区。钱勰拿到公文，就在对方公文的末尾写了首诗回复他：“蝗虫本是天灾，即非县令不才。既自敝邑飞去，却请贵县押来。”不一会儿，回信到后，县内无不为之绝倒。 据北宋张耒所撰《明道杂志》载：尹京，为近时第一。余尝见其剖决甚闲暇，杂以谈笑诨语。而每一顾问，胥吏皆股栗不能对。一日因决一大滞狱，内外称之。会朝，苏长公誉之曰：“所谓霹雳手也。”钱穆父钱曰：“安能霹雳手，仅免葫芦蹄也。”这里的“葫芦蹄”代指糊涂，而“苏长公”乃苏轼也。 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文人气息的人，与苏轼能玩到一块是再正常不过得了。 九月十八，钱穆父进京试贤良方正科对策后，将要归家时，被苏轼留了下来，苏轼要置酒慰劳一下这位吴越武肃王之后。在酒席上，苏轼要求举令为文，当时钱穆父得到的傀儡是除以镇南军节度使制，就唱了两句令：具官勤劳王家，出入幕府。苏轼听后，大加欢赏，大概是觉得世上的傀儡大都出现在帝王的幕府啊！ 就在此次的试策后，本来小钱能中个密阁选等官职，但是由于王安石十分厌恶时号“三孔”（孔文仲与其弟孔武仲、孔平仲皆有文名，合称“三孔”）之一的孔文仲的策文，于是上书神宗，将这种贤良科试策考试给取消了。所以，满腹才学的钱穆父就只能落第了，好在有着显赫的家族背景，最终被以荫补官知尉氏县。 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姑舅老表滕元发，也是苏轼朋友圈里的星标好友。 滕元发，原名甫，字达道，浙江东阳（现东阳市吴宁街道滕宅街）人。老滕是范仲淹之父范墉的外甥，性豪爽，不拘小节，自幼能文，与范仲淹次子范纯仁一同学习，在科举考试中两中探花，三次担任开封府尹。老滕先后曾在郓州、定州、青州、应天府、蒲州、邓州、安州、筠州、梅州等地任职，迁延地方十年。还镇守过边关以拒西夏，威行西北，号称“名帅”。 关于滕元发的老表——范仲淹同志，我们也有必要做一介绍： 范仲淹两岁时，他的父亲范墉病逝，母亲谢夫人没了依靠，只得改嫁淄州长山人朱文翰，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 范仲淹长大以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他竭力要求恢复“范”姓，多年后终于认祖归宗，长大后离开母亲去应天府的南都学舍读书。他通宵达旦地刻苦攻读，五年里睡觉衣不解带，困了就用冷水洗面。他常常是白天苦读，直到日头偏西才吃一点冷粥。 他的政治生涯跌宕起伏，一生多次遭受贬黜，还参与了景佑党争、西北御边、庆历新政等重大历史事件，升华并践行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精神。 范仲淹是北宋义理之学乃至性理之学的先驱，也是宋学的开创者，他在学术思想领域颇有建树，成功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在道德、政治、教育、军事和文学等领域也都取得了杰出的理论成就。 宋仁宗掌握实权以后，对宋朝冗兵、冗官以及冗费额的现象非常不满，于是打算发起改革。 当时的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他得到了宋仁宗的器重，担任了这次改革的主要领导。结果，刚正不阿的范仲淹一口气上书十条改革方略，把贵族势力得罪了个遍。 从一定意义上说，范仲淹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改革家。 苏轼和范仲淹都是北宋的文学大咖，范仲淹是苏轼精神上的榜样，对苏轼的一生影响极大。在苏轼多次被贬、人生跌入谷底的时候，是“榜样”范文正公的力量一直支撑着他，使他和家人度过了重重难关。 遗憾的是，苏轼虽然十分崇拜范仲淹，但二人却没能有交集。 嘉佑二年（1057），意气风发的苏轼在京师中了进士时，就得知他从小就敬仰的范仲淹大人已经逝世了。 未曾谋面的遗憾，一直让苏轼难以释怀。此后第三年，他终于认识了范仲淹在朝中担任着丞相的二儿子范纯仁。又过了六年，苏轼和范仲淹的三儿子范纯礼相遇。 再过十一年后，苏轼与正在徐州为官的范仲淹的小儿子范德孺相识，二人还成了推心置腹的至交挚友。 不久，范德孺将范仲淹的遗稿交给苏轼，并嘱托他为先父的遗稿作序。 苏轼有些诚惶诚恐，他只是觉得，范公的功德，不需要靠什么文章去宣扬；范公的文章，也不需要谁的序言而流传。但他却不敢推辞，于是怀着复杂的心情，毕恭毕敬地前后历时十三年的时间，终于把范大人的序给完成了。 据《宋史》载：作为高产作家，范仲淹生前的作品有《文集》二十卷，《别集》四卷，《尺牍》二卷，《奏议》十五卷，《丹阳编》八卷。 作为名人的亲戚，滕元发同志后来出任了开封知府，他铁面无私，断案如神。但因数度冒犯皇亲国戚，而两次被免，继而又复任，前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竟三次担任开封府尹（“包青天”也只干过两任），老滕可以称得上是与包拯平起平坐的人物了。 这段时间，老滕自郓州改知定州，回京城述职来了，来了之后还与苏轼有过短暂的相晤。滕元发大苏轼十七岁，但与苏轼之间似乎没有什么“代沟”。据统计，苏轼一生中光给滕元发写过的书信就有六十八封之多。 第43章 光禄大夫范镇的知遇之恩 正当苏轼在与朋友们的作诗留别之际，这年秋天（熙宁三年），大伯苏澹的孙子苏林卒于京师。 大伯苏澹早亡，大堂哥苏位去世时，侄子苏林才二十岁。去年在给堂兄苏不疑的信中，苏轼还在夸赞十六郎（苏林的小名）学业有进，已经参加解试。谁知今年，这位活蹦乱跳的小伙子竟不幸撒手西去了。 苏林生前在京师薄有田产，靠收房租为生而长久居住在京师。其后事由苏轼、苏辙等长辈们操持，葬在了京师西郊的八角墓地，这次为办理十六郎的后事，苏轼还专门请了朝假十天。 十月初一，苏轼与老表文与可等一众朋友闲聊。这时，座中的宾客争相索要文与可的草书作品，因有苏轼在场，众人自然不会放过要苏轼作跋文的机会。 当文与可的草书作品迅疾如风般书就之时，苏轼捻管沉思后，挥毫作跋道： 想当年南康建昌（今江西永修）人李常（字公择）初学草书之时，遇到不会草法的字，就用楷书、行书的写法掺杂进去，刘贡父将此戏之为“鹦哥娇”。因白居易《池鹤》诗中有“转觉鸬鹚毛色下，苦嫌鹦鹉语声娇”句，“鹦哥娇”意指鹦鹉学舌，有贬损之意。 后来，李公择的草书学有所进，又问苏轼道，我的草书比以前怎么样？ 苏轼看到惟有少数字能得草书之体，就说现在已经可以称作“秦吉”了！ 秦吉，又名秦吉子、海南八哥，鹩哥属雀形目、椋鸟科，鸣声婉转，能模仿人语，是闻名于世的玩赏鸟之一。苏轼的弦外之音是以前是鹦鹉学舌，现在已经能像鹩哥那样说上几句人话了（弦外之音是说，还是不老咋着）。 十月二十二日，范镇（字景仁）以退休的前户部侍郎身份获准致仕。这个人与苏轼的关系也很铁。 在卜居的许昌城，范镇的洒脱风雅是公认的典范。而在政坛上，他却是以“勇决”而知名的。 有人曾经问司马光：“当今天下有谁能以勇见称？” 司马光说：“范景仁（范镇，字景仁）可称勇者无敌。” 那人又问：“景仁身高仅五尺（宋时五尺相当于156厘米），瘦弱得连衣服都撑不起来，怎么称得上勇呢？” 司马光郑重地作了如下论述： 何谓“勇”？虎背熊腰，气吞山河，有九牛二虎之力，那仅仅是匹夫之勇，属外在之勇。而景仁之勇在内心！ 众所周知，自唐宣宗以来，历代帝王只要听到臣下谈立嗣话题，大都咬牙切齿、视同叛逆。 适逢仁宗多病而无子，一直未立嗣。 范景仁挺身而出、首倡此事，连上十几道奏章，视自身及宗族身家性命如鸿毛。后来有人见景仁未能遭遇惩罚，也相继进谏，但景仁首临不测之渊，难道无勇之人能做到吗？ 苏轼亦曾经说过：熙宁、元丰年间，士大夫论天下贤者，必曰君实（司马光，字君实）、景仁。其道德风流，足以师表当世。其议论可否，足以荣辱天下。 我们知道，苏轼为三子择亲，均选以三观契合之士。正如欧阳修、范镇等忠义长者，人品正直且政见相同，苏轼同时亦看重子女的孝顺与才华。 苏轼给自己找的姻亲，正是对他有着知遇和提携之恩的前辈恩师欧阳修与范镇——苏迨的夫人是欧阳修的孙女，欧阳棐之女；而小儿子苏过的妻子范氏正是成都人，文学家、史学家、翰林学士范镇之女。 范镇是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的状元，在仁宗时曾知谏院，以直言敢谏闻名，担任过此职的人，还有咱们老百姓熟知的“包青天”，大家对比一下即可知此职务之份量。 范镇为何会把女儿嫁给苏过，愿意和比自己小近四十岁的苏轼结为亲家呢？ 一方面两个人是老乡，这在古代也是很重要的，地缘地理上自带的亲切感；另一方面范镇和苏轼的老师欧阳修是好友，本身也是状元，所以对于才华横溢的苏轼应该是非常欣赏的。 他们三观相合，政见方面也大体一致。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进行变法改制时，实行了以青苗法为代表的新法。范镇站在司马光等人的立场上，竭力反对新法，曾五次上疏反对新法，在疏中指斥王安石以喜怒为赏罚，其中甚至用了“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之类的言辞。 据传，王安石看到奏疏，十分气愤，连手都颤抖了，他亲自起草诏书，痛斥范镇。 直到后来，因为举荐苏轼与孔文仲任谏官这件事，令范老先生非常头疼。原因是不仅朝廷上没有恩准，还给苏轼带来了被诬以借官船走私和遭到弹劾的结果。 看到苏轼被人诬陷，这时候的范老先生坐不住了，他舍上老脸又向神宗皇帝上了奏章，极力地为苏轼辩驳。 范老先生在奏章中说道，苏轼这位青年才俊我是非常了解的。治平年间，苏轼父亲客死京师时，先帝曾赠与绢百匹，银百两，苏轼都坚辞不受，而是仅向朝廷请求赠与亡父一些身后的名节。 先帝当时对苏轼兄弟的孝行非常嘉许，就赠其父苏老泉光禄寺丞（光禄寺卿的佐官，职位低于少卿，光禄寺卿是三公九卿中的九卿之一，相当于部级，丞则相当于司级）的名号，又敕命各路、各州县的官府衙门沿途准备官船人等护送回川。 当时，韩琦以个人名义赠银三百两，欧阳修赠银二百两，苏家兄弟皆婉辞不受。老夫从这些个事例中就能大概地看得出苏轼的风节了。今天竟有人诬陷说苏轼用官家人船贩运私货，简直就是胡说八道！苏轼腹中藏有古今之学，其文章高过当今的时代（文章高于时），在上书中又敢于言说朝廷的得失，所以老臣才举荐苏轼为谏官的。 不想，朝廷没有恩准也就罢了，还有歹人借机诬陷，使得苏轼反倒因我而受到连累。如今，为了赎回苏轼被诬罔之罪过，老夫特乞求致仕（恼了，不干了）！ 起初，朝廷没有批准。 后来，范老先生又接连上书奏请朝廷承认苏轼无过，还上书痛斥了王安石集团的厚颜无耻之举。神宗没法，只好批准了。老先生终于光荣地退休了（遂落职致仕）。 范镇临行前上表谢恩，仍坚持己议，反对王安石变法，请求神宗“议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为腹心，以养和平之福。” 退休后，苏轼前往祝贺，说“公虽退，而名益重矣！”范镇十分难过，认为“君子言听计从，消患于未萌，使天下阴受其赐，无智名，无勇功；吾独不得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致仕之后，范老先生自此不问朝政，整天与宾客一起饮酒赋诗。 直到后来苏轼获罪被投入御史台狱时，官府急于向他索要与范镇的来往书信文章，范镇还是不顾个人安危上书辩论救助苏轼。久而久之，范镇被迁徙到许州居住。 当然了，这是后话。 二十八日，苏轼又给二伯家的堂哥苏不疑（从名字的字面意思可知，大概是此人不常会去怀疑别人）去了信，详细说明了自己的近况。 苏轼说，自从身处京城两年有余，因为自己议事愚拙，得罪了不少的权贵。近来，朝廷已在着御史收集和检举自己的罪状，还要被送到管事的衙门去考察。所幸查来查去，所谓的罪名都不存在，朝廷只好作罢了，可以想象自己所处环境的险恶了。 苏轼又对二堂哥说，去年五月王闰之又生了一个儿子，小名就取了个叫“叔寄”（也就是后来的苏迨），如今也学会走了，非常可爱。苏辙去年八月在陈州（今河南淮阳）也生了一名女婴，取名宛娘。 至此，由于范镇举荐苏轼所引发的风暴，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宣告平息。 但在苏轼眼里，自己此次遭致弹劾，乃是以虚名而受到实祸。然而古往今来，往往君子们所追求的忠义之道都是极难达到的。以至于自己想到这，今后也绝不会再为此事所屈服。 所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苏轼的朋友多为忠耿之徒，范镇也是这样的人。 年龄上，他比苏轼也大了将近三十岁，和欧阳修一样，对苏轼极为推崇，多次向朝廷举荐。乌台诗案中，他因上书求情而被皇帝责罚。苏轼贬谪黄州期间，由于罹患眼疾，一月之内闭门不出，外界竟谣传苏轼病逝，范镇闻讯放声大哭，并派家人远赴黄州打探消息。宋代的一众大儒对后辈之情深若此，一来因为友情，二来想必也是为国惜才吧！ 范镇先生一生三起三落，起在顺风顺水之时，倒没有听到苏轼的声音；而跌落谷底时，苏轼到是每次都致简相慰。范镇去世，苏轼为范镇老先生写的墓志铭长达五千余言，惜字如金的文言文竟写了如此之长，在墓志铭中极为少见。 十一月二十日，和苏轼同年考中进士的同学章衡（字子平）要以右司谏（掌规谏讽谕，箴诲鉴戒、拾遗补过）、直集贤院的身份出任郑州知州。 对于这个老同学章衡状元，苏轼是极为赞赏的，当年一同考试时，张同学就考了第一名。他的文章写得很是精美，经史子集的学问也很丰富。从政后，处理起政事来机敏有加，谨守正道。平时行事谦虚，绝无一丝浮躁的行径。可就是这位优秀的同志，却因困顿于基层政府的事务之中，没有得到天子的器重。 如今，老同学要平步青云了。所以苏轼与很多老同事，相聚于观音寺的禅院之中，要为章衡同志赋诗饯行。只是不巧，这首诗作如今已经散佚无存了。 关于章衡这位同志，在这里很有必要介绍一下此人的： 今天名满天下杭州西湖中的苏堤，都知道是北宋苏轼任杭州知州时所修，后人念其功故命其名。但是工程的最初倡议者却不是苏轼，而是他的好友章衡。 在西湖治理的过程中，苏轼还曾给章衡写过一封求助信。说您劝告和鼓励我治理西湖，现已着手并已初具规模，想必您一定会不惜余力继续帮助我的。请您将贵府罚没的船只尽数给我，多多益善，我大约需要四百只，请您派人送来。本州别的东西还好，就是缺乏士兵，也请您一并帮助。 当时正在着手治理西湖的苏轼，言辞中已经透露着急切与不容置疑的语气。由此可见，章衡在西湖的治理上不仅有首倡之功，还有鼎力相助之劳。 送走了老同学章衡，两天后，苏轼又给二堂哥苏子明去了信。 信中说了一些家常话，诸如最近因为侄子十六郎（苏林，苏位之子）的丧事，专门请了十天假，昨晚才从八角（今河南省开封市西南的八角店）墓地回来，掩埋墓穴等事已经完毕，前去吊唁的人都非常殷勤周到。除了极个别不太实在的老滑头，能送灵柩到墓地的人有十多个。 另外，在信中苏轼又提及他自己因为愚拙，惹恼了当权者，以至于被孤立而形单影只，每天都要防着因此获罪，自己最近已把寓所从南园迁到了宜秋门外了。可以看得出，苏轼在京城的衙门里过的并不痛快！ 熙宁三年（1070）的腊月十一，韩绛被任命为丞相。 韩绛，字子华，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人，韩亿第三子，也是一名标准的官二代。韩绛于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高中进士甲科第三名探花，当时的状元是杨寘，榜眼是王珪，第四名是王安石同志。这么一说，韩绛还是王安石的同年。 在苏轼眼里，韩绛能作为群臣之首，实在是实至名归。 在苏轼上的贺启里，说韩绛作为宰相兼昭文馆大学士十分完美。还说他勤勉不倦有申伯的声望，堂堂正正具有汉相的风范。（亹亹申伯之望，堂堂汉相之风） 这里的“大学士”是一种官职，最早出现在唐代，唐代曾先后置弦文馆、昭文馆大学士、集贤院大学士。唐代的大学士一般由宰相兼领，只是一种荣誉称号。宋代也曾仿唐制，搞过一些大学士称号，同样也只是一种荣誉称号，但兼任者却都是位高权重之人。 临近年底，苏轼不再任开封府推官，但依旧在告院任职。 第44章 天子脚下的京官难做 闲暇时间，苏轼又给二堂哥苏不疑去了信。 信上除了介绍自己的情况外，还给二哥说了大堂哥苏不欺已被朝廷任命为蓬州宜陇（今四川南充市仪陇县）县令。 关于这个仪陇县，首先他是共和国三军总司令——朱德元帅的故乡。 在历史上，仪陇县这个县名那真是命运多舛。 它原本名为仪隆县，因为避唐玄宗李隆基的名讳，所以改成仪陇县。谁知公元一九零九年，辛亥革命前夕，因避末代皇帝溥仪之名讳，又改仪陇县为“宜陇”。 到了一九一二年，再被中华民国复名为仪陇县。 苏轼还在信中说，十六郎的遗眷，还有两个孩子苏彭、苏寿也都接到自己的身边了。弟弟苏辙也将于明年过了腊祭就去赴任。 那么，什么是“腊祭”呢？ “腊”是古代中国的一种祭祀仪式，“腊祭”早在先秦以前便已存在。 那时的人们在一年的最后一个月，去野外猎取各种野兽，用于祭祀祖先与五位家神：门神、户神、宅神、灶神、井神。以祈求来年五谷丰登，家人平安、吉祥，称之为“腊祭”。 由于“腊祭”常在十二月举行，故秦汉以后这个月被称为腊月。 絮絮叨叨地说了这么多，正是苏轼还未与家乡断绝联系的仕途早期，到了后期，故乡在苏轼心中已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了。 处理好家事，苏轼听说吕希彦（字行甫）要到河阳去出任二把手，于是写诗送行。 河阳（今河南孟县）中的“河”，古代专指黄河。 “阳”，指水的北面或山的南面，河阳正在黄河北岸，太行、王屋两座山的南面，故得此名。 我起初感到有点好奇，为什么苏轼结识的朋友都是官二代？ 比如这位吕希彦，还是一位官三代。爷爷是北宋中期官员、学者，太尉吕夷简，叔叔吕公着和爷爷一样也是北宋名相，家族数代中封公封侯的不计其数。 后来，又查了资料后始知： 太尉吕夷简的父亲为吕蒙亨，官至光禄寺丞、大理寺丞。后赠开府仪同三司、中书令兼尚书令、魏国公。祖父吕龟祥，官至寿州知州。后赠开府仪同三司、中书令兼尚书令、祁国公。曾祖父（吕希彦爷爷的爷爷的父亲）吕梦奇，后唐时兵部侍郎、北京副留守，后赠太师、齐国公。 这么算下来，苏轼的这位朋友吕希彦可以算得上是“官六代”了！ 俗话说，朝中无人难做官。 古时候的封建社会，官官相护的现象更为明显，升官加爵全凭皇上的喜好就能搞定，这还不算上世袭和荫进的子弟。所以说，在官场中混的人，大都有点背景的。 因此，我们不用逐一去扒苏轼朋友的家族史，真正贫苦农民出身的官员那是少之又少。 不过这位吕希彦虽为相门之后，但一点俗举都没有。 待人行侠仗义也就算了，平时还和苏轼一样爱好一些雅事（不雅估计与苏轼也做不成朋友，物以类聚嘛）。 此人阳寿虽短，但生平酷爱藏墨，被当世的士大夫戏之为“墨颠”。 在苏轼眼里，吕希彦是一位贵公子，在没有被授官之前就深受王安石的信任。因此，以前对于这样的公子哥还是有点瞧不上眼的。 不过，后来从苏轼所写的题跋中，我们还知道了苏轼曾得到过吕公子所送的藏墨，既然接受了吕公子的赠墨，想必苏轼从心底已经接受了此人。 苏轼还在一幅画作后面的题跋中，记述过关于吕希彦的一个笑话： 吕公子曾说过，茶叶泡的茶水都是怕他变黑，而墨水却是怕他发白。然而，墨块研开后隔夜颜色就变得灰暗，茶叶泡好后已隔夜就会香味减少。所以说，茶叶是以新鲜为贵，而墨却是以古旧为好。茶水是用嘴品尝的，墨是用眼来观赏的。 大书法家蔡君谟（蔡襄）爱茶，但由于年老体衰（年长苏轼二十六岁）不能大量饮茶，就时常烹茶赏玩。 说起蔡襄，我们大多数人会把他与大奸臣蔡京混淆在一起，其实二人还是有一定渊源的。 北宋“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苏、黄、米”分别指苏轼、黄庭坚、米芾，这毫无悬念，至于“蔡”，也有一些人认为原指蔡京，后世以其“人品奸恶”，遂改为蔡襄。 蔡京为“六贼”之首，而蔡襄以直言敢谏知名，是一个鲠直之臣。 蔡襄本是蔡京的族兄，字君谟，号莆阳居士，谥忠惠，福建仙游人。 他不仅是书法家、植物学家、文学家，还是一位具有政治抱负和改革思想的政治家。 《宋史》载：“襄工于书，为当时第一，仁宗尤爱之。”苏东坡、欧阳修等人一直对蔡襄的书法推崇备至。他的行书最佳，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其自成一家的“飞草书”体更是名高一时。 蔡京亦工书法，初与弟弟蔡卞学蔡襄书法，中进士后官授钱塘县尉，因神宗喜爱徐浩书法，当时士大夫纷纷学之，蔡京也与在钱塘任职的苏轼一同学习徐浩书法，后转习沈传师、欧阳询，又改学“二王”，博采诸家众长，自成一体。 古今中外，论蔡襄者必先提到他所建造的万安桥（洛阳桥），它是我国第一座海港大石桥。古万安渡，就在福建泉州与惠安县交界处，洛阳江与泉州湾在此汇流，南北两岸相隔五里。 同时，蔡襄又是我国第一个品茶专家（陈椽《茶业通史》）。他不仅精于评茶，也善于制茶，宋代贡品中的上品小龙团（龙凤团茶），据说就是他所创制的。 蔡襄着有《茶录》一书，分《茶论》和《器论》两篇，兼论烹茶之法，成了对陆羽《茶经》和丁渭《茶图》不可或缺的完美补充。 蔡襄还是着名的植物学家。他的《荔枝谱》、《茶录》是当时权威性的植物学和有关茶的专着，是他留给后人有价值的学术遗产。 而我们的吕希彦同志虽然酷爱藏墨但不善书法，就常常把精心研好的墨汁少喝一小口。蔡君谟是嘴上不行，代之以眼，而吕希彦却是眼力不行，代之以嘴。 这也许就是苏轼的朋友吕希彦被称为“墨颠”的最详尽的解读了！ 苏轼的朋友吕希彦从京师去孟州当二把手前脚刚走，就又有一位进京当二把手的老朋友胡允文前来。 胡允文（字执中），前文中我们多次提及过，他是跟随过父亲苏老泉的蜀中士子，又是苏轼在凤翔府任职时下面的一个县令朋友。此次前来京师，是要到中书省担任掾属（二把手）的。 掾（音院）属，汉代自三公至郡县，都有掾属。人员由主官自选，不由朝廷任命。 隋统一以后，才改由吏部任免。 也就是说，“掾属”这一职务，在隋朝之前还是不在编人员，地位的尴尬程度可想而知。 杨济甫这个人，我们在前文也曾提及过。老杨是苏轼离开家乡前，嘱其为苏家看护祖坟的一位同乡好友，更是苏轼一生中较为重要的布衣之交。 此时，苏轼收到老杨自家乡寄来的两三封书信。从信中，苏轼知道了家乡的一些近况，同时也知道老杨的身体健康，全家平安，家乡的消息使得苏轼的心里多少有了一些慰藉。 这时，苏辙被调到了贡院（会试的考场,即开科取士的地方）上班，苏轼当推官也是权宜之计，等一个月后正式的官员来赴任后，苏轼仍要回到翰林院报到。 如今，苏轼租住（看来，宋代都时兴租房住了）在宜秋门附近一个高柳古槐林立的偏僻居所。长期的客居京师，苏轼的生活变得捉襟见肘，时常囊中羞涩。 在给老乡杨济甫的回信中，苏轼对老杨吐槽说，我在京师如今极其无聊，能收到你的来信非常高兴。只是你收到我的这封回信，可能要到两个月以后了，因为目前邮寄到乡间的书信，一般都得在路上走五六十天之久。 所以，你收到信时不要怪罪我，不是我有所怠慢。我目前生活困顿、精神疲惫，惟有天天盼着朝廷开恩，将我从京城外放到地方上去出任个一官半职。（历史总是很相似，这也类似于今天的管理人员从集团公司到下属企业任实职。） 困顿无聊的日子里，苏轼又结交了几位新朋友 ，有后来曾提点梓州路刑狱和出任过越州知州的穆珣（字东美）。 梓州路，治所在今四川省三台县，也就是说此人后来在苏轼的家乡蜀地做过官。所以，苏轼在日后的一首诗中夸赞他是“旧政犹传蜀父老，先声已振越溪山”（《送穆越州》），还夸他是“四朝耆旧”。 除了老穆，苏轼还与大堂兄苏不欺的小舅子蒲宗孟成了同事。 阆州新井（今四川省南部县大桥镇新井村）人小蒲，如今任馆阁校勘、检正中书户房兼修条例。这一官职名字够长、够唬人的，但其实和苏轼一样，都是干一些与文字打交道的枯燥工作。 同样是在宫廷任集贤校理、编修观文殿御览、同知礼院的河北大名人李清臣（字邦直），也与苏轼时常交往。 有一天，这位小李就像现在的失意之人一样，竟对苏轼自嘲到： 三国时的周公瑾二十四岁就已是经略中原了，而老夫我今年已经都四十了，还只知道吃好喝好睡好，无所事事饱食终日。我就纳了闷了，人与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呀？（有点搞笑小品演员范伟的口气）。 闲暇时，苏轼还常与另一位同事——河北赵县人宋敏求（字次道）在一起论诗。 宋敏求（时为馆阁校勘官，加集贤校理，任编修官，后来成为了文学家、史地学家、藏书家，在学问上也是一位“有两把刷子”的人。 只是在苏轼的学问面前，这位敏求老哥（大苏轼十八岁）也只能是相形见绌。 比如，苏轼就能感知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句中，是陶渊明在采菊之时，抬头间偶然看见了南山，这种不经意间的举动，达到了境界与情意交融的效果，所以就很奇妙。一旦像有些书中私自改为“望南山”了，就失去了这么好的意境。 有一次，当苏轼又在夸赞杜甫“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训”的诗句之美时，敏求老哥接茬道，白鸥不会潜水，怎么能够出没于浩荡的烟波之间，所以说杜甫当初的诗句应为“白鸥波浩荡”（老宋所谓意思是，白鸥只能是浮在水面上随波荡漾）！ 苏轼笑道，——我的哥呀！若是这样一改，整篇诗的神气就荡然无存了。（具体的意境，今天的小帅与小美们可亲自到海边去看一下白鸥的身影再作评论。） 在京师上班的枯燥的日子里，所幸有着这样的一帮文友和同事们的陪伴，偶尔还能谈诗论画，聊以打发一下枯燥无聊的时光。 这几天，表哥文与可想让苏轼给自己的居室“墨君堂”作一篇记文，苏轼对于这位大表哥常常是称颂不已，说他的为人“端静而文，明哲而忠”，最主要的是与可老兄独独对竹情有独钟，把竹称为“竹君”。 苏轼虽然是应人之请，在下班后（也许是在上班时间段）郑重其事地铺纸研墨，给表哥的居室写就了一篇《墨君堂记》。 当然，苏轼的生活中也有一些诤友： 比如，苏轼在工作中经常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宰相毕士安的曾孙、时任任集贤校理的郑州管城人毕仲游（字公叔）就对其提出了不少中肯的建议，还曾给苏轼写下了许多规劝的诤言。 小毕（小苏轼十岁）在给苏轼的书札上说，内什么，我们并非谏官，自古以来谈论君主是非的言论，就像孙膑用兵，扁鹊医疾一样，别说有，就是没有这回事，都会被人怀疑有这回事。 所以说，苏哥您没事不要老去谈论朝廷的是与非（主要是王安石等人的行径），如果非要以身试法，那么就好像是抱着一块大石头去救落水者一样危险。 从以上情形可以看出，苏轼这一时期的心情是苦闷的。 苏轼本人从一位被欧阳修等重臣视为“后生可畏”的青年才俊，到如今却沦落成了一名在衙门里打杂的小官员。 官场的清规戒律，处处的人心险恶与明枪暗箭，使得心直口快的苏轼有话不敢直说，有苦不得尽诉，浑身的劲没地方使，英雄竟无无用武之地！ 好在有着这些好心人的帮助，才使苏轼能够将工作中的失误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第45章 朱寿昌对李定的人格碾压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是个辛亥猪年，这一年是苏轼的“本命年”，他已经三十六岁了。 刚过了年，听说韩绛从枢密副使除陕西路宣抚使任满回京。 枢密使一职始置于唐后期，以宦官充任，五代时改由士人充任，后又逐渐被武臣所掌握，办事机构也日益完善。 枢密副使即为枢密使副职，为适应连年战争的局面，枢密使把军政大权握于一己之手以便宜从事。枢密使的职掌范围扩大到了极限，枢密使的地位也迅速上升，甚至“权侔（等同于）于宰相”。 但到了宋代，枢密使制又发生了变化，其任职者由五代时的武将逐渐转为以文官担任，职权范围又逐步缩小。 苏轼连忙给韩绛韩大人上了一道贺启，表达了自己的问候，同时又对自己工作中的失误，简单地作以检讨。 毕竟，多年来韩绛对于自己一直都有着无私的提携再造之恩。 过了一段时间，苏轼被授予了一个新职务：权开封府推官，磨勘迁太常博士（掌引导乘舆，撰定五礼仪注，监视仪物，议定王公大臣谥法等事）。 北宋的“磨勘”是一种古代官员考核升迁制度，由唐而起，宋朝延续之。 封建社会中的官员提拔晋升，相对于其政绩，资历与工作年限更为重要。通俗地说，就是官员得熬资历、有老资格。 庆历新政时，范仲淹对该制度进行改革，后改革失败，重新恢复了磨勘制度，直至南宋。 这也说明了，国人的“没有功劳也有熬劳”这句话也绝不是空穴来风。 那时，每逢提及苏轼的大表哥文与可，当时朝廷上下众人的褒奖之辞就会不绝于耳。说他： “为人靖深，操韵高洁，超然不撄世故”， “撄”，这里是指接触之意。 就是这样一个人，熙宁初年王安石当政时，文与可在知太常礼院任职，面对王安石身边前呼后拥的附丽之人时，也决定独自选择远离朝廷，数次向朝廷乞求外任。 熙宁四年（1071）春，朝廷终于恩准文同以太常博士出知陵州（今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 至于陵州的得名，文与可还专门做了一番考证，得出的结论是： 据地理志，这片土地本为犍为与蜀二郡之地，在梁朝属于怀仁郡，因境内有陵井 （盐井名，系我国古代大口盐井中最为着名和最具代表性的盐井。因其位于四川仁寿县境内，相传为东汉道教始祖张道陵所开,故以“陵”名之），故名陵州。 得知文与可要离京到老家蜀地外任，一些同事好友纷纷前来送行。 苏轼先是作诗《送文与可出守陵州》 ，然后又应表哥之请，在一方玉堂大砚上题写了砚铭。 此砚是任集贤校理、太常礼官的老同事、扬州人孙洙（音朱）（字巨源）所赠。玉堂式的砚台，其实就是长方形的砚台，这种形式的砚台出现的很早，宋代才开始成为砚式的主流，至明清才普遍流行。 在所写砚铭里，苏轼还和表哥开玩笑说，这方砚台有四块砖那么大，与可老兄到了陵州后，要把南山上的松树全部烧光，制成的炭墨也不够用。地处高山的陵州，用水极其困难，要把陵州的水全部用上，才能够勉强将此砚润湿。 当然，这也是文人之间笔墨中常常会出现的“恶作剧”。 对于文与可的画，苏轼常常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苏轼认为：与可画的竹石枯木，已经深得艺术规律的精髓，非常符合于天工造化，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求。世人对于有固定形状的事物，若画得不像，还不算失败。若是违反了事物的规律，那可就是彻底的失败了。历史上，但凡有想欺世盗名的画家，必然会选取那些个没有固定形状的事物来作画。 前些年，文与可已在净因院的方丈室里画过两丛竹子。 这次文与可要出守陵州西行，临行前，苏轼陪同大表哥来向净因院的长老道臻禅师道别。因那时法堂内正在整修四壁，老禅师又借机向文与可求画，文与可就在东斋堂又精心地画了两枝竹子和一段枯木。 送走了大表哥，苏轼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衙门里头的日子仍旧得一天天打发。 朱寿昌这个人，我们前面提及过。在“二十四孝”的故事里，他就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 但对于苏轼而言，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完全没有一丝的神秘色彩，只是个年长苏轼二十三岁的同事而已。 朱寿昌，字康叔，扬州天长（今安徽天长）人。以父朱巽荫守将作监主簿，累调州县，曾通判陕州、荆南，权知岳州。后因弃官千里寻母之事遍传天下，孝子之名得于遐迩。 寻母归朝后，朱寿昌官至司农少卿、朝议大夫，中散大夫，年七十而卒。 苏轼闲来无事，不知怎的，突然间想起了这个朱寿昌，就提笔给老朱写了一首赠诗。 在诗题中苏轼写道： “朱寿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写经，求之五十年，去岁得之蜀中，以诗贺之。” 当朝却有个叫李定的官员，是个与朱寿昌精神背道而驰的存在。 朱寿昌为了寻找失散多年的母亲，不惜放弃做官也要寻到母亲。朱寿昌寻找到母亲之后，受到同时期大文豪苏轼的歌颂，苏轼的这首诗，却让不孝子李定如芒在刺。 后来，“乌台诗案”中陈定将苏轼告发，与此也许不无关系。 这个不孝子李定，还是王安石的学生。要说李定这个人一生也没有太大的过错，甚至还可以说他是一位清官，但是李定就只因这件事被人诟病，那就是闻庶母仇氏亡故时，作为儿子的李定却“匿不为服”。 李定的不孝与朱寿昌的大孝形成鲜明对比，苏轼写诗赞美朱寿昌的孝行，在李定眼中就是在讽刺他的不孝。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后来乌台诗案案发，在御史台任职的李定，在上表神宗苏轼的罪状时，以诽谤朝政的罪名，让苏轼差点命丧黄泉。 那时候，李定在王安石面前是个红人。 李定，字资深，扬州人，少年时曾求学于王安石。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定远尉、秀州判官。 熙宁二年（1069），经孙觉推荐，李定被召到京师，谒见谏官李常。 李常问：你从南方来，那里的人们对青苗法看法怎样？ 李定答道：百姓从中获益匪浅，没有不喜欢的。 李常道：整个朝廷都正为此事争论不休，你可千万不要这样说。 李定遂将此事告诉了王安石，并说，我只知道据实情而言，没想到在京师却行不通。王安石听后非常高兴，对他说，小李，你且等皇上召见的时候，便将整个实情都禀告给皇上。 事不宜迟，王安石马上向皇上举荐了李定。 等到了宋神宗召见李定时，询问有关青苗法的事，李定据“实”而言，对答如流。从此后，对于那些说不便于实行新法的话，神宗都一概不听了。 李定虽然获得了神宗皇帝及王安石的器重，但他身上却有一个一生都无法抹去的污点，至少是在当时的年代里。 事情的根源是，李定不久前在做泾县主簿时，听说庶母仇氏死了，却将此事隐瞒而不回家服丧。 皇上下诏给江东、淮、浙转运使询问情况，转运使上奏说，李定曾因其父年老，要求归家侍养，没有说是为其生母服丧。 当时，李定为自己辩解说，他确实不知道自己是仇氏生的，所以非常疑惑，不敢服丧，而只是以侍养父亲为由解官回乡。曾公亮认为李定应当重新为母服丧，王安石也极力主张这样做，于是改任李定为崇文殿说书。 御史林旦、薛昌朝说，不宜让不孝之人居于劝讲之位，而且一并弹劾王安石，要求罢免这两个狼狈为奸的歹人。李定自己也感到很不安，请求解除官职，于是以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 大概叙述完了李定同志的“光辉”历史，主要是想引出苏轼写给朱寿昌的贺诗。 此时朱寿昌侍母刘氏已于熙宁三年（1070）秋天抵达京师，朝廷上下一众官员前后拥观，前后持续了一个月后，这种热闹劲才平息下去。 当时，很多同僚都有感而发的争相作诗相赠，苏轼的诗作亦是作于此际。 不过，苏轼的诗中有一句“感君离合我心酸，此事今无古或闻”（《朱寿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写经求之五十年》），结合当下王荆公力荐李定为台官，李定曾经“不持母服”，台谏给舍（宋朝设立台谏制度） 皆论其不孝，不可大用。 在这个节骨眼上，苏轼的诗句一出，举朝哗然。 明眼人一看即知道，苏轼诗中冷嘲热讽的对象就是李定这厮。 李定不服母丧以求官，而朱寿昌正好相反，是弃官求母。苏轼此次借朱寿昌（曾出任过河中府通判）及“西河郡守”吴起这两个典故，辛辣地讽刺了李定以及王安石。 正是这一缘故，导致李定对苏轼怀恨在心，后来主谋制造了“乌台诗案”，几乎将苏轼置于死地，那是后话。 我们从现代职场角度而言，苏轼或许属于那种智商高但情商较低的工作人员。对于在自己事业的低谷期，不会隐而不发，还到处招惹是非。但转而又想，若苏轼真成了那样的人，后世的我们还会为之津津乐道吗？ 过完年后的二月初一，在王安石的策划之下，朝廷颁发了贡举新制。 当时，王安石在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体制改革的同时，也非常关注人才的选拔、培养和使用。这些主要是为变法造舆论，他共采取了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惟才用人这三个具体措施。 王安石废除了旧有的明经诸科，取消了诗赋、帖经、墨义等考试项目，转而以经义和策论为主要考试内容。 进士科的考试不再依赖诗赋，而是以经义为主。 科举考试分为四场进行：第一场考本经大义十道，第二场考兼经大义十道，第三场考试论一道，第四场考时务策三道。这种改革，使得考试更加注重考生的实际能力和儒家思想的运用。 王安石颁行了《三经新义》，对《周礼》、《诗经》、《尚书》进行了全新的阐述，并将其确立为经义考试的标准。并规定，自此以后的科举考试必须使用这些新经典作为考试内容。 改革后，进士科的名额还有所增加，共分为一甲到五甲五个等级，寄希望选拔更多的人才。 贡举新制的主要内容，说白了，就是今后考进士不再考陈词滥调的诗赋之作，贴经（科举时代的一种考试方式）与墨义（科举考试时令士子笔答经义）也都统统不再考了。 也就是说，今后的考试内容调整为：《诗经》 、《书经》 、《易经》 、《周礼》 、《礼记》 诸经，兼《论语》、《孟子》 之学，从这些书籍中考试士子们的大义，殿试时士子们须再作策论一道。 王安石的科举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的科举制度，使其更加注重考生的实际能力和儒家思想的运用。尽管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但科举改革的成果在后世大部分得以保留，对北宋以后的科举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为在王安石等人看来，这些东西才是最应该考试的干货。 颁布完新的科举制度，接着，朝廷上又敕令宫中各职能部门就此事上书自己的看法。旨在征求大家伙的意见，从表面看好像是很民主的做派！ 可苏轼认为，朝廷不管如何取士，主要在于考察人的实际办事效果，而不是在于考试哪几类书籍的问题。假如朝廷没有一套考察士子办事能力的办法，那么即是在公卿侍从官中选择，也常常选不到优秀的人才。 他还认为，如果一定要选择优秀的人才，罢黜平庸无能之辈，吸收所有具备才干的人来为国效力，朝廷还不如把这个活儿交给下面诸路的职司官和勤政的知州去办理呢，那样才更能实事求是地为国选才。 第46章 欧阳修退休，司马光外任 贡举之事稍事平息后，朝廷里传来消息： 司马光老先生自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现陕西省西安市）转而出知许州（今河南许昌）。 走之前，老先生出于自谦，同时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谦”，他临走给朝廷里投了一枚烟幕弹。使得在京师任上正过着惴惴不安、苟且偷生的苏轼，——突然间打了个激灵！ 原来，司马光上书神宗皇帝说： 我这个老朽啊，算是个庸才！其才能远在群臣之下。先见之明不如吕诲，公平正直不如人家范纯仁、程颢，料事谋断又不如范镇！ 这还不算啥，下面的话才是最炸裂的： 老夫我惭愧啊！朝中的苏轼及孔文仲本是名不见经传的小臣僚，都敢不躲避陛下的雷霆之威与王介甫的虎狼之怒，屡次上书对策指陈朝廷的得失和王安石的荒唐。凛然正气、视死如归，对于自己的政治前途丝毫没有放在心上！——老夫我远远不如人家苏轼和孔文仲啊！ 从司马光的话里话外，明显可以看得出司马老先生对于苏轼的偏爱之情。 不过，在王介甫当政狂推变法之时，反对新法的苏轼，自然是被排挤在权力圈之外的。所以这次司马光老先生的夸赞，虽然是老先生真心地抬举苏轼，却使得苏轼像被暴露在聚光灯下一样，如芒在背的感觉实在是始料未及。 其实，孤独愁闷的苏轼，在等待外任的日子里，作为回报，他也在做着一件与司马光家族有关的善举——说媒。 事情是这样的： 司马光膝下本来没有儿子，后来从他亲哥哥那里过继来一个侄子，作为后嗣，取名司马康（字公休）。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司马康的老婆却早早地病逝了。 巧的是，苏轼的堂哥们下辈有几位侄女，皆待字闺中。 于是，苏轼给堂哥（具体哪一位堂哥，没有确切的证据，据孔凡礼老先生考证，可能还是苏不疑）去了一封信，想让堂哥物色一位年龄相当的侄女给司马康做继室。 但是，司马光是朝中重臣，想联姻的官府之家自然不少，听说有潞公文彦博（历仕四朝，出将入相）、邵亢（字兴宗，龙图阁直学士、枢密直学士、开封府知府）等富贵人家已抢先向司马光老先生求过亲。 因此，苏轼想让堂哥赶紧把条件符合的侄女的年龄信息，最重要的是生辰八字写信说一下。 苏轼在信中说，还不知道人家老司马家同不同意，不过等到我若是近期被外任回蜀经过长安时，我会抓紧时间与司马光老先生当面提一下。 紧接着，苏轼又二堂哥苏不疑去了第二封信说，我刚写完上一封信，就听说司马光被一位姓苏的青苗使弹劾了。我们只能等他老人家官场之事稍微料理妥当，再去给他去信吧，我们要沉住气。 过了些时，苏轼托范镇（字景仁）上门去问一下司马光老先生的意见，还不知道愿不愿意，只是如今还未有回音。 苏轼给堂哥又去了第三封信，在信上安慰堂哥说，等司马老先生那里一有确切的消息，就会立刻往家里捎信。 又说，现在的自己很想念故乡，亲友们也想让他回去一趟。但是，自己乞求外任的奏章里，肯定是不敢指明要求去哪个地方，最终的定夺只能是听任天子的安排。 好在前段时间朝廷的批示下来了，是外派往杭州任通判，杭州的通判也是知州的级别。苏轼还说，上头的这样安排，主要是中书省不想让我作地方上的一把手，怕我不好好奉行新法。我知道，这次要不是天子的特别开恩，自己早就粉身碎骨了！ 他还说，地方上通判的工作量是大了些，但杭州的风景却是天下第一！呵呵（这是苏轼常用的口头禅）！ 四月二十六，韩亿之子、韩绛、韩维之弟韩缜（从名字的偏旁部首就可以看出）被罢以天章阁待制知秦州的知州资格。 关于韩缜这个人，就是后来苏辙、王觌以谏官身份，上书朝廷说韩缜“才鄙望轻”，在先朝为奉使时，曾割地六百里以遗契丹，边人已经怨之切骨，不可使此人居相位。 据传，韩缜在秦州知州任上时，法制严酷而极少行德政，这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只讲法律的约束，不讲道德感化的力量”，最终因滥杀无辜被朝廷罢了官。 罢官之后，在秦人中流传这样的说法：宁逢乳虎，莫逢韩玉汝。 玉汝，是韩缜的字。其中有个叫孙临的人，很善于对对子，就有人以“莫逢韩玉汝”向孙临求下联。孙临想都没想，就对出了下联：可怕李金吾。 一时间，使得韩缜的暴政成了天下人的话柄。 李金吾，本名为李集，“金吾”是其官职（爵位）称号，全称为黄门侍郎左执金吾上将军。 李金吾乃汉武帝时期大将李陵的后代，荫袭金吾之爵，较为勇猛。曾作为援军主帅援助过辽国上将贺统军，无功而返。后来纠集兀颜延寿、太真驸马与宋江对阵，并与名扬四海的梁山五虎将之三“霹雳火”秦明大战。 但李金吾确实技不如人，被秦明一狼牙棒打下马来，死于非命。李金吾只战过一场，倒霉的是恰巧碰上了梁山的精锐“霹雳火”秦明，初战告败，并被秦明杀死。 孙临对子中表达出了的意思是，宁肯遇到敌人，都比遇到韩玉汝（韩缜）要强！ 上文我们提到过，文同赴江陵任前，苏轼与文同一起去拜访了净因院的道臻长老。 文同应道臻长老之请，为净因院画过竹子两杆与一株枯木，后来苏轼还应邀为道臻长老做了一篇真赞（对人物画像的赞语）。 “赞”这种文体里面，除了吹捧之词，也没有什么值得玩赏的干货。 但是，这篇《净因净照臻老真赞》字里行间有一处有趣的地方，那就是，里面有一句“是故东坡，即此为实”。 其大意是：因此上，我东坡居士，就把你（道臻）看成了真实。依据目前苏轼研究方面的权威专家们推断，苏轼写这篇赞的时候，就是在文同赴陵州任后不久的熙宁年间。 我们注意到，苏轼在这里就开始自称“东坡”，而我们此前的常识是： 苏轼从元丰五年（1082）才开始自号“东坡居士”的?。 当时，他被贬至黄州（今湖北黄冈），在黄州城东的坡地上开垦种植，这片坡地后来被称为“东坡”。 他在黄州期间，不仅在文学和书法上取得了卓越成就，还创作了着名的《东坡八首》组诗，表达了他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感情。? 苏轼的“东坡居士”称号不仅源于他开垦的这片坡地，更反映了他对人生的深刻思考和对世事的感悟。他在黄州期间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如《卜算子》、《定风波》、《临江仙》等，这些作品不仅在当时广为流传，至今仍被世人所称颂。? 此外，他在黄州还创作了着名的“赤壁三咏”：《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因此，“东坡居士”的由来，与苏轼在元丰三年（1080）的贬谪经历密切相关。 这次贬谪是作为犯官被流放，他生活困顿，没有官舍可住，最初在城南的定慧院安身，后在黄州太守徐大受的关照之下，住进了临皋亭。 临皋亭临水而建，是一个废弃的驿站，条件极其简陋。 由于经济困难，苏轼难以养家糊口，于是向黄州府申请了一块荒芜的军营地，这块地就在黄州城东，他在此开荒种植，以为生计，并自称为“东坡”。 同时，苏轼在黄州期间热衷佛学，但又不愿真正出家当和尚，于是便想出了一个在家修行的折中的主意。 于是，他取“东坡”为号，再加上“居士”二字，以示与真正出家人的区别，从此自号“东坡居士”。 “东坡”寓意他辛劳躬耕于黄州城东的山坡荒地，并将此视为安放心灵的栖息地，同时也有仿效白居易谪守忠州时在“东坡”上种花植树之嫌；“居士”则代表他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身份。这一名号不仅反映了苏轼在贬谪期间的生活现实，也体现了他对佛教的虔诚信仰与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 后来，苏轼还在这片荒地上建造了五间房子，因房子建成之时正值大雪纷飞，他便将这所房子取名为“东坡雪堂”，并在墙壁上画满雪景。 可以说，“东坡居士”这个名号，是苏轼在逆境中保持乐观与坚持操守的一种象征，也是他在文学、书法、绘画等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重要里程碑。 而当今大多数的“苏学”爱好者原本以为，“东坡居士” 这一称号是在苏轼到黄州以后才有的。 苏轼的这篇《净因净照臻老真赞》里出现的“东坡”字样，是否可以理解为苏轼在当时就有自号“东坡”的念头呢？ 因此，这也许算得上是一个了不起的新发现！ 过了些时，参知政事（副宰相）冯京举荐苏轼掌外制、直舍人院，为皇帝起草诏令。 这位冯京，字当世，鄂州江夏（今武汉市江夏区）人氏，也是一位有着传奇色彩的人。冯京同志从小天资聪颖，好学上进。在举行的乡试、会试、殿试中，他连中解元、会元、状元，在古代十三位“三科状元”中名气较大。 时任朝廷宰相富弼见冯京才华横溢，先后将两位千金嫁给他为妻，留下了“两娶宰相女，三魁天下元”的千古佳话。 此人也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曾屡次上疏万言，论其更张失当，被王安石指为邪说，欲予罢黜，但神宗认为冯京可用，反而任命冯京为枢密副使。可见，此人在官场上还是有点根基的。 举荐苏轼，也许是出于为朝廷选取良才，亦或许是与苏轼惺惺相惜。遗憾的是，神宗皇帝并没有批准。 六月十一，六十五岁的“六一居士”欧阳修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退休）。 观文殿学士，官居正三品，平时掌出入侍从，以备顾问。 太子少师与太子少傅、太子少保，简称“三少”，原是天子或太子左右最亲近的人。“师”是传授其知识的，“傅”是监督其行动的，“保”是照管其身体的，即分别是负责君主智育、德育、体育的人。 宋代“三师”是宰相、亲王的加官官衔。“三师”是正一品，“三少”是从一品。 可以说，欧阳修老先生是以副国级的身份退的休。对于这件事，苏轼自然上了贺启。 在贺启中，苏轼由衷地说到，欧阳公啊，本人受到您的知遇之恩最深，领受您的教益最重。您的事业最为辉煌，已成了三朝的人望，文章的灿烂堪称百世的师表。 又说，虽然我知道天下人都会为你的离去感到可惜，但我小苏却明白您急流勇退、明哲保身的智慧。 恩师离开了朝廷，苏轼也在思考着自己的出路。毕竟，此时的朝廷还是王安石的天下。 三伏暑热之时，苏轼又开始向朝廷乞求外任。 出乎预料的是，这次上头正式地批准了，职务是出任杭州的通判。 通判是一种官名，原为宋太祖赵匡胤所发明，是皇上亲自任命到各州，辅佐知州一起治理各州的京官。 不过，通判可直接向皇上禀报各州的事情，如果有政令需要颁布，需要同时有两人的署名才能生效。在官职上，通判在知州下一级，但是可以绕过知州直接向皇上报告，通判放在现在，相当于中央特派员。 宋朝时，赵匡胤吸取前朝教训，为了防止出现唐末时藩镇武将专权、皇权旁落的局面，就加强集中中央权力，于是新设了一个官职通判。 通判的作用一个是用来监督各知州，另一个作用是，通判可以用来制约知州，两人一起治理，又因为官职权力的相互缠绕，知州一般会防范着通判，害怕通判抓到自己的错误或者把柄报告给皇上，所以两人不会太过亲近。 宋代的通判除了兵马，赈灾的钱财粮食，处决重大犯人的案件之外，其他的事情都能够参与并发表意见，并且拥有一票否决权。 同时，通判也肩负着监察的职能，一旦知州等有不良行为，通判就会向皇上汇报。但是知州在官职上是高于通判的，就这样，通判和知州形成了制约，可以避免知州坐大地方权力。 遗憾的是，通判一职却不易做出政绩，所以很难被升职，这也就导致地方的通判们在后期变了味道，有人为了升官加爵，就与地方官官官相护，成为朝廷一大毒瘤。——赵匡胤原意是要相互制约的，没想到最后却给朝廷留下了另一大祸患！ 第47章 北宋文人世界里的“理工男”——沈括 对于杭州通判一职，苏轼私底下也在盘算，只要能离开死气沉沉的衙门，离开王安石当局的视线范围就行。何况，杭州也是一个好似天堂的所在。 诏命下达后，苏轼一家开始准备搬家，先去宛丘（即今天的淮阳县，古时又称陈州，位于河南省东部的周口市）苏辙那里住上四五十天，等天气凉爽后在动身前去杭州赴任。 苏辙此时正在陈州当教授，不是今天吐槽的所谓“叫兽”，而是地方教育机关的管理人员。 虽然说宋代对官吏赴任的时限有着明确的规定，比如说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正常的权力交接，规定诸府诸路的到任时限，逾期违限将会被惩罚。诸位官员，限满不至者，有“一日笞十，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此外，为了防止官员假借生病拖延赴任，还专门制定了监督机制。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层面，朝廷对此的执行力度却没有那么的严格。以至于我们常常在各种文本中看到，如欧阳修、陆游等官员的赴任时间远远地超过了规定，而他们却能依旧从容悠闲地走亲访友、观山游景。 所以说，苏轼决定现在到陈州苏辙那里住上四五十天，还是有着先例或是理论基础的。 至于这次的朝廷任命，起初苏轼请求外任时，根本无法也不敢言明自己要求去哪个地方，只能是听任朝廷的统一安排。宋神宗刚开始是准备让苏轼充任一州之守的，但中书省不同意，其原因也不外乎是怕苏轼不会好好地去执行王安石的新法。 中书省的意见是苏轼出任颍州（今隶属于安徽省阜阳市）通判，可拟奏递上去后，朝廷批示：苏轼出任杭州通判，杭州通判与知州一个级别，只是在人事关系上处于二把手的角色。说来说去，还是不想让苏轼拥有实权罢了，这一点苏轼自然是心知肚明。 好在杭州城内外风景如画，美不胜收，正合苏轼的心意。也就是这一决定，使得杭州西湖与苏轼产生了不可分割的关系。 想到很快就能见到弟弟苏辙了，苏轼心中一阵喜悦。苏辙到陈州出任学官以来，所有的情况自己也是仅从苏辙的两首诗《初到陈州》中了解到的，“谋拙身无向，归田久未成。来陈为懒计，传道愧虚名”。 而苏轼觉得在京师这三年，自己过的也是浑浑噩噩，“闭户时寻梦，无人可说愁”（《次韵子由初到陈州二首其一》）。这是一种轮回，人在将要离开某地时或者人将要离开人世之际，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初来乍到的时候。据说，很多垂暮之人在弥留之际，脑子里会突然想起自己处在襁褓里的情景。离开蜀地家乡已经三年，苏轼好像是自言自语，又好像是说给苏辙听的，“旧隐三年别，杉松好在不？”（同上）家乡的杉树及松树都还长得好吗？ 离开京师前，苏轼还想起了自己的大表哥文同，那是因为苏轼在朋友家里的屏风上又看到了文同画的竹子。 表哥所到之处，诗不离口，竹不离手。来到京师不到一年，就自请还乡任职。而表哥那严肃冷峻得能让人安静下来的表情，也随着表哥的离开而不能见到了。因此，自己只能是望竹兴叹了！ 宝月大师惟简与苏轼一向是过往甚密，所幸，青神县青年老乡蔡褒（字子华），还有一位叫史厚的秀才从成都来到京师，带来的了宝月大师的信件。 蔡褒，我们在前文中提到过。而这位史厚同志，是苏轼舅舅程之才的女婿，程之才被苏洵指责为害死了苏轼姐姐苏八娘，因此两家目前还是不上门的。但是，苏轼因为天生豁达，又因为这位史厚秀才与自己并没有什么过节，因此说还是以礼相待的。 两位老乡给苏轼带来了宝月大师的书信，信中说得知苏轼如今身体康健，一切平安。苏轼欣喜之余，给宝月大师回信介绍了自己的情况，无非是请求外任的事已经得到了朝廷的恩准，不日将出任杭州的通判之职。但是，赴任前要先到陈州与苏辙一家团聚一段时间，计划到九月天气凉爽下来之后才动身赴杭州任，等等。 动身前，得知筠州（今江西省高安、宜丰、上高等市县地）人刘恕要回家乡出任监南康军酒，苏轼写诗送之。 这位刘恕，字道原，也是一位官二代，同时也是一位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铁杆，与苏轼兄弟同是一条战线上战友。其父名刘涣，字凝之，欧阳修的同学（同科进士），初为颍上令，后因刚直不屈，弃官而去，归隐庐山三十余年。 就是这样一位官二代，笃好史学，上下数千年的历史，座上不翻书即可对答如流。以至于司马光老先生在编写《资治通鉴》之时，英宗让司马老先生挑选人才，司马公对英宗说，我们的馆阁之中，人才是不少，但是专精史学者，我就选刘恕一人而已。 在协助《资治通鉴》至书成之后，司马光数次推举刘恕的居功至伟，但是刘恕却英年早逝了。死前家中一贫如洗，却不肯向别人索取一分一毫。冬日里家中无一御寒的用具，司马光得知后派人送去棉衣被褥，但都被刘恕悉数封还。后来，已告归南康的刘恕遥隶局中，为了与司马光面商修书事宜，于熙宁九年(1076)不远千里，又风尘仆仆前往洛阳。 在此前南归的途中，刘恕不幸遭母丧，悲痛欲绝，兼之一路风寒，不久就得了风挛疾，右手足偏瘫。 可病魔并不能夺去他着作史书的坚强意志。虽卧病在床，仍然“苦学如故，少闲，辄修书，病亟乃止。”除负责所编的《通鉴》长编未完稿外，原计划撰写的《通鉴后记》也没完成，便赍志而殁了。 这是后话。 刘恕原先与王安石也曾有过交情，后来王安石执政时，刘恕尚在馆阁中任职。王安石本打算让刘恕出任条例司，但刘恕却坚决地回绝了。 刘恕曾批王安石道，天子把国家的大政方针交付给他来施行，本来就应该先恢复和弘扬先古的尧舜之道，而他却改弦易张、背道而驰，把利益放在了首位。 那时候，王介甫权势震天、不可一世，多数人都不敢得罪他，而刘恕却气愤不已，当面去向他理论，说他的新法多么的不合时宜、不得人心，并劝他早日恢复旧制废除新法。以至于王安石被气得面色如铁，刘恕却毫不在意。在人多的场合，明知有王安石的门生在侧，也是畅所欲言、无所顾忌，最终便与王安石绝交。 刘恕也因得罪了王安石，自度京师难留，便请求到南康(今星子)监酒税，归养自己的父母。 这次的归觐南康军，乃是刘恕以归乡侍奉老父亲的名义，向朝廷求了个监南康军酒的差事，远离朝廷的无奈之举。 监酒税，宋代针对于酒的生产和贸易制定的相关税收，对酒实行禁榷和专卖而设置的职位。三京之地由官府造曲卖与人酿造，购买曲货多者，准令开店酤酒，三年为期，三年期满再以购货多者承替。宋代官府也在城内置务酿酒官卖或县镇乡间由民自酿，官府征税。 话归正题。 当苏轼得知刘恕的任命后，作为同道兼知己，一口气写下了一首十四韵的送别诗。 在当时的政坛之下，三十六岁的文化人苏轼正是年轻气盛的年龄，面对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在诗中指桑骂槐的心情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在诗中，苏轼将王安石比作是汉代的酷吏张汤，用孔融比刘恕，“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自轻张汤”（《送刘道原归觐南康》）。 日后，苏轼的这首诗被人告发，说苏轼是借史事来诋毁王安石，不过，这些有感而发的诗作，也确实给苏轼的政治生涯带来了危机，以至于后来遭受的牢狱之灾。 后世处于统治阶层的纪晓岚先生，每每读到苏轼的这些所谓的“反诗”，都会深表惋惜甚至会加以诋毁。殊不知“文忠”二字，皆是从这一片悲愤中来的。而自古以来能完全担当起这一称号的人士，真是少之又少！ 熙宁四年（1071），杭州钱塘人沈括守丧期满，进京述职，。 这是自熙宁元年（1068）八月母亲病逝，任馆阁校勘的沈括辞官护送灵柩回钱塘后的重返朝堂。此番进京述职后，得到神宗和王安石的器重，被任为检正中书刑房公事。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任命，沈括可能是为了自己的仕途对王安石投其所好了。 不得不说的是，沈括的出现，使得这位“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与苏轼有了交集。 我们都喜爱有着浓厚人文情怀的苏轼，但是沈括兄弟（兄长沈披）的科学精神也同样地令人敬仰。我们不知道后来的沈括为什么要陷害我们的主人公苏轼，但那些历史的恩怨早已都烟消云散了。 沈括，字存中，号梦溪丈人，浙江杭州钱塘县人，也是一个官二代，北宋政治家、科学家（注意，这在北宋的文人圈子里是极其少见的头衔）。他被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曾推动了中国科技大发展，代表作有《梦溪笔谈》《良方》《灵苑方》等。 沈括大苏轼五岁，早苏轼一年进入崇文馆，于是在苏轼进入崇文馆史馆后，两人便成为了关系比较好的同事，他们还有着一个共同的好朋友李之仪。 他们一个善文，一个工巧，都是各自领域里的佼佼者。 但就是这么一位同事关系的人，却成了差点要了苏轼老命的“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沈括进入官场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他在嘉佑八年（1063）考中进士后，历任多个普通地方官。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技术类和文化类的工作占据更多比重，例如参与科技发明和文化编纂。正因为如此，沈括在重文抑武的北宋年间，官路就显得略显曲折。 为了能够在官场中赢得一席之地，沈括选择投靠当朝的权臣王安石，成为其变法派的附庸。 当时，王安石变法引发了巨大争议，多方势力角逐不断，而像沈括这样坚定支持新法的官员在实现其个人利益和政治理想的过程中，不得不采取极端手段。沈括在王安石二次拜相后相继承担重要职务，包括负责疏浚汴河、规划皇帝祭祀天地的《南郊式》等。 然而，沈括并非一个“书呆子”式的理工男，从乌台诗案的发端可见一斑。 这不，苏轼反对新法的帖子刚递到汴京，不久后，沈括便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地方考察新法的推行工作。路过杭州的时候，沈括还跑到苏轼那里喝茶聊天去了。 其实，他哪里是来找苏轼喝茶叙旧的，他分明是来收集苏轼反对新法的证据的。 可胸无城府的苏轼不知道沈括的来意，他只知道来的是他昔日的同僚，两人多年未见，苏轼热情地招待了沈括。两人喝酒唱诗，谈天说地，好不快活。 沈括走后，苏轼又先后调任密州、徐州知州。在地方任职的八年时间里，他革新除弊，因法便民，做出了不少政绩。 但他每到一处，也宣传了不少新法的弊端，写了很多批评和讽刺新法的诗文。而他的这些举动，早已传到了新党的耳朵里，并被怀恨在心。 话说当年沈括带着苏轼赠送的诗文回京后，马不停蹄地将苏轼诗文里讽刺新法的诗句，誊抄下来上表朝廷，但当时神宗和王安石都暂未采纳。可能是时机不到，直到后来沈括的这些所谓的证据就起了大作用，苏轼也因此差点命丧黄泉。 按理说沈括和苏轼曾为好同事，他为什么要告苏轼的御状呢？虽然没有告赢，但行为多少令人不耻了。 沈括是新法红人，与苏轼是敌对阵营。在宋朝那个党争激烈残酷的大环境下，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告苏轼的小黑状，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48章 沈括与王安国同志的励志故事 令人称奇的是，北宋时期的沈括不仅能作为一名政客混迹政坛、参与变法。 作为一名外交官，出使辽国他也能寸土不让；作为一名军事家戊守西夏，其功名与战绩亦能声名远播。 老沈还在数学、磁力学、光学、声学、化学、天文、历法、地形、地图、水利、医药、经济、军事、音乐、书画等等现代科学领域，都有着无比精深的研究。 沈括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石油”这一科学的命名，还在世界上最早经实验证明了磁针“能指南，然常微偏东”，即地磁的南北极与地理的南北极并不完全重合，存在磁偏角。甚至还撰写过音乐方面的专着《乐论》、《乐器图》、《三乐谱》、《乐律》等着作，只可惜没有流传到现在。 关于现代的飞碟（UFo），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里亦有详细的记载。 有一次，苏轼在路过镇江一带时，似乎也见过这种所谓的“不明飞行物”UFo，他在《游金山寺》诗中写到：“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游金山寺》） 沈括这种“达芬奇式”的百科全才，他用石油大量制造并命名为“延川石液”的墨块，就连苏轼用后都评价其“在松烟之上”。只是因为后来为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之需，挤兑了苏轼，令我们的古往今来的“苏粉”们不满了。 好在此时将要外任的苏轼，与大科学家沈括还并没有什么过多的交集与恩怨。 后来的沈括，也有了和苏轼一样的经历：贬为筠州团练副使，随州安置。沈括到随州后，寓居于法云禅寺，无亲无故，且行动受到很大限制。 随州的三年是沈括一生中最忧伤、灰暗的时期，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政治生涯，甚至对从政萌生出一丝“悔意”。不过，这种所谓的“悔意”是否与苏轼的遭遇有着关联，我们却不得而知。至少，我们在存世的苏诗中，鲜有沈括的影子，更别说诗词的唱和了。 苏轼与沈括在馆阁中作为同事在一起的日子是极短暂的，随后，苏轼即将到沈括的老家杭州任职了。 七月间 ，苏轼将要离开京师，因此有许多朋友要一一辞别。 首先是王懿敏公王素，是苏轼非常敬仰的老前辈，从在成都是结识，到今天离开京城要到杭州赴任。 苏轼来到了王大人位于京师的府上，与之饮酒到黄昏方散。 席间，两人自然而然地谈论起当时的时事。王公愤愤地说，我已年老了，恐怕看不到新法遗留下来的害处了，你要好自为之，别忘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话！ 苏轼离开京师前夕，又当面辞别了李大临，想当年张方平按照朝廷的意思举荐了李大临与苏轼为谏官，朝廷上也没有批准。一气之下，老张坚决向朝廷乞求出任南京留台（御史台）。神宗看到他的张爱卿态度是如此的坚决，就任命张方平为陈州的知州。 不管是出于公心还是私人感情，张方平顺带着把苏辙也带到了陈州，出任陈州教授。 所以，苏轼当面告诉李大临，这次赴杭州，要先到陈州与张大人和苏辙在一起住上一段时间，好好地叙叙旧再喝上两杯。 当苏轼到宰相曾公亮处辞别时，曾公亮发自肺腑对苏轼说，我受知于张公（张方平），所以才到今天的地步，是全凭张公的恩德啊！后来，苏轼见到了张方平时向其打听这件事，张公颇为惆怅，过了好久才说，我当时是秘密地推荐曾公亮的，当时绝对没有人知晓此事。 ——难道说是仁宗皇帝告诉他的吗? 苏轼这才知道，当时的仁宗皇帝是多么的信任与倚重张方平大人啊！ 苏轼在杭州通判的任命下达后，去向朝廷谢恩之时，在殿门外遇到了同日上朝谢恩的临淮郡通判赵庾（字成伯）。 临淮郡，郡治就在今天的江苏泗洪县南。 赵庾这个人，苏轼早就相识。那是在苏轼回家乡眉山守制之时，赵庾刚好从丹棱（音零）县（四川省眉山市下辖县）知县任上卸任到了眉山，两人从此结识。 后来，苏轼出知杭州时，与赵庾来往密切，直到苏轼出知密州时，赵庾又成了与苏轼搭班的通判。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苏轼在京师的这段时间，作诗极少，但有时也会稍作一点。 据苏轼自己写给友人的心中吐露，之所以有时候会偶尔再写几首诗，主要是自己的情志不够畅达，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抒发情怀的渠道而已。 在京师期间，苏轼与当朝的驸马爷王诜关系最铁，时常在一起评诗论画。我们前面说过， 王诜出身高贵，手里有不少书画中的精品与干货，而苏轼有的是极高的天赋与鉴赏水平，因此二人堪称是君子之交的好搭档。 王驸马常会差人给苏轼送去一些比如茶叶、药物、宣纸、笔墨、砚台、鲨鱼皮等物品慰劳一下，甚至还送过苏轼雕弓一张，箭矢十支，包指十个，要知道，这在当时都是时尚与上乘的礼物。 回想在京师上班期间，苏轼常常到静因院去参悟惟湜法师的高妙言论与超绝境界，如今要离开了，心中仍是念念不忘，什么时候才能够解脱政务的羁绊，真想再次去聆听一会大师的教诲。 在京师时，苏轼还与薛向（字师正）有过交往，当时薛向任江淮荆浙发运使（掌经制钱及和籴之事）。正是有着老薛的鼓励与支持，苏轼才有胆量敢于直接上书朝廷对当前的时政仗义执言。 还有，苏轼闲暇时还曾与陕西都转运使孙永谈论过养生方面的问题。 在养生方面，苏轼认为，被养生家称为“黄婆”的脾脏，只要调养得好就能长寿，调养不好就会短寿。脾胃安好，百病不生就能身康体健。 在这里，关于脾胃的作用，苏轼的理解也是大致正确的。现代医学认为： 胃是食物消化的主要场所，具有接受和容纳饮食水谷的作用。它通过胃液的分泌和胃蠕动，对食物进行初步的消化，形成食糜，为后续的消化吸收打下基础。 脾则负责将胃腐熟的水谷进一步转化为精微物质，这些物质是身体各部位所需营养的重要来源。脾还具有运化水液的功能，可以调节体内水液的代谢平衡，防止水湿潴留。 脾胃共同完成食物的消化吸收过程，将食物中的营养物质转化为气血，为全身提供能量和营养支持。 脾具有运化水液的功能，可以调节体内水液的代谢平衡。 当脾功能正常时，水液可以顺利排出体外，防止水湿潴留。脾胃还参与体内的排毒过程，通过消化吸收和代谢作用，将体内的有害物质排出体外，保持身体的健康状态。 脾胃甚至还与情绪调节密切相关。 中医理论认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气血不足会影响情绪的稳定。所以，脾胃功能良好的人往往情绪稳定、心态平和。相反，脾胃功能失调时，容易出现情绪低落、焦虑、抑郁等内耗情绪。 在专家、养生家盛行的当代，这一观点我们不敢去评判其优劣，至少还没有经过当世惯用所谓的“问卷调查”之类的论证。 苏轼为此还曾向江南的一位老寿星请教过长寿的诀窍，老寿星告诉他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异的方法，就一条，不喝或少喝汤水！口渴的太过时也不过是用水沾一沾嘴唇，也就是现在人说的平常少喝或不喝水。 但苏轼很赞成一个观点，并且坚定地认为，脾胃怕湿，喝水少了，才会胃气强盛，体液才会运行自然。即使冒着酷热远行，也要保持脾胃不能湿，千万不要总想着喝水，如此这般这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至少是有点另类的理论）。 通常情况下，我们一天喝多少水比较合适不能一概而论，需要根据个人年龄、活动量等因素来判断。若喝水比较多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出现不良反应，容易加重肾脏负担、水钠潴留、心脏负荷等。 对于正常成年人，每天的饮水量通常需要在四斤左右，若是做剧烈运动或是气温较高的情况下，出汗量会相应增加，还需要适当增加饮水量，才可以有效为身体补水，避免出现缺水的状态。 我们知道，水是经过肾脏排出体外的，若饮水量过多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加重肾脏负荷，长时间的肾脏过负荷，还有可能导致肾脏的功能衰竭。 喝水过多会超过人体的正常代谢，身体当中的水分不能被及时排出体外，就有可能会引起水钠潴留，也会造成身体水肿； 饮水量较多的情况下，容易稀释身体血液，增加心脏的负荷，尤其是本身就存在心功能不全或心功能衰竭的患者，过度饮水有可能加重局部症状。 所以说，苏轼的观点也不完全正确。 实际上，苏轼需要被普及的现代医学常识是：水是生命之源，是人体必需的东西，该补充时就要及时地补充，减少喝水并非真正的养生之道。但生活中也不能过度饮水，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苏轼还与王安石的大弟弟王安国论过诗。（从这一点，我们看到苏轼还是很会搞关系的） 王安国，字平甫，此人不但文才出众，而且长期尽心尽力侍奉母亲，广结善友，是个出名的贤士。 王安国因不愿倚仗其兄王安石之势谋取功名，因而未能中第（好难得哟）。熙宁元年（1068）经朝臣——三司使韩绮的举荐，再经神宗召试，才勉强地被赐进士及第，任西京国子监教授，教授西京国子。 此时的王安国已四十一岁，方从布衣入仕。 因为他是王安石的胞弟，熙宁四年（1071）任满回京时，神宗召见，询问外界对王安石变法的反映（这一票很重要）。 王安国对王安石变法不甚理解，颇有微词，就直说道：“恨之人不明，聚敛太急耳！”（外面说他用人不当，敛财太急了）。这自然与神宗的想法相悖，神宗不悦，未予重用，只授予崇文院校书，后改为着作佐郎秘阁校理，世称“王校理”。 王安国对变法由不理解到反对，因而对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吕惠卿和曾布也很有意见，当王安石以兄长之名劝他少沉溺于吹笛时，他则反讥其兄远离小人。 吕惠卿对此非常气愤，熙宁七年（1074）间，趁王安石罢相，他任参知政事之机，借郑侠以《流民图》反对新法下狱事，认为王安国与郑侠属同党，将其削职放归乡里，“天下之人皆以为冤”。不久，朝廷决定再次起用他时，他却不幸因病亡故，时年四十七岁。 听了以上对于王安国的介绍后，大家都可能知道了王安国的为人，绝对是个实在人。那么，接下来言归正传，说一说苏轼与这位小王论诗的段子。 话说王平甫有一首叫《甘露寺》的诗，里面有两句“平地风烟飞白鸟，半山云水卷苍藤”，是王安国同志最为得意的句子。 当他自信满满地拿给苏轼看时，心直口快的苏轼说道，全篇还就好在一个“卷”字上了，只是那个“飞”字不太恰当！ 王平甫同志沉吟良久后对苏轼说，要是那，阁下认为换成哪个字要更好呢（有点君子的气度）？ 苏轼信手拈来道，您认为换成“横”字如何，——平地风烟横白鸟！ 这时，相对老实（也可以说是厚道）的王平甫顿时竟“叹服不已”。 被折服的王平甫，不久后得到了一方心爱的砚台，首先想到的是是拿到了苏轼那里，硬是让苏轼给此砚台作了一篇铭文才罢休。 闲来无事时，苏轼还会去宋道（字叔达）家听老宋弹琵琶。 宋道，河南（今洛阳）人，有一兄叫宋选，有一弟叫宋迪。这种宋人起得名字很有特色，使得观其姓名之偏旁部首即可大概看出他们是兄弟的关系。 宋道这个人，想当年与其弟宋迪同榜等进士甲科，此人“善为诗歌”。因此上说，老宋与苏轼也算是一路人，所以苏轼常去找他听琵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苏轼还曾到驸马都尉李玮（字公炤）家欣赏过晋人的书贴，因李玮的老婆是仁宗皇帝的长女兖国公主，所以家里也有不少的干货。 书贴方面，李驸马家里就有不少的晋人贴，比如晋朝谢尚、谢鲲、王衍等人的墨迹，都比较出色，其中尤以王衍的书法最为超凡脱俗，只是上面都盖着小印章“涯”字，让人都一头雾水！ 第49章 陈州之行的怡然自得 苏轼认为，自唐太宗时期就开始以重金征集晋人法帖，光二王以下的就有上千轴。这些书法作品中的《兰亭序》被用玉匣盛放陪葬于昭陵，世人再也见不到了，其余的都收藏于皇宫中的秘府内。 到了武则天当政时，那些法帖被她的两个面首张易之、张宗昌兄弟盗出不少。 后来都陆续的流落到民间，后大多都被权贵人士王涯和张廷赏所收藏，所以上面都有着一个“涯”字的印章。 后来王涯倒台了，府上被军士们抢劫。可军士们都只看上了用金玉制成的卷轴，而将书法作品剥下来随手就扔了，李驸马家里的这些晋人帖也许就是被军士们扔掉的书法作品。 这时候，王安石在京师正好着述了一本《字说》，意欲刊行天下，在这方面本就满腹经纶的苏轼当然不会买账。单纯不买账也就罢了，心直口快的苏轼总想时不时地找茬来恶心王安石一下。 其中最为着名的段子就是： 苏轼取笑王安石的《字说》道，如果以竹鞭马为“笃”，那么，以竹鞭犬，有何可笑？ 还有，王安石曾说过的话，“鸠”字从九从鸟，自己也算是找到了证据。苏轼戏谑道，《诗经》中说，鸤鸠在桑，其子七也。若是加上他们的爹娘，正好是王荆公所说的九个。 也有说苏轼因为不满 《字说》 贻害天下，曾找到王安石当面理论过。 苏轼举例说，拿“犇”和“麤”而言，牛之体壮于鹿，鹿之奔速于牛。但是，三个牛字组合起来却成了奔跑之意，而三个鹿字组合起来怎么就成了粗壮之意呢？ 当时的王安石被问得哑口无言，脸红脖子粗的。 因此，有人还脑洞大开地断言：后来的党伐之论，愈来愈烈。以至于苏轼的黄冈之贬，也许不全是因为诗稿里的攻击，似乎还可能与苏轼对王安石《字说》秉持不恭敬的态度有着微妙的关系。 当然这只是一些无谓的猜测，想必王宰相的心眼儿还不至于这么小！ 苏轼要离开京师了，侄子苏林的寡妻带着两个孩子苏彭与苏寿也同行去了陈州。 陈州，历史悠久，曾被称为陈或宛丘，如今被称为周口市淮阳区。传说是“人祖”伏羲氏即太昊定都和长眠的地方，历来被称为“天下第一皇朝祖圣地”，其原始遗址位于淮阳城东南的平粮台之下。 陈州的历史渊源可来头不小，淮阳区原本是华夏先祖三皇之首伏羲氏太昊的都城，称之为“太昊之虚”。这里有伏羲氏太昊陵；也是春秋时期陈国的都城宛丘。 宛丘，顾名思义，中间低，四周高的土丘；《宛丘》，《诗经·陈风》有一篇同名文章，全诗三章，每章四句。为先秦时代陈地民歌。《诗经?陈风》中展示了陈国都城宛丘女子载歌载舞、热情奔放的生活场景，与郑风脉脉含情、温婉静雅形成鲜明对比。 据《淮阳县志》记载，那里曾有一座俗称粮冢的高大土丘，高达两丈，占地广阔，拥有四座城门，林木茂盛，静卧在城东八里之处。 “平粮台”这一蔡河沿岸的重要古城陈州（今周口淮阳区）在民间可谓是人人皆知，这主要归功于戏剧《包公下陈州》或民间故事《包公放粮》在民间的广泛流传。 这一地名源于一段历史故事： 北宋仁宗年间，陈州遭受了连续三年的严重灾害，导致饿殍满目。国舅安乐侯庞昱滥用职权，克扣赈粮，肆意残害百姓。包公得知此事后，前往陈州调查赈灾情况，最终将庞昱绳之以法。 而庞昱先前在赈粮中掺入的沙子，便形成了如今我们所见的“平粮台”。 其实，历史上的真实的“陈州放粮”故事是包拯奉命下到陈州察访，了解了陈州灾情后，回到京城上书仁宗皇帝反映陈州因粮食歉收而农民交不上皇粮的实情。 仁宗帝因此特降诏书，准许陈州百姓根据大麦、小麦的实际市场价格，就近缴税，防止地方官以粮食“折现”（本来朝廷规定一斗小麦价格140文，但市场价小麦一斗才50文，所以折现后相当于三倍赋税）及运输、仓储等名义盘剥灾民。 在当时，陈州一带是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因此蔡河沿岸的陈州是国家和军队的粮食仓储基地。陈州粮仓外城粮仓主要存放粮食，中城粮仓主要存放军需物资，内城粮仓主要存放国家私藏物品。 陈州便利的水运交通成为国家军队进发的主要出发地和军需物资供应基地，也是汴京西南重要战略防御重镇。以“先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闻名于世的范仲淹和其子范纯仁，也曾先后出知过陈州。 宋时自京师开封府到陈州，走水路极为便利。 在舟行水上之时，苏轼还不忘作几首小诗以自娱。当然，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苏轼当时的心情还是较为舒畅的，无限的美好生活好像在杭州正向他招手呢。 到了陈州，除了与苏辙一家的欢聚外，苏轼还拜见了恩师张方平，此时的老张正出任陈州的知州。 在知州张大人府上，苏轼看到了张方平近来读杜子美的诗作，也乘兴和诗一首。 这是一首二十韵的五言排律，苏轼在三十六岁正值壮年，在他的和诗中，苏轼以李太白的古风提唱，用“下平四豪”这种难韵唱和张方平的读杜诗，本身就极有难度。 况且，在苏轼的和诗中，能够做到主宾判然，疏密相间，在大量的排比之间，施以流走之法。这样下来，全诗的面目似杜，而气骨却是苏轼的，既有杜子美的步步为营的缜密，又有苏子瞻的句句直下之快意。 “恨我无佳句，时蒙致白醪。殷勤理黄菊，为遣没蓬蒿。”（《次韵张安道读杜诗》） 这种直白通达的诗句，使得后世的苏学研究者纪晓岚先生赞叹有加。纪晓岚评价此诗道：字字沉稳，句句飞动，而结尾蕴藉，此为诗人之笔！ 八月初十，苏轼与当时的陈州州学教授、试国之四门助教崔度一起对饮于月下。 这时候的苏辙刚到陈州，脾与肺间都有暗疾，正好当时陈州有一道士叫王江，授以道家的服气之法，试后顿觉有效。 于是，苏辙严加练习，后来竟终身修习不辍。 崔度这个人，精通经史子集，熟知各项事务，就连举荐者韩琦都认为他是个人才。后来，因为崔度被贬谪海外，苏轼还给好友欧阳仲纯写过信，拜托照顾一下仍寓居在陈州学舍里崔度的妻儿。 此时，杭州府过来迎接苏轼的官差还尚未过来，一旦公人过来，苏轼就得立马动身南下。 熙宁四年（1071）八月二十五日，张方平被判以南京御史台（官署名，掌拜表行香，纠举违失）。 前文说过，北宋时的南京不是现在的江苏南京，而是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一带。因张方平以年老为由数次坚决向朝廷乞求出任南京留台（御史台），这次终于获得神宗皇帝的准许。 在苏轼为张大人送行的《宋张安道赴南都留台》诗中，“无人长者侧，何以安子思”两句本是夸赞张方平之贤的句子，日后被人抓住了把柄，成为了《乌台诗案》的一项证据。 苏轼在京师任职时，就结识了孟州济源人傅尧俞（字钦之）。此时在陈州听说了老傅的“济源草堂”落成，还专门寄诗道贺。 谁知，元岉元年，傅尧俞竟伙同朱光庭、王岩叟等人对苏轼进行了疯狂的诬陷与谤讪，企图置苏轼等人于死地。 向老傅的草堂寄诗道贺之后，苏轼又在闲暇之余给去年八月去世的好友陆诜写了挽辞。 陆诜（音深），字介夫，余杭人。进士起家，除知延州（北宋延州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延安市），后以龙图阁直学士右谏议大夫集英殿修撰知成都，此人为了蜀地百姓而反对青苗法，故世称“陆龙图”。 关于“龙图”，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最为着名的是包拯包龙图。 但据旧制，“龙图”这一称谓极为讲究： 直龙图阁谓之假龙，待制谓之小龙，直学士谓之大龙，学士则谓之老龙。总之，在我国古代对于级别与名分那是极其看重的。 这位陆大人，自从朝廷的青苗法一出，就立即上奏朝廷极言蜀地民夫刀耕火种，食不果腹，不得不种植一些芋头辅助充饥。如今课税又极重，老百姓不论如何节俭过日，都不能偿还官府的课税，马上就要陷百姓于死地了。 所以，在陆诜的挽辞中，苏轼用了“挺然直节庇峨岷，谋道从来不计身”（《陆龙图诜挽词》）来形容自己的老友“陆大龙”。 此时的馆阁之中，天下事正议论纷然，莫衷一是。 昔日文同在馆阁任职之时，从未对时事发表过任何的褒贬之语。但此时的苏轼，却是数次上书朝廷以言时政，不时评论天下之事。下朝后，仍是不加节制，公然与同僚或是宾客高谈阔论。最为重要的是，苏轼每每谈及时事，话里话外常透露出讥诮之意！ 大表哥文同那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每每苦口相劝，但心直口快的苏轼此时却听不进去任何的劝诫。 后来苏轼出任杭州通判时，文与可已在陵州（今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任上。不放心的大表哥文同还时常给苏轼寄诗加以规劝，以至于后来表哥的规劝诗写多了，竟然有了一句成了名句警句被堂而皇之地载入到了诗史：“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不吟诗”。 当苏轼还在陈州时，柳瑾（字子玉）这位极善诗词及行草书的北宋着名书法家被贬谪到了寿春（治所在今安徽寿县寿春镇）。 柳子玉本为苏轼堂妹夫柳仲远之父，平素与苏轼交情甚厚。这次老柳舟行路过陈州，自己的政治前途暂且不论，自然不会放过与苏轼兄弟相晤的机会。 老柳先是给苏辙寄了两首诗，苏轼作为临时的东道主，也郑重地和了两首。其中“图书跌宕悲年老，灯火青荧语夜深”（《次韵柳子玉过陈绝粮二首其一》）句，深得清人纪晓岚的青睐，夸这种描述简直是“澹语传神”！ 陈州有位陶渊明式的隐士，名叫李宗易（字简夫），此人少时好学，作诗仿效白居易，与晏殊相知尤深。他是真宗天禧三年（1019）进士，仁宗庆历元年（1041）任御史台推直官、秘书丞，官至太常少卿，正四品官职。晚岁归隐，优游林泉十六年。苏辙在陈州做博士时，常与之游。 苏轼到了陈州后，自然也想与之结交。 因为苏轼素来就崇拜陶渊明这样的隐士，他认为陶渊明这种人，最难能可贵的是具有真性情，他专门用了一个名词，叫“真率”。 就像陶渊明想做官了就去做官，从不以求官为耻；不想做官了便挂印而去，而不以退隐为荣。没饭吃了就去向别人去乞讨，自己能吃饱了就杀鸡具黍来请别人喝酒。完全不会因名利而迷乱，不会为穷困而动摇其志。 面对陈州的这位当世的“陶渊明”，苏轼初次到就前去求见。 不巧的是，李宗易却正在病中，无缘相见。好在二十年后，苏轼有幸从李宗易的孙子李公辅处得到了老李亲手书写的七十多首自作诗。当时，苏轼读后还大为叹息道，这人是君子啊，可惜再也看不到了！ 也不知此人到底有多大的能量，能让苏贤良心服口服的，反正我们对陈州的这位当世“陶渊明”是真服了！ 在陈州的日子里，苏轼兄弟俩一起结伴游玩自是必不可少的项目。 兄弟俩先是游览了陈州城北的柳湖，柳湖周边有上万株柳树。陈州古称宛丘，水资源历来较为丰富，因此种植柳树就多。 在柳湖，兄弟俩都作了十一韵的七言长诗，在诗中也没有具体的事物所指，仅是兄弟俩的一些生活所感。 第50章 苏轼兄弟的颍州之别 柳湖之畔，苏辙看到柳絮上的柳花落入水中，便对哥哥说这些柳花不久将会变为浮萍。又说松树的性情比较坚韧，而松露落到地上就成了仙茅。一旦成为了仙茅，功力就十倍于松露。 “仙茅”这种玩意儿，我们网搜一下就会知道： 它是一种用于补虚、补阳的中药材，主要成份为石蒜科植物仙茅的根茎，具有温肾壮阳、祛寒除湿等功效，用于治疗肾阳不足、命门火衰、阳痿精冷、小便频数、腰膝冷痛、筋骨痿软等症。 我虽然很纳闷，但又限于古人的认知水平——就此打住不再深究了。 但又看到苏辙的《宛丘二咏·叙》中记载：宛丘城累岁无水，开元寺殿下有山茶一株，枝叶甚为繁茂，但是却数年而不开花。苏子瞻到此，每每以此为恨！ 从这些描述就可以看出，苏辙对于他的哥哥倒是知根知底的，若是这株原产于云南大理一带的山茶花能够盛开，那么他子瞻哥哥该会多么高兴啊！ 于我们而言，几百年之后，这株幸存下来的山茶花极有可能就成了“东坡山茶”了。 后来，长久干涸的柳湖忽然有了水，开元寺的那株山茶果真就开了花！这件事被兄弟俩用诗记录了下来，——大概是被兄弟俩的真诚感动了吧！ 在陈州逗留的七十多天时间里，兄弟俩把陈州城周边凡是值得一观的地方都游了个遍。 在柳湖的旁边有一座土丘，当地人将它称之为“铁墓”。那是由于护城河的河水常年的侵蚀之故，这座土丘的地基已经露了出来，甚至可以看见有铁条在禁锢着土丘。 这里还有一座寺庙叫“厄台”，当地人传说是当年孔夫子困在陈蔡之地时居住过的地方，又有人说这里是东汉陈愍王刘宠用来教习弓弩的教台。因为继承过陈王爵位的刘宠曾经勇猛过人，擅长使用弓弩 ，箭法非常高超，可以十发十中，而且都是射在同一处。 苏轼兄弟经过自己的判断，觉得还是第二种说法靠谱些，也即该土台是刘宠的教弩台比较靠谱一些。 进入九月，秋高气爽，暑热尽退，苏轼要离开陈州南下了。 在没有现代通讯工具的古时候，每一次的相见与别离都是十分惆怅的，屈指数来，兄弟俩短暂的人生中已有三次的别离了。 第一次是在嘉佑六年（1061），苏轼要去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任上时，苏辙与兄长相别于郑州的西门外。 第二次是治平二年（1065），子由要到赴大名府推官，与哥哥别于京师。 第三次是熙宁三年（1070），苏辙要赴陈州学官，又与哥哥作别于京师。 所以，这次离别对于涉入仕途渐深的兄弟俩来说，又是一次更为悱恻至深的远别。 兄弟俩决定，借着去颍州（今安徽省阜阳市）拜访恩公欧阳修的机会，子由一路陪同将哥哥送到颍州。 到了颍州，兄弟俩先到府上拜见了恩师欧阳修。 欧阳修出守颍上时，因为是欧阳老先生的卜居之地（古时候所谓的卜居就是自己选择的地方），所以当地的山水风物深得老先生的喜爱，曾做了许多的诗词歌赋来赞美它。 只可惜，老先生仅仅卜居颍州一年就病逝了，好在苏轼兄弟与恩师能够在此相见，并一起畅玩了几天。 当时的王介甫正志得意满地推行新法，欧阳修却坚决求退，出守州郡，但在地方上又不忍心让新法贻害到老百姓，就以各种理由限制青苗钱的散发。王安石闻知后，害怕欧阳文忠公被复用，对他的憎恨越来越深。 就是在这种朝野动荡之时，得知苏轼兄弟的到来，欧阳公还是异常的高兴。 他专门在颍州的西湖边置酒为苏轼兄弟接风洗尘，当时欧阳永叔身边的子弟与门生众多，却单单把苏轼兄弟请到了上宾之席。 席间，欧阳公发自内心地对苏轼说，你此次前来，老夫非常高兴。我以前一直践行的为文之道，那是与天地间之大道并存的，如果说今后凡是为了眼前利益而改变操守的士子，那他就不配是我的弟子！ 前面说过，欧阳修对于当时绮丽雕饰的浮夸文风是极为厌恶的，并且也是身体力行带头要求变革的。苏轼再次当面聆听了欧阳公的教诲后，赶忙向欧阳公叩拜道，我苏轼至死也不敢把这些话给忘了（有死无易）！ 欧阳永叔又说道：小苏，你不日就要到杭州去赴任了。杭州的西湖边上有位高僧惠勤禅师，他与老夫有过交往，此人极有文采，尤其擅长写诗，以前我曾将所作《山中乐》等三首诗赠送给他。 欧阳公最后还不忘给苏轼引荐自己的熟人。 他给苏轼说，小苏啊，等你公事交割完毕，今后在治理州郡的闲暇时光，如果暂时找不到可以游玩于湖山之间的知己，可以去找一下老夫的挚友惠勤禅师。 后来，苏轼按照欧阳公的嘱托，到后任的第三天就在孤山下找到了惠勤。 二人果然也是一拍即合，畅谈了当世的知名人物。 惠勤道：欧阳永叔大人，本属于天界的人物，当世的凡人大都只看到他住在凡间，而不知道他能够乘白云架清风，游历五岳而横跨大海。此地的百姓，还都深深地为欧阳大人没有来过杭州而感到遗憾呢！ 欧阳公一生热衷于奖拔士人，虽然有人日后背叛过他，但他从不计较，而是常把过失归结于自己身上。 欧阳公不喜欢佛学及道家学说，但只要是这些佛道之徒有研究诗书或是仁义礼智信的，欧阳公也会不遗余力地鼓励和提拔他们。惠勤与欧阳永叔先生交游三十多年，欧阳公也并没有给过惠勤什么实惠，但是欧阳修逝世后，每逢提起欧阳公没有不失声痛哭的！ 在颍州时，苏轼与欧阳公谈起了他的大表哥文与可时，对与可的两句诗“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赞不绝口。 谁知，欧阳公听了却哈哈大笑道：与可不会做这号艳词的，极有可能是吟诵别人的诗句！ 其实只有苏轼知道，他的大表哥外表为人沉稳持重不假，但是世人只知道文与可会画墨竹，而鲜有人知晓他的高才能兼诸家之妙，其中与可的诗也是尤为精绝的！ 熙宁四年（1071）。 秋风乍起之时，到了苏轼南下杭州赴任的日子了。 这一次，兄弟俩要在颍州再次分别了。 颍州，宋属河南道，汉代汝南郡之汝阴县。此地西北距京师开封七百里，东至寿州（今安徽淮南市）二百六十里。 “征帆挂西风，别泪滴清颍。”，这是苏轼在《颍州初别子由二首》中的起首之句，纪晓岚先生读了这两首诗后，说它“悱恻深至”。 兄弟俩都知道“留连知无益”，只有“惜此须臾景”（《颍州初别子由二首》）。这次离别的场景在苏轼看来尤为“酸冷”，他在诗中说弟弟苏辙的秉性最像他们的父亲，表面木讷且刚静，沉默寡言的程度达到了《周易》中的标准“吉人之辞寡”。 不过，这两首诗后来也有一段小插曲。 其中有一句，“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同上），说的是苏辙在制置条例司充任检祥文字时，因为与新法不合，向朝廷乞求罢任。 后来的《乌台诗案》爆发，有反对者指出苏轼在这里是感叹自己的弟弟离开朝廷之勇决，另外还有讥讽新法不便之嫌。这是后话。 闲话少叙。 话说苏轼一行乘舟沿沙颍河南下，一路顺风顺水，十月初二便到达涡口（涡河注入淮河的地方，位于安徽省怀远县东北）的五里所，因遇到大风天气，只得在原地留宿。 下面，面对今天年轻一代的小帅和小美们，我们有必要着重普及一下我国古人出行必备的水路交通： 历史上，我国的先辈将四条独立入海的大川及其八条主要支流称为“四渎八流”。 “四渎”是江（长江）、河（黄河）、淮（淮河）、济（济水）。 “八流”分别是： 黄河的支流渭水、洛水； 长江的支流汉水、沔水； 淮河的支流颍水、汝水； 济水的支流泗水、沂水。 “四渎八流”都源出名山，河出昆仑、江出岷山、淮出桐柏、济出王屋。由于所流经的区域文明进化得又比较早，因此古人视“四渎八流”为具有神性的大水。 “八流”中的颍水即颍河，它是自然形成的河流。 颍河，古称颍水，又有渚河、沙河之称，相传因纪念春秋郑人颍考叔而得名。其主要支流为沙河，因此也被称为沙河或沙颍河。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曰：“颍水出颍川阳城县西北少室山……秦始皇十七年灭韩，以其地为颍川郡，盖因水以着称者也。” 颍川即今禹州，阳城县西北少室山即登封嵩山。 沙颍河发源于河南登封境内的嵩山，先后流经禹州市、襄城县、许昌县、临颍县、西华县及周口市等地，在周口市纳入沙河及贾鲁河后，继续流经安徽省的界首市、太和县、阜阳市、颍上县等县市，最终在安徽寿县正阳关注入淮河。 颍河与沙河又是单独存在的河流。 颍河属淮河的支流，同时也是沙颍河的左岸支流，发源于登封市少室山，流经登封市、禹州市、襄城县、许昌县、临颍县、郾城区、西华县，至周口市西北孙嘴，最终汇入沙河。 此外，沙河的上游古称滍水，其历史可追溯至更为久远的时代。 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滍水发源于南阳鲁阳县西的尧山。这个地区不仅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还见证了历史上许多重要的事件。例如，东汉时期的邓艾曾屯兵沙颍河畔，这段历史也为沙颍河增添了更多传奇色彩。 在漫长的岁月里，沙颍河承载着南北的货物与文化，成为了连接两地的重要纽带。如今，我们不仅需要回顾那段辉煌的历史，更要深入探索沙颍河的起源与两岸的千年文化遗存。 沙颍河，这条历史上的水运大动脉，见证了周口地区的繁荣与变迁。 进入宋朝，国都开封的漕粮主要经惠民河（即沙水旧称，亦称蔡河，俗呼小黄河）运输。 惠民河在周口汇入沙颍河，东流入淮河，形成了宋朝的漕运水道。 所以说，沙颍河不仅是一条承载着南北货物与文化的河流，更是一条蕴含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河流。通过深入探索其起源与以及两岸的千年文化遗存，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条河流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 天放晴之时，苏轼的船只已出颍口（颍水与淮河的交汇处），隐约已经可见寿州的淮山了。 在这烟雨蒙蒙的天气里，三十六岁的苏轼乘坐的赴杭州的船只，已快要到寿州的地界了。 二十三年后，还是这样一个烟雨凄蒙的天气里，苏轼被南迁到虔州（今江西省赣州市）时，面对似曾相识的场景时，还发了一通的感慨，“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茫”（《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 到寿州时，寿州的地方官李定李少卿在城东的龙潭湖畔，设宴饯行了苏轼一行。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李定与那位少学于王安石的李定只是同名同姓，但那位在后来曾数度诬陷苏轼的李定（字资深）是扬州人，而现在身处寿州的李定却是山东济南人。 寿州境内有淝水。 淝水又作肥水，源出肥西、寿县之间的将军岭。它分为二支：一支向西北流者，经二百里，出寿县而入淮河；另一支向东南流者，最终注入了巢湖，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中的淝水就是指它。 而那支向西北流的支流，流经寿春外郭东南隅的阿之榭时，在其东侧水汇成潭。 不管三春九夏，湖中时常有红艳荷花覆盖着湖面，煞是好看，此湖在当地谓之东台湖，李定设宴安排苏轼的地方就在这里。 出了寿春，沿淮河一路向东，不日即达濠州（今安徽凤阳县）。 凤阳县的建置，可上溯到秦汉时期，原来初名钟离县。 元朝末期，朱元璋打败了张士诚，奔回老家濠州，改濠州为临濠府。明洪武七年（1374）明太祖朱元璋又将府治迁往凤凰山之阳，赐府名“凤阳”，一直沿用至今。 在濠州，苏轼先后游览了涂山、彭祖庙、逍遥台、观鱼台、虞姬墓、四望亭、浮山洞等濠州的七处名胜，还分别作了诗。 我们注意到，七首诗所用的韵均为平声韵，但凡人在心平气和之际，作诗多用平声韵。苏轼同志也不能免俗，在这里用了平声韵，正说明他在此刻的境况里心情还是较为愉悦的。 第51章 平山堂前的师生之谊 一路向东，到达泗州（今江苏省盱眙县境内）时，苏轼又受到老朋友赵庾（字成伯）的热情款待。 赵庾这个人我们前面提到过，他与苏轼早就相识。那是苏轼回家乡眉山守制之时，赵庾刚好从丹棱（音零）县（四川省眉山市下辖县）知县任上卸任来到眉山，两人从此结识。 后来，苏轼出知杭州时，与赵庾来往密切，直到后来苏轼出知密州时，赵庾又成了与苏轼搭班的通判。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这次苏轼是要去杭州任通判，而赵庾也是刚到任的泗州通判。二人接到任命同日上朝辞谢时，还在殿门外闲聊过，不想今日又在此地相会，老赵带苏轼游览了当地的僧伽塔与位于盱眙县龟山镇的龟山。 僧伽塔是宋太宗下诏为来自西域何国的高僧僧伽所建，据传塔内有高僧焚化后的肉身。而龟山的原址，却是元嘉年间宋文帝为抗拒魏国而修筑的旧城。 游完后辞别了老友赵庾，苏轼搭乘的客船沿淮河一路东进，就到了一处巨大的湖泊——洪泽湖。 洪泽湖在清河县东南六十里，湖长达八十里之巨。此湖原是泄水不畅的洼地，发育在淮河中游的冲积平原上，后潴水成许多小湖，受历朝历代的黄河夺淮的影响，最终逐步形成了如今的洪泽湖。 当苏轼的船只刚刚到达洪泽湖宽广的湖面之时，忽然一阵强劲的东风刮来，船夫只得“挂帆却西迈，此计未为非”（《发洪泽中途遇大风复还》），又将船只折返回到避风处。 到了十月十六，洪泽湖上依然“风高月暗云水黄”（《十月十六日记所见》），但是苏轼一行却不能无限期地延长行期。只好连夜出发，向着山阳（今江苏射阳县）的方向进发。 这条长长的淮河，在此后的十数年时间里，曾三次接纳仕途浮沉中颠沛流离的苏轼，“好在长淮水，十年三往来”（《过淮三首赠景山兼寄子由(其一)》）。 船到京杭大运河转了个弯，就一路南下了。 到了扬州，苏轼的三个老同事刘攽（字贡父）、孙洙（巨源）、刘挚（字莘老）都在扬州太守钱公辅（字君倚）的府上迎候多时了。 苏轼和这几位偶聚扬州的官场失意被外放的同事们，畅快地吟诗作对，好不快活。 别后数日，苏轼分别又以三人的表字中选一个字为韵，做了《三同舍》诗，寄给了这三位老同事。其中刘攽用了“贡”字，孙洙用了“源”字，而刘挚用了“莘”字。 在这三首诗里，苏轼照例是对这三位同僚的各种称颂之语。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这三位同志都是用过各种手段反对过王安石新法的，都是与王氏合不来而主动请求外任的小京官。 此次的刘攽正在泰州刺史任上，孙洙则是要以同知谏院的身份出知海州（今连云港市），正好从此路过，而刘挚是路过扬州要以馆阁校勘、监察御史的身份外放到湖南监衡州盐仓任上的。 这次的欢聚虽然给身在异乡的他带来了温暖，苏轼的诗也给诸位的外放生涯带来了慰藉。 唯一值得遗憾的是，苏轼给刘莘老的诗中有一句“暮落江湖上，遂与屈子邻”（《广陵会三同舍各以其字为韵仍邀同赋 ·刘莘老》），被后来的变法阵营抓住了把柄。 说是屈原被放逐在潭湘之间其实没有罪，今天的刘挚也被作为监衡州盐仓贬谪到了湖南。既然说屈原没有罪，那么与之比邻而居的刘挚因论新法不便被责降，这件事本身也就没有过错了！ 另外，还有一句“出试乃大谬，刍狗难重陈”（同上），被指苏轼是借庄子诋毁孔子的典故在指责王安石集团的用人之道，把用过的“刍狗”继续拿出来使用，比喻以前那些个小人早已不可再用了。 以今天的世俗理论来看，这样明显看似引经据典的精彩比喻，却是最容易被对手抓住把柄的地方！ 到了扬州，苏轼自然还要到平山堂下凭吊一下自己的恩师欧阳公，这是苏轼此生第一次从平山堂下经过。 平山堂始建于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由于当时出任扬州太守的欧阳修，非常欣赏这里的清幽古朴，遂于此筑堂。 此堂与千年古刹大明寺相依相连，坐在堂上向远方俯瞰，江南诸山，历历在目，连绵的群山似与堂平，平山堂因而得名。遗憾的是，今人再走过平山堂前，古人所言的杳渺远山已不见了踪影，代之的则是雾霾中林立的高楼大厦。 平山堂是专供当时的士大夫、文人吟诗作赋的场所。 平山堂建成后，欧阳修恨不得日日偷闲前往，登临燕游。那时他写下的诗句“我欲四时携酒去，莫叫一日不开花”（《谢判官幽谷种花》），真实地流露出他对平山堂的钟爱之情。 八年后，欧阳修为刘敞（字原父，一作原甫）出任扬州太守的饯行宴上，又写下一首关于平山堂的着名词作——《朝中措·平山堂》： 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 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 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晴空万里、空山迷蒙的美景，豪迈旷达的“文章太守”一饮千钟、下笔万言的形象跃然纸上。 平山堂之后是谷林堂，修建这座谷林堂则与苏轼有关。 元佑年间，苏轼由颍州徒知扬州时，为纪念他的老师欧阳修而建，堂名即取自苏诗“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疏”（《谷林堂诗》）之中。在欧阳修之后，苏轼曾经三过扬州，每次都在见证着与延续着他与欧阳修有师生之谊。 元丰二年（1079）四月，在官宦场上辗转流徙的苏轼由徐州太守移守湖州，再次途经扬州，稍作淹留，得暇便登临了平山堂。 在这里，他不免追忆故人——伤感地想起他的老师欧阳修，遂作《西江月·平山堂》，以此追怀已仙逝十载的恩师，词中写道：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 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 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熙宁四年（1071）的十一月三日，苏轼一行船抵润州（今江苏镇江）。 镇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春秋时称为“朱方”，战国时改称“谷阳”，秦朝时称“丹徒”，三国时为“京口”，南朝宋在京口设“南徐州”，隋统一后改置“润州”，镇江之名自北宋沿用至今，民国时期还曾临时作为江苏省的省会。 由于地处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两条黄金水道的十字路口，加之镇江是长江与京杭大运河唯一交汇枢纽，因此水运一直是镇江城兴起与发展的命脉。 金山寺就位于今江苏镇江市区西北的金山上，它始建于东晋，金山原是长江中的一个岛屿，古法海洞又名裴公洞，在慈寿塔西下侧的悬崖上，相传是金山寺开山祖师法海和尚初到金山时的住处。 据说，法海乃是唐朝宰相裴休之子，裴休笃信佛教，便送子出家，取名法海。 其实，现实中的法海是位尊重父意，立志向往佛学的好青年，他先在江西庐山学道修禅，后从庐山顺江东下，来到镇江金山。那时山上寺宇荒废，荆棘丛生，还有蟒蛇为害。 后来，他把原来盘踞岩洞中的一条白蟒斗败，驱蟒入海后便住在洞中。安顿下来的法海在此苦修，作为开山始祖的他开山种田、重振寺院，为创建金山寺历经了千辛万苦。 然而，在《白蛇传》中“水漫金山寺”的神话故事中，却把法海说成是阻碍破坏一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和美满婚姻的罪魁祸首，深遭世人谴责。这其实对法海是不公平的。 “水漫金山”的故事发生在江苏省镇江市西北长江岸上的金山寺上。 水漫金山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故事，在民间流传广泛，是中国着名四大爱情传说之《白蛇传》中的一段情节，为白娘子斗法海时所用的法术名称。 该故事出自于清代《白雪遗音·马头调·雷峰塔》：“金山寺里法海一见许仙，面带妖色，不放下山。怒恼白蛇，忙唤青儿，带领着虾兵蟹将，这才水漫金山。” 白素贞本是修炼千年的蛇妖，一天，它差一点被来山中捕蛇的捕蛇人捉住。 危急关头，是一位小牧童救了它。为了报答牧童的救命之恩，白素贞化为人形欲报恩，后遇到青蛇精小青，两人结伴，在西湖边寻找到转世的小牧童——许仙。白素贞施展法力，巧施妙计与许仙相识，并嫁给了他。 婚后金山寺和尚法海对许仙讲白素贞乃蛇妖，许仙将信将疑。 法海又给许仙看了小青和白素贞端午节喝雄黄酒后现出原形的画面，此时，许仙把所有的事情都想了起来。 许仙遂把法海当成了救命稻草，要前往金山寺去和法海参禅。 等了几日也不见许仙回心转意的小青大骂许仙无情，让白素贞干脆离开这里和自己一起修炼成仙。就在白素贞踌躇不定之时，她忽然发现自己有了身孕。 白素贞来到金山寺，让法海交出许仙，法海说自己从没有强留过许仙，是他自己不愿与蛇妖同床共枕做夫妻， 说罢，便让人去带许仙，哪知许仙却不见了踪影。 白素贞认定是法海根本不想交出许仙，在这里戏耍她，勃然大怒，准备闯寺。法海技高一筹，让白素贞始终无法得逞。 三人从地上打到了空中，小青请来雷公电母在金山寺上降雨，小青、白素贞合力将雨水汇集，要越过围墙将水灌入金山寺，然而法海却施法在寺周围建起护墙。 白素贞的水高一尺，法海的墙就会升一丈。 水势越来越高，终于水漫金山救出了许仙，却因此伤害了其他无辜百姓。白素贞触犯天条，在生下孩子后被法海镇压于雷峰塔下。 后来，白素贞的儿子长大得中状元，到塔前拜祭母亲，感化观音，将母亲救出，全家团聚。 当然，这些仅是民间的传说，好在世间的千秋功罪，历史自有评论。 据传，苏轼特意留存在金山的玉带距今已有九百多年了，这件珍品一度被时人称为国宝： 该玉带环宽约二寸、长约二尺，带上缀着二十四块米色白玉，有长方形、圆形、心形。清初被火焚毁四块，乾隆皇帝到金山时，命玉工补齐，上面刻有乾隆的诗句，只是后来补上的四块玉色和原有的玉色不同。 事情的真伪，如今已无从考证了。 苏轼到了润州，首先弃船上岸，游览了金山，当晚就夜宿金山寺。 金山原是屹立在长江中流的一个岛屿，有“江心一朵美芙蓉”之称誉。唐代的张祜描述为“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 苏轼的一位同事、大科学家沈括也曾赞颂曰：“楼台两岸水相连， 江北江南镜里天。” 遗憾的是，扬子江中的这个岛屿，由于大江东流，至清光绪末年（1903）前后竟与陆地连为一片，金山岛也就变成了一座山了。 不过在苏轼游览金山的时候，金山还是一座江心岛。 扬子江原是南京以下的长江下游河段的旧称，扬子江因古有扬子津渡口而得名，后也用作整个长江的代称。扬子江原本只是指长江下游，但由于这是西方传教士最先听到的名字，“扬子江”在西方国家的意识中也就代表了整个长江。 由于苏轼的家乡在长江水系的上游，孔子也曾说过，“江始于岷山，其源可以滥觞”。 所以苏轼也在模仿李太白同志“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的笔意，在这里写下了“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游金山寺》）的诗句。 这里面还有个小插曲，原本据文献记载，苏轼是熙宁四年（1071）十月十六到的金山，但后世的清代学者王文诰却不这样认为。 因为苏轼到金山寺后流传下来的诗中有“二更月落天深黑”（《游金山寺》）句，老王据此借助自己“霸气侧漏”的天文学知识，从月落在二更天，竟然推断出苏轼真正到达金山的时间为十月十三日。 这也是绝了！ 王文诰对于苏轼的研究四十年如一日，可是下过一番大工夫的，——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去默认这位老先生的观点。 第52章 一到杭州，遍地朋友 金山、焦山和北固山，自古被誉为“镇江三山”。 次日天刚亮，在金山寺洗漱完毕的苏轼，当然不会错过的另外两处名山，自金山放船，顺流而下就到了下游的焦山。 焦山是一座位于长江江心的岛屿，因东汉时的焦光隐居此山而得名。山体周围碧波环抱，林木蓊郁，绿草如茵，宛然碧玉之浮江。焦山与对岸的象山夹江对峙，正所谓“万川东注，一岛中立”，有江南“水上公园”之喻，被誉为“江中浮玉”。 焦山之所以享誉中外，其一是因为焦山耸峙于江心，犹如“中流砥柱”、“镇江之石”，气势极为磅礴。加之山寺隐约，水域广阔，环境幽美，宛若人间仙岛在水中缥缈。 其次是由于焦山上还藏有许多珍贵文物和着名古迹，摩崖石刻闻名中外，碑林墨宝之众多，堪与西安碑林媲美，为江南的第一大碑林。 在焦山，苏轼有幸见到了乡僧焦山长老。 从焦山上下来，苏轼又上了北固山。北固山由于北临长江，形势险固，故名北固。 登上山顶，东看焦山，西望金山，隔江相望，扬州的平山堂清晰可见，确实会使人有着“金焦两山小，吴楚一江分。”之感。 北固山上有座甘露寺，相传因晚唐宝历年间天降甘露于此山，名相李德裕遂主持修建。三国时期传说中“刘皇叔招亲”的故事就发生在甘露寺。 苏轼一行到了苏州，先是游览了虎丘。 虎丘位于今苏州城阊门外的山塘街，据传春秋末期吴王阊闾死后葬于此丘，后有虎踞其上，故称虎丘。 虎丘的人文历史可追溯到二千五百年前，和苏州古城的历史一样悠久。 在虎丘，苏轼观看了老前辈王禹偁（音称）的画像。 王禹偁，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县）人。北宋时期的诗人、散文家，还是个有名的直臣，因敢于直谏而屡遭贬谪。 巧合的是，此人在宋真宗时期也曾被贬谪到黄州过，这是苏轼万万没有想到的，苏轼此番之所以去观其画像，还只是单纯地崇敬老王的气节而已。 王禹偁的曾孙叫王汾，后来在和苏轼同朝为官期间，两人还不时有过交往。 苏轼在苏州时，恰逢苏州的报恩寺正在重造古塔，苏轼看到当地的诸位公卿与笃信佛教的善男信女都将各自收藏的舍利捐了出来。苏轼自己虽没有舍利可以捐献，但是自己却珍藏有一只龟形铜盒，这只铜盒还是老朋友王姬送他的。 彼时的苏轼在凤翔府任上时，辖地的武功县令王颐（字正父）与之相厚。 长安有个地方修古塔时，挖出来了这只龟形铜盒，王姬就送给了苏轼。苏轼一直是用它来盛放自己私人印章的，今天看到诸位捐出的舍利后，觉得用它来盛放舍利可能作用更大一些，于是就把铜盒捐给了报恩寺。 十月二十八，苏轼又沿京杭大运河舟行南下，不日即抵达目的地杭州。 到了杭州，公事交割完毕，安置停当后就第一时间给弟弟苏辙寄了两首诗，算是报了平安。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日后这两首诗中竟也有被变法集团视为“反动”的内容。 因诗中有“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迟钝终须投劾去，使君何日换聋丞”（《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其一》）句，变法派们认为，苏轼是借自嘲自己的能力不能胜任，暗讽当下的青苗、助役法等法均繁杂不可办理。 还有，在最后两句中，苏轼把自己比作是虽然耳聋但仍能机械地“拜起送往”的汉代官员许丞，希望陛下也能早日换掉自己这位“聋丞”。 那意思是说，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法，我苏轼就是一聋子或瞎子，一点也看不懂这些东东！ 当然，这只是变法派对苏轼诗句的理解。 当时的杭州下辖钱塘、仁和、余杭、临安、於潜、新城、盐官、昌化共八个县，杭州的府治在钱塘、仁和，州守是一位叫沈立的老干部。 沈立，字立之，藏书家、水利学家（这有点猛），历阳（今安徽和县）人。 老沈通过采集大河事迹以及治河过程的古今利弊，着有《河防通议》一书，是我国论述河工技术最早的着作，后来治河的官员都时常以此书为根据。此人先后曾知越州、杭州、审官西院、江宁府等。 在以沈立为核心的领导班子中，张靓（字子明）与俞希旦（俞献卿之子，丹徒人）为变法集团派来的监司。 监司是有监察州县之权力的地方长官，宋时的转运使、转运副使、转运判官与提点刑狱、提举常平都有监察该辖区的官吏之责，这些人统称为“监司”。 历朝历代的王朝，对于地方上的行政都是要进行全权把握的，这也是一种中央对于地方上的把控，地方上的行政组织负担了大量的任务，比如说经济、治安、司法等等。中央为了能够有效地收集地方上面的信息，监司就成为了一个主要的机构。 地方上的各种信息都会通过监司直达中央，监司可以直接越过州守直接上报皇帝以防止信息渠道的蒙蔽，同时监司也会提供谏言，成为当时朝廷上下一种别样的谏言渠道。 但是，面对王安石集团的这两个鹰犬与爪牙，苏轼是深恶痛绝的。苏轼在给苏辙的赠诗中，把这两个人称为“阳虎”（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毫无疑问地，这日后也成了变法派人士攻击苏轼的借口了。 在杭州任职的官员中，苏轼的老朋友还真不少： 王廷老（字伯杨），睢阳人，时任两浙路提点刑狱（相当于现在的法官兼检察官）。 两浙路是北宋时期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包括十四州二军：常州、苏州、润州（镇江）、杭州、湖州、秀州（嘉兴）、越州（绍兴）、明州（宁波）、台州、婺州（金华）、衢州、睦州（建德）、温州、处州（丽水）和江阴、顺安二军。 其疆域大致包括今天的浙江省全境，江苏省南部的苏锡常镇四市和上海市，治所在越州与杭州，是宋时经济和人口最发达的一路。 前宰相吕蒙正之孙、河南洛阳人吕仲甫（字穆仲）时为杭州教官，后任观察推官。 济州巨野（今属山东巨野县）人晁端友（字君成）为新城（今富阳新登镇）县令，多有善政。端友同志擅长诗词，在新城时，邑中胜迹，多有他老哥的题咏，此人与苏轼志同道合，极为友善。 老晁这个人，我们也许不太熟悉。但是提起他的儿子晁补之却是个较为知名的人物，其为“苏门四学士”（另有黄庭坚、秦观、张耒）之一，小晁此后曾任吏部员外郎、礼部郎中，有着当时顶配的手艺：工书画，能诗词，善属文。 十七岁那年，父亲到杭州做官，小晁也随同前往，于是他荟萃了钱塘山川风景人物的秀丽，写成了《七述》一书，被父亲带去面见杭州的“二把手”——通判苏轼。 苏轼原先对此地风物也想有所感赋，读了小晁的《七述》后，也学着李太白面对崔灏《黄鹤楼》诗的境况——不由得赞叹道：我可以搁笔了！ 苏轼称赞小晁的文章写得博雅隽永瑰伟很有说服力，超过一般人不止一点点，以后一定会显名于世的。果然，从这以后人人都知道了晁补之的名字。 陈舜俞的女婿、钱塘人周邠（字开祖），其时任钱塘县令。此人年长苏轼一岁，是个陪同苏轼在杭州西湖边流连了三年的铁杆之一。 李杞（字坚甫）其时以大理寺丞的身份出任发运司勾当公事。勾当为主管之意，公事就是朝廷之事，公家之事。 这位老李，后来也不幸因唱和苏轼的诗词而受到牵连。 李佖为节推，也就是“节度推官”，此官职为节度使属官，掌勘问刑狱之事，此人也是与苏轼曾有过交往的熟人。 上述几位当地的官员，都是此前曾与苏轼有过交集的当朝文士。 腊月初一，刚到任三天的苏轼就到孤山去拜访了慧勤、慧思二僧。 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孤山，在西湖中稍微靠西的地方，一屿耸立，旁边没有什么相连接的东西。周围碧波环绕，唐宋年间修建的楼宇参差错落，还遍布整个山麓。 在今天的景区介绍中是这样描述的：孤山是位于杭州市西湖风景区旁的一个着名景点，它是一个小半岛，山高不过三十五米，走在山间小径颇有山林的感觉。 孤山 ，山虽然不高，却是个观赏西湖景色绝佳之地。 如今的孤山既是风景胜地，又是文物荟萃之所，南麓有文澜阁、西湖天下景、浙江博物馆和中山公园，山顶西部有西泠印社，西麓有秋瑾之墓，东北坡有放鹤亭等。 其中放鹤亭是为纪念宋代隐居诗人林逋（后人称为和靖先生）而建，“梅妻鹤子”之壮举就是对老林品行高洁的赞誉。 林逋（967－1028），字君复， 浙江大里黄贤村（今宁波市奉化区裘村镇黄贤村）人。 此人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祖父林克己曾经在吴越王钱氏府中担任通儒院学士，是当时知名的大儒。父亲虽然早逝，但为林逋留下了大量的藏书，林逋幼时显现出了惊人的天赋，也许正是缘于这些家藏。 学有所成之后，林逋开始了游历之旅。他离开家乡后先后在江淮及中原一带游学，本来他也希望凭借科考走上仕途，但是当朝的统治者却一次次让他失望： 先是宋真宗先是和辽国人签订了耻辱的“澶渊之盟”，之后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天降祥瑞”的大戏，并以此为由去到泰山封禅，这样的统治者林逋自然不会“感冒”。 更重要的是，和同时代那些一心致力于走上仕途的学子相比，林逋更加喜欢自由的生活方式。因此，他果断做出了结束游历、返回故乡的决定。 回到杭州之后，林逋选择西湖边上的一座孤山作为自己的隐居之地，此后二十余年，他再也没有离开过杭州，直到成为了真正的隐士。 然而，林逋虽然对做官不感兴趣，但他在侄子科举高中之后，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表示祝贺。从字里行间，人们能够明显能感到林逋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 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就更明白林逋只是单纯钟情于隐居生活，和政治取向关系并不大，这也令他在中国古代的隐士群体之中成了独树一帜的存在。 林逋善绘事，惜画从不传。亦工行草，书法瘦挺劲健，笔意类欧阳询、李建中而清劲处尤妙。 他还擅长作诗，其语孤峭浃澹，自写胸意，多奇句，而未尝存稿。诗风澄澈淡远，多写西湖的优美景色，反映隐逸生活和闲适情趣。 尤其《山园小梅》诗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成功地描绘出梅花清幽香逸的风姿，被誉为“千古咏梅绝唱”。 除了山水之外，林逋对于一些花草鸟兽也有着别样的感情。 他在孤山隐居时曾亲手种植梅花，并留下了许多和梅花相关的诗篇，由于其一生不曾娶妻生子，因此有人称他把梅花看做了自己的妻子，这便是所谓“梅妻”。 隐居深山的林逋为了排解寂寞，也效仿前人在院子里养了两只仙鹤，他在饲养方面非常用心，这两只仙鹤也被训练得也很好，它们每天都会被放飞，但到了晚上一定会回到林逋的住处。 在林逋隐居的日子里，他经常泛舟到西湖边的寺庙中游玩，此时一旦有客人来找林逋，他的童子就会打开鹤笼，放飞两只仙鹤。 林逋一看到仙鹤，就知道有客人前来，其就会返回家中，客人们都觉得这两只听话的仙鹤就像林逋的儿子一样，因此也便有了“鹤子”的说法。 为什么苏轼会这么急于去造访孤山呢？ 原来，在颍州时欧阳修大人就曾经告诉过苏轼，他的两位僧人朋友慧勤、慧思在杭州西湖的孤山上出家。 其中，慧勤大师很有文采，尤其擅长作诗，自己早年曾作过三首《山中乐》诗赠于慧勤。而慧思长老也绝非等闲之辈，他有一个高徒即是后来的参寥。 欧阳公对苏轼说，你到任杭州后，在治理州郡的闲暇时间里，一时实在找不到游览山水的知己，你就到孤山上去会会我的两位老朋友慧勤与慧思吧！ “孤山孤绝谁肯庐，道人有道山不孤。”（《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初到山上的苏轼，心中也对两位高僧充满着神秘的向往。在苏轼看来，孤山虽然孤独地立于湖中，但真正的“有道之人”在此地是绝对不会感到孤独的！ 第53章 凤凰山下的明媚春光 等苏轼见到两位高僧的真容后，果然是一见如故，几个人相谈甚欢。 慧勤对苏轼说：欧阳永叔大人本是天仙般的人物，杭州的老百姓都因他未到过杭州而深感遗憾。杭州虽是个不适合作为政治中心的存在，但是却具有美丽奇绝的灵秀之气，在欧阳公这种人物面前，整个西湖不过是欧阳公几案上的一件精巧之物罢了。 在苏轼看来，慧勤的话不免有点虚无缥缈甚至还有些怪诞，但是，从长老的话里话外透露出的却是他对欧阳大人无限的崇尚之情！ 仅仅半日的造访，使得苏轼与慧勤、慧思俨然成了一生的好朋友。后来的数年间，二僧还曾多次与苏轼相晤于京师。 苏轼本是因抵触新法而乞求外任的，当他在杭州的各项事务都安置妥当后，面对的首要任务与尴尬仍是如何为朝廷推行新法的问题。 他在此时忍不住给弟弟苏辙的诗中诉苦道，“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其一》）甚至还希望朝廷能够将自己这位推行新法不称职的“南郭先生”（聋丞）给替换掉，“迟钝终须投劾去，使君何日换聋丞。”（同上） 本来是一位青年官员在诗中所倾诉的真情实感之语，遗憾的是，日后这些诗句竟也成了谢景温之流攻击苏轼的证据了！ 不管咋说，该过的日子还得继续下去，烦心之事可先不去想它。 柳瑾（字子玉）本是苏轼堂妹夫柳仲远的父亲，平素与苏轼交情甚厚。此人是一位着名书法家，擅长作诗，行草书也十分了得。 这时候，老柳给苏轼寄来两首诗作，苏轼自然不敢怠慢，抽空和了两首。再说了，这对苏轼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 还有李杞，我们前面提及过，此人字坚甫，其时正以大理寺丞的身份出任杭州路发运司勾当公事。 李杞曾与苏轼因狩猎出游过孤山，当见到苏轼前段时间登临孤山访问慧勤、慧思之后写下的诗作后，遂唱和了一首。这使得两人顿时拉近了距离，作为诗词方面的知己，苏轼又把老李的和诗一口气再度唱和了三首之多。 意气风发过后，心情是舒畅了，不幸的是，老李后来也因这次与苏轼的诗词唱和而受到牵连！ 让我们来品味一下苏轼诗中的诗句吧： 其中的“误随弓旌落尘土，坐使鞭棰环相呼。”（《李杞寺丞见和前篇复用元韵答之》）后被变法派讥为朝廷实行新法之后，受到鞭棰的百姓太多。 “追胥保伍罪及孥，百日愁叹一日娱。”（同上）被讥为朝廷的盐法收坐同保制度，使得老百姓倾家荡产、流离失所，是嫌此法所求太急。 而“岁荒无术归亡道，鹄则易画虎难摹”（同上）被看作是，借东汉有着老当益壮、马革裹尸气概的马援“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故事来讽刺朝廷的。 好在，此时的苏轼徜徉于杭州西湖的山水之间，“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五》），正是他心情无比惬意之时，完全还没有意识到今后因作诗会蒙受的牢狱之灾！ 这还不算，初到杭州的苏轼在寄给弟弟苏辙的一首诗中，所写言语本来是兄弟之间的调侃取闹，不想里面有许多处词句亦被当成了“反动”的言论。 比方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戏子由》）被认为是讽刺当今朝廷颁发的贡举新制舍弃诗书而专用法律，法律不足以致君于尧舜。 “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同上）句则被指责为讽刺朝廷新近上任的提举官到处生事，惟有像苏辙这样的寒酸学官倒是没有什么事可做。 老实说，以今人跳出历史局限性的的眼光来看，苏轼这首诗作的后半部分确实是充斥着作者的自嘲之意，以至于满纸都是“牢骚之言”。 此时的苏轼，自己作完了诗，不知道日后还会有着怎样的麻烦。 他亦不知道，有一位与他后来有着交集的着名诗僧惠洪在江西宜丰县桥西乡潜头竹山里出生了。 惠洪（1070-1128），一名德洪，字觉范，自号寂音尊者，俗姓喻（一作姓彭）。 此人自幼家贫，十四岁父母双亡，入寺为沙弥，十九岁入京师，于天王寺剃度为僧。当时领度牒较难，乃冒用惠洪度牒，遂以洪惠为己名。后南归庐山，依归宗寺真静禅师，又随之迁靖安宝峰寺。 惠洪一生多遭不幸，因冒用惠洪之名和结交党人，两度入狱。曾被发配海南岛，直到政和三年（1113）才获释回籍。 在杭州时，苏轼有幸结识了一位叫张先（字子野）的文人。 张子野在年富力强之时辞官（官至尚书都官郎中）还乡，整日流连于故乡的山水之间，好像是获得了新生。由于终日沉溺于诗词创作，致使自己贫困潦倒，家中经常缺盐少粮，但只要一看到酒就会畅饮尽醉。 苏轼与张先的交往，始于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 那时，苏轼三十五岁左右，而张先已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年满八十的耄耋老人。面对来自孙子辈苏轼戏弄的那个玩笑“一树梨花压海棠”，张先一点也不恼，而是欣然接受。 张先这一辈子，官当得不算大，词写得也不多，怎奈他活得很长久。他经历了宋词从无到有，从衰到盛的进程，对于宋词的演变，他自认为也“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 张先与同时代的词人柳永，两人年龄相近（张先年长柳永五岁），彼此却有很多共同点。譬如，二者都善于作“艳词”；再比如，两人均是官场失意，情场得意之人。 不同的是，他们却受到截然相反的待遇。 北宋初年的“太平宰相”晏殊，堪称真正的人生赢家，在文艺界，他更是被奉为“北宋词家初祖”。 对于张、柳二人的态度，晏殊却是大相径庭的： 为了谋求一官半职，柳永前往拜谒晏殊时，晏殊嫌弃他低俗，面对柳永不但表现得极为冷漠和鄙视，甚至还面刺其短。 晏殊还不是唯一欣赏张先之人，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和张先是仁宗时期同榜进士，对张先也可谓是仰慕已久。不过，两人的年纪相差很大，欧阳修是二十三岁中进士，张先当时已经四十岁了。 据说，张先年轻时，喜欢上了一个漂亮的小尼姑，两人之间有了私情。 可小尼姑的师父知道后，非常冷酷的用尽各种手段，终于拆散了这一对亲密的爱人，两人的感情只能无果而终。 张先对这位小尼姑大概也没有真正刻骨铭心的爱，到底没能要死要活地去挽救，不过，他还是写下了这首《一丛花令·伤感怀远几时穷》来纪念这段感情： 伤高怀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 离愁正引千丝乱，更东陌、飞絮蒙蒙。 嘶骑渐遥，征尘不断，何处认郎踪？ 双鸳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桡通。 梯横画阁黄昏后，又还是、斜月帘栊。 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 这首词在当时传唱一时，其中的词句令当时的文人骚客们反复琢磨，相当有名。 有一次，他去拜访同年欧阳修，欧阳修一看到他，马上兴奋的用《一丛花令》中的词句大呼：“桃杏嫁东风郎中”来啦。 从此，“桃杏嫁东风郎中”就成了张先的雅号之一，是他年轻时风流的证明。 苏轼与张先的交往，始于他人生失意的开端。由于他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端，得罪了王安石，东坡自请外放最后作了杭州通判。 三年之后，苏轼从杭州调往密州任知州。在赴密州的任上，苏轼第一次和神交已久的张先相逢。张先时年八十有五，以歌词闻于天下。 朋友们觥筹交错，酒过三巡后，他还特意为苏轼作了一首《定风波令》： “西阁名臣奉诏行，南床吏部锦衣荣。中有瀛仙宾与主，相遇。平津选首更神清。” 张先生平有三大爱好：喝酒、填词、纳妾，活得十分潇洒，八十岁了还娶一个十八岁的丫头做小妾。婚礼上，老先生还向朋友们作诗炫耀： 我年八十卿十八，卿是红颜我白发。 与卿颠倒本同庚，只隔中间一花甲。 看着老爷子首先故作“为老不尊”之态，前来赴宴的朋友们也就不客气了，七嘴八舌地调侃起来。作为张先的忘年之交，苏轼肯定少不了要恶搞一番的，他特意奉上一首： 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 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 ——（《戏赠张先》） 由于张先平时不计小节，以赤子之心待人，和性格相似的苏轼就成了忘年之交（年长苏轼四十七岁），平日里与苏轼在西湖里饮酒作诗，好不快活！ 后来，待到苏轼离任杭州时，张先竟牵着苏轼的衣袖失声痛哭，不忍苏轼的离去。 关于这个“有故事”的人，暂且不表，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还会屡屡提及。 在杭州时，苏轼还与福州人林希（字子中）有着交往，林希曾与苏轼父亲同时赴试，与苏家也算是世交。 苏轼在京师时本来已不再作诗，但禁不住林希的请求，答应有时间再为他作几首。此时，苏轼手头有一个从道人处得来的药方，林希想要，苏轼就抄给了林希，但嘱咐他服用时一定要慎之又慎！ 熙宁五年（1072），初春。 苏轼看到墙头花苞待放的红杏，一树的花蕾铺天盖地，群芳的叶芽将吐未吐，就忍不住想出城去探寻一下此地的春情。 “料想春光先到处，吹绽梅英”，这是苏轼此时所作《浪淘沙》中的词句。 当然，杭州城外多的是春意盎然的适合作诗的景色，苏轼到了杭城于此时才开始尝试着词的创作。 此篇宋词尚显稚嫩，完全没有脱离婉约派的艳词滥调，生活环境的相对安逸，使得该词作还与他日后那“豪放派”的词风还相去甚远。 杭州，古称临安、钱塘，北宋时，杭州为两浙路路治。地处中国华东地区、钱塘江下游、东南沿海、浙江北部、京杭大运河南端。 杭州在夏朝之前属百越，夏商周时期属“扬州之域”。 相传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夏禹南巡，大会诸侯于会稽（今绍兴），曾乘舟航行经过这里时曾舍其杭（“杭”即方舟）于此，故名“余杭”。 还有一种说法是，大禹至此造舟以渡，越人称此地为“禹杭”，其后，口语相传，讹“禹”为“余”，乃名“余杭”。 隋王朝建立后，于开皇九年（589）废郡为州，“杭州”之名才第一次出现。 到了杭州任上之后，苏轼办公的官舍就在凤凰山下。在苏轼看来，这座凤凰山两边各有一个像是翅膀的山脊，并且每个翅膀上都有着一座塔，中间的凤嘴正好位于自己所居官舍里的池水之上。 在官舍旁原本有一座破败不堪的堂，苏轼安顿下来后就着人开始修葺，如今已经焕然一新。由于该堂处于凤嘴附近，于是苏轼将此堂命名为“凤咮堂”。 咮，音宙，意思是鸟的喙。 闲暇时，苏轼发现山道的草丛里有不少仪态万千的怪石，遂取回家了百余块，在自己的东斋院中堆出了一座假山，再引水从假山上飞溅而下，这里的东斋院就取名为“溅玉斋”。 堂后还有一方形屋舍，取名为方庵。而堆积而成的石山上人工造一小峰，在小峰上穿凿一个月形的孔洞，更是命名其为“月岩斋”。 一切布局完毕后，苏轼便致简向正在陵州任上的大表哥文同求诗，同时也是想知道表哥的一些近况。外表持重，内心极富才情的文同不仅作了诗，还很愉快地把苏轼前几天在游孤山时所作的诗，唱和了好几首。 二月间，朝廷的任命下来了： 任命苏轼以检正中书吏房公事殿中丞卢秉的身份，出任两浙提刑，专门提举盐事。 在当时，全国上下都在严加推行青苗、免役、市易等法，而浙西一带还要求兼行水利法与盐法。 苏轼接手新职务“提举盐事”后，被朝廷要求要严密盐法，凡能煮海为盐的地方，皆要求当地的老百姓实行军事化管理，组织民夫，充任稽查队，严厉抓捕盗窃贩卖及私自架设煮盐器的百姓。 面对眼前的这一切的“闹剧”，苏轼只好先听之任之，暂且抛之脑后。 毗陵（今江苏常州）人张次山，字希元，以太子中舍提举江南西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因不满新法辞官而去，后经陈升之的举荐被任命为都大催遣广济河辇运。 但是，老张一听到这一任命，毫不犹豫地就拒绝了。 张希元不满新法，愤而弃官，在苏轼看来也算是一条战线上的同志。 老张家族里世代喜好书法，家中收藏的古今名人大咖的墨宝极多，他把这些墨宝找人全部刻到了石碑上，还专门建造一座厅堂来收藏。弄完这些之后，他又找到苏轼处，想让苏轼给写一篇记文。 面对这样一位为了百姓而拒绝强推新法的好“干部”，苏轼自然是恭敬不如从命了。 第54章 《新学经解》是株大毒草 在为张希元写的记文里，苏轼是这样就说的： 世上有些人，自认为清高无比而嘲笑别人，他弈棋弹琴，收藏古人的书画。有客人来，就拿出来夸耀一番并让其观赏，自认为此举比较清高。 然而，有些人就不服了，说古往今来的圣贤之人之所以能够流芳百世，那是因为他们都留下了有着自己观点的文章以及议论，那些收藏一些古人书画的人有何了不起的！ 而英雄豪杰之士，对所谓的圣贤又看不起了： 他们说，士大夫就应该建功立业，而不应该只是发一些空论，这种人之所以着书立说，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建功立业，不得已而为之，身上的官阶也不过是按部就班地一级一级靠熬时间熬上去的。 甚至那些曾经建功立业的豪杰如刘邦、周公、伊尹、商汤、周武等人，也有人看不起，因为有人认为只有像许由那样能辞掉天子这样的高位而隐逸于山林（河南登封市境内的箕山），像孔丘那样拥有无所不知的渊博知识才是令人羡慕的。 因此说，世人总是在互相嘲笑。 苏轼认为，自己不爱好的东西，而去嘲笑别人的爱好，这本身就是不尊重他人同时也是不尊重自己的表现。 因为蜀地有一谚语，“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 那些还没有从政经验的士子，考取功名之后，骤然就出来做官，那么他们浪费的人远远要比庸医治死的人多。张希元如今虽然去官回乡悠游于山林之间，看似没有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地方，只能是靠研习书法自得其乐。 但是，此人并非就是这种长久赋闲之人，他的学问积累得多了，日后必然会把这些学识用在政事上的。 初到杭州任上不久，就传来了姚辟姚屯田去世的消息。 屯田员外郎，官级从六品上，掌天下屯田之政令，屯田郎中虽为工部四司之一，但有名无实。 姚辟，字子张，散文家，金坛（今江苏常州市金坛区）人。皇佑元年(1049)进士，曾被授以项城令，通州通判，所到之处蜀地百姓皆有好评。 此人擅长于文辞，执着于研习 《六经》，一旦有似是而非的地方，必求其是。所以下笔千言，一挥而就，且往往能归纳出万事万物的道理。一时间当朝的名士如欧阳修、王安石，皆与之游。 另外，老姚还与苏轼的父亲苏老泉先生一起修过礼书，并合着了《太常因革礼》一百卷。 此书被当时的文坛盟主欧阳修称其“功施后世，非止俗儒着述，求一时之名者比。”正是有着这样的缘由，老姚去世后，苏轼郑重地为老姚写了挽辞。 苏轼有一位名字听起来很怪的老乡——岑象求，这两天也来到了杭州。 岑象求，字岩起，梓州（今四川三台）人。考中进士后，神宗熙宁中为梓州路提举常平。 提举常平，简称“仓臣”，北宋熙宁初年设置，负责管理常平仓救济、农田水利等。是宋朝统一后陆续在各路所设四司之一，其设置消除了地方割据的一切基础，使宋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以高度强化。 这位岑象求同志熙宁五年（1072）被提拔为殿中侍御史，这种官职是掌纠察朝仪，兼知库藏出纳及宫门内事，及京畿纠察事宜，位从七品下，较侍御史（从六品下）低一些。 本来要从京师到蜀地赴任，但象求老兄还是执意绕道杭州来拜访自己的老乡苏轼。 “临行怪酒薄，已与别泪俱。后会岂无时，遂恐出处疏。惟应故山梦，随子到吾庐。”（《送岑着作》）这就是苏轼给老乡送行诗中的诗句，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苏轼对于这位同乡的送行也绝非是敷衍之举。 熙宁五年（1072）。 转眼间已是阳春三月，杭州城的牡丹花已开始陆续绽放了。 关于栽植杭州牡丹的起源，并且给大家留下春天赏牡丹习惯的人，当地百姓都说最大的功臣就是白居易。 白居易，可以说是个“牡丹花痴”，曾写下不少和牡丹有关的诗词，比如“绝代只西子，众芳惟牡丹”。 唐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长庆二年（822），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下车伊始就遍寻牡丹。次年，白居易打听到开元寺有牡丹，于是喜出望外，立即带人去观赏。 当白居易赶到时，见开元寺中果然种了牡丹，而且花开得非常好，于是就买了几棵，栽在他住的“虚白堂”前。开元寺的牡丹据说是寺僧惠澄自长安获得一枝携回寺里栽种，杭州自此始有了牡丹。 在《移牡丹栽》中，白居易说：“金钱买得牡丹栽，何处辞丛别主来？红芳堪惜还堪恨，百处移将百处开。”（《移牡丹栽》） 白居易还有虚白堂赏牡丹诗：“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其中“郡亭”指的就是虚白堂。一代文豪，加之又是当地的父母官，牡丹种得这么好，于是杭州百姓纷纷效仿他种牡丹，杭州牡丹由此开始兴盛。 而我国牡丹文化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时期，当时牡丹就已被引入诗歌，距今已有约三千年的历史。 秦汉时期，牡丹是以药用植物的身份被记入《神农本草经》，标志着牡丹已经进入了药物学领域。东晋时期，牡丹的形象开始出现在顾恺之的名画《洛神赋》中，这表明牡丹已经进入艺术领域，成为观赏对象。 到了南北朝时期，北齐杨子华开始画牡丹，这表明牡丹在艺术领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隋朝时期，隋炀帝在洛阳开辟了周长二百里的西苑，这是牡丹首次被人工栽培并进入皇家园林的记录。 到了唐朝，牡丹的栽培开始繁盛起来，并成为国运昌隆的标志。种植和观赏牡丹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许多着名诗人都留下了无数歌咏牡丹的诗词歌赋。 在长期栽培中，人们培养出了许多品种的牡丹，并有专着问世，如宋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明薛凤翔的《牡丹八书》和清余扶伯的《曹州牡丹谱》等。 这种时候，苏轼自然是闲不住的，先是冒雨到明庆寺赏了初开时的牡丹。明庆寺，在昔时的杭州木子巷北，该寺有苏轼题写的《观音经碑》流传于后世。 清明节到了，正是当地牡丹花最盛之时。作为通判的苏轼，除了自己到各处欣赏牡丹花外，还要陪同太守沈立到当地的吉祥寺牡丹花前与民同乐。 太守沈立，字立之，历阳（今安徽和县）人。不仅是北宋知名的藏书家，收藏卷帙数万卷，就连神宗也夸其“富哉”，还是一位水利学家。 沈立举进士后，签书益州判官，并提举商胡埽（今濮阳城东北十余公里北昌胡片区），先后出知越州、杭州、审官西院、江宁府等。 此人业余时间还采摭大河事迹，以及古今治水方面的利弊，编着了《河防通议》一书，后世治河者悉守为法。 就是这样的一位领导，在吉祥寺里面对万民同乐的场景，除了满心欢喜之外，还给苏轼说了自己对牡丹的喜好。第二天，老沈就拿出自己编纂的书让宾客们传阅，不过，这可不是什么治理河道的书籍，而是十卷本的《牡丹记》。 沈公是个善于观察社会之人，在他的书中，历朝历代凡是有关牡丹花的记载和栽培养护方面的技术，古往今来有关歌咏牡丹的诗词歌赋，甚至有些书中关于牡丹的传说，全都被他悉心收集于书中。 这确实是一个创举！ 但是，沈公并不因此而满足，他想请他的搭档苏轼同志写一篇记文，就放在卷首的位置。于公于私，苏轼自然是乐于接这个活了。 苏轼认为，那些看似自称愚钝无知的厚重之人，比如被人认为是铁石心肠的宋广平（唐朝宋璟的别称，为玄宗时的名相，耿介有大节，以刚正不阿着称于世。）竟能写出秀丽美艳的《梅花赋》。还比如，像沈公这样一位严谨务实的水利学家，竟然也能醉心于对牡丹方面的着述。 所以说，沈公家有藏书三万卷，其人博闻强记，也并非浪得虚名。他作为德高望重的元老之臣，每每遇到有所感就编辑成书流传于世，不仅仅是牡丹，还在许多方面都颇有建树。 刘恕这个人我们前面介绍过，字道原，筠州（即今江西高安）人，是《资治通鉴》的副主编之一，其父刘涣，精研史学，刘恕亦以史学擅名。在京师时，他就是苏轼的同事兼好友，曾经与苏轼形影不离地环绕于司马光老先生周围，是反对王安石集团的最为彻底的勇士。 刘恕因得罪了王安石，自度京师难留，便请求到南康(今星子)监酒税，顺便还能归养自己的父母。 这其实是刘恕以归乡侍奉老父亲的名义，向朝廷求了个监南康军酒的差事，实则是主动远离朝廷的无奈之举。 当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时，面对当地百姓被新法折腾的民不聊生的情形，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好在这个时候，好朋友刘恕从老家的江西庐山寄来了三首诗作。 已不经常作诗的苏轼，此刻又来了兴致，竟连续唱和了刘道原的三首诗。 三首和诗均为上乘之作，当然，这并非不一己之见，而是后世的清代苏学研究者王文诰的评价：“公此时真无可与语者，故与道原三首独佳。” 美中不足的是，在诗中苏轼还是没能忍住，对当时的时事不出意外地又旁敲侧击地进行了影射。——性格使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去方知冀北空。”（《和刘道原见寄》），都知道刘道原同志已与王安石绝交，苏轼还在诗中将刘道原比作是汉代“好直谏、守节死义”的汲黯，把王介甫比作是想谋反的淮南王，由于忌惮汲黯的在朝，使淮南王的谋反之心受到了镇慑。 “独鹤不须惊夜旦，群乌未可辨雌雄。”（同上），这是批当下变法集团中招募的人员，君子与小人杂处一处，如鸟群中的雌雄已不可辨别！ 此外，苏轼又引用了《庄子》中的一个故事： 《庄子·秋水篇》里说惠子曾在梁国作相国，有一次庄子去拜见他，这时候有人从背后对惠子说，这是庄子想窃取你的相位啊！惠子因此很害怕这件事。 庄子听说后道，鹞鹰好容易找到一只腐鼠，正好鸾凤从旁经过，鹞鹰赶紧发出恐吓的声音“吓”。 庄子对惠子说，你难道也要为了你的梁国相位来“吓”我吗？庄子的意思是说，这种相位对自己而言，就是“腐鼠”般的存在。 “腐鼠何劳吓，高鸿本自冥。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和刘道原寄张师民》），这意思被解读为，苏轼是借此嘲讽朝廷所用的新人，大都是以所谓的仁义为捷径，以诗书为逆旅，实则是为印绶爵禄所诱惑。那些小人对俸禄的顾及，正如鹞鹰以腐鼠吓鸾凤。沉溺于官位利禄的小人，都是在醉酒之中，等到酒喝完后他们自然就会醒来。 关于王安石推行的新学，饱读诗书的苏轼更是一丝也不敢苟同。 正好刘道原想要刻印一部《七史》，苏轼告诉他，这部书确实不错。但是如今的有关部门正在日夜不停地都在翻刻《新学经解》，哪有功夫去为你翻刻《七史》呢！你没看到现在市面上流行的书中，已是漏洞百出、舛误不断： 比如，《观卦》的“观”本意是观下瞻上，在上者以道义观天下，在下者以敬仰瞻王上，人心顺服归从之意。而当下有些书中却说，《易·观》卦中的“观”指的是老鹳（音冠）。 《诗经》中的“雅”本是“王畿”之乐，指的是朝廷正乐，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但新学之士中有人却把这里的“雅”理解为乌鸦之意。 苏轼觉得，新学中这些个浅薄荒谬的说法，真是误人子弟的大毒草啊！ 第55章 白衣仙人在高堂 现如今的杭州“茶乡第一村”——龙井村，因盛产顶级西湖龙井茶而闻名于世。 该村东临西子湖，西依五云山，南靠滔滔东逝的钱塘江水，北抵插入云端的南北高峰，四周群山叠翠，云雾环绕，犹如一颗镶嵌在西子湖畔的翡翠宝石。 龙井之南为九溪，其西部为十八涧，一路向前可达月轮山。“月轮”这一颇具诗意的山名，曾引起许多文人的咏叹，也产生了不少传说故事。 月轮山是眺揽钱江美景的最好去处，站在山巅，极目南望，感受到的是湿爽怡人的习习江风，映入眼帘的是由古塔、大桥和滔滔江水构成的别具雄浑情韵的壮丽图画，使人心胸宽朗，神思如翔。 耐人寻味的是，六和塔与钱塘江大桥这对一古一今，一横一竖，风格完全不同，照理应该是很不和谐的搭配，却在这里完美无缺地与周边的自然环境融合在了一起，不由让人感叹造物的神奇。 月轮山又是杭州金鱼的发祥地。 大家知道，中国是金鱼的原产地，杭州又是中国金鱼的故乡。 那么，杭州金鱼的发祥地又在哪里呢？ 后世有人根据苏轼的诗句“我识南屏金鲫鱼，重来拊槛散斋余。”（《去杭十五年复游西湖用欧阳察判韵》），断定杭州金鱼的发祥地也许就在西湖南岸的净慈寺、兴教寺一带，就在月轮山腰的水池之中。 俗话说，“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在月轮山上，有一座六和塔，六和塔原是开宝年间的知觉禅师为了震慑江潮里的“河妖”而修建，此塔高九级，三十余丈，宋时夜间出海的海船皆靠着此塔辨别方向。 六和塔又名六合塔，其名称之由来，或谓取诸佛教典籍中的“六和敬”之和有六义：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 这天，苏轼与职方员外郎张吉甫同游六和寺。此次苏轼陪同张吉甫同游，是为张职方送行的，因为老张要到七闽之地去出任漕运官了。 职方古指职掌方面之官，为尚书省兵部职方司的副长官，与郎中共掌天下地图、城隍、镇戍、烽候等事。 而“七闽”根据《周礼·夏官》载：职方氏掌管着天下的地图，从而辨别自己国土上的各种都邑，以及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等地方，所以说“七闽”指古代居住在今福建省和广东潮汕地区的闽人，因分为七部，故称之。 说到“漕运”，我们有必要为现在年轻的新生代们普及一下了： 古时车运称“转”，水运称“漕”。 漕运的通渠积谷功能，漕运是北宋经济的生命线，主要由运河和长江两大河流组成，经过精心设计，这些航道得以充分利用，它推进了南北方经济文化交流和国家的兴盛统一。 宋廷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力推动和支持粮食贸易。朝廷设立的“粮仓”、“河道船闸”以及其他基础设施为保障漕运提供了必要条件，它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高效的运输方式之一。 此外，古代运河的发展其实与漕运息息相关，大运河最大的作用就是漕运，狭义上的漕运就是指利用水路来运输粮食的一种方式。由于通过大运河进行的货运总量比长江流域还要多，所以许多货物都可以跨越黄河而进入更遥远的北方市场，这使得宋帝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交通枢纽。 漕运对北宋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随着历史的发展，漕运运输的商品不只局限于粮食，茶叶、食盐等各种商品均有。它不仅帮助商人和农民获得大量贸易机会，也使北宋王朝在海运上取得成功。 北宋时期开封附近河流系统十分发达，在此基础上北宋开凿了四条漕运线路——汴河线、蔡河线、金水线、广济线，流贯城内，以通各地漕运，合称漕运四渠，形成了以东京开封府为中心的水运交通网。 因此，漕运是宋朝繁荣昌盛的重要基础之一。 汴梁自身并非一个富庶地区，北宋王朝只是企图利用发达的漕运使他们的都城更接近于富庶地区，补给京师之所需。漕运不仅能够养起北宋一朝君臣，还能养起守护汴梁的几十万禁军。汴梁之所以能够成为北宋的都城，根本的原因在于汴梁处于“四达之会”，使其能够有效地控制富庶的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地区。 因此，汴梁在五代与北宋时期能够作为都城受到重视，并一度繁荣发展成为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与漕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刚把张吉甫人送走，就收到了弟弟苏辙的来信。 信上说，哥哥，上次我们去过的陈州开元寺，由于寺里的柳湖长年干涸，殿下的那株山茶树虽然长得枝繁叶茂，可好多年都不曾开花了。 上次哥哥到陈州时没有看到山茶花，还每每以此为憾。如今我们这里的柳湖忽然间蓄满了水，那株山茶竟然就开满了花。 给哥哥报告了这件奇事，苏辙还照例叙述了兄弟俩的一些别后思念之语。 四月初四，王闰之为苏轼生下了第三个儿子。 这个男婴生下来就活力十足，颇为健壮好养，苏轼给他起一小名叫似叔，这就是日后那个表字叔党、自号“斜川居士”的苏过。 苏过的童年是极为艰辛的，多是随父亲的游宦生涯在频繁的迁徙中度过的。在随侍父亲的过程中，时常与苏轼进行诗词唱和，受父亲的影响最大，因此在其兄弟三人中，属苏过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小东坡”。 江南一带的蚕老麦黄之际，这时候家中添了男丁，苏轼的心情非常欣慰。 但这种欣慰却又是极为短暂的，因为在杭任职以来，苏轼不是来杭州过自己的小生活的，他见到当地百姓一直受着水旱蝗灾的严重侵害，而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却如泥塑木雕的神像一般，受着百姓供养，却对造成夏收时节男废耕、女废织的水涝灾情毫不关心。 于是，满怀心思的苏轼冒雨去了当地的天竺灵感观音院。 杭州的天竺山在西湖西面，是环湖群山中最高的一座。三天竺在天竺山和灵隐寺之间，自灵隐寺山门向南直上，可依次到达下天竺、中天竺和上天竺三所古寺。 天竺在历史上是杭州的佛国，所以天竺三寺的香火极盛。 上天竺距中天竺约二里，为五代时钱鏐所建，初名天竺看经院。宋仁宗时，因祷雨有应，赐名“灵感观音院”，是供奉观音菩萨的道场。 上天竺，也就是苏轼此刻所到访的灵感观音院。 “蚕欲老，麦半黄，山前山后水浪浪。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这是苏轼在游灵感观音院时有感而发的的一首诗。 就诗题上粗看，这像是一首纪游诗，但又不是常规的纪游诗，而是一首反映现实、为了人民疾苦而有感而发的政治讽刺诗。 此时的蚕到了快要吐丝的季节，需要勤饲桑叶。麦子也半黄快熟了，需要及时松土，而此时的天气却是接连下雨。在这种情况下，农夫不能把耒锄土，农家妇女更不能携筐去采带有雨水的桑叶饲蚕。 眼看的丰收转眼将化为乌有，农民们的焦急与痛苦可想而知。在这种令人焦心的时刻，被百姓奉为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却无动于衷，仍端坐庙堂之上享受着善男信女的礼拜。 在封建时代，苏轼敢于指斥被人们普遍崇奉的观音菩萨，这本身就需要有一定的勇气和唯物主义的观点。 更为重要的是，苏轼在这里，不单单是借题发挥地指责那些所谓的神灵。 出京之后，他游历了很多地方，对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弊端有了更多的了解。在新法的条例中，如青苗法、免役法等都规定赋税只要钱而不收米，所以，有些地方官才对农业生产更加漠不关心。 这首诗，表面上看是指责万人供奉的“白衣仙人”观音大士，实际却是在讽刺高高在上不顾百姓死活的变法官僚集团。 此诗一出，就连后世爱好苏诗的清乾隆皇帝也觉得该诗不仅“如古谣谚，精悍遒古”，诗句中的“辍耒废筐”之词还极具对当权者的嘲讽之意。 其时，苏轼的恩师欧阳修大人还在颍州。 不久前，年满八十岁已经归老乡土的南京虞城（河南省虞城）人赵概（字叔平），八十高龄还专程自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来访欧阳修，欧阳修就将自己西湖居所西侧的会客室加以整修，作为接待赵概的场所，加之时任颍州知州吕公着也闻讯而来，三人遂会于此堂，饮酒赋诗，流连十余日乃去。 知州吕公着有感于二老相会，遂为此堂题写匾额为“会老堂”，欧阳修也即席赋诗：“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使得“会老堂”成了古今闻名的文人雅士相会之所。 这次聚会间欧阳公所作的两首诗作被苏轼看到，带着对这三位德高望重的朝廷重臣人格的敬重，苏轼提笔还分别作了和诗。 处理完政务的闲暇时光，苏轼被一官居三品的侍郎蔡准相邀去游览西湖。 “西湖”原称作明圣湖，湖岸线总长三十里，三面环山，上游有溪流源源不断地注入，而下游也有一条像泉源的泄水道，大量的溪谷之水在这里潴留就形成了一座湖，又因位于杭城之西，因此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作是“西湖”。 这位蔡侍郎说出来大多人都不太熟悉，他是兴化仙游县连江里赤湖蕉溪村（今福建莆田仙游县枫亭镇赤湖蕉溪东宅村）人，生卒年月不详，就连一个表字也没有流传下来。但若说出他大儿子的名字之后，想必都会一下子记住他的。 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即是北宋权相、书法家，被后人称为徽宗时期“六贼之首”的大奸臣蔡京。 这位蔡侍郎确有不一样的官场功夫，他不仅与苏轼能够投缘，曾和苏轼畅游西湖，相与和诗。又与变法派首领王安石相善，以至于王安石把一个女儿嫁给了老蔡的二儿子蔡卞。有了王安石这位亲家的加持，老蔡可谓是顺风顺水。 至于为何老蔡要邀约苏轼一起郊游，这也许是单单仰慕苏轼的才学，又或者老蔡自身也是一位真君子。 但史料中关于老蔡的介绍不多，只说他为官“有材廉之称，无失缪之举者”。在此时，我们不妨把低调的他看作是仅仅爱好西湖风景的一位文人而已。 蔡郎中在与苏轼游览西湖的过程中，挥笔写下了一首下平十一尤的平声韵长诗，从诗作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的确是西湖游览的观景诗。苏轼竟一口气和了三首，以苏轼的个性，可见苏轼至少并不讨厌此人，甚至还把他看成是可以与之诗文唱和的文人知己。 用今天的话来说，——老蔡也许真是一位情商极高的人。 我们注意到，在苏轼的第二首和诗中，有描写东晋陶渊明的“君不见抛官彭泽令，琴无弦，巾有酒，醉欲眠时遣客休”（《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其一》）句，里面的典故是说，陶渊明本来不善音律，但会在家中常备素琴一张，只是琴上却并不安装琴弦，每逢朋友们在一起饮酒相会，陶令公也会像模像样地在他的无弦琴上抚而和之。 据传：有一次，陶渊明正在酿酒，郡将前来探望。正赶上出酒，陶渊明就顺手取下头上的葛巾漉酒，漉完之后，仍将葛巾罩在头上，然后才接待这位郡将。 晋人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咏怀诗以《杂诗》十二首和《读山海经》十三首为代表。 而他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也最高。陶渊明的田园隐逸诗，对唐宋诗人有很大的影响。 因此，就连苏轼后来也由衷地称道说，“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 在这里之所以对陶渊明这个人着墨较多，是为了让大家有个心理准备——为什么苏轼在暮年之际被贬到儋州这一荒蛮之地时，还要屡次唱和陶诗呢？ 第56章 孤山遥祭欧阳修 六月二十七，盛夏的杭州西湖上，低垂的乌云上下翻滚，忽而就大雨如注。 苏轼登上了望湖楼，面对眼前的山景与湖景，加上又饮下了不少的美酒，顿时诗兴大发： 黑云翻墨未遮山， 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 望湖楼上水如天。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这是苏轼于当时写下的五首七绝中的一首，从诗句中可以看出，他当时是坐在船上的。 船正好划到望湖楼下，忽见远处天上涌起来一片黑云，就像泼翻了一盆墨汁，半边天空霎时变得昏暗。 一眨眼间，便泼下一场倾盆大雨，只见湖面上溅起无数水花，那雨点就像跳珠一般，纷纷打到船上来，，船篷与船板上，全是一片乒乒乓乓的声响。 船上有人吓慌了，嚷着要靠岸。可是苏轼朝远处一看，却知道这不过是一场过眼云雨，转眼就收场了。 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还不到半盏茶工夫，雨过天晴，依旧是一片平静。水映着天，天照着水，碧波如镜，又是一派温柔明媚的风光。 望湖楼位于今天杭州市的断桥东少年宫广场西侧，傍湖而建。 北宋乾德五年（967），望湖楼为吴越王钱俶（音处）所建，起初名为看经楼、先得楼。登临此楼向远处眺望，一湖胜景尽收眼底。也就是苏轼这首不经意间的《望湖楼醉书》诗，使得“望湖楼”从此得名并名扬天下。 当然，这只是苏轼闲暇时间的泛舟游览，当时繁忙的公务以及上级分派下来的执行新法的任务，使得苏轼还要地外出到自己的属地前往巡查。 在七月初一的一次外出公干中，暑天的闷热天气中的舟车劳顿，就被苏轼用诗如实地记录了下来，“凉飙呼不来，流汗方被体。” （《《七月一日出城舟中苦热》》） 六天后，夜宿余杭县法喜寺的苏轼，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前同事兼好友孙觉（字莘老）。 这位老孙也是一位以敢言着称的猛人，他敢于对不学无术、无故割地于敌的韩缜，对制造冤狱的蔡确，对人品污下、才薄望轻的章惇，对才识浅陋的安焘等这些宰相级人物，在一月间连上弹劾奏疏十余章。皇帝拟升其官职，他说，如果这些奸臣不罢职，我亦绝不升官。 同时，老孙还是苏轼、王安石、苏颂、曾巩的好友，是黄庭坚的岳父，还是秦观、陆佃、王令等人的老师。 此人曾任湖州、庐州、苏州、福州、亳州、扬州、徐州、南京等七州的知州，所到之处多有政绩。 卸任之后，所在地的民众多为他建有生祠或列为名宦，至今高邮尚有四贤祠以专门祭祀苏轼、孙觉、秦观和王巩等四位贤士。 所以说，苏轼与年长自己九岁、为人正直的前同事孙莘老能够玩得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等苏轼从余杭县巡查完公事，接着又马不停蹄地向东南赶往临安县公干，夜晚便就近借宿于县治南半里地的净土寺。宋时的临安县位于杭州城西北一百二十八里，所以说，这么远的路程一路下来绝对是个苦差事。 “鸡鸣发余杭，到寺已亭午。参禅固未暇，饱食良先务。平生睡不足，急扫清风宇。”（《宿临安净土寺》）苏轼及随从们天未亮即从余杭县出发，到达临安县已是中午时分，他们一行人来不及去搞那些参禅拜佛的事情，还是先填饱肚子再说吧。 一路的舟车劳顿，加之昨晚在净土寺也没有休息好，就令寺院里的小沙弥赶紧收拾一下借住的禅房，好在午饭后能够好好地补上一觉。 “晚凉沐浴罢，衰发稀可数。”（《同上》）直到傍晚才恢复过来的苏轼，用冷水沐浴洗漱了一番，一时间身上盛夏的暑气尽消。 这时候，时年才三十七岁的苏轼蓦然发现，自己的头发竟然不像往年的那般稠密，已经变得稀疏可辨了（中年油腻大叔的脱发迹象）。 至于文人对脱发问题的描述，除了苏轼，历朝历代都并不鲜见： 据记载，唐代诗人杜甫在中年时期也是开始出现脱发问题，到了晚年更是头顶发量稀少。杜子美的诗作《春望》中曾写道：“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这句诗不仅表达了他对时光流逝的感慨，也无意间透露了自己的脱发困扰。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杜甫的脱发呢？ 根据杜甫的经历，若运用现代医学常识，大体上可以推断出他脱发的原因： 杜甫一生官场不得志，多次科举应试却屡次不中。在那个战乱频繁的时代，杜甫长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身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很可能导致了他身体的内分泌失调，从而引发脱发问题。 直到三十五岁时在长安应试科举依然落榜未中。可怜杜甫在长安的蹉跎岁月中，正逢李林甫当权，即使得到了皇帝的赞赏他也没有能谋个一官半职。 再来说说诗人白乐天： 除了诗歌上的卓越成就，白居易还因一个特殊的“标签”在文学史上留下独特的一笔——他是个以秃头为自嘲的幽默诗人。不同于其他文人墨客对脱发问题遮遮掩掩的态度，白居易坦然面对自己的脱发困扰，并在多首诗篇中直言不讳地描绘了自己秃顶的形象。 他的《感发落》、《嗟发落》、《叹发落》等诗篇，不仅表达了对脱发问题的无奈和感慨，更以幽默诙谐的笔触自嘲了自己的脱发形象。 苏轼本身就有头发稀少的问题，?他在诗中更是多次提到自己的脱发情况。 例如，在《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中他写道：“重裘脚冷知霜重，新沐头轻感发稀。”这句话表达了他在洗完头后感觉到头发变得更稀疏，从而间接反映了他的脱发情况。? 依据现代医学常识，我们可以认为，苏轼的脱发可能与他当时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有着极大的关系。 作为一个文人，他可能面临着较大的精神压力与情绪的不稳定，这些因素可能对他的身体健康和头发健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余杭县南二里余，还有一座功臣寺，从净土寺步行即可到达。 看完了净土寺，苏轼一行便来到了径山。 径山位于杭州城西北五十公里处，山上的径山寺创建于唐代。径山在佛教界享有盛名，它与杭州的灵隐寺、净慈寺，宁波的天童寺、育王寺，并称为“禅院五山”。 苏轼先后曾四上径山，径山峰峦挺秀，风景秀丽，现存还有“东坡洗砚池”的遗址。山上所产的毛峰茶，与“西湖龙井”齐名，相传唐代陆羽还曾在此着过《茶经》一部。 径山本属于天目山的东北峰，因中有径路，能够通往天目山主峰，所以被称为径山。 “众峰来自天目山”，这是苏轼对于径山的认识。“嗟予老矣百事废，却寻旧学心茫然。问龙乞水归法眼，欲看细字销残年。”（《《游径山》》），正值壮年的苏轼，已觉得自己当下的世道正在变得愈加艰难，唯有通过研读子集经卷来聊度余生了。 但是，若以为苏轼单单就是出去游山玩水，那就大错特错了。从后来苏轼对于苏州、湖州、常州水患的理解与治理上，就可以看出苏轼在当地的水利方面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自径山归来，见吕察推吕仲甫寄来了一首诗。 吕仲甫，字穆仲，是丞相吕蒙正之孙。小吕刚开始任杭州教官，苏轼到此地时已改任此州的观察推官。观察推官，即观察使属官。职责是观察州置，掌助理郡政，由士人充任，从八品。 收到小吕的诗后，苏轼就像是有了“他乡遇故知”的感觉，迫不及待地唱和了一首。然后在当天晚上夜宿望湖楼上时，又和了一首。 夜间还在凉风习习的西湖上泛舟，一口气写下了五首七绝，这也算是后来苏轼描写西湖的惊世名作横空出世前的练手吧。 焦千子，字伯强，丹徒（今镇江市丹徒区）人。 和苏轼一样，小焦也是欧阳修的门下，其时正出任无锡县令。后来，苏轼还曾给他出过主意，开挖了堰渎将梁溪之水倒灌进入京杭大运河，解决了运河干涸、船运停顿的难题。 不过这时候，苏轼向焦知县求诗，是因听说他的属地无锡县的惠山寺有“天下第二”的惠泉水，此泉始发于袤丈之沼，疏为悬流，绕禅房一周后，到达禅床，再潆洄于法堂之侧，最终才灌注于德池。 “精品厌凡泉，愿子致一斛。”（《焦千之求惠山泉诗》）之所以求诗，苏轼是想让焦千子用诗给自己好好地描述一下此泉的盛况。 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吟诗作画才能让苏轼真正地身心愉悦起来，这毕竟才是一个文人的标配！ 任汲，字师中，眉州眉山人，与苏轼是地地道道的老乡。此人从小善学，颇能通其大义，读书不治章句（不求甚解之意）。任汲与其兄任孜，相继举进士中第，知名于当时，眉州人皆敬之，号之“二任”。 苏轼的老父亲苏洵在世时，尤其与二人相厚善，因此二人的关系也算是世交了。特别有缘的是，当苏轼还在凤翔任上，任汲要去赴黄州通判任，当时的苏轼还作诗为其送行。 这几天，老任（年长苏轼十九岁）给苏轼寄来了自己的诗作，大意是想以老乡的身份规劝诫一下苏轼，在当前的政治氛围之下，让他不妨以诗酒自娱，不要轻易地对时局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 接到老任的书信，苏轼自觉很是亲切。 “已成归蜀计，谁借买山赀”（《答任师中次韵》），在苏轼的和诗中已经透露出，他实在也是厌倦了这种四处奔波的官宦生涯，早有“买山而隐”的想法，但是自己空有一腔抱负还没有为国家社稷出力，怎敢抛下君王的江山于不顾呢！ 次日，杭州府的“一把手”沈立想邀请苏轼一起出游西湖。 苏轼知道，老沈自从去年正月自越州移知杭州，如今刚刚在任一年半的时间，听说上头已派陈襄前来接任。 所以说，老沈目前的任务就是维持局面，坐等新任知州的到来。 苏轼因有事没有赴约，但是次日把自己偶然得到的一支并蒂莲带给了老沈，并作诗向老沈表达了问候与留恋之情，“水仙已恐公归去，故遣双莲一夜开”（《沈谏议召游湖不赴明日得双莲于北山下作一绝》），“而今父老千行泪，一似当时去越时”（《和沈立之留别二首·其一》）。 熙宁五年（1072）的闰七月二十三，苏轼就是从邸报中得知了恩师欧阳修在颍州逝世的噩耗。 苏轼读罢邸报，当场为之恸哭，随后又跑去了孤山上，将此噩耗第一时间告诉了慧勤慧思两位长老。 北宋初期，将地方行政机构分为州、县两级。后来，又在州之上设“路”，形成路、州、县三级地方行政体制。 作为北宋的正式中央级官报的“进奏院状报”发行范围比较小，只发行到州一级。各州进奏吏再根据“进奏院状报”的内容传抄，或者摘其要点发出的报叫“邸报”，也称邸抄，是地方级官报。 与“进奏院状报”相比，“邸报”发行的数量多，流布的区域更广。 到了苏轼为官的年代，已经出现了专门抄录邸报以售卖的牟利商人，当朝的官府为求省事，都乐于花些钱去购买。所以，官员们在自己的府邸就能够知道皇帝的谕旨、诏书、臣僚奏议等官方文书以及宫廷大事等有关政治情报。 慧思长老写下了一首小诗来安慰苏轼，苏轼次其韵后说，虽然恩师欧阳公从未来过杭州，但是在这孤山下，能从两位大师的口中听到与欧阳公的昔日过往，也是令人分外亲切的，“犹喜孤山下，相逢说旧游”（《哭欧公孤山僧惠思示小诗次韵》）。 自从这次苏轼在慧勤的僧房里哭过欧阳公后，此后每逢再见到慧勤，只要一提起欧阳修大人，慧勤也是没有不失声痛哭的。慧勤并没有打算闻名于世，而欧阳修大人也并没有什么恩惠给予过慧勤，难道是慧勤是为了私利吗？ ——那原本就是慧勤的贤德使然。 苏轼远在千里之外的杭州，加之有官事在身，本该前往颍州祭奠一下自己的恩师，但却不能成行。除了深感愧疚之外，苏轼唯一能做的就是为恩公写下一篇祭文，以此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无限哀痛之情。 第57章 钱塘潮涌之时，PK崔颢《黄鹤楼》 北宋着名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华阳（今成都双流区）人范镇（字景仁），是苏轼极为敬仰的前辈，此人曾支持司马光论新法，与王安石不合，数次劾青苗法扰民，直言变法是残民之术。 另外，苏轼的父亲苏洵生前与范镇也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所以说两家也算是世交了。 中国史学界有“三范修史”的佳话，三范指范镇、范祖禹、范冲，其中的范祖禹还是范镇二哥范锴的孙子。 范镇有五个儿子，其中长子范燕孙早夭，二子范百揆（字子中，官至朝散郎）、三子范百嘉（字子丰，承务郎）、四子范百岁（字子老，太康县主薄）、五子范百虑（字已不考，承务郎）。 在范忠文公的后代之中，多人与苏轼有过直接或是书信方面的交往。 正在杭州通判任上的苏轼，此时给范家老三范百嘉写了信。 信中苏轼告诉小范，自己所在的杭州城夏季其实是非常炎热难熬的，自己时常偷闲会去西湖周边的山寺中过夜，或是夜晚到西湖上泛舟纳凉。只有到了秋季，才会稍稍凉爽一些。 令人痛心的是，杭州今年的夏粮被旱坏了十之七八，朝廷虽然被迫修改了盐法，但税收却还是收不上来，自己虽然身为通判这一闲职，也时常会被旱情与税收所拖累。 到了八月份，苏轼被朝廷抽调在杭州本州的试院中和堂监试进士，也就是出任监秋试考官，一同出任考官的还有刘撝（音挥）。 刘撝，字行甫，长兴（今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人，与其弟刘谊，均举进士，兄弟俩曾一起与苏轼游玩过。 考试结束后，苏轼与刘撝一同登上望海楼。 在苏轼的《望海楼晚景五绝》中有“雨过潮平江海碧，电光时掣紫金蛇”句，被清人王文诰赞为是真正的“连日闲坐楼上看潮人”说的话，意即描写的极为传神，绝非是那种闭门造车之辈的臆想妄语。 依宋时的惯例，每年的八月十五日放贡举应试，诸州郡及各路运司，并于此日放试，而出榜则安排在当年的八月十七。 因此，在监考的前后间隙里，苏轼就有了一些闲暇的时光。 八月初十，正在赏月的苏轼突然想起了在陈州的弟弟苏辙，还有同在任陈州州学教授试国子四门助教的苏辙的同事崔度。 崔度这个人，虽然不善营生，但是却精通经史子集，熟知各项事务，就连举荐者韩琦都认为他是一个人才。 遥想去年的今日，苏轼在陈州还曾与崔度一起对饮于月下。 后来，因为崔度被贬谪海外，苏轼还给好友欧阳仲纯写过信，拜托他照顾一下仍寓居在陈州学舍里崔度的妻儿。 “宛丘先生自不饱，更笑老崔穷百巧”（《八月十日夜看月有怀子由并崔度贤良》），在诗中，苏轼自是将崔度成为“老崔”，这种称呼与今天可能已是寻常之语，但在宋诗的这种语境里却显得更为特别，更显示出苏轼与此人超乎寻常的关系。 每年的八月十五前后，钱塘江的大潮都会不期而至，苏轼当然不会错过这一机会。 每逢此时，钱塘潮的潮怒更是要胜于平时，杭州城的官民百姓往往倾巢而出，齐聚江边观潮，为每年最为繁盛的时节。 潮水中自庙子头至六合塔，农历八月十八在钱塘江上设有检阅水军，弄潮儿们下到水里，手把红旗挺立于潮头，展现各种技艺，据说此举是为了在潮来之际迎讶吴人伍子胥的。 若以我们今天的科学常识来看，钱塘潮不过是天体引力与地球自转的离心作用，加上杭州湾钱塘江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所造成的特大涌潮。 其中农历的八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太阳、月球、地球几乎在一条直线上，所以尤以这几天海水受到的引潮力最大，潮头就会越猛烈。 一般情况下，钱塘海潮到来之前，先是自远处呈现出一个细小的白点，转眼间就会变成了一缕银线。并伴随着一阵阵闷雷般的潮声，白线便会持续翻滚而至，几乎不给人们反应的时间。 汹涌澎湃的潮水已呼啸而来，潮峰高达三到五米，后浪赶前浪，一层叠一层，宛如一条长长的白色带子，大有排山倒海之势。潮头由远而近，飞驰而来，潮头推拥，鸣声如雷，喷珠溅玉，势如万马奔腾。 八月十七放榜后，监考任务便告一段落。 苏轼又相约刘撝等人登上了望湖楼观潮，并唱和了上次作于望湖楼楼上的五绝。 当然，要是认为苏轼单单就是为了来观潮就有点浅薄了，我们会在和诗“细雨作寒知有意，未教金菊出蒿蓬”（《八月十七日，复登望海楼，自和前篇，是日榜》）句中，感受得到苏轼此时心中深深的忧叹。 此时由于新学的盛行，金菊往往与蒿蓬相杂处，那些士子，不管是被录取或是罢黜的，想必都不会使苏轼感到是公平的！ 在试院里，苏轼收到了两位朋友求诗的书信。 一是前同事孙觉（字莘老）寄来请求信，想让苏轼给他的“墨妙堂”作首诗。 孙觉这个人，我们前面提及过，是一位以敢言着称的猛人，他敢于对不学无术、无故割地于敌的韩缜，对制造冤狱的蔡确，对人品污下、才薄望轻的章惇，对才识浅陋的安焘等这些宰相级人物，在一月内连上弹劾奏疏十余章。 “墨妙堂”是孙觉去年在湖州知州任上，于官府衙门北侧的逍遥堂前专门修建的。 当年的腊月间，苏轼到湖州公干，看到了孙觉的这一壮举后非常感叹，还当场给孙觉写过一篇记文，这次孙觉又想叫苏轼给再他作首诗。 在后来苏轼的诗中，讲了很多书法的一些理论并把孙莘老所藏碑帖上的书法也大加赞扬一番。 二是李公择想向苏轼求一首关于黄鹤楼的诗。 宋时的黄鹤楼位于武昌江夏县西二百八十步，曾因“诸葛亮的接班人”费祎登仙后，每每身骑黄鹤于此地歇驾而得名。 在历史上，有关黄鹤楼的诗咏不少，因此难度也就水涨船高了。 相传李白就很欣赏崔颢《黄鹤楼》诗，李白是个天才诗人，并且是属于那种充满创造天才的大诗人。然而，李白临黄鹤楼时，却是“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因而，“谪仙诗人”便感到心有不甘，立志要与崔颢一比高低。 于是，他就“至金陵，乃作凤凰台诗以拟之”，也就是说，直到写出可与崔颢《黄鹤楼》平起平坐的《登金陵凤凰台》后，李白才肯罢休。 黄鹤楼的景致此刻到了苏轼手里，我们来看是如何转化成诗作的：“黄鹤楼前月满川，抱关老卒饥不眠。夜闻三人笑语言，羽衣着屐响空山。非鬼非人意其仙，石扉三叩声清圆。洞中铿鈜落门关，缥缈入石如飞烟。”（《李公择求黄鹤楼诗因记旧所闻于冯当世者》），这前四句即展示出苏诗“汪洋恣肆，明白畅达”的特点。 更为惊奇的的是，在结尾处苏轼还发扬了自己善于运用夸张、比喻的豪放手法，说自己的描述若有世人不信，可以问一问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冯京，“愿君为考然不然，此语可信冯公传。”（同上） 冯京，字当世，鄂州江夏（今湖北武昌）人，是宋朝最后一位三元及第的状元。 冯京在古代十三位“三科状元”中知名度较大，就连时任宰相富弼见冯京才华横溢，竟先后将两位千金嫁给他为妻，以至于留下了“两娶宰相女，三魁天下元”的千古佳话。 苏轼的意思是，这位状元爷就是武昌本地人吧，我对于黄鹤楼的描述你们可以不信，总不会连状元爷冯京的话也不相信吧！ 在中和堂充任考官的这些日子，苏轼得以清闲了二十来天。 每当闲来无事，就会到望湖楼等清雅之地去闲坐赋诗，自己的心情也逐渐好起来了。在给好友、范镇之从孙范祖禹的信中，苏轼介绍了自己的州郡官宦生活。 他说每年的春夏季节倒还清闲，因为庄稼都在生长中，但到了夏收之际，就会非常繁忙，有关盗贼的案件便会堆积如山。其原因不外乎新法刚刚实行，老百姓无力偿还官府的各项税赋，以至于牢狱里已被囚犯挤满。 直到现在，苏轼倒突然怀念起了自己在馆阁中的日子了。 在苏轼所处的时代里，诗坛上还出现过一颗耀眼的新星，那就是当涂诗人郭祥正（遗憾的是，今天却少有人知晓）。 在如今的千年古县——当涂，前后出过两位大才子，在当地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一位是《千字文》的作者，南朝的周兴嗣；另一位据说是李白转世，北宋诗人郭祥正（字功甫）。 郭祥正，字功父，一字功甫，又名谢公山人、醉吟先生、漳南浪士。 史传“其母梦李白而生”，少年即倜傥不羁，诗文有飘逸之气。 他的出现，立即赢得宋朝享有盛誉的诗坛老将梅尧臣的赞扬，还赢得了着名诗人王安石、袁世弼、章望之、章衡等人的赞扬，他们中的多数人都说小郭就是“李白后身”。希望他继欧阳修之后来领导诗坛，成为诗坛盟主，可以说郭祥正的作品对当时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关于郭祥正的身世记录，《宋史》卷四百四十四， 列传第二百三当中有着正式的文字记载： 郭祥正，字功父，太平州当涂人，母梦李白而生。少有诗声，梅尧臣方擅名一时，见而叹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后身也！” 梅尧臣老先生的直接确认，正说明郭祥正是“李白转世”的说法，在民间已经非常流行了，以至于在正史中都有了这样的记录。 甚至还有一种民间的说法，逻辑性更为严密： 据传，郭子仪在军中曾犯军纪，按律处斩，被李白救下。 之后，李白拒绝太子李亨请求，到永王李璘幕府。后来永王发动兵变，谋反牵扯到李白，有杀身之祸，郭子仪听闻后愿用自己的官爵来为李白赎罪，之后才有机会遇赦被流放到了夜郎。 二人的互救传为佳话，而李白这个重情义之人，决定在273年之后转世到郭家，报答郭子仪。 这样的逻辑似乎很严密，不过，这毕竟这是个美好的传说。 明代诗人杨慎在《升庵诗话》中，也曾高度评价过郭祥正的诗歌： “宋诗信不及唐，然其中岂无可匹体者，在选者之眼力耳。如郭功甫的《水车岭》云：“千丈水车岭，悬空九叠屏。北风吹不断，六月亦生冰。……谁谓宋无诗乎？” 黄庭坚曾经对郭祥正的作品高度评价为： “功甫诗如此数绝，真得太白体，宜为诸老之所称赏也”。 在这里所说的“数绝”，是指郭祥正收入他《青山集》中的《西村》、《访隐者》及《山居》等绝句。 但是郭祥正的压力其实也是很大的，因为他顶着太白转世的光环，而不知为何太白要选择在唐之后的宋转生，当然这是玩笑话了。 唐代诗歌已经接近完美了，给宋代的郭祥正在诗歌上的突破没有留下多少的空间。而在北宋时期，优秀的人太多了，苏轼应该是顶尖人才，或者说全才了，在他的光芒之下，连欧阳修这样的前辈，王安石、苏洵、司马光这样的文坛大咖，都有些黯然失色，更何况郭祥正呢！ 熙宁五年（1072），苏轼出任杭州通判之时，郭祥正刚好除知武冈（今湖南武冈市）令。 至于两人是从何时开始交往的，如今已无从得知。 只知道苏轼在临本州试院考试结束后，突发痢疾，以至于四肢软绵无力，本来有机会当面见到小郭的，却因身体原因而失之交臂，这也是苏轼在给郭祥正的信中所描述的。 八月间，州守沈立离任的时候到了。 自熙宁三年（1070）腊月接替赵拚出任杭州知州以来，到今天的新知州、福州人陈襄前来接任，这前后不过才一年多时间。 在苏轼眼里，这位着有《河防通议》的水利专家与着有十卷本《牡丹记》的花卉专家、藏书家、来自安徽和县的知州大人，不仅能够与民同乐，与自己的相处还算是颇为融洽的。 人该走了，作首诗送行一下，以苏轼的性格自然是少不了的。 “而今父老两行泪，一似当时去越时。”（《和沈立之留别二首·其一》），当年沈立在离开越州前究竟发生了什么感人的场面，我们不得而知，暂不论苏轼此时是否为出于官场上的客套之语，对于沈知州这位老搭档的评价，总之还是极蛮高的。 第58章 “五日京兆”施恩“九尾野狐” 在杭州新老知州交接的真空时段，苏轼曾经全权执掌过一段时间的州事。 就在苏轼即将离开杭州去密州（今山东诸城）任职之前，有一位别号“九尾野孤”的营妓向官府提出申请，以自己年老色衰为由，请求脱离营妓名籍，想把自己洗白成为良家妇女。 营妓是旧时娼妓之一种。 唐宋时，娼妓是官府经营的，在唐代或隶属教坊，或隶属军营。宋代则分属“州郡”和“军营”，其身份统一被列入另册，如想脱离娼妓名籍，也是可以的，但需由本人提出申请。 唐宋时的娼妓可大致分为这样几种： 宫妓，其主要职责是在皇家举行的各种节日庆典及盛会之类的活动上演出，并为帝王提供各种娱乐； 营妓，又称军妓，在军队为将士们提供娱乐； 官妓，指的是那些列入地方官家乐籍也就是教坊（梨园）并在官府举办的各式各样活动及宴会上表演歌舞音乐的艺人； 家妓，是指养在家中能歌善舞、擅长音乐杂艺的美貌女子。 由此可见，娼妓并非全是卖身的妓女，如宋朝法律明确规定，官妓只准“歌舞佐酒”，不准“私侍枕席”，出卖肉体也是违法的。 苏轼当时只是杭州的临时负责人，新领导马上就会到任，他本来完全可以把棘手之事推给新任领导来处理。 但他是个乐天派，喜欢开玩笑，看到这份有趣的请示后，提起笔来就批示： “五日京兆，判状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 同意了其从良的请求。 这里的“五日京兆”是用了西汉京兆尹张敞的故事： 因受一个案子的牵连，张敞被人弹劾，即将去职。就在这个时候，张敞命令其部下絮舜去查办一个案件，絮舜却说：你只能做五天的京兆尹了，我为什么还要听你的话？就私自回家睡觉去了。 张敞非常生气，马上派人将絮舜拘押起来，说：五日京兆又怎么样？说完就把絮舜杀了。 苏轼在这里引用此典故是想说明，我虽然只是个临时负责人，并且还即将离任，但还是有权批准你“九尾野狐”的从良请求的。 可以说，苏轼的这个批示确实非常有趣。 可更有趣的是，别号“九尾野狐”的请示刚刚批下去，另一份相似内容的请示马上又递到了苏轼这位代理官员的手上。 这回提出从良嫁人请求的营妓名叫周生，是当时杭州城长得最漂亮、技艺也最佳的营妓。 我们前面说了，营妓就是有正规编制的慰劳军士的歌舞团团员。 如果说，人老色衰的“九尾野狐”要走，苏轼可以不留，那么，要放走色艺俱佳的周生，苏轼就不得不认真考虑考虑了，因为周生是业务骨干，是台柱子，杭州城每次搞大型演出活动，都得靠她撑台面。这样的人才，怎么能够随便放走呢？ 所以，苏轼在她的请示上批道：慕周南之化，此意虽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 一个被判从良，脱离营籍；一个被判不允，仍操旧业。这本来就要让人笑破肚皮，更好笑的还是苏轼在批示中引用的这两个典故： “慕周南之化”典出《诗经·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而“空冀北之群”典出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比喻有才能的人遇到知己而得到提拔，成语“群空冀北”就由此而来。 苏轼巧妙地借用这两个典故，是说周生追求美好幸福的婚姻生活，精神固然可嘉。但像你这种色艺俱佳的歌舞女郎，是难得的人才，似乎不应该这么早就脱离营妓名籍、从良嫁人。 再说，放你走了，杭州的艺术团体以后就缺少能够撑台面的艺人，所以我不能批准你的请求，还请你能够原谅和理解。 这完全就是文人们心中特有的有趣的逻辑。 新任知州陈襄到任时，正是杭州城里木芙蓉大盛之时节。 木芙蓉又名芙蓉花、拒霜花，原产我国的湖南，目前成了成都市的市花。 陈襄，字述古，因居古灵，故号“古灵先生”，与郑穆、陈烈、周希孟并称“古灵四先生”，侯官（今福建省福州市）人，还是理学大师朱熹（号晦庵）的得意门生。 熙宁元年（1068），老陈任尚书刑部郎中，修起居注，知谏院，管勾国子监事，改侍御史知杂事。 其时王安石执政，陈襄五次上疏，论“青苗法”之害，请罢免王安石、吕惠卿等小人。神宗不从，但器重陈襄文才，召试知制诰。陈襄以言不见听，辞不应试。 熙宁四年（1071），陈襄出知陈州（今河南淮阳），在任期内曾修建范仲淹拟修的学舍，与诸生讲解《中庸》。 陈襄与苏轼的见面礼，是从一首《和陈述古拒霜花》开始的。 苏轼在唱和陈知州的诗中有“唤作拒霜知未称，细思却是最宜霜。”（《和陈述古拒霜花》）句，在这里，苏轼面对和自己有着同样抱负的陈襄，在当下新法盛行的政治氛围中，苏轼很是喜欢木芙蓉这种开放于深秋，霜侵露凌却又风姿艳丽，占尽深秋风情的花卉，觉得它就像是极具风骨的历代士子一样，最适合被叫做“拒霜花”了。 陈襄上任后，一个叫孙奕的闽人被破格提拔为签判。 孙奕，字景山，福建闽县人。 此人也是因为抵触新法，被邓錧等人弹劾而外放的官员，在陈襄的眼里，小孙是一位“行事着于乡里，节义信于朋友，历官所至，多以善政闻”的好干部。 此时已时近深秋，正当苏轼与新任知州陈襄在工作上互相熟悉与磨合之际，周邠的老母亲去世了。 周邠（字开祖）是陈舜俞的女婿、钱塘人，其时任钱塘县令。此人年长苏轼一岁，是个陪同苏轼在杭州西湖边流连了三年的铁杆。 听闻好朋友丧母的噩耗，苏轼立即前往祭奠，还给周老夫人写了挽辞。 闲暇时，苏轼就会围绕西湖一带到处走走。 凤凰山上有座梵天寺，寺僧惠诠的一首小诗“落日寒蝉鸣，独归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随行屦。” 苏轼读后，觉得清婉可爱，就想唱和一首。 但这种超脱于世俗之外的寺僧之作，绝非俗人可比，苏轼的和诗“但闻烟外钟，不见烟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湿芒屦。”（《梵天寺见僧守诠小诗清婉可爱次韵》）此诗虽也清绝过人远甚，但是惠诠的诗，更是有着月下林间那种幽深清远的另一种风流。 纪晓岚先生读后认为，苏轼之所以喜欢惠诠这首小诗，乃是“偶思螺蛤”之意，就是说大鱼大肉吃多了的人，偶尔觉得小菜也很可口。 一日，苏轼在听杭僧惟贤弹琴时，突然想起了与恩师欧阳修大人一件往事。 因为古人要求学生要掌握六种基本的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即“六艺”。 古时候，有“礼” 则必有庆贺燕飨之“乐”，有庆贺燕飨之乐则必有五音“宫、商、角、徵、羽”的伴奏，古代政府还专门设有掌管音乐的官吏,专门负责宫中的庆贺燕飨之乐。 所以，欧阳修大人就问苏轼道，小苏，你认为古人的哪一首琴诗写的最好？ 苏轼说，我认为唐时韩退之（韩愈）的《听颖师琴》这首诗写的最好。 欧阳公道，这首诗固然奇丽，但却是一首听琵琶的诗，而不是琴诗。 如今在听了惟贤的琴声后，苏轼就结合琴声做了一首琴诗，“大弦春温和且平，小弦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识宫与角，但闻牛鸣盎中雉登木。”（《听贤师琴》） “宫、商、角（音决）、徵（音纸）、羽”类似现在简谱中的1、2、3、5、6。 即宫等于1(do)，商等于2(Re)，角等于3(mi)，徵等于5(Sol)，羽等于6(La)，是我国古代音乐的阶名，即五声音阶中各音的名称，合称“五声”。 苏轼诗中的“宫”在古时候被状为像牛鸣盎中的声音，而“角”则被状为像雉鸡登木以鸣、疾而清的声音。 当这首苏轼自认为最能反映出琴声之妙的诗作完成后，第一时间寄给了欧阳修大人，还想与之进一步探讨听琴诗的最佳表达之法。 遗憾的是，他收到的却是恩师已经仙逝的消息！ 孔文仲这个人我们前文多次提及过，范镇曾举荐苏轼与孔文仲任谏官，后来这件事还令范镇老先生非常头疼。 原因是不仅朝廷上没有恩准，还给苏轼带来了被诬以借官船走私和遭到弹劾的结果。 就连司马光老先生也曾说过，朝中的苏轼及孔文仲本是名不见经传的小臣僚，都敢不避陛下的雷霆之威与王介甫的虎狼之怒，屡次上书对策指陈朝廷的得失和王安石的荒唐。凛然正气、视死如归，对于自己的政治前途丝毫没有放在心上！在这一点上，老夫我远远不如人家苏轼和孔文仲啊！ 孔文仲，字经父，新喻（今江西新余县）人。因为曾当面否定王安石的理财用人之法，遭到贬谪并外放，如今孔文仲的台州推官也被罢免。 在杭州收到了孔文仲的赠诗后，苏轼感到两个人同为天涯沦落之人，当即和了一首长诗相赠。 孔文仲离开杭州后，苏轼被派往仁和县汤村为朝廷开挖运盐河现场督役。 仁和县的前身，是吴越时期设置的钱江县。 今天的仁和，大致是指余杭区下辖的仁和街道，既是余杭、拱墅、临平三区结合部，也是杭州西北群山与东侧大运河水网间的平陆地带。 然而在从前，仁和是与钱塘齐名的杭州属县，面积也比现在大得多。 仁和镇，就是今天的乔司。 乔司，初名仁和镇，宋代改名汤村镇，是当时着名的盐业基地，也是宋代仁和县四大镇之一。 《元丰九域志》卷五《两浙路》记载，北宋时仁和县设临平、汤村、范浦（今艮山门一带）、江涨桥（今湖墅路）四镇以及九乡。 仁和与余杭、钱塘、临安、建德、青溪为望县。其中仁和与余杭、钱塘还是杭州的属县。 所谓望县，按照北宋标准，居住人口要达到“一万户”以上。 户，就是一户人家。 “望县”是仅次于京城内部赤县与京城周边畿县，在地方上最高等级的县，足可见仁和之人口密集。 宋时汤村位于安仁东乡，离县署四十一里，而都盐仓在天宗门里。 仁和县有四大镇，汤村为其一，前沙河在菜市门外太平桥外沙河北水陆寺前入港，可通汤镇、赭山、岩门盐场，此时的苏轼就是要在这里督役民夫们开挖运盐河的。 那么，苏轼同志为什么会被朝廷派往汤村开挖运盐河呢？ 事实上，这些地方历史上都曾是产盐重地。 钱塘江，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涌潮现象，江水含盐量颇高。自古以来，沿江地区的人们就善于利用这一资源，通过刮卤或煮水的方式制盐。 因此，钱塘江沿岸涌现出许多与“盐”紧密相连的地名，如海盐、盐平、盐官和盐仓等地。 甚至有人认为，杭州的余杭、宁波的余姚以及杭州的萧山等地名也与盐有关，因为“余”在越语中即为“盐”。 那么，“乔司”这个名字又是如何与盐扯上关系的呢？这还得从钱塘江边的一个汤村镇说起。 这个村镇位于杭州临平以南约十八里处，宋代时已发展成为着名的盐场。 人们在这里设立了专门的制盐卤和煮盐设施，所产的盐色泽洁白、味道鲜美，深受杭州人喜爱。制盐业不仅成为了当地百姓的重要生计，也为朝廷带来了可观的赋税收入。 然而，运送这些白花花的盐却成了问题。 汤村盐的运输主要依赖运盐河，但这条河道狭窄且周边土质松散，经常堵塞。在天气干旱时，河水减少甚至露出河床，运盐河几乎无法通行。盐民们面对这一困境，只能期盼老天能降大雨以解河道之困。 当时，卢秉提举两浙盐事，进行了一系列盐法改革。 临近年尾，朝廷下达命令要求征收十万担盐。 然而，盐仓监在处理盐仓和盐场政务时面临困境，他们尝试拓宽运盐河以解决运输问题，但工程艰巨，最终落到了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肩上。 在初冬的细雨中，苏轼专程来到汤村镇监督运盐河的开凿工作。 他目睹了民夫们在狭窄泥泞的道路上辛苦劳作，深感同情。在这种复杂的心情之下，他写下了《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一诗，真实描绘了民夫们冒雨开河的艰辛。作为通判的苏轼，决心要尽快完成开河工程，以解决盐民的困境。 他驻扎在工地附近的皋亭山脚下水陆寺，亲自督工，不辞辛劳。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运盐河终于疏通，汤村的盐得以顺利运入艮山门外的盐仓，同时也为朝廷带来了丰厚的课税收入。 第59章 黄庭坚老丈人的卓越贡献 仁和县的汤村，就是今天的杭州市余杭乔司。 北宋时，汤村（乔司）的食盐生产已具相当规模，外运靠牛车马车运输已不能满足，朝廷决定改为水运，从汤村（乔司）开凿一条河直达大运河，专门用来运送食盐。熙宁五年（1072）十月，身为杭州通判的苏轼就承担了这里的督开汤村运盐河的任务。 在汤村督役的过程中，苏轼发现当地提举盐事的官员为了开挖这条河，竟然强行差遣当地的千余民夫于雨中不间断地劳作。 这种工程本来就不是民事，偏偏要差遣民夫，加上秋收还未忙完，于此时服役就不免要耽误农事。况且河道里还有绵延数里的流沙，开挖起来效果极差，虽然苏轼百般建议，但是却无法阻止此事。 骑马到现场去督役的苏轼，看到民夫们就像鸭与猪一般泡在泥水里劳作不止，自己连下马的一片干地也找不到。 一方面苏轼感叹朝廷开挖运盐河的失当，另一方面又对此役妨碍了农事而感到揪心。 此时的苏轼，面对眼前的一切，无疑是怀疑人生的。他在诗中倾诉道，“居官不任事，萧散羡长卿。胡不归去来，滞留愧渊明。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 意思是说，如今的自己真心地羡慕居官而不任事的司马长卿，又因不早早地弃官归田而愧对自己的偶像陶渊明。面对此情此景，苏轼肯定心情很沉重，但官不由身，他能怎样? 当然，这首诗日后也成了“乌台诗案”的线索之一。 奉行办实事的苏轼，为了“督役”运盐河工程，就近找个地方过夜，遂夜宿水陆寺。这样就免得他杭州城里与汤村（乔司）两头跑，把功夫都耽误在路上。 水陆寺是离汤村（乔司）比较近又合适夜宿的地方，直到今天，杭州仍然有一条巷叫水陆寺巷，巷名因寺名而起，今天的水陆寺巷东起东清巷，西至新华路南段。 在盐官县督挖运盐河的间隙，苏轼偷闲游览了盐官县（今海宁市盐官镇）南边庆善寺的千佛阁与县治西北的安国寺悟空禅师塔，观看了悟空禅师塔前的古桧树。 这棵桧树乃唐时所植，枝干粗壮，颇有灵性，据说后世的宋徽宗曾下诏欲取之，当地官员只得以船泛海，欲将此桧树送抵汴京，结果连人带树均葬身大海，验证了此树已有灵性的事实。 苏轼还见到了当地寺僧饲养了二十余年的一只白鸡，白鸡这种家禽对于修道学佛之人来说，居住在山间最合适喂养，据传可以辟邪。而苏轼见到的这只白鸡，时常还会卧于寺僧的座旁听经，似乎也具有了一定的修行。 十月初十，杭州的士子中有九人被选往参加礼部的会试，知州陈襄在中和堂举行宴会为他们饯行。 在宴席中，陈知州勉励大家要像江河那样，为了目标而一去不返，还要像松柏那样不因季节的变化而改变志节。陈襄与诸位士子都先后赋诗并结集，苏轼在诗集前还作了序。 熙宁五年（1072）冬至这天，苏轼独自来到了吉祥寺。“何人更似苏夫子，不是花时肯独来”（《冬至日独游吉祥寺》），忧国忧民的苏轼，在新法的推行如火如荼之时，其心情想必不会是愉悦的。 心情极度郁闷之时，苏轼想到了他的家人。 虽然父母已逝，但家乡还有他的几位堂哥，于是就给二堂哥苏不疑去了封家信。 信上说，自己上个月已经让驿使往家里捎信，估计是快到了。如今自己在杭州通判任上，时事一天天紧迫，所到之处都是被新法弄得惶惶不安。 杭州旧称“乐都”，但现在自己却生活得捉襟见肘、事事寒酸，由于物价奇高，使得自己有限的俸禄平时只能勉强度日。 最为致命的是，自己待人接物十分的笨拙，随时都会得罪一些官场上的人，如果年终考察后被淘汰，那将是一件多么狼狈的事情（说明即是神一般存在的苏轼，也有自卑的时候）。 苏轼还说了因有公事，自己近期要到湖州去一段时间。 前面我们说了，苏轼在去汤村督役前，曾与孔文仲有过诗词唱和。如今，孔文仲的父亲孔延之（字长源）也因对盐法不满被罢越州任，经过杭州时，苏轼在有美堂设宴接待了老孔。 苏轼此次被派往湖州，是要去协助知州孙觉（字莘老）修筑松江的堤堰。 孙觉是苏轼一生的挚友，嘉佑相识，熙宁相知，元丰同患难，元佑表里相依。 二人友谊笃厚之缘由，主要在于相互仰慕、志趣相投与人事渊源。 孙觉，字莘老，江苏高邮人，北宋文学家、词人。 如果拿孙觉的名气和同时代的苏东坡相比，可能确实没有苏东坡那么大的影响力，但也决不是籍籍无名之辈。若是打开这位孙莘老的履历，也足够夺目了。 孙觉是胡瑗、陈襄的学生，这两个人都是北宋朝着名的思想家和理学名家，陈襄还是着名的“海滨四先生”之首，仁宗、神宗时期名臣。 所谓“名师出高徒”，有这样的老师，孙觉自然也差不到哪去。 再看看孙觉的朋友圈，苏轼、王安石、苏颂、曾巩，这些人随便哪一个拎出来都是响当当的人物，都曾在北宋的文坛上熠熠生辉。 孙觉还是“苏门四学士”中江西诗派的开山之祖黄庭坚的岳父。“苏门四学士”四个人中的两个，都被他收入囊中，一为女婿，一为学生，可见孙觉的实力非比寻常了。 孙觉和秦少游的师生感情其实挺好的。 秦少游仰慕文豪苏东坡大名，想拜在苏东坡门下。禀明孙觉时，孙觉不但不生气，还很支持。 利用苏东坡拜访自己的机会，孙觉把秦少游的词稿推荐给苏东坡，才有了后边苏东坡和秦少游的相识、相知。 作为老师，为了学生不遗余力，孙觉堪为师者表率了。 也就是这一次到湖州，苏轼给孙知州的墨妙亭作了记文。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收获，苏轼在孙莘老的府上见到了老孙的女婿——黄庭坚（字鲁直）的诗文，第一次知道了黄庭坚这个人的存在。 “苏门四学士”中这位每晚都要亲自为母亲洗涤夜壶的黄庭坚，原是孙莘老的女婿，而另一位叫秦观的却是孙莘老的学生，所以说，“苏门四学士”中光黄庭坚的老丈人、这位以敢言着称的猛人就贡献出了两位，且还都是当世最顶尖的人物。 苏轼将要动身去湖州时，听说了伯父苏涣的一位同年张瑰（字唐公）之子张轩民，近日要赴省试，若按辈分来讲，苏轼与这位小张还算是世交的小兄弟，因此苏轼特意为他作了送行诗。 “洗眼上林看跃马，贺诗先到古宣城。”（《送张轩民寺丞赴省试》）这里的上林原指上林苑，以言京师，而古宣城是指张瑰以的翰林侍读学士出知过太平州，太平州也即古宣城。 苏轼夜以继日前往湖州的途中，正是王安石集团大力推行新法之时，从苏轼现场所作的《画鱼歌》可以看出，目之所及，到处上演的都是官府扰害百姓的情形。 这里的“画”是个通假字，同“划”字，是当时我国南方特有的用带钩的棒划水取鱼的方法。 按说此时已不是划水取鱼的时候了，况且还都是在渔民的养鱼之处，从养鱼的常理来说，更应该让鱼休养生息，以待来年。 但还是有不少人在划水取鱼，弄得蒲草折断，藻荇等水草散乱不堪，看那意思连鳅鲵也不会放过的。这种极端的做法，对养鱼者来说，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我们可以想象官府的鞭鞑催逼，也可以想象到渔民无可奈何的哀叹。 苏轼写这样的诗和他保守的政治态度是有关的，《画鱼歌》通过“画鱼”这样一件小事，反映出了官府征敛既繁、刑罚又严、扰害百姓的社会现实，也表现了苏轼作为一名文人对人民苦难的深深的同情。 此诗属于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这一时期苏轼的一些诗歌，已经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某些笔法，直接反映了民生疾苦，为老百姓的不公高声呐喊。 熙宁五年（1072）腊月间，苏轼抵达湖州。 前同事兼好友、如今的湖州知州孙莘老自然是翘首以待，将苏轼迎入府中，盛情款待之后，孙莘老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要求。 原来，老孙到任湖州知州后，利用空余时间搜罗了湖州本地前贤流落于各处的诗文遗存，得到了咏赋几百篇，编撰成《吴兴新集》一书。 孙觉又把荒山野岭上较为清晰但已倾倒残破的石碑，统统集中到自己的墨妙亭中。 这次苏轼来湖州前，老孙的心底已开始盘算，若能让老伙计苏轼给此亭写篇记文，那是再好不过了。说到这，我们不得不佩服人家老孙，眼光确实是独到，以至于这篇记文被流传到了今天，自己的墨妙亭亦被今天的世人所知了。 苏轼在记文中，首先肯定了孙莘老这种虽知万事万物必会消亡，仍要尽到自己的努力以至于不存遗憾，仍建造宏伟敞亮的亭子去保存石碑这种行为。然后，就是忍痛将自己珍藏已久的《羊欣帖》摹本贡献了出来，让老孙也将之刻成石碑立于墨妙亭中。 苏轼早就听说过，吴兴县有一位词人名叫张先（字子野），此人善作慢词，与柳永齐名（有的一拼），造语工巧，曾因三处善用“影”字，世称张三影。 张先为天圣八年（1030）进士，他曾出任过安陆县的知县，官至尚书都官郎中，晚年退居湖杭之间，渔钓自适，曾与梅尧臣、欧阳修等人交游，也是个传奇式的人物。 苏轼先是唱和了老张的旧作《春昼》诗，“蜗壳卜居心自放，蝇头写字眼能明。盛衰阅过君应笑，宠辱年来我亦平。”（《和致仕张郎中春昼》）然后在孙莘老的座上见到了黄庭坚的诗文，不由得拍案惊奇。 孙莘老告诉苏轼说，黄鲁直这个人，知道的人还很少，还望您今后出去多多宣传一下。 苏轼顿时笑道，小黄这种人，就像是闪闪发光的金玉，不去接近他人而所有人都想去接近他，此人想寂寂无名都不行，又何必我出去颂扬他呢？ 在孙莘老的座上，苏轼还见到了他的同年、高邮人邵迎（字茂诚）。 邵迎特意取出自己的诗集呈给苏轼，里面有几百首诗，苏轼看了之后，将近有一个月都不肯释手，因为里面的文思平和清纯而且妙丽，有着晋唐时期的风格。 邵迎本人又十分好学，记忆力超群，谦恭简朴且办事干练。 遗憾的是，邵迎的身体格外地瘦削，说话尤显中气不足，苏轼很担心他的身体会在处理繁杂的政务时吃不消。——事后证实，苏轼的担心不无道理，邵迎还真的就于次年病故了。 但在当时，邵迎取出来他的诗集，是想让苏轼给写一篇序文的。 在孙知州的座上，苏轼还见到了当地秀才贾收（字耘老）的真容，要说起贾收这个人，苏轼是先从他的诗开始知道他的。 那是嘉佑二年（1057），梅挚要离开京城赴任杭州知州，宋仁宗特意作诗《赐梅挚知杭州》赠别。为表达对天子赐诗的感激，梅挚到杭州后，感念浩荡皇恩，就用纳税人的钱造了座“有美堂”，当时还特意请欧阳修写一篇文章以志纪念。 自从梅挚以圣上的诗“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命名此堂后，后来的文人墨客在此地留题的笔墨甚多。 直到苏轼出任杭州通判后，命笔吏将上面的题诗全部抄录下来，盖住诗作者的姓名，以此来品评诗作的高下，最终竟得出结论： 贾收的诗“吴越不藏千里色，斗牛常占一天寒”居冠。 所以这次到了湖州，贾收秀才才会出现在孙莘老的座上，一是为了一睹贾秀才的尊荣，二来听说贾秀才有一小妾名叫双荷叶，就为这位小妾作一首《忆秦娥》。 世人均不晓其意，后世因苏轼的词作，始知词牌《忆秦娥》又名《双荷叶》。 第60章 钱塘收徒晁补之 贾收这个人，官方的履历是：工诗，家贫，喜饮酒（古代所谓穷酸的标配）。 他的宅院里有座水阁曰“浮晖”，由于苏轼曾经来游，作过古木怪石赠之。后来苏轼去后，贾秀才乃作亭，取名以“怀苏亭”。 贾秀才之能够入了苏轼的法眼，自然有其独具的魅力存在，除了诗好，定然还有其他的原因。 苏轼的诗集中，有一首“和贾收韵”的《吴中田妇叹》较为有名，在这首诗中，苏轼把当时的青苗法以及坐仓粜米之害讲得很清楚： 当时东南方钱荒，而谷米暴涨，但官府仍是收钱而不收米。自从新法实行以来，官家争相要钱，到处出现钱荒而米价越来越贱，官家于是更加要钱而不要米，农民卖米两石，仅能得到一石的钱，官家还美其名曰“折色”，这便是民愤的由起。 公务之余，苏轼游览了湖州当地的道场山与何山。 道场山因南朝梁时如讷禅师筑庵于山而得名，而何山也即在今湖州西南十四里的金盖山。由于晋代何楷曾经居此研习儒业，后被吴兴（今湖州市）太守，改为何山。 湖州府治北有一座天庆观，在知州孙大人的主持下进行翻修，当时观内有一面北朝向的亭子，道士山宗向苏轼求名，苏轼就将其命名为“归雁亭”。 为什么要这样命名，也许是此时的苏轼，已心生“思归”之义也！ 在湖州，苏轼的所见所闻都使得他“心灰意冷”，“嗟予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赠孙莘老七绝》） 这是苏轼在湖州赠给孙莘老七首绝句中一首，意思是说，我和你离开京城的那帮人很久了，我们对世上的事也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面对好风景咱们就该饮酒，如果你还要谈什么世上的事，那我就罚你一大杯！ 诗的最后一句用的是西汉时的一个典故，这首诗很好懂，如话家常，这就是东坡以俗为雅的诗风，诗中用典也是苏轼博学多闻的风格使然。 但就是这样的小诗，最后两句也让变法集团不高兴了，认为苏轼是在讽刺当下的政治环境——什么都不能说、不敢说，于是就又成“乌台诗案”的罪证之一了。 也许是遇到了知音，说话作诗就无所顾忌、直抒胸臆了，苏轼在给孙莘老的第二首赠诗中有“作堤扞水非吾事，闲送苕溪入太湖。”（《赠孙莘老七绝 其二》）句，这又让反动派不舒服了，这两句诗被认为是苏轼先前曾建议这次开挖运盐河水利的不便，如今却被转运司差往湖州相度堤岸，就是在讽刺如今的朝廷黑白颠倒，把自己这样一个不懂水利之人派来兴修水利，所以说“水利不便”也就变成真正的事实了。 在湖州停留了一段时日，苏轼将前往常州及润州（今镇江）赈饥，经过惠山时，赠诗给钱顗（字安道）与钱顗的弟弟——惠山老，“惠山老”也就是后来频频与苏轼有着交集的钱道人。 惠山，坐落于今天的无锡西郊，属于浙江天目山由东向西绵延的支脉，以其名泉佳水着称于天下，最负盛名的是“天下第二泉”。 在秀州（今嘉兴与松江一带），苏轼还给报本禅院的乡僧文长老方丈以及景德寺李甲（字景元）画的竹子画上都题了诗。 从秀州返回抵达杭州的候潮门时，苏轼还拜访了当地的王复秀才。 候潮门是杭州十大古城门之一，此门始建于五代吴越，因城门濒临钱塘江，每日两次可以候潮，故名。 熙宁五年（1060），除夕夜。 苏轼在衙门里值班，看到各个牢房都住满了囚犯，天已经黑了，但都回不了家。又想了想自己和这些囚犯一样，活着都是为了经营自己的口粮，“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因题一诗于壁》） 苏轼觉得，那些老百姓为了全家人的一点口粮犯了盐法被囚禁，感到自己也没有什么值得害羞的，而自己为了一点微薄的俸禄而被囚禁在官府衙门里，连“弃官还乡”之事都不敢去想。 就在苏轼面对眼前被新法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社会各群体之时，一位叫晁补之的后生上书求见，这多少给苏轼苦闷的生活带来了一丝亮色。 晁补之，字无咎，号归来子，济州巨野（今属山东巨野县）人。 此人生性聪敏，有很强的记忆力，他刚懂事就会写文章，王安石之弟王安国一见到他就感到很惊奇。 十七岁那年（实则为二十岁），父亲晁端彦到杭州做官，小晁随同前往，于是荟萃了钱塘山川风景人物的秀丽，写成《七述》一书，带去拜见杭州的通判苏轼。 据传《七述》是晁补之依枚乘《七发》、曹植《七启》之例而创作的。其为“述”者，因其拜苏轼为师时，苏轼曾为其尽数杭州之山川风物之胜，此盖述苏公之言。 “七”者，因从七个方面记述：第一述夫差之盛；第二述吴越之事；第三述货贿之富，服饰之丽；第四述滋味之厚、物产之丰；第五述盐策之利；第六述观潮之美；第七述西湖之盛，故名其书为《七述》。 苏轼原先也想对这七方面有所感赋，读了他的书赞叹说：“我可以搁笔了！”（疑为效李太白见崔颢《黄鹤楼》诗之状），苏轼又称赞他的文章写得博雅隽永瑰伟，很有说服力，超过一般人甚远，以后一定会显名于世。 有了大文豪苏轼的加持，世人也就都知道了晁补之这个名字。 在两次上书求见苏轼之后，小晁终于见到了苏轼本人。苏轼也很喜欢这位后生，于是把小晁带在身边把各种知识悉加讲习，以至废寝忘食。 就这样，晁补之日后亦成为了“苏门四学士”之一。 此时，苏轼的次子苏迨已经三岁了，但还不会走路。 苏轼就请来辩才法师在观音前为其落发摩顶，权且为僧，赐名竺僧。果然，没有几天，剃度之后的小苏迨竟然能行走自如了。 只是后来，经朝廷赐恩，授予苏迨承务郎（管理籍帐，侍郎出缺，代其职务）的职位，苏轼于是专门又买了一道度牒，把苏迨赎出了佛门了事。 在这里，苏轼认识了吴僧法芝，此僧俗姓钱，法号昙秀。 杭州的南屏山，为西湖胜景之一。因地处杭城之南，有石壁如屏障，故名“南屏山”。 南屏山绵延横陈于西湖南岸，山高不过百米，山体延伸却长达千余米。山之上怪石林立，翠树环绕。 若逢晴日，满山岚翠在蓝天白云得衬托下秀色可餐，若遇雨雾天，云烟遮遮掩掩，山峦好像翩然起舞，飘渺空灵，若即若离。山巅主峰慧日峰海拔一百多米，山体多峭壁、空穴，石景颇多，尤以北麓的“南屏晚钟”之景最为有名。 当年苏轼路过此地时，作《南屏激水偈》，从哲学的角度解读了水流只有经过激荡才会归于原处而平静下来的佛理。 此时，苏轼还给东阳（今浙江金华市辖县级市）令王槩（音盖）去信，述说了自己在杭州的事务繁多，老乡极少，每每有了空闲，就只能外出寻访观览当地的古迹与景观。 而苏轼对于“东阳”这个自古以来的游览胜地倒很是向往，因为他极为崇拜的刘禹锡就曾在此地留下过“三伏生秋”的诗句。“落在寻常画师手，犹能三伏凛生秋。”（刘禹锡《答东阳于令寒碧图诗》） 在杭期间，有情有义的王诜驸马曾先后赠予苏轼共计官酒十瓶，果子两篓，此举令苏轼感到欣慰。 这一年，陈陆接任了王廷老的两浙提刑，而王廷老转而出任了两浙转运副使。苏轼为国子监博士、太原人王姬作的《凤咮砚铭》就在这熙宁五年（1060）。 此时，苏轼还给堂兄们写信，商量十六侄苏林的遗孀改嫁之事宜，顺便说了近日自己又添了一个男孩，小名取作似叔（即三子苏过），还谈到自己在杭州的窘迫，新法横行、供应不足、盗贼猖獗，使得人们好像都立在火墩上一样。 在与杭州当地僧人们的交往中，有一位维琳方丈，祖籍武康（今湖州市德清县辖镇），俗姓沈。此人由于行事方正又能变通，就是现在所说的既讲原则又不失灵活，文章写的华丽而又清新，故深受通判苏轼的喜爱与信任。 但是，径山祖师却有遗训，后世只能凭资历按先来后到的顺序做住持。 可苏轼偏偏不信这个邪，他认为为了适应社会实情，那种陈腐迂怪的遗训早就应该被废止了。 于是，苏轼就代表杭州府在众位僧人中将维琳提拔为新任的径山长老。 起初，众人中还有人不喜欢维琳的，可是在维琳日后处事公正的事实面前，都不得不终于信服了。 南屏兴教寺的宝相法师梵臻，和维琳长老一样，也是苏轼所敬重的高僧。 宗本禅师，又称本长老、圆照禅师，也被知州陈襄请进净慈寺做了住持，苏轼还专门以官家的惯例写了《杭州请圆照禅师疏》。 谁知，苏轼与知州陈襄此举，不意竟得罪了一些人。 原本属于瑞光寺的本长老，有人已经去了他那里从中作梗，想让本长老放弃去净慈寺做住持。苏轼只得请老朋友林希从中斡旋，最终才促成了此事。 近段时间，王安石那位有抱负的弟弟——王安国又奉诏甄选秦、楚、蜀三地所晋献的能够入藏馆阁的图书。 在这些备选的图书中，苏轼发现蜀地进献《花蕊夫人诗》写的极为新奇，颇能重振大雅的余韵。 这位花蕊夫人本是五代十国时期知名的女诗人，但由于年代久远，其诗早就被弃之不用了。但是关于花蕊夫人才情与忠诚的传奇故事，却是流传已久： 传说北宋初年的四川，有一位女子，名为花蕊夫人，她不仅容貌倾城，更以才情出众闻名于世。 花蕊夫人原是后蜀主孟昶的宠妃，因她能诗善画，尤其擅长描绘花卉，其作品栩栩如生，仿佛能将四季的芬芳带入画中，故得名“花蕊”。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统一中原后，后蜀被灭，花蕊夫人随宫女一同被俘至开封。 赵匡胤闻其名，欲见其人，便在御花园设宴款待。 宴会上，赵匡胤见到了这位传说中的佳人，只见她端庄娴静，举止间流露出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令在场众人无不赞叹。 赵匡胤问起花蕊夫人：“你可有作诗之好？” 花蕊夫人微微一笑，答道：“臣妾虽不才，却也喜爱吟咏。” 于是，赵匡胤请她即兴赋诗一首。 花蕊夫人略一沉思，随即挥毫写下了一首七言绝句：“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 这首诗表达了花蕊夫人对故国的哀思和对男子汉气概的呼唤，其言辞之中既有对亡国的悲愤，又有对男儿们未能挺身而出的惋惜。 听说赵匡胤读罢，心中颇感震动，对花蕊夫人的才华和气节大加赞赏，决定让她在宫中担任女官，负责教授宫女文学与艺术。 花蕊夫人在宫中并未忘记故土，她时常教导宫女们学习诗词歌赋，还将自己对家乡的思念融入其中，创作了许多流传千古的佳作。她的存在，不仅为北宋宫廷增添了一抹文雅之风，也让后人记住了这位才华横溢、忠贞爱国的女性。 苏轼觉得不能埋没其诗，必须使之得以传世。 于是，苏轼干脆筛选出《花蕊夫人诗》中一些好的篇什，刻在石碑上，供后世的有见识之士去拜读。 在杭州任职期间，苏轼经常在常州、润州之间公干，在润州期间见到了此前的老同事孙立节（字介夫），也就是那位敢于回怼王安石，不肯到条例司来上班的刚正之士。苏轼也就是此时才开始结识孙立节，二人由于政见相同，以至于成为了世交。 此时，孙立节让他的儿子孙勰（字志康）带着自己的学业前来向苏轼求教，苏轼非常高兴地接待了小孙，还让苏过带着小孙到处游览了杭州的美景。 作为世交，后来孙立节儿子孙勰（字志康）的墓志铭就是苏轼的三子苏过给撰写的。 第61章 西子湖畔的“双节”是怎样度过的 在苏轼毕生交往的僧人中，海月禅师惠辨也是一位能超脱于凡俗之间的高僧。 苏轼初到杭州通判任上时，由于年轻气盛，面对因新法扰民等诸多难解问题而烦恼之时，总会去寺院里拜访海月禅师。往往都是在淡然对坐中，随便听上海月禅师的几句话，就会使心中的郁结顷刻间烟消云散。 在当时，杭州本地的佛教极为繁盛，堪称天下第一。 所以说，佛寺林立之下，高僧就常常不得不与那些圆滑虚妄的假和尚杂处一寺。当时寺院里的惯例是：除了设有正副主持外，还设置有“都僧正”一名。 “都僧正”说白了，就是专门处理寺院里的一些财务案件文书以及迎来送往等事的僧人，类似于今天的寺院办公室主任。 这些寺院里那些不愿参与世俗、乐于栖身山林的所谓得道之人，都不屑于参与这类俗事。 但是，清远静穆、神采奕奕的海月禅师却能做到内心空渊而又不避俗事，因此脸上从未有喜怒之色的他，在都僧正的岗位上干的那是有声有色，并赢得了僧众及信徒们的信任与爱戴。 直到有一天，海月禅师突然卧病在床，特意派人到山下去请苏轼上山话别。 不巧的是，苏轼当时正值公务繁忙，完全没有闲暇，过了十几天才去。而当时海月禅师已经坐化四天了，只见他盘腿端坐仿佛生前一样，以手摩其头顶，好像尚有余温。 海月禅师生前留下遗言，——要等苏学士到来之时方能盖棺！ 为什么苏轼总能得到出家之人的真挚友情呢？ 也许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苏轼对于佛学佛理理解的精深之故，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了苏轼内心的慈悲和对新法下百姓苟延残喘状态的怜悯之深，无奈的他只能从佛教之中去寻求超脱与释怀！ 佛门之地的佛缘如此，在外交方面，杭州通判苏轼也有着超出常人的见解。 北宋时，作为契丹族走狗的高丽人，经常拿着“三分不值二分”的贡品，前来向大宋进贡，实则是心怀鬼胎地想向朝廷索要一些违禁的物品，比如金箔、正史的图书。 等他们到了我们的疆域，还会将当地山川地形绘制成地图，从而图谋不轨。 并且高丽的使臣到来时，大宋朝廷的赐予、馈赠、宴请、劳顿等费用远远超过了他们进贡的物品所值，而为了迎接他们而修建亭馆、调发人船、扰乱市场的诸般费用还不包括在内！ 对于这些外族歹人明里暗里的挑衅行为，杭州通判苏轼的做法为： 如果这些高丽使者送交的文书中没有使用我大宋的历法年号，那么所送的礼品一律退还，直到他们改用大宋的年号为止。 另外敦促他们办完事情尽快离境走人，不许有一刻的滞留。同时，退还他们所进贡的非正式礼品如金塔，也不替他们向朝廷禀报，同时降低沿途各地的接待规格。 再奏请朝廷发配那些奸商滑僧，并按照祖宗编制的统一敕令，杭州和明州（今宁波市鄞州区鄞江镇）一律不准再发船前往高丽！ 在大宋当时的历史以及政治形势之下，这些举措无疑也展示出了苏轼外交思想的萌芽。 提起苏轼，人们的头脑中便出现一个的风流倜傥的才子形象，但你想不到的是，他是中国历史上提出国家安全策略、反文化外交间谍的第一人！ 提起历史上的高丽王朝，真是乏善可陈，用“墙头上的草”来形容它最为合适。唐朝强大时，高丽王朝被打败了，自愿做了华夏的小弟，成了中国的属国。但当辽国在北方强大起来的时候，马上投入契丹人的怀里做了奴才。 当了契丹人的走狗也就罢了，还时不时向北宋献媚，来个政治文化交流，背后却搞起小动作来。 高丽人可耻地充当了辽国的间谍，这可真利用了北宋官员毫无防范的心理。 识破高丽人间谍阴谋的就是苏轼。 说到这起间谍事件，真是有点讽刺的意味，因为至今这件事还被当成中朝友好的历史见证，这就是“义天来华”事件。 北宋时，有个杭州僧人叫净源，他坐船去高丽，认识了当时大名鼎鼎的义天。这义天可是高丽国最有道的高僧，他本是高丽王子，后来当了国师。两位高僧成了好朋友。 后来，净源回到祖国圆寂了。元佑四年（1089），义天要到中国来，借口一是为祭奠净源，二是为皇太后送寿礼。 北宋王庭对此十分重视，立刻把义天出使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当成北宋和高丽恢复外交关系的机会，仿佛又开始中朝两国友好的新篇章，要给义天来访以政策上的重视和支持。 但当时苏轼上奏哲宗和朝廷，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这份上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份国家文化信息的安全的文件。其大意如下： 按以前的规格接待义天，花费巨大，地方被骚扰，劳民伤财；高丽人停留时，可以图画山川，购买书籍，恐怕是契丹人指使的，给国家与契丹对战留下隐患；应该对义天来朝警惕；要求朝廷对暗中与高丽勾结的僧人和奸商给予严办。 当时哲宗皇帝立即采纳，朝廷开始执行，于是义天入宋的接待和活动都受到了限制。 可即便如此，事情还是出乎了苏轼的意料之外！ 第二年，苏轼的弟弟苏辙出使辽国时，惊奇地发现“宋朝民间印行文字多已流传在彼（辽国）”。回到了宋朝，兄弟俩意识到，涉及国家安全的宋朝的政治、军事机密已有人出卖给了契丹人。 后来朝廷在苏轼苏辙地建议下，削减了高丽外交使馆的人数、停留的时间。 规定如果高丽人外出买的东西发现有违禁品，立刻委婉没收，给以相应的钱数。如果书店把涉及时政或边防的书籍出售给高丽人，就要查封。 这下高丽使者蒙圈了，但贼心不死，暗的不成，就明的来，厚着脸皮烂脸要求看《太平御览》，此书可是北宋各个方面的资料总汇，所以当时苏轼领导的礼部“以禁书难为传示外国，故不许”。 虽然高丽多次重金求购《太平御览》，但是一直没有得逞。 但不久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政治风向突变，苏氏兄弟被贬谪到岭南，历史上这场维护国家文化与信息安全政策，反对高丽间谍的运动戛然而止，让人扼腕叹息。 熙宁六年（1061）。 元日（大年初一）。 在杭州通判任上的苏轼，已经三十八岁了。 正在衙门里值班的他，翻看了去年七夕前后寄给张先老先生的诗作，老张已经作了和诗并回寄。 不知怎的，张先这个人，提到他总让人一下子就会联想起白居易，也许是因为两个人都较为长寿，且都在年迈之际蓄有妓妾的缘故吧。这两个人中，白居易是苏轼的偶像，而张先则是苏轼的诗友兼知己。 所以说，当苏轼看到了自己去年七夕前后夜宿法喜寺时写下的怀念孙莘老的诗，已被张先郑重地作了和诗后，就挥笔再次唱和了老张的和诗。 已近不惑之年的苏轼，仍是没能从书生意气中完全脱身，带着稍显揶揄的口气，在和诗“小蛮知在否，试问嗫嚅翁。”（《元日次韵张先子野见和七夕寄莘老之作》）中，还和老张开了个玩笑。 正月初九，苏轼与同僚们在有美堂饮酒后，感到有些不胜酒力，到家后倒头便睡了。一觉睡到五鼓时分，醒来后便再无睡意，索性就坐下来批阅起案上积压的文书。 突然，他看到了老乡、阆州（今四川阆中）人鲜于侁（字子骏）所寄的书信。 鲜于子骏这个人，苏轼在凤翔府任职时就拜访过他，并对他在利州路漕司任上推行新法过程中既不妨碍百姓，又不损害法令，还不伤害亲情“三不害”的做法十分赞赏。 苏轼拆开信来，见是鲜于子骏寄来的《杂兴》诗，于是顿觉一阵暖流，一种“他乡遇故知”的喜悦顿时化作了诗兴，遂提笔写下了一首《古意》答之。 不日，新年的气氛还未散去，章传（字传道）也给苏轼寄来了诗作。章传道这人，只知道是个闽人，其余不详，不过在后来此人与苏轼还有着交集，有不少的诗词唱和。 我们只说这次，章传道寄来了诗后，苏轼一看，是一首五言、去声廿六宥韵、二十二韵的仄韵长诗。 由此来看，此人必定也是有点作诗功底的科班文士，苏轼想也没想，就随手和了一首寄走了。只是不知道其中的“马融既依梁，班固亦事窦。效颦岂不欲，顽质谢镌镂。”（《次韵答章传道见赠》）句，日后也为他惹下了麻烦！ 这是因为，苏轼原本对《汉书》研读得极为精熟。前面我们就讲过一个段子，苏轼年少时曾反驳过张方平，说你老人家难道真的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人把《汉书》读过三遍的吗？ 所以在这几句诗里，苏轼援引的梁冀、窦宪都是东汉时期的外戚（妹妹是皇后），都是因为时君的昏庸不明而跻身显位，为人残暴虚妄、恶贯满盈，但是马融、班固这两位旷世大儒却都只能屈身事于这两位贼人。 苏轼在这里的意思被认为是，我苏轼决不会像马融、班固那样去卑躬屈膝地依附于当朝的“贼人”，在这里，明眼人都知道是代指王安石以及手下的鹰犬们！ 所以说，祸从口出。 章传道这个人在历史上虽不驰名于世，却引得苏轼因诗发了几句不合适的牢骚。 元宵节一到，杭州城到处都成花灯的海洋。 苏轼饶有兴致地到祥符寺九曲路一带观了灯，但见整个杭州城“金鼎转丹光吐夜，宝珠穿蚁闹连宵。波翻焰里元相激，鱼舞汤中不畏焦。”（《祥符寺九曲观灯》） 当苏轼转到了祥符寺僧人可久的僧房时，他屏去了左右随从，独自悄然走了进去。却发现僧房里黑灯瞎火的，与外面的灯火璀璨判若两个世界。 寺僧可久俗姓钱，字逸老，喜作古律诗，是苏轼的诗友。 虽然这位寺僧就居住于湖山的盛景之所，但为人清约介静，一般不轻易与人交往。士大夫们前往相晤时，偶尔会有人给他带一些稻米，但可久也只是象征性地留下来一点。这些米他用瓶子盛起来放在几案上，也没有什么菜蔬，每天就取二三合（北宋的一合大约为一百毫升）食用，其品行为时人所重。 杭城这些僧人平素清心寡欲、超然物外，食物仅可续命，衣物却是缝缝补补、经常不够穿。 但是，很少有人见到他们面有忧色的时候。苏轼的到来，作为地方官能与他们成为诗友，想必这些僧人也是十分乐意与苏轼这种平易近人的官员交往的。 正月二十一。 元宵节过后的杭城气温已经回升，南国的春意已经很浓了。 苏轼前些时卧病了一场，这时也已经痊愈。这当口，知州陈襄差人来邀请苏轼这位老搭档一起出城寻春。 “间逐牙旗千骑远，暗惊梅萼万枝新。”（《和苏子瞻通判在告中闻余出郊以诗见寄》），两人一起在春日里畅游，并诗词唱和，绝不愿辜负眼前这些明媚的春光。 六日后，按照惯例，苏轼要在节后到杭州府下辖的富阳、新城等地去巡行。 铜鉴湖畔的云泉山麓有个山洞，这山洞的名字特别好听，人称“风水洞”。先行三天的本州节度推官李佖就在风水洞等候着苏轼。 “风水洞”距离钱塘县旧治五十里，在杨村慈严院。洞极大，从里向外流水不竭。洞顶上又有一洞，在洞口能感受到清风微出，故得名。 风水洞又名恩德洞，冬暖夏凉，常年恒温，早在东晋时期，就被列入“湖埠十景”之一。 此洞因其地貌独特、景色宜人，在唐代就已负盛名，至宋代进入旅游顶盛时期，曾吸引着历代文人墨客到访游览，并在此挥毫泼墨。 苏轼到了这里，见洞内石壁上早有白居易、范仲淹等前贤的题诗，略一沉思，就留下一首排律于壁上。 可惜，这首风景诗的最后两句“世上小儿夸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往富阳新城李节推先行三日留风水洞见待》），被变法集团解读为，苏轼是借此来讥讽当下的某些小人多务急进也！ 《乌台诗案》载苏轼的供词说：“熙宁六年正月二十七日游风水洞，有本州推官李佖知轼到来，在彼等候。轼到乃题诗于壁，其卒章不合云‘世上小儿夸疾走’，以讥世之小人多务急进也。” 可当时的苏轼哪里顾得上这些，面对这样有着渊源历史的山水景观，还不赶紧与李节推一起游览和诗。 “冯夷窟宅非梁栋，御寇车舆谢辔衔。世事渐艰吾欲去，永随二子脱讥谗。”（《风水洞二首和李节推》）这就是苏轼和李佖诗的后两句，又被指为讽刺世态可厌，小人争进，苏轼这是想弃官归隐，效仿冯夷之水居，御寇至风御，暗指随他们二人而去便可远离当世的讥谗！ 后世有人曾对古人在风水洞留下的诗词进行了搜集和统计过，发现有据可查的就有二十余首。 到了今天，这座苏轼曾经留题过的风水洞，已改名为“锦绣风水洞”。 第62章 《山村五绝》里的民生咏叹 到了富阳，苏轼独自游览了县治以北五里的普照寺，这是一座唐代李太白就曾到过的历史悠久的古寺。 游罢普照寺，苏轼又顺道游览了县治北四里延寿院门前的东西两座庵堂。 在妙庭观董双成故宅，流传着董双成采撷桃花，配以山中的芝草炼制丹药的故事。 董双成本是西周时代钱塘江畔的一位绝色美女，浑身上下洋溢着一种灵秀的气韵，后逐渐被演绎成了神话人物。传说此女商亡后于西湖畔修炼成仙，飞升后任王母身边的玉女，是传说中的西王母的蟠桃仙子，望仙桥就是她丹成得道，自吹玉笙，驾鹤仙去的地方。 妙庭观旧号明真，世传为董双成之故宅。 传说在此座宅院里曾出土过一尊盛放丹药的铜鼎，刚出土时，鼎上还盖着一只铜盘，鼎的下面用琉璃盆作为底座。后来鼎下的铜盆破碎了，铜鼎里的仙丹也被尽数抢去，等苏轼到来之时，就只剩下铜鼎与铜盘了。 置身于这一座曾被历代文人所偏爱的美丽女子的故宅，苏轼一口气作了两首诗，诗中提到了仙丹炼制要九转才能丹成。九转之丹，服之三日即可得仙。 “九转仙丹”的各个阶段分别为：第一之丹名曰丹华，第二之丹名曰神丹，第三之丹名曰神丹，第四之丹名曰还丹，第五之丹名饵丹，第六之丹名炼丹，第七之丹名柔丹，第八之丹名伏丹，第九之丹名寒丹。 凡此九丹，但得一丹便仙，不在悉作之，作之在人所好者耳。凡服九丹，欲昇天则去，欲且止人间亦任意，皆能出入无间，不可得之害矣。 传说在一个春光明媚的午后，董双成炼成了一炉“百花丹”，异香扑鼻，传播至数里之外，自食数粒后，顿觉神清气爽、精神百倍。 历史上，最早的“仙丹”其实原指借服用仙果仙草来达到长生的。在“鸡犬升天”传说中，汉代的淮南王刘安成仙后，服食剩下的丹药就放在庭院中，谁知被院子里的鸡与犬偷食，这些鸡犬最终也尽得升天。 当然，炼制仙丹无非就是古人对于长生不老最为朴素的崇拜了。 杭州新城县（今富阳新登镇）在杭州西南一百三十里，在前往新城的道中，苏轼所到之处看到了自己的老朋友、新城县令晁端友治下的繁荣景象，“细雨足时茶户喜，乱山深处长官清。”（《新城道中二首》） 这是苏轼视察杭州属县，自富阳经过新城时所作。这两首诗写出了苏轼在这次出巡途中见到的美景以及对于晁县令政绩的赞美之情。 回杭州前，苏轼经过了富阳县的一处山村，不知怎么回事，他竟然连赋五绝。 这五首绝句，都看似平淡地描写了江浙农村的山野之境，实则是大有文章（至少在变法派看来），为了能够一展其貌，在此全文录出： 《山村五绝》 其一 竹篱茅屋趁溪斜，春入山村处处花。 无象太平还有象，孤烟起处是人家。 其二 烟雨蒙蒙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 但教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 其三 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 岂是闻韵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其四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其五 窃禄忘归我自羞，丰年底事汝忧愁。 不须更待飞鸢坠，方念平生马少游。 先说第一首，“无象太平”源自《旧唐书》中宰相牛僧孺上奏唐文宗的话，面对文宗“天下何时当太平”之问时，僧孺对曰：“太平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非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 “无象太平”本意指太平盛世并无一定标志，后来被引申为讽刺封建官僚的粉饰升平。 苏轼在此处引用这一典故，用“孤烟起处是人家”借描述炊烟来掩盖上句的题旨，本身就极为巧妙。所以在这五首意境奇佳的七绝中，第一首历来被首推第一。 第二首中的后两句，引用的是《汉书》中的典故，我们都知道苏轼自小就熟读汉书，因此里面的典故那就是信手拈来。 《汉书》中记载，龚遂做渤海（今河北仓县东）太守时，适灾民作乱，龚遂不带一兵一卒，单车赴任。 到任后，先以文书布告吏民，并命令解除镇压农民的官吏，规劝起义者归田。民间凡有带刀持剑者，就劝其卖剑买牛，买刀买犊，致力农耕。 数年之后，渤海郡果然出现了一派升平殷富的景象。 苏轼初到杭州任时，发现由于新颁布的盐法太过苛刻，致使当地铤而走险贩卖私盐者，常常数百人纠集一处，多带刀仗、满副武装以抗衡官府。 所以，对此情景苏轼不免想到了汉代的龚遂之政，就在诗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倘若当下的盐法稍加宽平，令人舍弃刀剑而买牛买犊，那么就根本不用什么布谷鸟来催促，老百姓便会勤加耕作。 第三首的“闻韶忘味”引用的典故是：孔子在齐国时，闻习韶乐之盛美，故忽忘于肉味。这首诗是说，山中的贫民饥饿无食，虽然老了还能到山里采一些竹笋或蕨菜来勉强充饥。 而有些边远之地，动辄数月无盐无食，不知他们该怎么过活。 古代的圣贤毕竟是圣贤，他们或许能够听听韶乐就把肉味给忘了，我们的山野小民岂能食淡而乐乎？ 在苏轼这一时期上书朝廷的奏章里，也如实地反映了江浙一带的山野贫民，数月都不曾食盐者“大有人在”这一事实。 第四首说的是，每每到了开始发放青苗钱的时节，到县中的酒库买醉者暴增，以至于到手的青钱转手而逝，乡民多有徒手而归家者。 乡村之人，一年两度的春秋税，又要数度地去城里请纳和预买钱，如今又增添了助役钱。所以说，庄户人家的小孩子，每年都要数度地穿梭于城乡两地，以至于别的什么没有学会，倒是城里人的口音全都学的惟妙惟肖。 第五首的前两句，“窃禄忘归我自羞”，说的是苏轼自己，而“丰年底事汝忧愁”中的“汝”说的却是弟弟苏辙，这里有苏轼面对时弊，相约弟弟解甲归田之意。 纵观上述五首看似描写山村风景实则暗讽当时弊政的诗作，加上当时苏轼向朝廷的上书内容，就知道了在苏轼眼里当时的新法在民间的一些具体反映。 关于苏轼研究颇深的《汉书》，东坡先生尚且像这样地用功，我们这样中等天赋的人，难道能不勤奋读书吗！ 苏轼对《汉书》进行了多次精读和抄写。 据记载，苏轼曾多次精读《汉书》，并在每次阅读时专注于不同的类别，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货财等，通过反复阅读和深入研究，逐渐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此外，苏轼还曾手抄《汉书》三遍。第一次抄写时，每段选取三个字作为标题；第二次抄写时，选取两个字；第三次则只选取一个字进行抄写。这种反复阅读和抄写的方法帮助他更好地记忆和理解书中的内容。 苏东坡被贬为黄冈团练副使时，负责农业的官员朱载上曾经到黄冈设署办公。 有一天，朱载上去拜见苏东坡，到了苏家门口，负责接待拜客的人已经通报了访客的名字，可是苏东坡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还不出来见客。 朱载上想留下来等，却感到 有些倦怠；想到要离开，可是自己作为访客名字已报了进去。 就这样犹豫不决了好长一会儿，苏东坡才出来见客，向朱载上表达了让他久等的愧疚之意，并且解释说：我刚才要了却一些每天必做的功课，让您久等啦。 两人坐了下来，说完了一些别的话题。 朱载上便问道：刚才先生说的每天必做的功课是什么呢？ 苏东坡回答说：抄写《汉书》。 朱载上不解地问道：以先生之才，开卷一览，即可过目不忘，还用得着抄吗？ 苏东坡说：我读《汉书》，到现在已经亲手抄过三遍了。开始是读一段抄三字为题；第二遍抄两字，现在只抄一字。 朱载上听后起身离开座位问道：不知道先生 摘抄成的书册是什么样子的，冒昧地希望先生能教导我，可以吗？ 苏东坡就让手下的老兵从书桌上拿来一册给朱载上，朱载上看了看，不能明白其中的奥妙。 苏东坡说道：你可以试着列举题签中的一个字。 朱载上像苏东坡所说的那样做了。 苏东坡便应和着他说的那个字，把与那个字有关的《汉书》中几百个字的记述背诵了出来，竟然没有一个字的差错或遗漏，凡是后来几次随意挑选的字，他都能像前面这样子把相关章节背诵出来。 朱载上叹服了好长时间，说：先生您真是有被贬谪的神仙的才份啊。? 熙宁六年（1061）二月初十，这个癸丑年的春分已过，杭州下了一场春雪。 在苏轼看来，漫长的冬日已过，充满希望的春日也就不会远了。“不分东君专节物，故将新巧发阴机。”（《癸丑春分後雪》） 到了次日，婺州知州苏颂携其子苏嘉自婺州来杭。 这个苏颂，苏洵在世时，就曾与之联宗，后世的苏轼家族与苏颂家族有着长达四十多年生死之交的密切交往史。因此说，苏轼与苏颂一生的血肉联系，宗亲关系是他们交往的情谊基础，工作关系是他们交往的道义基础，而政治立场大致相同则是他们交往的政治基础。 此次苏颂父子的前来，苏轼也是极为重视与欣慰的。他郑重地邀约了知州陈襄作陪，还有孙奕、黄灏、曾效章等人一起与苏颂父子游览了杭州的石屋洞。 说到杭州，西湖永远是绕不过去的风景，诚然西湖的四季皆美，而更兼杭城神韵的景观却藏在其后的群山之中。西湖周边的群山其山虽不高，但却自然、山水与人文景观无数，更是聚集了不少闻名于世的古洞，如满觉陇一带的石屋洞便是如此。 这些古洞藏于深山，多有佛道造像和摩崖石刻，也有历朝历代文人墨客在此留下的诗词歌赋与传奇佳话，细细探究其乐无穷。 石屋洞位于南高峰烟霞岭下，比较好找的入口位置是满觉陇路与五老峰隧道交叉口，是有名的烟霞三洞之一，与水乐洞和烟霞洞齐名。 石屋洞内很宽敞，形如一屋，故名石屋洞，吴越国时期曾在洞前建寺，如今已无存。南宋高宗皇帝赵构曾在此躲过金兵追击，定都杭州后便封石屋洞为“南山第一洞天”。 石屋洞内洞中有洞、洞洞相连，洞壁上有佛祖、菩萨、罗汉和飞天的浮雕，其中最早的作品建于五代后晋天福年间，距今已有一千余年。 苏颂在杭州的一把手与二把手的陪同下游玩了石屋洞之后，苏轼还专门带他去夜游了西子湖，到了杭州，游西湖这一保留节目自然是杭城人上乘的待客之道。而因苏轼的此次游览，石屋洞遂变成了如今游人口中还在津津乐道的人文话题。 夜泛西湖之时，同为苏轼知己的苏颂意气风发地唱和了苏轼的旧作《腊日游孤山》诗，苏轼还把近期新作的数首诗作呈给苏颂品赏。苏轼此前曾亲往婺州（今浙江金华）拜访过苏颂，在婺州与苏颂就汉赋的创作之法进行过详细的探讨。 记得苏轼在去往婺州的途中，经过七里濑时，还赋《行香子》词两阕。只是此词无名，暂且不述。 这里的“七里濑（”水流沙上为“濑”），一名七里泷、七里滩，又名富春渚，为今浙江桐庐县城南富春江段的一处着名峡谷。 自胥口至钓台河段，绝壁夹峙，水流湍急，连亘七里，故得名。 在此处行舟，惟视风力为迟速，故有“有风七里，无风七十里”之谚。北岸富春山（一名严陵山）相传为严子陵垂钓处，元代黄公望举世闻名的《富春山居图》长卷，即取景于此处。 宋永初三年（442），谢灵运自京都建康赴永嘉太守任，途经富春江畔的七里濑，曾作过五言古诗。 宋时的“七里濑”隶属严州建德（今杭州建德市），过了七里濑即进入到婺州地界。有了谢灵运的加持，七里濑也就成了连苏轼也乐于前往凭吊的人文之所。 第63章 世间哪有“扬州鹤”？ 熙宁六年（1061）。 二月的晦日一过，隔天便是寒食节。 晦日里，苏轼与曾孝章（字元恕）一起游览了嘉会门外去城十里的龙山，曾孝章为曾公度之子，为唐宋年间江南的曾姓大族，这次出行时任杭州府察推的吕仲穆没有前往。 不过，随后苏轼与吕仲穆还是一起游览了凤凰山的灵化洞，这一带原是吴越国王祭天的郊坛遗址。 说起灵化洞，苏轼此前曾与曾元恕进入灵化洞探过险。 由于当时天色已晚，曾元恕因害怕而折返，但是这次与吕仲穆一起进入灵化洞之后，老吕的胆识确比曾元恕大多了。有了这样一位胆识过人的队友，苏轼在灵化洞的深幽处看到了惊世骇俗、不宜为外人道及的奇妙景观。 这两天，苏轼收到苏辙从汝阴寄来的诗与书信，得知弟弟苏辙又前往汝阴县（治所在今天的安徽阜阳市）公干了。得到了弟弟的消息，使苏轼的心中感到了莫大的欣慰。 寒食节这天，天还未亮，苏轼就与钱塘令周邠、仁和令徐畴（字元用）泛舟于西湖之上，共赏钱塘之春。“城头月落尚啼乌，乌榜红舷早满湖。”（《瑞鹧鸪·城头月落尚啼乌》） 从本月官衙的邸报中苏轼获知，自己的老朋友孙莘老从湖州任上将被调任庐州（今合肥）知州。 这位黄庭坚的老丈人、自己多年来的知己和诗友，临别之际，二人自然少不了来一番诗词唱和，此处暂且略去。 闽人方子容（字南圭）经过杭州时，陈襄邀请他到营妓周韶处品茶。 这位方先生原为方峻第四子，兴化军莆田县白杜（今荔城区西天尾镇溪白村）人。绍圣三年（1096）二月以朝请郎知惠州（今属广东），官终朝散大夫。 后来苏轼被贬于此时，两人来往甚为欢洽，留下诸多唱和之诗。 方子容曾将家中藏书画，请苏轼品题，所以万卷楼（子容祖遗书楼）所收的苏轼遗墨，多达四百余纸。 当方子容被陈知州带到周韶住处时，这位收藏的奇异茗茶曾一度超过蔡襄的绝色营妓，竟当场哭着请求两位大人将其削除名籍。 这时候，方子容对周韶说，你不妨作一首绝句让我们看看。 于是，周韶不假思索、援笔立就，绝句为：“陇上巢空岁月惊，不忍回首自梳翎。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 当时的周韶正在服丧，身穿孝衣，座中人都嗟叹不已，就这样周韶得以削除了名籍。 同辈的营妓纷纷作诗相送，其中有两位分别叫胡楚与龙靓的营妓作的诗还是别有格调的。比如“解佩暂酬郑交甫，濯缨还作武陵人”，郑交甫，人物生平不详，据传为周朝人，有汉江遇游女之事。 杭州城虽美，但由于地处沿海，杭州湾潮水的倒灌常使得此地的饮用水又苦又涩，自古以来只有在山间凿井，才能获得可以饮用的井水。 唐朝时，宰相李长源打了六眼井，引来西湖之水满足民用。后来的杭州刺史白居易又治理西湖疏通凿了六井，到苏轼倅杭时，杭州城的老百姓仍旧是靠着这六口井生活的。 直到去年的秋天，知州陈襄到任后询问起百姓生活上的困难时，人们都争相说六井若不加以治理，百姓就没得水吃。 于是，下马伊始的陈襄就决定彻底地解决此事。在这一过程中，苏轼同志也是积极地同知州大人在一起擘画。 等到具体实施起来时，陈襄找来当地僧人仲文和子珪承办此事，仲文、子珪又让他们的徒弟如正和思坦作为助手。 于是乎，他们带领民众清理沟渠，更换砖石，堵塞漏洞，直到次年春天，六口井才全部修整完毕。当时正赶上大旱，从江淮到浙右一带的井都枯竭了，能够饮用的井水在民间甚至被当做礼品互相赠送。 但由于陈襄与苏轼的努力，当地的百姓却能有充足的淡水可用，甚至连牛马饮用和供人沐浴的淡水也都绰绰有余。 春三月，在苏轼的撮合下，其一位堂姐的女儿嫁给了宜兴人单锡（字君赐）。看来，“说媒”也是苏轼的一大功德，且成功率极高。 单锡是苏轼的同年进士，此人学识渊博还擅长作诗（苏轼也有此好），对天文天相和术数也极有研究（通阴阳图纬星历之学）。苏轼正是喜爱其才学，所以才把自己的外甥女和他撮合到一块的。 以至于后来，每当苏轼到了宜兴，还会到单锡家住上一段时间。 王淮奇（字庆源），是当年与苏轼在家乡玻璃江瑞草桥边的草地上把酒言欢、一同交游的小伙伴，如今听说要到京师应礼部试，苏轼就写信想邀请他到杭州来玩两天。 遗憾的是王淮奇落第了，后来也没有来过杭州。 王淮奇，字子众、庆源，是北宋眉州青神县（今眉山市青神县）人。他的先祖世代居住在眉山，后来迁徙到青神在城南瑞草桥畔居住。 王淮奇的哥哥王方是青神乡贡，而王方的女儿王弗嫁给苏轼为妻。? 王淮奇自幼跟随哥哥习读诗文，在乡里以文采着名，后来进入京城应试，被任为川西洪雅主簿、雅州户掾。他在任职期间爱民如子，深得雅州人敬重，后来因与州长官议事时意见不一致，得罪权贵，于是辞官回乡，隐居在青神城南瑞草桥，以诗酒自我娱乐?。 王淮奇在家乡度过晚年，他与乡邻老儒蔡子华、杨君素聚在一起吟诗作赋，苏轼曾寄诗给他并邀请当时的其他诗文名家各写诗一首，编为《黄素经》一卷寄给王淮奇。? 宋元佑年间，王淮奇的侄女婿苏轼任杭州知府，他寄信向苏轼索求诗文，苏轼写诗一首，并邀请黄庭坚、秦观及当时的诗文名家各写诗一首，编为《黄素经》一卷寄给了王淮奇。 因为王淮奇每天与乡邻老儒蔡子华、杨君素聚在一起吟诗作赋，所以苏轼寄来的诗中有“霜髥三老如霜桧”，苏轼还寄书称他们“龟鹤不老，松柏盖茂”。王淮奇在家乡度过晚年，他有两个儿子名两、先，苏轼在书中称他们为“七八两郎”。 前面我们讲过，苏轼只给闰之的父亲王君锡写过祭文，却没给王弗的父亲王方写过。 答案只有一个：王方早逝，那时苏轼还没做王家女婿，父亲早逝，王元直和王弗，都是在叔父们的照料下长大成人。 王君锡和王淮奇，就是王弗的二叔和三叔，王淮奇早年在雅州做过小吏，被太守雷简夫之类训斥过，而青年苏轼极有可能，与王淮奇同声同气，他在青神一带读书，也与王淮奇大有关系。 如果说他在王淮奇家里，结识与自己年纪一般大小的王元直，再因和王元直的过往亲密，认识他的妹妹王弗，以及王弗的堂妹王闰之，那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王弗去世后，闰之二十一不嫁，苏轼一直不续娶，为父亲守丧一结束，就带走继任夫人王闰之。 暮春时分，吉祥寺的牡丹将要凋谢了。 苏轼邀请知州大人陈述古一同赏花，可陈襄却因事未能赴约，于是苏轼便作诗道，“对花无信花有语，直恐明年便不开。”（《吉祥寺花将落而述古不至》）。 谁知陈襄听说后，次日便早早地来到吉祥寺赴约，苏轼话锋一转，又作诗道，“太守问花花有语，为君零落为君开。”（《述古闻之明日即来坐上复用前韵同赋》）。 这就是当时杭州府的一、二把手的幸福生活，直到后来，苏轼在去往常润州道上还会忆起与陈述古一起共事的美好时光。 王槩（音概），字公操，左蜀人（今四川东部），其时正以都管员外郎的身份出知东阳（今属金华市）县令。此人性宁静，为政崇文尚礼，所以辖地百姓都有向学的好风气。 在东阳县西南八里有东西两座峰峦相对的岘山，分别叫东岘和西岘。 王槩曾于两岘对峙的飞瀑之下，建造了一座水乐亭，亭子建好之后，王县令就开始琢磨着向苏轼求诗。 苏轼这边一是公务繁忙，另外苏轼也觉得西至婺州一百五十里的东阳县是片稀世之地，是古往今来数不清的贤人共同吟咏过的热土，自己也不敢轻易就作诗作赋。但架不住王县令的软磨硬泡，就在这春日里，给王槩寄去了一首诗作。 王槩以“水乐”作亭名，这是在慕名士风流，尽自家欢心，与家国情怀并无多大干系，这自然难入苏轼的法眼。 于是，苏轼在诗中就借水乐亭之名慷慨陈事，操笔生波。大家知道，苏轼着书，有八面受敌之说。他有着狂放不羁，直言无隐的性格。他曾经上书皇帝，正面申论，还曾写诗兴叹，委婉讽谏。 观《东阳水乐亭》诗，便可知其大概。 此诗一开篇，苏轼就借他人遗事，嘲讽朝廷乱象。“君不学白公引泾东注渭，五斗黄泥一钟水；又不学哥舒横行西海头，归来羯鼓打凉州。”诗中所言战国时期所修的白公渠，引泾水注渭，泾水浊而渭水清，世人都说有利，而苏轼却唱反调，说是“五斗黄泥一钟水。” 苏轼用“引泾入渭”影射王安石执行新法，急求国库生利的弊端。 当时西戎北狄面对中原虎视眈眈，国境已是堪忧。而国内冗官、冗兵、冗费等现象严重，官员浮滥成灾，国内危机四伏。而水利的建设也使老百姓成为盘剥对象。 苏轼感叹朝廷一味图水利而无远忧，所以他在诗中问：为何不效法唐朝名将哥舒翰，擂着羯鼓横刀勒马上前线杀敌去？ 苏轼还对“水乐之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向空山石壁下，爱此有声无调之清流。流泉无弦石无窍，强名水乐人人笑。惯见山僧已厌听，多情海月空留照。” 意思就是说，在绝壁空山下，自然流淌的泉水，是有声而无调的。而你老王这水乐亭纵然号称“水乐”，其音调也是由人工修整出来的，毫无生趣。 苏轼委婉地批评王概，即使在涧谷间加上锵锵弦鸣的乐曲之声，也只能是节奏未成的音乐。你县令一个人喜欢所谓的“水乐”也就罢了，不要当作欢娱节目强加给民众。也没必要当作仙乐来欣赏。 苏轼是想告诫王概：不可凭一己之见和个人志趣去劳民伤财，而是要尊重自然，要有“以民乐为乐”的襟怀。 弄到最后，王县令费尽心机，讨来的是一首上级长官的训诫之辞！ 杭州城往西约二百里，有个於潜县（今浙江临安市於潜镇），此县因西面有一座潜山而得名。县令刁璹（音属），字景汜，也是苏轼同年，最近苏轼正好因公务巡行至此地。 在於潜县境，苏轼一共给两座亭台题了诗，一是刁县令的野翁亭，再有就是当地僧人惠觉的绿筠轩。 惠觉禅师本名叫孜，作为出家人，惠觉的诗，无一丝一毫的斧凿之痕，极为苏轼、米芾所推崇。其时惠觉禅师正在於潜县南二里的丰国乡寂照寺出家，绿筠轩就位于寂照寺内。 按说这座寺院并不算太知名，但是苏轼却在此寺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名诗： 《於潜僧绿筠轩》 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 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 若对此君（代指竹子）仍大嚼，世间哪有扬州鹤？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熙宁六年（1061）春，作为杭州通判的苏轼，从富阳、新登，取道浮云岭，进入於潜县境“视察工作”，县令刁璹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上司，并将苏轼下榻在了镇东南金鹅山巅寂照寺的“绿筠轩”中。 这天，在寂照寺出家的於潜僧慧觉禅师上前拜见苏轼，与他一起谈佛论经。 苏轼博学多才，又自称佛门居士，加之谙熟佛学，使慧觉十分钦佩。 两人在“绿筠轩”临窗远眺，但见满目皆是茂林修竹，苍翠欲滴、景色宜人，苏轼情不自禁地连连叫绝。 慧觉禅师见此，知道苏轼已被眼前的绿竹景色所倾倒，就故意说房前屋后栽几株竹子，我们於潜自古以来就有如此习俗，不过是点缀一下而已。 苏轼却认为，门前种竹，决非点缀，此乃高雅心神之所寄。于是，苏轼就即兴挥毫，写下了这首《於潜僧绿筠轩》。 什么是“扬州鹤”呢？ 据传说有四个人谈论平生最快意之事，一人希望自己多财，一人说宁愿骑鹤作神仙，另一人希望作扬州太守。最后一人说：“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意思是三者得兼。后人就以“扬州鹤”来代表十全十美的事物，也等于是奢望的代名词。 第64章 题壁宝山僧舍引发的乌龙 苏轼一行自於潜县一路向西约四十五里，即循行到昌化县（今杭州市临安区昌化镇）。 昌化是盛产鸡血石的地方，很可惜，鸡血石最早明代初期才发现于浙江昌化，此时的苏轼还无缘见到这一天地之间的灵物。 昌化鸡血石产于今浙江省临安市昌化西北的“浙西大峡谷”源头的玉岩山，是中国特有的名贵石种之一。 它具有艳丽鲜红如鸡血般的色彩和亮晶如美玉般的光泽，被誉为“国宝”而驰名中外，是中国四大名石之一。它的天生丽质源于它是辰砂与高岭石，地开石，叶腊石等多矿物共生的集合体。 辰砂是其“血”的主要成分。 苏轼到了这里，就先自双溪馆下徒步寻找双溪的源头，今天的我们若要把他的这种行为官方化，可能就是他在借此过程考察当地的水系也并非没有可能，毕竟，通判的职权范围里有负责水利这一项。 只是，苏轼在寻找溪水源头的路途中，一度于恍惚中竟将此处的山水当成了家乡眉山的醴泉山，“正是醴泉山下路，桑枝刺眼麦齐腰。”（《自昌化双溪馆下步寻溪源,至治平寺,二首（其一）》 ）。 至今还有传说，苏轼因游寺至此，爱其清幽，尝“筑亭凿池”于此，并在池中广植千叶红莲。当然了，亭现在就叫个“东坡亭”，池嘛，就叫“东坡池”。 从昌化循行东归，经过临安县时，恰好此地的县令也是苏轼的同年，又是同宗，叫苏舜举（字世美），看来，不管到什么时候，有人脉就会事事通达。 不出意外地，同年苏舜举同志亲切而又热情地接待了苏轼，好酒好菜自不必提，苏轼在这里用了一个新词——剧饮。 之所以将此段子列出，乃是因为苏轼在老苏这里饮酒之后的诗作里，透露出了一个令后世的苏学研究者狂喜的两句诗，“我虽不解饮，把盏欢意足”，这两句诗遂被后来的研究者考究出来了一个不俗的论断，那就是苏轼是“不善饮酒”的。 对于十分爱酒的人士来说，这样的结论是否还需进行进一步的考证。 当巡行结束，东归至杭州大本营里时，苏轼的心也就放松了下来，遂到吴山之南的宝山的僧舍里昼睡。 位于杭州西湖东南的吴山，山势绵亘起伏，左带钱塘江，右瞰西湖，由延绵的宝月、娥眉、浅山、紫阳、七宝、云居等小山而成，而七宝山也就是苏轼在此昼睡的地方。 睡醒后，苏轼心满意足地排去身上的征尘，提笔挥毫，在僧舍的壁上题一诗云： 七尺顽躯走世尘，十围便腹贮天真。 此中空洞浑无物，何止容君数百人。 ——《宝山昼睡》 古人为什么会在墙壁上题诗呢？ 原来，古代文人墨客在游历名山大川时，触景生情，在寺观庙宇、驿站亭台、酒楼茶馆的墙壁上题写的诗歌。 题壁简单易行，只要把作品写在墙壁上，天南海北的过往行人见而读之，就可传播开来。宋代时，题壁之风更是盛行，无论是邮亭、驿墙还是寺壁，都留下了诗人们的墨宝。 这种创作形式始于汉代，东汉南阳人师宜官是可考的最早题壁者之一，就连曹操都非常重视和喜欢他。盛行于唐宋时期，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题壁诗不仅记录了诗人的所见所感，还寄托了他们心中的万千思绪。 题壁诗始于两汉，盛于唐宋。 汉代以后，题壁者代不乏人。南北朝时期题壁诗渐多，唐代以后题壁诗骤然大增，开始形成一种风气。宋代题壁之风方兴未艾，举凡邮亭、驿墙、寺壁等处多所题咏，叫人目不暇接。 直至两宋，题壁风气仍然盛行。元代以后，题壁诗已远不如唐宋之盛了。 为什么唐宋时期题壁成风呢？ 一来唐宋时期，尤其是唐代，诗歌创作臻于极盛。题壁诗之多，正是当时诗歌创作繁荣的具体体现之一。二来题壁诗是唐宋时期诗人“发表”作品的途径之一。 唐宋时期虽然已经发明了雕版印刷，但由于当时印刷能力很有限，还有大量诗歌不能刻印出来，“题壁”就成为一种“发表”诗作的最佳方式。 这些看似即兴之作的题壁诗，实则是诗人们的精心创作，流传下来的佳作也并不罕见。 题壁诗不仅是文人墨客抒发情感的方式，还记录了他们的游历经历和所见所感。这种创作形式在唐宋时期尤为盛行，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题壁诗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文人心态。通过这些诗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代文人的情感世界和生活状态。 可以说，每一首题壁诗都是诗人心灵的写照，是他们对生活的感悟和对世界的思考。这些诗歌不仅展现了古人的文化底蕴，也让我们能够窥见他们的内心世界。 此诗题过之后，苏轼已将其忘在了脑后。 谁知，后来有几位年轻人也在苏轼的题诗处题了自己的诗作，这下坏了，造成了歧义。假如把题诗的时间先后顺序颠倒一下的话，就变成了先题诗的苏轼是在讥诮后来题诗的这些年轻人了。 面对这些，苏轼只有苦笑加摇头。 他在后来专为此事而写的《记宝山题诗》中辩解说，周柏仁所说的君子，应是王茂弘这样的人物，岂是这些无名的小辈！ “生平不识高将军，手污吾足乃敢嗔。”（《书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现在或是后世那些仍在诬陷我讥诮别人的小人，你们应该好好掂量一下自己了，我是你们眼中那种级别的人物吗？ 西湖北山的垂云庵有一诗僧法号清顺，字颐然，他的诗风古朴凝炼，颇重形象的塑造和意境的追求，故诗文负一时重名。王安石就极爱其诗，苏轼晚年也时常与之唱和。 要说此僧的出道，也是与苏轼有着莫大的关系： 一日，任杭州通判的苏轼正在游览西湖边的僧舍，突然瞅见壁上有一首小诗云：竹暗不通日，泉声落如雨。春风自有期，桃李乱深坞。 当苏轼向随行人员及寺僧们询问此诗的作者时，有人报告，作者正是诗僧清顺所为，于是苏轼当即就着人找来了清顺禅师。 谁知，苏轼竟与此僧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不知不觉中，借助苏轼这个“大网红”的流量，诗僧清顺的大名也就不胫而走了。 五月初十，闲暇之中的苏轼邀请了吕仲甫、周邠、僧慧勤、慧思、可久、惟肃、义诠一起从西湖上泛舟出游北山。据《西湖志》记载：自宝云山、葛岭、栖霞岭一带，统谓之北山，以其在西湖之北也。 由于苏轼又结交了一位新朋友，便一并带上了，这位新朋友正是清顺。 此次出游，苏轼在孤山上见到了僧人志诠搭建的柏堂，还见到了与柏堂相连的白居易的竹阁。这两座阁楼都是依一株前朝陈时的古柏而建，孤山上原有陈时的古柏两株，其中一株被人当作柴草烧了，目前仅剩下一株。 有一天，苏轼正在有美堂会客，而钱塘县令周邠与数位僧人正好从西湖上泛舟前往北山。 这位周长官听到有美堂里有苏轼与众人的歌笑声，但由于自己正服母丧，无法前来欢聚，就只能派人给苏轼送来了一首诗作。苏轼得诗后，感念周长官的重情重义，于是连和了两首。 六月初六，大堂兄苏不欺的小舅子蒲宗孟拿出自己收藏的燕公（燕文贵或是燕肃）画的山水画，想请苏轼作一题跋。 在绘画领域，苏轼自然也绝非是浪得虚名的。 他认为，自古以来的绘画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以人物来表现神态与风情，以花卉、竹木、禽鸟、鱼虫来表现妙趣，以宫室、器用来表现工巧，以山水风景来表现名胜。只不过，山水画中以清雅雄浑、构图变化的无穷为最难。 这次给堂哥的小舅子作跋，苏轼对于燕公的画还是极为推崇的。 他觉得，燕公的画已经脱离了画匠的层次，所以画中已有了诗人的清丽。看来，蒲宗孟这位苏轼在馆阁中的前同事，在书画鉴赏领域里还是有点眼光的，至少还没有把一些江湖流派的书画当作宝贝而“敝帚自珍”！ 苏轼在杭州时，还曾经与自己的一位忘年交柳瑾在一起交往半年之久，每日饮酒出游，好不快活。 柳瑾（字子玉）这位极善诗词及行草书的着名书法家，本是苏轼堂妹夫柳仲远之父，平素就与苏轼交情甚厚，他的到来，也是的苏轼有了诗词方面的知己和精神领域的寄托。 家族世交的苏颂之子苏嘉本来在婺州侍奉父亲，最近要去亳州出任掾属，经过杭州时，苏轼对苏嘉说，——好乖乖，我听说你要去亳州，亳州知州是我的四川绵竹老乡杨元素，你帮我带给他一封信吧。另外，我还有一封信与常茶一瓶，拜托你带给陈州我的弟弟苏辙吧。 凭当时的第一直觉，苏嘉就知道这是苏大人替自己写的一封荐书，只是不想当面点破，避免使双方尴尬。等到日后亲眼见到了此信，只见信中果真着诸如“督学有文，沉静若愚，刚毅不可犯”，全是对自己毫不吝惜的溢美之词。 明州（今宁波市鄞州区鄞江镇）育王寺大觉禅师怀琏，也是一位苏轼极为推崇的高僧。这几日，苏轼给怀琏去信，准备把父亲苏老泉一生珍爱有加的《禅月罗汉》画捐赠给育王寺。 这幅《禅月罗汉》画，在苏老泉生前可一直是他老人家爱不释手的心爱之物，而苏老泉生前又与大觉禅师情谊深厚。苏轼曾经多次在梦中梦到过画中的罗汉，因此认为此画是极有灵性的。 可当苏轼初次提出捐赠意向时，大觉禅师竟然是持怀疑态度的，以自己对苏老泉的了解，这毕竟是人家的心爱之物，况且这种夺人所爱的行为也是自己所不齿的。 苏轼这次明白了大觉禅师的心思，他赶紧又写信解释道，自己多次梦到画中的人物，虽然又灵性，可反过来说，这些东西还是多少有点虚幻怪诞的，自己也不想以一个俗家子弟的身份来收藏此画，还是应该让它皈依佛门吧。 苏轼还与大觉禅师开玩笑说，近年来世俗之上的士风日益刻薄，以至于社会上的大多数行为都不免会令人有所怀疑，俗人也就罢了，没想到您一个方外之人、得道高僧，也被污染了啊！怪不得，当您第一次获悉我要捐出《禅月罗汉》画时，您还建议我换一轴《金水罗汉》来捐。 今天，我已经说的非常清楚明白了，您就不要再有所顾忌了。 不过，近期我也找不到前往明州的顺道之人，那些兵卒之类的粗人，又不值得托付此事，恐怕他们也不能够知晓此画的深意和价值所在。 所以，还望法师能派一位谨慎精干的僧人带着笼杖前来迎取吧。到时候，我还会将自己收藏的一轴古佛画也一并施与的。 在信中，苏轼还对大觉禅师说，自己如今所在钱塘之地风景如画，令人流连忘返。 弟弟苏辙当前在陈州，估计快要赴东南幕官的新任了。若禅师近来有什么新的诗作，不妨寄来一些看看，自己到了杭州之后，也作劣诗百十首了，等闲暇之时，会给禅师抄下寄去的。 说话间，消息传来：苏辙已得替齐州（今济南）掌书记，人已经到齐州赴任去了。 掌书记唐初为行军大总管府临时军事差遣，后来发展为文职僚佐，其名称也由记室、典书记、管记等固定为掌书记。 掌书记在藩府中作用很大，掌表奏书徽等文书工作，是沟通藩镇与中央的高级文职僚佐，地位仅次于节度副使、行军司马、节度判官等“上佐”。 掌书记要求会写奏章文檄且要精于草隶，所以入幕前，其人员主要来自科举出身者、朝宫、地方官和知名文士，所以说，这一职务对于苏辙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 第65章 吴越王家乡的《陌上花》 熙宁六年（1061）七月初三。 立秋日。 眼看天一入秋，地里的庄稼都要被旱死了，可天上却没有一丝要下雨的迹象。 于是，苏轼就按照知府大人的嘱咐，专门写了一篇虔诚的《祷雨天竺观音文》，并带上钱塘县令周邠、仁和县令徐璹到天竺寺祷雨。 说起祷雨这种民间活动，早在我国西汉时期的历史中就有记载，到了苏轼的时代，更是一种连官方也参与其中的所谓祈禳丰收的巫术活动。 我们知道，苏轼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因为早年在凤翔府时就参与过多次的为民祷雨活动。 祷雨结束后，苏轼一行夜宿灵隐寺。 灵隐寺背靠北高峰，面朝飞来峰，始建于东晋咸和初年，开山祖师为西印度僧人慧理和尚。到这种地方借宿，对于笃信佛学的苏轼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 美中不足的是，苏轼这两天身体有恙，但还是在这初秋的季节里，抱病游览了杭州的净慈寺，拜访了圆照禅师宗本。另外还游览了祖塔院，观看了虎跑泉，然后再游览了佛日山净慧寺。 正当苏轼在马不停蹄地游览佛寺之际，朝中官员沈括被朝廷派往杭州视察新法的执行情况，沈括此次的具体受命是要巡察两浙的农田、水利、差役等事。 沈括到了杭州，首先与前老同事苏轼畅叙了旧情，还恭敬有加把苏轼这一时期的新作（主要是诗词）抄录了一份，这也是当时文人间的正常交流活动。 谁知，回到京师后，沈括转而用附笺的方式，把认为是诽谤的诗句详细地“注释”理一番，全部交给了皇帝，目的是揭发苏轼在诗文中“愚弄朝廷”、“无君臣之义”。 这是老沈这位大科学家对苏轼的第一次下手，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或说“蝴蝶效应”是： 元丰二年（1079），御史何正臣、李定又上表弹劾苏轼，乌台诗案终于爆发。 次年，苏轼被贬黄州，牵连亲友三十多名，涉及诗词一百多首。 当然，沈括虽不是事件的主谋，但沈括正是“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 我们在这里先不说沈括的劣迹，这时候苏轼还把他当成是前同事，丝毫没有对此人设防，至少此时的沈括，在苏轼心中尚没有值得特别痛恨的地方。 刘敞的弟弟刘邠这几天寄诗及书信来，苏轼得知刘邠泰州通判的三年任期已经结束，近日将会来杭。 对于刘敞（字原父）、刘邠（字贡父）这对亲兄弟，苏轼不仅都与之有着诗词唱和，而且也都是苏轼值得敬仰的士人。 刘敞博学好古，多藏古器奇物，能识古文铭识，并因此考知出三代制度与先儒所说的有不同之处。苏轼后来的喜爱古器物，大概率也是受到了刘敞的影响。 对于风头正盛的王安石，满朝惟有刘敞、刘攽兄弟敢于抑其锋芒，这也是苏轼所看重的地方。刘原父对于苏轼还曾数度提携，做考官时，对于苏轼和章惇皆以国士待之。 刘邠到杭州后，被苏轼邀请去一起泛舟西湖，其时正值张先自湖州回杭，就一起结伴游湖赋诗。 当苏轼一行乘坐的船只到了湖心处时，有一小舟翩然而至，舟中有一妇人容貌甚美。 及见到苏轼，妇人就自述自己自少年时就极为仰慕苏轼的高名，因为尚在闺中而无缘相见。自己今日已经嫁为人妇，闻公游湖，于是就冒昧上前叨扰。 妇人自称善于弹筝，愿献上一曲，想换取苏轼的一首小词以为终身之荣。 苏轼闻听此言，自然是无法相却，于是乃援笔立就，赋以《江城子》与那妇人。 词中有“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之句，既实写水面荷花，又是以出水芙蓉比喻弹筝的美人。 苏轼还在词中自注：湖上与张先同赋，时闻弹筝。 可惜的是，张先之词现已不存。 公务闲暇之时，苏轼还游览了孤山上的柏堂及竹阁。正当他们在有美堂中豪饮之时，正好天降暴雨，雨住后，才与陈襄自有美堂乘月夜归。 八月十五，正是钱塘观潮的最佳之际，苏轼自然是不会错过的。 在安济亭上观潮时，苏轼一连写下五首七绝，前三首均无异样，但到了第四首，有句“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八月十五看潮五绝》），被变法派指为苏轼借此言弄潮之人贪污官家利物，致使常常有弄潮儿溺水而亡者，所以朝廷就不得不降旨禁止弄潮。 苏轼的话，也被他人理解为指责朝廷好修水利，却不知利少而害多。 在苏轼的心中，吴越王钱镠（音留）是他的偶像，因为吴越王曾经以弓弩射击潮头，与海神恶战，杭州城连年被潮头直打罗刹石，吴越王钱尚父张弓以待潮至，逆潮头而射之，由是潮退。自此以后，潮水便不敢轻易地接近杭州城头。 正当苏轼在安济亭上兴致勃勃地观潮之际，他的老朋友、钱塘县令、周邠的老丈人陈舜俞却独自在垂虹亭赏月。 赏就赏吧，重情重义的老陈当场还作了诗怀念和苏轼一同游玩的时光。 到了杭州以后，苏轼的词作也慢慢多了起来，在观潮时写下了《瑞鹧鸪》，在本月重游风水洞时又写下了《临江仙》，只是，此际苏轼的词都仍旧是停留在写景状物之上，他的“豪放派”词风还远未形成。 大家知道，苏轼的词开豪放一派，被誉为词仙。想必在大多数人看来，这位伟大的词人应该很早就进行词的创作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而是在他三十七岁之后才开始学习填词的。 叶嘉莹先生通过研究发现，其实苏轼早期作品中，并没有作词，他最早作词是在抵达杭州任职的熙宁五年（1060）春所写的《南歌子》《行香子》《临江仙》等游山玩水的小令，长调则是熙宁七年（1062）秋所作《沁园春》。 此后，他的词作数量日益增多，风格也逐渐成熟。 因为从苏轼年谱和苏轼词集来看，苏轼是熙宁四年（1071年）通判杭州时开始学习填词。 而且通过苏轼年谱和《东坡乐府笺》，可以发现，第一年，苏轼只写了两首词。看来初学填词的苏轼刚开始填词的时候也还是有些生疏。熙宁六年则写了五首，而在熙宁七年（1062）则写了四十二首，是其一生作词最多的一年。 苏轼在后来在写给堂兄子明的信里回忆说： “记得应举时，见兄能讴歌，甚妙。弟虽不会，然常令人唱为何词。” 在这封信里，苏轼就自己谈到了他此时还不会作词的情况。 苏轼开始作词时候，也学习与模仿过其他人，比如欧阳修与柳永，但他的词与他们又不同，苏轼词除了写景抒情之外，往往还会富含哲理或是直抒胸臆，最终自成一家。 在苏轼的词中，超旷是其主调，有时也隐隐表现一种失志之悲，有些还涉及儿女之情。他着名的词《水调歌头》具有飘逸高旷之致，但也表现了他内心深处一种入世与出世之间矛盾的悲慨。 叶嘉莹先生总结苏轼词的特点：“苏轼之词，虽以超旷为其主调，然其超旷之内含却并不单纯，其写儿女之情者，是用情而不欲为情所累，故当观其人而能出之处。其写旷逸之怀者，则又未全然忘情于用世之念，故又当观其出中有入之处。至其偶有失之粗豪浅率者，则是高才未免于率易之病，固当分别观之也。” 按照惯例，苏轼近日要到下属各县提点。 当苏轼到达临安县地界时，知县大理寺丞苏舜举远远地在本县界外的太平寺迎接。苏轼与苏舜举本为同年，所以，于公于私都自来相知。 当苏舜举见到长官苏轼，就迫不及待地向苏轼反映了一件闹心之事。事情的起因是苏舜举数日前去州里办事，却被训狐押出。 苏轼忙问其故，舜举说他擘画得户供通家业役钞《规例》一本，非常简练且实用。前日他将去呈本州诸官，都觉得不错。待呈转运副使王廷老时，王廷老不喜，差急足押出城来。 苏轼取其《规例》详看后，觉得委是简便，因问训狐事，苏舜举便说，自来听人说过一个小寓言故事： 燕以日出为旦，日入为夕。蝙蝠以日入为旦，日出为夕。争之不决，诉之凤凰。凤凰是百鸟之王。至路次逢一禽，谓燕曰：不须往诉，凤凰在假。（或云凤凰渴睡，今不记其详）都是训狐权摄。 日后，这也成了《乌台诗案》的一段公案，被指苏轼与苏舜举本意是以话戏笑王廷老等不知是非。 苏轼到了临安，与周邠、李行中先去与了径山，凭吊吴越王遗迹，作了不少诗。还登临了玲珑山，夜晚便借宿在九仙山。 在游览九仙山时，苏轼听到了当地民间传唱的儿歌《陌上花》。 乡亲们说，唐代的吴越王钱镠本是杭州临安人，被当时两浙百姓称为“海龙王”。所以，他的妻子每年春天一定回到临安，吴越王就派人送信给王妃说，“田间小路上鲜花盛开，你可迟些回来。” 吴人就将这些话编成歌儿，所含情思婉转动人，使人听了心神凄然，然而它的歌词比较粗俗、浅陋，多才的苏轼就将原有的俚俗之辞换掉，成了以下的三首诗： 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 遗民几度垂垂老，游女长歌缓缓归。 陌上山花无数开，路人争看翠軿来。 若为留得堂堂去，且更从教缓缓回。 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 已作迟迟君去鲁，犹教缓缓妾还家。 苏轼写的这三首诗中都贯穿了“江山犹是昔人非”的历史喟叹，全诗虽以“吴越王妃每岁必归临安”的轶事为题材，却委宛曲折地咏叹了吴越王朝的兴亡，带有怀古咏史的性质。 到余杭后，苏轼又与当地官员蔡准、吴天常、乐富国、闻人安道、俞康直、张日华等人一起出游作诗。 公事已毕，回到杭州时，知州大人陈述古早早就在介亭上设宴招饮，专门为苏轼接风洗尘。 遗憾的是，一路的风尘仆仆之下，苏轼偶感风寒，又过了几天，就连陈知州重九之会前夕的邀请也无法赴约。 重阳节这天，苏轼作诗与鲁有开（字元翰）取乐，鲁有开是鲁肃简公鲁宗道的侄子，因为在南康做官回到京师，王安石问他江南的社会与民生如何？ 鲁有开回答道，新法当为他日之患！ 王安石恼羞成怒，遂将鲁有开贬谪为杭州通判，与苏轼一样的官职。 当时杭州同时有两个通判，也是奇事，好在两个人的志趣相投，又平起平坐，所以说苏轼时不时与鲁有开开些玩笑，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重阳节过后，苏轼的身体逐渐恢复，当听说周邠与李行中两位朋友曾在西湖上寻找自己，并给自己寄来了诗作时，就赶忙次其韵回寄了和诗。 去年，杭州发生了一件奇案，令苏轼感到不公。 事情是这样的： 一户裴姓人家的女佣正在井旁洗衣服，这时候主人家的小女孩却坠井身亡，当时仅这位名叫夏沈香的女佣一个人在场，至于小女孩是如何坠井身亡的，一时间也没有人证物证。 此案被交到杭州府审理，杭州的录事杜子方、司户陈珪、司理戚秉道接手了此案的审理，鉴于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女佣夏沈香有杀人的嫌疑，于是就判决夏沈香决臀杖二十板后放人，并就此结案。 哪知，后来的杭州路提刑陈睦觉得此案大有蹊跷，决定由秀州通判张若济推倒重审。 张若济在重新查勘审理后，决定以杀人罪处死夏沈香。这件案子于是就有了较大的争议，致使初期审理此案的三位官员杜子方、陈珪、戚秉道因此而被朝廷免职。 作为自己的同事兼下属，苏轼对这三位官员表示出极大的同情与愤慨，他认为此三人原本无罪，而有这样的后果主要是朝廷上受了小人的蒙蔽。陈睦与张若济是想蒙蔽朝廷，并借此事冲替逐人，打击报复。 “君言失意能几时，月啖蛤蟆行复皎。”（《送杭州杜戚陈三掾罢官归乡》），于是，苏轼作诗对三人进行了劝解，意思是官场上一时的失意并不可怕，相信事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时候。 第66章 杭州通判的赈济之行 知州陈襄有个弟弟，叫陈章，绍圣中曾以左朝议大夫知临邛，为官所到之处，“茂着廉明，士民皆服”。 这几天，从知州陈襄那里得知陈章生了个儿子，作为其哥哥的同事兼搭档，苏轼还是作诗予以庆贺。 过了些时，苏轼还在新城县（今富阳新登镇）会晤了晁补之，两人唱和了诗词。 吴兴县词人张先（字子野），苏轼任杭州通判时，老张已经八十五岁了，不仅家中蓄有声妓，还传出消息他欲买妾。 于是，苏轼赠其诗云：“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张子野年八十五尚闻买妾述古令作诗》） 张先这个人，提到他总让人一下子就会联想起白居易，一是两人都较为长寿，二是都在年迈之际蓄有妓妾。这两个人中，白居易是苏轼的偶像，而张先则是苏轼的诗友兼知己。 面对苏轼的调侃，老张倒也不恼，还煞有介事地和了苏轼的诗：愁似鳏鱼知夜永，懒同蝴蝶为春忙。 张先的这两句毫无虚伪做作的性情之语，竟被苏轼所由衷地激赏。 十月间，杭州一所寺院里的牡丹开了数朵，爱好牡丹的陈襄兴余做了四首小诗，苏轼煞有介事地唱和了七绝四首。 要说诗词唱和，这也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了。 不平常之处在于，苏轼的和诗里又有几处被指摘为讥讽朝廷的词句。比如“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其一》）被指为讥讽当时的执政大臣，以比化工但欲出新意擘画，令小民不得暂闲也。 “谁信诗能回造化，直教霜卉放春妍。”（同上）这种做法，苏轼也认为是不合时宜的。 也就是说，这种做法完全是违背了自然规律的，是注定失败的。 还有词句用“雪霜羞”反衬牡丹盛极一时，然而，这只不过是造物主意欲“呈新巧”的做法而已，言下之意，变法无非是为了哗从取宠，想弄点新花样而已。毕竟，这初冬的牡丹花不是正常开放的，已经是违背了自然的规律。 当然，苏轼这里表面是说花，实际上是隐喻王安石的变法。只是，诗中委婉地告诉了大家，新法是一件让春花冬放的荒唐事，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这几天，天竺的灵山寺里给苏轼捎信过来，说海月禅师圆寂了。 其实，在海月禅师卧病在床之际，就已派人到山下来请苏轼上山，但苏轼正值公务繁忙，抽不出时间前往。 当时海月禅师曾留下遗言，一定要等到苏轼上山后，自己的遗体才能下葬。 一方面是出家之人对于苏轼这样的官家身份极为看重，另一方面更是对苏轼真心的推崇与无与伦比的友情。 在苏轼毕生交往的僧人中，海月禅师惠辨是一位能超脱于凡俗之间的高僧。 我们前面提到过，作为都僧正的惠辨，就是处理一些寺院里的财务、案件、文书以及迎来送往等事的僧人，类似于今天的寺院办公室主任，说白了，就是在和尚中的情商较高者。 惠辨原是杭州天竺灵山寺明智大师祖韶的两个弟子之一，另一为辩才禅师元净。听说海月禅师惠辨事先毫无征兆，早晨起来从容地洗漱之后，还一一拜谢了众僧，然后就趺坐而寂。 惠辨的故去，令苏轼非常难过。 想起了二人曾经在一起相对而坐的时光，“今夜生公讲堂月，满庭依旧冷如霜。”（《吊天竺海月辩师三首·其一》）同时，苏轼再遇到诸多因难解问题而烦恼之时，“欲访浮云起灭因，无缘却见梦中身。”（同上）再也不能去寺院里拜访海月禅师，再也不能在淡然对坐中，随便听上海月禅师的几句话，使心中的郁结顷刻间烟消云散了。 办完了海月禅师的后事，苏轼在西湖周边游览之时，从一位砍柴的樵夫手里收到一幅《春山》横轴，画很有格调，画上的题诗更是超凡脱俗。 当时，苏轼感到很奇怪，到底是何人所作，况且一位素不相识之人为何要送给自己这样的画作。 于是，苏轼便四处向西湖边上的高僧们打听，作画者到底是何人？结果，有僧人看到画作后，竟认出是李颀秀才所作。 等苏轼见到了此人，才发现两人脾气相投、相谈甚欢。 李颀，字粹老，少年进士，曾经被朝廷授予过官职，但他毫不吝惜地放弃了。 弃官之后，李秀才成为了一名修道之人，常遍历湖、湘之间，晚年非常喜爱吴中的山水，便隐居于的大涤洞天。此人不仅擅长丹青，间或还作一些小诗。 就在李秀才往来苕水之上期间，一旦遇到名人胜士，必会与之交游周旋。 在得知杭州通判苏轼是一位名士后，就以幅绢作《春山》图横轴一幅，并题诗其后，也不署名，交给一位樵夫，并附上百余钱，嘱咐其随身带上此画，一旦遇到苏轼本人，就转交给苏轼。 樵夫也不知这位道人的身份，只能照办，于是就将画作交到了苏轼的手中。 苏轼对此事愈加惊奇，面对李秀才这样的一位奇人，待重新展开画作仔细端详时，李颀画与诗的高雅格调，竟使得苏轼发出了“诗句对君难出手，云泉劝我早抽身。”（《李颀秀才善画山以两轴见寄仍有诗次韵答之》）这样的感叹！ 他还认为，李秀才的画能够“尽物之变，秀润简远，不能为人特作，为世间所绝少。” 就在苏轼对李秀才的画作赞叹有加之时，转运司下达了指示，要求苏轼带队前往常、润、苏、秀等州县赈济饥民，钱塘县令周邠与柳子玉作为随行。 一行人雪后到达临平，苏轼同柳子玉一起在一僧舍里拜访了知州陈襄的朋友陈烈，傍晚到了秀水县西北十五里的永乐乡本觉寺。 在本觉寺苏轼一行又看望慰问了乡僧文及，其时文及正在病中，于公于私，看望体恤一下文及这样的弱势群体，也是苏轼此行的正式内容。 在秀州（今嘉兴与松江一带），钱顗（音易）（字安道）给苏轼送来了建茶。 钱安道这个人，也是因为攻击过王安石而被贬谪的官员，也许是物以类聚的缘故，苏轼与他相见后，格外觉得有说不完的话。而老钱送给苏轼的建茶，也必定是经过精挑细选的用心之物。 建茶因产于福建建溪流域而得名，此茶以宋代建州建安县（今建瓯）的北苑凤凰山一带为主体的产茶区，其代表的北苑贡茶闻名于世，是中国御贡史最长的茶。 可以说，建瓯茶事，在漫长的茶史上，留下了令人惊奇的熠熠光芒。 归结起来，建茶有以下“六绝”：一是建溪官茶天下绝；二是建安斗茶天下绝；三是建盏茶具天下绝；四是凤山茶神天下绝；五是建瓯茶业天下绝；六是北苑茶文天下绝。 喝了老钱的建茶，然后就少不了与钱安道唱和两首 。我们发现，一旦苏轼遇到情投意合之人，在作诗时就不免把持不住，常常将自己的内心知无不言、倾囊而出。 这一次与钱安道的和诗也不例外，“草茶无赖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顽懭。”，“收藏爱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钻权幸。”（《和钱安道寄惠建茶》）等句被指为借此讥讽当世变法集团中某些所谓的“小人”。 在接待苏轼一行的筵席上，“如今且作华阳服，醉唱侬家七返丹。”（《钱安道席上令歌者道服》），老钱令歌姬们身穿道服，为苏轼醉唱《七返丹》来助兴。 “七返丹”是传说中的一种丹药，有增功保健的功效。 传说“七返丹”功参造化，练气之士，得此一粒，可抵二十年勤修之功，即普通人服之，亦可明目轻身，得享遐龄。 对于少年时期就从学于道士的苏轼来说，这种接待方式是在合适不过了，可见老钱人家也是在事先下足了一番功夫的。 到了苏州，在苏轼的主持之下，原籍成都府的通长老被请出来作为苏州报恩寺的主持。 这位通长老出身于成都府的仕宦之家，在西蜀原是名门望族。他早年就精研《诗经》、《三礼》，幼年就胸怀大志，有着高远之心。壮年时，本来仕途将成，却又抛弃了官职，从儒者变身为佛徒，但后来却从未抛下对儒学的研习。 让这样一位有着儒学基础的佛徒出任报恩寺的主持，在此地振响法铃，教化一方民众，实在是实至名归。 苏轼此行，本来是要赈济饥民的，但从当代鲁迅先生的作品里，我们知道了民众的心理饥渴也是要好好地赈济一下的。 在苏州，得知苏轼前来，知州王诲（字规父）便取出仁宗皇帝赐予其父的所作飞白书，想让苏轼做一篇记文。 这篇飞白书是庆历年间仁宗皇帝赐给王父王举正的两个飞白大字“端敏”，王知州想让苏轼写篇记文连带这两个大字刻成石碑流传后世的。 在苏轼看来，仁宗一朝上天下民融洽合一，天子臣僚欢畅舒心，仁宗本人更是敦厚质朴，恭谨有礼，被世人称为仁厚长者。同时代被仁宗擢拔的士大夫，成就都早已光辉四射了。 因此，带着对仁宗皇帝的深厚崇敬之情，苏轼为王诲写下了一篇记文。 苏轼的诗词堪称宋代的翘楚，但也有不喜欢他诗的人，方惟深便是其中的一位。 结束完秀州（今浙江嘉兴）的赈灾工作后，苏轼又来到了苏州。苏州名士众多，文采风流，其中有一个名叫方惟深的诗人尤为知名，苏轼特意前往拜访。 方惟深，字子通，本莆田人，后移居于苏州。他早年通经学，尤工于诗，举进士不第，与弟躬耕于陇亩，寄情于山水。 此人早年便通经学，尤工于诗，为乡贡第一，后举进士不第，即弃去，与弟躬耕于乡土。 方惟晚岁深隐于吴地，以其诗名行于世，其诗格调之高直追晚唐诸人。 方惟深是王安石的弟子，和他关系极佳，曾有诗云： 《谒荆公不遇》 春江渺渺抱樯流，烟草茸茸一片愁。 吹尽柳花人不见，春旗催日下城头。 全诗采用融情入境的手法，无一字直接描写访人不遇的怅惘之情，而通过春江、归帆、烟草、柳花、春旗、落日来渲染自己的情绪，深得唐人风致。 据说，王安石非常喜欢这首诗，亲自书写于案前，以至于被其门人误收入王安石的《临川集》。 或许是因为王安石的关系，也或者是两人气场不和，苏轼和方惟深的此次唔面并不愉快，方惟深很不喜欢苏轼的诗文，曾评价道：“淫言亵语，使驴儿马子决骤。” 意思是说苏轼的文笔太通俗、直白，就像驴马横冲直撞，一点诗味都没有。 其实，这都是文人之间的相互斗气，也是艺术追求和性格的不同。苏轼为人洒脱，写诗非常随意，留存至今的就有2600余首，难免良莠不齐。 而方惟深呢，因为和王安石混得久了，写诗极为讲究，追求唐朝人的含蓄蕴藉，故而不喜欢苏轼的说理议论和直白显露，说到底是唐诗和宋诗的闹别扭。 不妨再看方惟深的一首诗： 《舟下建溪》 客航收浦月黄昏，野店无灯欲闭门。 倒出岸沙枫半死，系舟犹有去年痕。 这首七言绝句描写旅途夜泊的场景，选用最有特征的景物，巧妙构思，虽是信笔直书，却使人感到身临其境，静谧幽远。 开头的“客航收浦月黄昏”化用林逋《山园小梅》的“暗香浮动月黄昏”，“野店无灯欲闭门”则化用韦应物《滁州西涧》的“野渡无人舟自横”，皆不露痕迹，看得出方惟深用功之深。 但是，老方却不喜欢苏轼的诗，认为苏轼的诗大多“淫言亵语，使驴儿马子决骤”，这在历朝历代苏轼的粉丝圈里，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看来，古往今来不管什么人都是难以做到让所有人都喜欢的。 第67章 丹徒柳家的狂嗨与唱酬 惠山属于浙江天目山由东向西绵延的支脉，以其名泉佳水着称于天下，最负盛名的是“天下第二泉”。 如今，坐落于无锡西郊的惠山古镇，与苏州的甪直、周庄、千灯、锦溪、沙溪、同里、黎里、震泽、凤凰9个古镇，以及浙江省的乌镇、西塘、新市、南浔，共14个古镇正在一同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惠山古镇始建于南北朝，距今已有一千五百余年的惠山寺，就位于惠山古镇的秀嶂街（今惠山直街和横街交接处）。 苏轼到了惠山，先去拜会了钱道人。 关于惠山的钱道人，前面我们介绍过，也就是钱安道的弟弟——惠山老，正是后来频频与苏轼有着交集的那位钱道人。 钱道人专门烹了小龙团茶接待苏轼，然后又带上苏轼登上惠山的绝顶，远眺了无锡的太湖盛况。 钱道人的小龙团茶又叫团茶，是产生于宋代的一种小茶饼，始制于丁谓任福建官员之时，专供宫廷饮用。茶饼上印有龙、凤花纹。印盘龙者称“龙团”或龙茶、盘龙茶、龙焙、小团龙，印凤者则称“凤团”或凤饼、小凤团。 到了仁宗时期，还为这种团茶茶饼设立了龙团茶、凤团茶、月团茶等繁多的名目，团茶中还杂有各种香料，茶团茶饼的表面则涂饰金银重彩。 不得不说，钱安道令歌姬们身穿道服，为苏轼醉唱《七返丹》来助兴，其弟钱道人用精挑细选的小龙团茶来接待苏轼，都已是倾其所有，可见钱安道兄弟二人待人接物都是一等一的厚道。 此时，杨绘（字元素）自郓州来杭，此前杨元素任亳州知州时，苏轼曾经让家族世交的苏颂之子苏嘉，给自己的四川绵竹老乡杨元素带去过一封信，其实是向杨知州推荐苏嘉的书信。 只是目前还想不到，明年这位老乡杨绘将要自应天府出知杭州，不过没关系，苏轼还是作了《定风波》词为其送行，苏轼的忘年交张先也奋笔疾书，唱和了一首《定风波》赠与苏轼及杨绘。 美中不足的是，苏轼此时的《定风波》尚属平庸之作，与“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那种气场还有一段不大不小的差距。 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时，钱塘有位小男童名叫彭九，年方十一岁，善于作诗和弹琴。与人应答时意思表达得清楚又明白，就像成年人一样沉稳，此时，这个小孩还尚属行童试经的阶段。 一次在与法惠圆师的筵席中，苏轼对在座的宾客说，法惠圆师的这位小童子年龄虽小，但很会作诗。近来，参寥子做了几首“昏”字韵的好诗，不妨就让这位小童子也和上几首？ 哪知话音刚落，小童子就援笔立就、和篇立成，诗中云“千点乱山横紫翠，一钩新月挂黄昏”。 苏轼大为惊奇，直言此诗不减唐人韵致，因笑道，你这小童子不需念经也做得一个和尚！于是这一年，这位叫彭九的小童子正式皈依佛门，剃度做了和尚。 这还没完，苏轼问彭九道，不知法师有没有法名，小和尚回道没有。 苏轼想起法惠圆师的弟子辈中，都是用“思”字相联，于是就给小彭九取了一个法名“思聪”，希望这位诗才的少年能以用“思聪”这一法号而得道，可见苏轼对这位小童的喜爱。 这些时，苏轼还游览了杭州万松岭的惠明院，把杭州法会院法言（字无择）的居室东轩题名为“雪斋”。 法言的这座东轩汲水以为池，累石以为小山，又洒粉于峰峦草木之上，极似飞雪之集。苏轼觉得，这些个人造景观虽然类似儿戏，但意趣甚妙，尚有可以发入佳兴者，所以就将此命名为“雪斋”而去。 到家后，大表哥文同从陵州写信来，感谢苏轼给他寄去的陈希夷的唐福山药方。 陈希夷也即陈抟，字图南，号“扶摇子”，赐号“希夷先生”，是一位道门高隐和学术大师，世称陈抟老祖、睡仙、希夷祖师等。 还见到了舒焕的来信，信中舒焕将苏轼比作欧阳修，苏轼忙回信说，欧阳公是天人，上天生了这样的一位天才，恐怕千百年后才会再出一位，若把我比作是他，那一定不是疯癫就是愚蠢了。 晁端彦这个人，我们前面也提及过，当苏氏父子初次进京住在京师开封的兴国寺浴室时，美叔（晁端彦）即来见访，且自报家门称，说他师从欧阳公很久了，公特令他来与苏轼结交，行前欧阳公对晁端彦说，苏轼将来必定会因学问而明世，就连他也要放苏轼出一头地的。 就是这个晁美叔，如今正出任浙东提刑，苏轼听说他近来要奉旨出京巡查淮河流域，就赶紧给这位同门师兄写信，告诉他一定要对沿途百姓实行宽大的怀柔政策，任由他们休养生息，使得一直处于沉重负担压迫下的百姓能稍微松一口气，也算是做了好事一桩。 自十一月起，苏轼就奉命往常州、润州（今江苏镇江）一带赈饥。到当年的除夕之夜仍在路上，除夕当晚就地野宿于常州城外的运河边。 常州这座古城，原属吴延陵季子之采邑，汉时叫做毗陵县。 “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其一》）在运河边夜店的孤灯之下，苏轼还做了两首诗。 他之所以彻夜不眠，并非因守岁而是在为民间疾苦忧虑，也因客中孤独，思归心切而愁闷。“南来三见岁云徂，直恐终身走道途。”（同上）这两句透露出苏轼被迫离开朝廷南来已整整三年，眼看自己终日奔走于道途之中，不能践行自己的政治抱负，愁苦之中甚至还产生过想要退隐的意愿。 熙宁七年（1062），大年初一。 明日就要立春了，好在江南腹地明媚的春天将要到来。 过了年，就已三十九岁的苏轼，带着赈济饥民的使命，在这元日里，来到了丹阳这个古称曲阿的小县。“白发苍颜谁肯记，晓来频嚏为何人。”（《元日过丹阳明日立春寄鲁元翰》）这是苏轼在丹阳县作的诗，在立春之日，苏轼就将此诗寄给同为杭州通判的同事鲁有开。 关于喷嚏，世传为人所思则会打喷嚏。早在《诗·邶风·终风》中即有记载：愿言则嚏。 早上起床后频频打喷嚏的苏轼，可能是觉得自己的老搭档鲁有开在思念自己吧，就给老鲁寄去了自己的诗作，好向搭档老鲁标榜一下白发苍颜的自己是“一直在路上”。 除了鲁有开，苏轼还赋了一首《行香子》寄给了自己的上司陈述古，看来，古人出差的途中，也会与所在单位的领导时不时地通通气的。 当苏轼一行抵达润州（今江苏镇江）时，苏轼先去参观了刁璹的草堂。 刁璹，字景汜，湜公之子，安徽含山典礼堂三十三世祖，是苏轼的同年，此时已经卸任於潜县令，居家赋闲。 看完了刁璹的草堂，在润州京口的刁姓望族中，还有个叫刁约的，是刁璹的叔叔，也是苏轼要拜访的人物。 刁约，字景纯，世居京口。年轻时刻苦好学，应举京师，与欧阳修、富彦国声誉不相高下。庆历初与欧阳修同知太常礼院，又并为集贤校理。曾出使契丹，回朝后改判度支院，所以说，此人也算是个人才。 时年已八十一岁高龄的刁约与苏轼先是兴致勃勃地回忆了先朝时在一起侍宴的往事，又一同观赏了自家庭院中的瑞香花。 瑞香花在《楚辞》中被称为“露甲”，多分布于我国长江流域以南各省区。 据《庐山记》记载，瑞香花原产庐山一带，其他地方均无栽植，但如今已被广植，江西省的赣州市更是将其列为“市花”。 柳子玉本为丹徒县人，这次与苏轼到了自己位于润州的老家后，自然就反客为主，给苏轼当起了导游。老柳带着苏轼一行，将润州城内的鹤林、招隐二寺游览个遍，又以东道主的身份大摆筵席招待了苏轼，直到苏轼大醉方归。 醉酒后的苏轼，在诗中写道：安得道人携笛去，一声吹裂翠崖冈。可见苏轼被老柳他们招待的确实是到位了！ 苏轼趁着醉意，还将自己的这首诗自豪地呈给了刁景纯老先生，谁知刁老先生在接到苏轼的诗作后，情不自禁地唱和了一首。苏轼得知后，“浅量已愁当酒怯，非才尤觉和诗忙。”（《景纯见和复次韵赠之二首·其一》），提笔再和了刁老先生的两首诗。 面对这种热热闹闹的和诗场景，东道主柳子玉也被卷了进来，也与苏轼唱和了一首。自然地，苏轼还要唱和一首回赠，并且把这首和诗兼寄给了柳子玉的哥哥刘子璋道人。 在柳子玉为苏轼一行设下的家宴上，苏轼三杯酒下肚，又用前韵唱和了一首。 刁老先生的情绪这次是被苏轼完全地鼓舞起来了，老爷子在家里仍是按捺不住自己心中的激动，私底下抓耳挠腮地又依韵唱和了两首呈给了苏轼。不过这两首和诗，在刁老先生眼里是非常充满意义的。 老先生说了，老夫我为何要再和两首，一来是为了纪念自己的亡兄刁绎曾经与苏轼的二伯苏涣是同年的关系，二来是感谢苏轼此次前来润州，与自己唱酬的友情。来而不往非礼也，这也是我们老祖宗定下的规矩。 苏轼只有再和两首，才不算是失礼之举，尤其面对这位耄耋之年的老先生。就这样，在润州期间，这首押下平七阳韵的七律，苏轼前前后后共作下了七首。 润州之行，可谓是收获满满！ 除了诗词的唱酬，柳子玉还让自己的两个孙子柳闳（字展如）、柳辟（字介夫）上前拜见了苏轼。 这两个小孙子也是很机灵的，当场竟向苏轼求以墨宝，毕竟吃了人家的饭，苏轼也并不推辞，信手拈来又作了七绝二首，再亲笔书之，赠与了自己堂妹夫柳仲远的这两个小子了事。 第68章 常、润道中的“下乡日记” 熙宁七年（1062）二月间，苏轼一行仍风尘仆仆地行进在常、润一带赈饥之路上。 在半道上，他们偶遇一位孤僧，从当地人口中得知，此僧原本成都籍的进士，俗名杜暹，字伯升，后因厌倦科场而出家，法号法通。 苏轼不经意地问柳子玉道，若是这位法通禅师起初不出家，如今会怎样呢？ 柳子玉脱口答道，不过和我现在是一样的状态。苏轼听后苦笑不止，遂作一诗云：“若教俯首随缰锁，料得如今似我能。”（《成都进士杜暹伯升出家名法通往来吴中》） 在润州（今江苏镇江），柳子玉和苏轼还邀请刁约老先生一起游览了金山。 时年，苏轼三十九岁，而刁老先生已经八十一岁。 在金山寺，也许是苏轼做东，与柳子玉及宝觉禅师开怀畅饮，当时苏轼大醉。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可能是苏轼与柳子玉的感情到了，才会任由自己一醉方休，又可能因为柳子玉要与苏轼道别了，这是要为柳子玉饯行的酒。 当晚，醉酒后的苏轼就夜宿于金山寺宝觉禅师的禅榻上。夜半时分，苏轼酒醉方醒，“惟有一龛灯，二豪俱不见。”（《金山寺与柳子玉饮大醉卧宝觉禅榻夜分方醒书》），苏轼看到柳子玉与宝觉禅师两人已不在身边，于是披衣起身，将新作的这首诗书写到了宝觉禅师住室的壁上。 这首诗作的真迹，后来据说被南宋饶州鄱阳（今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人洪迈所得，刻石于当涂的郡斋，上面还专门刻上：与柳子玉，宝觉师会金山作。洪迈，字景卢，号容斋，又号野处，为洪皓第三子，就是《容斋随笔》所谓作者。他后来官至翰林院学士、资政大夫、端明殿学士，宰执（副相）、封魏郡开国公、光禄大夫，谥“文敏”。 就是这样的一位牛人，尚且对于苏轼的诗作是如此的关注，可见苏诗对后世的影响之深远。 柳子玉本人谪官寿春（治所在今安徽寿县寿春镇），监灵仙观，自从苏轼倅杭以来，屡次与苏轼一起悠游唱和，只是现在，柳子玉要与苏轼分别，回到舒州（今安徽安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了。 据说，柳子玉先前就曾做梦梦到过要赴司命真君殿，没过几天，就真的接到监舒州灵仙观之任命。 在丹徒，苏轼还拜访了当地的名人监杭州洞霄宫的俞康直（字子彦）。 宋朝设置的祠禄之官，准确说来是宋朝皇帝对于文臣的特殊待遇，这在历朝历代可谓是独树一帜，因为祠禄官是以主管某座道观为名的，而且还是偏偏没什么具体职事，什么都不用管，但还可以领取相应的俸禄。 说白了祠禄官就是一闲职，是朝廷礼遇老臣、外戚、官场失意官员的一种特殊待遇。以这种名目，来给予这些官员俸禄，还不用干事。而且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这个官职真的是什么都不需要干，纯粹就是一个挂职。在宋朝如果官员官场失意，担任祠禄官的闲职，意味着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如果致仕的话，则是很难复出了。 俞康直在朝中与宰相韩缜相友善，本人也有极大的名气，还都监提举着杭州的洞霄宫，所以说，苏轼前往拜访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在俞老爷子的居所里，有着四处与众不同的亭堂，分别取名：退圃、逸堂、遁轩、远楼，都是含有浓郁的退隐色彩，俞康直退隐京口之后，终日啸傲其间。 苏轼将这四处亭堂分别作了诗，最后还把俞老爷子直接比作是陶渊明在世，“不独江天解空阔，地偏心远似陶潜。”（《监洞霄宫俞康直郎中所居四咏·其四》） 苏州太守王诲（字规父）本想邀请苏轼前去观灯，但因为江西庐山人氏刘恕的前来造访，苏轼遂将王知州的盛情相邀给推掉了。 刘恕这个人，前面多次提及过，字道原，筠州（即今江西高安）人，是《资治通鉴》的副主编之一，其父刘涣，精研史学，刘恕以史学擅名。 刘恕亦以史学擅名，在京师时，他就是苏轼的同事兼好友，曾经与苏轼形影不离地环绕于司马光老先生周围，是个反对王安石集团的最为彻底的勇士。 因得罪了王安石，自度京师难留，便请求到南康(今星子)监酒税，顺便还能归养自己的父母。如今，刘恕专门从江西赶过来拜访苏轼，苏轼自然对于这位老朋友是相当的重视，所以才将王知州的邀请推掉了。 刘恕走后，苏轼在此游览了焦山与金山，会晤了焦山的纶长老，还与金山的宝觉、圆通二长老道别。 不觉离开杭州已经几个月了，苏轼不由地怀念起在杭州与陈述古在一起的日子。于是在常、润道中作诗五首寄给了陈述古，陈知州每首分别又唱和了一首。“锦袍公子归何晚，独念沟中菜色民。”，这是陈述古和诗中的两句。 在常、润的道中，苏轼惊喜地收到了弟弟的书信。如今苏辙已得替齐州（今济南）掌书记，这一职务要求会写奏章文檄且要精于草隶，所以对于苏辙来说，做起来轻车熟路，是再合适不过的工作了。 弟弟在做一些文职的工作，而苏轼此时是在下乡的路途中，想起弟弟能有个得心应手的工作，苏轼的内心也是极为欣慰的，于是就将在常、润之间的所见所闻赋了两首词寄给了弟弟。 四月十九，在这明媚的江南春日里，苏轼听到了朝廷里的重大人事安排，韩绛再度被拜相。得知这一消息，作为最早拜在其门下，蒙受韩大人关爱最厚的苏轼，连忙上了贺启。 同日，又有消息传来，王安石的铁杆跟班、泉州晋江人吕惠卿（字吉甫）自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可以进入政事堂议事，等于成为宰相群的一员，相当于副宰相的级别，摇身一变成了王安石变法的第二号人物。 当时，王安石因和吕惠卿友好，就向宋神宗进言推荐吕惠卿，说吕惠卿的贤能，岂止在当今之人中出类拔萃，即使是前世大儒也不是能轻易比得过的。 学习先王的道理而能用于今世的，只有吕惠卿一人而已。吕惠卿因而被任命为检祥文字，凡事不分大小王安石必定和他商议，凡是王安石所上涉及变法的奏章都出自吕惠卿的手笔。吕惠卿因此成为新党核心，当时之人甚至称王安石为孔子，吕惠卿为颜渊。 吕惠卿是依靠王安石的信任一路走到副宰相之位，而后来王安石离任后却又极力打击王安石，甚至拿出和安石的私信来诋毁他，王安石退处金陵后，也深悔错信了吕惠卿。 所以后来无论是章惇、曾布、蔡京中的谁当政，都会因为厌恶害怕其品性而不敢引其入朝，于是他一直在朝外辗转为官至去世。 关于此人，我们后面会详细解读，此处暂且按下不表。 在润州时，苏轼还专门拜会了镇江军书记孙立节（字介夫），这是一位在苏轼眼中的刚正之士，敢于当面顶撞王安石，而不去三司条例司的人。 以至于，刚开始推行新法的时候，新近被提拔上来的年轻人，对待各级官吏和士大夫都是傲慢不恭，惟独敬畏孙立节，他们说了，这就是那位敢于顶撞丞相的牛人啊！ 苏轼一行在润州的巡察基本已结束，“工作组”南返至离润州六十四里的丹阳，此时的周邠县令因任满赴调就要离开了。 苏轼回想起在杭州时与周邠一起交游和诗的快乐时光，尤其是杭州城牡丹开放的时节，周邠作牡丹诗寄给苏轼，于是苏轼就把那时周邠的牡丹诗次其韵后，作为送周邠赴阕的送行之诗。 五月初一，刚送走了周邠，就听说朝廷中的一件与自己有关的事。原来天章阁待制李师中突然向朝廷上书，建议乞召当今方正有道之士如司马光、苏轼苏辙兄弟等人入朝辅佐圣上，条问急政。 李师中，字诚之，宋州楚丘县（今山东菏泽市曹县）人，后累官提点广西刑狱，摄帅事。此前苏轼护送其父灵柩回蜀的途中，二人曾经有过交往。如今，在神宗皇帝与王安石变法到了最吃劲的时候，老李突然弄了这么一出，着实让人惊掉了下巴。 宋神宗闻知后，当场批示：李师中朋邪罔上，愚弄朕躬，摭其奸诬陷，所宜不赦。 随即，李师中被落职窜逐，贬谪为和州（今安徽和县）团练副使安置。好在过了一段时间，宋神宗可能是有了不一样的想法，又下达了令李师中分司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郓州居住。 朝中这一小插曲刚过，又得知晁端彦自淮东提刑任上移知两浙提点刑狱。 这位晁端彦，字美叔，其祖上原为清丰（今属河南）人，后徙彭城（今徐州）。不仅与苏轼是同年，还和苏轼一样也是师从欧阳修的同门师兄弟，此人还向朝廷举荐过苏轼外擢任使。 晁端彦到任杭州后，其十六岁的儿子晁说之也随父到了杭州，这是苏轼首次见到晁说之。 至于晁补之与晁冲之以及晁说之的关系，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作一专门的介绍： 山东巨野的“晁氏家族”本为汉代御史大夫晁错之后，其家族在宋代是仕宦世家，吕夷简、曾巩、陆游、叶梦得等都是晁氏的姻亲。 晁氏祖籍澶州清丰（今属河南省），后迁居山东，故又称为济州钜野（今山东省巨野）人。在今天的菏泽晁八寨晁氏家庙的外门上，仍贴着“九世进士翰林家”和“六朝部院尚书第”的对联，让人不得不缅怀晁氏一族曾有的繁华。晁氏家族历数百年而家声不坠，与其文化传承与文献相续密切相关。 晁补之是太子少傅晁迥五世孙，字无咎，自号归来子。善做文章，才气飘逸，好学且不知疲倦，擅长于书画，他的字体深得当时的人的好评。与秦观、黄庭坚、张来等人称为苏门四学士，为苏轼所称道。 晁冲之字用叔，一字川道，晁补之从弟（同一个爷爷属堂兄弟，而同一个祖爷爷为从兄弟）。 晁说之，字以道，号景迂，晁端彦之子，宋代制墨名家，是一位不容忽视的经学家。他博通五经，尤精于《易》学，同时又是一位富有创作实绩的作家、画家，与苏轼、黄庭坚等苏门文人、江西诗派作家有着广泛的师友关系。 第69章 使君能得几回来？ 熙宁七年（1062）二月十九，赈饥小组在苏轼的带领下，已一路披荆斩棘南返至常州。 在常州，苏轼有幸见到了南唐后主李煜的书法真迹，李煜这个皇帝达人，“精书法，善绘画，通音律”，诗和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 李煜在中国词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称为“千古词帝”。有人说，在我国历史上，如果少了象李煜这样一个皇帝人们也许不会太在意，但是，如果少了象李煜这样一位词人恐怕就会给后人留下一些遗憾了。 所以，为词名所掩的李后主，他的书法也是有一定名气的。 只是，苏轼同志首推的是蔡襄的书法，认为蔡君谟的书法本朝第一，而李煜的书法在苏轼看来，外形上虽然追求险绝，但是内涵上却是一无所有，也就是所谓的外强中干。 所以说，在常州见到李后主的书法时，苏轼在这位“亡国词帝”的作品后面题跋了以下的内容： 李后主被樊若水出卖后，举国失陷，大好河山沦为人手。李后主作为国君，本应在九庙之外恸哭，向百姓们谢罪，然后才随北宋的官兵登程去开封受降。 可是李后主的表现却是，听着教坊最后的别离之曲——挥泪对宫娥！ 俗话说，字如其人。至于李煜的字究竟怎么样？我们一方面相信，这样一个亡国之君的书法也必然会表现出优柔寡断的一面，另一方面，我们对于苏轼的书法鉴赏能力也是有足够自信与认同的。 苏轼一行出来已经几个月了，苏轼有时候会怀念在杭州时与知州陈述古在一起的快乐时光，就会给老陈寄去几首诗以释怀。“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其五》） 近来，连日奔走于常、润之间公干之余，在苏轼与陈述古与章惇的诗词唱和中，无意间透露出了将来卜居阳羡（今宜兴）的念头。 到达常州，苏轼同状元行老学士秉道先辈一起游览了太平讲寺，其时正值太平寺净土院的牡丹盛放，花丛中还有一朵淡黄色的牡丹花，令人百看不厌。 苏轼觉得，看到了这朵淡黄色的奇花，那些什么姚黄、魏紫等以培育者姓氏名世，和诸如青州、延州等以产地着称的牡丹名品，也都不需要去看了。 在常州，武进（今江苏常州）人钱公辅，字君倚，也是一位因反对王安石被排挤外任的诗人官员，熙宁五年十一月已经离世。 其子钱世雄，字济明，号冰华先生，找到了苏轼，想让苏轼给其亡父做一篇哀词，对于这样一位与自己有着相同遭际的老者，苏轼自然是恭敬不如从命了。 从常州武进一路向南，就到了苏轼梦寐以求的古阳羡之地宜兴。一到宜兴，苏轼就住进了单锡的家里。 单锡是苏轼的同年进士，此人学识渊博还擅长作诗（这一点很重要），对天文天相和术数也极有研究（通阴阳图纬星历之学）。苏轼正是喜爱其才学，去年三月才把自己的外甥女和他撮合到一块的，从此以后，每当苏轼再到宜兴，还会到单锡家住上一段时间。 在单锡家里，苏轼见到了二伯苏涣写给考官蒋希鲁以表达谢意的书信手迹。 原来，当二伯二十三岁参加科举时，当时的考试制度还较为宽松，还没有采用糊名的方式，通判殿中丞蒋希鲁来到考场，看到了苏涣的文章极为出众，就记住了他的名字。本来想将苏涣擢为第一，奈何苏涣以父兄尚在、不敢造次的理由一再推辞，最后被选为第三名，以成其美名。 于是，就有了二伯写给蒋希鲁的这封信。 如今二伯已经离世十三年了，现在又看到了二伯的手迹，真是见字如面啊！ 大概由于蒋希鲁也是宜兴人的缘故，所以此手迹才会流落到单锡的手里，又或者是由于姻亲的关系，单锡着意留心保存了这件手稿也不无可能。 八年之后，苏轼将这件手稿加以装裱，归还给二伯的二子苏明，让堂哥好好地保存，以纪念伯父中都公的大德。 行进在古会稽郡下无锡县的道中，苏轼见到了农夫用于灌溉田地的水车，“天工不见老翁泣，唤取阿香推雷车。”（《无锡道中赋水车》）此时天旱的极其严重，但“天工”尚未显灵，下雨无望，因此老翁悲泣不已，靠天不成，只好自救，于是呼唤子女推水车抗旱。 “阿香”本神话中的女神，这里指车水的农民，“雷车”本是天神布云下雨的工具，这里是把水车夸大成了雷车的神通。 到了苏州，苏轼首先游览了虎丘寺。 虎丘历来被誉为“吴中第一名胜”，位于苏州古城西北，距阊门三、五公里郊外的山塘街。虎丘的人文历史可追溯到二千五百年前，和苏州古城一样历史悠久。 据传春秋末期吴王阊闾葬于此地，后有虎踞其上，故称虎丘，一说丘如蹲虎而得名。 在虎丘，湖州人刘述（字孝叔）也前来与苏轼相会。这位亦是因与王安石不和而被贬外任的官员，如今已由知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转而赋闲提举崇禧观，成了一位啥也不管的甩手掌柜。 刘述的到来，使得苏轼有了诗词唱和的诗友，同时在异地心里头也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感觉。唯一遗憾的是，苏州知州王诲王大人因为外出祈雨而不能前来相会。 苏轼与刘述就在闾丘孝终家饮宴相聚，赋诗为乐。 闾丘孝终，字公显，苏州人，曾在黄州任太守。 后来，苏轼因写诗讪谤朝政，贬到黄州去任团练副使。苏轼到黄州以后，就在闾丘孝终手下任职。 闾丘老先生为官清廉，为人正直，他知道苏轼才高八斗，是个饱学之士，并没有打击、排挤他，而是很敬重他，凡有宴会，总要请苏轼一起出席。 闾丘孝终在黄州筑有栖霞楼，常常邀请文人墨客饮酒赋诗，苏轼也常常与会。由此，苏轼与闾丘孝终交往甚密，友谊深厚。 就在苏轼与刘述、闾丘太守酣畅淋漓地饮酒之际，忽然间疾风骤起、雷声响过，一阵瓢泼大雨如期而至，想必这场大雨就是错过了酒席、为民祈雨的王诲王大人的精诚所至，感动了上天，龙王爷显灵之缘故吧。 过吴江县时，在吴江鲈乡亭之傍有古越国上将军范蠡和西晋文学家、江东步兵、“莼鲈之思”的始作俑者张翰以及唐代农学家、文学家陆龟蒙三人的画像，这三位被称为“吴中三贤”。 苏轼为“吴江三贤”的画像分别用略带调侃的口气戏作了诗，苏轼的诗成后，后世这三位吴中名士被易其名曰“三高”，还塑成了塑像供后世的人们瞻仰。 过秀州（今嘉兴与松江一带）抵达本觉寺时，得知文及长老已经圆寂。 上次苏轼一行路过秀水县西北十五里的永乐乡本觉寺，还在本觉寺看望慰问了蜀僧文及，其时文及正在病中，想不到如今却是阴阳两隔了。 世传，秀水县有三过堂，又有煮茶亭，一在县西景德寺之东禅堂，苏轼三过嘉禾汲水煮茶处；一在本觉寺，为苏轼与文长老茶话处。 六月初三，朝中的任命下来：杭州知州陈襄除知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而应天知府杨绘（字元素）将要出任杭州知州，也就是说，两个人的职务调换了一下。 杨元素任亳州知州时，苏轼还曾经让家族世交的苏颂之子苏嘉，给杨元素带去过一封信，因为杨绘是自己的四川绵竹老乡。 回到杭州，苏轼又登上了杭州白马庙巷之西的七宝山。 七宝山上有一座宝严院，去年秋，苏轼就曾来过此地。当时，宝严院里寂然无人，当苏轼四处看时，但见一位僧人正在几案后默不作声地读书。苏轼与之搭讪，此僧也漠然不作答。问了院中其他僧人始知，此僧早已谢绝人事、足不出户已经十五年了！ 而此刻，自常、润归来的苏轼又一次来到此地时，听说上次读书的寺僧已经死葬数月矣。“却疑此室中，常有斯人不。所遇孰非梦，事过吾何求。”（《去年秋偶游宝山上方入一小院阒然无人有僧隐》），这使得苏轼感到自己上次看到的一切，简直就像是在梦中一样。 黄庭坚的二舅李常（字公择）本年三月间已到湖州知州任上，公择为苏轼的至交兼诗友，后来曾数次向朝廷举荐过苏轼。 苏轼给李公择写信说，自己的任期已满，只是接替的人选还没有定下来，不过这也好，自己还可以在西湖边上再过上一个秋天，到哪里能找到像这里这样好的景色呢，如果你这位霅上（霅水，是湖州境内的一条河流）的“东道主”不厌客的话，最近我将会去湖州和你一聚。 七月七日，在这中国特有的七夕节里，苏轼还专门赋了一首《鹊桥仙》赠与陈舜俞。因为这位周邠的老丈人与苏轼交情极深，这一回老陈是专门前来杭州与苏轼道别的，来了才听说苏轼要去吴兴（湖州的古称），就又把苏轼送到了吴兴。 苏轼的接替者尚未确定，但知州陈述古这几天确是要离任了。 在陈述古离任的前几日，知州大人就开始在有美堂宴请自己的各位僚佐了。 这天，大家伙在有美堂上饮宴至晚，其时月色如练，众人前望浙江，后顾西湖，沙河塘正出其下。面对此情此景，在这终将要分别的时刻，知州最后一次行使了自己的权利，指示自己的副手兼诗友苏轼同志再赋一首《虞美人》。 “使君能得几回来？便使樽前醉倒、更徘徊”，陈襄是因批评王安石和“论青苗法不便”，被贬出知陈州、杭州的，然而他不以迁谪为意，“平居存心，以讲求民间利病为急”。 而苏轼亦因同样的原因离开朝廷到杭州，他自言“政虽无术，心则在民”。他们共事的两年多时间里，能协调一致，组织治蝗，赈济饥民，浚治钱塘六井，奖掖文学后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们确实做了不少有益于老百姓的事情。 此时即将天隔南北，心情岂能平静？ 接到州守的指示后，面对着这西湖之上的如练月色，苏轼感而赋之，一曲《虞美人》即席而就。 第70章 扑蝗路上诗戏毛县令 熙宁七年（1062）初秋，苏轼游览了杭州灵隐寺后山的高峰塔。 站在高峰塔下远远望去，只见云海茫茫，飞鸟下翔，耳边的钟磬之声忽远忽近，在破败的高峰塔下仅见到一位耳聋的老道人，如今已是贫病交加，口粮不继。 反观自己，苏轼心里明明知道自己也许此生不会再来这里了，但真正要离开此地，此刻心里却更加地彷徨。只好让随从给老道留下一匹布，因为据说今年的初冬时节天将早霜。 杭州的营妓已经动身前往苏州去迎讶新来的知州大人，而苏轼作为临时的负责人，也顺手赋了一首《菩萨蛮》寄给了苏州知州，还赋了一首《诉衷情》送别陈襄，同时迎接新知州杨绘。 八月十三，陈襄要离开杭州去往南都（宋时南京的别称）了，苏轼与杭州府签判孙奕（字景山）等僚属与陈襄作别于佛日净慈寺，苏轼知道，这次陈述古是真的要走了。 送别陈襄之时，苏轼又用心赋了几首词作，这还不算，又一直将这位志同道合的老上司送到杭州城北的临平县，再赋一首《南乡子》作为留念才算了事。 八月十七，与陈述古两易其任的杨绘杨大人顺利到任。 此际，正值杭州城丹桂飘香的时节，苏轼收到了上天竺寺僧人特意送来的桂花，他不忍独享，郑重地分赠给他的新上司兼老朋友杨元素。 那时候，天竺的桂花还是一种稀罕物，只不过今天的杭州已经是遍植桂树，桂花已正式成了杭州的“市花”，每逢金秋时节，金桂、银桂、丹桂相继盛放，满城桂花飘香，今天的杭州老百姓在每一个桂花季，都能够在自己的家门口享受到金秋桂香带来的清新与欣喜。 在苏轼倅杭的职业生涯中，离任前还有最后一件公事要办，那就是深入到属地去组织灭蝗。 多灾多难的中国历史上曾经蝗灾迭起，《诗经》中就已提到“去其螟螣（螣即蝗虫），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旱极而蝗”、“久旱必有蝗”，蝗虫极喜温暖干燥，蝗灾往往和严重旱灾相伴而生。蝗灾发生后，大量的蝗虫吞食庄稼，使得农作物完全遭到破坏，人们常会因粮食短缺而发生饥荒。 苏轼灭蝗的第一站是临安县，在临安重过海会寺时，苏轼作了清心堂诗，并观看了蔡君谟所书《海会寺记》手迹。 此时，蔡君谟已经辞世六年了，而海会寺的明禅师也已经七十四岁高龄了，好在明禅师如今耳不聋眼不花的，把寺院整修的更加壮观了。 苏轼扑蝗至於潜县南二十五里的浮云岭时，在山行疲倦之际，突然怀念起自己在齐州任职的弟弟苏辙，就在这浮云岭上写了两首诗。 也许是由于亲情的关系，苏轼在诗中除了给弟弟简单介绍一下此刻对蝗灾的忧心外，还毫无掩饰地写下“独眠林下梦魂好，回首人间忧患长。杀马毁车从此逝，子来何处问行藏。”（《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这样的诗句。 后来《乌台诗案》爆发，当反对者提到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也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 总的说来，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本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已经给农民们带来了不利。 当时，杭州境内，蝗虫上盖日月，下掩草木，虫声与钱塘江潮声此起彼伏，农民们用草蔓裹捆的蝗虫尸体埋于路边，一堆一堆相连的，竟堆了二百余里。捕杀的蝗虫数量，据官方统计是“近三万斛”。 然而，那些无良小吏却向朝廷报告蝗虫并没有构成灾害，甚至说蝗虫还能为民除草！ 苏轼因捕蝗至於潜，看到蝗灾已经够让人忧心了，可朝中官员却为了推行所谓的新法，不惜编造谎言以蒙蔽圣上，面对这种情景，只好作此二诗寄给弟弟苏辙，以纾解自己心中的抑郁与沉重之情。 八月二十五，苏轼一行到了新城县（今富阳新登镇）西七十里南新乡的青牛岭，青牛岭原名宝福山，山上有青牛岭和多福寺，此地人迹罕至，白云常覆其顶。 在青牛岭的高绝处，多福寺这座不知名的破败小寺孤零零地隐于山间，好像在静候着苏轼的到来，苏轼到此便给此寺的壁上题了诗，诗尾用洒脱的口气作结，“明朝且复城中去，白云却在题诗处。”（《青牛岭高绝处有小寺人迹罕到》） 后世的纪晓岚读到此诗赞叹不已，说苏轼的这首诗句句脱洒，虽在咫尺却有万里之势，尤其是结尾的两句结得极为飘渺，中间似有寓托，不同于那些“窃窃冥冥”之语。说白了，纪晓岚先生就是觉得这样的结尾不虚伪、不做作，足够真诚直白之意。 也正是因为这样一首“不事做作”的小诗，青牛岭上的这座小寺才得以为今天的我们所知晓。 及次日，苏轼已到了新城县，新城县令晁端友在自己地盘上的陈氏园里接待了苏轼一行。 其时，晁县令之子晁补之也在场，正是这一次相聚，使得小晁得以在钱塘地界上因谒见了苏轼为世人所知。 当时苏轼看了小晁呈上来的文字后，甚为喜欢，看到小晁尚且年幼，就用一种循循善诱的口吻为小晁作下了一首五律。“我来亦何事，徙倚望云巘。不见苦吟人，清樽为谁满。”（《新城陈氏园次晁补之韵》），这种不恃才放旷的语气，可见在陈氏园中苏轼与晁氏父子的无间亲密、无限欢乐之状，作为时常引经据典的饱学之士，苏轼这首被称为“王孟清音”之作，亦是一种清丽的手法。 “我才不及古，叹息襟泪满”，当然了，作为回应，小晁也是挑灯夜战，诚惶诚恐地唱和了两首。 在新城县与晁氏父子相晤之后，苏轼一行一路西北来到了於潜县（今浙江临安市於潜镇），在县令与县尉方君武的陪同下，游览了於潜县西十八里波亭乡境内西菩山的西菩寺明智院，拜访了杭州天竺灵山寺明智大师祖韶的两个弟子之一的元净禅师（辩才），夜宿西菩山。 因在苏轼西菩寺的诗中有“路转山腰足未移”句，寺前半里许的亭子，还被后人命名为“转山亭”。 当时的於潜知县是毛国华，此人字君实，衢州（今属浙江）江山石门镇人。本来毛县令实属寂寂无名之士，但源于在於潜令上得遇苏轼，其声名借苏诗却重于一时。 毛国华本是皇佑元年进士，与苏轼表兄文同同榜登科,历官州县吏，累迁婺州观察推官。 父亲名士廉，北宋初任大理评事，因此毛国华也属于一名“官二代”，其父之高祖即是清漾毛氏八尚书之一的毛延邺，在吴越国官至司徒（礼部尚书），所以子孙亦多在吴越国为官。 清漾毛氏祖居，位于今浙江省江山市石门镇清漾村江南毛氏的发祥地，中华毛姓从周朝开始，“毛遂自荐”的主人公就是毛氏第二十二世后裔，现在河南原阳、山东腾州都有毛氏后人。居住长江以北者，称为“北毛”。 后因战乱南渡，迁居江南者，称为“南毛”。 “南毛”中的“清漾毛氏”传到至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 近代国学大师毛子水、蒋介石的原配夫人毛福梅都是清漾毛氏后裔，另有国民党高级将领毛人凤、毛森的家乡也在这里。 还有清漾毛氏第二十七世孙毛恺，字达和，号介川，先后四十余年历官廿四任，其一生廉洁自律，刚正不阿，人称“毛尚书”。 据说当年他家人为造一座府堂，因地界问题与邻里发生纠纷，便写信给在京做刑部尚书的毛恺，毛恺回信说：“千里修书为堵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谁见当年秦始皇。”此后四百多年来，人们还在被毛尚书的高尚情操所感动着。 为什么苏轼专门提到自己恩公梅圣俞的诗集中有毛国华呢？ 原来，大约在天圣年间，梅圣俞任桐城主簿时期，当时毛国华宣城令秩满入京述职俟考，被转授福清知县，期间有诗赠梅，故梅圣俞以诗回赠。 毛国华为令於潜时，其实已近年迈。苏轼曾称毛国华为“诗翁、老官”，可知毛国华年长于苏轼多矣。宋人致仕大致在七十岁，考虑到老毛於潜任后还有过婺州观察推官任期，故推测在熙宁七年任职於潜令时，毛老先生大约已六十多岁了。 苏轼在杭州期间，多次赴临安“视察工作”，期间就有於潜县令刁璹、继任毛国华等人的陪同，在一起交往甚频，友情颇深，期间赠诗多首，其中《戏於潜令毛长官二首》、《与毛令方尉游西菩寺二首》等诗当时就在士林中广泛流传，致使毛县令本人声名远播。但毛国华的仕途生涯却异常艰难，除了当时新旧党争频发政治环境恶劣的影响外，估计还有很大一方面亦与老毛的性格有关，不善钻营，性情耿介，勿求于人，故交游不广，所交者亦皆性情中人。 所幸在於潜令上与苏轼、刁璹、晁补之、参廖、辩才等有诗文之交，毛国华能知名于当时和后世，很大程度上与这梅圣俞、苏轼二人有关。梅圣俞可谓是毛国华的早年知己，而苏轼则为毛国华的晚年知交和扬其名者。 “归来羞涩对妻子，自比鲇鱼缘竹竿。”（《梅圣俞诗集中有毛长官者，今于潜令国华也。圣俞没十五年，而君犹为令，捕蝗至其邑，作诗戏之》）这是苏轼在於潜县时戏毛县令所做的诗，其中的“鲇鱼缘竹竿”，鲇鱼，鱼纲鲇科，身体表面多黏液，让湿滑的它来攀爬竹竿，自是十分艰难。 这里本来是说毛县令性情耿介、仕途惟艰，但出处却来自毛县令的知己梅圣俞的家信中。 殊不知，老梅这位一生以诗知名的宋诗“开山祖师”，仕宦三十多年，“终不得一馆职”。 因此说，“鲇鱼缘竹竿”既是毛县令仕途生涯的生动写照，同时也是梅圣俞老先生为官一生的光辉历程，也难怪，性情相投的“物以类聚”才使得二人能够有了这样的交集。 第71章 王家有女初长成——王朝云来归 八月底，扑蝗工作结束，苏轼一行回到杭州。次月初，得知朝廷下达的敕命，苏轼以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也即出任密州的知州。 密州，即今山东诸城，以境内有密水而得名。 北宋的时候，密州属京东东路，州治为诸城县。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直到苏轼的到来，伴随着苏轼所作诗词的流行，密州始闻名于世。 朝廷为什么会下达这样的任命呢？ 原来，苏轼因为自己的弟弟苏辙正在齐州任掌书记，于是就趁此机会向朝廷请求出任山东的州守，以便能与弟弟离得近一点，好在最终获得了朝廷的恩准，被除以密州守。 在苏辙为苏轼死后撰写的墓志铭里，谈起苏轼离任杭州时，用了以下的词汇： 吏民畏爱，乃罢去，犹谓之学士而不言姓。 意思是说，杭州的生民都是对苏轼既敬畏又喜爱，等到苏轼离开之后，提起他仍是称之为“学士”而从不带姓氏。 作为弟弟为哥哥撰写的墓志铭，同时按照古人“死者为大”的传统思想来说，这里面肯定有着抬高与美饰的成分。因此，我们暂且不论这件事，先让我们来重现一下苏轼离杭前后众人的一些反应吧。 首先是应慧勤禅师所请，要为其诗集作序。 我们知道，慧勤禅师曾经与欧阳修大人交游三十多年，欧阳公经常称赞慧勤禅师有学问且擅长作诗。而欧阳修又是苏轼的恩师，加之自己与恩师的朋友也有着密切的来往，所以说，面对慧勤此刻的请求，这个面子苏轼是必须得给。 另外，苏轼来到钱塘后，曾在一位方外禅师处借得本朝画家燕文贵的山水画卷，如今苏轼人要调走，只得在画卷后题跋一些文字归还。 燕文（967—1044），吴兴（今浙江湖州）人，擅画山水、屋木、人物。作画常自出机杼，落笔命意不袭古人，所画景物清润秀雅，又善于把山水与界画相结合，将巍峨壮丽的楼观阁榭穿插于溪山之间，点缀以人物活动。 因刻画精微，笔法峭丽，境界雄浑，人称“燕家景致”。 得空时，苏轼又给老家眉山的好友杨济甫去了信，告诉老杨自己这次要到密州任职，因为苏辙就在齐州。 密州离齐州很近，自己对这一任命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以后就可以与苏辙通信甚至是见面了。只是父母的坟墓还在蜀地，自己的归期恐怕还要延迟几年了。言外之意就是请求老杨，自己先人的墓地还要老杨与大堂兄不危（字子安）再照看几年。 九月初八，在知州大人杨绘为苏轼设下的饯行宴上，苏轼动情地赋了首《浣溪沙》，次日又依韵再赋《浣溪沙》词： “可恨相逢能几日，不知重会是何年。茱萸子细更重看。”苏轼很珍惜与州守杨绘大人仅有一个月的短暂相处，因为朝廷已下达了任命，杨大人被召为翰林院学士，将要还京，不久后潭州知州沈起（字兴宗）将会到杭接任。 这几天，苏轼又与杨知州同游了法慧寺，在法言的僧舍里观看了王羲之的《敬和帖》。又分别与南北山的道友元净（辩才）等人道了别。还与杨绘、陆有开、陈舜俞一同游览了杭州的灵鹫山，并在此题名。 据佛经记载，印度古代佛教圣地为佛陀生前说法和结集佛藏之地。 印度灵鹫山，坐落在恒河平原、比哈尔邦那兰陀和菩提伽耶之间，是印度佛教的圣地。全山拔地而起，层峦叠嶂，正峰峰顶有一岩石矗立，形如鹫鸟之头，故名灵鹫山。 释迦牟尼曾在此地驻留十二年。灵鹫山的影响后来还传到我国，杭州灵鹫山上也有块巨石，形似鹰嘴的模样。按我国民间的传说，杭州的飞来峰就是从灵鹫山而来的，并与灵鹫山结为姊妹峰。 就在苏轼要离开杭州时，当地有一位十二岁的小歌女走进了苏轼的生活。也就是后来流传甚广的说苏轼“一肚子不合时宜”段子中的女主角。 王朝云，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因早年家境清寒，沦落歌舞班中，成为西湖歌伎。十二岁被苏轼收为侍女，十八岁被苏轼纳为侍妾，苏轼赐字“子霞”。 朝云天生丽质，着名词人秦观赞她“美如春园，目似晨曦”。她亦聪颖灵慧，能歌善舞，善弹琵琶。 据说是苏轼一次游览西湖的过程中竟在浓妆艳抹的群伎中发现了一个小女孩，生得冰雪之貌，一身素净衣裙，清丽淡雅，遂当即做出决定，买下这名女子。 王朝云虽然是苏轼买来的，却没想到倒是成就了这一桩千古绝佳的恋情。 王朝云陪伴了苏轼二十多年的时光，而这二十多年里，苏轼基本处于被贬谪的境况里。 在贬谪的岁月中，苏轼过的往往荒凉而苦寂。有着王朝云的陪伴，对于苏轼的贬谪生活，应该说是一个极大的慰藉。 苏轼仿佛与王姓的女子有缘，如果说王弗是在仕宦生涯初期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上给予了苏轼莫大的帮助，王闰之是在苏轼后来的贬谪生涯中给他以家庭的温暖与慰藉，那么的王朝云则是以其独具的艺术气质和对佛教的由衷膜拜与苏轼达到了深深地默契。 也就是说，王朝云能够真正地懂得苏轼的内心世界，在理解程度上能够直抵苏轼的心灵深处，可以说算得上是苏轼的红颜知己。 此处先略去，关于王朝云我们以后再谈，现在单说苏轼离杭前的一些往事。 临走前，苏轼给寺僧居则建造的大殿题了梁柱，还着人把仁宗朝时皇家专门为老百姓编写的医书《简要济众》刻石，并立于各州的通衢要冲之地，让贫病的百姓传抄。 苏轼还在医书的最后郑重地写下一篇声明，一是强调了十二年前仁宗皇帝的恩德，同时也要求老百姓互相监督，见到破坏石碑的歹人，一定要到官府去揭发。 在杭期间，明州（今浙江宁波）育王寺怀琏（大觉禅师）曾以罗汉木相赠，苏轼就借花献佛地转赠给了慈华大师种植。 育王寺大觉禅师怀琏，是一位苏轼极为推崇的高僧，苏轼曾把父亲苏老泉一生珍爱有加的《禅月罗汉》画捐赠给怀琏所在的育王寺。 怀琏所赠的罗汉木原为树的根部长的奇特的木质突起物，它们长短不一，而且形态也各不相同。其中多数像人形，略似十八罗汉，故被称为罗汉木。 其实罗汉木就是落羽杉的呼吸根，由于落羽杉生长在溪塘边，土壤潮湿而缺乏空气，根部有窒息死亡的危险。为了适应环境而存活下去，它们学会了生存自救的特殊技能，从受窒息的根部长出一批反向细胞，向上生长到地面上来呼吸空气，故也被称为呼吸根，是一种南方特有的树种。 抱着对佛教的浓厚兴趣，除了怀琏，苏轼还与杭州当地的明雅照师和释显忠（祖印）相交，并把亡母程夫人的簪珥施舍给了净慈寺，还让画工画了幅佛像，用来追荐父母在阴间得到福佑。 在净慈寺，苏轼向一位叫聪药王的僧人讨了一个服用生姜养生的方子，这位年过八十仍面色红润、目光炯炯的寺僧竟是常年服食生姜而得以延年益寿的。 在杭州期间，苏轼还常会收到范镇、文彦博等老臣的书信，知道了司马君实老先生的身子骨还不错。还曾梦到过自己被神宗皇帝招入禁中，可见苏轼此时潜意识里还有着求进的强烈意图。不好的事也有，那就是曾因没有举驳王文敏盗官钱被罚铜八斤。 再有就是，杭州自古都是一个繁华的所在，因此朝廷各部均在杭州设置有分司（类似于办事处），所以一旦有了公事，当地的知州与通判就得整日陪同游宴。 由于苏轼的名气较大，朝廷上下的大小官员都希望他能陪同，按说一同出游对于苏轼那自然不在话下，就是喝酒这件事难倒了“不胜杯酌”的苏轼，因此，疲于应付的苏轼就将杭倅（通判）形象地称为“酒食地狱”。 不过，苏轼在杭期间过的总体上还是颇具诗意的。 与陈述古所谓交情自不必说，还在杭州通判庭上题写了“隐秀斋”匾额，访僧问道的过的不亦乐乎，以至于像苏轼自己所说“山水穷绝处，往往有轼题字。” 倅杭近三年，苏轼在这里写下的诗词被人编辑成书，命名为《钱塘集》，这是一本流传甚广的集子。 至于弟弟苏辙，在杭州期间，除了书信来往外，还有与苏辙一次有意思的文章互动。 某一天，苏辙将自己写的得意之作《孟德传》寄给了哥哥，苏轼读后发现，这里面讲的是宋仁宗嘉佑年间的禁军神勇营逃兵孟德，年少时喜好山林生活，当了兵愿望不能实现。于是休掉妻子，把儿子也给了人，独自逃到华山的深处去了。 然而他多次遇到猛兽，也总是没死。孟德总结出，凡是猛兽，大都能识别人的气息。离人尚有百步，就伏在地上号叫，声音在山谷中震响。自己因为不怕死，所以没有被它吓住。再试之其它猛兽，也都是一样的。 苏轼看后在弟弟的文后写道，自己曾听说，巴蜀有个妇人白日里在溪水中浣衣时把两个小孩放在沙上玩耍，一只老虎突然从山上奔来，妇人很慌张地沉进水里躲避它，两个小孩子在沙上戏耍，神态依然如故。 老虎细看了很久，去用头触碰他们，希望其中一个能害怕，而小孩天真，竟然不知道惊怪，老虎也终于离去了。婴儿们不是有胜过老虎的地方，而是赤子之心的气势盖过它罢了。 在早期古人眼里，幼儿不过尺把高，故称尺子，也就是所说的“赤子”。 第72章 诞生于湖州的“前、后六客词” 离杭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相交仅月余的四川老乡、知州杨绘杨大人在流杯堂设宴款待苏轼，其时苏轼的忘年交好友、吴兴县大词人张先（字子野）也在座。 杨知州自撰《劝金船》一首，苏轼与张先均有和。在这里，作为文人式的离别，能有三五知己舞文弄墨一番，还是别有一番情趣的。 吃过饭，还有一个保留节目，那就是畅游西湖。在杨知州大手一挥的安排下，二人又一起泛舟湖上，杨绘再作《南乡子》，苏轼复和之。 这时候，余杭人裴维甫也来为苏轼上演一番文人式的送行。“余杭门外叶飞秋，尚记居人挽去舟。”（《次韵杭人裴维甫》），这便是苏轼唱和裴维甫的七律。 九月间，杭城的城门外已是秋叶翩飞了，苏轼就是在这一季节离开杭州的。“凄凉楚些缘吾发，邂逅秦淮为子留。”（同上） 裴维甫这个人，我们只知道苏轼离杭前“挽留去舟”的他曾是嘉岉四年的进士，估计是也擅长作诗，在苏轼日后被贬黄州后，还与他邂逅于秣陵（今南京）。 出发时，杨绘杨大人也同舟离杭，因为杨绘要到道京城任职，陈舜俞、张先也一同乘舟要回到湖州。杨绘是去湖州办点公事，张先和陈舜俞要和苏轼一起去湖州看望他们共同的朋友——湖州太守李常。 船到湖州，湖州知州、黄庭坚的二舅李常（字公择）李公择设宴接待，公择为苏轼的至交兼诗友，后来曾数次向朝廷举荐过苏轼。 当闻知老李（小苏轼一岁，时年三十八岁）又添了一个儿子，苏轼即席赋《南乡子》及《减字木兰花》以贺。 从李公择府上出来，苏轼和杨绘又与湖州当地人陈舜俞、张先、李常、刘述到松江游玩，夜里置酒于垂虹亭上，这是黄庭坚的老丈人陈舜俞常去的地方，上次重情重义的老陈还作了诗怀念和苏轼一同游玩的时光，谁料今天苏轼竟然亲自来到了这里。 大概是在酒桌上有人提到了周邠，苏轼连忙给他去了一封信，让他赶紧来湖州一聚。 周邠得信既来，六人重整杯盘再开宴，把欢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张先老爷子诗兴大发，当席狂赋《定风波》词一首，史称“前六客词”。热情的老张还赋了《木兰花》献给了周、邵两位营妓，可能这就是张先同志的兴趣爱好，果然“多喝酒，吃肥肉，多喝美女交朋友”这种养生之道有点道理。 而“后六客词”是日后苏轼被除龙图阁学士充两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州事，离京赴杭途中，再次路过湖州时，湖州有五个崇拜苏轼的年轻人：曹辅、刘季孙、苏坚、张弼、张仲谋，有人与苏轼是世交，有人即将成为苏轼的下属，五人相约一起宴请苏轼。席上正好六人，苏轼不由说起十五年前湖州六客相聚的往事，如今其他五人都已做古，令人无限唏嘘。 也许是为了活跃一下气氛，张仲谋斗胆请苏轼再作“后六客词”，该词仍是一阙《定风波》，词曰： 月满苕溪照夜堂，五星一老斗光芒。 十五年间真梦里，何事？长庚对月独凄凉。 绿鬓苍颜同一醉，还是，六人吟笑水云乡。 宾主谈锋谁得似，看取，曹刘今对两苏张。 这是后话。 在松江，有一位自霅川徙居松江的秀才李无悔，字行中，此人性情高洁，拒绝仕途，也可能是名字使然。其居取名醉眠亭，估计是这位秀才也爱喝酒，酒后就眠于亭下。 苏轼等人到此后因慕其名，亲自为李秀才的亭子题了匾额，还与张先都为这座醉眠亭作了诗。 到了苏州，州守王诲在府上设宴款待，苏轼给歌伎赋了《阮郎归》词让其歌唱，姑苏人何充（字浩然）在场画像，何充的画，在苏轼看来，虽然不似某些大家，但所用的笔墨非常精细，看到的人都说形神兼备，足以乱真。 此时，家住震泽古镇的姚淳来访。 说到姚淳，我们也许不太清楚，但若是提到姚明，可能就家喻户晓了。姚明自述其祖籍今苏州市吴江区震泽古镇，是当时姑苏着名的大富翁、大孝子姚淳的后人。根据宋代史料显示，苏东坡和姚淳关系很好，每次到苏州，都是直接住在姚淳的园子里。 而且姚淳家族当年的三瑞堂，至今依然存在，是苏州有名的旅游景点。 姚淳能在阊门附近建起一座连苏东坡都称赞不已的庭园，可见姚淳家族有多富裕。而且在北宋，香水是非常值钱的东西，可以说一罐香当时的价值不亚于今天几千上万块钱，苏东坡给姚淳写了一篇《三瑞堂》诗，姚淳就给了苏轼“香八十罐”作为润笔，大概等于今天给了苏东坡几十万润笔费，不是大富翁，肯定搞不出来这么大的手笔。 不过很遗憾，姚淳家族虽然一直在苏州繁衍生息，但是根据相关材料记载，姚淳家族从北宋末年开始就败落了下去，族人在苏州城内住不下去了，四散到苏州周边的农村生活。 当今球星姚明的祖先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因为家道中落，从苏州城迁到了吴江震泽务农。不过，姚明先生能有姚淳这样一位可以和苏轼称兄道弟，还能让苏轼给自己写诗的祖先也算挺厉害的了。 路过晋陵（今常州市区）时，苏轼得以见到了沈东老之子沈偕，沈偕给苏轼讲述了一件发生于自己家里的奇事： 沈父沈东老原为隐于吴兴(今浙江湖州)东林一带的酿酒大师，能酿八仙白酒。此人即北宋吴兴（今浙江湖州）人沈思，字持正，因隐居归安县东林镇而终老，故号东老。 熙宁元年八月的某一天，有位自称回道人的客人找上门，来求一醉。 东老就盛情款待了他，此人在饮酒之间授沈东老以道家的奥妙，沈与客对酌至暮，客用石榴皮在墙上书写了一首诗：“西邻已富忧不足，东老虽贫乐有余；白酒酿成缘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 临别又云：“五年后的今天，公当化去”。次日沈东老送客至石桥上时，客转眼间便乘风而去，沈东老东老遂将其宅就地改建成了道观，自此便开始专心修道。 沈偕所述的“回山人”就是八仙中的吕洞宾，此人字洞宾，道号纯阳子，自称回道人，河东蒲州河中府（今山西芮城永乐镇）人，道教主流全真派祖师，八仙之一。 而回仙桥，就在沈东老故址之西，位于今天的东林镇东明村老市里自然村，横跨于老市河上，东西向三孔石梁桥，已成了湖州市级文保点，元代赵孟頫亦有手书小楷《东林山回仙观沈东老传》传世，可见此桥的知名度之高。 在北上途中，苏轼应堂妹夫单锡之请，还为坐落在德兴县城北学官后枕山之巅的聚远楼题了诗。 聚远楼由德兴人余仕隆于熙宁二年兴建，当时德兴县令便是单锡，此人才华横溢。余仕隆因仰慕单锡的才华，就请他为楼定名，单锡登楼远眺，全城尽收眼底，大笔一挥取楼名为聚远楼。 得知自己的同年、妻哥苏轼已离开杭州要去密州赴任，就赶紧去信请苏轼给聚远楼题几首诗，苏轼对于老同学的盛情相邀自是心领神会，一口气连题三首。 到了，南宋高宗皇帝由于高度赞赏苏轼的上述题诗，特赐聚远楼金匾，有了皇帝的御墨，后来的一些名士如黄庭坚、马廷鸾、赵孟頫等都来德兴登楼赋诗，由此，聚远楼遂闻名遐迩，被世人誉为江南名楼。 如果说，王勃之于《滕王阁序》、崔灏之于《 黄鹤楼》、范仲淹之于《岳阳楼记》，使得三大名楼增色。那么聚远楼，正是因苏轼的三首《聚远楼》诗，一跃为江南第四大名楼。 熙宁七年（1062）十月间，苏轼北上到了润州（今江苏镇江）。 对于这次北上，苏轼甚至认为是天幸之举，因为既能与湖州知州、黄庭坚的二舅李常（字公择），以及李之仪（字端叔）（其《卜算子·我住长江头》一首为后世称道并广为传诵）等人执手相别，又能在途中与胡宗愈（字完夫）、孙洙（字巨源）、王存（字正仲）等人相会，真是不亦乐乎。 所以苏轼在给李公择的信中说，途中与诸位知己的相会，所到之处，无不作剧饮笑乐之状，人生如此有几，未知他日能复继此否？ 在润州，苏轼与孙洙、王存等人同游于北固山甘露寺内的多景楼，此楼与洞庭湖畔的“岳阳楼”，鄂州蛇山之上的“ 黄鹤楼”齐名。多景楼后因米芾题书“天下江山第一楼”匾额而闻名，是古代“万里长江三大名楼”之一。 在多景楼相聚之时，正好京师的官妓也在，而操胡琴者，不管长相还是技艺都最为妙绝，而苏轼与孙洙、王存皆是一代英豪，此时的境之胜，客之秀，伎之妙，真是奇遇！酒方阑时，孙洙请于苏轼道，残霞晚照非奇词。 苏轼听闻后，遂作《采桑子》，上阙云： 多情多感仍多病，多景楼中。尊酒相逢。乐事回头一笑空。 在甘露寺，苏轼找来画工临摹了陆探微的狮子图，准备带到密州。 陆探微是南朝宋明帝时的宫廷画家,也是中国最早的画圣。 陆探微擅肖像、人物，师学东晋顾恺之，兼工蝉雀、马匹、木屋，亦写山水草木，多为宫廷贵族写照，当时推为最工。 在中国画史上，据传他是正式以书法入画的创始人，他把东汉张芝的草书体运用到绘画上，可惜今已难再见到他的画迹。苏轼见到的这幅陆探微的名画是晚唐名相李德裕任浙西观察使时竭力保留下来的一幅名画，苏轼认为此画运笔方法十分古朴，一点也没有同时代画师的笔法痕迹。 杨绘与苏轼到了润州后，因为杨绘要到京师赴翰林院学士任，所以二人不得不就此别过了。 苏轼因为赴任的期限已经不太宽裕，船只不能再做停留了，就连金山寺的宝觉禅师也不能前去拜会了，只好在江中的船上纵望云山遥遥而立，在心中默念禅师了。 谁料，当苏轼过江之后，宝觉禅师竟然驾着小舟追了上来，非要亲自来为苏轼饯行。 苏轼在这里终于又听到了宝觉禅师的笑语了，心中对于禅师之深情厚谊，顿感难以言尽的愧意。 第73章 十年三来往，再过长淮水 苏轼到达润州时，身边就只剩下孙洙了，孙洙此次回朝是要出任起居注知制诰。州守王居卿于平山堂设宴，接待了苏轼这位自己的同僚。 王居卿，字寿朋，登州蓬莱（今属山东）人。历知齐州，提举夔路、京东刑狱，盐铁判官等。熙宁变法之后，曾担任天章阁侍制，市易司都提举，为新党要人，在领导市易司改革市易法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以治河闻名。 王居卿本是进士出身，在作诗上自然也不在话下，落座后不久，在酒精的刺激下，众人都热闹起来，于是名言警句迭出。 只听王居卿对苏轼说道，林和靖《山园小梅》诗中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句，是否可以用来吟咏杏花与桃李之花？ 已有几分醉意的苏轼接茬道，可以是可以，这种高洁之喻，就怕杏花与桃李之花不敢承当。 于是，满座大笑。 苏轼在润州写给李公择的信中，苏轼透露了自己有幸得到李子仪这个人，实在是上天眷顾。 李之仪，字端叔，自号姑溪居士、姑溪老农，沧州无棣（庆云县）人，北宋中后期“苏门”文人集团的重要成员，官至原州（今属甘肃）通判。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这首《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就出自他的笔下。 苏轼对李之仪的一生影响极为深刻，他的诗词文章写得好，在一定程度上是受苏轼的熏陶、指点，同时他的仕途多舛，也与苏轼有很大关系。 苏轼比李之仪年长九岁，但李之仪视苏轼如兄若师。 熙宁四年（1071），苏轼因与王安石意见相左，受到排挤，出职杭州、密州、徐州，再贬黄州，颠沛流离十余年。 对苏轼流放外地，李之仪甚为不平，他积极联系一些旧日好友和官宦在朝中活动，以图苏轼早返京师。他把自己的思念与想法写进一札札的信函里，远投黄州。 苏轼接阅后，心情十分激动，旋即会复《答李端叔书》，直抒胸臆地表达了自己已厌倦了官场游戏，淡泊了利禄声名，真心想享受与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乐趣。 到了高邮，闻知自己的同年进士邵迎已经故去一年多了，好在他的灵堂还在，苏轼就到他的灵前去祭奠。 当看到邵家那破败的帷幕和陶制的油灯上，到处布满灰尘，一片萧索的景象时，苏轼不由地为他叹息与流泪。 那是熙宁五年（1072）腊月间，苏轼第一次抵达湖州。 在湖州知州孙莘老的座上，苏轼又见到了他的同年高邮人邵迎（字茂诚）。 邵迎特意取出自己的诗集呈给苏轼，里面有几百首诗，苏轼看了之后，将近有一个月都不肯释手，因为里面的文思平和清纯而且妙丽，有着晋唐时期的风格。 邵迎本人又十分好学，记忆力超群，谦恭简朴且办事干练，遗憾的是身体格外地瘦削，说话尤显中气不足，苏轼很担心他的身体会在处理繁杂的政务时吃不消。 事后证实，苏轼的担心不无道理，邵迎还真的就于次年病故了。 但在当时，邵迎在知州大人的席上取出来他的诗集，是想让苏轼给写一篇序文的。直到两年后的今天，苏轼才算是履行了自己的承诺，给邵迎的诗集做了序。 在孙觉（字莘老）的高邮老家，这次，苏轼专门登门拜访了这位在官场上刚正不阿的老朋友。在孙莘老的座上，苏轼读到了高邮本地人秦观（字少游）的诗文，不禁拍案叫绝。 关于秦观，这里面还有一个段子是这样说的： 苏轼起初并不认识秦观，有一次秦观得知苏轼要路过维扬（古城扬州的发祥地），就依照苏轼的口气与笔迹在一山寺的壁上题了诗，苏轼到了之后读了诗，竟然不知道是自己什么时候所写，于是大惑不解。 也就是此次在孙莘老的座上，当读到孙莘老出示的秦观数百篇诗文后，突然惊奇地问道，莫非山寺中的题壁，乃是此人所为？——可见秦观与苏轼心有灵犀的程度之深。 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别号邗沟居士，江苏高邮人，被尊为婉约派一代词宗，又被称为淮海居士，后为苏门四学士之一。 苏轼与秦观两人年龄上相差十二岁，整整一轮，但关系却是非常要好的，或许是属相相同的原因，又或许仅仅只是脾性相同，反正两人是十分投机的。 秦观非常仰慕苏轼的大名，以学生名义拜入苏轼门下，所以两人属于师徒关系。 其实，当时苏轼已经名满天下，秦观算是无名之辈，作为学生，又或许是因为太投缘，从二人之后的来往的书信上来看，这种亲密的关系更像是胜过师徒的挚友关系。 从元丰元年（1078）年，秦观与苏轼在徐州相识，再到元符元年（1100）秦观去世，一共二十二年，虽然二者直接接触时间不算很长，但是回顾这些年的风风雨雨，无论环境怎么变化，秦观苏轼两人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在这长达二十二年的时光里，有过对现实和朝廷的不满，有过寄情山水的情怀和对生活的满足，二人就这样共同进步，相互陪伴，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 这是后话。 在席上，老孙向苏轼介绍了秦观的诗文后，又神色凝重地取出来杜叔元（字君懿）此前所藏的唐代宰相许敬宗的私砚，现在已经是老孙的私藏了。 杜叔元我们前面提及过，他是苏轼父亲苏老泉的好友，曾经在苏洵参加科考前送过他一支自己珍藏的诸葛笔。 苏轼知道，这方老杜家世代相传的许敬宗砚，是用端溪的紫石制成的，其温润似玉、杀墨似风，苏老泉早就想得到它，曾向杜叔元求过此砚而未得。 这次又在孙觉家见到它，苏轼说起初自己根本就不相信这是许敬宗的私砚，但是后来听说有人在钱塘江里网到一个铜匣，上面有“铸成许敬宗”的字样，把砚放进去严丝合缝，还有容纳两足的地方，竟然不差分毫。 杜叔元以前曾对苏轼说过，自己家里徒穷四壁，只有这一方砚台尚且拿得出手，想以此为润笔之费，请苏轼在他死后给自己写一篇墓志铭。 苏轼早就不想写这种东西了，所以就当场拒绝了老杜。谁知，老杜死后，他的儿子杜沂又拿着该砚去求苏轼的朋友孙觉，想让孙觉为其父写墓志铭。 最后，孙觉无奈收下了杜沂的砚，为杜叔元写下了墓志铭。 这次，孙觉又拿出这方许敬宗砚让苏轼看，并说，许敬宗生前做了那么多坏事，这方砚早已就被他玷污了，自己要不是看杜沂可怜，说什么也不愿收下此砚。 可苏轼觉得，许敬宗再怎么样，这方砚却是没有什么罪过的，所以有必要为此砚平反。让孙觉遗憾的是，此砚的铜匣，如今被一唐姓人家收藏，求之而不得。苏轼就劝孙觉道，砚台之美不在匣上，既然匣上已经有了许敬宗的名字，那么再去收藏就没有意义了。 到了楚州（今淮安），苏轼与孙洙（字巨源）终于要各奔东西了，孙洙此次回朝是要出任起居注知制诰，苏轼只得为孙洙写下了《更漏子》相赠。 仕途上，苏轼与孙洙均与王安石的政见不合，有着共同的政治遭遇。为了从政治斗争的漩涡中解脱出来，二人皆有乞外任的经历。 今年的八月十五日，孙洙从海州离任回到扬州老家，正好在润州（今江苏镇江）多景楼与北上赴密州的苏轼相遇，二人还与同在润州的丹阳人王存（字正仲）同游了甘露寺。 “海东头，山尽处，自古客槎来去。槎有信，赴秋期，使君行不归。”（《更漏子·送孙巨源》）而今，这对难兄难弟就要分别了，这不由得引起了苏轼离情别绪。 与孙洙别后，苏轼沿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又一次经过淮河，“好在长淮水，十年三来往”（《过淮三首赠景山兼寄子由·其一》），这是苏轼生平第二次的过淮。在此后的贬谪生涯中，苏轼还要再次地经过淮水而四处奔波与飘零。 熙宁七年（1062）冬月。 望日。 苏轼的船只到达海州（今连云港），海州太守陈汝奭（音势）邀请苏轼相会于景疏楼上。 陈汝奭，字公武，原籍福建晋江，后徙居丹徒（今镇江市丹徒区），曾任过眉山县令，与苏轼相交已久。此次苏陈二人重逢于海州景疏楼上，那可真是百感交集。 海州，如今是连云港的一个区，古时候却是一个县，叫朐县，也曾叫朐山县。而景疏楼，是海州的名楼之一，原坐落于州治东北，为石曼卿通判海州时所建。 苏轼在海州做了《二疏图赞》，“二疏”，是西汉宣帝时的两位名臣疏广与疏受（兄长之子）。 石曼卿通判海州时认为二疏的故里即在海州，为了颂扬二疏的高尚气节，“景疏楼”应运而生，此楼也因此成为文人墨客争相膜拜的打卡胜地，明代海州八景中的“疏楼夜月”就发生在这里。 或许正是由于石曼卿、苏轼、孙洙等历史名人都与这座景疏楼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景疏楼”被列入了今天的“海州八景”之中。 在海州，苏轼带领家眷登临朐山（即连云港市西南的锦屏山）观看了日出，还游览了朐山县的临海石室，当时苏轼家有一位擅弹胡琴的婢女，就在石室里弹奏了一曲《濩索凉州》。 《转关》与《濩索》原是两首从唐代起即流行于中原的琵琶曲，根据曲意，琵琶手们常把《转关》与《六幺》、《濩索》与《梁州》同奏，“梁州”古时候又名“凉州”。 神奇的是，那位婢女弹奏之后，石室里竟然有了冷飕飕的冰车铁马之声。 第74章 转战密州——诺贝尔文学奖作者的诞生地 熙宁七年（1074）十月，苏轼由海州启程赴密州（今山东诸城），本来计划沿清河绕道济南先去探望一下六年未见的弟弟子由，但未能如愿，遂于马上作《沁园春》词寄给子由，借此聊慰离情。 苏轼兄弟感情笃深，终其一生都未曾稍变。 子由后来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洋洋数千字，澹泊克制，沉痛在骨，实为其一生文章巅峰之作。比如“公始病，以书属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之下，子为我铭。’辙执书，哭曰‘小子忍铭吾兄’”等语，令人读之酸鼻不已。他在铭文中评价苏轼“心之所涵，遇物则见。声融金石，光溢云汉”，又可见二人不单单是兄弟，更是平生之知己。 关于这首《沁园春》词，上阙云：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值得一说的是，金末至大蒙古国时期着名文学家、历史学家元好问以为本篇非苏轼所作，特别举出下片“当时共客长安”以下数句，称其“鄙俚浅近，叫呼炫鬻，殆市驵之雄，醉饱而后发之。虽鲁直家婢仆且羞道，而谓东坡作者，误矣”，言辞无比犀利。 元好问的词坛地位虽然不容忽视，但这段话似难免主观臆断，更缺乏文献佐证，故后人附和者寥寥。 然而，元好问的评价可以从侧面看得出，这首苏轼的代表作《沁园春》在民间的流传至广。 又有小说家杜撰说，当时的神宗皇帝读了苏轼的《沁园春》词之后，龙颜大怒，遂将苏轼贬谪到了黄州。甚至神宗还愤愤地说，让这位苏某人就在一边袖手旁观吧，看朕与王介甫如何治理天下。 弄得后世的绛（今山西忻州、甘肃陇中一带）人孙安常也是一头雾水，一时搞不清也这首词到底是不是苏轼所为。 在赴密途中，苏轼从邸报中得知，周邠将出知乐清县（今属温州），即去信祝贺。一路上，还屡屡收到堂妹夫单锡同年的问候书信。 其实，苏轼在海州时本计划经清河绕道济南，与弟弟苏辙相聚之后，再赴密州，但考虑到天已入冬，清河定会结冰，无法行船，于是只有退而求其次地濒海而行。 腊月初三，几经辗转，苏轼才终于到了密州任上。 宋时，密州属京东东路，也称高密郡，属安化军节度，治所在诸城县。密州下辖四县：诸城、安丘、莒、高密。 到任之后，按照惯例，苏轼先上了一道谢表。 在谢表中，苏轼先是自谦地说自己离开朝堂已经屡更年岁，笔砚上已经落满了灰尘，自己以前的所学已经逐渐忘记殆尽。自己这次求得的到密州任职，乃是蒙受了皇上的隆恩，因此自己到任之后，一定会推行善政，安邦抚民，云云。 苏轼知道，此时滕元发（字达道）正知青州。 滕元发，初名甫，字元发。以避高鲁王讳，改字为名，而字达道，浙江东阳人。后因父亲葬于吴地，遂为吴人。说起来，滕元发和范仲淹还是老表关系。此人后来曾历经青州，应天府，齐、邓两州。滕元发治理边境十分威严，威振西北，曾号称为名帅。 因河水结冰，苏轼只得从海州直接正北到密州了。当时的青州知州由京东东路安抚使兼任，京东东路下辖八州一军：青、密、齐、沂、登、莱、潍、淄州和淮阳军。 所以说，苏轼还要在滕元发的领导下开展工作。面对滕元发这位老朋友兼上司，苏轼此次也无缘相见，只得修书一封致歉。 让人称奇的是，小小的青州府，宋代在此任职的官员中却出了十几个宰相：寇准、富弼、范仲淹、文彦博、欧阳修、赵拚、曾布、刘挚等，这绝不可能是普遍现象。因为这些人都能够官至宰相，而且大都是赫赫有名的文学大家。他们以宰相的素养来出知青州，青州的繁荣，青州的富强，是毫无疑问也是有目共睹的。 到了密州，其时京东路转运（总管转运司庶务，兼督察属吏）为李察（字公恕），段绎为提刑，全称提点刑狱公事，简称提刑官，主要掌管刑狱之事，相当于现在的法官兼检察官。 在以苏轼为核心的密州领导班子成员中，齐人刘庭式（字得之）任通判，赵杲卿（字明叔）、章传（字传道）、陈开（字发明）为州学教授。 这位陈开，苏轼在密州任上时对他甚为器重，加之诸位学生的苦苦挽留，小陈留在密州充任学官长达七年之久，以至于自苏轼起密州的儒学之风大盛。当今我国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就出自高密，我们自然不能排除苏轼的到来对后世莫言先生文学之路的影响。 密州治所所在的诸城县县令，名叫赵昶（音常），字晦之。 在密州，苏轼收到了苏州的老朋友姚淳（今篮球巨星姚明的先祖）的邀请信，老姚想让苏轼为“三瑞堂”题额。 姚淳以孝闻于乡里，据传其先人的坟墓上生有甘露、灵芝、麦双穗之异，故名堂曰三瑞。苏轼为姚淳题写的《三瑞堂》一诗中，有“枫桥三瑞皆目见”之句。 三瑞堂位于今苏州市阊门之西的枫桥街道，枫桥最早的园墅，或许便是北宋时颇足雅致、为孝子姚淳所居的姚氏园亭“三瑞堂”。 姚淳与苏轼是为知己，所以苏轼每逢来苏州，必前往三瑞堂作客畅饮一番。 《吴郡志》录有一个姚淳送惠香给苏轼的段子： 当时苏轼给姚淳题写完三瑞堂后，姚淳送给苏轼惠香八十罐。 苏轼收到后，手书致谢姚淳说，姚君笃善好事，其意极可嘉。然不须以物见遗，惠香八十罐，却托还之，已领其厚意。这就是苏轼交友重情轻物，演绎出的一段“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佳话。 要知道，在当时惠香是很值钱的东西，八十罐惠香相当于今天的几万乃至几十万。 苏轼在后来给虎丘通长老的信中说，姚君笃善好事，其意极可嘉，然不须以物见遗。惠香八十罐，却托还之，已领其厚意，与收留无异！ 初来乍到，就在苏轼忙于处理一些人际交往上的杂事时，朝廷突然颁布了手实法。 手实法，原来由于当时的免役法出钱或许不均，吕惠卿就采用了他的弟弟、曲阳（今属河北）县尉吕和卿的建议，制订出了这一法令。 此法令规定： 老百姓须自报财产，以定户等高低，官府据此分摊各户应纳的役钱。为了防止有人少报，更是明确宣布，奖励知情人告发。 对于这种悬赏告密者的做法，苏轼极为反感，认为此举必将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 这种手实法亦称“首实法”，其实不是吕惠卿兄弟的首创，还是抄袭唐宗时官府令民户自报田地和财产作为征税依据的办法。 如今的吕惠卿又创制五等丁、产簿，规定申报的项目极为广泛。尺椽寸土，鸡豚家畜均预陈报，如有隐匿，许人告发，并以查获资产的三分之一为赏，后来终以扰民太甚，不久废止。 但在当时，朝廷严令推行新法的重要机构——司农寺将此通告下发各路，如若不能限时执行的，按违制论处。不幸的是，这种不伦不类的抄袭之作，竟然得到了神宗皇帝的许可。 神宗时，司农寺作为推行新法的一个重要机构，常平新法（即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保甲法等都由它制订或执行。 面对这样荒唐的法令，苏轼愤然对司农寺的提举常平官质问道，违制之坐，若是来自朝廷，谁人敢不执行！然而今日的手实法出自你们司农寺，这简直就是擅自造律，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司农寺的官员大惊失色，连忙制止道：苏学士，我们姑且先不要论及这件事！ 转眼间，已经到任密州多日了。映入苏轼眼帘的是蝗灾与旱灾相仍，盗贼日渐猖狂。加上天旱不雨，小麦无法下种，苏轼预测到了明年的春夏之交，盗贼为害的程度只怕会更甚。 山东之地，与河南一样，自古就是国家的腹心根本之地，王者得之便可称王，但狡猾凶残的盗贼得之亦足以扰乱天下。 针对百姓饥饿流离的现状，朝廷用于救济的常平粮食，虽已发放殆尽，但到处仍是饥饿的百姓，就连过去的蓄积之家，如今也都被拖垮了。 基于此，苏轼在上奏朝廷的奏状中，除了详细地列举了密州一带的蝗灾、饥饿与盗贼的问题之外，还深刻地向朝廷阐述了手实法的种种弊端。 苏轼说，如今的东南民众本来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现在又开始推行手实法，此举无非是想均出役钱。手实法虽然条目繁多，看似周密，然而大都要靠检举揭发。 过去治国平天下者，最讨厌因告密弄得人心惶惶，以至于乱了习俗。所以才制订了“不干己”法，但仅限于非盗及强奸不得捕告。 而今天的这个手实法，无疑助长了告密之风。 过去那些告发之徒，多是一些凶恶奸淫之辈，州府县对于这类人，总是想方设法除掉而后快。目下朝廷却又欲招用并重赏这帮人，这些举措难道会是君王敦厚政教、推行仁政的本意吗？ 第75章 十年生死两茫茫 到密州后的闲暇时间，苏轼就给自己的上司、范仲淹的姑表滕元发写信，讲述了密州的一带蝗灾以及新法中有关兵政的弊端。 虽然滕元发大苏轼十七岁，但二人之间似乎没有什么代沟可言，苏轼一生中光给滕元发写过的书信就有六十八封之多。 滕元发出任过开封知府，断案如神，却因敢于冒犯皇亲国戚，曾两次被免职，继而又复任，前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竟三次担任开封府尹(包拯只干了两任)，可以说算是与包拯平起平坐的人物。 苏轼在信中对老滕说，东武（诸城的旧称）今年的蝗灾特别凶，当地官吏多用含糊不清的言辞向上面少报灾情，因而朝廷对此地减免的赋税相应就少了。 苏轼到任后，不断地有农户向他反映此事，爱民如子的苏轼随即决定向朝廷如实地申报灾情。 所以说，苏轼给老滕写信实质上是想动用关系，让滕元发在圣上面前美言几句，好让减免税赋的事情办成了。在这里，苏轼也绝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不顾一切地想为老百姓办些实事。 除了这些，苏轼还向滕元发反映，由于新法中规定，将官管辖的兵丁，不得抽调出去，而本州授予军事编制的武卫被派出去巡逻州邑的就有一千多人，所以需要兵丁的其他部门，必定就捉襟见肘了，正常的工作也无法开展。 就在密州的工作逐渐步入正轨的时候，苏轼从弟弟苏辙的来信中得知，时年三十六岁的苏辙又生了第三子，此子初名苏远，后来改名为苏逊。由于是甲寅年生人，故取乳名虎儿。 苏轼作为伯伯，心中对于这位未曾谋面的苏家侄儿很是喜欢，“旧闻老蚌生明珠，未省老兔生於菟。”（《虎儿》）子由是卯年生人，而虎儿是寅年生人，古时候的楚人常把老虎称之为“於（音乌）菟”，这正是苏轼为侄儿写下的《虎儿》诗中所言。 苏轼任密州知州时，曾多次造访居住在诸城铁水的乔叙，还作过不下五首与乔叙有关的诗作。 乔叙，字禹功，曾知濮州雷泽县，授湖南路转运判官，未及赴任被御史弹劾罢职、后以左藏库副使知钦州，又知施州（今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所以苏轼称其为乔施州。 在密州，乔氏是高密古老姓氏之一，早在宋代，高密乔氏就是科宦名族。 “城中病守无所为，走马来寻铁沟水。”（《铁沟行赠乔太博》）铁沟水，源出烽火山，曾流经诸城县东北十五里，并入潍水。 从南国的杭州到山东的胶州半岛，地域的转换，眼前的物事也就不同了。北方正值天寒地冻之际，密州正纷纷扬扬地下着一夜不停的大雪。 苏轼今年虽年仅有三十九，但远离朝廷已经三四年了，心境不佳，近段时间十分地郁闷，一日忽作《雪后书北台壁二首》两首七律诗作，题于北台的壁上。 据今天看来，该诗作中除了描写彻夜雪飘的情景，还隐含着怀才不遇之意。 需要指出的是，这两首诗的用韵颇有特色，竟然用的是“尖”、“叉”二韵，这种韵属险韵、窄韵，而苏轼却运用自如，韵与意会，浑然天成，毫无牵强拼凑之迹。 三年后，苏轼的诗集《眉山集》出版，王安石立即拿回来拜读，其中《雪后书北台壁二首》格外引起他的兴趣。 王安石看到这两首诗，一首押“尖”字，属平水韵的“下平十四盐”韵，另一首押“叉”字，属平水韵“下平六麻”韵，都是极难押的韵字，就现存的唐诗五万余首，押“尖”字的诗歌只有约二十首，押“叉”字的诗歌则只有三首。写作这类险韵诗，极其考验诗人的才学与艺术功力，可以看出，正是满腹经纶的才学处于这种境遇之下，才触发了苏轼用险绝之韵抒怀的冲动。 王安石这个人，按说在文学功底上丝毫也不逊色，他的争奇斗胜之心，瞬时又被激发起来，他一连唱和了五首“叉”韵诗，仍意犹未尽，过了几天又作《读〈眉山集〉，爱其雪诗能用韵，复次韵一首》。 本来苏轼已经将窄韵的“叉”字用过，别人再依序使用苏轼原诗的韵字，这就更进一步加大了难度，由此看来，王安石的诗文造诣那真不是浪得虚名。 至于押险韵这一话题，唐时自杜子美已开始尝试用险韵，到了韩愈手里，俨然已成了押险韵的高手，而苏轼开始学习之意技艺，就是继承的韩愈的衣钵。 苏轼诗的来历，古人中学习杜甫的最多，其次是白乐天，凤翔时期有开始学习柳宗元。而同时代人中，苏轼学习最多的是潘阆、梅尧臣、欧阳修。 潘阆诗崇尚道家思想，其诗风闲适清净情绪较多，注重字句的雕琢。梅尧臣是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平易中多有苦吟后的痕迹，有宋诗的典型特点，受唐代韩孟影响较多。 在密州的头一个除夕，连日的长途跋涉，使得苏轼的身体异常的不适。 不过他还是起身给京东路提刑段绎写下了一首诗，“龙钟三十九，劳生已强半。岁暮日斜时，还为昔人叹。”（《除夜病中赠段屯田》） 刚过三十九岁的苏轼，已经是对仕途感到绝望，“此生何所似，暗尽灰中炭。归田计已决，此邦聊假馆。”（同上）自小从学于道士的苏轼，道家的清净归隐与儒家的报国安邦这两种念头在他的心中互相交织纠缠，加上密州的荒僻与清寒，使得苏轼的内心极度的凄凉。 也就是在这一年，苏轼患上了痔疮。 现代中医认为，痔疮主要是由于平时患者饮食过于辛辣刺激油腻，导致湿热下注于肛门直肠导致局部气血纵横、热毒郁结，进而迫血妄行，诱发便血以及肛门坠胀。也可能是身体虚弱、气血不足，气不能固摄进而引起痔疮脱出。 我们不知道作为蜀人的苏轼是否嗜辣，但根据前文所述，平时的饮宴过度，或许是促使苏轼患上痔疮的一些因素。 苏轼一生虽然十分注重养生，但也不幸患有多种疾病，其中尤以痔疮为最。这种隐疾，换在旁人绝不会为人所道及，但苏轼是个坦诚之人，在日后他的诗文与书信中曾多次提及自己的痔疾。 网上也有人认为，苏轼的痔疮是在被贬惠州之后才患上的，其实不然。 绍圣三年（1096），苏轼在写给他的表哥兼姐夫程之才（字正辅）的信中，曾透露“轼旧苦痔疾，盖二十一年矣”。 所以说，到熙宁七年（1074）春节前后，我们可用现代数学推导出来这个并非是“学术问题”的结论。为了了解苏轼各个时期的身心状况，以及在各种境遇之下所写的诗词本身，我们只好采取这种稍显无聊的手段了。 熙宁八年正月间，在密州的苏轼沉浸也在过节与诗词唱和的气氛之中。 先是与乔叙、段绎的诗词唱和，此时段绎即将罢提刑之任，苏轼自然是要以诗相送的。苏轼又与其他一些朋友诸如章传道、褚士言（公弼）、乔叙、赵杲卿（明叔）等登上，众人分别就卢山上五处景观进行了唱和赋诗。 这一时期，苏轼还赋了一些词作，如《蝶恋花》。 “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钱塘也就是杭州，苏轼曾那里过了三个元宵节，自然见惯了杭州上元夜的热闹。 如今再看到密州的上元夜不觉凄清，“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他从杭州调知密州，环境和条件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心境完全不同。 首先，密州比杭州贫穷得多，愚昧而又闭塞，再无江南之诗情画意，而更让他感到寂寞和郁闷的是这里的连年蝗旱，民不聊生。所以说初来密州时，苏轼的心情是极度落寞的，这一切，只是为了离弟弟的住地近一些。 正月二十，年也过了，节也过了。可苏轼的心情却好不起来，他开始不断怀念起自己的亲人来。 首先是自己的父母亲对自己的养育之恩，再就是结发之妻王弗。 瑞草桥是苏轼和王弗的爱情见证之地，它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也是他们两人共同的充满甜蜜回忆的地点。当年的王家大小姐乘坐的大红花轿，正是经过瑞草桥，才嫁到苏家的。 在自己的仕宦生涯初期，王弗曾在背后默默地助力自己，使得自己在人际关系上少犯了不少的错误。苏轼十九岁时，与年方十六的王弗结婚，王弗年轻美貌，且侍亲甚孝，二人恩爱情深。只可惜天命无常，贤妻王弗二十七岁就去世了。 这对苏轼是绝大的打击，其心中的沉痛，精神上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 如今，结发妻子与自己已是阴阳两隔，葬于蜀地，而自己却因贪恋一点俸禄不能归乡，况且朝堂之上的互相倾轧，自己如今也早已厌倦了。 王弗的逝去转瞬已经十年了，这十年间，东坡因反对王安石的新法，颇受压制，心境悲愤。 到密州后，又逢凶年，忙于处理政务，生活困苦到竟然要靠采食杞菊维持的地步，而且继室王润之（或许正是出于对爱妻王弗的深切思念，苏轼续娶了王弗的堂妹王闰之，据说此女颇有其堂姐风韵）及儿子均在身旁，故不能年年月月，朝朝暮暮都把逝世的妻子老挂在心间。不能够经常想念，但绝不是已经忘却，这种深深地埋在心底的感情，是一生都难以消除的。 在这节后的落寞之中，自己的结发妻子还数度出现在苏轼的梦中，苏轼再也把持不住心中的波涛翻滚，满肚子的所谓学问，此际在自己的笔下化成了一首“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 ”（陈师道语）且传诵千古的悼亡词《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中国文学史上，从《诗经》开始，就已经出现过“悼亡诗”。从悼亡诗出现一直到北宋的熙宁年间，悼亡诗写得最有名的有西晋的潘岳和中唐的元稹，晚唐的李商隐亦曾写过悼亡之诗。 而用词写悼亡，乃是苏轼所首创。 第76章 与“包拯式”人物滕元发的交情 滕元发想让苏辙加入到自己青州的幕府，这样苏轼两兄弟就可以离得更近了，苏轼对于老藤这样的盛情自然是感激不尽。事后，苏轼还郑重地给滕元发写信询问这事能否办到，因为弟弟苏辙在朝中也没有什么人脉，希望滕大人能够稍加留神，给予办理。 遗憾的是，这件事到最后不知什么原因而未能如愿。 过了一段时间，滕元发被调离青州，由京东安抚使向经（字审礼）接任，而滕元发则改知齐州，没多久又出知邓州。 到密州后的次年三月间，苏轼给表兄、儿女亲家石康伯（字幼安）去了信，言语之间对密州灾荒年景、抢劫偷盗以及流殍遍野的现状深表忧虑。 石康伯这个人，字幼安，眉山人，石扬休（字昌言）之子。他与苏轼是亲家，因为苏轼的长子苏迈续娶了石康伯之女，而石康伯之婶母又是苏轼的姑母。 石康伯年轻时考进士落榜后，就放弃不再考，他本可以凭借父辈的恩荫获得官位，但他只读书作诗让自己高兴罢了，也不去做官，不求别人了解他。 小石特别爱好书法、名画、古器及各种奇异的东西，只要看见了，当掉衣服饿着肚子也要谋求到，从不关心还有没有吃穿用度。 石幼安曾与文与可有交往，二人亲如兄弟，所以得到文与可的画自然就多。而苏轼也擅长画些树木和竹子，就也送给石康伯一些，让他放在自己的画苑中。 文与可是苏轼的从表哥，也是苏辙的儿女亲家。巧的是，石康伯则与苏轼也是儿女亲家，可见“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之说我们的老祖宗诚不我欺也。 密州，可以说是苏轼重要的人生驿站。 此时苏轼已经四十岁了，经历了众多的家庭变故，父母、妻子永远地离开了自己。政治上，由于新旧党争的影响，使得苏轼被迫地离开了朝廷，来到相对闭塞的密州任地方官。 在这里，他虽然勤政爱民，但由于自然灾害加上新法的影响，使得苏轼在政治上极为消极，把更多的时间用来谈佛论道。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大量的诗词经典，在文学史上被称为苏轼的“密州时期”。 在这段时间，苏轼与顿起、段绎等人时常诗词唱和，流连于密州的铁钩、卢山与常山等地。 熙宁八年（1075）四月初，饱受创伤的密州百姓，又是一个来月没有见到一星半点儿的雨水，苏轼作为一州之父母官，毅然决然地承担起了为民祈雨的重任。 从凤翔府再到杭州，祈雨这件官方参与的工作，对于苏轼来说那就是轻车熟路。先不说祈雨祝文文辞的润色，就其灵验程度来说，历次的祈雨没有一次不灵验的。 这次苏轼选择的祈雨地点也是颇有讲究的，就在密州的常山，这可是自古以来齐人祈雨最为灵验的所在，由于祈雨常应，因此得名。 也许是苏轼的诚意感动了上天，就在常山祈雨后的第三天，一场久违的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滋润了密州龟裂的土地。朋友章传道望着苏轼祈来的雨水，还激动地写了《喜雨》诗呈给苏轼。 章传道这人，只知道是个闽人，其余不详，不过在后来此人与苏轼还有着交集。 前一阵子，在登诸城县东南四十五里的卢山时，章传道还与苏轼等人唱和《卢山五咏》，苏轼在杭州时，就开始了与老章的交往，此人估计也是科班出身，诗写的也不会赖，要是不入流，苏轼也不会与之唱和。 祈完雨的苏轼，面对新法对底层民众的干扰，常常是夙夜忧叹，天灾已除，但人祸仍在持续上演。 这时候，苏轼想起了自己的老朋友、湖州人刘述（字孝叔）。如今这位因与王安石不和而被贬外任的官员，已由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知州转而赋闲提举崇禧观，成了一位啥也不管的甩手掌柜。 在湖州时，刘大人曾陪同苏轼到处游玩，志同道合的二人自然有说不完的共同语言，特别是在对新法上，更是看法出奇地一致。 于是，苏轼就提笔写下了一首二十二韵，一韵到底“上声七虞”韵的七言长诗，寄给了刘述，将自己心中的郁结一股脑地讲给了刘述听。 这首苏轼作于熙宁八年四月十一日的长诗，除抒发了自己在仕途上进退维谷之情外，还对变法作了相当尖锐的讥刺（至少在反动派看来）。 当时的情形是：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出发点无疑是好的，结果事与愿违。 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如今竟先后转而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心急火燎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 十一月朝廷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取鼍（扬子鳄）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的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 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神宗虽然对民间疾苦有着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加上吏能浅薄，并未取得任何的实效。 如今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苏轼也是“斋厨索然”，不堪其忧，只得时常与通判刘廷式（字得之），沿着古城废圃，采摘一些杞菊借以裹腹，过着“揽草木以诳口”凄惨的生活。 在诗中，苏轼称颂了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如今的时局和自己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自己却“未肯衣冠挂神武”，没能挂冠而去、归隐故里。 我们前面提到过，作为胸无城府的文人官员，苏轼的性格也不能免俗。一旦遇到了知己或好友，就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唯恐有所保留。 当然，作为行文与作诗，我们欣赏苏轼的这种坦诚。但从政治角度考虑，这样的做法，就显得有些意气用事了。 在随后的《乌台诗案》中，诗中那些引经据典、文绉绉的押韵诗句，毫无悬念地都变成了苏轼讥讽朝廷的证据了。 四月十二，朝廷突然下诏，宣布废止给田募役法。 此举使得苏轼一头雾水，因为自来密州任后，苏轼就积极推行这项政策，比如先用助役钱招募了一些弓手，老百姓对此也很认同，执行起来也颇为顺利。 谁知，就在密州官民齐心协力地要将政策推行下去之时，此法又被废止。 在苏轼眼中，这种给田募役法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各级官吏将它执行得有失偏颇，收上来的钱财没有很好地反馈到百姓身上。这种制度中有五利二弊，总的来说是利大于弊，只要设法将弊端尽量减少即可，这项制度还是不要废除的好。 在王安石推行的新政中，原本就是以免役法替代差役法，所以说，免役法成了新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给田募役法实为免役法的发展。就新法的整体而言，苏轼是持反对态度的，但是对于新法中的具体措施，如“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旗鼓”等则是持以肯定态度的。 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苏轼就曾称赞过给田免役法，可见到了这一时期，他的思想认识，已较新法执行初期有所发展，也就是说新法推行以来，有些好的结果已经开始凸显出来。 什么是差役法？ 就是以前朝廷的各种差役均出于民，且各州都有定数，依照宋代的惯例，以衙前（宋代职役之一，负担最重的差役，往往赔累破产）主管财物，以里正、户长等督察赋税，以耆长、弓手、壮丁等逐捕盗贼，以承付、人力、散以官等确定差役人数。 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这种办法实行以后，民间为了规避繁重的徭役，大家有土地也不敢多耕以避户等，骨肉血亲不敢相认以惮人丁。就是这样的无奈之举，官府派给农户的役使依然是居高不下。 在这种背景之下，免役法横空出世，转而取代了旧的差役法。 免疫法说白了，就是让农户出钱雇人去完成徭役，只要你有钱，不管是未成丁户、单丁户、女户，甚至是寺观、品官之家，都可以以钱代役，这些钱被称之为“助役钱”。 关于“免疫法”之义，为什么要在这里讲这么多，那是事关苏轼的政治生活的历史背景，为了在后文中对苏轼的理解之需，我们有必要交代清楚。 这两天，杭州的余主簙来密，给苏轼带来了包括灵隐寺云知和尚在内的僧俗的书信百余道，并说杭州民众都忘不了苏学士，云云。 云知和尚，原本属于青原以下十世徒，泐潭澄禅师之法嗣，全称为：临安府灵隐云知慈觉禅师。 苏轼觉得，钱塘人怀念自己，自己也忘不了那里的百姓。也许是自己与杭州的缘分还未尽吧，就给云知和尚回信说，当初不如向朝廷求得湖州或是明州这样的州郡，在那里就算停留几个月，也能聊慰自己平生之心愿。 送走了杭州的故旧，苏轼突然收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刚从青州离任两个多月的滕元发被朝廷降罪而落职！ 事情的缘由是，右御林军大将军、秀州团练使赵世居谋逆，而滕元发的妻党李逢与赵世居竟是同伙，所以就有小人向朝廷施压想加害滕公。好在神宗皇帝了解滕元发这个“包拯式”的刚正人物，恕他无罪，只给了个降职的处罚。 后来得知，面对朝中小人变本加厉对滕公的中伤，神宗始终不愿相信。就在滕元发入朝辞行之际，神宗皇帝终于知道了滕公之冤，随即任命他为湖州知州，就在准备重新任用他更高的官职之时，神宗皇帝不幸驾崩了！ 滕公读到了神宗的遗诏后，竟当场扑倒在地，昏死过去，很久才苏醒过来。 滕公痛哭道，我没有为朝廷尽忠的机会了！ 第77章 密州出猎催生了《江城子》的豪放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熙宁八年的密州，当老乡家的禾苗刚有点起色之际，农历五月间，又一场“掐脖子”的大旱如约而至。 由于密州濒临大海，经常刮风，强劲的海风使得沟渎里根本就存不住水。月余的干旱，使得州城之外方圆百里之地，蝗虫的卵又孳生起来。此际的夏麦将熟，秋禾也快被旱死，父老乡亲们无奈仰天长叹、如坐针毡。 此际，作为州守的苏轼，只有再次地披挂上阵，作好祝文，重上常山祈祷天神，为民祈雨了。 常山毕竟是常山，求雨常应！ 苏轼的这次祈雨又大获全胜，于是乎，苏轼就郑重地重修了山神庙，还把庙前的一眼泉水垒石成台，保护起来，又在井上建一亭子，取名“雩泉”。苏轼还说，古者谓吁嗟而求雨曰雩，泉取其名，也是为了彰显常山能兴云作雨、取信于百姓的根源就在此泉。 雨水从天而降，地里的庄稼保住了，苏轼也就有了闲暇，有些陈年的“文债”也该还上了，首先是孔延之的挽词。 孔延之，字长源，新喻（今江西新余县）人。前面我们说了，苏轼在去汤村督役前，曾与孔文仲有过诗词唱和。 如今，孔文仲的父亲孔延之（字长源）也因对盐法不满被罢越州任，经过杭州时，苏轼还在有美堂设宴接待过老孔。 其子孔文仲，字经父，也是因为曾当面否定王安石的理财用人之法，遭到贬谪并外放，如今孔文仲的台州推官也被罢免。苏轼在杭州时曾收到过小孔的赠诗，苏轼感到三个人同为天涯沦落之人。 这位小孔，就连司马光老先生也说过，朝中的苏轼及孔文仲本是名不见经传的小臣僚，都敢不避陛下的雷霆之威与王介甫的虎狼之怒，屡次上书对策指陈朝廷的得失和王安石的荒唐。凛然正气、视死如归，对于自己的政治前途丝毫没有放在心上！在这一点上，老夫我远远不如人家苏轼和孔文仲啊！ 但王安石却十分厌恶孔文仲的策文，于是上书神宗，取消了贤良科试策考试，让小孔求上无门。 孔文仲，系孔子四十七代孙，与其弟孔武仲、孔平仲并称“三孔”。 黄庭坚有诗赞曰：“二苏上连璧，三孔分立鼎。天不堕斯文，俱来集台省”。峡江的“三孔”兄弟与当代名人苏轼、苏辙兄弟常有诗文唱和，名噪一时。 神宗熙宁三年（1070），孔文仲夺取该科制举状元,成为有宋一代三百多年以来四位制举状元之一，也是江西唯一的一位制举状元。 只不过，孔父延之已与去年的二月仙逝，在小孔的请求下，苏轼在密州为老孔写下了两首七律挽词，“少年才气冠当时，晚节孤风益自奇，君胜宜为夫子后，林宗不愧蔡邕碑。”高度概括了老孔光辉与传奇的一生。 苏轼常山祈雨后，夏麦已收，秋庄稼也一片生机勃勃之状。 诗兴大发的苏轼，就提笔给两位在杭州时的老朋友陈襄和吕仲甫（字穆仲）寄了诗，陈襄自不必说，吕仲甫乃丞相吕蒙正之孙，小吕刚开始任杭州教官，苏轼到杭州时已改任此州的观察推官。 再就是张方平。 自己的恩师张方平，早在镇守四川时，就曾向欧阳修推荐了苏洵和苏轼、苏辙父子三人。 所以说，他既是苏轼兄弟二人的伯乐，也是他们共同的挚友——清虚居士王巩的岳父。作为苏轼的前辈与忘年之交，他还在“乌台诗案”发生后为苏轼说情，受到朝廷惩罚。他长期作为苏辙的直接上级，对苏轼和苏辙兄弟二人多有提携和影响。 苏轼知密州时，张方平已修建了乐全堂，并自号乐全居士，以研读道家和佛家经典自娱。 苏轼平生好喝酒，但酒量不大，就连自号醉翁的欧阳修，也远远不及张方平。但张方平十分自律，更重视个人修行，晚年后滴酒不再沾。从早年喜欢痛饮到晚年戒酒，已经超越以酒避祸的阮籍和以琴解忧的嵇康，以及善弹“无弦琴”的陶渊明，直达佛家维摩诘大士的境界。 作为后辈饱学之士，苏轼毕恭毕敬地写下《张安道乐全堂》一诗，赞叹张方平“我公天与英雄表，龙章凤姿照鱼鸟”（《张安道乐全堂》），才华气概远超同僚。 刚还完恩公张方平的“文债”，又听说杭州前同事余主薄的母亲大人去世了。 上一次，人家老余还专程从杭州过来，给苏轼带来了杭州僧俗的书信与问候。因此，苏轼又给老余的母亲写了挽词。接着为去年故去的老同事张掞（字文裕）写了挽词，张掞为齐州历城人，曾出知过益州的益都县知县，颇有善政。 六月二十四 ，传来了朝中重臣韩琦大人逝世的消息。 回想起韩大人曾经对自己的数次提携之恩，还有父丧时，韩大人还以以个人名义赠银三百两，苏家兄弟虽婉辞不受，但可以看得出韩丞相对于苏家的关照之恩。 有一次，韩琦举荐苏轼为谏官，引发了朝中小人对于苏轼的攻击。 当时的韩大人怒批道，苏轼腹中藏有古今之学，其文章高过当今的时代（文章高于时），在上书中又敢于言说朝廷的得失，所以老臣才举荐苏轼为谏官的。没成想，朝廷没有恩准也就罢了，还有歹人借机诬陷，使得苏轼反倒因我而受到连累。如今，为了赎回苏轼被诬罔之罪过，老夫特乞求致仕（恼了，不干了）！ 这一幕幕的往日恩情，令苏轼终生难忘，追昔抚今的他，含泪为恩公韩大人写下了一篇沉痛的祭文。 这一时期，苏轼的祭文超多，但总算是都还上了这些文债。 此时，刘攽从曹州寄诗来，时刘攽正知曹州。刚到任时曹州境内盗贼猖獗，虽用重典而不能禁，刘攽到任后，执政愈加宽平，盗贼遂渐次衰息。 李常也自湖州寄诗来，对于这位湖州知州、黄庭坚的二舅李常（字公择），苏轼时常引以为知己兼诗友。我们常说，酒逢知己千杯少，也许“诗逢知己千首少”也是成立的吧，苏轼接到老李的诗作后，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连作了两首和诗。 我们知道，苏轼一旦面对知己，嘴上就没有了遮拦，祸患往往就在不经意间发生了。 “白发相望两故人，眼看时事几番新。”（《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后被反动派指为讥讽朝廷近日频颁新法，事尤其多也。 “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衣甑有埃。绿蚁濡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其一》）被指讥讽朝廷削减公使钱太甚，造酒不得超过百石，致使弦管生衣，酒甑上布满尘埃，还有盗贼不绝、蝗虫肆虐、弃婴遍地，乱象都是推行新法惹的祸。 这还不算完。 常山庙修成之际，苏轼作了祝文，到常山还了愿。就在祭常山回来的路上，苏轼与同僚会猎于铁沟。 经过苏轼近一年的努力，“蝗旱相仍”的灾情基本杜绝，“盗贼渐炽”的局面也大为改观，自己治下的密州正呈现出几年来少有的稳定富庶的局面。他在为自己治国理政才能窃喜的同时，也更加迫切希望得到朝廷的肯定。 而且就在不久前，保守派在与变法派的较量中小胜了一把，变法派的二号人物——时任参知政事的吕惠卿被正式罢相，更为重要的还有知制诰陈襄向神宗再次举荐司马光、苏轼等三十三人。 看到自己治理密州成果初现，还看到目前的政治形势似乎正沿着有利于保守派的方向发展。苏轼此时的心情如乌云缝隙中透出的些许阳光,以前深埋在心底的不能想、不敢想的念头得以迸发。 此时的苏轼，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渴望得到朝廷的召唤，渴望处在更高、更宽、更广的平台上，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其豪情满怀于胸、狂喜溢于言表。 于是，就在这秋高气爽、红叶满山的秋冬之际，苏轼兴致勃勃地赋下七律一首。 “乙卯冬，祭常山回，与同官习射放鹰作。”这是苏轼在诗前序中所言，这本是一首借狩猎来抒发自己渴望驰骋疆场、为国效力的豪情壮志与激越情怀之诗，但这首题于本州小厅上的“圣明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句，也被指为有讥讽之意。 不过，从文学的角度来讲，这次狩猎的最大福利，乃是苏轼给我们留下了那首着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作这首词，苏轼作为豪放派的代表，对词体、词风和词境进行了改革，打破了晚唐五代以来“词为艳科”的樊笼，使词也能成为豪放不羁、气象恢弘而无所拘束的作品，真正意义上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在词的创作与发展上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江城子·密州出猎》是苏轼的第一首豪放词，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就连苏轼自己后来也因这首词有别于传统风格而颇为得意，曾说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 当然，在诗中苏轼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射虎，而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强国抗敌的政治主张及渴望报效朝廷的豪情壮志。 但天不随人愿,在随后的日子里,变法派虽偶有折戟，保守派虽略获小胜，但在进退腾挪间，变法派总能左右朝堂的局势，这也就不难理解苏轼虽屡经举荐，但总也无功而返了。 第78章 惇的身世与包拯外甥的古本《阳关曲》 上回说到苏轼在常山会猎时，作了豪迈的《江城子》，在苏轼后来给好友鲜于侁（字子骏）的信中，苏轼还自鸣得意，向鲜于侁讲述了让一帮山东大汉咏唱此词颇为壮观的场面。 熙宁八年的九月间，在知密州的苏轼忽见任所里有一枝牡丹悄然开放，他的心禁不住为之惊奇，于是特意置酒会客，共赏名花，并挥笔写下了一首《雨中花慢》。 “高会聊追短景，清商不假馀妍。不如留取，十分春态，付与明年。”因为秋风不会宽容牡丹，使之常葆艳丽的姿色。还不如多加珍重，留住尽可能多的春容，以待明年争新斗艳。 苏轼没有陶醉在对秋日牡丹的欣赏之中，凭着他过人的悟性，很快意识到好景不长，意识到自然界的制约因素。 此刻，苏轼的词作功夫已大有长进，但是仍然局限于一种小我之境，较黄州时期的诗词还有较大的差距。 熙宁八年（1075）秋，在密州任上的苏轼已吃了几个月的杞菊野菜，因感叹自己的“厨斋索然”，遂作《后杞菊赋》。 这篇“自嘲”式的散文记述真切，议论风生，颇有谐趣，苏轼此刻不羁心于外物，不戚戚于贫困的博大胸怀和高深修养跃然纸上。早在唐代就有诗人陆龟蒙，曾植杞菊以食而作《杞菊赋》，苏轼此举系效法陆龟蒙而作，为区别前者，故名之《后杞菊赋》。 这篇《后杞菊赋》写就后，苏轼拿给涟水县令盛侨看，盛侨看后又抄给临淮县主簙张耒。张耒看后，被苏轼的文采与精神境界所叹服，遂作《菊赋》来称颂苏轼。张耒是这样形容苏轼的：胶西先生，为世达者。文章行义，遍满天下。出守胶西，曾是不饱。先生不愠，赋以自笑。 此时，金山寺宝觉禅师正好寄书来，苏轼就在回信时，将这篇《后杞菊赋》也一并寄去。 此文虽好，只是后被诬为讥讽朝廷减削公使钱太甚，成为“乌台诗案”罪证之一。 《后杞菊赋》问世后，被后世的历代书家争相所书，苏轼自书的摹本如今还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内，被奉为国宝级的藏品。 就在苏轼移守胶西不满一年之际，上面派赵庾（字成伯）来接替刘庭式出任密州通判。赵庾曾出任过苏轼老家眉州丹棱县的县令，且颇有政绩，极为百姓们称颂。 后来苏轼到了杭州任上时，曾与时任泗州通判的他来往密切，苏轼仰慕赵庾的胸无城府、做事勤勉，谁知如今二人又在密州成了搭班。 此时，他的老朋友刘攽正出任曹州知州，刘攽听到当地伶人都在传唱苏轼的新词时，就作诗相戏，苏轼见到刘攽的来信，就唱和一首回寄。“刺舌君今犹未戒，灸眉我亦更何辞。”（《刘贡父见余歌词数首，以诗见戏，聊次其韵》）这两句被指苏轼借“刺舌以戒言语事”，又引晋人郭舒“狂言而炙其眉”等典，皆是用来讥讽当今朝廷容不下丝毫的耿直之言。 就在苏轼与新来的通判赵庾就新的合作关系进行交流之际，邸报上消息传来，自己的同年章惇（字子厚）自朝中的权三司出知湖州。 关于章惇这个人，在苏轼一生中曾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此人早年举进士甲科，能言善辩又善于迎合，很得王安石的欢心，遂被调至侍从三司使。 有一次，神宗曾当着章惇的面赞誉张方平，下朝后，章惇就这件事跑到吕惠卿处告诉了吕惠卿。此事被御史蔡承僖知晓，弹劾章惇云：朝登陛下之门，暮入惠卿之室。于是，神宗与王安石均开始厌恶起章惇，将其贬谪到陈州。后又被中丞邓绾揭其为人轻佻淫秽，遂自权三司使出知湖州。 章惇这个人虽然是个官二代，但出身极其卑微。其父章俞，年少之时风流不羁，其岳母年少而寡，章俞竟与岳母杨氏私通生的章惇。当时杨氏生子后，用一个盒子贮满水，默不作声地将孩子遣人送还给章俞。这是章惇身上的一大污点，也是最忌讳为人道及之事。 此次章惇出知湖州，在苏轼的和诗中，有“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其一》）句，据说章惇收到和诗后，认为苏轼是在讥笑自己的身世，由是怨之。 不过后来，当苏轼深陷台狱与被贬黄州之际，章惇还设法解救和劝解。 另外，当苏轼从海南遇赦北归之时，听说了曾位居宰相的章惇被贬谪到雷州（今属广东湛江）时，还为之惊叹弥日。 因此上说，苏轼与章惇这一对老同学的关系，可谓是与当时的政治紧密相连，政治之外，二人也是可以坐而论道的。 十月十三，“手实法”这种扰民太甚、华而不实的荒唐之术宣告废止。当天，苏轼又听说自己的世交兼老朋友苏颂将要高升至朝中的秘书监。 秘书监官秩为从三品，大致与宰相（正三品）并列，为天下文人的精神象征。专掌国家藏书与编校工作，兼修史书，相当于明清两代的“翰林院”，主官便是秘书监。 十一月初二，前宰相韩琦韩大人的后事在其家属操办下，葬在了相州安阳县（今河南安阳）的丰安村，神宗还在禁苑为他恸哭举哀，又辍朝三日，赐其家银三千两、绢三千匹，发兵为其筑墓。至此，为相十载、辅佐三朝，为北宋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的韩琦终于寿终正寝了。 应韩大人之子韩忠彦的请求，苏轼要为魏国忠献公韩琦的厅堂做一篇记，那是退隐田园的韩琦在自己府第池塘之上建造的一座厅堂，取名为“醉白”，意境取自白居易《池上》一诗，意思好像是羡慕白居易并且认为自己有不及白居易的地方。过去忠献公活着的时候曾对他儿子忠彦说过，想请苏轼为醉白堂写一篇记而未得。 如今，韩忠彦又来相求，苏轼认为自己义不容辞，于是就流着泪写下了《醉白堂记》。 送走了韩大人，诸城县令赵昶（字晦之）被罢任，要回海州。老顽童张先寄诗来，还有友人作了《光禄寺二绝》给苏轼，作为当时的文坛名人，这些事都要苏轼去作诗或是唱和的。 这些时，苏轼还两度上书文潞公文彦博。 一是向文潞公反映了在京东与河北路实行食盐官府专卖的害处，二是要向文潞公反映密州一带的民风彪悍，自己以往用奖赏举报人或直接抓捕者以钱财这种方法，现在看来确实有效。 但近年来朝廷以灾年为由，降低了奖赏的额度，使得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告密或是抓捕者丧失了动力而作罢，苏轼自认为人微言轻，想请文彦博代为向朝廷反映这一问题。 鉴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最后也没有明确的结果。 毕竟，此时的文彦博因激烈地争论说市易司监卖果实，有伤国体，会引发百姓怨恨，此举引起王安石的嫉恨，被移判大名府。文潞公自身都难保，哪还有能力去管一个闭塞小州的政事呢? 心中郁闷的苏轼，只得到通判赵庾家里去对饮，借着酒水的麻醉，苏轼暂时忘却了政事上的烦恼，在老赵这里还做了三首诗，通过文人特有的方式发泄了自己的忧愁。 任密州太守的第二年，经常采杞菊而食的苏轼，不仅没有像别人认为的那样消瘦，反而是容貌渐渐丰满起来，花白的头发一天天地变黑了。苏轼很喜欢当地风俗的淳厚，而当地的官民对苏轼的治理也慢慢接受，变得安之若素起来。 眼看政局初定，苏轼便开始整治官衙的园圃，打扫庭宇，把园圃北面的一个旧台修葺一新，邀请宾客登台游览，在上面南望马耳、常山，远望长啸，抒发情怀。 在齐州的弟弟苏辙听说后，给这座台取名叫“超然”。苏轼极为认可这个名字，于是就写了一篇《超然台记》以抒怀。 就在苏轼的《超然台记》正被朋友在圈子竞相传阅之时，包拯的外甥文勋来密州办事，给苏轼谈到了自己手头现有一古本《阳关曲》，引起了苏轼的兴趣。 文勋，字安国，庐江人（今属安徽），官至太府寺丞、福建路转运判官、广南东路转运判官以及温州瑞安县令等。此人工篆书，南岳镇南门有其篆书“南岳”二字，为世所珍，后来与苏轼、黄庭坚、米芾、李之仪、毛滂等均有交游。 苏轼所知的《阳关曲》是把全曲共分三大段，用一个基本曲调将原诗反复咏唱三遍，故又称“阳关三叠”，是根据唐代诗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谱写的一首琴歌。 《阳关三叠》这首感人至深的古曲，是我国古代音乐作品中难得的精品，千百年来被人们广为传唱，有着旺盛的艺术生命力。 琴歌开始加了一句“清和节当春”作为引句，其余均用王维原诗。后段是新增的歌词，每叠都不相同。每叠又分前后两段，后段为新增歌词，每叠不尽相同，带有副歌的性质，分别渲染了惜别之情和期待情绪。 只可惜，到了宋代，《阳关三叠》的曲谱便已失传了。 苏轼与包大人的外甥对此种曲调很感兴趣，但又无法搞清《阳关三叠》曲谱是如何叠唱的，最后苏轼只得出了此调第一句“引词”不需叠唱的结论。 到了立春日，苏轼就让乔叙、赵庾作陪，邀请文勋过来聚会，由赵庾主会，苏轼当时身体不适，加上不善饮酒，就在酒桌上观看诸公的醉笑之语，聊以解闷。 过了几天，在杭州时的老伙计晁端友于京师去世。 老晁在熙宁中为新城（今富阳新登）县令时，颇有善政，就是这一时期与苏轼常有交游。 晁端友为人淳朴耿介，见官府有不便民之处，辄上书论列，措词激烈，因此，不为上官所喜。按事又不挠于法，同僚亦多忌之，是故为官不达，从仕二十三年，在着作佐郎任上故去，卒年四十七。 晁端友之子晁补之，我们前面也多次提到过，那次在新城县陈氏园里因谒见了苏轼为世人所知后，后来又成了“苏门四学士”之一。 其父亡故后，小晁拿出父亲的诗集，想让苏轼作序。苏轼大吃一惊，交往这么多年，老晁根本就没有提起过写诗作文之事，苏轼也不知道他竟会作诗。 当苏轼翻开他的诗集后，见他的诗中虽没有高谈大论，但论事都清楚明白，于是就郑重地为老晁的诗集作了序。 第79章 超然台上不超然 熙宁八年（1075），苏轼在密州任上，曾经的老朋友王诜驸马，给苏轼又送来了官酒、果子及中药等物。 早在京师期间，苏轼与当朝的驸马爷王诜关系最铁，时常在一起评诗论画。我们前面说过，王诜出身高贵，手里有不少书画中的精品与干货，而苏轼有的是极高的天赋与鉴赏水平，二人在艺术修养上是一对互为知音的好兄弟。 在这一穷乡僻壤还能够收到驸马爷的礼物问候，让苏轼感到了莫大的慰藉。 在密州，苏轼有一天突发乡思，就给当年一起在川中玻璃江瑞草桥边草地上把酒言欢、一同交游的小伙伴王淮奇写信。 苏轼告诉王淮奇，密州的风土饮食都还可以，只是因为减免了百姓们的租税，使得公库空虚。由于正逢灾年的饥馑蔓延，强盗没有一天不出来打劫，好在近期抓了五六十人，局面才稍微稳定下来。 苏轼对王淮奇说，自己新修葺了一座高台（即超然台），有时候登高望乡，下来后便会怅然一整天。近日自己的酒量稍加见长，每天可以饮十五银盏，他日若回到瑞草桥边，一定会去找您一醉方休的。 苏轼还给在杭州时的朋友李行中写信，与李行中一起再来追忆一下在杭州时游山玩水的快乐时光。在松江时，苏轼就听说有一位自霅川徙居松江的秀才李行中，此人性情高洁，拒绝仕途，其居自名醉眠亭。 李行中，字无悔，福建化州人，徙居松江（今属上海），曾任南宁知军、琼州知府等职。苏轼在杭州时常与之游从，高尚不仕，以诗酒自娱，晚治园亭，苏轼为其题写“醉眠”，后该亭成了文人雅士集会的沙龙。 闲下来时，又收到杭州盐官县安国寺大和尚居则的请求，要苏轼为其所在的寺院写一篇记文。 这位居则和尚，九岁时即出家为僧，十九岁时得了一场大病眼看就要死了，他就在佛祖面前立下誓愿，表示终身遵守佛祖的训诫，等有钱了就建造千手千眼菩萨。 结果病愈后，由于财力不足，居则就节衣缩食三十年之久。用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财物，建立起七丈高的佛像，又建了四重的高阁来供奉这尊佛像。 这不，佛像塑成了，高阁也建成了，就想请苏轼给写一篇记文。 苏轼对于居则锲而不舍的精神十分赞赏，曾将这件事以一个段子的形式讲给东南一带的士子们听，同时对于那些任性欺蒙佛祖的人，苏轼是极为痛恨的。 于是，苏轼就提笔写下了一篇《盐官大悲阁记》。 按说，写记文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什么，顶多算是一种民间意义的活动。 可是苏轼在记文中谈到了古人取士要考天文、地理、音乐、历法、宗庙祭祀、等多方面的知识，而今天却要士子们去学一些古代已经将要失传的老掉牙的经义之作。毫无疑问，这些徒发的议论，又被后来的反对派咬定是借此讥讽朝廷更改科场法度的荒谬不便了。 写完居则的记文，中间是发了一些议论。苏轼还在给凫绎先生下的诗集序文中，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那是父亲还在世的时候，有一天，苏老泉从外面回来，取出几篇诗文对苏轼说，你来见识一下这样的诗文，当今世上此类东西不多了。当苏轼看时，发现里面的诗文都短小精悍，言之有物，没有一点空泛的议论。而当今的士子甚至士大夫写起文章来，没有一个不是抛开现实中的人事而高谈阔论的。 如今苏轼到了鲁地，就开始搜集凫绎先生的遗文，还很幸运地在凫绎先生儿子处找到了老先生的文集。 原来，凫绎先生叫颜太初，字醇之，为古代大师兖公颜渊的第四十七代孙。儿子叫颜复，见苏轼将父亲的诗集认真地抄录下来，态度毕恭毕敬的，就趁热打铁地想请苏轼给诗集作一篇序文。 不过小颜也没有让苏轼白作，他将家藏的河北易县超级制墨大师李廷珪亲手制作的墨块赠给了苏轼。 据传，唐人李廷珪制的墨质量恒定，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保存，就是扔进沟中，也可数月不坏。苏轼见这些墨历经了这么多年，墨色还是那样黑，就知道这是李廷珪的真品无疑。 有了李廷珪的好墨，苏轼立即展纸研墨，一气呵成地手书《试墨贴》一道，此贴后被其侄苏大通寄给了黄庭坚欣赏。黄庭坚看了此贴后，惊呼该贴“如鸾凤之雏，一日坠地，便非孔翠可拟，况山鸡辈也。” 苏轼在密州任上时，州郡内常有盗窃之事发而未获，上头的安抚、转运司深为担忧。有段时间，终于派遣了由三班使臣带队的悍卒数千人下来捕盗。结果，这些悍卒们凶暴恣行，比窃贼更为可恨，经常私闯民宅，打家窃舍，甚至将要发生杀人的妄动。 密州被诬陷的百姓们皆畏罪惊散，甚至被逼到将要聚众叛乱的地步。 老百姓将这些悍卒的行为告到知州苏大人这里，苏轼面对呈上来的状纸看都不看，就故意扔到一边，说，我们朝廷派下来的三班使臣及一众将领还不至于会这样！ 话虽这样说，暗地里苏轼却让这帮悍卒自相揭发，最终供出了其中的害群之马，将其绳之以法后，密州的乱象遂于悄无声息之间被平息了。 在清朝乾隆时期的《诸城县志》中，有着这样的记载： 诸城有一处苏轼题写的石刻，内容有九个字：禹功、传道、明叔、子瞻游。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苏轼曾与乔叙（字禹功）、章传（字传道）、赵杲卿（字明叔）一起出游。 题名的石刻有说位于旧诸城的县学里的，有说被置于超然台上的，难得的是，这九个字的书体竟为八分书，也就是隶书。故有后世学者惊呼，“坡书遍天下，而八分仅见此石”、“东坡分隶，世所罕见，此九字，可谓文豹之一斑也”。 另有江湖传闻，后世的清代学者翁方纲就收藏有该九字隶书的拓片，只是该石刻已经荡然无存了。 熙宁九年（1076），四十一岁的苏轼被迁为尚书祠部员外郎，为职事官，正七品，与祠部郎中共同掌管祭祀、占卜、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医药、僧尼簿籍等。朝中传闻，环庆路都监兼第四将充安南行营副将李孝孙曾向朝廷乞召苏轼为侍从。 此时，包大人的外甥文勋正出任密州的从事官。 我们前面说到过，文勋十分擅长写篆书，深得李斯的运笔之妙。而苏轼在到任密州之后，于民间得到一本秦朝时期的石刻拓本，文勋听说后，就在苏轼处拿到了这一拓本，并精心地临摹下来，刻石后放在了超然台上。 苏轼认为，秦政虽然残暴无道，但秦人创立的某些制度及规矩，倒是远胜其他朝代。尤其是该朝创立的篆书就十分工巧，后世极难超越。 正月十三，文勋就要还朝了，作为好友兼“东道主”的苏知州，在为文勋送行的酒宴上作《蝶恋花》以赠。“深惜今年正月暖，灯光酒色摇金盏”，可见二人的深情厚谊。 正月十五这天，苏轼焚香沐手后，在自己早先作的《赤溪山主颂》题了跋。 赤溪山主即是赵棠，此人原籍蜀中，是后蜀孟昶时节度使赵廷隐的后人。 赵棠曾做出过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主动弃官与一位经常神神叨叨，与人语时答非所问的所谓“神经病患者”潘盎一起出游。世人由此认为赵棠也是一个不正常的人，但是张方平先生却认为老赵绝对是个明智达理的人，以至于后来还为他写了墓志铭。 赵棠的儿子名叫赵昶，现任大理寺丞、藤州（今广西藤县东北）知州。 苏轼与小赵有所交往，小赵就将父亲死后焚尸得到的几升舍利子分给了苏轼四十八颗，不过，后来苏轼将这些舍利子转交给宝月大师的孙子（大师有孙子，令人费解）悟清，让其拿回到寺院里供养。 后来，苏轼还从小赵的手里得到了赵棠的十几篇文章，阅后觉得赵棠的思维及逻辑深为清晰，至少在苏轼眼中，“赤溪山主”赵棠绝非常人眼中的那些模样，所以一有功夫，又在《赤溪山主颂》后题了跋。 自去年滕元发被调离青州，由京东安抚使向经（字审礼）接任，到如今不满一年，举足轻重的青州知州按照当时的惯例，一般由京东路安抚使兼任。兼任者陈荐（字彦升），是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知青州的。 二月二十一，苏轼将自己不久前作的两首用韵颇有特色的“尖”、“叉”二险韵、窄韵诗，又书写了一遍，可能是对自己这两首运用自如、韵与意会、语皆浑成、毫无牵强拼凑之迹的诗比较满意吧。 接着，苏轼又于寒食日后登上了超然台，眺望着这暮春烟雨，触动了乡思，遂赋《望江南》词意遣怀。 这首词寄寓了自己这一时期对有家难回、有志难酬的无奈与怅惘，同时表达了苏轼豁达超脱的襟怀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人生态度。 三月初三，意犹未尽的苏轼又自书《超然台记》，还与同僚巡查民情后会饮流杯亭，席上还赋了一首声情悲壮雄浑的《满江红》词。 总体来说，虽然密州时期的这些词是在超然台上写就，但词里词外流露出的苏轼的心情却一点也不超然。虽然《满江红》里描述的都是景象,但景象透出的却是苏轼极想入世求用，虽暂时受挫、却越挫越勇的内心独白。 此时的苏轼，依然还是渴望求用，但与《江城子·密州出猎》相比，心情还是有了不小的变化。较之《密州出猎》时少了些盲从，多了些理智；少了些随性，多了些谨慎。经历了太多希望与失望的交替折磨后，现在的苏轼既不是初任凤翔通判时的懵懵懂懂，也不是初知密州时的怨怨艾艾，其政治素养已到了相当的程度，他已经学会了时时刻刻、事事处处为自己留足了一定的退路。 第80章 身微空自大 交浅屡言深 熙宁九年（1076）。 二月初四。 苏轼突然忆起他一向颇为敬重的从表哥文同，就是那位给自己寄诗“北客若来休问话，西湖虽好莫吟诗”的知心兄长。 兄长文与可如今正出守洋州，洋州宋时属利州路，为武定军节度，后来属汉中府，也即今天的“朱鹮之乡”洋县。 表兄弟二人一个在远在陕南，一个身处山东，苏轼除了无尽的思念之外，就是将表哥文同写的《洋川园池三十首》从头到尾全部唱和了一遍。文同这三十首诗全为五言绝句，用韵多为仄声，而苏轼的和诗皆为平声，且均为七言绝句。 据孔凡礼老先生考证，关于苏轼与文同的老表关系，其实并非真正的亲缘关系，只是极言其亲近之意。在苏轼给张方平的信中，也曾把自己称为“从表侄”，也是这种情况。 二月十九日，朝廷上将苏轼赐予进士、诸科及第出身，一同被赐予的还有一直与苏轼极为友善的王顗（音逸）和幼时蜀地的同窗程建用（字彝仲）。 润州已八十多岁的刁老爷子刁约（字景纯），因为家世簪缨，其祖宅的居所内颇有园池之胜。 到了刁约这一辈，更是专门修葺了一座园子，取名“藏春坞”，苏轼当年游览金山寺后，还专门前往他的居所拜访过这位与欧阳修、富弼声誉不相高上的刁老先生。 “何时却与徐元直，共访襄阳庞德公。”（《寄题刁景纯藏春坞》），在这春日里，苏轼想起了藏春坞此时应是满园姹紫嫣红的景象，而这一切正是自己所梦寐以求的向往。加之对于刁老爷子的敬仰之情，苏轼就写了首诗，寄给了刁景纯表示问候。 接着，苏轼还约了密州通判赵庾（字成伯）等前往密州有名的邵家园——藏春馆里赏了暮春的残花，在园里激情澎湃地赋了一首《临江仙》词。 自从苏轼在官舍里作台于囿，取名超然台后，遂令身边的好友诸公分别作赋以寄怀。 先是文同寄来了自己作的《超然台赋》，苏轼在文后认真地做了跋，接着是鲜于侁与张耒也寄来了自己的赋。 张耒本在临淮县（今江苏省泗洪县东南部）任主簙，苏轼就让刘贡父前去捎信，让张耒也一并作赋。京东路提刑李清臣（字邦直）亲自来密，送来了自己所作的赋，苏轼收到后专门刻石并跋。 司马光老先生没有作赋，大概是因为年老体衰之故，但老先生还是寄来了《超然台寄子瞻学士》诗。 四月十八，身为朝奉郎、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密州军州事、骑都尉的苏轼有感于去年春夏之交时的东武大旱，当时苏轼又代表官府前往常山祈雨，不出意外地又一次得到了应验。 于是，在这一天，苏轼作了一篇《雩泉记》，还在记文的结尾处作了一首名为《吁嗟》的诗，留给东武的百姓们传唱，让他们唱着歌来祭祀山神，此诗还告诫当地的官员们不要“堂堂在位，有号不闻”。 过了几天，苏轼不经意间听说了出知成都的冯京的事迹。 这位“两娶宰相女，三魁天下元”鄂州江夏（今湖北武昌）人冯京（字当世），曾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渭州，后因在茂州夷叛，被徙知成都府。 当时的蕃部听说冯京前往征缴的兵马到了，纷纷出来请降。 此时朝中有人建议派重兵荡平蕃部的巢穴，可冯京不从，而是在请示朝廷后，为防止蕃部的再次侵掠，就赏给他们一些必要的农具及粮种，让他们回去自食其力。这些夷人非常高兴，争相献出自家的犬豕并割血受盟，愿意世代为汉藩。 苏轼听说了冯京的这些事迹后，对于他能够游刃有余地妥善解决相对棘手的民族纠纷事件，心中顿感荡气回肠，遂赋《河满子》以贺。 对于表哥文同，苏轼又去信求《超然台》诗，想让表哥用草书写出，得到后刻石置于超然台上。 苏轼在信中告诉表哥，目前的安南、代北形势动荡，朝廷上下都正忧心于此。自己前段时间向朝廷求调齐州，想与弟弟苏辙共事一地，但最终是没有弄成。不过，年底自己的密州任期将满，苏辙也将换任，到时候回京城时就向朝廷申请回乡任职。 苏轼还说，自己非常羡慕表哥在洋州的池水园林，而密州是那样的简陋。好在城西北有个送客的亭子，视野开阔，下临潍水，正准备重新修葺一下，想取名“快哉亭”。要是表哥能为它作首诗，那是最好的。 其时，刘攽（字贡父）知曹州，李常（字公择）知齐州，而苏轼知密州，三位朋友虽俱在齐鲁之地，但也只能是书信来往。 在信中，刘攽常将苏轼与李常称之为当代版的“苏李”。苏李诗，是托名西汉苏武，李陵二人赠答的若干首五言古诗，今存十多首。最早选入萧统《文选》，是较完整的一组，通常举为“苏李诗”的代表作。 过了一段时间，苏轼将城西北的送客亭修葺完成后，文同与苏辙的《快哉亭》诗也是如期而至，这是令苏轼最为开心的时刻。 宋时东武（诸城的旧称）有个旧俗，就是每年的四月，当地的百姓均大会于南禅、资福两寺。 他们会用当地盛产的芍药花供奉佛祖，特别是今年，来的人最多，供奉的芍药花也最多最好看，粗略统计有七千余朵。这些花中有朵白色的芍药花最为特别，正圆如覆盂，姿态绝异，独出于七千朵之上。 当地人说，这朵花出自城北的苏氏园中，这家人的先祖是周朝的宰相苏莒公苏禹珪。问此花的名字时，当地的叫法令苏轼不太满意，甚至认为太过俚俗，于是苏轼就当场给这朵花取名为“玉盘盂”。 取完名字后，苏轼还意犹未尽地专门为之作七律两首以记之。 后来当苏轼的学生李之仪终于见到这种芍药花，又见到苏轼亲笔用小楷书写的这两首诗时，不禁泫然流涕，又次其韵唱和了一番方罢。 就在苏轼忙于与众友人唱和之际，远在大名府知府连任中的文潞公也寄来了《超然台》诗。 文彦博这种历仕四朝，出将入相的老臣，能够给苏轼来信捧场，令苏轼异常感动。文彦博此前因激烈地争论说市易司监卖果实，有伤国体，会引发百姓怨恨，此举引起王安石的记恨，被移判大名府。如今，文潞公又被朝廷判以连任。 正如苏辙所言，天下的士子时常奔走于是非场合，浮沉于荣辱的空间，沾沾自喜以至于流连忘返而不自知。 然而，那些贤达之人常常为此而感到悲哀，那是他们往往能够超然于物外的缘故。远在大名府的文潞公，以及苏轼兄弟，还有苏轼的一些好友，这种超然之境难道不是他们这些人的终极追求吗？ “身微空自大，交浅屡言深”，这是苏轼在和文潞公的《超然台》诗中的两句，透露出苏轼此刻对自己人生境遇的反思与喟叹。这年苏轼已经四十一岁，不惑之年的苏轼想必已是尝到了人生与官场的世态冷暖，潜意识中学会了一些反思与从俗。 诸城铁水的乔叙，是苏轼到密州后新结识的朋友。 乔叙，字禹功，曾知濮州雷泽县（今菏泽市鄄城县旧城镇），授湖南路转运判官，未及赴任被御史弹劾罢职。 现在，这位乔叙又被朝廷以左藏库副使出知钦州。 左藏，属于武职，大约是掌管与保卫国库的官员。 所以说，乔禹功先生这次是由文职转化成武职的任命。“今年果起故将军，幽梦清诗信有神。马革裹尸真细事，虎头食肉更何人。”（《闻乔太博换左藏知钦州以诗招饮》）这是苏轼在祝贺乔叙重新被起用的酒宴上所作的诗，字里行间充满和对乔叙的殷切鼓励之情。 这一年，京东、河北路又生大旱。 朝廷对这场旱情非常关注，下诏令当地官府为民祷雨，于是，苏轼郑重地作了一篇祭文，又一次到常山乞雨。 果不其然地，祷雨后即降下了一场滂沱大雨，以至于东武城里的沟河堤岸都被大水冲毁。当年六月间，沟河中被大雨冲出的大石块堆积成山，成了大煞风景的存在。 苏轼令人将这些大石块收集到一起，废物利用，沿着东武的北城墙堆成了五座石山，一字排列，并在山上种植了松柏与桃李，又因地制宜地新修建了一座面北的厅堂，取名“山堂”，用于观赏景致，修养性情。 山堂落成后，苏轼登高远望，他目光所及中，故乡蜀地正在遥远的西部。于是，他就提笔给老家眉州的州守黎錞寄了一首诗。 “胶西高处望西川，应在孤云落照边。”（《寄黎眉州》）苏轼将瓦屋山和峨眉山对举，梦回萦绕的家乡山水如在眼前。 黎錞，字希声，四川渠江人，熙宁八年（1075）以尚书屯田郎中出知眉州，所以人称“黎眉州”。 黎錞早先曾以《春秋》受知于欧阳修，由于黎錞在《春秋》方面颇有建树，深得欧阳文忠公的器重，而黎錞与苏洵也是一对饱读诗书、互相仰慕的好朋友。以至于当英宗当面向欧阳公询问巴蜀之士时，欧阳公不假思索地对曰：文行苏洵，经术当以黎錞为最。能在皇上面前被美言，可不是什么人都有的待遇。 而王安石素来不喜《春秋》之学，所以在王安石当权的时代，像黎錞这类人自然就不会受到重用。 同时，不受重用的还有苏轼。苏轼写这首诗除了表达对黎錞的友情，还表达了对他们共同的恩师欧阳修的怀念。这时候的苏轼由于不满新法，政治上受压抑，思乡、归隐之情也油然而生。 当然，从这一时期苏轼所作的两首《薄薄酒》诗中也可以看出端倪。 《薄薄酒》的思路来自于“胶西先生”赵杲卿（字明叔），赵杲卿为密州的州学教授，曾多次与苏轼出游。 此人经常挂在嘴上的两句口头禅是：薄薄酒，胜茶汤；丑丑妇，胜空房。 苏轼觉得，这两句话用语虽然俚俗，但从境界上已达到了人性通达的地步，也是就用古乐府的形式将老赵的两句口头禅后补了几句，凑成了两首诗： “五更待漏靴满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凉。珠襦玉柙万人祖送归北邙，不如悬鹑百结独坐负朝阳。生前富贵，死后文章，百年瞬息万世忙，夷齐盗跖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两都忘。” “百年虽长要有终，富死未必输生穷。但恐珠玉留君容，千载不朽遭樊崇。文章自足欺盲聋，谁使一朝富贵面发红。达人自达酒何功，世间是非忧乐一来空。” ——（《薄薄酒二首（并叙）》 苏轼写完后，将这两首诗又拿给赵杲卿及其他的好友来看，想以此引人发笑也。但此二诗的背后，恰恰是苏轼这一时期内心深处的真实写照。 第81章 杞菊为食的“超然”时代 熙宁九年（1076）。 七月初五。 “何处觅新秋？萧然北台上。”（《七月五日二首·其一》）苏轼在炎夏的溽热中又登上了自己亲手建造的超然台，并赋诗五言排律两首，密州通判赵庾亦把这两首诗唱和了三遍。 老赵这一举动不知是性情使然，还是要拍知州大人的马屁，我们不得而知。 正当密州的一二把手在超然台上意犹未尽地唱和之际，王介（字中甫）病逝，苏轼连忙作了挽词。 王介最初以太学生任福昌主簿，仁宗嘉佑六年应试直言极谏科，苏轼入三等，王介四等，二人是老相识。后历任秘书丞、静海知县、秘阁校理，再迁开封试官主判（与刘攽同为开封试官主判），还出知过湖州。 王介曾与王安石是挚友，交往较为密切。 熙宁初，王安石被召授参知政事，因王安石数召不起，遂作“草庐三顾动幽蛰，蕙帐一空生晓寒”之诗讽刺王安石，成语“草庐三顾”典故即来自此。 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拜相，实行新法，深受神宗称赞。 王介因不满新法，上疏谏神宗“愿陛下师心勿师人”，王安石获悉后对其更加戒备，因此一度被罢官，闲居判鼓院。 后王介出知湖州，上任时王安石特地为其送行，并吟诗道：“东吴太守美如何，柳恽诗才未足多。遥想郡人迎下马，白苹洲渚正沧波。”王介当即和诗十首，盛气朗诵，其中一首是：“吴兴太守美如何，太守从来恶祝鮀。生若不为上柱国，死时犹合作阎罗。” 王安石听后笑道：“阎罗见缺，请速赴任。” 王介晚年无心仕途，嗜书成癖，不问政事。总体来说，老王也是与王安石不和的反对新法之人，故与苏轼也算是志同道合的战友。 “他时京口寻遗迹，宿草尤应有泪痕。”（《同年王中甫挽词》），所以苏轼的挽词是那样的饱含深情，王中甫死后葬于润州。 润州即今天的江苏镇江市，古时被称为京口、润州。 送走了王中甫，苏轼向朝廷申请的敕封常山神的请求获批，一直都极为灵验的常山神被封为润民侯。兢兢业业地庇护一方百姓的山神，其功劳终于被朝廷承认，封侯也使得他实至名归。 这年八月十五，苏轼又与客饮于超然台上，看到五年前老朋友孔周翰题于超然台上的诗正被客人所诵读，又听说老孔已向朝廷乞求苏轼卸任后出守密州，情不自禁地唱和了两首。 唱和两首之后，仍是意犹未尽，抬头望见中秋的圆月。在酒精的刺激之下，又想起了几年都未曾谋面的弟弟苏辙，就这样，一首《水调歌头》横空出世了。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虽然这首词是在超然台上写就，但词里词外流露出作者的心情却一点也不超然。虽然全词描述的都是景象，但景象透出的却是作者极想入世求用，虽暂时受挫、却越挫越勇的内心独白。 此时的苏轼，依然还是渴望求用，但与《江城子·密州出猎》相比，心情还是有了不小的变化： 较之《密州出猎》时，少了些盲从，多了些理智；少了些随性，多了些谨慎。经历了太多希望、失望的交替折磨后，现在的苏轼，既不是初任凤翔通判时的懵懵懂懂，也不是初知密州时的怨怨艾艾，其政治素养已到了相当的程度，时时刻刻、事事处处为自己留足了退路。 该词的小注里写得很清楚，是在中秋之夜酩酊大醉后的胡言乱语，而且是思念弟弟苏辙的连篇醉话。不管是谁，总不至于和一个醉汉过不去吧？毕竟，当时的政治形势依然不明朗，“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而且随着新政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来，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权力争斗也越来越激烈，苏轼既有“我欲乘风归去”宏图大展的渴望，同时“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深怕再次陷入党争的漩涡。 是进是退？是上报君恩还是退隐山林？苏轼一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九月初九，苏轼的搭档，密州通判赵庾的老母亲要过寿，作为上司兼文坛高手，苏轼自然是要露一手的，于是作了致语口号，就是类似现代人在赵母的寿诞上讲话稿。 参加完赵母的寿诞，回到府衙，见晁说之的老爹晁端彦寄来了诗，苏轼作了唱和后回寄。此时的老晁尚在润州，不曾想，几个月后的他，却因为违规赴杭州约会娼妓而被追官。 过了几天，朝廷下达了诏命，苏轼被移知河中府（今山西省永济县）。又得知，乔叙被改为知施州。 调动工作的诏命下达后，苏轼的每一天都像是在做一些扫尾的工作。 比如，密州当地有发生了秋旱，苏轼仍要到润民侯那里去祈雨。诸城铁水的乔叙要外任，自然也得作首诗送行一下的。 苏轼在密州知州任上时，当地流传着一位盖姓前贤的故事。说是曹参为齐相时，曾用盖公所学的黄老之术，使得齐国大治，后来又用此法治理天下，一样的十分有效。而盖公所用之法，无非是治理国家就像治病一样，不要胡乱用药，只需清净无为等等。 苏轼对于盖公的事迹很感兴趣，于是就在当地用心地找寻盖公的墓地及后人。可惜的是，有关盖公的身后的东西均已荡然无存了。不死心的苏轼，又把府衙旁的一座处所，加以修葺，取名“盖公堂”，还作了《盖公堂记》，想以此堂来接待像盖公那样的贤者。 接着，苏轼还找来画工，让其将润州甘露寺内陆探微所画的师子图临摹一幅，挂在盖公堂中，苏轼还作了赞。 雁过留声。苏轼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想把自己认为美好的东西留在密州，使之能继续地教化或是激励当地的百姓。 直到有一天，知河中府的调令终于下来了。 十月间，苏轼还专门去了一趟常山，亲自昭告常山神已被封侯的喜讯，并作了祝文。 黄庭坚的二舅李常（字公择），少年时曾与其弟李布（字公南）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僧舍读书，并藏书万卷。 中进士后，李常遂将藏书九千余卷捐献出来，成立一家私人图书馆。现在，老李曾经居住的居室已被圈内称作“李氏山房”，这段时间应李常之情，苏轼为之作了《李氏山房藏书记》。 老朋友周邠寄来了《雁荡山图》，还在上面作了诗，苏轼次韵答之后，还在给周邠的回信中告诉老周，今年的腊月上旬，自己就要离开密州了。 苏轼的老乡、梓州铜山（今四川三台西南）人苏澥（字浩然），此人非常喜墨，还会用高丽煤加远烟制墨，他制的墨极为当时的士大夫所看重。 近日，苏澥将出任京东东路安抚使、知青州。我们前面提到过，青州是个出宰相的地方，按照当时的惯例，青州的知州一般要由京东路的安抚使来兼任的。 苏澥升官后，还曾向朝廷推荐苏轼做外陟侍从。 “去翩翩。点轻烟。人事凄凉，回首便他年。莫忘使君歌笑处，垂柳下，矮槐前。”这是苏轼在离别前最后一次登超然台，他眺望着明月的赋下的《江城子》里的词句里，一种惆怅于心的离情别绪跃然纸上。 离别前，苏轼还是要还一些好友之间的文债的。 利州路转运判官鲜于侁（字子骏）作的《八咏》诗，苏轼在其后作了跋，还称赞鲜于侁为政“上不害法，下不伤民，中不废亲”。 朝廷应汀州（今福建长汀）知州许当之请，赐已故高僧定光法号为定应。定光本为泉州人，俗姓郑其名自严，因为民祷雨有功，为历任州守所重。现定光被朝廷所表彰，所以苏轼就因人所求，给该高僧的身后写一篇赞文。 在密州时，苏轼无意间发现盖公堂故址偏西方向有块大石头，当时已半埋于尘土之中。仔细端详后，苏轼见此石质地温润，石质坚硬，询问当地人，说是产自诸城姚家村的石料，俗称“姚玉”。 于是，苏轼就找来工匠，将这块石头经过雕琢，制成了一方砚洗。 直到清道光年间，诸城的丁氏园里还有此物。当时的县志还有记载：说它周围长三尺，高尺余，正面横刻“砚洗”二字，左侧竖刻有“熙宁九年子瞻制”的行书字样。 另外，据说当地的九仙山的白鹤楼的牌匾亦为苏轼这一时期所题写。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轼题写的“白鹤楼”三个字仍然清晰可见，只是旁边的“宋熙宁九年苏轼制”的字样有些模糊不清了。 苏轼还把在密州这几年所作的《薄薄酒》、《水调歌头》、《后杞菊赋》、《超然台记》抄给驸马爷王诜，知密期间，二人时不时地还会书信互动一番。 这一时期，苏轼的好友、黄庭坚的老丈人陈舜俞（字令举）病逝。 作为诗词与政治立场相似的知己，苏轼在给老陈的女婿周邠的信中是这样说的：你岳父大人的离世，令我有不复有活在世上之念，细想陈老先生之所以不能长寿的原因，以他这样淡泊名利的个性，实在是找不出理由，不应该呀！每逢想起这些，还是不由得涕泪双流！ 第82章 相看恍如昨——兄弟二人的齐州重逢 熙宁九年（1076）。 腊月间，天遂人愿的继任者孔宗翰到任，真到了要离开密州的时候了。 “二年饮泉水，鱼鸟亦相亲。还将弄泉水，遮日向西秦。”（《留别雩泉》）离密前，苏轼不禁要故地重游一番，还分别作诗留别了东武的流杯及雩泉，以及释迦院的牡丹，并把这些留别诗呈给了自己的好搭档——密州通判赵庾赏读。 走前还有一件事要办，那就是他曾上疏为密州当地人王述请荫子，也就是为王述的儿子求官，如今还要“扶上马送一程”，再提携一下已经是官差的王述之子。 王述原是密州府衙的都巡检，字重班，是庆历年间的名将王仲之孙、王咸之子。因为王咸被盐贼李小三所杀，其子王述不肯发丧，亲手抓住了杀父的仇人，开膛挖心祭奠亡父之后，才为其父穿上丧服。 正是由于这件事，王述因为违反了法度，所以其子不得因荫庇入官。 苏轼觉得，忠孝是臣子的大节，滥杀是武夫的小过。舍小过而取大节，也是先王的一贯主张。王述的儿子王璋，不仅武艺超群，慷慨而有父风，而且还十分敬畏各项律法，早前英宗朝已特许过王述可以荫子。 如今，王璋正在湖州知州滕元发的手下巡盐，苏轼去信想让老滕好好考察一下王璋的品行及能力，若是没问题可以适当重用一下。 在密州时，苏轼还曾尝试过用当地的土米造酒，但是索然无味。 离密前后，当地人将苏轼的画像置于城西的彭氏园中，每逢岁时拜谒。“山中儿童拍手笑，问我西去何当还。”（《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当苏轼一行西行经过常山时，山中的儿童还向苏轼询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有人说，密州时期，是苏东坡最难过、最沮丧的一段时光。 其身处欲进不得、欲罢不能的矛盾与痛苦之中，他把对人生苍凉与无奈的体验，都化转为对亲人深沉的思念。 广为流传的“密州四曲”，有两首曾为思念亲人之作： 《江城子》追忆亡妻，面对与爱人的阴阳两隔，他感慨“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想起未能相见的弟弟，他写下《水调歌头》，两兄弟相距不远，却始终不能团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西行经过密州西北一百二十里的安丘（密州下辖四县之一）时，苏轼还拜访了董储故居，见到了其子希甫，并留诗于壁。董储曾出知过眉州，与苏老泉一起交游过，非常善于书法。 熙宁十年（1077）正月初一，天色放晴。除夕因雪被阻的苏轼一行，从夜宿的潍州（今山东潍坊）又一路向西，重新踏上了前往京师开封的行程。 进入青州地界时，天又开始下起了大雪。 面对漫天的飞雪，苏轼又想起了密州的园亭，像超然台、盖公堂、山堂这些地方的雪景该是多么的奇绝啊！ 于是，苏轼就给继任者孔周翰寄了信，“超然台上雪，城郭山川两奇绝。盖公堂前雪，绿窗朱户相明灭。”（《大雪青州道上有怀东武园亭寄交孔周翰》），这既是苏轼对老孔这位孔子的第四十八世孙关于东武美景的推荐，又是自己对此情此景的深切回忆。 到了青州城，苏轼与顿起一起游览了当地的古寺并题名。 顿起这个人我们前面也曾提到过，他虽然出自吕惠卿的门下，而独守故学，对于王安石、吕惠卿之流订立的新学敬而远之。 在一次洛阳城里考试举子之后，苏轼同弟弟苏辙一同邀上小顿去登了嵩山，还饶有兴致地登到了山顶。在密州时，他们还时常诗词唱和，流连于密州的铁钩、卢山与常山等地。 如今，二人又在青州相遇，真有点“他乡遇故知”的意味。 到了济南，老朋友、齐州太守、黄庭坚的二舅李公择以诗来迎。 当时齐州为济南郡，老李自去年转守齐州，任内灭除多年的盗患，兴修水利，赈济百姓。苏辙在他手下任事一年左右，非常敬重太守李常（自公择），二人互赠诗歌多达几十篇。 听说伯父苏轼一行的到来，苏迟、苏适、苏远三侄早早地就踏着残雪前来迎接。 安顿好家眷之后，苏轼在李常的带领下一起游览了泉城的美景。 李常将自己外甥黄庭坚的诗文拿出来让苏轼观看，此时的黄庭坚尚在京师任国子监教授，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苏轼读到的黄庭坚诗文渐多。 在期间，与弟弟苏辙一家终于团聚了。一时精思神会，心情大好的苏轼乘兴在济南槛泉亭的壁上挥毫作枯木一枝，后人还将其刻石收藏，所见之人形容该画“笔法遒劲，枝干虬结，如龙翔凤翥”。 就在这时，柳子玉去世的消息传来。 柳子玉本为苏轼堂妹夫柳仲远之父，平素与苏轼交情甚厚。生前正谪官寿春（治所在今安徽寿县寿春镇），监灵仙观，自从苏轼倅杭以来，屡次与苏轼一起悠游唱和。 得知老朋友的逝去，苏辙作了挽词，苏轼专门写了祭文。 在祭文中，苏轼先把柳子玉文采出众，甘愿清贫而不屈从于世俗的高尚品格加以赞美，又说老柳的离世使自己极为难过，但值得庆幸的是老柳有一位杰出的儿子和两个可爱的孙子。 在济南，苏轼结识了揭阳人吴复古（字子野）。 吴复古又名吴子野，号远游，生於海阳县蓬洲都渔洲乡（今属汕头市龙湖区渔洲乡延陵居委）。 吴父吴宗统为翰林院侍讲，他为皇室教授。因双亲去世，归揭阳南潮结庐守墓三年，并设帐课徒。事后离家到潮阳县麻田山（今属潮阳市）筑远游庵，云游四方，广交学人，尤与苏轼兄弟最为知交，常一起研讨庄子和老子的学说。可能是养生有成吧，此人一直活到九十六岁。 苏轼被贬江南时，吴复古并不避忌，与他常还有书信往返。 苏轼后来曾为他作《远游庵铭》并赠诗数首，他听说苏轼遇赦复官，寻欲会晤，到清远峡时因病去世，葬於潮阳县麻田。 苏轼为他作《祭子野文》，在文中称其“急人缓己，忘其渴饥，道路为家，惟又是归”。 此时，老朋友陈襄（字述古）正在朝中任枢密直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兼侍读，后来得知，这段时间陈襄曾在经筵上向皇上举荐包括苏轼、司马光等在内的三十三人。 陈襄称苏轼“豪俊端方，所学虽不长于经术，然子史百氏之书，无所不览。文词美丽，擅于一时。居官敏恕，尤通政事”，只是最终神宗皇帝没有全部采纳，苏轼亦不在被擢用之列。 二月初一，在齐州的治所历城县，苏轼游览了当地名士张掞（音善）的故居，此时，张龙图已经故去三年。 苏轼给张掞的“读书堂”题了额，旁书“熙宁十年二月朔，子瞻书”。 张掞，字文裕，齐州历城王舍人庄（今山东济南）人。性笃孝，幼时曾割己股肉治疗父疾。后举进士，任益都县（今山东潍坊下辖县级市）知县，在职期间甚有绩。不久因父丧还家，守于墓侧。累官至龙图阁直学士，知成德军。与兄张揆齐名。 在齐州，苏轼还见到了李常之兄李布的儿子李秉彝（字德叟），此人也与苏轼颇有交往。在这里逗留月余，临别前，苏轼又与李公择剧饮为别。 吴复古要返回家乡粤地了，就是在济南境内与苏轼作别的。 到了郓州（今菏泽郓城县）地界，老朋友鲜于侁（字子骏）以由利州路转运判官出任京东西路转运使，当时的郓州本为京东路，熙宁七年，京东路拆分为东西两路，郓州被归为京东西路，正是处于鲜于侁的地盘。 鲜于侁在新堂为苏轼设宴接风，二人欢饮达旦，以至于“惟有当时月，依然照杯酒”。酒后，鲜于侁取出了自己的珍爱之物——吴道玄所画的佛像相赠。 至于这幅佛画，苏轼此前曾在长安的陈汉卿家见到过，只是当时已经是破烂不堪，但是里面的人物点不加墨，手口等细节都还栩栩如生。这次，又在老朋友鲜于侁家复见此画，真是前生有缘啊！ 苏轼看到这幅画已经被“争买书画不计钱”的鲜于侁装裱一新，重新焕发出画圣吴道玄风采。 鲜于侁见苏轼对于此画爱慕不已的眼神，就忍痛割爱地拱手相让了，苏轼无以为报，就作诗谢之，“问君乞得良有意，欲将俗眼为洗湔。” 在郓州，苏轼还与李师中（字诚之）以及居丧期间的巨野人晁补之会于汶上，在宋时，汶上属于郓州，巨野属济州之治，离郓州也不远。 所以，当收到移知河中府的调令之后，苏轼就迫不及待地启程了，他要取道济南，去赶赴一场期待已久的兄弟聚会。 初到济南，他感觉“济南春好雪初晴，才到龙山马足轻。”（《阳关曲·李公择》）但苏辙此时恰好入京禀事，已于十月离开了济南。 虽没能见到心念已久的弟弟，但却远远望见了迎接他的苏家的孩子们。 苏迟、苏适、苏远三个侄儿，站在城外未消的春雪里翘首企盼，等候伯父的到来。在济南，两家终于相聚了，尽管不够十分圆满，但这也足以让他重温苏家久违的暖意。 二月十日，两兄弟的眷属到达京城附近的黄河岸边，子由出京，在河岸以北三十里的澶濮之间（今河南濮阳）重逢，两兄弟在雪中畅游了几日，“一樽酒，黄河侧，无限事，从头说。相看恍如昨，许多年月。衣上旧痕余苦泪，眉间喜气占黄色。便与君，池上觅残春，花如雪。” 七年不见的弟弟苏辙带来了一则小道消息，坊间都说苏轼移知河中府的新职已被取消，改派为徐州太守了。 而他们家族的恩公张方平大人，同日也被任命为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留守，苏辙被张方平辟为应天府判官，宋时的南京即应天府。 相会后的兄弟二人及家眷，又一同相扶相携共赴京师。 第83章 南下徐州，与山西永济擦肩的遗憾 有人说，如果苏轼到任河中府，今天的山西永济也会像全国所有留下苏轼足迹的地方一样。最起码河东地区，会因苏轼的到来，会留下许多精彩的诗词文辞、传说故事和文化掌故的。 苏轼之后一百七十七年的那个夏天，六十五岁的“北方文雄”元好问首次登上了与他的家乡相距咫尺的五台山，畅游月余，写下了着名的《台山杂咏十六首》。 其中第四首写到：“颠风作力扫阴霾，白日青天四望开。好个台山真面目，争教坡老不曾来！” 苏轼曾“不识庐山真面目”，元好问却看到“好个台山真面目”，原来老元这是在为山西无缘苏轼的前来而惋惜。 却说待兄弟二人到达汴梁城东北四十五里的陈桥驿时，苏轼知徐州的任命终于正式下达了。 按照宋时的规定，这时的苏轼就不能够进入国门了，也或许是有人忌惮皇帝召见苏轼，便让皇上下旨阻止他们进城。 本来要即刻前去徐州赴任的，苏轼以为长子苏迈娶妻为由，上书朝廷在此稍作停留。在好友的安排之下，苏轼一行暂时寓居于京城外好友范镇的园中。 汴京的老友们闻讯，纷纷前来问候。 驸马都尉王诜在自家花园里设宴款待东坡，受邀的有孙洙、米芾、蔡襄、李公鳞、圆通大师等十六人。 据说苏门四子全都到齐。他们饮酒作诗，抚琴唱和，一起欣赏唐人摹本《兰亭》贴真迹，一时风雅无伦。此次雅集，由米芾作记、李公鳞作《西园雅集图》，成为与兰亭雅集媲美的文坛盛会。 遗憾的是，参加此次雅集者，日后多被“乌台诗案”所牵连。 孔宗翰的兄长孔舜亮（字君亮）也在京师，听说了苏轼就在城外，也出面赠诗给苏轼，面对兄弟俩自带的孔氏后裔之风，苏轼自是称颂不已，也和诗回赠，“固知严胜风流在，又见长身十世孙。”（《和孔君亮郎中见赠》） 三月初一，苏轼收到了驸马王诜派人送来的简帖，约他到城外的四照亭中相会。及次日，应驸马都尉的盛情，苏轼与王诜饮于四照亭。席间，王诜侍女倩奴求曲于苏轼，苏轼当场赋下了《洞仙歌》及《喜长春》各一首与之。 “断肠是飞絮时，绿叶成阴，无个事、一成消瘦。又莫是东风逐君来，便吹散眉间，一点春皱。”，《洞仙歌》全篇用拟人法写柳，垂柳正像是词中的“倩奴”。 她身段苗条，体态轻盈，仪容秀雅。然而却寂寞无主，看不到改变命运的希望。这婀娜多姿、落寞失意的垂柳，宛若骨相清雅、姿丽命蹇的佳人。 范镇要去西京洛阳游历，苏轼作诗为之送行。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诗中“小人真暗事，闲退岂公难。”（《送范景仁游洛中》）与“道大吾何病，言深听者寒。”（同上）等句亦被后来的《乌台诗案》指为有讥讽意。 王诜驸马亲自拿来了韩干画的马，向苏轼求跋，苏轼专心地作诗一首附于其后。 过了二十余日，苏轼同钱藻、王汾、孙洙、胡宗愈、林希、王仲修，弟弟苏辙等人一同观看了唐朝摹本的禊帖（《兰亭序》的别称）真迹。苏轼还带着孙洙去过王驸马的园中会饮，席间尝赋《满庭芳》词。 大约到了春末，范镇老先生自西京返回，带回了司马光老先生寄题的超然台诗，这虽是一个迟到的礼物，但仍使苏轼心中感到无比的温暖。 自从汶上之别后，山东巨野的晁补之来到了京师，首先就是登门拜谒了苏轼。据说，小晁从苏轼处归家后，每到夜晚，就开轩置烛，取出苏轼新作的诗文，促席吟诵。 赴徐州前，苏轼专门会晤了几位老朋友。 首先是与欧阳修的次子欧阳奕（字仲纯）和曾经同为杭州通判的同事鲁有开（字元翰），老鲁近日要出知卫州（治所在今河南卫辉市），苏轼作诗相送。 再就是蒋夔，在密州任职时的苏轼曾接到过蒋夔寄来的好茶。这位蒋夔是何许人也？他是苏家兄弟二人共同的好朋友。如今蒋夔到代州（今山西忻州下辖的代县）出任教授，苏辙写了《送蒋夔赴代州学官》相赠，苏轼次其韵。 还有，家族世交的苏颂之子苏嘉原本在亳州做官，现在也寄来了书信相慰劳。苏轼原先曾向老乡杨元素举荐过这位小苏，对他的印象还不错，所以还认真地给他回了信。 在这期间，苏轼初次见到了湖州人张大亨（字嘉父），此人后来尝从苏轼过《春秋》,苏轼与之多有书启往还。又听说了任孜（字遵圣）故去的消息，苏轼作了挽诗。 临走之前，苏轼还给家乡眉州的州守黎錞（字希声）写了信，嘱咐他照管自家的祖坟。说他有一堂兄想葬入祖坟，自己也不敢一个人决定，想让老黎给周旋一下。 在这里，苏轼还找来京师的得道之人李若之，为十岁的次子苏迨布气。这是古时候利用气养极为充足的学道之人，面对面地将“气”传递给病人的治病方法。苏迨自小就体弱多病，据说被布气后只觉腹中如朝阳照射，竟然暖融融的。 最后，就是要为苏迈办喜事了。 苏轼长子苏迈娶的是石扬休（字昌言）之孙女石氏，石扬休也是眉山人，从小父母双亡，他勤奋好学，于宝元元年考中戊寅科吕溪榜进士第四名。 石扬休最初担任同州（今陕西大荔等县地）观察推官，后来又任着作佐郎、中牟县令，早年与苏老泉也是故交。 熙宁十年（1077）四月，苏轼如期办完了长子的婚事。 去徐州赴任要乘舟沿汴河南下，说好了弟弟苏辙同行。临行前，驸马爷王诜又热情地差人送来了羊羔儿酒四瓶，乳糖狮子四枚，龙脑面花象板裙带系头子锦缎之类的礼品。 舟行水上之时，苏辙告诉哥哥，他的长女将与表哥文与可之子文务光联姻。 苏轼听后十分高兴，一方面觉得自己的侄女知书达理，而表哥之子也很上进，这是一门好亲事。另一方面，大表哥这么多年来对自己无私地加以关照，如今更是亲上加亲了。 舟行京杭大运河的通济渠，经过南都（今商丘）时，苏轼兄弟前去拜访了恩师张方平。 南都，即宋时的南京，今商丘。北宋曾有“四京”，分别以开封府为东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为西京，应天府为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为北京。 苏轼知密州时，张方平已在自己的家乡南都修建了乐全堂，并自号乐全居士，以研读道家和佛家经典自娱。 苏轼在后来的《祭张文定公文》中曾云：“十五年间，六过南都，而五见公”。 苏轼五见张方平的时间分别为： 熙宁四年八月苏轼通判杭州，过陈州，谒张方平并会子由；熙宁十年（1077）四月，苏轼出守徐州，与子由过南都，谒张方平，也就是这次。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出守湖州，于南都别子由，谒张方平；元丰八年（1085）二月，苏轼从黄州到汝州，于南都谒张方平；元佑四年（1089）五月，苏轼再次出守杭州，于南都最后一次拜谒张方平。 见到苏轼兄弟的前来，乐全居士非常高兴。 在乐全堂里，师生三人共叙了别后这几年的境况。之后，张老先生忧心地说朝中有人在神宗皇帝面前煽风点火，想对西夏用兵以图强。原本自己还没有动笔的《谏勿用兵书》，以“年老体衰”这一体面的托词，就不客气地交由才思敏捷的苏轼代劳了。 经过宿州时，宿州教授刘泾（字巨济）以诗相迎，此人善作林石槎竹，笔墨狂逸，体制拔俗，为苏轼所称赏。三年前，刘泾以新成都府户曹参军为提举经义所检讨。 过符离（宋隶属于宿州，今烧鸡产业大镇）时，苏轼兄弟去见了彭城人曹九章（字演父），商量并敲定了苏辙第三女与曹九章之子曹焕的婚事。 当时的宿州为保靖军节度，位于徐州南一百四十里。 四月二十一日，苏轼到达徐州任。 新知州到任的消息传来，徐州府衙的田叔通带着领导班子成员寇昌朝（字元弼）、石夷庚（坦夫）即刻出城相迎，有人考证，这位石夷庚或为苏轼老乡石扬言之后。 其时，徐州属京东东路，为彭城郡武宁军节度，治所在彭城县，下辖五县：彭城、沛县、萧县、滕县、丰县。 苏轼此次的职务全称为：朝奉郎、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权知徐州军州事、骑都尉。 苏轼上完谢启，了解到京东东路的安抚使仍是青州知州苏澥兼任，李清臣为京东路提刑，鲜于侁为京东路转运使，蔡朦为京东东路转运判官，梁交为将官。 而徐州府的领导班子成员大致如下： 傅裼为通判； 舒焕为教授； 任某为钤辖； 吴琯监徐州酒税； 胡公达为徐州狱掾； 范纯粹为滕县令； 颜复为彭城令； 安顿停当后，苏轼不由想起了在密州的生活，于是就把继任者孔宗翰与密州通判赵庾的诗唱和一番。 孔宗翰诗中的高密邸家园、流杯亭、以及东栏的梨花与堂后的牡丹等景致，都是苏轼再熟悉不过的景物了。至于年近六十的赵庾，还与苏轼打趣说徐州的歌伎肯定不如东武，苏轼故意又作诗戏之。 如今的苏轼并不知道，有一些高丽的使者每每来到杭州，办完公事后，都会带一些苏轼的诗集回国，这些都被时任杭州知州的苏颂看在了眼里。 此时的司马光老先生正退居洛阳，买田二十亩于尊贤坊北，辟以为园，取名“独乐园”。 曾有人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然而我们的司马大人却一口回绝了他们：王介甫没有任何私利，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面对身为副宰相的王安石的如日中天，司马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退让。 司马光在政治上的理解比王安石要深刻得多，在为变法问题斗得死去活来之后，司马光留下了这样的见解，基本可以概括他对王安石一生的看法，“介甫无它，唯执拗耳！” 司马光的一生主要就干了这两件事情：编写《资治通鉴》和反对王安石的新法。 司马光之所以与王安石政见不和，仅仅是在政治观点上有分歧，在本质上都是为国为民的真君子——纯粹的君子之争，绝对不是为了一己的私利，不然王安石在痛恨司马光之余也不会由衷的道出：“司马君实，君子人也！” 苏轼重读了司马老先生给自己写的《超然台诗》，又读了司马光新作的《独乐园记》，情不自禁地就作了《司马君实独乐园》诗，崇敬有加地寄往西京洛阳。 第84章 明月明年何处看？ 熙宁九年（1076）八月，也就是去年，京城即有传出消息，苏轼即将离开密州，出知汝州。 之所以后被改知河中府，是因为汝州离京城太近，有些人怕苏轼被皇上召见；后来又改知徐州，是因为河中府是军事重镇，反对派认为苏轼喜欢挑毛病，所以很不放心。 苏轼从知河中府改知徐州，在苏轼心里倒没起多大的波澜，他甚至认为，徐州这个地方，有着溪山之乐，旱灾及诉讼也少，是自己可以接受的。 熙宁十年（1077）的六月十一，弟弟苏辙的保母杨金蝉去世。 对于杨金蝉的保母身份，加之由苏轼而非苏辙撰写的《保母杨氏墓志铭》这一事实，有日本学者提出了杨氏可能是苏辙生母的说法，还说其身份要超过苏轼的乳母任采莲，目前尚无定论。 处理完杨氏的后事，苏轼带领领导班子成员前往徐州城南五里的汉高帝庙进行参拜，弟弟苏辙也一同前往。 汉高祖刘邦，字季，沛县丰邑中阳里（今江苏省丰县）人。是汉朝开国皇帝，汉民族和汉文化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对汉族的发展以及中国的统一有突出贡献。“沛公”刘邦的家乡丰邑，正是在徐州的辖地内。 弟弟子由的到来，让苏轼感到无比的温暖。交接完府衙的手续，苏轼就邀上彭城令颜复（字长道）与京东路提刑、被欧阳修誉为“苏轼之流”的李清臣（字邦直）带着弟弟四处走走。 他们几个先来到百步洪，一起吟诗唱和。 百步洪，又叫徐州洪，在今徐州市东南二里，为泗水所经，有激流险滩，凡百余步，所以叫百步洪。 徐州古称彭城，本是殷商时期殷大夫老彭之国，春秋时属于宋国的地界。宋时，彭城郡的东南隅，就是京东路提点刑狱的官廨所在。李清臣到任后，在城隅之上构筑了一座亭子，苏轼到任徐州后，就把老李的建造的亭子命名为“快哉亭”。 苏轼带着弟弟一路游览，登上了快哉亭。 我们知道，此时苏轼的心情是极为畅快的，但正是在这种时候，四十二岁的苏轼仍会不自主地把心中的想法和盘托出，毫不遮掩。 李邦直在沂山祈雨有应，心里一激动，作了首诗。而苏轼此时也是处于心情畅达而不设防的状态，面对着与自己心有灵犀的李邦直的诗，就顺手唱和了一首。 坏就坏在了这种状态中。 “半年不雨坐龙慵，共怨天公不怨龙。今朝一雨聊自赎，龙神社鬼各言功。”（《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应》）这是苏轼唱和李邦直的祈雨诗。 明眼人一看，就有借题发挥的成分，可能对于一个文人，这只是发了一些无端的感慨。但在日后的《乌台诗案》中，却被人指出苏轼是在讥讽当朝的大臣们尸位素餐，不能燮理阴阳，使人因此去怨恨天子，执政大臣及百执事们好比是“神龙社鬼”。 此刻沉浸在与弟弟团聚的开心旋涡里的苏轼，根本就不会考虑这些东西，仍是在自己的属地内，做着游山玩水并借此体察民情的生活。 弟弟子由与李邦直也成了熟人，彼此也唱和了多首。 正好梁先（字吉老）来徐州想从学于苏轼，此人通经学，小楷书学的是欧阳修，颇为精绝。提到共同的恩师欧阳修，二人算是旧相识，苏轼就作诗勉励他要笃实发愤，以便早日成名。 就在苏轼还沉浸在到任徐州之初的懵懂之际，一场巨大的考验悄然而至。熙宁十年的七月十七，黄河水已从澶州曹村埽决口了。 埽（音臊），是古时候治河时用来护堤堵口的器材，用树枝、秫秸、石头等捆扎而成，还指用秫秸修成的堤坝或护堤。因此可以大致判断出，澶州的曹村一带绝非黄河大堤固若金汤的地段。 徐州的百姓尚不知道，三十四天后，洪水将抵达徐州城下。 在这一时间段里，和徐州百姓一样被蒙在鼓里的苏轼，还是一如既往地忙于游览唱酬、人情往来。 先是在晋人江左僧索靖的书贴后题了跋，再就是应驸马王诜之请，为他建在驸马居舍东面的一座专门放置收藏字画作品的宝绘堂作了记。 在《宝绘堂记》里，苏轼认为，事物之中最可喜且能取悦于人而不足以移动人心的，莫过于书画了。然而到了把心意留滞在书画上而放不下的程度，那就得不偿失了。面对自己喜爱的书画，要像烟云从眼前闪过，百鸟的鸣叫从耳边掠过，就愉快地接受它，等到它消失（失去）之后就不要再记挂它了。 苏轼觉得，驸马都尉王晋卿虽然是皇亲国戚，但他牢记并遵循礼义，学习《诗》、《书》，经常与贫寒的读书人想切磋，平日里不喜美食，弃绝女色，却专心在书画方面，如今又在私宅的东边建了宝绘堂，用来储蓄自己全部的书画。 苏轼担心他会产生像自己年少时对书画那种本末倒置的偏爱，就在这篇记文中告诫他，希望他真正得到快乐而远离祸害。 好友刘敞之子刘奉世（字仲冯）要进贰西府出任检正中书户房公事，苏轼致简为贺。 郓州须城人梁焘（字况之）自明州（今浙江宁波）经徐州回汶上，苏轼与弟弟冒雨为之送行。之后，苏轼还带弟弟泛舟于汴泗之上。 至于徐州李邦直所造“快哉亭”，苏轼为何以“快哉”名之呢？ 据《辞源》解释：亭者，有顶无墙之建筑也。亭子一般有两大妙处：一是赏景，二是临风。 赏景则是外在观感的延伸，临风则是内在心灵的感受。一般站在亭台之上，由于没有围墙的遮拦，能够极目远眺，自然首先以赏景为主。苏轼登亭临风，他感受到的是“千里快哉风”。由“亭”而“风”，由“风”而“快”，这或许就是苏东坡为亭命名“快哉”的原因。 然根据苏轼和苏辙的诗文，“快哉亭”应该有三处：密州快哉亭、徐州快哉亭、黄州快哉亭。 临风称快而曰“快哉”，并联想到宋玉《风赋》“雄风”、“雌风”之说也并不是从苏轼谪居黄州开始的，苏轼在与三处“快哉亭”相关诗文中，都提到“兰台”“风有雌雄”的内容。 只不过，此时的苏轼还没有真正经历过仕途之凶险，所以他对“雄风”与“雌风”之说还没有多少深究之意。 这期间，苏轼还同徐州酒税吴琯（字彦律）、徐州教授舒焕（尧文）、当地人郑仅（字彦能）一起分韵赋“快哉此风”。郑仅正是因为与苏轼的这次出游，被苏轼称之为“良士”，始为世人所知。 彭城令颜复（字长道）将要赴阙（入朝陛见皇帝，等候安排），苏轼写诗送行，并让颜复给老朋友王巩捎去一封书信，想邀请王巩能在今年的重九之日来徐相会。 王巩是个标准的官三代，有隽才，擅长作诗，苏轼赞其诗“清平丰融，蔼然有治世之音”，况且王巩还是恩师张方平的女婿。在京师时，苏轼与王巩就有交情，现在自己常年外任，思念老友之心是与日俱增。 颜复为颜太初（凫绎先生）之子，乃“复圣”颜子第四十八世孙。 正是有着这层关系，小颜想让苏轼给景佑诸公送给其父“凫绎先生”的诗稿后面题跋。苏轼没有想到，在“凫绎先生”故去后，还会与其子颜复一见如故、时常交游。 苏辙自从随兄长来到徐州，转眼已经百余日。 苏辙今日就要回归南都了，临近相别，兄弟二人会宿于逍遥堂。 在逍遥堂里，苏辙想起幼年时期跟哥哥子瞻一起读书，一天也没有分离过。等入仕之后，常常是四处为官，聚少离多。 有一天，当苏辙读到韦苏州诗中“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时，不免感慨万千，于是相约能早日退隐闲居，吟诗作对。 哥哥最开始在凤翔做判官时，曾经留自己一首诗，说何时能在下雨的夜晚再一起听雨。后来，他去了杭州，而自己一直滞留于淮阳、济南，七年未曾得见。这次在徐州时才得以朝夕相处了一百天。此时就住在逍遥堂，苏辙又想起十几年前夜雨对床的誓约，特作小诗两首。 其中有“逍遥堂后千寻木，长送中宵风雨声。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逍遥堂会宿二首·其一》）句，风雨声竟使苏辙误以为实现了“夜雨对床”的盟约而高兴，甚至忘怀了眼前兄弟二人不过是漂泊在彭城，该诗道尽了兄弟二人生死难离的血肉亲情。 夜宿逍遥堂之后的日子里，苏轼又带着弟弟一起游览了台头寺的石经院和云龙山，分别题诗与留题，还带着苏辙到徐州城西二里的云龙山上去拜访了隐士张天骥。 云龙山，因时常山出云气，蜿蜒如龙，故名。 张天骥 ，字圣涂，自号云龙山人，又称张山人。此人不求闻达，醉心于道家修身养性之术，常隐居于徐州云龙山西麓的黄茅岗，以躬耕自资，并奉养父母。 苏轼早年也曾受到道家思想的熏陶，加之仕途坎坷，政治上屡遭挫折，更助长了放达旷逸的性格。因此，苏轼与张天骥相处十分投洽，常常带着宾客、僚吏甚至歌伎到张天骥的放鹤亭饮酒，张山人“提壶劝酒”，倾心相待，苏轼每每在此大醉而归。 已七十四岁高龄、隐居潜山的王景纯来到徐州游历，在徐州住了三天，给苏轼传授了一些神秘的炼气之术，苏轼回赠以诗。 这位王景纯名气不小，他曾任藩镇幕僚，辞官之后隐居于长子县（今属山西长治）城南五公里处的潜山，当起了私塾先生。按说这样的人生并不算精彩，可他有两个非同寻常的儿子：大儿子王曙（字晦叔），官至北宋宰相，是寇准的女婿；二儿子王映（字益柔），官也做到了龙图阁直学士的位置。 熙宁十年，又到中秋，苏辙在徐州也效仿哥哥赋了一首《水调歌头》，也许是苏辙“自小旷达，天资近道”（苏轼语），所作的中秋词现在少有名气。 倒是苏轼一口气连作三首：《赠张继愿》、《答李公择》、《中秋月》，并将这三首分别以阳关曲歌之的诗凑成一处，标其题曰《阳关三绝》。 你还不能不服，苏轼信手拈来的“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中秋月》），以朗朗上口的语调，以及对人生别后重逢与聚散无常的感叹，再次为后人们所传颂！ 第85章 三过家门而不入——徐州治水的“大禹模式” 在徐州过完了中秋，八月十六，弟弟子由已启程离开徐州，到南都赴留守签判任了。 弟弟走后，苏轼又开始回味与弟弟子由的相处时光，“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这是苏轼作的《初别子由》诗中所言，在苏轼眼里，子由不单单是自己的胞弟，更是自己的一位贤友。 不过，这世上的否泰之事，该来的总会来的。 熙宁十年的八月二十一，决堤而出的黄河水已抵达徐州城下。 但在身处汴泗最下游的徐州百姓眼里，这些水都已是司空见惯的了，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都想着不出几天就会水落石出。 “黄河西来初不觉，但讶清泗流奔浑。”（《答吕梁仲屯田》），作为州守的苏轼，也像往常一样，没有丝毫的惊慌，只是觉得原本清澈的泗水变得浑浊而已。 “门外吕梁从迅急，胸中云梦自逶迟。”（《次韵吕梁仲屯田》）这是苏轼在次韵吕梁屯田郎中员外郎仲伯达的诗句，说明当时的水势已十分迅急，本来重九还想约仲屯田一起登高赋诗，但由于大水的阻隔已经不能实现了，只好以诗见寄了。 吕梁，在这里并非山西的吕梁。 北宋时，吕为宋邑，县对泗水河，上有石梁。吕梁就在彭城东南五十七里，大约是泗水流至吕县，积石为梁也。 好朋友王巩屡次相约重九见访，可久等不至，苏轼正好是“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的心境，在大水围困的徐州城里，他只有将书信交给将官梁交带去京城了。 提点京东路刑狱的李清臣将调任史馆任国史院编修官，由孔宗翰前来接任。二人都曾在京师向朝廷举荐过苏轼，想让皇上召回苏轼以禁内，但都没有实现。 在老李的任命下达之后，苏轼于台头寺的雨中作诗相送，还让李邦直也呈给孙洙一读。 “付君此事宁论晋，载我当时旧过秦。”（《台头寺雨中送李邦直赴史馆，分韵得忆字人字，兼寄孙巨源二首·其二》）这首诗后被理解为，汉文帝时期的贾谊，曾写过《过秦论》来指出秦的过失，苏轼将自己比作汉朝的贾谊，意欲李清臣做了史馆职后，将自己仁宗朝时所进的二十五篇论载入国史，来引起统治者的警示。 不管咋说，诗中透露出此时苏轼对于朝中的变法仍是耿耿于怀。 刘攽（字贡父）被罢了曹州任，将要调去管理朝廷的仓库，离开前有恋恋不舍之意。 苏轼觉得，刘攽在曹州平盗有功，朝廷不该如此。大家都在为他鸣不平，因此苏轼就在驿站的书信里附笔致以慰问。 到了十月二十一日，徐州城下的积水已经深达二丈八尺九寸。 徐州城因东西北三个方向都有山，从上游而来混有大量泥沙的黄河水在此沉积下来，竟然清澈见底得可怕。水面竟高于城中地面一丈多，徐州外小城的一角露出水面的仅剩三版高，城中百姓全都惊慌失措，整个徐州城已经岌岌可危。 苏轼实地走访后发现，彭城地势北高南低，这里的城墙，其高度低于东城墙五米到十米，是易受洪水冲击的薄弱点。城南之戏马台，地势甚高，南与土山、云龙山相连，是道天然屏障。 问题是，南城墙与戏马台之间，有一道天然缺口，宽约五百米，成为洪水走廊，历来是抗洪筑堤的重点地段。堵住这个缺口，才能有效阻拦泗水河道溢出的洪水向西漫延。 以前彭城多次被淹，问题都出在这个缺口上。 这次洪水抵达彭城后，虽然尚未波及城南，但暂时的平静，孕育着更大的风险。一旦洪水从东西两面漫延过来，形成夹击之势，古城将陷于灭顶之灾。 面对此种天灾，苏轼在征求当地父老与年长者的意见后，赶紧召集精壮民夫五千人，加上看守奉化牢城的士卒，开始日夜不停地修筑堤坝。 苏轼采纳了老人们的意见，以这两条大堤作为基础，加宽加高，分东西两路进行： 东路从小市门附近的城墙开始，向南稍西延伸，止于戏马台东麓。西路从戏马台西侧的新墙门开始，向西伸展，在古城西南隅拐弯向北，止于南京门以北。 十月初二，京东路安抚使闻知苏轼带领徐州百姓抗洪之事迹，特上奏朝廷给苏轼请功。 过了三天，黄河水渐退。 当初大水压境之时，正逢天雨不止，城中富户均争欲出城避险。 面对这种情况，苏轼临阵高呼曰，假如你们这些富裕之家都出城了，城中将民心动摇，那么我与谁来共同守城。没有人守城，徐州城将会毁于一旦，到时候你们这些富户的家产也将会不保！请大家相信，只要我苏某人在，水就绝不会败城！ 于是，遣人将富户们都劝回城里，人心始安。 苏轼身穿蓑衣，拄杖穿梭于雨中，亲往各个抗洪点查看，路过自己家从不回去。各处奋战在抗洪一线的官民，都被苏太守的精神所鼓舞，都纷纷表示，太守大人都不惧洪流，我等草民有何惧之，这不正是我们效命家乡的千载难逢之机吗？ 于是乎，在大水逼城、十万火急的情况下，苏轼集中了有限的财力物力，修筑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的抗洪长堤。 与杭州、惠州的苏堤相比，徐州的苏堤建得最早，路线最长，最壮观，这是一条护城堤、救命堤、千秋功德堤。 正是因为它，彭城抗住了大洪水，一城十万生灵才免于涂炭。 熙宁十年（1077）秋。 十月十三日，黄河水终于复归故道。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而着称，向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黄河搬运堆积泥沙形成的堆积地貌是决口的根本原因。 据统计，在以前的几千年中，黄河决口泛滥达一千五百余次，较大的改道有二十六次。其改道的路径，最北经海河出大沽口，最南的经淮河并入长江。 而北宋时期苏轼面对的这次改道，在黄河的改道史上虽然算不上大的改道，但足以使苏轼亲身经历了这条“母亲河”的奔流无常。 “西汉元光、元封间，河决瓠子二十年。钜野东倾淮泗满，楚人恣食黄河鱣。”这是苏轼在黄河水患得以遏制之际，有感而发的一些有关黄河改道历史的感慨。 据今天黄河水利委员会提供的资料来看，苏轼所言，在历史上都是真实的较大的改道事件，可见我们的老祖宗很早就对黄河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 十月二十六，朝廷恩准了杭州知州赵拚（ 字阅道）的上书，把龙山的废佛寺妙王院改为道观，让钱氏后裔中道号“自然”的道士住持。 再把钱氏建在钱塘的坟茔、祠庙交给自然道长，把建在临安的交给当地净土寺的僧人道微掌管，并每年度脱一名僧人，使钱氏的祠庙世世代代有人掌管。 赵拚的目的是，汉代窦融将河西王郡归还了大汉之后，光武帝就下令当地官吏重修了窦氏先祖的坟墓，并用太守之礼祭祀他们。 而江南钱氏的功绩远在窦融之上，如今家庙破败，不足以劝勉奖励忠臣，慰劳答谢一方百姓应有的态度，所以要求朝廷对于吴越王钱镠家族有一个肯定的态度。 天子接到赵拚的请求后，立即批复照准。赵拚是苏轼的老朋友，且文采没说的，所以说为钱氏家族修建的表忠观碑文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苏轼身上。 关于这篇碑文，还有一个段子。 话说《表忠观碑》碑文写成，王安石就将其抄认真录后置于座旁，当时叶致远、杨德逢在场。二人见王介甫读此碑文爱不释手，就问道，难道相公也喜爱此人的文章吗？ 王介甫说道，此作可比西汉时期的文章。 见两位客也随声附和，王介甫又问，你们知道西汉时期谁的文章可与之比拟？ 杨德逢道，王褒可比。 王介甫道，非也，非也。 杨德逢又道，难道只有司马相如与扬雄之流才能与之作比吗？ 王介甫道，司马相如的《赋子虚》、《大人》及《喻蜀文》、《封禅书》，扬雄所作《太玄》、《法言》等大作，都没见其中的叙事有子瞻这般明了啊！ 有了徐州水漫金山的这场遭遇，水退之后，苏轼曾向朝廷上书，想在徐州城周围砌成一丈高的石岸，可保徐州城百年无虞。 可是，上书后朝廷方面却一直杳无音信。 因为刘攽刚刚上任开封府判官，苏轼只得给好友刘攽去信。 一是诉说了在徐州任内的感受，说自己本不懂水利与土木工程，但时势所迫，只得边学边干了。二是自己有心想调走，让有兴利除害本领的得力官员来接任，但又怕被人说成想逃避责任。 因此，想让刘攽在京师多帮忙造造议论，以便自己能调离徐州。 闲下来之后，苏轼与领导班子里的吴正字、王户曹一起去徐州城东北方的荆山下视察。返回的路上，游览了圣女山的石室，三人皆作诗唱和一番。视察吕梁县的水村时，专门交代了吕梁的屯田员外郎仲伯达，以加强筑城固堤之重任相托付。 妙善画师前来为苏轼画了像，苏轼回赠以诗。这位妙善，字惟真，还曾为仁宗皇帝画过像，其技艺非常精湛。 润州的刁约亡故了，享年八十四岁，苏轼哭以诗。 刁约，字景纯，世居京口。 因为家世簪缨，其祖宅的居所内颇有园池之胜，到了刁约这一辈，更是专门修葺了一座园子，取名“藏春坞”。 苏轼当年游览金山寺后，还专门前往他润州的居所拜访过这位与欧阳修、富弼声誉不相高上的刁老先生。老先生与苏轼称兄道弟的，还在一起饮酒和诗。 刁老爷子为官时正义凛然，平日里好急人所难，故海内之人识与不识者皆愿与之交。此人重义轻施，宾客盈门，颇有古人之风。 去世前，八十多岁高龄的他已身患重疾，时王安石之弟安礼出守润州，曾亲自上门拜访。据说，王安礼来时，刁老先生欢声笑语宛若平时，等到王安礼登车刚离去，刁老先生就仙逝了。 虽然刁景纯老先生年长苏轼四十多岁，但平时仍是与苏轼称兄道弟的。带着敬仰之情，苏轼事后还为刁老爷子写下了一篇感人肺腑的祭文。 第86章 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 熙宁十年（1077）腊月初六，神宗举行了一场郊祀活动，并大赦天下，改明年为元丰元年（1078）。 “元丰”意味着国库富足，万象更新，代表着宋神宗想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决心（勇气可嘉）。 熙宁变法失败后，王安石被罢官，宋神宗并未失去信心，而是重新征用王安石，改元元丰，并总结教训，亲自参与改革。 改元这件事，刚开始近臣拟了“美成”“丰亨”两个年号进呈宋神宗，宋神宗指着“美成”二字说：“羊大带戈， 不可”。又指着“丰亨”中“亨”说：“为子不成，可去亨而加元”。于是，就确定改元为“元丰”。 元丰改制的背景之一，就是北宋中期朝廷的冗官现象日益严重。 改制后，朝廷的行政效率并没有提高，甚至造成了行政效率的降低。但是裁撤了部分冗员以及冗散机构，减少了财政开支，明确了各职位机构的职责。 宋神宗为了实现自己乾纲独断的目的，推行了元丰改制，目的就是削弱宰相的权力，使得皇帝可以直接管理朝政 。 元丰改制后，中央集权越来越得到强化，在清朝时达到顶峰，以至于权力完全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官员只能跪拜执行，这才是元丰改制最深层次的影响。 虽然宋神宗推行元丰改制在后世有很大争议，但是它毕竟是中国古代职官制度的重大改革。宋神宗的初衷是出于个人私心，为了满足他乾纲独断的欲望，因为在北宋中期加强了中央集权，这一做法能在后世不断强化，这也可以体现元丰改制的历史进步性。 改元后，苏轼按程序上了道自己的贺表。 上完了贺表，苏轼提笔给表哥文与可写了信，诉说了今年秋天徐州的水灾，还说了自己每天懒散得疏于笔墨，一旦再见到表哥，连拿得出手的作品都没有了。 表哥文与可如今罢洋州任，由于路途耽搁太久之故，如今尚在进京面圣的路上。 接下来苏轼又给范景山回信，讲述了自己如今正在戒斋安居，学习养生之术，已有所得。徐州水灾中自己差一点在水灾中被喂了鱼虾，目前洪水虽然暂时消退了，以后的水患仍无法预料。加上新法严苛，公私匮乏，所以做任何事都十分困难，自己就只等着被贬了。 在徐州任上，苏轼还结识了陈师仲、陈师道兄弟，和陈师道探讨过关郎（字子明）的《易传》、《李卫公对问》等着作皆为伪作，原本的作者则是景佑之初的杭州知州、建阳人阮逸（字天隐）。 苏轼还在徐州会晤过胡允文（字执中），胡允文，前文中我们多次提及过，他是跟随过父亲苏老泉的蜀中士子，又是苏轼在凤翔府任职时下面的一个县令朋友。 苏轼的一位下属、滕县知县范纯粹也来找过苏轼，想让苏轼为其父的遗稿作序。 这位县令的父亲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范仲淹。对于范仲淹，苏轼自小就十分仰慕，只是当苏轼来京赶考时，范公就亡故了。 对于范公的后人，苏轼则多有所交往。在许州，苏轼结识了范公的次子、后官居宰相的范纯仁，在京师认识了范公的三子范纯礼。现在在徐州，范公的四子范纯粹又成了自己的下属兼同事。 对于范氏后人的请求，苏轼感到为范文正公的书稿作序乃是自己求之不得的事情。 在公务之外，苏轼也有不少的人情往来： 王适（子立）、王遹（子敏）两兄弟来向苏轼学习，其中王适为徐州的州学生，能文且有贤德，颇为苏轼所器重。 徐州府的领导班子成员任钤辖去世，苏轼除了主持其后事外，还写了一篇祭文。 德清县主簙郭用孚，字仲元，建安人，事母至孝，也来徐州求学于苏轼。 近日，有人从江浙一带归来，对那边的情况比较了解，说要不是苏颂苏大人的治理有方，这几年的饥馑，不知有多少浙人被饿死。这件事令苏轼听到后无比的敬仰，于是致简家族世交的苏颂问候一下。 这一年，那位着有《春渚纪闻》的何薳出生。 何薳，字子远，一作子楚，浦城（今属福建）人，自号韩青老农，其父去非，曾由于苏轼的荐举而得官。 为什么要提这个人呢？ 此人所着《春渚纪闻》虽只是记述仙道异事、民间奇闻，宣扬人生寿夭、官位爵禄乃前知前定的谶语、经文、梦境、道术，多属荒诞无稽之谈。但从中可以了解宋时士大夫的迷信观念及民间习俗。 特别是卷六的《东坡事实》，所引诗、文，往往是苏轼诗文集中所没有的，多为后来的辑佚者所采纳。 正是有了他的存在，苏轼的那些不为人知的事迹和诗词才得以流传下来。 宋时，关于玉石真假的话题就已存在。 在徐州府衙里，有一位名叫贾佑的将军自称最懂玉石。 有一次，他告诉苏轼，当今世上的真玉石少之又少。别看有的玉石用钢铁都刻不动，必须用金刚砂打磨才能成型，世人就以为这就是真玉了。其实不然，这还仅是一些上好的珉石，那些必须用定州磁的棱角也划不动的，才是真玉。 苏轼也被这一说法弄得模棱两可，只得去问问专业的老玉工，老玉工对此也表示闻所未闻。 苏轼的小舅子、王缄王秀才自蜀中来徐州，现在又将返回，“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苏轼忍不住作了一首《临江仙》相送： 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凭将清泪洒江阳。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凉。 坐上别愁君未见，归来欲断无肠。殷勤且更尽离觞。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 从王弗归葬眉山至妻弟王缄到钱塘看望苏轼，其间相隔正好“十载”，这“十载”苏轼没有一年不在想念王弗。 王缄的到来，一下子勾起了往日的回忆，日渐平复的感情创伤重又陷入了极度的痛楚之中。“凭将清泪洒江阳”，这句的意思是：今日送别，请你将我伤心之泪带回家乡，洒向江头一吊。 王缄此来，与苏轼盘桓数日，苏轼得知“故山好在”，自感宽慰，但又觉得自己宦迹飘零，赋归无日，成为天涯孤客。于是，不禁悲从中来。 苏轼当时因为与变法派政见不合而被迫外任，内心本来就有一种压抑、孤独之感，眼下与乡愁、旅思及丧妻之痛搅混在一起，“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其心情之坏，更是莫可名状了。 送走了王秀才，王安国（字平甫）同志又去世了。 王安国工诗善文，词尤博采众长，工丽曲折，近似婉约派。诗工于用事，对偶亲切。其天才逸发，器识磊落，文思敏捷，曾巩谓其“于书无所不通，其明于是非得失之理为尤详，其文闳富典重，其诗博而深”。 王安国不仅是一个政治人物，也是一代文豪，诗、词、文三类作品众多。他去世后，家人汇集其诗文编为文集竟达一百卷，曾巩为其作了序。 安国不但文才出众，而且长期尽心尽力侍奉母亲，广结善友，是个出名的贤士。 因是王安石胞弟，熙宁四年（1071）任满回京，神宗召见，询问外界对王安石变法的反映。王安国对王安石变法亦不甚理解，颇有微词，直说道：“恨之人不明，聚敛太急耳”！(外面说他用人不当，敛财太急了)。 这与神宗的想法相悖，神宗不悦，未予重用，只授予崇文院校书，后改为着作佐郎秘阁校理，世称王校理。 王安国在初与苏轼交往时，还是对自己的才学极为自负的。 比如，他《甘露寺》诗中有两句比较得意：“平地风烟飞白鸟，半山云水卷苍藤”。苏轼是何等水平，当看到王安国的大作之后，对其言道，阁下的两句诗，精气神全在“卷”字上，但美中不足的是，“飞”字与其不相称也！ 平甫表示愿闻其详，于是苏轼用一“翻”字易之，遂成了“平地风烟翻白鸟”。平甫才终被苏轼的才学所折服，后来二人终成志同道合的文学知己。 王家兄弟中，数王安国与苏轼最为投缘，也交往最深。因此，他的早逝（活了四十七岁），令苏轼极为痛心。 熙宁末，苏轼的《眉山集》问世。 据传，有位叫章元弼的人，自己相貌极为丑陋，但娶了位美貌妻子。小章同志十分嗜学，尤其是得到了《眉山集》之后，更是废寝忘食。 其妻不解，后始知夫君是因读一本叫《眉山集》的书，而忘了回屋睡觉，可见此书在市井中的受欢迎程度。 在徐州，苏轼还评价过一位狂人。 此人叫慎东美，字伯筠，钱塘（今杭州）人，甚为狂狷。秋夜的他，曾待潮于钱塘江沙地之上，面前放酒樽与酒杯各一，对月独饮，意象傲逸，吟啸自若。 正好顾子敦从旁路过，也怀揣一只杯子，二人于是开始对酌。伯筠不问，子敦也不说话。酒尽后，各自散去。其做派与李之仪所记元积中招待他“命酒三斗挹大觥以沃之”，中间不交一言的做派完全一样。 像这样嗜酒任性而且喜欢狂草涂壁的人物，只在乎尽兴发泄而对结果毫无顾忌。他的字却被苏轼批评为“篾束枯骨”，他则回应这个意思王逢原早就以“铁索急缠蛟龙僵”形容过，不过一是俚白一是诗化而已。 第87章 谁是谪仙？——苏轼与李公择的友情之盛 元丰元年（1078），朝廷下诏割西路的齐州为京东东路，把本属于东路的徐州改为京东西路。王克臣任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鲜于侁为京东东路转运使，李察为京东西路转运判官，孙颀为京东西路提刑。 正月十八，朝廷又下诏，奖励苏轼徐州的防洪有功。看来，去年的京东路安抚使的上书为苏轼请功已经奏效。 徐州府里的盐监官章楶（音杰），字质夫，建州浦城（今福建南平市下辖县）人，在废弃的盐监里作了一座思堂，苏轼给作了一篇《思堂记》。 关于盐监官的身份之特殊，我们需要在这里作以描述。 在宋代，“盐监官”可是极霸气的存在，受到上至朝廷，下到商人以及黎民百姓的争相追捧，甚至为了它，很多人不惜铤而走险，牺牲自己的性命。 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宋朝的历代皇帝，都对这粒盐很重视，推崇“有盐，则国富”的理念。认为它不仅是生活必需品，还是兴国富民的战略物资，是强国、称霸的坚实保障。 地方上，由护宝都负责管理盐的生产，重要产盐区，朝廷还会直接委派盐监官对盐的生产进行管理。 职能划分上，“盐监官”由发运史负责管理盐的运输，由库务监督官负责管理盐的仓储，由催监官负责管理盐的销售，由账监官负责记录盐税收入。 由于苏辙的长女已嫁给了表哥文与可的季子（第四子）文务光，所以此时苏轼在给大老表写信时，就开始称呼为文同为“文与可学士亲家翁阁下”了。 苏轼在信中对表哥说，自己从前同事、大堂兄苏不欺的小舅子蒲宗孟的书信中得知，表哥如今身体不适，容貌有些清削，自己非常挂念，望表哥多多注意身体。 还说表哥长久以来道气充足，小病不能近身。只是自己这几年也是小病不断，知道是年龄增长的缘故。希望表哥慎重选择医生和医药，尽力摆治，最好艾灸一下，会好得更快！ 文与可给苏轼还寄来了自己画的《偃竹图》，苏轼觉得真是绝世之冠。我们知道，文与可得墨竹，就是放到今天也绝对算是无价之宝。 在徐州的大水过去后，苏轼认为，水退城未淹，只是暂时得以保全，以后怎么办？本来向朝廷反映的想在徐州城外建造防水的石岸，但上头迟迟没有回音。 如今，苏轼又召集当地官民共同商议后，决定建造成本便宜一半的木堤。 这一方案上报朝廷后，苏轼又开始央求老朋友刘攽及其侄子刘奉世，想让他们在朝中疏通一下关系，以促成此事。 其时，刘奉世正以集贤校理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在众多馆职中，集贤校理不属于高等官职，但为正馆职，“中书五房检正公事”是辅助宰相处理公务的人，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办公厅的秘书长。 最后，苏轼的提议被朝廷恩准，也许是刘氏叔侄的通融起了作用，也未可知。 在平日，苏轼的迎来送往还是不断的： 京东西路转运判官李察（字公恕）要进京述职，苏轼兄弟均作诗以送行。 张方平之子张恕，“美才而好学，信道而笃志”故乐全先生子名之曰恕，而其学生苏轼依据先生之意，取其字曰“厚之”，又曰“忠甫”。 张老先生释之曰：事有近而用远，言有约而义博者，渴必饮，饥必食，食必五谷，饮必水。此夫妇之愚所共知，而圣人之智所不能易也。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恕也。 张恕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益斋，“愿君书此诗，以为益斋铭。”苏轼还为小张的书斋作诗为铭。 近几年，神宗皇帝曾两次到南郊祭祀，祭礼告成之时，下诏恩泽天下的万物生灵，所以苏轼的亡父苏老泉就由太子中允赠太常博士加封为尚书都官员外郎。 苏轼觉得这是件光宗耀祖之事，理应与弟弟苏辙赶回老家，在父亲的坟茔前敬告天子的恩命。 无奈自己兄弟二人都有公事在身，不便请假去处置此类私事，所以只好派人带上圣旨两卷，选择黄道吉日，到家乡召集所有的亲戚族人，当面焚烧，以告父灵。 想到这些，苏轼望着西蜀的方向，不由得涕泪交加。 元丰元年（1078）闰正月十七，孙固同知枢密院事，苏轼写了贺启。 孙固，字允中，号和父，郑州管城（今河南郑州）人。神宗即位后，先后被擢为工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以枢密直学士、开封知府，迁太中大夫、枢密副使，迁观文殿学士。哲宗即位后，拜门下侍郎、复知枢密院事，累官右光禄大夫、上柱国、乐安郡开国公，官至宰相。 仅仅过了七天，北宋着名政治家、思想家、军火家、前宰相曾公亮病逝。 曾公亮这位官员军火家（很特别），其着述的《武经总要》中记录了引火球、蒺藜火药 、毒药烟球三种火药配方。从这种火药配方中的组配比率看，已同近代的黑火药相接近，具有爆破、燃烧、烟幕等作用。 曾老先生的这些世界上最早的火药制造配方，被军事家们制成了火器应用于古代战争，为我国第一批军用火器的发明和制造提供了物质条件。也为中国和世界的火器发展史和军事技术发展史，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成为世界上许多研究兵器的史学家的珍贵资料。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曾公亮老先生的逝世，不仅是北宋政坛上的损失，同时也是古今世界军火史上的巨大损失。 南都（即宋时的南京，今商丘）人陈怀立，善于传神，也就是在尚没有照相机的年代很会为人画像，且画得极为传神。 关于人物肖像，苏轼一直信奉顾虎头（东晋画家顾恺之小字虎头，故称，后因顾恺之的名气亦借指画家）的说法，那就是：画人物肖像，关键在人的两只眼睛，其次是面颊。 为了证实这种说法，苏轼曾经在灯下扭着脸，将自己脸颊的影子印到墙上，然后让人将面颊的轮廓在墙上描出来。描出来之后，虽然不见眉目，但看见的人都会忍不住发笑，都能从影子里看出来这便是苏轼。 所以苏轼就认为，脸盘与眼睛像了，其他就没有不像的，眉毛、鼻子与嘴巴都只是增加细节的润色以便更像而已。 另外，苏轼还认为，自古以来画肖像，都是让人穿戴整齐、危襟正坐，人物板着脸故作矜持状，这样就难以显露出此人的天性。不如让画师混在众人中暗中观察人物的自然举止，那样画出来的人物也许会更加的生动与精准。 苏轼在徐州担任太守，结识了当地的名士郑仅。 郑仅，字彦能，元丰元年（1078）开始担任北京大名府司户参军，也就是俗称的“户曹”，因此朋友们又称郑仅为“郑户曹”。 郑仅家境并不富裕，但他热情好客，对朋友颇为豪爽大方。 获悉郑仅将去北京任职，苏轼专门写诗数首《送郑户曹》，诗中有“羸僮瘦马从吾饮，陋巷何人似子贤。公业有田常乏食，广文好客竟无毡”之句，意为郑仅才学品德堪比孔子的学生颜回，但平时出手大方，经常请朋友饮酒，所以落得个“羸僮瘦马”的境地。 在苏轼看来，郑仅其实比颜回还要清贫，可以与东汉的郑太、唐代的郑虔比肩。郑太广交各路豪杰，家中虽然有田四百顷，却常食物不足；郑虔才名轰动京华，家里却连块可招待客人的坐毡都没有，连买酒都要朋友周济。 对清贫如斯却怀才不遇的郑仅，苏轼自然惺惺相惜，所以为他写下了多首送行诗。情之真挚，以至于多次被现代的高考语文试卷所引用。 在徐州任上，早年深受到道家思想的熏陶苏轼还常到徐州城西二里的云龙山上去拜访隐士张天骥，并每每在此大醉而归。 徐州城的大水退去之后，作为州守的苏轼，还想着怎么增筑徐州城，想在城池的周围筑以木堤以防来年的水患。在苏轼心中，增筑后的堤岸必须要做到三个方面，即“水至而民不恐，水大而民不溃，水既去而民益亲”，其务实为民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寒食日这天，苏轼的老朋友李公择自齐州任上罢任，转而出任淮南西路提点刑狱，南下赴任的李公择取道徐州，专程来拜会苏轼来了。 谁知，苏轼刚好因亲往监督增筑堤岸的公事外出，李公择并不着急，挥笔作下三首诗给苏轼，苏轼得诗后一刻不停立马返回。 “从来苏李得名双，只恐全齐笑陋邦。”（《寒食日答李公择三绝次韵》）这是苏轼次韵李公择的诗，诗中将自己与李公择与汉朝的苏武、李陵，唐朝的苏味道、李峤等“苏李组合”相提并论，可见苏轼与李公择不同寻常的交情。 李公择这个人绝不是一位只会吟诗的酸文人，相反，他为政既能“通疏适变”，又能宽严有度。 治理齐州（今山东济南）时，齐地一向多盗贼，李公择严加治理，可还是屡禁不止。 一天，一名惯犯落网，李公择询问齐州盗贼大量被捕却屡禁不止的原因，那个盗贼回答说，这是由于富裕之家为他们作掩护的缘故。假如使盗贼自相为甲乙，而管理巡捕上门搜查，捉住一个窝藏犯予以重罚，借此杀一儆百，这样不久之后，就可以没有盗贼之患了。 李公择思考之后，便下令凡是窝藏盗贼的，一律发屋破柱，拆除其房屋。没过多久，齐州当地盗贼就绝迹了。 而李公择在江夏、吴兴等地任职时，却是为政宽简，黎民百姓与各级官吏都相处和谐，生活安乐，州郡也能得以大治。 李公择的到来，竟使城外督役的苏轼闻讯即回，“半道已逢山简醉，万人争看谪仙来。”（《寒食宴提刑致语口号》）苏轼更是将老朋友李公择比作是“谪仙”。我们知道，苏轼的弟子一直都是将自己的老师看作是“谪仙”的。 接下来，苏轼大摆筵席，宴请了这位老朋友，还把此举看成是“一洗儒生酸气”。这次相会，在苏轼眼中，正是： 良辰易失，四者难并。故人相逢，五斗径醉。 况中年离合之感，正寒食清明之间。时乎不可再来，贤者而後乐此。恭惟提刑学士，才本天授，学为人师。事业存乎斯民，文章盖其余事。望之已试于冯翊，翁子暂还於会稽。知府学士，接好邻邦，缔交册府。 莫逆之契，义等於天伦；不腆之辞，意勤於地主。力讲两君之好，可无七字之诗。欲使异时，传为盛事。 第88章 《虔州八境图》开启的“八景”时代 元丰元年（1078）二月，苏轼的抗洪事迹以及增筑木堤的建议获得朝廷的恩准。 朝廷下旨赐钱二千四百一拾万，组织民夫四千余人。苏轼又从常平仓里支取了六百三十四万钱，一千八百余斛米，再招募民夫三千余人，改筑了外小城，修建了木桩加固的堤岸四处。分别在天王堂之西、彭城楼之下、上洪门西北与大城的东南角，此前取土的十五个大坑悉数被填平。 没过多久，澶州灵平埽建成，大水已不再泛滥。 苏轼认为，黄河一般五六十年决堤一次，而徐州正处于汴河与泗水的最下游，州城前后二百余里都有高山的阻挡，一旦发水，水势深且极难消退。 于是，就借着皇帝赐诏之际，将这些情况记录下来刻在石碑上，以告诫后世的徐州百姓。 做完这一切，时任北京（宋时大名府为北京）国子监教授的黄庭坚给苏轼寄来了自己的书法及古诗两首。 黄庭坚为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幼年便聪颖过人，读书数遍就能背诵。他舅舅李公择到他家，取架上的书问他，他没有不知道的。舅舅非常奇怪，以为他乃千里之才。 苏轼第一次看到他的诗文，就以为他的诗文超凡绝尘，卓然独立于千万诗文之中，世上好久已没有这样的佳作。有了苏轼为之站台，他的名声开始震动四方。 有一次，苏轼作了一首《春菜》诗，其中有“明年投劾径须归，莫待齿摇并发脱。”之句，意思是说，自己家乡的春菜是那么的富足，明年不如弃官归乡去尽享美味，不要再等到齿摇发脱之时。 黄庭坚的和诗是这样说的，“公如端为苦笋归，明日青衫诚可脱”，苏轼得诗后大笑，对身边的亲朋说，我原本就不愿意做官，今天应该依照黄鲁直的建议以苦笋之美味硬差致仕了。 苏轼与黄庭坚一生唱和无数，而这是二人的首次诗词唱和。 这几天，传来了老朋友孔宗翰要罢京东路提刑改知陕州的消息，苏轼听说后，不免觉得要为他写点什么作为送别之辞。 突然，苏轼想起了他在离密之时，继任者孔宗翰就曾以《虔州八境图》向自己求诗，自己一直无暇为之，此时也该还上这一文债了。 虔州，此名今已不存。 绍兴二十三年，校书郎董德元以“虔”字为虎头，虔州号“虎头城”，绝非佳名，奏请朝廷改名，遂诏改虔州为赣州（取章、贡二水合流之义，且保留虔字的底部“文”，故称为赣），赣州之名始此。 虔州原辖南康、大余、上犹三县另置南安军，治所在大余。 宋仁宗嘉佑年间，孔子第四十六代孙——孔宗翰知虔州，鉴于“州城岁为水啮，东北尤易垫圮”，于是“伐石为址，冶铁锢基”，以阻挡水灾的侵扰，从而解决了全城百姓的后顾之忧。 一日，孔宗翰登上楼台，放眼望去，只见一派大好河山，不由心旷神怡，创作的冲动油然而生，于是利用闲暇之余，创作了一幅壮丽的山水画卷《虔州八境图》。 之后，他又在龟角尾城墙上筑起了石楼，后称“八境台”。 八境台原为石楼，因郡守孔宗瀚筑台后绘制《虔州八境图》，并以图求诗于苏轼而得名，孔宗翰将图与诗都刻于石楼上，石楼因此而得名“八境台”。 熙宁十年，苏轼由密州改知徐州，孔宗翰接任密州，正值苏轼离别之前，孔宗翰便将自己之前绘成的《虔州八境图》出示，请苏轼按图题诗，以便寄回虔州，镌刻于石，以图永存。由于多种原因，老孔的这一愿望未能如愿。 直到今天，老孔就要出知陕州了。 苏轼不得不打开这些画作，逐一观赏，只见此地确实风光旖旎，妙不可言，犹如人间仙境。于是，欣然作诗八首并序，题于图上以志其景象。 至于孔宗翰所作的《八景图》，苏轼初看时仅见石楼，何谓八境？ 不过这也难不倒苏轼，他把在石楼上看到的日头“其旦如盘、其中如珠、其夕如破璧”称为三境，再把石楼在寒暑、朝夕、雨旸、晦冥中的不同景象称为四境，还有观赏者在坐作、行立、哀乐、喜怒之时所见石楼的不同又称为四境，这样一算还远远不止“八境”。 这是苏轼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城市八景”的概念，形成一组旅游胜境，为后世模仿，如今天的燕山八景、泸城八景、西湖八景、台湾八景等，不失为中国旅游文化的一个里程碑。 八景图的诗题完后，孔宗翰着人将诗镌刻于虔州石楼，“虔州八景”及八境台由此名扬天下。 如今的八境台，位于赣州市城北章水和贡水合流处的赣州市北八境公园内，俨然成了赣州古城的象征。 不曾想，十七年后的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至惠州。 当他南迁过虔州时，得以遍览所谓八境者，觉得自己此前的八首诗未能道出“虔州八境”之万一。此时，孔宗翰已经故去，苏轼所作的诗文石刻也已经不在了，南康的士大夫们就又请苏轼重新作书，戴罪的苏轼不想违背了老朋友孔宗翰的意愿，只好重新书之。 这是后话。 苏轼在徐州任上时，除了担心来年的水患之外，总体上倒也清静无为，优哉游哉。大表哥文与可在苏轼看来身怀大才，但始终未获重用。 除了为大表哥抱不平外，苏轼安慰文与可说，你虽然暂时失去了在洋州做地方州官的快活，在京师还有着生活费用上的困扰，但不用再看上级派下来的使者的嘴脸了，这样一算，总体上还算有得有失。 在徐州水患之时，苏轼曾前往本州的乾明寺，去求助于真寂大师的灵位，十日后洪水果然退去。 苏轼就上书朝廷，请求朝廷将真寂大师追赠为灵慧大师法号，追赐其塔为灵慧之塔。 所以，在唐朝就已坐化的真寂大师，越过了五代十国，于宋时在苏轼的举荐下又被赐以新的法号。 某日，苏轼与京东东路的将官梁交到傅裼家喝酒，傅裼官国子博士，时任徐州通判，傅裼这个人来头也不小，是原龙图阁学士、礼部侍郎燕肃之外曾孙。 当时，燕肃以能够创制奇巧器物而名闻天下，他曾经制作过一个莲华刻漏（中国古代的计时器。漏是指带孔的壶，刻是指附有刻度的浮箭），世人都叹服它的精巧。 凡是燕肃所任职过的州郡，都要造上一个这样的莲华漏。人们只敢使用此物，但无人敢去改造它。 当时的徐州府，用的是盲人卫朴研制的刻漏，盲人看不见，所以卫朴所制的刻漏就没有漏箭。这在当时是个奇葩，只是使用时需要让守漏之人待水满之后，将水放掉重新加注，所以人们都说这种刻漏太内个啥了。 正好，通判傅裼对其先燕肃的制造刻漏之法较为了解，于是就改造了徐州府衙里的刻漏。刻漏改造完成后，傅裼顺势请苏轼给此漏写一篇铭文。 所以说，一顿酒引发出来了一篇铭文。 苏轼在铭文中，无非是将漏箭比作是官吏们仕途的沉浮之状，告诫那些当官者要像水中的浮箭一样，永远保持平衡。降职时不要感到耻辱，而升职时也不要感到骄傲。 京东西路提刑长沙（今属湖南）人孙颀（字景修，号拙翁），前几天因为有公事巡部自应天府来徐州，这段时间，苏轼本想前往拜访孙颀的，但由于正在陪同到访的老朋友李公择，所以没有前往。 正好这次孙颀前来，苏轼做好了迎接的准备，还想邀请孙颀同提点刑狱商讨一些事情。 对于徐州的水患，苏轼听说上游的决口处始终无法彻底堵住，就趁给大表哥文同写信的机会，向他又倾诉了这一苦恼。 虞部员外郎王正路之次子王迥，世传此人曾与仙人周瑶英一起游过芙蓉城。此时，王迥的两个族弟正在师从于苏轼，所以得以与苏轼认识。 苏轼就询问了这件事，待此人讲完了他与仙人游览仙界的故事后，就连苏轼也对此深信不疑，于是作了一首《芙蓉城》诗。 王迥，字子高，本为赵州人，因娶江阴巨室之女，遂占藉江阴（今江苏无锡代管县级市，简称澄，因地处“长江之阴”而得名）。也正是由于苏轼的这首《芙蓉城并叙》，历代的文人骚客才把当今“天下第一村”华西村所在的江阴市称作“芙蓉城”。 到了春日，为害的水患刚退，大旱又至。 苏轼祷雨于徐州城东二十里的石潭，当地父老皆云，此石潭底下与泗水相通，所以潭水与泗水的清浊变化一模一样，并且还常见潭水中有河鱼出现。 逢此大旱，依照唐朝刘禹锡的说法，每逢大旱之年，将一虎头置于龙潭之中，这样一来，潭中将会龙虎相击，其势必斗，则可以兴风雨。刘禹锡曾信誓旦旦地说，以前每遇岁旱，多尝试此法，屡屡应验。 于是，苏轼就援引此法，并郑重地作下青词，到石潭祷雨。 结果还真的应验了，苏轼作了《起伏龙行并叙》诗以记。 “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蒨罗裙。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正式到石潭谢雨之时，苏轼依然掩饰不住自己的喜悦之情，还作了这首《浣溪沙》词。 工部尚书陈希亮之子陈慥，家住龙丘（即今湖北武汉新洲区三店街），此人狂放不羁，傲视世间，视荣华富贵为粪土。尽管是官宦之后，不坐车，不戴官帽，和我们今天爱摆架子，摆谱的人不一样。 陈慥，字季常，号方山子，别号龙丘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隐士。其父陈希亮陈公弼曾是苏轼在凤翔府的上司，成语“河东狮吼”的典故即出自陈季常和其妻子柳月娥的事迹。 隐居龙丘后，当地人不知道他的来历，就叫他“方山子”。元丰三年（1080），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不期遇上陈慥，两人成为了好友。 苏轼在凤翔作签书判官时，遂与季常相识。 后陈氏移家洛阳，苏轼被贬黄州后，小陈还数从之游。陈季常藏有《朱陈村嫁娶图》，苏轼曾在此画上题过诗。如今，由于苏轼要到徐州下辖的萧县去劝农，正好又来到这个朱陈村与临近的杏花村。 朱陈村全村仅朱、陈二姓，世为婚姻，唐时的白居易也曾有诗咏过其事。 因为该村离县署较远，因此官事极少，另外处于深山，民风极为淳朴。由于民安其土，加之并无羁旅行役之苦，所以此地的山民亦多长寿。 见到了朱陈村，又想起了老朋友陈季常，睹物思人，抚今追昔。可令苏轼感慨的是那种悠远的淳朴之风已被打破，“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租夜打门。”（《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二首·其一》）。 第89章 徐州任上亦风雅 几年前，苏轼从杭州赴密州任路过高邮时，孙觉（字莘老）服祖母丧的期限已到，如今服除，正要起知苏州。 对于这位老朋友，苏轼倅杭时，老孙将知庐州，苏轼曾作诗为之送行，孙莘老当时就次韵了一首。得知老朋友已经重回工作岗位，于是苏轼就将上次老孙的次韵诗又唱和了一番寄给孙莘老。 李公择要离开徐州了，苏轼先是赋了《蝶恋花》词，“凭仗飞魂招楚些，我思君处君思我。”那意思是说，我要像《楚辞·招魂》召唤屈原那样，召唤离去的友人，我思念你的时候想必你也在思念着我吧。 “楚些（suo）”，类似于招魂歌，亦泛指楚地的乐调或《楚辞》。《楚辞·招魂》是沿用楚国民间流行的招魂词的形式而写成的，所以说句尾皆标志性地带有个“些”字。 苏轼还作了数首诗为李公择送行，二人都是因议论新法被摈黜远外，所以交情最为深厚。 李公择是南康建昌（今江西永修）人，年少时曾在庐山白石僧舍读书。他曾与王安石交好，后来，因为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被贬官外放，同时他也是苏轼的好友。而苏轼在熙宁四年（1071），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为王安石所不能容忍，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数说苏轼的过失，致使苏轼不得不请求出京任职。 至此，两人均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新法而不得不离京赴任，后来，又因为各自的命运而不得不一次次分别。 苏轼曾写过许多关于李公择的诗篇，当时苏轼从密州赴徐州任时，李公择在济南隆重地接待了苏轼。如今李公择出任淮南西路提点刑狱的李公择，南下赴任时又专门取道徐州，专程来拜会苏轼来了。 因此，这一时期二人的唱酬极多。 苏轼《送李公择》诗中有“嗟予寡兄弟，四海一子由。”、“宜我与夫子，相好手足侔。”等句，在这里，苏轼坦言自己兄弟少，四海之内只有弟弟苏子由一人而已，而与李公择的关系也情同手足，就像亲兄弟一般。 再说说杜介这个人，其字“几先”，在百度词条中只能搜出“善草书，清爽圆媚，诚为奇绝”这一信息，但苏轼兄弟与他有多首赠诗。 “崎岖世路最先回，窈窕华堂手自开。咄咄何曾书怪事，熙熙长觉似春台。”其中最早的这一首《杜介熙熙堂》，就是苏轼在徐州任上所写，其时杜几先已经告老还乡，居住在扬州的平山堂。 就在几年后，苏轼自湖州被押解进京之时，船过平山堂下时，隔墙还能清楚地看见杜介居住的竹屋纸窗丝毫没变。 彼时，在苏轼的脑海里浮现的是，已经退休的老杜仍然戴着黄帽穿着草鞋，在自己草房间的棋局里怡然自乐。而反观自己，正被朝廷羁押，生死未卜，只能是喟然长叹！ 简州阳安（今四川简阳）人刘泾，字巨济，号前溪，善作林石槎竹，笔墨狂逸，体制拔俗。亦工墨竹，以圆笔作叶，成都太智院法堂就有他的松竹画壁各一堵。 刘泾与苏轼和米芾都是好朋友，刘泾有个习惯，那就是为文喜欢用一些险怪之语。为了裁抑老刘的这一不好的习惯，苏轼在一首与刘泾的和诗中是这样说的，“吟诗莫作秋虫声，天公怪汝钩物情，使汝未老华发生。”、“万卷堆胸兀相撑，以病为乐子未惊。”（《次韵答刘泾》），这些思想也是自欧阳修以来，苏轼引领下的宋代文坛的一股清流。 元丰元年（1078）夏初，将官梁交（字仲通）从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商丘古城）返回徐州，给苏轼带回了孙颀（字子思）的来信。 苏轼从信中得知，孙颀目前与苏辙在一起共事，且平日里交游甚密，这些消息使得苏轼很是欣慰。 另一个好友、京东东路转运使、阆州人鲜于侁（字子骏），本为唐鲜于叔明后裔，此人为官清正、干练，为诗平淡渊粹，擅作楚辞（这个很有个性），在公务之余坚持挑灯夜战，一举创作了楚辞《九诵》。 所谓的“九诵”，无非就是将孔子、尧舜禹、岳神、河伯等上古名人及宗祠统统歌颂一番的九篇楚辞作品，这与当代的文化人一样，也就是兴致勃勃地写了一组描写正能量的组诗。 鲜于侁写好后，拿给了苏轼看，苏轼通览了一遍后，十分感慨。 为什么感慨呢？ 当苏轼看到鲜于子骏写的楚辞“高仿品”后，感慨当时的社会，早都已不再学屈原、宋玉这些个经典了。一旦演奏《诗经》里的诗，就像铁锅与灶台的磕碰声，又像瓮与盎的撞击声，大家听了也都暗暗发笑，昏昏欲睡。 如今，人们喜欢的大都是夷器，比如胡琴琵、琶与羌笛，就连郑卫之声都很少听了，更何况雅音呢？喜欢的人少，想学的人找不到老师，想传授的人找不到学生。 《郑》、《卫》、《桑间》，自古以来都被归类为“靡靡之音”、“亡国之音”的范畴，也就是黄歌、酸曲儿的档次，但在苏轼时代已经算经典了。 胡琴、羌笛这些，苏轼认为充其量算是一些个流行歌曲。 社会现状如此，苏轼还是对老朋友鲜于侁这种在梦寐中回到千年之前，追踪古代的屈原与宋玉，跟他们在静默的世界里交朋友的精神感到敬佩（这哥们尤能神交古人）。 苏轼知道，那些没有经过此类创作的人，绝不会懂得鲜于子骏经历过的艰难与取得的杰出成就。那些不学无术之人，还以为鲜于侁这种人是故作斯文，无病呻吟呢！ 其实鲜于侁这个人，也和苏轼一样，本就喜欢吟诗作赋。 某夜，老先生（鲜于侁年长苏轼十三岁）于新堂夜坐，仰看中天之上的月色皎洁，于是由连理亭步入庭中，徘徊了良久，口占了五言诗八韵。 苏轼在给鲜于侁的《九诵》后作了题跋后，仍意犹未尽。 接着，苏轼又唱和了老先生的月夜诗，这还不过瘾，苏轼还另作了一首。在诗题上，苏轼还无比真诚地特意标出“前次韵，后不次”。 “繁华真一梦，寂寞两荣朽。惟有当时月，依然照杯酒。”、“独作五字诗，清卓如韦郎。诗成月渐侧，皎皎两相望。”（《和鲜于子骏郓州新堂月夜二首》），这些朗朗上口之句，令这两首五言诗成了苏轼的代表之作。 在北宋初年的文臣中，有个人叫杨亿，字大年，建宁州浦城（今福建省浦城县）人。苏轼出生时，杨亿已经故去十一年了。 这个杨亿不仅文才出众，更以气性大而着称。传说杨亿六岁学诗，七岁能文，以神童闻名。十一岁时，宋太宗听到关于他的传闻，命地方官将他送至京城亲自测试他。后被赐进士，曾任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官至工部侍郎。 杨亿的诗歌重雕琢用典，铺陈词藻，讲究声律，被称为“西昆体”，在宋初诗坛上影响颇大。 在西昆诗人中，杨亿是比较突出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诗歌创作与探索为后来欧阳修领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提供了经验与教训，成了宋诗发展过程中承上启下、不可或缺的重用一环。 “近世士大夫文章华靡者，莫如杨亿，使杨亿尚在，则忠清鳗亮之士也，岂得以华靡少之。”这是苏轼对于杨亿文章的评价。 意思是说，近世士大夫中文辞华丽的人中，没有人能比得上杨亿了，假如杨亿尚在世，仍然还是忠诚清廉的耿介之士，难道能够因为他的文辞华丽而轻贱他吗？ 这说明，在苏轼眼里，杨亿这个人文品与人品皆不同凡响，当看到人们都对他死后留下的墨宝珍爱有加时，苏轼也在他的墨宝后作以题跋，赞赏了他的人格风流。 四月二十五，传来黄河上游的澶州曹村埽决口被堵住，并正式改名为“灵平埽”的好消息。 苏轼闻讯，暂时没有了后顾之忧，想来年的庄稼就会丰收，老百姓就能够安居乐业了。于是，就带着感激之情向朝廷上了一道《徐州贺河平表》。 上完贺表，就听闻年时年六十六岁李师中（字诚之）故去的噩耗。 李师中，宋州楚丘县（今山东菏泽市曹县）人，十五岁时，即上书议论时政，由是知名。后中进士。在后来给友人的信中，苏轼吐露道，每念及李六丈（待制六丈，官名，指李师中）之死，使人不复有处世意。再看一看他的诗，禁不住又泪流满面。 关于“待制”这一官名，原本是仿汉代的待诏人设立，因唐时的武则天名“瞾”，为避讳，虽改成了“待制”。宋因唐制，于殿、阁均设待制之官，如“保和殿待制”﹑“龙图阁待制”之类，典守文物，位在学士、直学士之下。 说白了，就是呆在皇帝身边等待诏命或者等候顾问之人。李师中后来累官提点广西刑狱，摄帅事。熙宁初，历河东转运使。知秦州、舒州、瀛州。后为吕惠卿所排，贬和州团练副使，稍迁至右司郎中。 元丰元年（1078）的徐州，在水患退去不久又发生了春旱，灾情十分严重。作为徐州知府的苏轼为了解除旱情，亲往徐州东面的石潭为民求雨，后果得大雨。 这一年的初夏，徐州大地呈现出一派丰收的景象。于是，苏轼就喜赋《浣溪沙》词，直抒胸臆，抒发对于丰收的无比喜悦之情。 “归去山公应倒载，阑街拍手笑儿童”两句巧用晋代山简（山涛第五子，西晋时期名士）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的有趣故事，写出因丰收而无比欢快的乡民与儿童。百姓因丰收而欢娱，因欢娱而共庆共饮，喝得酩酊无所知，街边的儿童观之天真地拍手欢笑，词人眼中的人们那么沉醉于丰收之乐中，作为太守的他的心情便可想而知了。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李怡霖教授在说过：“苏轼拓展了词的题材，具体而言，就是把怀古悼亡、农村山水、闲居躬耕、游览涉猎等一系列只有在诗文中出现的内容移居词中，并以之为依托抒发自己的志向和怀抱”，其所举词例，正是这首元丰元年作于徐州的 《浣溪沙·徐州藏春阁园中》。 第90章 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 大表哥文同寄来了自己的诗作，苏轼答诗并回简，顺便向表哥求画墨竹。 因为，在苏轼眼里，大表哥的墨竹真是到了“胸有成竹”的地步。 生于蜀地的苏轼及文同，打小就对竹子的习性较为熟悉。苏轼认为，竹子自长出一寸长的时候，它该长多少的叶片和竹节都已经是与生俱来的。而古往今来的画竹之人，往往是一节一节地画，一笔一笔地添，这样就难以画出竹子成熟完整的神韵。 大表哥因为画墨竹名声在外，所以上门求画者络绎不绝，来者往往会馈赠一些白绢作为润笔之资。 时间长了，文与可就难免厌倦起来，早已淡泊名利的他，索性将这些上好的白绢做成家人们穿的袜子了。他还告诉前来求画之人，说自己的画竹技法已经全部传授给了远在徐州的苏轼了（把皮球踢给了表弟苏轼）。 这在当时的士大夫圈子里，成为了一时的笑谈。 对于苏轼的请求，大表哥将自己精心所画的《筼筜谷偃竹》赠给了苏轼，筼筜谷位于文与可之前任职过的洋州。 苏轼想起来有一次与大表哥之间的诗词唱和，其中苏轼的诗中有“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筼筜谷》）”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汉水上的竹子，像蓬草一样，既多又贱，在砍除的时候，连竹笋都不放过。料想生活贫寒，又饥又馋的文太守，砍竹笋充饥，已非一日，吃进肚里的的竹子不知有多少，想必渭水岸边上千亩的竹子都被吃进他肚子里了吧。 谁知，当天文与可与妻子正在筼筜谷中游玩，晚饭烧笋而食，打开苏轼的来信一读，失声大笑把饭竟喷了一桌子。于是，关于苏轼与文同的四个成语典故就应运而生了：清贫太守、渭滨千亩、胸有成竹、大笑喷饭。 让人没想到的是，令苏轼一向极为敬重的大表哥文同次年于陈州病逝。 这时候，远在湖州任上的苏轼在一次翻晒书画时，又无意间见到了文与可的《筼筜谷偃竹图》，苏轼禁不住放下画卷，以至于失声痛哭。 元丰元年（1078），五月四日。 朝廷正式下诏，奖论以苏轼为核心的徐州领导班子加固徐州城的扞水之功，该诏书还被徐州府镌刻于石，以为勒记。同时被降诏奖论“立堤救水，城不得没 ”的州府还有济州、齐州和郓州三州。 苏轼按君臣之间的礼节，恭敬地上了谢表。 几天后，京东西路安抚使王克臣（字子难）被改知瀛洲（今宁德蕉城区洪口乡），由贾昌衡（字子平）接任京东西路安抚使、兵马巡检、知郓州。 这位贾昌衡，是北宋着名政治家、经学家、宰相贾昌朝之弟，真定获鹿（今属河北）人。贾昌衡也曾向朝廷举荐过苏轼，乞召苏轼为近侍，但没能成功。 京东西路提刑孙颀，此时被调任湖北转运使，当时的李清臣、孔宗翰为京东东路提刑，辖京东东路、京东西路，而孙颀任京东西路提刑。在苏轼所处的时代，这种各路之间的分分合合，时有发生。 孙颀，一字景修，长沙人，少孤而受教于自己的母亲，后官至太常少卿。 高邮人秦观（字太虚，又字少游，别号邗沟居士，世称淮海先生）要进京应举，路过徐州时，在李公择的引荐下前来拜见苏轼，这是秦观与苏轼的第一次相见。 秦观将他的诗词呈给苏轼，苏轼翻看到了他的词，只见章法、句法相对疏朗，而字法尤显典雅精致。小秦用疏朗流畅的章法，连接精致典雅的词句，使得词句既较柳永高雅，又不似周邦彦那般凝涩晦昧、难以索解，而是融入技艺又不逞弄技艺，这真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佳境。 秦观在徐州没有待多久，便旋即北上。小秦还很会来事，顺道还拜访了在南都的苏辙。 在离开徐州时，秦观写下了那首着名的《别子瞻》，其中的“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不将俗物碍天真，北斗已南能几人。八砖学士风标远，五马使君恩意新。”句，正是抒发了对苏轼真心地仰慕、赞美与不舍的情感。 众所周知，在宋代词体演进的过程中，秦观曾作出过突出的贡献。 秦观的感伤词作形成了词史上影响巨大的抒情范式，在他之前，晏殊、欧阳修以珠圆玉润之笔写作名臣显宦的闲雅之词，晏几道以空灵悠缈之笔写作没落公子的感伤之词，柳七郎风味失之浅俗，苏轼词的豪宕不羁又非“本色”、“当行”，他们皆不能被广大文士所理解和接受。秦观的出现，则成为后世人们普遍师法的对象。 所以，当时的苏轼认为秦观有屈原、宋玉之才。以至于后来，当得知秦观客死于北归的路上之时，苏轼竟发出了“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的哀叹！ 翰林学士王禹偁，字元之，世称王黄州，济州巨野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就已早逝，年仅四十八岁。 欧阳修在世时十分仰慕王禹偁，在滁州时曾瞻仰其画像，还为其作《书王元之画像侧》。苏轼在路过苏州虎丘寺时，也瞻仰过王禹偁的画像。 巧合的是，王禹偁也曾被贬到过黄州，在黄州期间曾新建小竹楼，并为之作记。后来苏轼被贬黄州，在黄州建房子时，方遇大雪，故取名“雪堂”，二者有着异曲同工之雅趣。 今天要说的是，王禹偁有个曾孙名叫王汾，正在兖州任知州。当王汾将先祖王禹偁的碑铭出示给苏轼看时，苏轼联想到恩师与自己对于王公的景仰之情，于是就作了《王元之画像赞并叙》，寄希望王汾能将此文附于家传之中。 苏轼又给大表哥文与可写信，听说大表哥已向朝廷申请到浙郡为官，不知道朝廷是否恩准。 苏轼想说的是，自己也与表哥一前一后向朝廷递上过奏章，想讨一宣城或明州（今浙江宁波）的地方差事，如果都获得恩准，那么，到时候就可以与表哥连船南下了。 七月十五，苏轼郑重地为家乡眉州作文，以歌颂他们的好州守黎錞（字希声）。 眉州太守黎錞，重农桑，减税赋，公平正直，“知州事，仁明不苛”，从而深受眉州百姓拥戴。宋朝的官制，是“三年一磨勘”，即三年期满就要调离。这样的好太守要离开眉山，眉山百姓不干了，万人空巷要留下黎太守。此事报到朝廷，朝廷派人调查后，破例让黎錞又做了三年知州。 苏轼总结，自己的家乡眉州接近古风的好习俗共有三处： 一是当地的士大夫都很看重学习经术并重视宗族亲戚，二是那里的民众普遍尊重官府而惧怕犯法，三是农忙时节农夫们都能很好地互相帮助。那里的百姓对待州守和县令，都会按照古代君臣的关系一样，在官吏离任之后，为他们画像并时时敬奉。 留任后，黎太守更是善待子民，常常与民同乐，眉州的民众更加地信赖他。 其时，眉州官衙后门有一湖，叫环湖。黎太守公务之余，常在湖边游玩。有一天，黎太守突然觉得，如果在这湖边修一座楼台，既为环湖添了一景，又为百姓登临提供了方便，岂不是一举两得。 于是，黎太守拿出自己的积蓄，又号召军民士绅捐助，很快筹齐了建楼的银两。不久，一座二楼三层挑檐的精致木楼就矗立在了环湖边。 楼是修好了，可是取什么名字，请谁来题记呢？黎太守颇费思量，想来想去，他想到苏轼。原来，黎錞与苏轼的父亲苏洵曾是好朋友，年轻时常在一起游玩，吟诗作赋，探讨古今的成败之理。 苏轼虽是晚辈，却与黎錞同朝为官，有忘年之谊。苏轼名满天下，又是眉州人，请他题名作记再合适不过了。黎太守当即修书一封，差人送往当时的徐州。 谁知一等再等，竟无片言只语寄回。原来苏轼正带领徐州军民抗洪赈灾，直到第二年开春，苏轼才将亲笔书写的楼名和《眉州远景楼记》派人送回了眉州。 处理完了家乡的事情，时任滕县（今山东枣庄所辖县级市）知县的王安石同母三弟王安上也向苏轼求作记文。 原来，滕县知县原由范仲淹第四子范纯粹担任，想当年，各地官署的厅堂都但求简陋，人们很忌讳谈论大兴土木之事。以至于即使房屋年深日久、倾斜腐朽，也要装模作样地一任一任地传下去。 而范县令却不避俗事，力排众议地将滕县县衙翻修了一新，新建的公堂及役卒的住舍共一百一十六间，唯独他自己的住所没有翻修。 滕县县衙翻修之后不久，范纯粹将离任，由王安上接任。范县令临走前，亲自交代了王安上要将此次县衙的翻修之事刻碑立石。 也许是自己的四哥王安国的引荐，于是王安上就找到了苏轼。因为在王家兄弟中，数王安国与苏轼最为投缘，也交往最深。 接手这个差事后，苏轼觉得，自古以来的“奉己防嫌”这种事就是个伪命题。 在苏轼所作的《滕县公堂记》中，他举例了东汉后期有个叫效命于曹操的徐奕（字季才），此人为人忠直、表里如一。 由于当时盛行廉洁之风，士大夫们都争相降低自己车马的规格以博取名声，而徐奕却一如既往，所以天下人都认为他过于奢侈。后来，世俗之风日渐奢靡，而徐奕还是以前的样子，天下人又开始认为他太过吝啬。 苏轼的意思是，这位徐公的做派才是真正的品行如一，因其“不改其常”，故天下以为泰。 第91章 “愿公正王度，祈招继愔愔”——题卷恩师张方平 黄庭坚，与苏轼的关系亦师亦友，如今正教授北京国子监。 我们前面说过，此人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既是李公择的外甥又是孙莘老的女婿。老李与老孙又都是苏轼的老朋友，所以说，黄庭坚与苏轼的结识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宋朝的北京就是大名府，宋仁宗庆历二年，为了抵御辽国南侵而由宋仁宗钦定大名府为北京，升大名府为北宋的陪都，也就是北京大名府。 黄庭坚的学问文章，天成性得，于诗尤高，其书法方面的造诣颇深，且自成一家。苏轼在外界对于他的推扬汲引，如恐不及。 苏轼最初是在孙莘老座上见到了黄庭坚的诗文，当时就非常惊奇，认为不是当代人所作。后来，在济南拜会李公择时，看到了黄庭的更多的诗文后，才对于此人出群超众、不着尘埃的超然物外之气，有了更深的了解。 进入溽夏，黄庭坚寄来了自己的《古风》二首，适逢苏轼的家人有人卧病在床，所以也一直没有回复。直到秋暑之时，苏轼才将黄庭坚借物寄情、深得古人意旨的《古风》 二诗郑重拜读，并且以自己不算是古诗人为名，较为谦虚地唱和了两首寄回。 苏轼此举也许是率性而为，我们知道，每逢“诗逢知己”之时，苏轼往往会无所顾忌地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这次也不例外。 坏就坏在这种“率性而为”上了，苏轼的这两首所谓的仿古风之作，又被不久后的“乌台诗案”给盯上了。 在《次韵黄鲁直见赠古风二首》诗中有“佳谷卧风雨，稂莠登我场。陈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被指为是讥讽当今的小人都胜过君子，如稂莠（稂和莠,都是形状像禾苗而妨害禾苗生长的杂草）之夺嘉谷（古以粟为嘉谷）。 而“大哉天宇间，美恶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飞蚊殷回廊。兹时不少暇，俯仰霜叶黄。期君蟠桃枝，千岁终一尝。顾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纷纷不足愠，悄悄徒自伤。” 被指为讥讽那些朝中新进的小人，就像夏月时的蚊蝇纵横，而到了秋凉时节就会偃旗息鼓、自生自灭。 把黄庭坚比作是蟠桃，再把自己比作是桃李，又借《诗经》中的“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来讥讽当今进用之人，都是些小人。 不得不说，按照现在的说法，苏轼的“低情商”确实给他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成都华阳人范祖禹（字淳甫）给苏轼寄来了自己的诗作，这让苏轼非常高兴，连忙唱和了一番回寄。 范祖禹的叔祖为范景仁，因此，他也算是一个官二代。 中国史学界有“三范修史”的佳话，“三范”指范镇、范祖禹、范冲，均为着名史学家。苏轼与范祖禹是老乡，同时，范祖禹的叔祖范景仁对于苏轼兄弟那是极力地推崇与喜爱，所以苏轼与范祖禹的关系一直就很好。 其时，范祖禹正在洛阳协助司马光编着《资治通鉴》，同时也在编写自己的着作。范祖禹曾任着作郎兼侍讲。在讲筵上，他常常言简意赅，无一长语，苏轼称他为讲官第一。 据说，范母是梦见邓禹（东汉开国名将）来到自己身边，随即就生下一个儿子，故取名为“祖禹”。司马光老先生也很喜爱范祖禹，本来范祖禹的表字为梦得，司马温公将其改为淳甫。 范祖禹的来诗中，将苏轼与唐时的张建封、李光弼作比，在苏轼给范祖禹的和诗中，有“犹胜白门穷吕布，欲将鞍马事曹瞒。”句，意思是说，我虽然比不上你说的二位，但不至于像吕布那样低首下心，三易其父而作三姓家奴的。 其时，由于范祖禹正在洛阳司马温公处，所以苏轼才故意对范祖禹开了这样的玩笑。 京东东路转将官梁交，被除知莫州（今河北任丘北鄚州镇），由欧育接任。能从一名武官提升为一州之守，也算是天大的好事。 在苏轼眼里，这位梁左藏不仅是位好哥们，还是能“上殿云霄生羽翼，论兵齿颊带风霜”，一派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将军风范。于是，苏轼作了首诗，外加一首《浣溪沙·彭门送梁左藏》为之送行。 送走了梁左藏，就传来了胡允文病逝的消息。 胡允文，字执中，年轻时就曾师从过苏老泉，直到苏轼到了凤翔府，才第一次见到了胡允文本人，此时的他任凤翔府下属天兴县的县令。 后来胡允文无故被罢黜，再到苏轼任徐州知州时，胡允文的小儿子又在徐州府任刑狱司掌书记，胡允文又跟随儿子来到徐州居住养老，与苏轼再次有了交集，两家可谓是家族的世交。 胡允文之子叫胡掾，字公达，时为徐州狱掾。父亲亡故，按当时的惯例，小胡要扶柩归乡进行丁忧。“节义古所重，艰危方自兹。他时着清德，仍复畏人知。”这是苏轼为小胡送行时勉励他的诗句。 好在这位小胡能够竟不负众望，在后来的峡州州守任内，颇有政声。 铁面御史清献公赵拚之子赵矶要赴两浙路永嘉郡的温州通判任，而他父亲赵拚目前正在杭州知州任上。因此，小赵按照孝道，要先去杭州觐见自己的父亲。 从京师南下经过南都时，苏辙为之作诗送行，到了徐州，苏轼又次韵苏辙的诗，为小赵送行。 送走了小赵，苏轼将次韵黄庭坚的《古风》诗书写了一下，寄给了好友王巩，让王巩也感受一下黄庭坚深得古人意旨的诗词之美。 元丰元年（1078），八月十二，徐州的黄楼落成，同日，苏轼的长孙也呱呱坠地。 苏轼长孙的乳名叫楚老，长得白白胖胖，苏轼以为“体甚硕重，决可以扶犁荷锄”。隔辈亲的喜悦一时于苏轼的心间弥漫开来，按照苏轼早先的设想，其孙辈皆以竹名，意思是名字都取与竹子有关的字眼。 本来嘛，“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苏轼，对于竹子那是情有独钟的，这位长孙于是就被取名“箪”，意指古时候盛饭的圆竹器。 次日，带着喜悦的心情，苏轼将朝廷为钱氏家族修建的《表忠观碑》碑文书写了一遍。 这年中秋，擅作中秋词的苏轼抬头望月，不免优思顿上心头，这六年来只有去年与弟弟子由在一起，“六年逢此月，五年照别离”。 想到这，苏轼随手就作了《中秋月》三首寄给了子由，同时，还把苏辙此前所作的《中秋见月和子瞻》又唱和了一遍。 后来，有评论家称，两位苏公中秋在徐州的唱和诗，那首七言的诗“可拍谪仙（李太白）之肩”，而那三首五言诗，“清丽者似鲍（鲍照）庾（庾信），闲杂似韦（韦应物）柳（柳宗元）”。又称，前人中秋之作多矣，至此一洗万古而空之！ 事后，苏轼又将自己这三首《中秋》诗，连同少量的建州茶叶和兖州所谓墨块，一同寄给了二堂兄苏不疑，，以致思念之意。 张方平之妻永嘉郡夫人马氏亡故，苏辙以兄弟二人的名义，为师母大人做了祭文。 马夫人是河北大名人氏马绛之女，其父马绛初入仕途时，以秘省校书郎，出任婺州义乌知县。 马绛到任后曾打开县衙大门，凡是打官司的人都可以直接进入庭堂，马绛给他们辨别是非对错，并乘机用道义教化勉励他们，百姓都服从判决而离开，从此再没有再告状的了，社会安定，太平无事。十年以后，父老乡亲中还有称赞马绛的。 到了九月，徐、沂等三州的士子都来到“房、心二宿相交”的徐州参加乡试，考场就设在黄楼之上。 这一天，秋高气爽，水落石出，黄楼上贡品无数，灵龟居于前列。 这完全是按照古礼进行的一次选士的盛典，先是乐曲三奏，取《诗经·鹿鸣》之义。京东路的长官前来劝勉，乡先生居于正位，主考官由孙勉（孙觉之弟）、顿起担任。 此次考试，在苏轼的全力操持之下，办的是有声有色，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令人不解的是，自从此次考试后，顿起这个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未有相关的文字记载出现在苏轼的一切文集中。 过了些时日，张方平的女婿、老朋友王巩自南都来。 王巩带来了岳父张方平的近作《乐全堂杂咏》，让苏轼在卷尾题诗。王巩过南都时，苏辙给他写有送行诗。 苏轼拿到恩师的诗集后，逐一细细地拜读后，在卷尾恭敬地题了诗。 之后，苏轼又在封好的诗集封面题下：“上还宣徽太尉丈丈，表侄蜀人苏轼谨封”，让王巩收回后交于恩师。 苏轼给恩师题下的五言长诗，旁征博引，谈古论今，着实是展示了自己的学识及实力。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是，此时“诗逢知己”的苏轼，又犯下了一种所谓“口不择言”的禁忌。 “人物一衰谢，微言难重寻。殷勤永嘉末，复闻正始音。清谈未足多，感时意殊深。”被指苏轼借晋元帝时卫玠初过江左，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说苏轼是想表达说如今人物衰谢，不经意间见到了张方平文章之才气，以此讥讽当朝风俗之衰薄。 “少年有奇志，欲和南风琴。荒森蜩蚻乱，废沼蛙蝈淫。遂欲掩两耳，临文但噫喑。”被指苏轼自称少年有志，欲和天子的熏风之诗，又见当朝学者皆空言无实，文字杂乱，故以荒林废沼比朝廷新法屡有变更，事多荒废，致风俗虚浮。当朝学者出语荒诞，如蜩蚻之声乱，赶紧掩耳不与论文也。 最后的“萧然王郎子”、“云见浮丘伯”被指是借王巩比王子，以“浮丘伯”比张方平。“愿公正王度，祈招继愔愔。”被指苏轼劝张方平勿为虚言之诗，应当多作像祭公谋父作的《祈招》之诗那样，能讽喻朝廷得失的诗作。 走笔至此，笔者都有点头大了，一首师生之间的赠诗，竟然衍生出这么多的歧义来。孰是孰非，这么多年过去了，其本意如何，那只有去问一下始作俑者——苏轼本人了！ 第92章 彭城时期的志得意满 元丰元年（1078），重阳节。 徐州的黄楼正式竣工，适逢佳节，趁清虚居士（王巩）也在，苏轼决定举行一场全民大联欢，演奏一些宏大的音乐，共同来庆祝黄楼的落成。 关于这座黄楼的用料，还得从西楚故宫说起。 公元前206年，项羽在秦末战争中获胜，定都徐州，于是大会诸侯，分封了十八个王，他自称西楚霸王，故称其居住的地方为西楚故宫。 唐、宋两代，西楚故宫成为当时的刺史衙门，里面有座霸王厅，一直没有人敢坐。 苏轼到徐州任知州后，因建造黄楼缺少材料，又厌恶其有名无实，遂将旧故宫拆除，用拆下来的材料修建了这座黄楼。 如今重修的黄楼，位于今徐州市黄河南路，故黄河南岸大堤上的庆云桥东故黄河公园内，已成了今日徐州的五大名楼（即彭祖楼、霸王楼、燕子楼、奎楼、黄楼 ）之一。 苏轼在黄楼上歌舞升平之时，收到了张安道之子张恕的寄诗，后来得知，小张也给苏辙寄了一首。兄弟俩得诗后，还互相唱和了一番，这是他们多年来的习惯了。 秦观寄来了祝贺的书信和一篇《黄楼赋》，陈师道也做了《黄楼铭》，众人的烘托，使得这次黄楼之会更加的盛世空前。黄楼之会后，苏轼又在彭城举行了黄楼诗会，并邀请了王巩、颜复、张天骥等众多文朋诗友。 九月十七，张天骥、苏轼带着颜复、王巩登了云龙山。云龙山位于徐州城西二里，这是隐士张天骥隐居的地方。 张天骥 ，字圣涂，自号云龙山人，又称张山人。此人常隐居于徐州云龙山西麓的黄茅岗，以躬耕自资，并奉养父母。 一行四人趁酒兴结伴游黄茅冈登云龙山，山上乱石如羊，几次差点跌倒，中途不胜酒力，只好醉卧在黄茅冈上一块较为平整的大石板上休息。恰逢路人看见，禁不住大笑，都知道这是太守酒醉而佯狂了！ “醉中走上黄茅冈，满冈乱石如群羊。冈头醉倒石作床，仰看白云天茫茫。歌声落谷秋风长，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此时此景，激发诗情，苏轼写下了《登云龙山》。 这是苏轼近年来少有的欢愉，一是郡内政通人和 ，二是有着至交好友王巩在身边的陪伴。 清代刘廷玑在《黄茅冈诗》中学道：“满丘乱石也平平，一醉坡仙便着名”。此石因此而得名：东坡石床。 在此逗留已经十日，好友王巩就要离开了。 “去国已八年，故人今有谁。”、“公子表独立，与世颇异驰。不辞千里远，成此一段奇。”其时的朝廷里，王介甫与吕惠卿当权，正人君子们皆以异论，被指为流俗而排斥在外。王巩虽处朝中，但异于常人，始终不肯屈节为用。 王巩在徐州期间，苏轼陪他游泗水，登桓山，吹笛饮酒，常常是乘月而归，从游甚乐。在此期间诗词唱和一百余篇，以至于苏轼在黄楼上曾说，李太白死，世间无此乐三百年矣。 王巩离别前，苏轼作诗相送，并将二人的唱和诗寄给弟弟子由。 元丰元年九月晦日，三郡之士举于徐州，齐聚黄楼之上，以修旧事，并举办了鹿鸣宴会。 这个月，苏轼身边发生了不少的事情。 首先是刘恕（字道原）病逝。刘恕这个人，前面多次提及过，此人也以史学擅名，在京师时，他就是苏轼的同事兼好友，曾经与苏轼形影不离地环绕于司马光老先生周围，是个反对王安石集团的最为彻底的勇士。 早年因得罪了王安石，自度京师难留，便请求到南康(今星子)监酒税，顺便还能归养自己的父母。 刘恕之弟刘格（字道纯），此人“读书强记辨博，文词粲然可观，而立节强鲠，吏事亦健（苏轼语）”，但始终未获大用。刘格此次来到徐州，带来了其兄故去的噩耗。 苏轼因惜其才，连忙给好友、时任京东东路转运使的鲜于侁去信，想让好友为刘格谋一差事。 杭州僧道潜来访，这是二人的初次相识。 道潜，字参廖，（今属浙江杭州市临安区）浮村人。 “能文章，尤喜为诗”。其中有“风蒲猎猎弄清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句尤为苏轼所喜爱，给文与可写信时告诉大表哥，说道潜诗句之清绝，甚至与林逋不相上下。 诗僧道潜，自幼出家。本姓何，后赐号妙总大师，於潜道潜与苏轼诸人交好。 后因写诗语涉讥刺，被勒令还俗。后得昭雪，复削发为僧，着有《参寥子诗集》。 苏轼遭贬谪居黄州后，道潜不远千里相从，居留一年多时间，后复回於潜西菩山中。到苏轼贬居海南，道潜打算渡海相随，苏轼写诗劝阻。由于他和苏轼的关系，道潜也受牵连而治罪还俗，谪居兖州（今属山东）。 建中靖国初年（1101），方受诏复还，仍削发为僧。 崇宁三年（1104）赐号妙总大师。崇宁末年（1106）归老于江湖。 据说有一次，苏轼在酒席上想跟道潜开开玩笑，就让一个歌妓去向他讨诗。 道潜当时口占一诗说：“多谢尊前窈窕娘，好将幽梦恼襄王。禅心已作沾泥絮，肯逐春风上下狂？” 苏轼见之大喜曰，我尝见柳絮落泥中，私谓可以入诗，偶未曾收拾，遂为此人所先，可惜也。 闾丘孝终路过徐州，苏轼赴《浣溪沙》赠之。 闾丘孝终，我们前面讲过，此人字公显，苏州人，苏轼倅杭前往苏州赈灾时，与刘述曾在闾丘孝终家饮宴相聚，赋诗为乐。闾丘孝终后曾在黄州任太守，日后，苏轼因写诗讪谤朝政被贬到黄州以后，就在闾丘孝终手下任职。 闾丘老先生为官清廉，为人正直，他知道苏轼才高八斗，是个饱学之士，并没有打击、排挤他，而是很敬重他，凡有宴会，总要请苏轼一起出席。 闾丘孝终在黄州筑有栖霞楼，常常邀请文人墨客饮酒赋诗，苏轼也常常与会。 由此，苏轼与闾丘孝终交往甚密，友谊深厚。 徐州属地滕县（今属山东枣庄）的时同年（姓名不详）建了一座西园，苏轼为之题诗并画竹。 这段时间，苏轼与两浙转运副使王廷老（字伯扬）多有唱酬。 杭州通判傅裼离任，继任者为田叔通，苏轼作诗送行。 这位田叔通，也就是新知州苏轼到任的消息传来，带着徐州府衙领导班子成员即刻出城相迎的那位本州官员。 到了十月，苏轼为秦观的《汤泉赋》作了跋，还赠与吴琯（字彦律）自己的文章《日喻》。 “为问登临好风景，明年还忆使君无。”继同年九月九日的落成典礼后，十月十五下元节，苏轼再次在黄楼设宴聚会，并作此诗记录彼时的盛况。 这句诗的意思是，请问在座的诸位，今日能一起登临这风景绝佳的黄楼，可明年的今日，谁还会忆起我这位太守呢？ 这是苏轼任职地方的第四年，虽然离京并非其所愿，但是，旷达乐观的他极能随遇而安，不论任职杭州、密州还是徐州，皆能因势利导除弊革新，造福一方百姓。苏轼有理想和抱负，此次治水的成功让他取得了不俗的政绩，也令其心生鼓舞。 下元节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又称水官节，古人在这一天祭水官祈祷消解困厄。 于苏轼而言，这个下元节注定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十月十五日观月黄楼席上次韵》记录的就是他彼时的心情，既有惊心动魄过后的惬意也有成就满满的欢喜。 十月既望，苏轼给大表哥文与可去信，先是赞扬了道潜诗句的清绝，及其为人，还向表哥催作《黄楼赋》。 此时，徐州任上的苏轼正是人生的志得圆满之时，为国尽忠的念头始终在心底盘旋。 于是他提笔给朝廷又上书了一封万言书，由于文字太多，不再一一列举。 大概的意思就是，徐州乃南北要冲地带，过去的项羽就曾舍咸阳而定都彭城，加之汉高祖刘邦也为沛人，因此这里的百姓逐渐养成了凶悍桀骜的习气。 但是徐州城防备松懈，兵力稀少，徐州东北七十余里的利国监，自古以来就是官府的冶铁场所，四方商贾林立，地方上又财主百余家，金银财帛堆积如山。 三十六冶又是生产兵器的地方，而当地守卫的兵士极少，如果当地的冶铁富户散尽家财以招募兵勇，那么数千乌合之众的队伍完全可在一夜之间完成。 徐州城虽三面环山，地形有利，但是用于战备的高台却残破不全，加之城大而兵士奇缺，紧急情况是难以坚守的。现在徐州城里可用于作战的士兵只有一千人左右，陛下不妨将南京（今商丘）新招的骑射两指挥军队移驻徐州，况这些士兵也多是徐州本地人。 苏轼的本意无非是今人所讲的“未雨绸缪”，他觉得天下无事之时，多谈谈盗贼之事，看似有点杞人忧天，但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盗贼蜂起之时，因武备无力制止而发生的惨剧。 面对当地有名的盗贼如何九郎等人，苏轼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人去缉捕。 但他听说沂州（治所今临沂市临沂城）葛墟村有个叫程棐的，与弟弟程岳感情深厚，弟弟因与李逢有来往而被下狱。李逢本为余姚县主簿，熙宁八年借宗教掩护，进行反抗活动，因沂州民朱唐告发，被捕入狱，与之有所交往的，多人被处死。 苏轼想让程棐将功赎罪，为国效力，程棐也愿意尽力，于是苏轼就给他发了委派公文。 但是，不到一个月，苏轼将要调任湖州，程棐相送出境。苏轼也对程棐承诺，不管自己调到什么地方，事成之后一定会向朝廷上奏程棐的功绩。 结果，等程棐如愿地将当地的盗贼全部缉拿归案时，苏轼被治罪下狱，等到苏轼被贬到黄州后，程棐又派人去黄州向苏轼汇报缉盗的经过。 苏轼作为罪人，本不该再过问此事，但为了此前的承诺，又给朝中的章惇及文彦博等人反映了此事，希望朝廷对程棐之弟网开一面。 这是后话。 第93章 徐州煤炭开采利用第一人——北宋大文豪苏轼 元丰元年（1078）九月前后，王巩离开徐州时，苏轼托他到京师见到王诜驸马时，请驸马爷觅祠部一两道与相知的僧人。 到了次月，王巩就给苏轼写信说，驸马爷已经答应了此事。 亳人王定民，字佐才，此人善书，此时给苏轼寄来了自己的诗作。苏轼回信时，想请他为黄楼题字，“欲寄鼠须并茧纸，请君章草赋黄楼。”（《答王定民》） 这位王定民，本是状元王俊民的弟弟，有说是山东东莱人，有说是亳人，而孔凡礼老先生比较支持后一说法，所以我们就这里就认定为后者。 至于这位王状元，苏轼还编过他一个段子： 说他考中时，醉酒后坠入汴河，被水神救出，水神说，你还有三百千的口粮钱没有花销，还不能死。结果此事被一个久考未中的秀才听说，他也佯装醉酒而掉入汴河，水神也将他救出。 他连忙问自己还有多少口粮没有花销，水神说，你还剩多少口粮我不知道，但如果你今天死在这里，你的那三百缸咸菜就无处打发了！ 十一月初八，苏轼又带着宾客僚属去云龙山看望山人张天骥，张山人在云龙山的缺口处筑有一亭，还豢养两只仙鹤，每天早上将鹤放出去任其翱翔，傍晚则迎鹤于亭下。 苏轼因羡慕张山人的淡泊与旷达，专门为之作了一篇《放鹤亭记》。 在这篇记文里，苏轼表达了隐士们因放飞自我而得到的真正的自由。他说，迷失心性的东西，没有比酒更为厉害的了，但是，刘伶、阮籍之流却恰恰因为嗜酒保全了真性情而留名于后世。卫懿公因好养鹤而亡国，但是“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周易》与《诗经》中都拿鹤来比喻贤人君子和道德高尚的隐士。 所以，苏轼对张山人说，国君与隐士的快乐本来就不可同日而语。隐士们连迷乱心性的酒都能免疫了，更别说能亡国的鹤了！ 这些惊世骇俗之谈，让张山人一时受宠若惊，惊掉下巴般问道，真的是这样吗？ 后来，有人不解地问苏轼道，云龙山人张天骥无非一无知村夫，苏公却为他作了《放鹤亭记》，把他比作古隐士，还在赠诗中称其“脱身声利中，道德自濯澡”，是不是有点过了？ 苏轼笑道，“装铺席耳。” “铺席”为宋人俗语，意即“门面”。 这段对话说明，即便在当时，依旧有人不曾吃透文章，以为作者在无端抬高、歌颂张天骥这一“无知村夫”。而作者的诙谐答辞则又透露出了其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消息——无非是借说山人来寄托自己的感慨罢了。 原来，此时的苏轼浪迹在外已第八个年头，不能还朝，心头难免产生郁塞之感。 仕途不如意，归隐亦不能得，因羡慕山人之闲放，感慨自身之受束，便措辞巧妙地表白自己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对党同伐异的官场的厌恶与不满。 宋城县县令、秘书丞王兢（字彦履）在宋城县北的“蒙县故城”（今商丘梁园区蒙墙寺村）建有庄周祠。 十一月十九，苏轼应王兢之邀写了《庄子祠堂记》一文。 庄子，本名庄周，出生于宋国蒙邑，是宋国公室的后代，战国时期哲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关于“蒙邑”的现代地理位置有多种说法，如河南商丘、安徽蒙城、山东东明等。庄周因崇尚自由而不应楚威王之聘，生平只做过宋国地方的漆园吏，史称“漆园傲吏”。庄子最早提出了“内圣外王”的思想，对儒家影响深远。 在《庄子祠堂记》中，苏轼主要表达了庄子的作品及内心深处不仅不是诋毁孔子的，反而是将对孔子的尊敬达到了极点。 苏轼的一些作品如《让王》、《说剑》、《渔父》、《盗跖》应该与《列御寇》合为一篇，否则难免会让人断章取义。因为古书划分章节和篇名的加注，都是由后人来完成的，后人流传中的曲解与偏颇，并不能完全代表庄子的本意。 腊月十二，苏轼托道潜（参寥子）转致秦观了一封书信。 道潜送完书信后，便返回了徐州，并在此逗留数日。这期间，苏轼曾陪同道潜游览了徐州当地的戏马台，黄楼，还放舟于百步洪之下，夜游百步洪东崖并题名。 戏马台位于今天的徐州市中心区户部山最高处，原是徐州最最负盛名古迹之一。 公元前206年，盖世英雄项羽灭秦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即今徐州），于城南的南山上，因山为台，以观戏马、演武和阅兵等，故名戏马台。 百步洪，即徐州三洪之一的徐州洪，是泗水的一处急流，位于现在徐州市区故黄河和平桥至显红岛一带，长约百步，因巨石盘踞长百余步而得名。 泗水是古代着名河流，在徐州城东北与西来的汴水相会后继续东南流出徐州。其间因受两侧山地所限，河道狭窄，形成了秦梁洪、徐州洪、吕梁洪三处急流。 “洪”是方言，石阻河流曰洪。 “三洪之险闻于天下”，而尤以徐州、吕梁二洪为甚。 也就是这一时期，道潜写下了他那着名的诗句：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 道潜《参寥子集》中一首诗序，提及到自己在徐州时的往事： 当时，道潜与苏轼在虚白斋闲坐，正好有客人送给苏轼一条活鱼。苏轼转赠给道潜，让其放生，并令道潜以此事为题作诗。 道潜作诗后，苏轼又和诗一首。偏偏这首和诗，最后也出了问题。 《乌台诗案》：其中“疲民尚作鱼尾赤，数罟未除吾颡泚。”中的“鱼尾赤”，俗话说，鱼劳则尾赤，被指苏轼是讽刺当时的徐州大水过后，民夫们劳役迭起，苦不堪言。而“数罟”指最细密的渔网，被指苏轼是嘲讽朝廷的青苗、助役之法，就像密网之取鱼，对民众的攫取简直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 徐州大水之后，又是百日不雨，以至于冬日里雪不敛尘，麦不盖土。 鉴于前任太守傅尧俞曾在雾猪泉祷雨成功的案例，苏轼便带着徐州教授舒焕（字尧文）来到徐州辖下的萧县，前往萧县东南五十里雾猪山上的雾猪泉为民祷雪。 在这里，苏轼不仅专门作了《祈雪雾猪泉祝文》，还与舒教授唱和了一番。 至于此次祈雪的效果，史上没有记载，但关于苏轼与徐州的煤炭开发，却有着明确的记载。 徐州是华东地区重要的能源基地，其煤炭开采和利用历史极为悠久。据史料记载，徐州在宋朝的时候就开始使用煤炭。 有趣的是，为我们留下这一珍贵历史文献的，不是史学家，也不是科学家，而是苏轼。更为有趣的是，有关宋朝时期徐州煤炭开采的史料，不是见于史书或方志，而是苏东坡乘兴而作的诗文《石炭》。 “彭城旧无石炭。元丰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访获于州之西南白土镇之北。以冶铁作兵，犀利胜常云。”这是苏轼在其所作的《石炭》诗前的引言。 石炭，即煤，苏轼把这些石炭称之为“山中的遗宝”，在宋时不少地方已逐渐为冶铸业与民用生活燃料。 徐州自上年大水之后，燃料缺乏。 水灾之后，又逢旱灾；旱灾稍缓，寒灾接踵而至。是年冬季，徐州连降大雪，天气异常寒冷，薪柴奇缺且价格高昂，一床被子连半捆湿柴都换不到。 为御严寒，百姓迎风冒雪，四处奔走，争相砍伐林木，以致“千里禾麻一半空”，居民烧火做饭以及取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麻烦。 苏轼不忍百姓遭此饥寒，便积极组织人力，四处寻找煤炭。 经过一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元丰元年腊月间于徐州西南的白土镇，发现了储量可观、品质优良的煤矿。 找到煤炭后，徐州百姓们欣喜不已，苏东坡更是激动万分，挥笔写下了一首传诵千古的《石炭》诗。 徐州开煤矿，是苏轼仕途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记叙此事的《石炭》诗，不仅是我国古代煤炭史上的第一曲赞歌，更是我们今天研究徐州煤矿发展史的第一篇史料。 道潜过淮上时，又托专人给苏轼捎来了书信。 在信中，道潜表达了对苏轼的念念不忘之情，令苏轼异常感动。 苏轼回信说，每次在来到逍遥堂时，想起与道潜禅师一起游览并夜宿的经历，没有不怅然的。对参寥子寄来的三首诗作，苏轼觉得无不清新美好，读之都不忍释手，姑且先唱和一首附信寄回。 只是参寥子求作的真赞，苏轼因公务繁忙还尚未动笔。 在回信中，苏轼还对参寥子说，明年开春自己会向朝廷谋求一个江浙一带的州郡任职，到时候会第一时间通知他。道潜所要的墨条，苏轼已给准备了两条上品的，改日奉上。 苏轼所说的谋求江浙一郡，并非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他还确实向当时的枢密院一位朋友写信求助。当时的枢密使为吴充，枢密副使为王韶，而冯京、孙固、吕公着、薛向、曾孝宽等苏轼的一众朋友都在枢密院任要职，至于苏轼的求助信是写给哪位朋友的，今天已不得而知。 不过苏轼给亲家翁、范镇三子范百嘉（字子丰）写过信，却是有着确切记载的。 范百嘉之女已经许配给了苏过，虽然此时的苏过年方七岁，但在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代，苏轼就可以亲家翁的口吻互称了。 在给范百嘉的信中，苏轼说他听到浙江四明来年四月有个空缺，尚未定下人选，想让亲家翁在朝中打探一下，找找门路。苏轼也知道这事确实有点使范百嘉作难，但为了能够到江浙一带任职，就在所不惜了。 后来，在得知不能到四明去的消息后，苏轼只得退而求其次，开始谋求到淮浙一带了。 正在此时，苏轼得知大表哥文与可已经被除知吴兴（湖州）。在为表哥庆贺的同时，苏轼还告诉表哥，自己目前在谋求到安徽宣城任职，如果愿望实现，那么与表哥任职的州界将是接壤的，那将是一件奇事。 他还告诉大表哥，这次沿南河赴任时，行船会很难。因此建议表哥走五丈河，经曹、郓、济三城到徐州来与自己相会，然后再从泗水进入淮河。 苏轼说他写此信时，毛笔已经上冻，因此自己的字迹及其表述都不够严谨。但我们知道，苏轼对大表哥表达出的渴望团聚之愿望却是格外真挚的。 第94章 徐州会猎及文同之逝 我们知道，秦观要进京应举路过徐州时，在黄庭坚的舅舅——李公择的引荐之下前来拜见苏轼，这是秦观与苏轼的第一次相见。 谁知，秦观此次赴京的科考却是铩羽而归、名落孙山。 面对自己所看重之人的科场失利，苏轼自然为秦观鸣不平。他在写给秦观的书信中，安慰道，“此不足为太虚损益，但吊有司之不幸尔。” 意思是说，这次考试的结果，不足以影响到你什么，反而是科场的决策者应因失去你这样的人才而不幸。 同时，在次韵参寥子的三首七言绝句诗的诗题上，苏轼竟然加注了“时秦君举进士不得”这样的字眼，可见苏轼对于秦观的无限怜惜之情。 这时候，度支员外郎（六品寄禄官，不预司务）宋迪（字复古）拿来自己的画作向苏轼求跋。 此前因为转交董传后事的安葬费，苏轼曾交由宋迪代办过。此人擅长画山水，其临摹作品中得意者有： 平沙落雁、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谓之八景。 苏轼因慕其才，常与之交往。在宋迪的一幅《潇湘晚景图》上，苏轼题过三首诗，还对宋迪的小儿子汉杰的画技也赞不绝口。 徐州的黄楼建成后，苏轼觉得此楼是密州的超然台所不能比拟的，所以，已经事先请大表哥文与可创作一篇《黄楼赋》，以便刻石于黄楼之上。 过了一段时间，意犹未尽的苏轼，专门安排石康伯（字幼安）前往京师亲自拜见文同。石康伯这个人，字幼安，眉山人，石扬休（字昌言）之子。他与苏轼是亲家，因为苏轼的长子苏迈续娶了石康伯之女。 石幼安曾与文与可有交往，二人亲如兄弟，所以得到文与可的画自然就多。 苏轼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安排，一是想当面催一下表哥，让他赶快将《黄楼赋》写出来，自己将亲笔书写后，刻石并置于黄楼之上。二是让石康伯给表哥带去绢帛四幅，还想求作竹木、怪石于其上，想把表哥的画作当作屏风安放在黄楼上，当作徐州永远的奇观。 苏轼认为，既然有了文同的诗赋与画作在，那么，后世就会倍加珍惜黄楼，有了损坏就会勤加修葺，黄楼就不会因日久而破败了。 可以说，苏轼对于文同艺术地位的见解是极为独到的，时至今日，文与可得以流传下来的墨竹等画作，仍被当作国宝而收藏。 在苏轼托石康伯带给大表哥的信件里，苏轼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思：那就是建议表哥在作《黄楼赋》时，一定不要过多地赞誉自己，若不这样，自己将不好意思亲笔书写了。 石康伯走后不久，苏轼便收到秦观的来信。 信中，秦观首先感激老师与参寥子的安慰之情，再就是故作一些看淡世情之辞，以化解自己落榜后的窘态。 还有就是，远在南都的弟弟子由，曾请恩师张方平为父亲苏老泉重写墓表。如今，张老先生已经将墓表重新写了出来。 张方平不仅将苏老泉新版的墓表寄给苏轼，还特地将苏洵的《辨奸论》一同附上，苏轼接到信拜读其父的遗作之后，不由得涕泪交加。 苏轼知道，想当初先父在创作《辨奸论》时，就连他们兄弟俩都觉得“未免太过分了”。但是，彼时的张大人一看到这篇文章，就赞不绝口，甚至觉得与自己的观点不谋而合。后来，又经过张老先生的推介，人们才逐渐知道了原本寂寂无名的苏老泉。 因此，苏轼又专门就此事写了信，郑重地拜谢了张方平大人。 这段时间，苏轼与欧阳修的次子欧阳奕（字仲纯）互通书信较为频繁。 但以父恩被授予官职的欧阳奕，却是英年早逝，役年三十四岁。 欧阳仲纯病逝后，苏轼在写给他的祭文中，沉痛地回忆了他们相识于颍水之滨，后来居官光禄丞的欧阳仲纯又到京东去看望自己的往事。 在京东的日子里，夜晚二人曾拥被长谈，通宵达旦也没有将要说的话说完。欧阳仲纯以家父欧阳文忠公般的高尚品行，适时地教导苏轼如何处身立世和躲避祸患。 此时，好友章惇在湖州知州任上转而正丁母忧。 苏轼闲来无事之时，就给章惇写信，二人会就当时的时事进行一些真诚地交流。 受元朝人编写的《宋史》影响，人们误以为章惇一直在迫害苏轼苏辙兄弟。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事实是苏辙迫害章惇在先。 按常理判断，在北宋晚期党争中，苏轼并不处于元佑党人（旧党）职级的最高端，他的最高官位是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同时期在之他上位任宰辅的有多人。 但苏轼却是遭到打击和迫害最残酷、最严厉的一位，因此仅仅用政治理念不同引发的党争导致被迫害解释不通。 其实，对于这段历史稍加考察，就不难发现，欲置苏轼于死地的一个关键人物就是章惇。 在苏轼被流放惠州、儋州期间，章惇都是手握执政大权、威高震主的宰相。苏轼先生也完全清楚，章惇是他最凶恶的敌手。他甚至也清楚，以章惇的个性，要置他于死地，完全在意料之中。 但章惇凶恶的程度和手段之毒辣，也许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 正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关于苏轼与章惇之间较为复杂的爱恨情仇，我们以后会详加解读。 现在的苏轼与章惇，还是一种好朋友加同年的关系。 乌镇人沈沔，邀请苏轼为他家的天隐楼题诗。 天隐楼，为是沈沔所建。十几年里，沈沔广泛征求名家题诗，天隐楼，可以说是越隐越出名。 “楼上新诗二百篇，三吴处士最应贤。非夷非惠真天隐，忘世忘身恐地仙。”（《题沈氏天隐楼》），苏轼题诗前，天隐楼上的题诗已经非常多了。但苏轼毕竟是苏轼，满满地文化自信，他看了这些诗，提笔写下了这首《题沈氏天隐楼》。 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州西安县）人何恭（字钦圣），给苏轼寄了一首超长的七言诗。 在当时，因为王安石的学术极为冷僻，其三经精义更是不得人心。而何恭这位官员则是反其道而行之，挑灯夜战，搜索枯肠作下了一首“语甚瑰伟”的长诗进献给苏轼，想让苏轼今后去推尊王安石。 苏轼接到长诗后，对于何恭那种语不搭调的溜须拍马之言，虽然心存不然甚至是作呕，但还是礼貌性地婉拒了。 元丰二年，苏轼已经四十四岁了。 春节过后的正月初七，苏轼带领一众幕僚及京东第二将雷胜等人，在徐州城西举行了一场小规模的射猎活动。 原来，陇西人雷胜，由于平素勇猛果敢应招入伍而得到官职，现任京东第二将。此人不仅臂力超人，骑马射箭都敏捷精妙。徐州人都想一睹此人的风采，于是苏轼就借这次狩猎活动，搞了一场全民大联欢，以拉近军民之间的关系。 当时参加的人还有，殿直郑亮和借职缪进，这两个人都骑马而来，对于弓箭刀枪，无不精通。此外还有驻泊黄宗闵，这个人看外表像是个书生，但着戎装骑马时，能够一马当先超越众人。 这天，刚下过一场小雨，地面湿润，微风和煦，前来围观的军民有好几千人等。 苏轼决定以“身轻一鸟过，枪急万人呼”十个字为韵，令参与者分别赋诗。结果，以武力着称的雷胜自然不擅此道，张口结舌、面红耳赤地半天也诌不出一个字，苏轼只得捉刀为其代作一首。 各位诗成之后，苏轼又专门写了一篇《猎会诗序》，附在众人的诗后，作为此次活动的纪念性文字。 元丰二年（1079），元宵节。 苏轼应好友王巩之请，为其父懿敏公王素（字仲仪）作了《王仲仪真赞》。另外，王巩还想请苏轼给他们家族的三槐堂做一篇记文。 三槐堂位于京师开封的仁和门外，因为王巩的曾祖、兵部侍郎王佑手植三株槐树而得名。 当年的王兵部手植三株槐树的本意，是寄希望于自己的家族能出一位位列三公的人物。结果，到了第二代他的儿子王旦在真宗朝就被封为魏国公，后官至宰相，果然成了位列三公的人物。 四天后，七十二岁的赵清献公赵拚被朝廷加太子少保致仕，退居衢州。 也就是说，赵拚以“太子少保”的级别光荣退休了。 太子少保，为东宫官职，均负责教习太子。太师、太傅、太保，都是东宫官职。太师教文，太傅教武，太保保护其安全。少师、少傅、少保分别是他们的副职。合称“太子三少”或“东宫三少”。 后来已是名存职异，只是一个荣誉称号，一般作为一种荣誉性的官衔加给重臣近臣。古代不少人的太子太保等头衔只是一个荣誉称号，并不是真的给太子上课。 赵拚在任上的弹劾不避权贵佞幸，美誉鹊起，京师称之为“铁面御史”。 他极力要求朝廷区分君子、小人，认为：“小人虽然过失小，也应努力清除；君子不幸犯了过失，却应保全爱惜，以成就其德行。”不管是在外任职，还是身居朝堂，没有他做不好的地方。 带着对赵老先生的敬重之情，苏轼在闻知赵拚致仕的消息后，真心地上了一道贺启。 刚忙完赵清献公的事情，次日，苏轼就得到了大表哥文与可病逝于陈州的噩耗。 表哥文与可刚刚六十二岁，苏轼对于这位大表哥常常是称颂不已，说他的为人“端静而文，明哲而忠”，与可老兄独独对竹情有独钟，把竹称为“竹君”。 如今，这位始终在私下里默默地规劝自己、提醒自己的兄长般人物，真的与自己阴阳两隔了。 第95章 再度离任，留别彭城 元丰二年（1079），正月晦日。 已经换上了春日衣物的四十四岁的苏轼，与毕仲游、舒焕及其子舒彦举、寇昌朝、王适王遹兄弟、道士戴日祥，还有自己的长子苏迈一起泛游于泗水之上。 他们登上桓山，进入石室，赋诗唱和。 桓山是徐州北部古泗水北部的一座历史名山，传说有春秋时期宋国司马桓魋（音推）之石室墓，故名魋山，又名圣女山。桓山位于今江苏徐州市东北二十七里茅村镇洞山村，在徐州，说起北洞山大部分人都知道，但说到桓山却很少有人知晓。 在石室里，苏轼令道士戴日祥弹琴，演奏古曲《覆霜》，这一石室原是春秋时司马桓魋的墓地，随从中有人问，在墓地里弹琴，合乎礼法吗？ 苏轼答道，司马桓魋已经化为尘埃，假如他泉下有知，听到我们弹琴，就会明白欢乐与悲哀都不能长久，万物都会生长消亡，他的愚蠢或许还能够减少一些呢！ 于是，令戴道士只管弹奏。客人们都长长地叹息，从而陷入到沉思中…… 自从得知大表哥文与可去世的消息，苏轼一连三天彻夜不眠，坐在屋里喟然长叹。睡梦中接连浮现出表哥的音容笑貌，惊醒后看到被褥及枕头上到处是自己洒下的泪痕。 苏轼与表哥的相交，历来是君子之交，有时候招之未必来，挥之也未必去。 二月初五，苏轼仍然按捺不住内心的悲伤，为大表哥写下了情真意切的祭文。 写完祭文，苏轼又在文彦博的诗文后做了题跋，盛赞文潞公的学识与德行。 过了几天，苏轼将《祭文与可文》寄给了黄庭坚，黄庭坚除表达了对文与可之死的惋惜之情外，还把唱和苏轼的四首“粲”字韵诗回寄给苏轼。那是苏轼在东武任上时，与友人往返所作的四首“粲”字韵诗，苏轼接到黄庭坚的和诗后，又唱和了一首。 这天正好是寒食日，苏轼唱和完黄庭坚，又作书寄好友、驸马王诜。苏轼突然想起了去年寒食时二人的北城之游，遂走笔作了一首可博二人一笑的诗作，一并奉上。 前面我们说过，苏轼想让程棐将功赎罪，为国效力以救其弟，程棐也愿意尽力。于是，苏轼此时就给他发了委派公文。只不过，等到程棐如愿地将当地的盗贼全部缉拿归案时，苏轼已被治罪下狱。 这是后话。 杏花初开时节，蜀人张师厚经过徐州，正好王适（字子立）、王遹（字子敏）兄弟在官舍中从学于苏轼。于是，苏轼就安排二位少年吹奏洞箫，与老乡张师厚饮酒于杏花之下。 “断岭不遮西望眼，送君直过楚王山。”（《送蜀人张师厚赴殿试二首·其一》）张师厚此次要到京师赴殿试，苏轼作诗二首为之送行。 杭州法惠院寺僧法言构筑了一座雪山于斋中，向苏轼求诗。 法言，字无择，生性淡泊潇洒。起初，法言在其所居室的东轩汲水为池，叠石以为小山，又洒白色粉末于峰峦之上，以作雪山之状。 当时尚任杭倅的苏轼，过而爱之，认为法言此举虽然类似儿戏，但意趣甚妙，有可以发人佳兴者，就为此取名“雪斋”。 如今四年已过，面对法言的请求，苏轼又作了雪斋诗，还命徐州的郡从事毕景儒书其额后，一并寄给法言。于是，“雪斋”之名始为世人所知。 为法言作完诗，苏轼将自己在徐州得到一双佩刀送给了弟弟子由，子由收到后，专门作了一首长诗感谢兄长，苏轼次其韵后回寄给远在南都的弟弟子由。 三月初三，苏轼拜读王羲之的书帖后，说出了自己对王逸少书法的见解。 他认为，《兰亭叙（避祖讳序）》、《乐毅论》、《东方先生》三部法帖皆高妙超绝，尽管经过长期的摹写和流传 ，古人用笔的意蕴依然清晰可辨，比起《遗教经》来，这些摹本也要好得多。 王羲之小楷《佛遗教经》，简称《遗教经》，又名《佛垂涅盘略说教诫经》，是佛陀释迦牟尼一生弘法言教内容的概括总结，是佛将入涅盘前对众弟子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也是佛留给后代所有想离苦得乐者的得度因缘。 在苏轼与自己的幕僚、后任杭倅的田叔通唱和了数首诗词之后，一种悄无声息的征兆逐渐变成了现实——苏轼的徐州知州任终于告一段落，将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的身份出知湖州知州。 当然，到江浙一带任职这也正是苏轼梦寐以求的。 又到了离任的时刻，一幕幕的往事重上心头： 回想起了自己在徐州时曾经修建石桥，并交由开元寺僧法明打理。还曾意气风发地嘲笑陶渊明《无弦琴》中的“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苏轼觉得陶渊明并非通达事理之人，因为各种乐理并不妨碍人们走向通达。 所以说，若陶渊明是个通达之人，那么就不会光不要琴弦，就应该连琴也不要了。 另外，苏轼还对陶渊明的一些看法无法认同，例如陶渊明认为，人的一生就像是暂居旅店一般，只有死了以后才能达到真实的境界，等等。 在徐州，苏轼曾与徐州教授舒焕（字尧文）谈论过作字之法。 苏轼认为，一旦有识浅、见狭、学不足这三条之一者，其书法就不能够尽其妙。自己作书，那是心、目、手，都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地步了。这一时期，苏轼与刘昱（字晦叔）有所交往。 公务之余，苏轼曾到过临角门外去观赏白鹤泉，传说此前曾有两只白鹤翔唳而下，因此得名。还曾寻访戏马台，苏轼认为城南山上的戏马台一带，山石荦确，不可以戏马，而再往南的亚父范增的墓冢附近，才有可能是以前的戏马台故址。 苏轼还曾用寇钧国先祖流传下来的李廷珪等十三个制墨名家的墨书写杜甫的诗，并在这十三首杜诗下面分别标注墨工的名字，以此来品评墨的品次。 民间传闻，说苏轼在徐州期间，李定之子曾路过此地，苏轼曾以相面之术戏之。还有，苏轼经过萧县时，曾画枯木于泉山上的拱翠堂。 离开徐州前，苏轼专门作诗留别了徐倅田叔通、寇昌朝、石夷庚等同僚，还作了《江城子》、《减字木兰花》。苏轼与寇昌朝（字元弼）的文字记载到此终了，据传寇昌朝别无他好，惟嗜酒与诗，一旦展纸濡笔，立下疾行，倏忽数十上百韵立就矣。 “古汴从西来，迎我向南京。东流入淮泗，送我东南行。”（《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其三》）在从徐州出发到南都（今商丘）的路上，苏轼想到不日将要见到自己的弟弟了，于是，情不自禁地作诗五首，寄给了子由。 抵达南都后，苏轼先去府上拜见了恩师张方平，正是苏轼所言“十五年间，六过南都而五见公”的第二次。 师生共话别情后，苏轼才去与子由一家团聚，此时的苏辙正在签书应天府判官任上。 在南都的半个多月间，苏轼还会晤了吕希道（字景纯）与僧人应言。 应言和尚绝非一个凡僧，至少在苏轼看来。 熙宁十年（1077），苏轼刚刚担任徐州知州，听说黄河水在澶州决口，进入巨野县，潮头正向郓州城奔袭而来。此刻，城中的官吏与百姓惊恐万状，不知所措。 而此时，应言和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挖开清冷口水道，使积水向北流入早已废弃的黄河故道，再向北折东入大海。官吏们本对此半信半疑，但架不住应言苦口婆心的坚持与劝说，采纳了应言的建议。 最终，果如应言的预料，郓州没有受到洪水的侵害。州中百姓要为他请求赏赐，应言却笑着辞谢而去。 苏轼对于应言和尚仰慕已久，所以这次听说应言就在南都，还专门会晤了他。 苏轼收到了晁补之的书信，原来小晁已经进士及第，郑重修书对于老师苏轼的栽培与提携表达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转眼半月已过，因为要到湖州赴任，苏轼只得告别了弟弟一家。 从南都启程，乘船南下，三天后就到了位于汴水之北的灵璧县。在这里，苏轼受到了当地望族张氏后人张硕的盛情接待。 张氏家族世代在朝为官，在灵璧县定居后，开始不断在汴、泗之间增修与扩建自家的园林——张氏园亭。苏轼被张府用小轿接到了园中，欣赏了园中的茂林修竹，品尝了园中的瓜果菜蔬之后，应张硕的请求，为该园写下了《灵璧张氏园亭记》。 路过宿州时，苏轼赠官妓小苏“舞腰窈窕，影摇千尺龙蛇动；歌喉宛转，声散半天风雨寒。”之句。 过泗州时，苏轼又题了老同事、原杭州府签判孙弈（字景山）的西轩。 看到泗水一带的田园之美，苏轼甚至有心在此地买田安居，但是现实中却不能遂愿。过淮河时，苏轼又作诗三首赠给孙弈及弟弟子由，“好在长淮水，十年三往来。”（《过淮三首赠景山兼寄子由·其一》），此乃仕途浮沉中颠沛流离的苏轼第三次过淮也。 苏轼还在欧阳修的家书后做了题跋，对于其“凡人勉强于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见真伪”的高风亮节极为推崇。 过高邮时，见了道潜（参寥子）与秦观。于是，三人便同舟南行。 此时，道潜听说苏轼路过此地，想驾一叶轻舟来看望故人。无奈，佛门规定每年的自四月十五日起三个月不准离寺，此为出家人“夏安居”的日子。 “夏安居”起源于印度，那里的夏日雨季长达三个月，佛陀乃订立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为安居之期，在此期间，出家众禁止外出，要专心坐禅修学，聚居于一处精进修行，称为安居。 因为一者雨季期间，草木、虫蚁繁殖最多，恐外出时误蹈，伤害生灵；二者，天气炎热，妇女穿衣不庄严，僧众托钵乞食出入村庄，为防世人讥嫌，因此禁止外出。 第96章 身陷囹圄前的最后一通牢骚 到了金山，突遇大风天气，于是苏轼就在金山停留了两日。 这是苏轼离开金山五年后的复至，上次还是熙宁七年（1074）的自杭移密时的途经此地。物是人非中，使得苏轼面对眼前的此情此景不胜唏嘘，于是就将自己此前的旧诗次韵一番，赠给了宝觉长老。 抵达京口时，苏轼凭吊了位于万松冈的刁景纯墓。享年八十有四的刁老爷子为人淡泊却好急人之难，生平不置产业，宾客常盈其门，在世时不顾苏轼尚且年轻，时常称苏轼为“昆弟”。 想起此前两个人的交往，苏轼还他写下了一篇祭文。 与杭僧道潜、高邮人秦观一起游览惠山的过程中，苏轼有感于唐代处士（古时候称有德才而隐居不愿做官的人）王武陵、窦群以及朱宿的题诗用语清简，萧然有出尘之姿，遂次其韵。还赠诗惠山僧惠表和钱道人。 过松江时，苏轼与松江令关景仁（字彦长）徐安中相会于松江（亦指吴江）东门外的垂虹桥上。于是，加上道潜、秦观一共五人在一起分韵赋诗，互相唱和了一番。 将到湖州前，在湖州郊外的江边，苏轼按照官场的规矩先给监司上了一道状书。监司是有监察州县之权的地方长官的简称。宋时转运使、转运副使、转运判官与提点刑狱、提举常平皆有监察辖区官吏之责，统称监司。 在苏轼看来，湖州一带山清水秀、富裕安宁，在东南地区号称“无事之州”。自己生性本乐于鱼鸟之性、风土之美，这下可好，达到自己的满意了。因此，到任湖州后的谢表，里面的感谢之语还算是发自肺腑之语。 湖州宋时为吴兴郡两浙路，属昭庆军节度，下辖六县：乌程、归安、长兴、安吉、德清、武康，治所在乌程与归安一带。 其时，苏轼任知州的湖州领导班子成员如下： 祖无颇（字夷甫），任通判，在苏轼就任前曾代理过州事。 陈师锡，任昭庆军节度掌书记。 钱世雄（字济明），任吴兴县尉。 在徐州任上时，赵郡临城县人王适（字子立）、王遹（字子敏）兄弟在官舍中从学于苏轼。这次苏轼调任湖州，两兄弟又跟随苏轼来到了湖州。 由于两兄弟学业上刻苦努力，学问就日渐见长，东南一带的士子们都时常称赞他们。 小王兄弟的爷爷王璘，曾任工部侍郎，其父叫王正路，曾知濮州（今河南濮阳市范县濮城镇），因此这两位也算是“官三代”。 后来，苏轼在湖州获罪，旁人都唯恐避之不及，只有小王兄弟丝毫不避嫌，将戴罪的苏轼送至郊外，充分展现出了官员之后的良好素养。后来，苏轼还将苏辙的一位女儿许配给了王子立。再后来，苏轼兄弟的后代六个男孩全都从学于王子立，这是后话。 元丰二年（1079）二月十二，苏轼湖州上任后的第三天，就按照古礼，到当地的宣王庙去拜谒了至圣文轩王，向先师询问治事之道。 这年端午，苏轼协同秦观遍游吴兴诸寺，登高塔，览震泽（今太湖）。回到府衙时，参寥子尚未就寝，苏轼与之谈禅后，于灯下将白天所见的盛况作诗记述下来。 “微雨止还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见日，草木自苍然。”（《端午遍游诸寺得禅字》）这种吴越之地的奇景，苏轼认为“非至吴越，不见此景也”！ 长兴（今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本地人刘撝（字行甫）人，与其弟刘谊，均举进士，兄弟俩曾一起与苏轼游玩过。这次，刘撝要从长兴道郡城赴余姚，苏轼作诗并填《南柯子》为之送行。“中和堂后石楠树，与君对床听夜雨。”、“千金买断顾渚春，似与越人降日注。”（《送刘寺丞赴余姚》 ） 自唐代以来，湖州造茶最多，谓之顾渚贡焙。其中，长兴县北三十里的顾渚所产“顾渚春”茶，一度曾被茶圣陆羽推为第一。 恍惚间，北上密州徐州游宦五年，苏轼自觉身心日渐蒙受尘垢，已渐变为俗吏一名。一日突然收到杭僧久上人的来信，使得苏轼心生感动，不由地又忆起了杭州期间流连于西湖美景时的超然脱俗。 好友周邠在乐清（今浙江温州代管县级市）任职，乐清临海，海产丰富，周邠就给苏轼寄来了海味，使得苏轼异常感动。 苏轼回信除了表达感激之情外，还告诉周邠，他们的老朋友李行中（字无悔）曾经到访过湖州。 初到湖州，闲暇时苏轼还给好友、欧阳修三子欧阳棐（字叔弼）去信叙旧。 五月间，孙洙（字巨源）卒，享年四十九岁。 扬州人孙洙，自馆阁时期与苏轼即为同事，后又随苏轼十年聚散、数度宦游，是苏轼的一位不折不扣的密友。 好朋友的离世，使苏轼倍感人生的无常，湖州当地还有两位自己两位忘年交好友——张先（字子野）和陈舜俞（字令举），但都已是作古。张子野这位八十多岁的老翁，在苏轼从杭州离任北归之时，竟牵着苏轼的衣襟失声痛哭，还希望苏轼能够再次归来。 苏轼先是来到白牛村，祭奠了陈舜俞，又到张子野家里祭拜了老友的亡灵。 其时，李公择正在赴淮南西路提点刑狱的路上，路过高邮时，见到高邮知县施广誉与孙莘老的赏花诗，遂想起去年与苏轼在徐州会于彭门折花馈笋的往事，就作了首二十四韵的长诗寄给了苏轼，诗中自然有着故人之间嘻戏的成分。 接到老朋友的诗作，这是苏轼到湖州后的第一次惊喜。“此生如幻耳，戏语君勿愠。”（《李公择过高邮见施大夫与孙莘老赏花诗忆与仆》）于是，苏轼依韵唱和了一番寄回，自然也是一番戏语之言。 想到了挚友王巩在京师的安稳生活，苏轼自然十分羡慕，如今的开封府城东还有着一座清虚堂，那就是王巩曾经建在居室西侧的厅堂，堂内放置着精心收藏的图史百物，取名“清虚”。 有说是王巩为了追慕晋人阮瞻（字千里）的“清虚寡欲，自得于怀”的品行。不管咋说，在闹市之中构筑一座这样的厅堂，的确能使人觉得“萧然如入于山林高僧逸人之居，而忘其京师尘土之乡也。” 苏轼与王巩的铁血交情，我们前面曾用了一个章节已经详加阐述过。 “勿将一念住清虚，居士与我盖同耳。”（《王巩清虚堂》）此时的苏轼，还是作诗寄给了自己的老朋友、清虚堂居士——王巩，就算是给清虚堂的题词吧。 元丰二年（1079）四月间，吴兴一带多雨，大雨竟连下月余不止。 初到任的知州苏轼，只得代表官府去乌程县卞山之阴的黄龙洞去祈祷天晴。卞山上石壁峭立、岩窦阴沉、莫穷其底，在这里，苏轼唱和了孙同年的祷晴诗。 当苏轼等人路过苕溪之上的浮晖阁时，想拜访一下老朋友贾收（字耘老）。那是在孙莘老的座上，苏轼第一次见到了当地贾收秀才的真容，要说起贾收，苏轼是先从他的诗开始知道他的。 贾收这个人，工诗，家贫，喜饮酒（古代所谓穷酸的标配）。其宅有水阁曰“浮晖”，苏轼尝来游，作古木怪石赠之。 后来，苏轼离去后，贾秀才乃作亭以“怀苏”名之。 不过这次苏轼过浮晖阁时，贾秀才不在，只见到了其子贾添丁。当苏轼与客人一起游览了道场山、何山之后，又回到贾收的溪亭休憩时，命官奴秉烛捧砚，写风竹一枝，还给贾添丁遗诗三首，以示贾收。 苏轼离开杭州已经五年，但听闻如今的吴中一带仍是饥饿与瘟疫盛行，当地人甚至有离家逃荒的，西湖边上的僧舍已不复有往日之繁华。但南山报恩光孝禅寺，也就是净慈寺的宗本长老学者日盛，就作了首七律寄去表示问候。 杭州城南龙山上表忠观的钱道士从观中来到湖州看望苏轼，今日要返回杭州，苏轼也作了诗为之送行。 吴中梅雨既过，飒然清风弥旬。岁岁如此，湖人谓之“舶趠风”。是时海舶初回，云此风自海上与舶俱至云尔。 也就是说，吴中一带每逢暑月，常刮东南风，并且一刮就是好多天。有人说，这是出海的船主在神灵面前祷来的海风，他们好乘着这东南风将船驶回江浙之地。 这里地处沿海，因此吃海鲜是人们的一道天然的福利。 有同僚给苏轼送来一些蝤蛑，也就是一种海边的石蟹。 我们知道，内陆小溪小沟里的石蟹，多是路人常常见到的，它形体很小，小得像一枚钱币。然而，沿海的蝤蛑煮熟了，端上桌，屈曲着身体，大小竟如一只赤玉的盘子。 “半壳含黄宜点酒，两螯斫雪劝加餐。”（《丁公默送蝤蛑》）苏轼打开蝤蛑的背壳，澄黄澄黄的，此时酒兴不由得就上来了。他又斫出大螯的肉，只见雪白雪白的，使人胃口大开。 六月间，秦观与道潜（参廖）途径杭州，苏轼陪同他们一起城南泛舟，分韵赋诗。 不过，秦观旋即就要去越州，而道潜不久后也回了杭州。二人在道中还分别寄来自己的诗作。 这一时期，苏轼的诗词唱酬不少。有有寄径山澄慧大师的，有与胡祠部游览法华山作的诗，还有寄题赵汴（字阅道）高斋的诗，此时赵阅道已经休官，归老三衢，作高斋而居之。 除此之外，苏轼还会晤了俞汝尚之子俞温父，赋诗赠之。给孙侔寄诗，孙侔为湖州本地人，字少述，作文奇古，曾与王介甫、曾子固游，在江浙一带也是名倾一时。 总之，初到湖州的苏轼，那是忙得不亦乐乎！ 俗话说：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 就在苏轼忙于吟诗作赋之时，一首次韵周邠（字开祖）的长诗出了问题。 我们前面说过，苏轼一旦遇到志同道合的诗友，在毫无挂碍的诗词唱和之时，往往会控制不住自己，而对时局发上一通牢骚。 “政拙年年祈水旱，民劳处处避嘲讴。河吞巨野那容塞，盗入蒙山不易搜。”（《次韵周开祖长官见寄》）被指苏轼自言迁徙了数个州府，却从未受朝廷擢用，马上就要老于道路之间，并且所到之处，民众的劳役数起，民不聊生，有讥讽朝廷的政事有失，皆有新法不便所致。 而“仕道固应惭孔孟，扶颠未可责由求。”（同上）二句，则被指自言自己虽身处官场但却不能行大道，实在是有愧于孔、孟的教诲！ ——疾风暴雨就要来了！ 第97章 “乌台诗案”的历史烟云 这个时候的苏轼，刚从徐州调到湖州担任知州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每天都是以诗文自娱自乐，过着无比逍遥快活的日子。 元丰二年（1079）七月初七，湖州任上的苏轼，正在阳光下翻晒家藏的书画。 突然，大表哥文与可的筼筜谷偃竹图一下子掉了出来，自当年正月二十，表哥在陈州病逝后，关于他的音信第一次浮现在苏轼的面前。见到这幅竹图，苏轼不由地失声痛哭起来。 回忆起与大表哥的一切过往经历，苏轼静坐下来，专门作了一篇《文与可筼筜谷偃竹记》，以此来祭奠表哥的亡魂。 二十七日，程棐派人到湖州告诉苏轼，说已经捕获了妖贼郭先生等人。 苏轼赶忙查阅了徐州孔目官以下捕获妖贼的报告，诚如程菲所言。这个程棐，本是徐州的小民，家富、有胆气，为了搭救被官司牵连的弟弟程岳，情愿为官府效力，自己冒死抓捕要犯，来替弟弟赎罪。 启用程棐，这本是苏轼首肯的事情，如今程棐已经完成了使命。苏轼想上报朝廷，阐明程棐之弟只是与李逢有往来，并没有做过坏事，想请求朝廷赦免于他。没想到，苏轼写好的公文尚未发走，自己就被逮捕下狱了。 这是后话。 只说苏轼在湖州时，生活中是充满着诗情画意的。他曾与当地僧人仲渊交往，还题过颜真卿的《放生池碑》，修筑了岘山前面的苏湾之堤坝，后世称之为“苏堤”。 杨绘（字元素）作诗回忆了“六客会”的往事，那是苏轼被除龙图阁学士充两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州事，离京赴杭途中，再次路过湖州时，湖州有五个崇拜苏轼的年轻人：曹辅、刘季孙、苏坚、张弼、张仲谋，有人与苏轼是世交，有人即将成为苏轼的下属，五人相约一起宴请苏轼的往事。 杨绘将自己的感情化成了一首诗作，寄给了苏轼。苏轼此时的心情十分方达，常到湖州城外游览各处的风光。 晁端彦（字美叔）这一时期曾劝诫过苏轼，要他在官场内外都要谨言慎行，免得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老晁知道苏轼素来不喜欢忍事，怕他言有所失。可苏轼却说，自己遇事，“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 还对老晁说，某之所虑，不过恐朝廷杀我耳！ 晁端彦闻此言，也只好默然而作罢。 我们知道，北宋神宗皇帝继位后，面对积贫积弱的局面，启用王安石主持变法。但是，新法的推行，遭到了墨守“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两宫太后和司马光等大臣的反对，新旧党争的出现埋下了北宋灭亡的种子。 苏轼既不属于新党，也没有完全倒向旧党，他在杭州、密州、徐州等地任地方官的时候，发现了新法中青苗法的弊病，不断上书朝廷痛陈利害，由此与新党人士产生了嫌隙。熙宁九年，王安石心力交瘁，辞相出朝，宋神宗走到了变法的台前。 与王安石的高风亮节不同，此时的新党大员多为政治投机的奸邪之辈，而苏轼又口无遮拦，一场针对他的文字狱正在悄然酝酿。 元丰二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新官上任，作为例行公事，要上奏朝廷谢恩。在苏轼的《湖州谢上表》中，有这么一句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早就对苏轼不满的新党人士如获至宝，他们借题发挥，弹劾苏轼不仅攻击朝廷，反对新法，更是对皇帝大不敬。 宋神宗推行新法本就不顺，听了之后大为恼火，下诏让御史台拿办苏轼。 李定时任御史中丞，苏轼曾经写诗讽刺他“不孝”，这次落到自己手里，决心狠狠地把苏轼修理一通，甚至动了杀心。有一个叫皇甫遵的太常博士，嗅觉异常灵敏，他认为这是个升官发财的难得机会，据说是毛遂自荐前去湖州拿捕苏轼的。 宋朝着名画家、驸马都尉王诜和苏轼是好朋友，他不仅出资为苏轼刊印了诗集《钱塘集》，而且在皇甫遵一行到达前，义无反顾地向苏轼的弟弟苏辙通报了消息。 王驸马要苏辙急速派人去湖州通知苏轼，好让他做些应对准备。 苏辙救兄心切，立即派信使赶往湖州通知苏轼，要他焚毁一切有可能产生麻烦的文字，争取落个宽大处理。 苏辙派出的信使和朝廷派出的公差分别快马加鞭赶往湖州，从而拉开了北宋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之一“乌台诗案”的帷幕。 当时，朝廷派出的公差是太常博士皇甫遵，又名皇甫僎，同行的是他的儿子和御史台的两名官吏。 他们四人快马加鞭往湖州赶，沿途可以使用驿站提供的交通工具，所以速度非常之快。而苏辙派出的信使始终只能骑一匹马，中途必须停下来休息和喂马，因此再怎么日夜兼程也赶不上公差的脚步，两者的距离就这样越拉越远。 就在这时，皇甫遵的儿子由于不适应千里奔波之苦，中途患病，不得不在润州（今江苏镇江）停下来休息，因而耽误了大半天时间。正是这宝贵的大半天使得苏辙的信使超越了他们，争得了主动，于七月二十八日早晨先于皇甫遵一行赶到湖州城。 七月二十八日，一切来的都是那么快，就在苏轼刚刚在湖州府衙后堂与祖无颇完成交接工作的时候，朝廷派来的以太常博士皇甫遵为首的人马已经到了。 苏轼当即将公事交给湖州通判暂行代理，自己则告假回家。当几个时辰之后，皇甫遵一行来到湖州时，那些该处理的文字早已被处理得一干二净。所以后来给苏轼定罪的诗词多半是他以前在杭州任通判期间写的，近几年的诗作则很少被作为罪证，而他的罪名也因此轻了很多。 御史台的官吏们本想置苏轼于死地，哪料想半路杀出一个王诜来，事先向苏轼通报了消息，让他早做了应对准备，否则苏轼的结局真的难以预料。只可惜了那些被苏轼处理掉的诗文，后人再也无缘欣赏了，这个损失自然是无法估量的。 王诜虽然最终仍以徇私泄露朝廷机密的罪名被降职了，不过他并不后悔自己的决定，毕竟官场升迁无常态，而二人之间的友情却是无价的。 我们苏大学士后来的作品中处处流露出达观的人生态度，然而那时的他显然还不是那么超脱。 当皇甫遵横冲直撞地抵达湖州州府时，他身着官袍，手拿笏板，身旁是两个如狼似虎的差役，把目光恶狠狠地向四周射去。苏轼见到这种阵势，虽然有所准备，但也被吓呆了。 他不敢贸然出门相见，于是找暂时代理知州的祖无颇商量。 苏轼心想自己是戴罪之身，总不能还穿官服吧。祖无颇故作镇定地说，既然朝廷还没有宣布你的罪名，就应该着官服去迎接。 于是，苏轼只得穿戴整齐、战战兢兢地走到皇甫遵面前，身后是祖无颇和一众属官。 为了营造恐怖气氛，皇甫僎故意板着脸不说话，吓得周围人心惶惶。 等到衙门里的人都到齐后，皇甫大人这才慢悠悠的命人打开公文。 困厄之中，苏轼首先说，罪臣批评新法惹恼朝廷，今天一定会被赐死。我罪有应得，请给点时间让我与家人诀别。 这时候，皇甫遵才肯开口说话：没那么严重，还不至于处死你。 此时，祖无颇大着胆子走上前说，太常博士此行，一定带着朝廷公文吧。 皇甫遵斜着眼睛喝道，你是谁？ 祖无颇说，本人暂时代理州事。 皇甫遵这才哼了一声，把御史台公文扔在祖无颇面前。原来这是一份普通公文，说是苏轼以诗文讪谤朝廷，着人立刻传唤进京。 苏轼心里的石头，这才落了一半到地上。 当祖无颇看完了御史台发的逮捕文书之后，皇甫遵立即命令士兵将苏轼捆绑起来。 这种如此粗鲁的行为，完全就是对待一个重大囚犯的架式，湖州当地的一把手一夜之间就沦为了阶下囚。 将别前，苏轼只得与妻子含泪诀别，留一封书信给弟弟苏辙，详细交代了后事。 送行的湖州百姓都泪如雨下，陈师锡出面为苏轼饯行，王适、王遹兄弟将恩师送出郊外。仓促间，苏轼只得挥别法言禅师。 在这种情况下，苏轼的一家老小只好乘船去投奔弟弟苏辙，而他的儿子苏迈则坚持要跟随父亲的囚车前往京城，设法营救父亲。 眼看着押解父亲的队伍上了船，准备走水路，但苏迈没有办法跟着上船，他只好从岸上跟着。 就在这个时候，御史台又下达了一道命令，要求彻底搜查苏轼的家里，重点就是寻找苏轼曾经写过的诗词，或者他跟朋友之间的来往信件。 但是，皇甫遵好不容易得了这个差使，一定要把长官的意志做到底。他不给苏轼任何时间，严厉催着他上路，两个虎狼差役绑起苏轼就走，眨眼间连拉带拽出城登船，就像驱赶鸡狗一样。 仓促之中，苏轼被皇甫遵拉上船，感觉自己即将遭遇不测，为了不连累他人，在过扬子江时，他想过趁着月色投水自杀，但被吏卒强行又拉了回来。可是，当苏轼转念想到弟弟苏辙时，又决心要活下去。 船到扬州，听说州守鲜于侁前来相送，因监守不许而未能谋面。 落难之际，苏轼有好多的故交都争相与之划清界限，而鲜于侁与苏轼相知已久根本就不在乎这些。有人劝鲜于大人说，赶紧把您与苏轼交往的书信都烧了吧，此物不可久留，以免因此而获罪矣。 鲜于侁道，欺君负友之事，我向来不屑为之。若以忠义分谴，则所愿也。 路过平山堂下时，隔墙还能清楚地看见杜介居住的竹屋纸窗丝毫没变。 彼时，在苏轼的脑海里浮现的是，已经退休的老杜仍然戴着黄帽穿着草鞋，在自己草房间的棋局里怡然自乐。而反观自己，正被朝廷羁押，生死未卜，只能是喟然长叹！ 到了宿州，御史又下达命令，遣吏发卒，开始围船搜取苏轼身边的一切文书。船上的一众老幼家小都被吓得半死。 待吏卒散去后，平时贤良端庄的王氏再也平静不下来了。她甚至恚骂道，是好着书，书成何所得？恐怖我如此！ 气愤中的王氏，遂将身边凡有文字的纸张悉数尽烧之。 第98章 与君世世为兄弟——狱中绝笔 原来，朝中先是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上书言苏轼谤讪朝政，御史台检会送到所谓的“罪证”——《钱塘集》后，朝廷方下诏知谏院张璪及李定着手办理此案。 朝堂上方下诏，令御史台选牒朝臣一员乘驿追摄，罢免湖州知州，一家老小驱离官斋。 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李定上书的大意为： 湖州知州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如今圣上新擢进的官员，大多与苏轼不合，所以说苏轼自度自己终不为朝廷所用，携怨怀怒，大加诋毁，还把这些个情绪形成了文字，使得世人共知。有的是燕幅之讥，有的是宝梁之比，讪上骂下，实为法所不宥。 在李定的眼里，苏轼共有四项当诛的罪过： 一是苏轼当初发布一些奇谈怪论时，圣上并没有追查是想让其改过，但他屡教不改、我行我素。 二是陛下已经给足了苏轼改过的机会，但是，那些大逆不道的傲悖之言，已经传播中外，造成的影响无法挽回。 三是苏轼所作的文章，虽然谈不上有什么道理，但是煽动性极强，足以鼓动流俗。此人不服陛下的教化，不遵循朝廷的法度，可谓是言伪而辩，行伪而坚。 四是苏轼熟读史传，难道不知道事君有礼，讪上者诛。陛下修明政事，他却因为一己之私，公然诋毁。 文末，李定很愤怒地总结道，如今正值新法推行，肇新百度，天下为之大变革之时，尚有苏轼之流虚名浮论，足以撼动众人，实在是该杀。 太子中允集贤校理权监察御史里行舒亶上书说： 苏轼的《谢上表》里，多有讥讽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颂；忠义之士，无不愤惋。自陛下新美法度以来，持有异论之人，自然不少。然而最多不过是作文发泄一番，或者只是阳奉阴违，坐观其变而已，至于像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上骂下，不具备人臣之节操者，到苏轼这里，没有人能望其项背了。 比如，陛下发青苗钱惠民，他就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他就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修水利，他就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严谨监禁，他就说“岂是闻韵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以上诗句均出自《山村五绝》） 舒亶还说，苏轼这些胡言乱语，无一不是以讥谤为主，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历数历朝历代，君主们难免会有失徳之行，违道之政，而那些逆节不轨之臣，难道就可以为了证实其短而动摇人心吗？ 希望陛下能体先王之义，动用治世之重典，将苏轼从重发落，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 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上书说： 苏轼的《湖州谢上表》里有“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何正臣正是抓住了《湖州谢上表》中的那段话，从中大做文章，并给苏轼扣上了一个罪名：“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宣传中外，孰不叹惊。” 何正臣继续说苏轼的坏话，他说，苏轼的人品有问题，哪里有个天灾他就说是新法闹的，哪里出现了饥荒他也说是新法闹的。而且还写诗文来攻击改革的新法，他的诗文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很大，他本人却还沾沾自喜。 面对御史台的李定、何正臣和舒亶等人的无端指控，苏轼究竟是怎么得罪他们了，非要把苏轼置于死地。 关于这个问题，若是从御史台的那帮人的身份来分析，就可以很容易理解了。 自从王安石不再主持变法的事务，李定、何正臣和舒亶等人就成为了变法的主要负责人，也是宋神宗推进新法的坚定支持者。而苏轼却是一个保守派人士，他站在了反对推行新法的一边，御史台担心保守一派再次卷土重来，从而威胁到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 苏轼在当时的名声很大，朝廷中每次颁布一条新法，他都会召集一伙人，在背后对这条新法指指点点。因此，李定、何正臣等人之所以要拿苏轼开刀，还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 然而，宋神宗可不是容易冲动的皇帝，他的脑子始终保持着清醒。在位十六年期间，他怀着一腔热血和政治抱负，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一件事情上面，那就是“实现富国强兵，摆脱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 带着这个目的，宋神宗重用了王安石，让他具体负责实施变法。尽管此时的王安石已经不在朝堂，但宋神宗依然坚持把改革之路进行到底。 宋神宗认为，要想变法成功，就必须要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中进行，重点是要维持政局的平衡。 所以，宋神宗一边积极推行变法，一边努力调解朝廷的政局平衡。意思就是说，若是改革一派太嚣张了，就偏向一点保守一派；若是保守一派的反对声太大，就多多支持一下改革一派。 别看御史台的李定、何正臣这些人在明面上蹦得很热闹，但他们只是国家改革舞台前台的人物，而真正在幕后操纵的人物则是宋神宗。 当收到御史台呈上来的弹劾苏轼的奏章，宋神宗陷入了一阵沉思，他也非常仰慕苏轼的才华，不忍心将苏轼杀掉。 在宋神宗的心里，他自然也希望苏轼这样有真才实学的人，能够帮助自己推行变法。但由于苏轼与当时朝廷的政治理念不相融合，宋神宗也没有办法在这场变法运动中重用苏轼。 宋神宗深知，苏轼的高调行事作风也确实影响了新法的推进，已经到了自己出面调解平衡的时候了，索性就借着逮捕苏轼的机会，打压一下保守一派。 于是，在宋神宗的授意之下，御史台立即派出以皇甫遵为首的队伍，前往湖州逮捕苏轼，并将他押解回京城。 八月十八日，苏东坡被正式投入御史台的牢狱之中。 据《汉书》，御史台院内柏树苍苍，常有乌鸦栖居其上，御史台故称为“乌台”，亦称“柏台”。“乌台诗案”由此得名。 古代时期的御史台，就相当于如今的纪委监察部，专门负责纠察百官。凡是出了问题的官员，都会有御史台负责逮捕关押。 审讯者常对苏轼通宵审问，在巨大精神压力下，他对大多数讽刺新法的指控供认不讳。 十月十五日，御史台上报了审理情况。案情报告洋洋洒洒，其中苏轼的交代材料就有数万字之多。 李定、王珪等人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神宗却有些举棋不定。他本无意杀苏轼，何况太祖当年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他不想在自己手里开这个先例。 话说苏轼被皇甫遵押送至太湖的芦香亭下时，当晚，风涛寂静，月色如画。苏轼唯恐被定罪后连累一众好友，不如投水而去，一了百了。 当苏轼转念想到弟弟苏辙，又决心要活下去。 到了都城开封，苏轼被下到大狱中，屡遭拷问，李定等人一定要将他置于死地。 入狱不久，就有官员询问苏轼有没有可以免死的誓书铁券。按惯例，这种询问只针对死囚。 对此，苏轼自忖凶多吉少，他把平时服用的一种叫青金丹的类似于安眠药的东西偷偷藏下一些，准备一旦宣布死刑，就超量服用自尽。 有个名叫梁成的狱卒早就仰慕苏轼的才学和为人，每天好言安慰，苏轼认为自己必死无疑，索性写了两首绝笔诗托梁成送给苏辙，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 圣主宽容德似春，小臣孤直自危身。 百年未了先偿债，十口无依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狱中寄子由二首·其一》 宋神宗派人捉拿苏轼，并没有要求连夜抓捕归案，而李定这样的小人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掏空心思罗织文字狱，一定要把苏轼的罪名挖得更深刻。 后来，苏轼回忆说，刚到御史台狱时，自度不能活，就想不食而死。然而，神宗皇帝派遣专使到狱中传讯，使得狱卒们不敢造次。 苏轼自度神宗皇帝无意杀他，遂苟延残喘，得以熬了过来。 十月十五日，在狱中得知太皇太后曹氏病重有赦，苏轼还作了诗为之祈祷。五天后，太皇太后升遐，苏轼忍痛作挽词二章，曹氏对苏轼有国士之知，苏轼自然是想万死以酬其恩。 苏轼被捕的消息传出，朝野震动。 苏轼的朋友多属旧党，此时多半已遭排斥，自身难保，敢怒而不敢言，然仍有一些人奋不顾身地上书营救。 像已退居许昌的范镇，就不顾家人的反对，上书论救。 张方平当时已退居南都，也上书朝廷希望能赦免东坡。 胞弟苏辙，更是上书神宗，愿解除自己现有的官职为哥哥减罪。 即使是新党中人，出于一种正义感，此时也对苏轼施以援手。如时任宰相的吴充就劝神宗宽容些，放苏轼一马。翰林学士章惇、甚至已退居金陵的王安石等，也都以圣明之世，不宜杀才学之士劝说神宗。最后太皇太后曹氏也出来替东坡求情了。 但就在众人出手解救的同时，对苏轼的审讯也一日不曾耽搁。 入狱后，台谏大搞逼供，苏轼想绝食求死，但神宗遣使到狱中关照，苏轼察觉神宗无意杀他，放弃自杀。 为早早结案定罪，台吏的审问便越来越严酷，甚至一审便审个通宵。 同样是因为错案而被抓进台狱的开封府尹苏颂，与东坡的关押地仅隔一道墙。苏颂写了几首诗记叙当时的情形，其中有“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两句。 “吴兴”即湖州，“吴兴守”指的就是苏轼。 逼供有之，严刑是否也有？ 以常理推测，虽然苏轼因作诗讽刺朝政被捕入狱，但他毕竟是一位名满天下的才士和朝廷命臣，审讯者对他有辱骂恐吓，有威逼利诱，有日夜不休的审问的摧残和折磨，但不可能对其动粗。 第99章 劫后重生，苦难成就了词坛新风 苏轼在狱中，还有一个搞笑的段子： 入狱前，苏轼曾和苏迈约好，让苏迈平日送饭只送菜肉，若有不测则送鱼。 有一次，苏迈因粮食不继去陈留借粮，托一位亲戚送饭。而匆忙间，却忘记了约定。然而，这位亲戚恰好临时送了鱼，苏轼见之大惊，以为死期将至，便写了两首诀别诗，托狱卒带出交给苏辙。 这两首诗，可视为苏轼真情流露的“遗书”。 月落西沉，风动檐铃，狱中寒气凛烈，命在旦夕之中的苏轼，面对生死，不禁彻夜难眠，心中万般思绪，万端感慨。有对家人、对亲友的惦念，有对人世、对曾经任职过的杭州、湖州百姓的留恋不舍。 “故山今何有，秋雨荒篱菊。此君知健否，归扫南轩绿。”身陷囹圄之时，苏轼见窗外的榆、槐、竹、柏四种树木，有感而发，还分别作了四首诗。 据说，神宗皇帝原本就没想过要杀苏轼，直到知道了这件事后，愈发动了善念，对苏轼愈发宽释，此后凡是在面前对苏轼的罪行添油加醋的言语，一再不予理睬了。 元丰二年（1079）八月二十日，御史台对苏轼的审讯正式开始。 为了治苏轼死罪，李定诸人煞费苦心，他们全面收集了市面上通行的苏轼诗文集的各种刊本，从中找出他们认为有问题的文字，然后一条条拿来审问。 二十日的审讯中，苏轼只承认《山村五绝》有讽喻时政的意思，此外别无关联。 二十二日、二十四日的审讯中，苏轼依然不承认有干涉时事的诗。直至三十日，苏轼“却供通自来与人有诗赋往还人数、姓名。 从拒不承认到供认“有诗赋往还”者的“人数、姓名”，苏轼“步步退守，百般无奈”。 苏轼一开始不愿招供的原因，一是这些诗有讽谏但并不等于攻击诽谤，二是不想连累亲朋好友。 然而，审讯者原就想借此机会对反对新法新政的人进行一次严厉的打击，早已向各州发出公文，收缴苏轼诗文，并差人外调取证。所谓有人证物证，苏轼也就不得不承认这些诗文中有讥讽之意。 十一月三十日，经过将近两个月的审讯，御史台将苏东坡的供状上奏朝廷。 从十二月起，“诗案”交由大理寺进行判决。 然而，为了搜集更多罪证，御史台在大理寺审判期间，依然没有停止对苏轼的审问。 大理寺后来公布的判决结果是：“当徒二年，会赦当原”。 这个只有“两年有期徒刑”的判决结果，让御史台非常不满。李定、舒亶等人纷纷进言反对大理寺的判决结果。 于是，“诗案”在御史台大臣喧哗的反对声中，交由审刑院复核。 大约从十二月起，“乌台诗案”进入了判决阶段。 陈睦的“录问”完成后，交给大理寺审判，大约十二月初，大理寺的进行了初判。 大理寺的判词，其要点概括为： “当徒二年，会赦当原。” 换言之，大理寺官员通过检法程序，判定苏轼所犯的罪应该得到“徒二年”的惩罚，但因目前朝廷发出的“赦令”，其罪应被赦免，那也就不必惩罚。 但是，御史台本意欲置苏轼于死地，御史台当然反对大理寺审判结果，大理寺的初判显然令御史台非常不满，御史中丞李定和御史舒亶反对大理寺判决的奏状。他们向皇帝要求对苏轼“特行废绝”，强调苏轼犯罪动机的险恶，谓其“所怀如此，顾可置而不诛乎”？ 不过，审刑院支持大理寺审判结果。 审刑院在案件审核中起到复核作用，从相关资料所载“审刑院本”的结案判词可以看出，审刑院支持了大理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的判决，并进一步强调赦令的有效性。其结案判词可以被梳理为三个要点： 一是定罪量刑，苏轼所犯的罪“当徒二年”；二是强调赦令对苏轼此案有效，“会赦当原”，也就是免罪；三是根据皇帝圣旨，对苏轼处以“特责”。 谁也没想到，生死关头，当时当朝居然多人为苏轼求情，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 但是，关键时候，一锤定音者，还是太皇太后曹氏，她把宋仁宗搬出来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 十二月二十八日，审刑院作出终审判决：“原免释放”，贬官黄州。 宋神宗也下了最终的裁决圣旨：苏轼可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其他牵连此案的大小官吏，视情节严重，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 对于受到牵连亲友，苏轼是抱有深深的内疚的。比如王巩，本没有什么罪状，却因苏轼的诗文牵连，远贬宾州（今广西宾阳）。张方平、范缜、司马光等人皆因上书救之，被分别罚铜论处。 所以，苏轼在给他的信中，就说自己“罪大责轻，得此已幸，未尝戚戚。但知识数人，缘我得罪，而定国为已所累尤深。流落荒服，亲爱隔绝。每念至此，觉心肺间便有汤火、芒刺。” 至此，从八月十八日入狱，到十二月二十八日，苏轼遭受了整整四个多月的牢狱之灾，一场声势浩大的“乌台诗案”终于落下帷幕。 “乌台诗案”那一百多天里，苏轼从湖州到京城，颠簸万里，除身体折磨外，心理上也有由起初的大起大落，到后来的死里逃生，既经惊恐、哀伤、疑惧之苦，又历重见天日之喜，情绪上的大转折，让他一生都难以忘怀。 之后的一贬再贬，从黄州、惠州再到儋州，追根溯源，这一切的开端，都可从“乌台诗案”算起。 所以，在生命的最后一年苏轼虽有“心似已灰之木”的感慨，但对“乌台诗案”，终究是难以释怀。 最后，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 元丰三年（1080）二月，苏轼遂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 出狱后，苏轼禁不住兴奋，又作了两首诗，其中一首为：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 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予投檄向江西。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 在这一首诗里，苏轼也知此次入狱是为文字所累。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此后当白日纵歌，却不可估名学王勃，再舞文弄墨，重获罪衍。 王勃曾代沛王鸡起草向英王鸡挑战檄文而获罪。“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现时因家贫而无法辞官，但日后也当以佛法自求解脱。苏轼早具佛老思想，经此一案，更是往佛法里去了。 据传，就连当时给苏轼传递诗作的狱卒也不解地说道，——（苏学士）犹不改也！ 然而，平心而论，在这些被作为苏轼讽刺新法证据的诗歌中，虽有一些属于无中生有、捕风捉影，以此加罪于苏轼，不免冤屈，但其中多数作品意在讽谏却也是事实，而且苏轼自己对此也并不讳言。 但“乌台诗案”后，苏轼的诗文创作数量锐减，心态也发生很大的变化。 “逢人欲觅安心法，到处先为问道庵。”（《次韵子由寄题孔平仲草庵》），苏轼到黄州后变得“忧谗畏讥，惟求避祸”。而在创作题材和风格方面，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苏轼后期的诗尤其是“和陶诗”中，常常试图用老庄之说，将昔日出处进退的烦恼与是非曲直的争竞，以及悲欢离合的情感纠葛，一笔抹去，诗也就显得真淳素朴，省净自然，而与往日诗歌中清奇、旷放、雄健的风格相比，已大不相同了。 这是后话。 此外，“乌台诗案”对宋诗的发展也产生了负面影响。 “乌台诗案”的出现，在文学史上开启了一个诗歌讽谕传统可以被践踏、文学创作可以被横加干涉、无端打击的先例。在文学批评史上，也进一步造成了捕风捉影，穿凿附会，也就是以比附说诗的风气。” 抛开文学家的身份，“乌台诗案”也让苏轼个人的人生和仕途发生了重大转折。苏轼虽元佑中曾回朝，仕途也达到其人生的顶峰，但总的看却是一步步走入苦难的深渊。 不止宋诗，就连宋词也在不久之后，风格上悄然发生了变化。 元丰二年（1079）年底，秦观到达越州任上。 秦观在越州作过一首《满庭芳》，其中有：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此句极为苏轼所称道，就取其首句的“山抹微云”，将秦观称作是“山抹微云君”。 此说法极为当时所传，然而苏轼却常以长短句中的气格为病态。故还常常戏言“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而“露花倒影”自然是柳三变《破阵子》中的首句。 我们知道，在苏轼以前，北宋词坛上是婉约派占据统治地位，内容大抵以写男欢女爱、风花雪月、离愁别绪之类为主，被囿于“艳科”的樊篱之中。 其间，范仲淹、柳永、欧阳修、王安石等人对此虽有所矫革和突破，但未成风气，影响不大。一旦横绝一世的文学巨匠苏轼闯入词的领域，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有勇气也有能力冲破这种传统的狭小的框架，使词成为士大夫抒写怀抱、议论古今的工具，词风也随之一变。 苏轼革新宋词的功绩最为重要的是体现在对题材的开拓和词境的放大上，他将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进而推之于词的领域，用词的形式表现诗文的传统题材，诸如咏史怀古、山水田园、赠答伤悼等，无一不可入词，使词体顷刻之间变得“倾荡磊落”起来。 不可否认，苏轼开初写短调曾受欧阳修影响，后作长调时，亦受柳永的影响。 但他在所谓的“高峰”面前，不是向上攀登，而是另辟蹊径，转而去建造另外一座高峰。也可以这么说，苏轼着手改变有宋一代的词风，就是从力辟柳词开始。 第100章 黄州的“鱼美”与“笋香” 元丰三年（1080）。 正月初一。 四十五岁的苏轼离开京师，动身前往黄州。 后来，黄州有位叫潘丙的进士告诉苏轼说，真怪！苏公刚接到任命要来黄州时，黄州人并不知道这一消息。可有位自称神仙下凡的乡野村妇，当时身披茅草与树皮，手拿一根筷子，由两个小童搀扶着她，下降到州中侨民郭氏家中，和人交谈时声音极为洪亮，且很会作诗。 她说，“苏公”马上就要来到这里了，很遗憾，我却来不及见他。 果然，在一个月后，苏轼到达黄州的当天，这位神仙恰好有事事先离去了！ 这是苏轼在自己所作的《子姑神记》里的记载，当然，这些传闻在当今都是子虚乌有的东西。我们需要来说一下，苏轼一行在从京师到黄州路上的一些情况。 从京师开封府东南要走水路三百一十里，便到了陈州。 到了陈州，大表哥已经于上年的正月二十日作古，迎接苏轼一行的是文与可四子文务光（字逸民），小文按辈分该叫苏轼表叔的，但同时他又是苏辙的女婿，所以更是亲上加亲。 正月十一，子由从南都（今商丘）来到陈州来与哥哥相见。 “奔驰二百里，径来宽我忧。”（《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当时的南都在陈州东南二百八十里，苏轼罢徐州任赴阙时，曾与子由相会于陈州，如今不到一年，已是物是人非。 看到风尘仆仆的弟弟，苏轼知道子由不放心自己，希望自己今后能够吸取血的教训。“便为齐安民，何必归故丘。”（同上）在陈州的相会的短短三天时间里，作为兄长，苏轼还得要作诗宽慰一下自己的弟弟。 苏轼在陈州所作的长诗《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中，在后世毕生研究苏轼的清人王文浩看来，通篇流露出的兄弟之情，“移作他人兄弟不得”。 十四日，苏辙返回南都，他还要回南都收拾一下家当，将要赴筠州任。 小文则带着酒后将要离开的表叔苏轼来到陈州城外的河堤上，“白酒无声滑泻油，醉行堤上散吾愁。”（《陈州与文郎逸民饮别携手河堤上作此诗》），此时的苏轼尚未从“乌台诗案”的阴影中走出来，所以，二人一边走，一边回忆着文与可的生前往事。 小文还带苏轼看了他父亲的飞白书，看后苏轼很是吃惊。 他说，以前见过表哥的诗歌与散文，后来还见到过他的行书、草书与篆书，认为他的技能就这么多了。谁知，大表哥竟还会写飞白书，而且还写得如此工秀，至今才算是领教了！ 正月十八，苏轼一行在蔡州（今驻马店汝南县）道上遇雪。苏轼下马次子由的旧作之韵，当场作雪诗二首。 而后一路向南，过息县时，拜访了自己的老乡，眉山人任汲（字师中），并作诗送之。 任汲，此人从小善学，颇能通其大义，读书不治章句（不求甚解之意）。任汲与其兄任孜，相继举进士中第，知名于当时，眉州人皆敬之，号之“二任”。苏轼的老父亲苏洵在世时，尤其与二人相厚善，因此二人的关系也算是世交了。 特别有缘的是，当苏轼还在凤翔任上，任汲将去赴黄州通判任，当时的苏轼还作诗为其送行。 任汲因为做过息县县令，因其爱民如子，百姓皆敬爱之，遂在此地买田卜居。 宋时，淮河自南阳平氏县东北处，过桐柏山，东过江夏平春县之北，又向东径流至息县之南五里。 “回头梁楚郊，永与中原隔。黄州在何许，想像云梦泽。”（《过淮》）所以说，过了息县，苏轼一行就要渡淮了。 关于渡淮诗，除了苏轼，目前还有南宋文天祥的一个版本。只不过，文天祥的过淮，体现的是忠君爱国对的无私感情。 这次赴黄州，苏轼只带了长子苏迈前来，把家眷暂时都留在了南都的子由家里。 到了光、黄二州之间的加禄镇南二十五里的大许店时，见旅店壁上有死于熙宁十年、享年一百三十岁的清戒和尚的诗。苏轼听人说此僧异事甚多，就在其诗后令题了一首以识之。 在光山县，苏轼顺便游览了此地的净居寺。 进入湖北的麻城县境内，在翻越关山春风岭时，苏轼作七绝《梅花》诗两首。 当见到治平年间的县令张毅在道旁曾种植松树上万株，希望长大后能为行人遮风挡雨，但如今已被砍伐的只剩不及十之三四的事情时，苏轼作了一首诗，用来劝诫后人。 有感于这件事，苏轼联想到自己幼年时曾在家乡的东岗上种满了松树，自己还希望自己能“却后五百年，骑鹤还故乡”呢。 在麻城县故县镇，苏轼曾遇到一位奇人，此人本姓卢，为张氏所养，不知其名，人称“张憨子”。 此人阳狂垢污，寒暑不能侵，经常一个人在市井中独来独往，夜间则不知所踪。无冬历夏均着一件单衣，三十年没有换洗过，但一旦走近他，则不觉有一丝的垢秽之气。好多人想见他，还不能如愿。 苏轼试着差人去请他，他却欣然而来。到了之后，站立在原地不说话。问他话，也不应声，让他坐下也充耳不闻。只是上下左右把苏轼的传舍俯仰打量了许久，然后默然而去。 苏轼极为惊骇，甚至觉得他不像凡人。于是，就把他的事迹作首诗寄给了子由来听，子由也觉得奇怪，觉得这个“张憨子”是“道人闭口意全深”。 走到麻城岐亭北二十五里的山上，迎面有一位白马青盖的人迎面而来，走近一看，原来是故人之子陈慥（字季常）。 苏轼在凤翔府任签署判官时，陈慥之父陈公弼任知州。因年轻气盛之时的苏轼与陈公弼素来不和，等到苏轼被贬黄州之时，陈慥就住在岐亭，按常人的思路，陈慥应该与苏轼不会太和谐，结果出人意料，在此后的日子里，二人却是相处甚欢。 如今，在异地他乡遇到骑着白马的老朋友，令苏轼极为温暖。 小陈见到苏轼后，很吃惊地问苏轼怎么会来到这里，苏轼把这几年的经历说了一遍。小陈初听低头不语，继而仰天大笑起来，他拉着苏轼的手，叫苏轼就住在他家。 苏轼到了一看，小陈的家里四壁空空，但是他的妻子儿女以及奴仆婢女都面带悠然自得之情。 他回想起小陈少年时爱好喝酒，喜欢剑术，花钱如粪土一般。他们家在洛阳的豪宅宏伟壮丽，可以与王公贵戚相媲美，河北还有着大量的田产，心里不解如今小陈为何会变成这个模样？ 苏轼在陈慥处逗留了五日，陈慥藏有《朱陈村嫁娶图》，苏轼观赏后在图上题了诗，还赠给小陈《临江仙》词。 其时，陈慥在黄冈之北筑有居室，自号静庵居士。 二月初一，苏轼终于抵达了黄州。 按照当时官场的惯例，苏轼给朝廷上了谢表。 在这封谢表里，苏轼没有了往日的激进，只是对朝廷的从轻发落表示了感激涕零之情、哀矜悔艾之意，表示自己今后将会深刻反省、迷途知返云云。 当时的黄州乃齐安郡，属淮南西路，治所在黄冈，下辖三县：黄冈、黄陂、麻城。 其时的黄州州守为陈轼（字君式），苏轼原本不认识陈君式，等到倾盖相交后才发现二人一见如故、颇为相得。 陈轼，临川人，王安石的老乡，以奏补入官。 其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时，人皆畏避，独陈君式愿与苏轼交往，且时刻与之忧患共担。 黄州的领导班子成员还有： 淮南路转运副使为李琮，字献甫，江宁人。 淮南西路提点刑狱为李常。 黄州酒税为乐京，荆南人。 黄州法曹为杜传，字孟坚。 苏轼到黄州之后，因苏轼是犯官，不能住在官舍，在陈轼的安排下，暂时寓居在黄州定慧院，随着僧人们一同饮食起居。不过定慧院里有茂林修竹，陂塘亭榭，优雅的环境正好适合苏轼在里面焚香默坐、深自省察。 骤然从江南富庶之地到穷乡僻壤，从一州太守沦为被人看管的犯官，这种打击和心理落差，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而且贬谪生活可能是一场无期徒刑，也就意味着苏轼可能就此再也不被起用。 这样的磨难，苏轼整个人也快崩溃了。于是刚到黄州的很长一段时间，苏轼都把自己关在定慧院的屋子里。 他白天不出门，只有在夜晚才会出去走走。他在思考：自己是如何走到了这一步的？今后自己又该何去何从？ 刚到黄州，他就写了一首诗，旷达豪放，据说其中第三四句会让人流口水。 这首诗就是苏轼的《初到黄州》：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苏轼用诙谐自嘲的语气书写自己的遭遇，如果你读懂了这首诗，就知道苏轼有多乐观了。 他以自嘲的语气开头，说起自己的一生，都是为口腹生计而奔忙，表面上说自己为谋生糊口而得罪，暗指因言事和作诗而获罪。 这一年，苏轼45岁，此前官职一直比较低微，而今“乌台诗案”过后，仕途受挫，年轻时的抱负，也将化为泡影了。 但在黄州，他见此地被长江三面环绕，这里一定会有鲜美的鱼可吃。黄州多竹，又想到这里的笋子肯定很美味。被贬到黄州，本是悲伤的事情，可苏轼却发现其中的美妙，鱼鲜笋美，倒是自得其乐。 被贬黄州，本是人生大不幸，他却以苦为乐，以祸为福，在扫兴的“员外置”前加了一个“不妨”，在倒霉的“水曹郎”前加了一个“例作”，安之若素，自我调侃。其心胸开阔，个性旷达便跃然纸上。 “员外郎”的意思本来就是正员之外，与自己逐客的身份倒是相匹配，但是，水部是负责水利工程的，好像不太适合诗人的身份。不过，历史上也有不少诗人做过水曹的郎官，这么说来，水曹竟是落魄诗人的专利了。 这里边苏轼的自我调侃，心胸开阔、个性旷达也跃然纸上。 身为“员外”，却没能为国家出力办事，而又要白白花费国家的钱银，自觉实在惭愧。 “压酒囊”也就是工钱，虽然钱不多，可对于一个“无补丝毫事”的人来说，还要费这工资，确实惭愧。 在整首诗中，“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之句，其使人垂涎欲滴的描写历来为人称道。 第101章 夜凉疑有雨，院静似无僧 就在苏轼在黄州的定慧院安顿下来之际，他的弟弟苏辙由于他的牵连被贬筠州（今江西高安），此时的苏辙，已经别过了恩公张方平，带着张大人给兄弟二人的赠诗正在一路南行。 春雨中，苏辙一行已经到了高邮的地界。 而与此前做太守时的熙熙攘攘、前呼后拥不同，苏轼在夜宿黄州的禅智寺时，已真切地体验了一把人间清凉的苦楚。 夜半时分，佛灯渐暗，饥饿的老鼠早已等不及地争相出来觅食，山雨欲来前的大风，刮得修竹发出呜呜的鸣响。 苏轼不由得想起了少年时曾在一座破院的墙壁上看到的诗句，“夜凉疑有雨，院静似无僧”，当时不知何人所写，“知是何人旧诗句，已应知我此时情。”（《少年时尝过一村院见壁上有诗云夜凉疑有雨院》）但是今天的场景却使得他真正体验了那两句诗的处境。 原来，苏轼少年时所见到诗，为潘阆《夏日宿西禅寺》里诗句。说起来，二人似乎在诗词上还真有缘分。 潘阆字梦空， 一说字逍遥，号逍遥子，大名（今属河北）人。宋初着名隐士、文人、 词人。 此人疏狂放荡，但诗词俱工，有诗名。尤以咏钱塘江潮词着名，时人画《潘阆咏潮图》，王禹偁等曾为序赞。其中《酒泉子》词中“弄涛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最为世人传诵，苏轼亦爱之，书于玉堂之屏风。 乌台诗案后，苏轼的弟弟苏辙就警告他，此次入狱皆因“祸从口出”，从此以后要管住自己的嘴巴，少写些诗词。但苏轼真是无可救药，出了监狱就赋诗一首以作纪念。 诗云：“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 真性情的苏轼，真实真醇，作诗是他的天性使然，也可能是从陶渊明那里悟来的。初到黄州的苏轼，在逐渐和贬谪之地建立感情之余，早把流放地赠予他的苦难与失败，当作“逐东风转良夜”的前兆，逐渐摆脱了人生最黑暗的时刻。 元丰三年（1080）二月，苏轼来到黄州，寓居在定惠院，定惠院在黄冈县东南，是北宋年间有名的古刹。 有一次，苏轼在月夜偶出漫步，春意盎然里，他作了两首《定慧院寓居月夜偶出》的诗。 罹难之余的苏轼仍心有余悸，他闭门谢客，任由评说，颇有隐居之感。两首诗都是全篇除首尾二联外，皆用对仗句，风格极为清峭。 初到黄州时的苏轼，刚刚经历了一百多天的牢狱之灾，心绪是复杂紊乱的，他宁愿做一个与世隔绝的“幽人”，与明月清风为伴，排解心中郁闷。 “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闭门谢客对妻子，倒冠落佩从嘲骂。”（《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他发现饮酒还是老酒更浓烈，喝醉了还会口出狂言，发泄不满。顾及脸面，他选择闭门谢客，只对着妻子倾诉心事，任人嘲骂。 他在罹难之后，心有余悸，对慕名来拜访的人，一律采取避而不见的策略，流露出随遇而安、旷达闲适的却又真切地表现了当时环境的险恶和诗人愤激忧惧的感情。 在定慧院的东边，饭后散步的苏轼看到满山的杂花丛中竟有一株海棠，但当地人都不知道他的名贵。 “陋帮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在贬谪之地能够见到海棠，因为蜀地是海棠之乡，一度使得苏轼竟有了回到故乡之感。 不知怎的，突然就想起了东坡先生作于黄州的三首海棠诗： 到黄州前，做着湖州市委书记（正厅级）的苏东坡还只是叫苏轼。由于抵触新法、作诗恶心了上司王安石等罪名，被贬谪到今湖北黄冈一带。 这用马克思的理论也不难理解，文人与政治本来就是对立统一之关系，所幸这是在大宋。在经济社会中，文人与赚钱可能就不再统一仅仅是对立关系了。 老苏被贬后，与常人一样，心情非常压抑。就像今天在单位里的失意之人，要么醉心于业余爱好，要么忙于装着充电。 某日，苏轼在他借住的定惠院之东，发现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而当地土人不知其贵也。 此景此情，勾起了乡思。东坡写道： …… 朱唇得酒晕生脸， 翠袖卷纱红映肉。 陋邦何处得此花， 无乃好事移西蜀。 …… 明朝酒醒还独来， 雪落纷纷那忍触。 …… 这是一首入声一屋的仄韵长诗，现在想来，正如画家的“穷画牡丹富画竹”一样，人心情差的时候，往往不写尾声为平声的诗作，因为心气不能平顺也！ 元丰三年（1080），东坡又作了第二首海棠诗： 东风袅袅泛崇光， 香雾空蒙月转廊。 只恐夜深花睡去， 故烧红烛照红妆。 此时的东坡，心情依旧沉闷，与位高权重者得意时的推杯换盏、纸醉金迷不同，东坡选择一个人夜半三更时，高擎银灯，顾花自怜！ 这首诗大多数人觉得意境很好，可后世的苏学研究者查慎行（金庸的先祖）却说：“此诗极为俗口所赏，然非先生老境。” 想想也是，吾本俗人，口亦俗口也！ 第三首平声韵的海棠诗，是苏轼离开黄州时写的，要脱困时，气顺了，灵光自然也就出来了。 人要调走，将要平步青云。来送行者自然不会少。今人在最为意气风发时，会来支好烟中华，开瓶茅台酒，K个歌什么的。然烟草自明时方传入我国，但古人也不甘落后，宋时聚会，富贵人家时常蓄有歌妓。 来，小李，——给大人们唱个曲儿！ 这位小李名叫李琪，一听名字就不俗，放到今天，给小孩取其名也不算落伍。据传，这位李琪小姐很崇拜苏学士，但据现代人臆测，主要还是崇拜苏轼的官人身份。 酒足饭饱后，苏学士被跪拜在地的李琪求诗一首。东坡乘兴在李琪的白色披肩上挥毫写下： 东坡五年黄州住， 何事无言及李琪。 接下来冇下文了，东坡转身又与别人喝起酒来！大伙一看，不中了！苏学士一激动，仅此两句劣诗，卡壳了——！ 不料，东坡转身又狡黠地写道： 却似西川杜工部， 海棠虽好不吟诗！ 什么意思？是说诗圣杜甫居川八年，遗诗八百余首。蜀地虽是海棠之乡，却一字也不曾提到过海棠。所以，我东坡居黄五年，你李琪虽貌美才高，我也像人家老杜那样，不敢轻开尊口啊！ 这一无意抬高身价之举，使歌伎李琪随苏东坡进入到了我中华文化的正史！ 于是，满场皆惊，“一座击节，尽醉而散。” …… 荆南人乐京，也是因反对新法而被弹劾的官员，如今任黄州监酒税，闲暇时也作诗自娱，苏轼没事时也会唱和一番乐京的诗作。 “废兴古郡诗无数，寂寞闲窗易粗通。”（《次韵乐着作野步》）在黄州期间，苏轼作了不少诗，还着有《易传》九卷，也可以说是将《易经》弄得“粗通”了。 初来乍到，因郡中无一人是旧识者，与人交往颇多不便，故苏轼经常独自策杖到江边，看江水云涛的景色，以打发那自以为是无聊的时光。 寄寓江南武昌车湖的嘉州犍为人、年过六十的王齐万（字子辩）闻讯过江来黄州看望苏轼。 身在异乡，见到故里乡亲，彼此之间自然十分亲切，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各诉衷肠，一谈就是大半天。 由于寒食节临近，王齐万不得不赶回车湖，临别时真诚地邀请苏轼到自家作客，苏轼欣然应允。王齐万此次到黄州看望苏轼，其实是受其兄王齐愈之命。 王齐愈当时的年龄在七十岁左右。王齐愈善诗词，《全宋词》中就有他的作品八首。 在王齐万与苏轼的交谈中，王家兄弟为何从四川犍为迁徙到鄂州武昌车湖寓居应是其主题。当苏轼送走王齐万之后，心情依然激动不已。 通过与王齐万的交谈，使他对黄州、武昌有了大致的了解，特别是王齐万兄弟以蜀人寓居武昌车湖将近半个世纪，给苏轼谪居黄州的心情注入了新的元素。 就在当天，苏轼于感慨万千中作诗一首赠给王齐万，诗题为《王齐万秀才寓居武昌县刘郎洑，正与伍洲相对，伍子胥奔吴所从渡江也》。 “江上青山亦何有，伍洲遥望刘郎薮。”苏轼此诗内涵丰富，由西蜀嘉州犍为顺江东下的王齐万弟兄寓居武昌车湖刘郎洑四五十年乃不得已而为之，而刘郎洑又正好与楚国大夫伍子胥叛楚适吴所从渡江处的伍洲相对。 古今之事非巧合即有因缘——当年富甲西蜀的王氏书楼的主人，由荣华富贵到背井离乡；一代名臣车胤，蒙冤受害，客死异乡；为报仇雪恨的伍子胥叛楚适吴最终却被吴王所杀。 同是天涯沦落人， 苏轼诗“仲谋公瑾不须吊，一酹波神英烈君。”（同上）二句在这里戛然而止，耐人回味…… 王齐愈、王齐万与苏轼交往时的年纪当在六十岁以上，而苏轼当时年不过五十。 春日里，在黄州的苏轼，因没有公事要干，有一次卯时晨起便喝了三杯酒，中午还吃了些肉菜。饭后，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昏昏然就睡着了。 至天色将晚时分，酒劲还没有完全过来，不过苏轼还是强着起身出了门。在一片竹鸡鸣叫、斑鸠咕咕的湿暗的黄昏作诗一首。 苏轼甚至还在想，这种在酒醉状态下作的诗，不知改天是否还能看懂呢？ 宋时，凡州、军皆设有天庆观，大多为旧道观所改建。 在江南的春雨中，是牡丹花如期盛开的时节。 听说今年黄州天庆观的牡丹花开的艳丽，爱好牡丹的苏轼，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不管是在杭州，还是密州或湖州，苏轼每逢春日里牡丹盛放的季节，必会到园中去观赏一番。 在黄州的天庆观里，苏轼冒着春雨，饶有兴致地观看了牡丹，还作了三首诗。雨晴后，还游览了四望亭等处。 老同事乐京担任黄州酒税，有时还会给苏轼送一些酒，拉上苏轼一起去天庆观观醮。 荆南人乐京，为布衣时，乡里称其行义，事母至孝。助役法推行之时，乐京上书曰：提举常平官言不便。遭提举官劾之，诏夺着作佐郎。经十年，乃复官，监黄州酒税。 此人亦善诗，所以说，二人也在一起诗词唱和，也算是志同道合了。 三月十一日，苏轼在杭州的老搭档陈述古病逝，享年六十四岁。 刚到黄州时的无所事事的日子里，苏轼只有给老前辈或老朋友们写信倾诉自己的苦闷。他在给司马光老先生的信中，苏轼说道，自己被流放到这一偏僻之地，就像生活在井底，丝毫不知道洛阳的消息，不知道老先生您近来吃饭与睡觉如何？ 苏轼觉得，自己因懵懂无知、爱好表现而获罪，说到底灾祸是自己招致的，这一点自己无话可说。 只是因此事又牵连了不少的朋友，使得自己非常的痛心！虽然说，他的老前辈都高风亮节、气度不凡，不会因为一点牵连就黯然失色，但是毕竟是因为自己的缘故。想到这些，自己仿佛是芒刺在背、坐卧不安。 如今在黄州，自己就住在距离江边不到十步远的距离，耳边整日都是是不绝于耳的江涛声。一日之内，江岸边的江南群山就如画卷般展现在面前的几席上一般，这种感觉是此前从没有过的。 在这里缺这少那，穿的是粗布麻衣，吃的是野菜粗食，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只是拜会司马大人的机会遥遥无期，想起来不免心生惆怅。 到黄州后，苏轼一直觉得对不住自己的老朋友王巩，好在苏轼刚到黄州不久就收到王巩的书信，王巩在信中问询苏轼每天都干些什么？ 苏轼回信说，自己从信中知道了老朋友的一些当下的消息，已稍稍化解了信中的优思。自己每天随和尚们吃些素食淡饭，闲了就去溪水里钓钓鱼，到附近山上采些草药，聊以消磨时光。 当然，苏轼刚到黄州时，也有不少的朋友来信相慰，像李公择、元净（辩才）、道潜（参寥）、法言等都是苏轼的至交，都没有因为苏轼的被贬而疏远他。 特别是章惇，在苏轼获罪人皆避之不及之时，给苏轼来了书信，还在信中对苏轼关爱有加、嘘寒问暖。 苏轼回信说，自己以前的缺点与过失就很多，好在有着自由与章惇极力劝诫。但是自己却刚愎自用，不以为然，而到了监牢中时，才追悔莫及。当时料想自己必死无疑了，不想圣明的君主宽大为怀，又让自己苟活于人间。 如今，每天只有痛加悔恨自己的罪过，循规蹈矩与安分守己，才能赎回一点点自己的过失。 苏轼告诉章惇，黄州这个地方偏僻落后，天气多雨，景色混混沌沌的，只是鱼虾柴米等物价比较便宜，倒是适合穷人们的生存。自己多年来没有多少积蓄，现在又被停了俸禄，自己尚且能够跟着和尚们吃些斋饭，不知家人们过来后怎么生活。 如今家眷们还在子由家里，子由的子女众多，早已是负债累累。 苏轼还告诉章惇，自从到达黄州后，只出去拜见过一次太守，从那以后就闭门不出，在家看看闲书，也多是佛经类的书籍，笔砚算是不敢再沾手了！ 第102章 迁居“临皋亭” 章惇，这位与苏轼一生关系极为复杂的同年兼对手，在此时与苏轼还是好朋友的关系。 而那位老朋友陈慥，如今捎来了信，更是鼓动着苏轼在武昌买田定居。甚至放出话苏轼只要点头，他就可以全程代劳，并且可以靠自己的人脉为苏轼省下一半的花费。 苏轼一听大惊，殊不知当时的黄州属于淮南西路，而武昌属于荆湖北路寿昌军。 这样一来，朝廷那些好事者就会加大夸大与歪曲，说自己是擅自离开安置之地到其他地方居住。这可不是小事，一旦传到京城，就会有想不到的麻烦。 苏轼赶紧回信对陈慥说，感谢他的一番好意，如果以后有幸遇到了大赦或者得到皇上的宽宥，自己或许能够做这件事。 鄂州太守朱寿昌（字康叔）来信问候，并给苏轼送来了一些酒及水果。 这位朱寿昌正是古代“二十四孝”之一的人物，其辞官千里寻母之事，曾被同时代的大文豪苏轼和政治家王安石相继撰文赞颂。 秦观，苏轼的这位学生，此时也寄来书信劝慰自己的老师。 小秦在信中说，当时听说老师突然被押解进京，远近震动，当时就从越州（今绍兴）扁舟渡江。到了吴兴，见到陈师锡、钱世雄等人，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秦观觉得以老师的人品及德行，自觉您上不愧天、下不怍人、内不愧心，自己虽然顽愚至极，也知道先生的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想起往京师北上的一路劳顿、饮食起居失常，心里极为难过。 等到从书信中了解到先生已达齐安郡（南齐置，治齐安县，今湖北麻城市西南，辖境相当今湖北省麻城市、武汉市新洲区等地），已经寓居在僧舍，饮食清淡但能自适之时，秦观的所有担忧才烟消云散了。 初到黄州，苏轼还曾与潘鲠（字昌言）、潘丙（字彦明）、潘原（昌宗）三兄弟一起出游，潘鲠的二子大临（字邠老）、大观（字仲达）从游。 潘鲠与苏轼同岁，元丰二年（1079）考中进士，潘鲠父子三人皆有诗名。 四月十三日，苏轼又与江綖、杜沂（道源）及沂子杜传（孟坚）、杜俣一起游览了武昌的西山，并题名。 有一次，苏轼夜梦游一户人家，开堂西门，里面有小园、古井，井上都是苍石。石上生长着像龙蛇一般的紫藤，枝叶如赤箭，主人说这是石芝。 折一枝放到嘴里尝一下，味道就像鸡苏（草名。即水苏。其叶辛香，可以烹鸡，故名），还稍带一些甜味。 杜沂还给苏轼带来了“酴醾花”、“菩萨泉”两种酒，苏轼与杜沂父亲杜叔元（字君懿）交情深厚，所以说，苏轼与杜沂也算是世交。想当年苏轼应试时，杜君懿就曾送给苏轼一只诸葛笔。 据说，宣城特产的诸葛笔，笔头是用鼠须制成，故又称“鼠须笔”。相传此笔的制法，不用柱毫，不分心副，而是用两种或一种兽毫参差散立扎成。硬软适人手，百管不差一。能做到尖、齐、圆、健四德具备。 诸葛笔在当时也算是笔中的驰名品牌，以此相赠，方显两人的交情，苏轼知道，老父常常是以兄长事他君懿伯伯的。杜君懿在宣城做通判时，对待诸葛氏就像对待士子一般呵护，因此诸葛氏愿意为他而尽力，他就常能得到诸葛氏做出来的好笔。 应杜沂之请，苏轼专门为杜家珍藏的诸葛笔作了书。 这个月，毛渐为晏知止所刻曾巩所编的额《太白集》作了序，据说曾巩曾自称里面收集了诸多的李太白的散佚诗，可苏轼觉得那些所谓的散佚诗，大多是后人中格调不高者的伪作。 文与可之子文务光扶父灵柩归葬成都时路过黄州，苏轼看到大表哥亡灵时，不由得热泪盈眶、悲从中来。他抑制不住心中的伤悲，再度为文来祭奠这位前湖州知州文与可学士。 苏轼首先再度将与大表哥生前的交往全部回忆了一遍，对表哥的优点与成绩一一颂扬了一番。然后愧疚地说道，您的灵柩将回到西蜀，我却被贬谪到这大江之滨。用什么来祭奠您呢？我采来了江边的野芹，为您奉上这一杯清酒。 接下来，子由赴筠州将要路过黄州，到那时子由也会将苏轼的家眷全部带过来。若是自己还好说，到时候一家人不可能都住在寺院里。 元丰三年（1080）五月二十九日，苏轼的家眷合计二十多人来到黄州，可能是觉得继续借住在定惠院内有诸多不便，于是他从那里迁居到了临皋亭。 此亭又名回车院，乃是北宋时期的驿站，按照朝廷的规定，受贬官员无资格居住在官舍中，而驿站亦算官舍。苏轼能得以迁居临皋亭，首先是得到了黄州太守徐君猷的帮助，二则为武昌太守朱寿昌从中予以疏通。 迁居临皋亭后，苏轼对这个新住处颇为满意，他在《临皋闲题》中写道： “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问范子丰新第园池，与此孰胜？所不如者，上无两税及助役钱耳。” 苏辙带着几十口人从南都出发，在江淮间绕了不少的路，走了将近百日才到达黄州。 苏辙般挈着两家的家累，下汴泗而渡淮，自广陵（今扬州）溯江而上，沿长江经金陵、宁国，先到九江。到九江后，将史夫人安顿下来在船上等待，就自己带着同安君王闰之以及苏迨、苏过二侄去黄州。 在黄州兄弟俩相聚了十余日，就沿江东南而下，匆匆地到筠州上任去了。好在苏辙不是犯官，只是降级而已，所以到地方后，官舍还是有的住的，所以就直接带着自己的的家属光明正大地去了。 只是到了不几天，就有一个女儿亡故了，况且自己本来干的好好的，如今却因为找人打点兄长的事以及搬家之事，早已债台高筑，他的心情可以想见。 这是后话，我们当下要详述一下兄弟二人的此次相聚。 苏轼早早就起来，到距黄州二十里外的巴河口去迎接弟弟。 谁知，苏辙到了磁湖（今属黄石），离黄州不到六十里了，却遇上了风浪船不得进。苏轼知道后，就写好了一首诗迎接胞弟。“暌离动作三年计，牵挽当为十日留。”（《今年正月十四日，与子由别于陈州，五月，子由复至齐安，以诗迎之》）苏轼只想与弟弟在一起逗留至少十天。 苏辙在磁湖收到哥哥的诗作，激动之情无法抑制，就心潮澎湃地作诗道： 惭愧江淮南北风，扁舟千里得相从。 黄州不到六十里，白浪俄生百万重。 自笑一生浑类此，可怜万事不由侬。 夜深魂梦先飞去，风雨对床闻晓钟。 我们知道兄弟俩有着“风雨对床”的约定，这是这一对兄弟所特有的真情。后来苏轼得诗后，同样是意气风发地唱和道： 平生弱羽寄冲风，此去归飞识所从。 好语似珠穿一一，妄心如膜退重重。 山僧有味宁知子，泷吏无言只笑侬。 尚有读书清净业，未容春睡敌千钟。 在黄州的这段日子里，苏轼陪着弟弟游览了武昌寒溪西山寺。 武昌有个叫郑文的供奉官，曾于江岸的裂隙里捡到一把古铜剑，此剑的冶铸非常精巧，老郑将他送给了苏轼。苏轼得之后常常爱不释手，还为这把铜剑作了一首诗。 武昌的守官朱守昌得知苏轼的家眷到此，专门派副使胡定之渡江而来，为他们带来了羊肉、面、酒、水果等食品，为两家的家眷接风洗尘。 相聚时难别亦难，终于到了子由南下筠州的日子了。苏轼专门为弟弟赋了送行诗，并把弟弟送过刘郎洑，与子由饮别于王齐愈家。 送走了子由，苏轼想起了了元（佛印）禅师，了元属云门宗，乃青原下十世，开先暹禅师法嗣，全称南康军云居山的了元佛印禅师。近几天，了元已经数次来书，想向苏轼求一篇有关云居的记文。 苏轼近来心情抑郁沉闷，想让了元宽限自己一段时间，说实在的，苏轼知道这些地方都是绝妙美境之地、贤人仙居之所，只是目前自己完全没有心思去弄这些东西了。 七夕节到了，继配王闰之来黄州已近两月。 “相逢虽草草。长共天难老。终不羡人间。人间日似年。”（《菩萨蛮（七夕）》）意思是牛郎和织女虽然草草相会，又草草离别，但牛郎和织女永远和天同在。他们始终不羡慕人间的生活，因为人间烦恼太多了，日子难过。 苏轼于七夕当天登上邻近临皋亭的朝天门城楼，即景生情，作了此《菩萨蛮》词，以示夫妻团圆、永不分离的愿望。 陈慥专门从麻城的岐亭来黄州拜访苏轼，被当地的士绅及豪强都争相邀请，这就使得苏轼想到了《前汉书》中有关陈遵的典故。 据记载，陈遵嗜酒，每逢大饮宾客满堂之时，动辄锁上大门，将所有客人的车辖去掉投入井中。客人们就是再有急事，也终不得去。“孟公好饮宁论斗，醉后关门防客走。”（《陈季常自岐亭见访郡中及旧州诸豪争欲邀致之》） 苏轼是将陈慥比作了陈遵，于是为陈季常戏作了此诗。 好友张师正从鼎州（今湖南常德市鼎城区）给苏轼寄来了上好的辰砂，当时的鼎州于辰州都属于荆湖北路，而这些地方均是辰砂的原产地。 我国是世界上出产鬼仙辰砂最多的国家之一，辰砂是中药材，具镇静、安神和杀菌等功效。 中国古代用它作为炼丹的重要原料。 过去以产在辰州（今湖南沅陵等地）的品质最佳而得名。。主要产地是贵州东部和湖南西部，以质好量大而出名。产出的矿砂多数运到湖南西部的辰溪，再转销全国各地，辰溪成为当时辰砂主要的集散地，“辰砂”一名也由此而来。 苏轼接到老张寄来的辰砂，看到这些精品的辰砂光彩很奇。本不敢服用，但是老张教给苏轼用火炼丹的技术，苏轼姑且可以以此来提神和消磨时间。 第103章 初到黄州 苏轼的挚友王巩，如今正在赶往自己的流放之地宾州（今广西宾阳县）的途中，这是件令苏轼最为歉疚之事。 苏轼知道，宾州古城，虽然是宾阳境域州、郡、县治地所在地，是宾阳建制伊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岭南的重要商埠。但是，也必定有南方特有的热蒸的瘴气，这是一位久居京师的北方人难以适应的地方。 因此，苏轼只有写信除了向老朋友王巩表达自己深深地歉意之外，还向王巩推荐了弟弟苏子由夜晚在肚脐与腹部进行气功的养生方法。如今的子由面色晴朗和润，目光炯炯有神大概就得益于此。 另外，苏轼还告诫王巩还要戒色并稍加节俭，在灾难中宜节俭并降低生活标准，以示自贬，这也是消灾得福的一个妙法。 元丰三年（1080）八月上旬，辩才、参寥两位道人自杭州过来看望苏轼时，将秦观游览杭州时所作的《题名记》带给了苏轼。 苏轼郑重地在秦观的《题名记》上作了跋文，在题跋中苏轼提到了他与长子苏迈泛舟赤壁之下的事情。 八月十二日，苏轼的乳母任氏病亡，这使得苏轼极为悲伤。 在苏轼的一生中，这位名字载入史册的乳母任采莲是位重要的人物，这也是任氏随苏轼宦海一生、辗转千里的终点。 中秋节时，苏辙次苏轼韵作了诗作，寄给了哥哥。 这些日子，苏辙由于病酒而肺疾复发，“寸田可治生，谁劝耕黄糯。（新法方田谓上腴为黄糯。）探怀得真药，不待君臣佐。初如雪花积，渐作樱珠大。隔墙闻三咽，隐隐如转磨。自兹失故疾，阳唱阴辄和。”（《次韵子由病酒肺疾发》）作为兄长，苏轼告之以详尽的修养练气之法。 闽人柳真齢（字安期），家藏有一铁拄杖，材质好像是楖栗木，牙节宛转天成，中空有簧，动辄微响。 老柳将此杖赠给了苏轼，并说该杖相传原为五代十国时期闽国开国国君、威武军节度使王潮的弟弟、“开闽三王”之一王审知（字信通，号详卿，号白马三郎）赠给钱鏐的礼物，后钱鏐转赠给了一位僧人，最后被自己偶然间得到的。 苏轼收到老柳转赠的铁拄杖后，自然是爱不释手，还专门作诗并序详细介绍了这件事情。 黄州州守为陈轼（字君式）将要离任，刚开始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时，人皆畏避，独陈君式愿与苏轼交往，且时刻与之忧患共担。 苏轼到黄州之后，因苏轼是犯官，不能住在官舍，还是在陈轼的安排之下，暂时寓居在黄州定慧院，随着僧人们一同饮食起居的。 现在，老陈要罢任黄州太守了，苏轼自然要与之好好地道一下别。于是，苏轼将汉代李陵赠苏武的诗作书写了一遍，赠给了这位顶头上司兼老朋友。 陈轼走后，由闽人徐大受以朝散郎接任，郓人孟震为倅。 这位徐大受，字君猷，东海建安（今福建南平建瓯）人，宋神宗熙宁进士，翰林学士，出身官宦世家，祖上皆为奉公守法的“循吏”。 徐君猷主政黄州期间，尽管苏轼身为犯官，但他不仅没有对苏轼另眼相看，反而因仰慕苏轼的才华，“相待如骨肉”，与苏轼亲密无间，感情至深。 在与苏轼相处的三年当中，徐君猷不像一位对苏轼负有监管责任的上司，倒像是一位热情待客的主人，每到节日的时候，他都要拎上酒陪苏轼一起过节。 轼在给友人徐得之的信中说道：（余）始谪黄州，举目无亲，君猷一见，相待如骨肉。 苏轼在黄州生活的四年多时间里，结识了许多朋友 ，其中就有三位“君太守”—— 陈君式、徐君猷、杨君素。这三位“君太守”，慰藉并温暖了苏轼的黄州岁月，使他由最初的惶恐纠结，逐渐变得豁达乐观，由意气风发转变为达观自适的状态。 纵观北宋官场的政治生态，宫廷里斗争激烈、尔虞我诈，地方上则山高皇帝远，相对心安、与世无争。 宋神宗有意宽释苏轼，陈君式、徐君猷、杨君素自然心领神会。 苏轼在《到黄州谢表》中，一再表示谢罪效忠，改过自新，再回朝廷，认罪态度好。三位“君太守”敬佩苏轼的人品，爱惜苏轼的才华，对苏轼格外善待与厚爱，特别是徐君猷，从物质和精神上给了苏轼更多的关照，使苏轼产生浴火重生的勇气和力量。 黄州的好山好水、好人好物和躬耕劳作的生活，也医治了苏轼心灵的创伤。正因为如此，苏轼的谪居生活苦中有乐，黄州岁月变得色彩斑斓，所作的诗词，代表了北宋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 这是后话。 成都胜相院寺僧惟简打发其孙子悟清来到黄州，来向苏轼求撰《经藏记》。 起初苏轼本想暂时封笔，不想再因文字而惹来不必要的麻烦。但禁不住惟简的来书叮咛，宝月大师惟简此前与苏轼一向是过往甚密，外加悟清的日夜缠磨，只得为之作了一篇记文。 关于这次为胜相院作文的事，还有着一段典故： “舒王”王安石闲居钟山之时，有客人自黄州来。王安石问，苏轼近日有何妙语啊？ 客人答道，苏轼现在住在临皋亭，有一天醉梦而起，作了《成都胜相三经记》千余言，点定才一两字，正好现在还有墨本留在船中。 王安石就遣人健步前往，转眼取回。 此时，正好是月出东南，林影在地。王安石将墨本展读于风檐之下，只见他喜上眉梢地说，子瞻人中龙也！——只是有一字未稳。 客人道，愿闻其详。 王安石说，日胜日负，不若说：如人善博，日胜日贫耳！ 后来苏轼听说了此事之后，拊掌大笑，遂以王安石为知音。 闲暇时间，苏轼在临皋亭里读了《战国策》，他认为商君之法，不过是让民众干好农业，勇于参加公战而怯于私斗，以至于食足兵强，以成帝业。 但是老百姓都只是见到了统治者的刑罚而见不到他们的德行，以致都争先恐后地去追求利益而忽略了仁义，所以商鞅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 苏轼读到了一则唐人李肇着述的《国史补》中杜羔的事迹： 杜羔品行极佳，他父亲官做到河北的一名县尉就去世了，其母并非正房，经过战乱也不知流落何处。 恰逢他的堂兄兼做泽潞判官，一次在私宅中断案，恰逢有一老妇出庭作证，见到杜羔其人竟对旁人说，这位少年神似我的丈夫。经详细询问，原来正是杜羔之母，至此杜羔便将其母迎回家中奉养。 杜羔按母亲的意愿又去寻找先人的坟墓，但故乡的老人均已下世，无法寻找到坟墓的位置。杜羔就住在佛寺中，日夜伤心地哭泣，忽然有一天见柱子上有一行模糊的小字，擦去灰尘后，判断正是父亲的手迹。 父亲留言道，我的后人如果想找到我的墓地，就应去某一人家去问询。杜羔哭着前往，果然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道出了杜父坟墓的确切位置，因此杜父才得以归葬故里。 正是由于这种高尚的品德，杜羔后来官至工部尚书致仕。 苏轼感叹杜羔的事迹与朱寿昌极为相似，于是就将这件事记下来，送给了时任武昌太守的朱寿昌。 八月二十七日，得知文彦博被封为太尉，从而被授以兵权，苏轼上了贺启。 文彦博这种历仕四朝，出将入相的老臣，在苏轼的心中既是长者，又是知己。在贺启里，苏轼发自内心地为他祝贺，把他年轻时比作张良，二十来岁时遇到了汉高祖。把他的晚年比作是尚父吕望（姜子牙），头发白了又来辅佐周武王。 次日，又得知吕公着被授为枢密副使，在枢密院专门掌管军事大权，苏轼又上了贺启。在贺启中歉疚自己虽然最先侍奉于先生的门下，却无缘前去祝贺。 这几天，苏轼正在武昌的传舍接待湖北提点刑狱章楶（音杰）（字质夫），忽然庞安时来信招苏轼赴宴。苏轼只得给老庞回信解释说，自己近来正在吃斋素食，况且有朋友在自己这里，所以难以前往，还望宽限谅解。 庞安时这个人，字安常，自号蕲水道人，蕲水(今湖北浠水县)人，被誉为“北宋医王”。 庞安时出身于世医家庭，自幼聪明好学，读书过目不忘。医术精湛，能急病人之急，行医不谋私利，常让来诊者在自己家里住下亲自照料，直至治愈送走。 他晚年参考诸家学说，结合亲身经验。撰成《伤寒总病论》六卷，对仲景思想做了补充和发挥。其突出特点是着意阐发温热病，主张把温病和伤寒区分开来，这对外感病学是一大发展。 庞安时兼收并蓄，颇有心得，而尤精于《伤寒论》，以善治伤寒名闻当世，苏轼曾赞其“精于伤寒，妙得长沙遗旨”，时人有“庞安时能与伤寒说话”之称。 苏轼在黄州初期还收到过老同事毕仲游的来信。 在京师工作时，对于苏轼在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宰相毕士安的曾孙、时任任集贤校理的郑州管城人毕仲游（字公叔）对其提出了不少中肯的建议，还曾给苏轼写下了许多规劝的诤言。 如今的苏轼自称已是老眼昏花、窘困潦倒，对于这位曾规劝过自己老朋友的来信，自然是既愧疚又感到温暖。 在给毕仲游的回信中，苏轼与之畅谈了佛学及佛理。因为，此时的苏轼正处于自渡与悔过的阶段，对于其他的话题暂时没有过多的兴趣了。 第104章 寂寞沙洲冷 元丰三年（1080）的冬天，苏轼寓居黄州的定慧院。 有一天晚上，外面凄清寒冷，万籁俱静，一弯新月挂在疏落的梧桐树上。别人都早已进入梦乡，唯有苏轼辗转难眠，还在独自漫步。 这时，他一抬头，正好看到一只大雁在林间不断穿梭，千回百转仍不愿栖息。这不由得让苏轼想到了自己。这只孤雁飞来飞去，宁愿落在寒冷的沙洲，也不愿意随便拣一根树枝来栖息。而他因不愿迎合官场的污浊，而被小人陷害至此。 他也愿和这只失群的大雁一样，独来独往，甘愿忍受这凄寒之苦。那缥缈若仙的孤鸿影，正是苏轼孤高寂寞的心。 他宁可幽居在偏僻荒凉的黄州，也不愿随波逐流，去做违背内心原则的事情。 于是，两阙“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的《卜算子》横空出世了：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据史料记载，定慧院在今天的湖北黄冈县东南，苏轼另有《游定惠院记》一文，由此可知这首词是苏轼初贬黄州寓居定慧院时所作。 被贬黄州后，虽然自己的生活都有问题，但苏轼是乐观旷达的，能率领全家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渡过生活难关。 苏轼因为高尚的人品，出众的才华，不屈的精神让很多人都非常钦佩他，其中也包括一位年仅十六岁的少女。 原来定慧院有位温都监，家里有个女儿颇有姿色，年方十六，虽然已经到了及笄的年纪却不肯嫁人。其实她的芳心早有所属，她非常喜欢苏轼的诗词，听说他本人要来，真是喜不自禁。 少女家离苏轼居住的地方不远，她每天夜里都能听到苏轼的朗诵声音，就经常徘徊在他的窗下，苏轼察觉后推开窗子向外张望，却看见一位少女女逾墙而去。苏轼旁边有一姓黄的读书人，苏轼误以为是少女夜会情郎，便在女子再来之时，帮忙牵起了红线，少女伤心离去。 此后，听闻苏轼又被贬到更远的海南，少女因为思虑过度郁疾而死，葬于沙洲之东侧。 多年后，当苏轼再次踏上黄州这片土地时，便听说了少女的死讯，后少女的父亲对苏轼说出了她的心思。 原来她早已暗恋苏轼许久，非他不嫁，当时年已六十的苏轼只能慨然长叹，就特地为她写下了这首词。 这一段子的真实性如何，我们无从考究。 只是有宋人王之望曾认为此词出《高唐》《洛神》《登徒》诸赋之右，甚至还有人将此词的思之深与情之苦，与杜工部的《忆舍弟》、《孤雁》等诗相提并论。 苏轼得知陈璞道士前段时间曾去过筠州看望子由，并给子由传授了一些丹砂的妙用。 陈璞这位道士不仅道术高妙，同时为人也很讲情义。这时候的苏轼也正在痴迷于道家的养生之术，听说陈璞还有可能来黄州，所以对于陈璞道士的到来自然是十分期待的。 程棐这个人，我们前面提到过。为了搭救被官司牵连的弟弟程岳，情愿为官府效力，自己冒死抓捕要犯，来替弟弟赎罪。 启用程棐，这本是苏轼首肯的事情，如今程棐已经完成了使命。在湖州时，苏轼原想上报朝廷，阐明程棐之弟只是与李逢有往来，并没有做过坏事，想请求朝廷赦免于他。没想到，苏轼写好的公文尚未发走，自己就被逮捕下狱了。 如今在黄州的苏轼，还想着对于程棐的承诺，于是就给老朋友、时任参政谏议的章惇去信，想让老朋友帮忙在朝中斡旋，以便乞放了程棐之弟程岳。 据传，后来程岳被释放，还被任命为一名目牙校、镇将之类的差事，被派往京东监司用于驱使缉捕歹人，其才用甚至还远在其兄之上。 十月九日，黄州的州倅孟震（字亨之）置酒秋风亭上，当时有一双拒霜花独向州守徐君猷而开，众人喜笑不已。 “两两轻红半晕腮，依依独为使君回。若道使君无此意，何为，双花不向别人开。”（《定风波·两两轻红半晕腮》）徐君猷上任只有一年半时间。在较为平静的苏轼心田里，徐守政绩明显。苏轼应孟亨之通判之邀，在秋香亭对饮言欢，以颂徐守之功德。苏轼作《定风波》词和《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饮酒以诗戏之》诗以志之。 自苏轼来黄州，州守徐君猷与刺史孟震均无迁谪意，反而时常厚礼之。所以，苏轼与之多有诗赋。在苏轼的诗中，竟将二人分别比作是三国时的徐邈与晋朝时的孟嘉，其情极为亲切。 到了秋冬时节，有传闻说苏轼将被移至滁州，就连黄庭坚都听说了。 甚至黄庭坚在给参寥大师的信中说起此事时，还为老师能身处琅琊山水之圣地而庆幸不已。只是，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 这是王巩已经到了宾州的贬所，苏轼给王巩写了一封长信，评论了杜甫身处穷困难堪的境地，喝水吃饭都没有忘了君王。还说在以前的诗人中，也只有他能做到这一点，苏轼想以此与王巩共勉。 还对王巩说，宾州的鸭鹅应该很便宜就能买到，但黄州所多的乃是去鳞的鱼块和猪羊等物。朝廷现在发给自己的粮米之类虽然不多，但是自己善于节俭用度。 如今自家每日限用一百五十钱，每月初一取钱四千五百整，分成三十块挂于梁上，天亮用杈棍挑取一块，就将杈棍藏起来，把挑下来用不完的钱贮藏在大竹筒里，用于接待客人之用。这样一来，还能够天天吃到肉。 时任淮南西路提点刑狱的李公择按部前来巡视黄州，在黄州停留了数日。苏轼带着李公择游览了寒溪的西山，李公择的口中不停地在夸外甥黄庭坚。 应李公择之情，苏轼还作了《菩萨泉铭》。 李公择走后，正在专注于修习养生之术的苏轼在天庆观借得道堂三间，自冬至日起，开始了为期四十九日的斋居。 十一月十三日，苏轼又为大理寺丞、藤州（今属广西）知州赵昶之父的舍利子作了一篇记文。 赵知州之父名赵棠，原籍蜀中，是后蜀节度使赵廷隐的后代，后在南海（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任职，落籍此地。 当地有个叫潘冕的怪人，谁也猜不透他的心思，南海一带的士人一般称“心受风”为盎，所以都称之为潘盎。 这个潘盎虽然怪异，但曾有过与京城的言大师讲论《法华经》精义的经历，并且言大师对潘盎的评价极高，说他是日光佛的化身。 赵知州的老父亲于是索性辞了官，跟随着潘盎开始游历四方，潘盎也称赞他深得道法之妙。后来，潘盎就莫名其妙地人间蒸发了，赵先生也恰好在这时候也仙逝了。其尸体焚烧之后，竟然得到舍利几升之多，当然这也是赵先生的道法精妙的体现。 苏轼与赵先生之子赵昶时有往来，就得到了舍利子四十八颗。后来，苏轼随即就将舍利子交给了宝月大师的孙子悟清，让他带回蜀中的胜相院里供养。 赵昶正在滕州任上，苏轼知道当时的藤州因有兵燹而并不太平，所以去信表示了担忧。好在这个赵昶胸有城府、应对有余，赵知州给苏轼寄来了当地上好的的丹砂，苏轼就将黄州特有的用蕲竹制成的笛子回赠给赵知州。 因为苏轼知道，赵昶有两位婢女，都擅长吹笛。 腊月十五，淮南转运司取勘苏轼在徐州知州任上对于刁民李铎、郭进等谋反之事不够觉察。苏轼就将命令程棐等极力追捕的事实据实上奏。 苏轼有一眉山老乡名叫石康伯（字幼安），此人此人是已故紫微舍人石昌言的幼子，考秀才没考上就放弃了。石康伯于是就混迹于京师四十年，行为怪异，只是喜爱书画，如今家藏书画竟然达到几百幅，他与其子石夷庚（字坦夫）将这些画装订成册，取名《石氏画苑》。 由于石幼安与文与可有交往，并且亲如兄弟，所以得到文与可的画最多。苏轼画的古木丛竹也有一些被他收集在画苑之中了。 因此，应石氏父子之请，苏轼为之作了《石氏画苑记》。 老朋友滕元发路过黄州境内，要去赴安陆（今湖北省辖县级市，由孝感市代管）新任，顺便给苏轼去了一封信。 苏轼得信后极为高兴，但是又为与路过黄陂的老朋友没能谋面感到遗憾。 快到年底了，苏轼给秦观去了一封信，首先称赞了他的诗文，劝他多着一些可用之书。然后，顺势将自己在黄州的窘境以及如何节俭的情形告诉了秦观。 淮南路转运副使为李琮巡视到了黄州，顺便会晤了苏轼。 作为回报，也算是手到擒来的事，苏轼代李琮作了《上神宗论京东盗贼状》。李琮也不让苏轼白费劲，将自己珍藏的天台玉版纸给苏轼弄了一些。 古时候，浙江的造纸技术就长期处于全国前列，境内造纸工坊遍地开花，如台州黄岩的手工造纸，在唐代时就享有盛名。 黄岩纸业飞速发展，以纸质质量上乘而蜚声天下，其中最出名的当属玉版纸。 玉版纸，又称玉版笺，属竹纸，纸质光洁匀厚，细腻洁白，为宋代名纸。据苏轼《东坡杂志》记载，名士吕献可曾对他言道，天台玉版纸质优，超过五代南唐后主李煜的澄心堂纸。 临近岁末，苏轼给自己的学生李之仪去信，谈论了当时的科举内容之弊。坦言自己当初科考中所作的谈古论今的题目，无非是为了应付考试而乱七八糟地谈古论今。以至于到了现在，就是因是为这种习气而险遭杀身之祸的。 苏轼遣人到老家的青神县，问询故人与朋友的消息。还给当年一起在川中玻璃江瑞草桥边草地上把酒言欢、一同交游的小伙伴王淮奇（字庆源）写信，详述了自己初到黄州时的放浪山水之状。 李公择给苏轼捎来了柑橘，鲜于侁来信让苏轼代作《醮上帝青词》，焦千之（伯强）、张希甫与光州道人朱元经等的故去，苏轼还作了一些墓志铭之类的文章。 忙碌中，黄州的春节不知不觉就要到了…… 第105章 仙初成——从苏轼到苏东坡的华丽转身 宋时，江淮一带的人都迷信鬼神。 每年的正月，一定要换上鲜亮的衣服并打扫庭院以敬奉子姑神。这里的所谓神灵附身的“活神仙”，有的善于数数和写字，有的善于跳舞，有的则精于作诗。 元丰四年（1081）正月间，苏轼在黄州人汪若谷家里见到的子姑神尤为神奇。 这位仙姑把毛笔放在嘴里，用洪亮的声音说，我是天神，姓李，名全，字德通。因为汪若谷转世为人，所以我降临到他家。 当仙姑见到黄州当地的进士张炳时，竟对他说，老朋友别来无恙啊！张炳忙问他在什么地方见过自己。 仙姑说，你怎么不记得刘苞了呢？我就是刘苞。 于是，仙姑就详述了张炳早年与刘苞的交游与言论，张炳听后大惊，告诉苏轼说，往年在京师确实结识过一个叫刘苞的人，此人头戴青头巾，身背布口袋，身上刻着花纹，很好喝酒，自称是齐州人，如今不知何往。 难道真的有神仙吗？ 在苏轼看来，这些东西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因为世上的人能够亲眼看到的毕竟很少，而看不到的却往往很多，何必仅凭自己的见闻来揣度尘世以外的事情呢？ 可话虽这样说，苏轼还是将这种异事用笔墨记录了下来。比如，《子姑神记》、《天篆记》、《仙姑问答》等都是苏轼关于此类事情的记述。 正月二十日，苏轼欲往麻城的岐亭，郡人潘丙（字彦明）、古耕道、郭遘（字兴宗）一起将苏轼送到了离黄州十里的永安城，也称女王城。 这三个人都是苏轼在黄州时朝夕相处的好朋友，其中潘丙是位进士，潘革之次子，潘大临、潘大观兄弟的叔叔。因为家住得离苏轼很近，后来苏轼还是因为潘丙而弄到了一些土地，从而建造的“雪堂”。苏轼离开黄州后，还是把雪堂交给潘丙去打理的。 在去岐亭的路上，苏轼看到梅花正争相竞放，天黑后借住在黄冈县团风镇，夜间梦到有一和尚被打的满脸是血，像是有什么冤仇要对人申诉。第二天，到了岐亭，苏轼就将梦中的情形告诉了陈慥，于是陈慥就带苏轼进入山中，在路边的一座庙里果然见到一尊罗汉像的面部被人毁坏。 陈慥觉得正是这至尊罗汉像给苏轼托的梦，所以就帮苏轼将它运回家中。并找来僧人继莲将其修整后供奉于佛龛之中，安置在黄州的安国院。 苏轼游览了岐亭，回来时乘船而归，过黄州古城时还有幸得到一面铜镜，此铜镜周长一尺二寸，上面还有豆粒大的铭文。 对于古黄州，苏轼翻阅了《隋书·地理志》，书中说黄州就是永安郡，黄州东十五里的永安城，世人俗称“女王城”。隋书中的这种说法，苏轼认为不妥。 不仅如此，苏轼还认为《图经》中认为古黄州是春申君的故城更为不妥，因为苏轼知道春申君的都治在昔日的吴国，当下的无锡县惠山上还有着春申君庙呢。 悟清从西蜀归来，苏轼又给宝月大师去信，信中说自己乃有罪之身，承蒙不嫌弃，采用了自己所作的碑文。碑额的大字，已经差悟清到安州（今湖北孝感）向滕元发求书。 苏轼还专门交代宝月大师，石碑上除了自己的小字内容与碑额的大字之外，不要再刻什么花草与界栏作装饰，那样就显不出古雅庄重之感了！ 苏轼还想着将吴道玄所画的释迦佛送给宝月大师，让他供奉在宝月所在的中和院里。 做完这些，苏轼也没有得闲，因为模上人要他书写佛经。 写完佛经，闲暇时又与众人聚在王齐愈家，点评起各种花草的样貌来。在座的众人一致认为，荼靡花像通草花，桃花长得像蜡花，海棠花像绢花，罂粟花像纸花。 这些评论，也被苏轼一一记载了下来。 苏轼还给张商英（字天觉）去信，叙述了二人在黄州时的相会，此时的张商英因责监江陵赤岸盥税，正好路过黄州要去贬所。 词人张商英，神宗时受王安石的推举，入朝做官，后来官至宰相。当时，张商英以居士的身份在佛教界有着很高的声誉。 黄州知州徐君猷有侍妾四人，她们分别姓孙、姜、阎、齐，其中阎姬最为老徐所宠。苏轼自然知道这些，曾作过《西江月》、《减字木兰花》等诗赋赠给阎姬。 湖北提点刑狱章楶（音杰）（字质夫），原在徐州府苏轼手下做过盐监官，晚年以诸生身份而跃马疆场，在西北边境屡次击败西夏入侵，宋徽宗曾称赞他“才兼文武，学富古今”。 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其一首写柳花的《水龙吟》，令苏轼拍案叫绝，并说还怎么让后人再去作这一题目呢！ 随后，章楶家里善弹琵琶的伶人想向苏轼讨一琵琶词来弹奏。苏轼由于近来一直也没有再动笔，就找来了韩愈的一首诗，稍加修改，使其合乎音律，给章楶寄去了事。 四月八日，是苏母武阳君的忌日，苏轼就在安国寺里施斋请众和尚吃了饭，并将从岐亭带回来的一座罗汉像安放在该寺。 在黄州谪居的日子里，苏轼也没有因此而沉沦，而是在蜗居之中翻阅深思《易》、《论语》等书，感觉大有收获。于是，苏轼开始继承先父之学，着述了《易传》九卷，此外又别出心裁地编写了《论语》五卷。 写完之后，苏轼觉得自己并非什么大儒，并且还因为文字闯了这么大的祸。《易传》字数过多，无力刻版，于是就将《论语》五卷抄给了文彦博老先生。 此举用苏轼的话来说，就是让文潞公退朝回到家后闲暇时翻看。即使自己的文章没有多少可取之处，也可以显示出自己穷不忘所学之道，老不辍学的精神。 这一时期，苏轼还会与杜沂通信，在信中介绍自己的近况。 弟弟子由写了一篇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苏轼读后顿觉自己好像已经置身于栖贤堂了，见到了阴暗惨淡的水石与错杂生长的草木。苏轼觉得应该亲手抄写一篇以刻石，置于栖贤堂上，也算与庐山结下了缘分，以后再来庐山就不算是陌生的客人了。 苏轼在唐垧家里见到他家藏的唐时智永禅师、欧阳率更、颜鲁公等六位书法家的真迹，在后面都做出了中肯的评论。 在苏轼看来，智永的字，兼有众家之妙，精能达到极点，反而趋于疏淡。就如同是陶渊明的诗，初看好像涣散不紧凑，直到反复品味后，才能识得其中之真趣。 五月十五之后，苏轼书写了纸本的《阿房宫赋》，并用蓑衣裱，字大七分余，落款“眉山苏轼书”。 王适（子立）自筠州赴徐州的秋试，路过黄州时，苏轼带着小王游览了武昌西山，并同酌一杯菩萨泉以送之。“送行无酒亦无钱，劝尔一杯菩萨泉。何处低头不见我？四方同此水中天。”（《武昌酌菩萨泉送王子立》） 这个王适，后来成了苏辙的二女婿。 这一年，是苏轼来到黄州的第二年，家计日益匮乏。老朋友马正卿又找来了工匠，疏浚了原来的水井，帮助苏轼开荒，种上了蔬菜和粮食作物，还栽上了树。 马正卿，字梦得，杞（今河南杞县一带）人，与苏轼同岁仅小八天。 苏轼贬黄时，老马正在黄州担任通判，辅佐知州、太守处理政务。他非常仰慕苏轼的文采和为人，看其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顿，心急如焚。马梦得就去找当时的知州徐君猷，说苏轼的生活很困难，看能不能给他一片地种粮食，徐君猷爽朗地答应了。 于是，徐知州就把黄州城内原来的一个军营地五十亩交给苏轼无偿地耕种。这本是一块无名高地，又因为它在黄州城东，苏轼便以“东坡”命名。 从此，苏轼一家方才有了安身之所，暂时算是解决了衣食之忧。 其实东坡也不是苏轼最先发明的。 唐代白居易在四川忠州（今重庆忠县）做官时，也在东门外有一块地，在那种植花儿。苏轼对白居易很是仰慕，所以就把他这块地取名为“东坡”，他便自号“东坡居士”。 自此，苏轼与苏东坡成了两个不同的人。 苏东坡和苏轼的区别在于，苏轼是他的本名，东坡这一叫法来自他的号，因为苏轼号东坡居士，因而世人有时也会称其为“苏东坡”。 话说回来，苏轼之所以将躬耕之地命名为“东坡”，而且自号“东坡居士”，除了与白居易种花种草的事迹相似之外，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苏轼对白居易人格的认同与钦慕，这就有点“异代相逢成知己”的感觉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还得从苏轼和白居易的思想转变和认知层次说起。苏轼自号“东坡居士”，这个称谓意味着苏轼对白居易处世哲学和人生态度的认可与仰慕，意味着苏轼思想上的个重大变化。 来到黄州后，苏轼虽然失去了进阶的空间，但他却拥有了更多的时间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与生命的归宿。苏轼将自己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与传统哲学思想结合起来，在接纳儒释道思想的过程中，他也在悦纳自己。 黄州是苏轼人生之旅中的一个驿站，他在这里度过了五年的时光，这五年不但是仕宦旅程中跌宕无尽的晦涩期，也是他人生中的低潮期，而且是经济上为解决衣食而躬耕农田，节俭持家的时期。 所以，黄州也是苏轼人生旅途中的重大转换期。 白居易在忠州种花种树，就是心态转变的具体体现。此时的白居易开始把眼光更多地转向自然，希望在与自然的接触中寻求一份心灵的安宁。 而苏轼呢，黄州时期的苏轼在遭遇和心境方面都与他一直敬慕的乐天极为相似，这时他靠朋友的帮助有了自己可以耕种的土地，可以种树种花种粮食，自然而然就想到了白居易在忠州种树种花之东坡。 在黄州，苏轼自号“东坡”，他重新认识了自己，并重新定位自己的人生。因为苏轼在黄州全面考量了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东坡”人生： 北宋文坛巨擘苏轼从唐代诗坛名流白居易身上看到了另一个自己，苏轼也从白居易的人生际遇和处事原则上看到了另一个真实的自己。 所以说，苏轼自号“东坡”，本身就是对白居易的人生的钦慕、追随与仿效，也是苏轼有意对白居易人生亦步亦趋的最有力的诠释。 第1章 黄州对岸是武昌 宋代的黄州，也即今天的黄冈市黄州区，属淮南路。 黄州位于长江中游北岸的臂弯内。对岸就是古武昌县，也即今天鄂州市的地界。 在黄州自己简陋的屋旁左边，东坡先生已收拾出数十亩的荒地，买了一具牛，日日躬耕于此。闲暇时，沉浸于书史中独自快活，自觉比做官要舒服得多，还能避免不少的荒唐事。 元丰四年（1081）下半年，黄州的天气极旱，米价飞涨。 趁着这几天的一场雨，东坡就带着家人日夜开辟荒地，准备种些小麦。与邻里的农人一起劳作生活，虽然劳苦但非常感到高兴。 在给好友王巩的信中，东坡还告诉王巩，自己甚至想自号“鏖糟陂里陶靖节”。 他还告诉王巩，受自己牵连的王诜驸马已被召唤京师。只是朝廷每月只给他生活费用一百贯，他的女儿时常哭诉，惹得皇帝也动起了恻隐之心。 彦正判官将一把古琴送给了苏东坡，东坡自觉自己素不解弹，就趁海印禅师纪公（纪老）前来黄州拜会自己的机会，让纪老的侍从快弹了几首曲子。 弹过之后，东坡觉得此琴的音质绝妙，是把可以传世的好琴。所以，为了表达对彦正判官的谢意，也为了博得世人一笑，遂作了一道偈子寄给了彦正：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琴诗》 关于这首偈子，同时也是一首诗。近代有人认为它写出了哲理，有禅偈的机锋，似儿歌的天籁。而清代的纪昀在他的《纪评苏诗》中却认为，此随手写四句，本不是诗，搜辑者强收入集，千古诗集，有此体否？ 总之是褒贬不一。 但全诗简单明了，言简意赅，至少能够反映了宋代哲理诗的主要特点。 六月二十三，陈慥自岐亭来，这是小陈第二次来黄州拜访东坡，东坡遂将自己所作的《杂书琴事十首》赠给了他。 陈慥这次来，正好苏轼要去祭奠一下自己的老乡任汲（字师中），所以就带他与王齐愈、王齐万、潘丙、古耕道一起会于师中庵。 任汲与其兄任孜，相继举进士中第，知名于当时，眉州人皆敬之，号之“二任”。苏轼的老父亲苏洵在世时，尤其与二人相厚善，因此二人的关系也算是世交了。 特别有缘的是，当苏轼还在凤翔任上，任汲将去赴黄州通判任，当时的苏轼还作诗为其送行。 所以，作为黄州的前任通判和眉山老乡，苏轼都要作文与作诗加以祭奠的， 上次给苏轼天台玉版纸的淮南路转运副使李琮，与东坡一别半年。东坡听说他的夫人去世，本想去信安慰，但又想到没有合适的人去差遣，同时光是一封书信也未必能宽慰他，反而徒增一些凄楚与惆怅。 东坡本想缓一缓在去信，谁料李琮又给自己来了书信。东坡自觉愧疚，就将王天常论西南边事的言论详细地告诉了李琮。正是这次回信，展现和填补了东坡先生的军事才能。 苏东坡给李琮的回信中，系统阐明了对西南边陲少数民族的作战策略。时任梓州路转运副使的李琮，正在为如何平定西南战乱而头疼。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一年前，泸州的少数民族首领乞第叛变。元丰四年春，朝廷出兵讨伐，屡遭挫败。 而年幼时曾随父亲平叛的王天常，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的情况比较了解，在年初时曾向苏轼讲过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格局和平乱策略，只是这位晚辈实在太没文化，很多军事思想缺乏系统梳理，经常词不达意，苏轼帮他整理思路，并形成了文字。 综合王天常的观点，苏轼认为，要想平乱，最重要的是两点： 一是必须要利用少数民族内部的矛盾，争取到当地其他部落的支持，尽量在当地招募士兵，避免从其他地区调兵长途奔袭。 二是避免长途转运粮草，而要用很长时间利用当地资源储备战略物资。按照苏轼的意思，可以先行休兵，以两年为限，派专人到当地以非官方的身份购买战略物资，这样做的好处是，大大减轻了运输成本。 这两点整合到一起，就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可执行战略：先积粮于安溪寨，亦以诸夷为先锋，以嘉、戎、泸、渝四州召募人继之，可以一举而荡灭也。 翻译成直白的一句话就是：找个地方屯粮，再招募当地士兵作战。 可以看出，东坡先生的战略逻辑非常明确，那就是尽一切可能避免长途作战，宜以近兵战之。 苏东坡此信寄出后，史料没有记载李琮采纳与否，但北宋在酝酿了几个月后，才再次发动西南讨夷平乱战争，宋军中有大量少数民族士兵，这与苏东坡信中观点不谋而合。 李廌（字方叔）给东坡写来了信，信中对于老师极度的关切，这让东坡先生大为感动。对这位被誉为有“万人敌”之才的华州（今陕西华县）后生，东坡自然是另眼看待的。 这年的夏季十倍于往年的溽热，东坡先生在黄州这种上晒下蒸的环境里，难受的只剩下喘气而已。他回信说，首先对李廌的那种闭门着书、与人唱和的日子表示羡慕。然后就是劝李廌备战秋试，并鼓励他一定能中前三名。 还有就是，东坡先生向李廌引荐他的侄婿王适，说王适目前在彭城集结然后进京考试，说不定到时候还会在考场上见到他，到时候你们俩可以多谈谈。 七月三日，朝廷下旨，苏轼先前担任徐州知州期间，没能觉察刁民李铎、郭进等人等人谋反之事，以后不再追究。原因是，苏轼派出的程棐已经将两位谋反者抓捕归案了。 此时的东坡先生，已经是处于被贬斥后的“惊弓之鸟”，依然时时在哀怜之列。 在给朝廷上书的谢表中，东坡说，自己已是“无官可削，抚己知危”。据说，神宗皇帝读到此处时，竟忍不住笑道，畏吃棒耶！ 神宗皇帝对于苏轼的所谓罪行，其实是非常宽宥的。 自从苏轼获罪被贬黄州以来，神宗皇帝“每怜之”，一日上朝，对执政说，国史大事，朕有意俾苏轼成之。 执政面有难色，神宗只好道，非轼则用曾巩。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 其后，曾巩果然不负圣意，为朝廷修着国史。 上过谢表，王彭（字大年）的儿子王谠（字正夫）派人来报父丧。 说起这个王大年，那是嘉佑末年，苏轼还在凤翔府担任幕职，太原人王大年监管着府中的军队。苏轼与王大年是邻居，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当时的知府陈公弼对待下属很是严厉，僚属们都不敢正视他，惟独王大年对他不卑不亢，陈公弼也很尊重于他。 后来听说，王大年是宁武军节度使王全斌的曾孙，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王凯的儿子。此人不仅作战勇敢，学识也十分渊博。当初，苏轼喜欢读一些佛家之书，但是有很多不解之处，还是王大年来为他一一解读的。 所以，苏轼说过他后来常读佛学的书籍，还是受到王大年的影响。 就是这种关系，东坡先生在接到小王的报丧之后，专门去信表示安慰。 揭阳人吴复古（字子野）派人送来书信，自从苏轼与他在济南一别，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老吴还给苏轼寄过珍贵的建茶和海鱼。 东坡告诉老朋友，如今自己已到黄州一年半了，就住在江边。对岸就是武昌的各个山峰，自己经常乘小舟独自到那里去。如果老吴你何时北上，若能绕上一段路程，我们就可以相见了。 这年夏天，黄州极度暑热，眼看要立秋了，暑热七八十天仍不退。 就在东坡先生心中念到不会再有凉爽的时候时，忽有一天凄雨大作，他只得穿上了夹衣。忽然之间，东坡想着今年的日子已经是屈指可数了，就想起了陶渊明的诗句：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 于是，就将此刻的心情书在了陶渊明的诗句之后。 中秋节到了，东坡与客人们相聚于江亭饮酒，醉得厉害。正好此前郑元舆（君乘）拿出一轴纸想让东坡写几幅书法作品，老郑说他有一个叫孟阳的老朋友酷爱东坡先生的书法，同时还把孟阳的手迹呈给东坡看，东坡见此人也是善于用笔之人。 于是，东坡乘醉酒给写了几幅。结果第二天酒醒，一看才知道，老郑拿过来的竟然是一轴极为珍贵的绢纸。 蕲水县知县李婴也在中秋节时候来到黄州，东坡先生带他游览了武昌的西山，他将自己所作的《满江红》呈给了苏轼看，苏轼甚为喜欢。 东坡在如今的处境中，常常与陶渊明作比。陶彭泽晚岁躬耕，每以诗自解，意其中未能平也。而东坡先生流寓黄州二年，适值艰岁，往往乏食，无田可耕，盖欲为彭泽而不可得也！ 既然不可得，东坡只有找来陶渊明的诗集，书写了两首陶诗聊以自慰。 接着，他还赋了《水龙吟》以抒怀，此时的东坡正处于四十不惑的年纪，“永昼端居，寸阴虚度，了成何事”，几十年人生虚度，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成绩，没有取得理想的功名，反倒仕途之路越走越窄何等令人伤悲。 苏东坡此时的内心世界非常复杂，他一方面觉得江南风光确实很美，但是可惜自己四十不惑的年纪，依然没有取得任何的功名。另外一方面，他从当前所处的环境，想到了昔日在京城的陶醉，两相对比，不免凄凉。 中秋之后，很快就了重阳节。 这天，苏东坡陪着黄州知州徐君猷与客人会于栖霞楼（又叫涵辉楼），并当场赋了《南乡子》。“宾州在何处，为子上栖霞。”这座栖霞楼为闾丘太守孝终公守黄时所建造，一时竟成郡中之绝胜。 此时的东坡，脑海里浮现的是“重九日，登栖霞楼，望君凄然，歌《千秋岁》。满座识与不识，皆怀君。”这里所谓的“君”，指的是远在宾州的王巩。 宋时的宾州，今属于广西柳州，因宾江而得名。 第2章 黄州漫天飞雪的时节 元丰四年（1081），九月十五。 海印禅师纪公将要到峨眉山去，他先往衢州西安（今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与以太子少保致仕居乡的赵汴告了别，得到了赵公的三首送行诗后，又专门绕道黄州来看望了苏东坡。 海印禅师的此番前来黄州，是想让苏东坡为他作一道偈的。 苏东坡知道，赵公是以宰相阁老的身份功成身退的，而自己却是因为没有治国的才干而空受俸禄因此遭贬而离开朝廷的。但在佛眼看世的海印禅师眼里，他们二人的处境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东坡深受感动之余，就给海印禅师作了一道偈，并请海印禅师将此偈附于赵公的三首诗后一并带回。 近来，东坡开始喜读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命驾欲何向，欣欣春木荣。世人无往复，乡老有将迎。”所以索性就将里面的字收集起来作了十首诗，让他的儿子们背诵，还称这十首诗为《归去来集字》 。 转眼又到了恩师张方平的生日，此时的老先生已经致仕。 在黄州这种困顿的环境里，苏东坡还真的是无以为赠，于是就将闽人柳真齢（字安期）赠送自己的铁拄杖，“借花献佛”地作为寿礼赠给了张乐全老爷子。 这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交往，发生在这样的一对亦师亦友的师生之间，格外令人动容。 东坡还为恩师作了两首诗，乐全先生接到寿礼后，也专门作了一首诗《苏子瞻寄铁藤杖》记述此事。 刚送完张老先生的寿礼，苏轼又得到了眉山老家的大堂兄苏不欺病逝的噩耗。 虽然在捎来的口信中已经详述了出殡的日期，但苏东坡却不能到墓地去向大堂兄诀别。想给家乡写封信，托驿站的使者送信又担心丢失，所以如今眉山家中的一切都是杳无音信的。 逝者已逝，可活着的人生活再难还是要继续的。 此时，东坡先生在黄州时的朋友潘丙（字彦明）的三弟失解了，心里很失落。（唐制，举进士者皆由地方发送入试，称为解。解，解送，发送。故科举时中乡榜者称发解，不中者称落解或失解） 苏东坡邀他前来一起饮酒以解忧，并鼓励他一定要愈挫愈勇、来年再战。 米芾（字元章）目前在长沙做官，最近北上到金陵拜会了王安石，然后转道黄州专程来拜会苏东坡来了。 东坡画了墨竹给米芾，米芾看到东坡先生画的竹子，总是从根部一直画到顶端。米芾就不解地问道，先生何不逐节来画呢？ 东坡笑道，竹子在生长时，难道是一节一节来生的吗？（很有哲理） 米芾只见苏东坡此时的墨竹运思清拔，其技出于其表兄文与可，都是以墨深为面，淡为背，若画成林竹则更为精妙。而东坡先生这时候所画的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头皴硬，亦是怪奇无端，就好像先生胸中之万千气象也！ 送走了米芾，转眼间的黄州已到了黄叶飘零的秋天。 苏东坡听说单州（今山东单县）成武人马默要经过黄州赴广南西路转运使任，其时的宾州正是属于广南西路，也就是说，马默将要成为王巩的顶头上司了。 按常理，让马默给王巩捎书信那是万无一失的。 可此时的苏东坡却身无长物，知道王巩身处岭南的蛮夷之地，就将一些黄州本地的茶叶给王巩带去，并在书信中一再嘱咐王巩将新作的诗文寄来一些。 过了些时，秦观又从孙觉任知州的徐州地盘上给苏东坡寄来了书信，报喜说自己已经“得解”（ 宋代科举考试分为三级：发解试，省试，殿试。欲参加礼部省试，必须先通过地方一级的发解试，所谓“得解”）。 秦观此举也是为了感谢东坡先生长期以来的不断鼓励，提醒他“不可废举事”的结果。 展读了学生秦观的报喜书信，东坡先生心情大悦。 于是，在这个初冬的夜里，东坡将昔日与杨元素、陈令举、张子野、刘孝叔等人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的记述书写了一遍，以此来怀念故友。 接下来，东坡先生还写了一篇《饮酒说》，专门谈了嗜酒之人的特点。 到了腊月二十二日，苏东坡抽空过江造访了居于江南车湖的王齐愈，在那里从陈慥的来信中得知：北宋将领，名将种世衡的儿子、河南洛阳人种谔大败西夏六万余人，获首五千余级，获马五千匹，铠甲万计。战场上死者横数十里，银水为之赤。 “闻说官军取乞訚，将军旗鼓捷如神。故知无定河边柳，得共中原雪絮春。”（《闻捷》）这可是一个天大的喜讯，苏东坡顿时感到兴奋不已，为了表达自己此时的心情，他就模仿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里的口吻，一下子作了两首诗以抒怀。 正处于失落伴着亢奋复杂心情中的苏东坡怎么也想不到，十一月十五日这天，神宗皇帝正与辅臣门们在天章阁议事，商议下一步的官制除目。 本来，神宗皇帝是想让苏东坡担任着作郎（负责编修国史的官名），本来已经拟定好了，谁知官制“隔岁乃下，比之初议，十改五六矣”，看来，苏东坡当下依然是不被朝中的某些势力所接受啊。 早在徐州任上时，苏东坡就结识了陈师仲、陈师道兄弟，如今应钱塘主簙陈师仲之请，要为其祖父陈亚的诗集作题跋。 东坡知道，这位陈主簙对自己尤为尊重和仰慕，这些年来，自己的诗文手稿由于获罪期间已被家人烧毁得所剩无几，而陈师仲却凭自己的一己之力为东坡编述了《超然》、《黄楼》二集。 《超然集》是东坡在密州任职期间的诗文结集，而《黄楼集》成了东坡在徐州任职时的诗文结集。 苏东坡为陈师仲爷爷的诗集作了题跋之后，还告诉小陈自己的题诗之经验： 那就是不管在任何地方题诗，都最好按照时间先后加以编排，待日后看时，就会形成游记一类的文章了。 苏东坡的堂侄、二堂兄苏不疑之子苏安节自西蜀来黄州。 冬至日，苏东坡与堂侄夜坐赋诗，安节为叔叔带来的家乡的消息，令东坡心生温暖。应堂侄之情，东坡精心地书写了《摩利支经》，让安节带回蜀中。 临走前，东坡先生不由地又忆起了伯父曾在先父落第之时所劝慰的诗句：人稀野店休安枕，路入灵关稳跨驴。目睹将要归蜀而去的伯父之孙苏安节，一种血肉亲情的感动再次涌上了东坡先生的心头。 于是，东坡又在安节堂侄的面前诵读了该诗句，并以这两句诗的为韵，一口气作诗十四首送之。 腊月初二，黄州境内雨后微雪。 在这这种雨雪天气里，太守徐大受特意携酒来找东坡先生叙旧，二人于临皋亭座上饮酒赋诗，共赋《浣溪沙》三首。 及次日酒醒，苏轼又依韵再唱和了《浣溪沙》二首。 按照官家的日程，时任淮南西路提点刑狱的李公择又要按部前来巡视黄州了，苏东坡听说后，赶紧给陈慥去信，说要与李公择相会于岐亭陈慥家中，指明了要陈慥作陪。 在陈慥家里，苏东坡次韵了此前所作的《岐亭》诗并和陈慥诗《雪中赏梅》。东坡先生在黄州的四年里，先后共三次到访陈慥，而陈慥却多次造访东坡，可见陈慥对东坡先生情真意切的友情。 黄州大雪纷飞之时，苏东坡给太守徐君猷送去了牛尾狸，这是弟弟子由从筠州捎过来的稀罕物，东坡又将它转赠给太守食用，因为他听说此物能够醒酒。 据李时珍 《本草纲目·兽二·狸》：狸有数种，南方有白面而尾似牛者，为牛尾狸，亦曰玉面狸，专上树木食百果，冬月极肥，人多糟为珍品，大能醒酒。 腊月二十五，新年将至时节，黄州的大雪方晴。 东坡先生在睡梦中竟梦见自己以雪水来烹小团茶，并使美人在旁歌舞以饮。还梦见自己作了一首回文诗（汉语特有的一种使用词序回环往复的修辞方法），梦醒后还能记得其中一句为：乱点余花唾碧衫。 “翠鬟斜幔云垂耳。耳垂云幔斜鬟翠。春晚睡昏昏。昏昏睡晚春。”（《菩萨蛮·回文春闺怨》）于是，苏东坡在梦醒后，索性就以这一句为例，连做了两首回文诗方罢。 短暂的小聚之后，李公择就要回去，苏东坡致简为之送行。 李公择去后，徐州昭圯在王适的引荐之下，前来黄州，想从游于东坡先生之门下。他自称自少时以来就对东坡先生十分钦慕，听说苏公目前在齐安（黄州）日日掩关着书，足以俯仰一世，淡然自足，如严居隐士之行，与世相遗，少无谪官之意。 因此，李教授便对东坡先生更加地倾慕。 一次，房州（今湖北十堰市房县）通判许安世告诉东坡一件异事： 有一位道人，据传是来自京师，无惧世俗之眼，惯常头簪三朵花游走于市井之间。但此人很会作诗，也很有仙气，还能够给人画像，曾有人得到过他画的像，所以还有人称他为“三花仙”。 东坡先生自觉奇异，还专门做了首诗记述了此事。 临近年底，苏东坡主要做一些与朋友们迎来送往的琐事： 比如，黄州进士潘丙的侄子潘大临（字邠老）要赴省试，东坡作《蝶恋花》以送之。 李廌拿着自己的诗文来到黄州求教于东坡先生，东坡读了之后觉得小李的文章“笔墨澜翻，有飞沙走石之势”，拊其背曰：子之才，万人敌也！同时勉励小李要以作礼仪君子，不要做才华横溢而道德欠缺的人。 李廌再拜受教，然而东坡听说小李因为家贫，三世未葬。一日，小李抚摸着枕头流着泪说，我忠孝向学，而亲未葬，何以学为！ 就在李廌将要离开之时，东坡先生不免要解衣为助，又作诗以劝风义者。 就在年底漫天飘雪的天时里，东坡先生意外收到了了元（佛印）禅师遣专人送来的长信，心中感激不已，忙致简答之。 蜀僧已得到了滕元发书的大字回归蜀地，他很感激东坡先生，东坡知道滕元发与自己的友情，当然也知道了滕元发并没有看轻身陷困顿中的自己。 正好，老滕想让东坡先生作一篇《萧相楼记》，令东坡一时犯了难： 自己自获罪以来，他就再也不敢动用笔墨作文字。此前所作的《经藏记》因都是佛语，想着别有用心者难以在这方面罗织出罪名，就勉强作了。 面对老滕索要的文章，是断然不敢捉笔的，只好答应老滕改日再作。 东坡先生不敢动笔写一些明面上的文章，却在年底前后，不得不专门为他的眉山青神县老乡陈公弼父子分别作了《陈公弼传》和《方山子传》。 方山子，也就是晚年隐居于光、黄一带的岐亭侠义之士陈慥也。 第3章 东坡先生的黄州雪堂 眉山陆惟忠道士来到黄州，向东坡先生报告了一件喜事： ——陈太初已经得道成仙了！ 陈太初是东坡小时候从学于道士张易简时的同学，原是眉山一市井人家的子弟，后来还做过郡中的小吏。 蜀人吴师道任汉州（即今四川广汉市）太守时，太初前往其家中作客。大年初一，见了吴太守便索要衣食钱物，然后告辞，把所得之物都送给了市井中的贫民。 折返回来后，陈太初坐在州府的戟门之下，昏昏然就死过去了。 吴太守赶忙派吏卒想把他的尸体抬到野外烧掉，吏卒们抬着陈太初的尸体忍不住骂道：这道士是个什么屌玩意儿，叫我们大年初一抬个死人，真特么晦气！ 这时，只见陈太初同志微笑着睁开了双眼，对差人们嗔道：不必麻烦你们了——！ 说着便自己站起来，径直从戟门走到金雁桥下，盘腿坐下后旋即又死过去了。 焚尸时，全城人都看见腾空而起的火焰上活生现出了一位陈道人！ 此时，东坡先生的中子苏迨已经十二岁了，常常跟着父亲往来于樊口，已经能给父亲大人取鞋、拿杖了！ 老朋友滕元发近期要向朝廷上交有关与西夏作战方面的折子，老滕知道东坡在这方面有过研究，就拜托东坡先生去代笔。 有了上次给梓州路转运副使李琮一次建议的成功案例，如今的东坡先生在军事方面的底气似乎更加足了。 只见东坡代滕元发草拟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论西夏书》，并在文中认真地指出他私底下的观点——古往今来善于用兵之人，没有人能比得上三国时期的枭雄曹操。 这年夏天，黄州的暑热一直延续了八十多天，东坡被热得不行，就戏作了《寒热偈》一道，此偈后来据说被江夏人李乐道给顺去了。 在东坡先生所住的临皋亭下，顺流而西的樊山一带，就是樊口。有人说，樊口是因为以前有樊氏在这里住过的原因而得名的。 黄州通判马正卿（字梦得）与东坡先生闲来会饮于东禅院，二人酒醉后，东坡吟诵了孟郊（字东野）的诗句：我亦不笑原宪贫。 这时候的东坡先生不禁哑然失笑，孟东野为什么要笑人家原宪呢？ 原宪，字子思，春秋末年宋国商丘人。孔子弟子，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唐玄宗于开元二十七年封原宪为“原伯 ”。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又追封“任城侯”。 原宪出身贫寒，个性狷介，一生安贫乐道，不肯与世俗合流。孔子为鲁司寇时，曾做过孔子的家宰，孔子给他九百斛的俸禄，他却推辞不要。 孔子死后，据说原宪居住在卫国一个小巷内，他的住房很狭窄，用茅草盖的屋顶，蓬蒿编织的房门，破瓮做的窗户，上漏下湿，家徒四壁，生活极为清苦。然而，原宪却不以为然，整天端坐里面，兴致勃勃地弹琴歌唱。 而孟郊生于唐玄宗天宝十年，从小性格亦是狷介孤傲，不谐流俗，少与人往来。其父孟庭玢本是一名朝廷小吏，曾任昆山尉。因父亲的早逝，孟郊和两个弟弟孟酆、孟郢，不得不与母亲相依为命，家境极为贫苦。 东坡先生就是感到有点奇怪，所以就把这件事记述了下来，还把“我亦不笑原宪贫”书写下来赠给了马梦得，以此类比二人的贫贱之交。 苏家世交、眉山人任孜（字遵圣）的后人也来到黄州拜谒东坡，东坡先生郑重招待之后，又赶紧给任孜之子任伯雨（字德翁）致简问候。 自从上次用蕲竹制成的笛子回赠给赵昶擅长吹笛的两位婢女后，现在东坡又给藤州知州赵昶（字晦之）写信，说自己独居久了，好像自己原本就是个黄州人，只不过没有出去做官而已。 加之最近还收到了王定国的来信，东坡此时的心情还算平静。 除了这些杂事，东坡先生还给原来的杭州老同事杨绘（元素）致简，力赞他所编写的《本事曲子》。 接着，李公择为光州太守曹九章（字演父）之子曹焕求婚于苏辙之女，东坡先生又致简向弟弟询问此事。 好在不久后，子由回信表示答应这门亲事。一是信任自己的兄长，而是也相信李公择的眼光。 元丰五年（1082），大年初二。 宜都（今宜昌市代管县级市）县令朱嗣先前来拜访东坡先生，席间谈到欧阳修大人先前在峡州夷陵县令时发生的一件奇事： 那时的欧阳修大人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与同年进士丁元珍同船溯水而上进入到一座庙里，正在庙堂下朝拜时，只见神像站了起来竟向自己鞠躬。并且他们还被邀请到堂上，神像对自己耳语了很久。走出庙门时，见到一匹仅有一耳的马，事后逐渐地把这件事给忘了。 直到有一天，被贬夷陵县的欧阳修大人与丁元珍一同去拜谒黄牛庙，一入庙门就都愕然了——这里的一切设施竟与先前的梦境一模一样，而门外那匹石马也正好少了一只耳朵。 当时的欧阳大人与丁元珍都大惊失色，于是就在庙里留下一首诗来记述此事。 这次，宜都县令朱嗣先的到来，正是为了此事。 老朱想让东坡先生把这件奇事以及欧阳大人的诗作书写出来，以便在黄牛庙前刻写一碑，让后人知道一生的进退出处绝非人力所可为。 春节过后，黄州的天气逐渐转暖。 东坡先生给陈慥去信，说李公择过了上元节还会来这里相聚，希望小陈到时间也能前来入城一聚。 然后，东坡先生又坐下来，提笔给中年早逝的大堂兄苏不欺作了一篇祭文。 过了几天，东坡先生又作了一首记梦词《水龙吟》。那是正月十七日，东坡梦见自己乘小船渡过长江，在江心回头仰望赤壁上的栖霞楼，听见楼上有歌声和乐曲声，船上的人都说：闾丘公显正在宴请客人呢。醒来感到很奇怪，就写了这首词。 当时的闾丘公显已经致仕，住在苏州。这是东坡先生贬官黄州期间为思念友人闾丘孝终（字公显）而作的。 闾丘孝终曾在苏东坡之前任过黄州知州，任期内曾建栖霞楼，后成郡中胜景。词中所写之梦，是因为苏轼怀念闾丘孝终和两人在黄州的旧游所致。 正月二十，东坡先生与潘丙、郭遘一起出郭寻春。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想起去年的此日，还是他们几个人，曾在女王城作诗，于是就和前韵，又作诗一首。 东坡谪黄期间，曾多次与潘丙、王齐愈等郡人一起游览武昌寒溪西山。 黄州与武昌隔江相望，所以游览西山得过江而往，东坡先生听说嘉岉年间的武昌令邓圣求在当地极有声望，“山中人至今能言之”。 后来，苏东坡在一次因考试馆职会宿玉堂之时，偶话旧事，还提起了武昌附近的山水之盛。 孔平仲（字毅父），系孔子四十七代孙，如今任江东转运判官，提点江浙铸钱。老孔毕竟属于名门之后，很有祖上的遗风。有一天，他竟在江州的官舍筑了一座草庵，苏辙听闻后专门作了诗寄给老孔道喜。 近日，苏东坡闲来无事，又次弟弟子由的诗韵，另为老孔的草庵作诗一首。“逢人欲觅安心法，到处先为问道庵。”（《次韵子由寄题孔平仲草庵》） 苏东坡在朋友的帮助之下，于黄州东坡的高冈处寻得了一座久已荒废的菜地，经过修整后再把它用墙围起来，建造了一处厅堂，正屋取名叫雪堂，专门还做了一篇《雪堂记》。 因为堂是在大雪这个节气中建造的，故而东坡先生在堂屋的四面墙壁上都画上了雪景，几乎没有空隙。坐着躺着，环顾四面都是雪。 东坡先生住在这里后，真可谓找到了最佳的住处。东坡知道，雪堂之成有赖于街坊四邻的帮忙，因此雪堂建成之后，特地置酒犒劳了邻居们。 自从被贬黄州后，苏轼在荒山野坡上开垦出东坡，自号“东坡先生”。从此披荆斩棘修筑雪堂，过起了旷达自由的生活。 但尽管如此，苏东坡的内心仍时时激荡着痛苦和矛盾，令他在出世与入世的路口徘徊而举足不定。他痛恨“此身非我有”而想寄余生于江海，现实却又紧紧把他套牢。 他想筑堂养性，内心偏又有一股汹涌澎湃的豪情要舒展。 在《雪堂记》中，东坡先生作为一位清醒的主体意识者，他决定既不做嗜佛习道的方外之士的“散人”，也不做“趦趄于利害之途”的儒教“拘人”。“我之为”，则是一种既不脱离现实又不拘泥现实，既“不傲睨万物”又不汲汲于功名利禄的高尚境界的自由人格。 这篇《雪堂记》，正是苏东坡此刻复杂内心世界的独白！ 雪堂落成之后，陈慥也前来贺喜。 虽然东坡先生处没有什么上好的酒食，但陈慥依然感到了东坡先生的盛情。东坡先生告诉这位老朋友他的一件大喜事，——那就是他的十亩麦子已经种上了，“君来辄馆我，未觉鸡黍窄。东坡有奇事，已种十亩麦。”（《陈季常见过三首》） “钱塘三沈”之一、沈括的侄子沈辽（字叡达），在当朝也算是着名的诗人、书法大家，此时自永州贬所迁徙池州（今安徽池州）沿江北上的途中，经过武昌时也专门到雪堂来拜访了东坡先生。“小驻武昌江北岸，春风今夜泊江南。”（《初泊磁湖》） 雪堂落成之后，远道而来的客人不少，其中有毛滂、董钺、王天麟等人。 毛滂之父毛维瞻如今为筠州守，老毛是苏辙的上级，同时与苏辙也唱酬甚密。小毛是自筠州北上路过黄州时，专门到雪堂来作客的。 德兴人董钺（字毅夫），因泸州失利之故，梓州路转运副使之职被除名。老董在归往鄱阳的途中，亦前来雪堂拜谒了东坡先生。 第4章 一蓑烟雨任平生 武昌寄居官殿直王天麟到了东坡先生这里，向他说起一件事，令东坡因感到心酸而茶饭不思起来。 原来，当时岳鄂一带的乡下人，一般只养二男一女，多于此数往往不会留存。 他们尤其忌讳养女孩，因此造成了民间女子少，光棍汉多。小孩子刚出生时，多用冷水淹死，其父母也绝不忍心，通常会闭上眼睛背过脸去，无奈地用手将孩子按进水盆里，咿咿呀呀着半天才会死去。 王天麟还说，当地神山乡有一个叫石揆的百姓，已经连杀了两个自己的孩子。去年夏天，他妻子一胎怀了四个孩子后痛苦得不堪忍受，以至于母子都毙命了。 因此，石揆得到这样的报应，而愚昧的人还不知畏惧。 王天麟已经救活了几个弃婴，这些有幸活过十天的孩子，一旦有缺少孩子的人来向他们的父母索要，父母往往就不肯给了。 东坡先生想起了他在密州时，一旦碰上饥荒年头，老百姓们就开始丢弃自己的婴儿。东坡先生当时的做法是： 向社会募捐一些粮食得以储存，专门用来收养丢弃的幼儿之用，每月施给六斗。这样持续了将近一年，收养者与弃儿，都有了父母子女的情爱，这样的孩子就得以哺养，所救活的孩子竟有数千人。 苏东坡听了王天麟的诉说，就提笔给当时的武昌守朱守昌写信。建议朱太守在此地建立赏罚制度以变此风，并倡议捐助那些因贫穷而无力举其子者。 在此基础上，东坡先生还趁热打铁地举荐了一位黄州的士人古耕道，此人虽然愚鲁没有别的什么特长，却人很实诚喜欢行善。东坡先生初步设想，号召当地的富户每年出十千钱，如果愿多出也上不封顶。就让老古来管理这些钱财，抽出一部分买些米布绢帛和棉絮，同时令安国寺僧继莲记录这些账目的出入。 每年寻找那些因贫困不能养活子女的人家，略送一些银两给他们，如此每年就可以救活上百个小孩，也算是自己谪居生活中的一件乐事。况且，东坡先生也慷慨表示了，自己虽然也在贫寒之列，但愿意每年拿出十千钱。 虽然十千钱的实际价值今天已经很难精密估算，但我们可以通过其与现代的货币单位进行对比来推测它的价值。历史上，十千钱的货币面值虽不固定，但可以推断出等同于当今大约一万元人民币的价值。 当朝书法家唐询之子、钱塘（今杭州）人唐垧（字林夫），自湖口县（隶属定江军、江州路，因地处鄱阳湖水系出口而得名。）送给东坡先生一方丹石砚，光彩照人就像是出水的莲花，既受墨又利笔，好砚的品质集于一身。 而唐林夫曾为天下的好砚写过《砚谱》，惟独不知此石产自何处。 东坡先生知徐州时，徐州教授李昭圯在王适的引荐之下，早就想从游于东坡先生之门下。他自称自少时以来就对东坡先生十分钦慕，听说苏公目前在齐安日日掩关着书，俯仰一世，淡然自足，如严居隐士之行，与世相遗，少无谪官意。因此，便对东坡先生更加倾慕。 如今在黄州，东坡先生又收到了王适兄弟的来信，在信中提到每次见到李昭圯，李昭圯总要提到东坡先生，其情谊甚是深厚。 于是东坡就给李昭圯回了信，首先以先得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为乐，亦以李昭圯欲从学于自己为乐，勉励小李要学有所至。 元丰五年（1082），三月三日。 东坡先生与客人饮酒，有客人求东坡书写陶渊明的饮酒诗。东坡先生写完之后，看到陶靖节在酒中还能记得那么多事，真是感到惊奇，所以就在陶诗后附上了自己的感想。 这年寒食节，一场春雨之后，东坡先生望着自己笼罩在烟雨中的小屋里，破灶正在烧着湿苇，“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一种悲凉的心境油然而生。 两首诗《寒食雨二首》顿时如倾斜般的写到了纸上，这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的内容。这两首诗，分别以入声韵与上声韵等仄韵传达出了诗人此时苦闷的心境。 此时的东坡依然处境艰难，生活凄凉，心情孤郁，经过险恶的政治斗争和牢狱的折磨，东坡的个性收敛了许多。《寒食雨二首》正是充分表现了这种心境平和之后的无奈和绝望。 假如说前一首诗表现贬谪之悲还较含蓄，第二首则是长歌当哭，宣泄了诗人心头无限的积郁。 诗中先描写雨势凶猛，长江暴涨，似欲冲入诗人居所。而风雨飘摇之中，诗人的小屋如一叶渔舟，飘荡于水云之间的状况“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二句，描写物质生活的极度匮乏与艰难，表现了诗人在黄州时常迫于饥寒的窘况。 诗人从前在京师、杭州等地，每逢寒食佳节，曾经有过许多赏心乐事，如今却只有满目萧条、满目凄凉，他不由得悲极而发出“那知是寒食”的设问。 寒食、清明又是祭祖、扫墓的日子，看见“乌衔纸”，诗人这才恍悟，当前确实正是寒食节令，这故作回旋的笔墨，突显了诗人痛定思痛的心情。诗人以直抒胸臆的手法明言君门九重欲归不能，亲人坟墓远隔万里欲祭不可，于是篇末说是要学阮籍穷途之哭，又反用韩安国典，表示对政治的冷淡和忧谗畏讥的心情。 寒食节的时间一般是在清明节的前一两天，每年寒食节，民间会有禁烟火，只吃冷食的风俗。寒食节是为了纪念历史上有名的忠臣介子推。 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因为寒食节和清明节的日期太过于相近，后逐渐清明寒食合二为一。 在寒食节这一天，古人们会禁火。 但是到了清明节，人们则会隆重地点燃新火。寒食节取新火是源于中原的春天天干物燥，春雷和火种容易发生火灾，所以会熄火，然后在寒食节结束之后再钻燧取火，寓意新生活新起点。 这年清明节，州守徐君猷主持了分新火的仪式，东坡先生专门为此作了诗。 黄州东南三十里有个地方，名叫沙湖也叫螺师店。这个地方不大，却因为东坡的一首传唱甚广的《定风波》词而为世人所知。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原来，元丰五年（1082）的三月七日这天，东坡先生想着到沙湖那一带去购置一些田地，结果道中遇到了大雨。 同行的人都觉得狼狈，而东坡先生却不自觉，独自在风雨中竹杖芒鞋，顶风冲雨，从容前行，以“轻胜马”的自我感受，传达出一种搏击风雨、笑傲人生的轻松、喜悦和豪迈之情。 “一蓑烟雨任平生”，此句更进一步，由眼前风雨推及整个人生，有力地强化了作者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而我行我素、不畏坎坷的超然情怀。 一种醒醉全无、无喜无悲、胜败两忘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呈现读者面前。读罢全词，人生的沉浮、情感的忧乐，理念中自会有一番全新的体悟。 不过，东坡先生的此次冒雨前行虽然极尽潇洒之态，可次日还是因此生病了（冻感冒了）。 好在东坡在沙湖的黄氏家里，见到了一方极为珍贵的泽州（今山西晋城下辖的泽州县）吕道人制作的陈泥砚。此人所制之砚的最上面皆有“吕”字标识，既不是刻上去也不是写上去的，砚质地坚硬到可以试金。 这种陈泥砚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澄泥砚”。 澄泥砚以沉淀千年的黄河渍泥为原料，经特殊炉火烧炼而成，质坚耐磨，观若碧玉，抚若童肌。储墨不涸，积墨不腐，厉寒不冰，呵气可研，不伤笔，不损毫，倍受历代帝王、文人雅士所推崇，唐宋皆为贡品。 从唐代起，端砚、歙砚、洮河砚和澄泥砚已被并称为“四大名砚”。 东坡先生见到此砚时，吕道人已经故去，所以这种精品越来越稀缺了。 所幸黄氏不知此物之珍贵，遂被两眼放光的东坡先生给顺走了（黄氏初不知贵，乃取而有之。《书吕道人砚》） 所以说，这次沙湖之行，除了一首传唱千古、令无数失意者激情澎湃的《定风波》，这方澄泥砚也算是一个收获了。 黄州邻邑蕲州人庞安时以医术闻名，他的医术与东坡先生老家的着名御医单骧很相似，只是又比单骧增加了针灸的妙术。但他耳聋得厉害，与人交谈须用笔写在纸上才能明白，医术虽好却诊治不好自己的病，。 东坡先生到沙湖看田地时，突然觉得左手发肿，接待东坡先生的潘县尉就推荐了庞安时。庞医生看了东坡的手臂后，立即断定出这不是风气，而是药石之毒，如不用针灸消除，恐怕要憋出一处大疮才会好。 于是，东坡先生就住到了麻桥的庞医生家里，庞医生用针灸治疗了几天，东坡先生的手臂就痊愈了。 庞安时，字安常，由于博古通今、善治怪病，还把张仲景《伤寒论》进行过修订，因而治疗伤寒病，甚至达到了万无一失的地步。 有一位病重者被庞安时给治好了，这位病人就以重金酬谢，但庞安时不肯收他一文钱，只是接受了他已收藏了两代的李廷珪制墨。 此墨极为珍贵，庞安时自然知道它的价值，但还是忍痛割爱地转赠给了东坡先生，条件是请东坡先生给他写上几幅字，这对苏东坡来说，那就是手到擒来之事，于是就满足了老庞。 这样一来，东坡先生的沙湖之行，除了在黄氏家得到的澄泥砚，还得到了庞医生的李廷珪所制上等好墨，可谓是收获颇丰。 第5章 休将白发唱黄鸡 东坡先生要到临近的蕲春郡蕲水（今湖北浠水）县，由于路途较远，需要夜行，夜行前同行者喝了酒以壮行，过酒家饮而酒醉。 行至中夜，乘月至一溪桥上，酒劲上泛，索性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苏东坡于是乘醉作《西江月》于桥柱上：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该词描绘出一个物我两忘、超然物外的境界，把自然风光和自己的感受融为一体，在诗情画意中表现东坡先生此刻心境的淡泊与快适，表达了一个人酒后短暂忘记了所有忧愁的释然之情。 蕲水，蕲水发源于蕲北的四流山，为黄冈境内五水(古称西阳五水)之一，又称蕲河。 如果把蕲春县地图比作一片树叶，那蕲河就是这片叶上的主脉，大大小小的支流布满全境。蕲水县，宋元嘉二十五年置，以南临蕲水而得名，又名浠水县。 到了蕲水县，徐禧(字占德）听说东坡先生已到传舍，就惠然见访。 关于这个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徐禧，他和黄庭坚是老乡。 据说，徐禧是由于擅长言兵而被吕惠卿举荐入仕的。元丰五年（1082）十月，朝廷派他到米脂一带去督办修筑永乐城的任务，城池刚刚修好，西夏贼人数千骑就包抄过来。有人劝徐禧离开，因为守城者自有其人，可徐禧却不加理会，自是前往协助御敌，结果城破而亡。 后来，东坡先生感其忠勇，还专门作了诗以吊唁。 这是后话。 东坡先生到了蕲水县，与庞安时游览了蕲水县郭门外二里许的清泉寺。寺中有王逸少的洗笔泉，水质甘甜，下临兰溪。 与众不同的是，兰溪之水却是向西流的。 在这里，东坡先生意兴盎然地作下那首富含哲理的《浣溪沙》词：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与初贬黄州初时吟过“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那样惴惴不安的诗句不同，当生活安顿下来之后，樵夫野老的帮助，亲朋故旧的关心，州郡长官的礼遇，山川风物的吸引，促苏东坡拨开眼前的阴霾，敞开了超旷爽朗的心扉。 这首乐观的《浣溪沙》，就是在这种心情下吟出的。 游玩了清泉寺，本来还好拜访一下当地的龙图阁直学士吴遵之子吴英（字德仁）的，结果没有见到，只好给老吴留了一首诗，就返回了黄州。 这一时期，蕲春人林敏功（字子仁）、林敏修（字子敬）兄弟与东坡先生时有交往。 几天后，秦观落第的消息传来，这令东坡先生不免为其抱不平。 但是，苏东坡的一位朋友、漳浦人吴与（字可权）却如愿考中了进士，其中还有一个叫黄裳（字冕仲）的人，还是当年的进士及第第一名。 带着对秦观的惋惜，东坡先生曾戏称这位黄裳“好作闻喜燕酸文”。 因为黄裳的《谢及第启》里有一联，为了赞美仁宗的诗句“恩袍草色动，仙籍桂香浮”，而被他附丽为“恩袍色动，迷芳草之依依；仙籍香浮，惹春色之拂拂。” 这位黄裳，南剑州人。（南剑州，是今福建南平市、延平区一带，位于福建省北部，地处武夷山脉北段东南侧。因传说“干将莫邪”在此“双剑化龙”而得名剑州、剑津。后为了与四川剑州区别，所以又名南剑州。） 后来黄裳有《演山集》六十卷传世，可能是为了泄愤之故，竟“无一语及苏轼”。 苏东坡的杭州继任者杨绘（元素）寄诗来，原来东坡先生在守杭将去之时，于席上做的《醉落魄》此中有“尊前一笑休辞却，天涯同是伤沦落。故山犹负平生约。”句，杨元素以为这是在湖州作《六客词》时他们六位（张子野、刘孝叔、陈令举、李公择、杨元素，苏轼）身世的写照，可谓是一语成谶。 于是，老杨给东坡先生寄来了自己的一首诗表达了自己对此事的感叹。“流落天涯先有谶，摩挲金狄会当同。”（《次韵答元素（并引）》）东坡先生接诗后，次韵也作了一首以抒己怀。 东坡的另一个学生王适（字子立）从徐州参加解试也失利了。王适绕道黄州，到老师那里寻找精神上的安慰，东坡先生陪他于雪堂之中清夜赏月后，送他回了筠州，告诫他来年再战。 四月底，东坡先生种在东坡的大麦丰收了，总共收获了二十余石。 起初，东坡想把它卖掉换点钱，但由于价格太低，正好他们的粳米刚吃完，于是就让奴婢们舂些大麦做饭。这种大麦做的饭吃到嘴里会发出啧啧的声音，孩子们吃了都说是在嚼虱子。 中午感到饥饿时，东坡令家人用浆水淘洗食用，自然甜酸浮滑，有西北村落里的味道。再令厨师放入小豆，两者掺在一起吃更有味道了。 妻子王闰之大笑着说，这简直就是新式的“二红饭”！ 此时，由于朝廷的官制将行，神宗皇帝欲用司马光为御史中丞，苏东坡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名单已经公布，但被左相王珪、右相蔡确等人所阻扰，最终竟不了了之。 在黄州闲居的苏东坡自然还不知道这些事，正在聚精会神地将书写此前写的一篇纪念家乡太守的文章《眉山远景楼记》，以此在打发时间。 齐安郡一带的江中出产一种很美丽的石头，和玉石相比难分差别。上面有像人手指上的螺纹，大多呈红、黄、白色。东坡先生就用饼与当地在江中洗澡的小孩子换，竟得到二百九十八枚。 苏东坡将这些美石全部置于一只铜盆里，再往盆里倒满水，石头看上去就变得晶莹剔透。 庐山归宗佛印禅师，恰好派人来苏东坡这里，东坡就将这盆美石作为供品献给了佛印禅师。 苏东坡还突发奇想，如果今后的山僧野人想给禅师上供，如果无力无力置办衣物食品等供品时，也可以尝试用这些美石来代替，并作文《怪石供》申明这一习俗是自他苏东坡开始的。 董钺在归鄱阳的途中，也前来雪堂拜谒东坡先生。如今老董要离开了，东坡先生就把自己写的文章《哨遍》书写下来赠给了他。 作该文赠与董钺的起因，是东坡先生觉得陶渊明赋的《归去来辞》，有其词而无其声。自己既治东坡，筑雪堂于上。人俱笑其陋，独鄱阳董钺(字毅夫)过而悦之，有卜邻之意。乃取《归去来辞》，稍加隐括，使就声律，以遗毅夫。 苏东坡还使家僮歌之，时相从于东坡，释耒而和之，扣牛角而为之节，不亦乐乎? 苏东坡被贬到齐安（今湖北黄冈）后，就住在江边。 齐安没有什么名山，可是长江南岸武昌（今鄂州）的群山，连绵起伏，山谷非常幽深，其中有寺庙、僧舍，西边的叫西山寺，东边的叫寒溪寺。 它们紧靠着山梁，面朝山沟，被茂密的松树枥树丛所隐蔽，其中寂寞、清静、恍然绝世，听不到车马的喧嚣，看不见人的足迹。 因为过着这样惬意的生活，东坡先生在齐安住了三年，没觉得时间有多长。可是要到西山去时，必须经过青松翠柏之间，还要走弯弯曲曲的羊肠山路。 这里还有一座破旧的亭子，它的遗址非常狭小，不能容纳游人。 亭子旁长着几十棵古树，树干很粗壮、千尺之高，不能够用刀斧来砍伐。东坡每次到了树下，就会观察它们。 一天，来了一阵暴风雷雨，其中一棵古木被连根拔起，东坡先生趁机把长树的地方开辟出来，亭子的地基扩大了。苏东坡与朋友们进山看了看，笑着说：这大概是上天想成全我们重修亭台的愿望吧？一座名为“九曲亭”新亭子就开始修建了。 亭子建成后，武昌西山的胜景终于完备了。 弟弟苏辙在筠州闻讯后，作《武昌九曲亭记》以助兴。因九曲亭上有一题云：玄鸿横号黄槲岘。 东坡先生就对曰：皓鹤下浴红荷湖，并赋诗戏题武昌的王齐愈（字文甫）。 落第后的王适要回筠州，为了安慰自己这位学生兼侄女婿（苏辙的二女婿），苏轼仿着陶渊明的风格作了一首《归来引》送之。 李公择从舒州离任要到京师，东坡得知后去信与之探讨了养生与生活中节约的有关话题。曹焕从光州去筠州时路过黄州，专程来看望了东坡先生。 小曹此次赴筠州，是要与苏辙之女完婚的。这时候的东坡将要成为他的伯父了，所以专门上门，一是拜访长辈，二是为东坡先生传话给子由。东坡先生盛情招待了这位小曹，还赋《渔家傲》给曹焕之父——光州知州曹九章。 西蜀的杨道士在庐山来，送给苏东坡制作蜜酒的配方，东坡先生作《蜜酒歌》以赠之。这位杨道人名世昌，善画山水，能鼓琴，通晓星历骨色及作轨革卦影，通知黄白药术，可谓是多才多艺。 后来，与东坡先生泛舟赤壁之下的道人就是他。 陈慥有前来拜访东坡，这是小陈第四次来黄州拜访东坡了。他给苏东坡带来了一方揞巾（小头巾），苏东坡为表示感谢，专门回赠以诗。 永兴县南五十里桃花尖山之下，有座桃花寺。寺内有甘泉，寺中人用以造茶，味道远胜他处，茶名号曰“桃花绝品”。 东坡先生的雪堂前有桃李林泉，后有果菜堂，如今东坡先生有向桃花寺僧大治长老讨要了一些桃花茶树苗木，栽到了东坡之上。 东坡先生的好友朱守昌的鄂州太守任期已尽，由陈瀚继任。 第6章 “赤壁三咏”诞生记 七月十六日，东坡先生与杨世昌道人等人夜泛赤壁之下，杨道人识音律，于舟中吹洞箫，苏东坡有感于当时的氛围，作《赤壁赋》。 此赋通过月夜泛舟、饮酒赋诗引出主客对话的描写，既从客之口中说出了吊古伤今之情感，也从苏子所言中听到矢志不移之情怀，全赋情韵深致、理意透辟，实是文赋中之佳作。 晁补之评价曰：《赤壁》前、后赋者，苏公之所作也。曹操气吞宇内，楼船浮江，以谓遂无吴矣。而周瑜少年，黄盖裨将，一炬以焚之。公谪黄冈，数游赤壁下，盖忘意于世矣。观江涛汹涌，慨然怀古，犹壮瑜事而赋之。 写完了《赤壁赋》后不久，东坡先生又写了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全词借古抒怀，雄浑苍凉，大气磅礴，笔力遒劲，境界宏阔，将写景、咏史、抒情融为一体，给人以撼魂荡魄的艺术力量，曾被誉为“古今绝唱”。 该词一经问世，遂成宋词中豪放词的代表作之一。 初秋夜坐，苏东坡与自己的长子苏迈一起联句，合伙作了一首诗，一方面增进了父子之间的感情，另一方面也提高了苏迈的学业，毕竟这是古人科举的基本功之一。 闲暇时间，东坡先生又唱和了老朋友王巩的六首诗。有人统计，《乌台诗案》中手里有苏轼讥讽文字而不申缴入司者二十九人，王巩的数量名列第一。 苏东坡给他的堂兄苏不疑夫妇去信致候，并寄去了大堂兄苏不欺的祭文，此时苏不欺已经大葬。 令苏东坡没有想到的是，远在徐州的现任太守贺铸（字方回）正在作诗怀念自己。“登黄楼，望黄楼。黄楼不见，楼下水东流。” 曹焕要离开黄州去筠州，苏东坡作诗送之。曹焕到了庐山，将苏东坡的赠诗和苏东坡作给等到子由的诗拿给了圆通知慎禅师看，知慎读后珍重和之。等到曹焕离开庐山时，知慎禅师还把他送出了山门。 等知慎禅师返回寺院后，刚进到寺内就坐化了。 苏辙听到这一消息后，就作了两首绝句来纪念圆通。第二年，东坡先生路过庐山时，才听到知慎禅师的详情，于是又次其韵作了两首绝句以纪念此事。 元丰五年（1082），九月初九重阳日，徐太守邀请苏轼到赤壁山最西端山顶处的栖霞楼登高饮宴。 徐大受在黄州任上三年，每一年重阳的栖霞楼登高酒会已成惯例，苏轼年年皆为座上宾。 苏东坡与黄州太守徐大受相会于栖霞楼，徐公将被调往湖南时，二人最后一次在栖霞楼登高，东坡先生专填一首《醉蓬莱》，作为别词。 词前注曰：今年公将去，乞郡湖南，念词惘然，故作是词。 徐公守黄期间，除了重阳登高，每年春天还会邀请苏轼同游安国寺，并在寺内一片竹林之间的小亭中饮酒，喝到尽兴，二人直接到亭下的茶树上采茶煎茶，亭下品茗。 因此上说，徐君猷就是东坡先生最为推崇的官员形象。 眉山人巢谷（字元修）自蜀地来到黄州，与东坡先生相见于东坡之下，只见这位喜爱武举诸艺者依然是如狼似虎，风节愈坚。 说起这位老乡，苏东坡想起了家乡里的一种蔬菜——巢菜。 东坡知道，巢元修最爱吃这种菜，自己也爱吃。其实，这种菜就是一种豆科野豌豆属的植物，说白了也就是野豌豆。 因为巢元修说过，使孔北海见，当复云吾家菜耶？所以，东坡先生就将这种菜戏之为“元修菜”，还专门作诗以介绍这种蔬菜。 东坡先生离开故乡已经十五年了，常常思念这种来自家乡的味道而不可得，就让巢谷给他儿子捎信寄来一些种子，自己准备种于东坡之下。 由于巢谷年少时尝弃其旧学，习骑射，拜熙河名将韩存宝学习过兵书，苏东坡就让巢谷在此地住下，令苏迨、苏过两小儿从学于巢谷。 闲下来时，苏东坡亦觉得寂寞和苦闷，就给他与李常那个共同的老朋友几宣义写信。首先诉说了自己的现状，然后又询问了黄河在阳武决堤的险情， 绵竹武都山道士杨世昌，这几天将要从苏东坡处返蜀。这位擅长山水画，会弹琴，懂星象天文骨色及作龟革卦影，并精通炼丹治病之术的多才多艺之道人，逗留于黄州东坡先生处已经多日了。 杨道人不想“三宿桑下”，恐生眷恋之意。 东汉时，有“浮屠不三宿桑下”的说法，谓僧人为避免日久生情，在同一地方不连续歇息三夜。后世常用“三宿桑下”或“三宿”表现眷恋之情。 十月十五日，苏东坡与杨道人又携酒游于赤壁之下，作《后赤壁赋》。自此，苏东坡的“赤壁三咏”宣告完成。 在该赋中，苏东坡以“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的觉悟，联想前来入梦的道士，表明自己在这只孤鹤身上寄予了自己怀念故友之情。 而道士的思想，原是苏子思想中的一个侧面，苏子、孤鹤与道士的联结，暗示着苏东坡在精神上已归向高蹈于世外的隐逸者。 结尾八个字“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相当迷茫，但还有双关的含义，表面上像是梦中的道士倏然不见了，更深的内涵却是“苏子的前途、理想、追求、抱负又在哪里呢”？ 黄州治下的麻城主簙李台卿（字明仲）病亡，苏东坡作诗以吊。 这位李台卿，是庐州（今合肥）人，相貌甚是丑陋，性介不群，但是博学强记，罕见其比。爱好读《左氏春秋》，熟知天文律历，千岁之日可坐数也。由于此人是光州知州曹九章的妻党，所以，由曹九章以书报其死亡。 前文提及过的徐禧（字德占），本来是督造城池的，却因自愿前去御西夏来犯之敌而阵亡。 由于此人的忠勇，朝廷特意追授其为金紫光禄大夫、吏部尚书，谥“忠愍”。 苏东坡感激徐禧的曾经来访，与之交谈，徐公有着过人之处。故听闻徐公战死的噩耗后，就情不自禁地作诗以吊。 淮南西路转运副使蔡承禧按部巡察黄州，老蔡知道苏东坡是一个被贬谪之人。别人躲他都唯恐不及，而蔡承禧却主动的去靠近苏东坡，屡次问寒问暖的。 天气转寒，东坡先生一家人从临江的临皋亭迁到了雪堂居住。 冬寒渐盛之时，东坡先生给李廌回了信，因为小李已经给苏东坡来过好几封信了。苏东坡此前虽没有一一回复，但对李廌寄来的诗文都认真看过了。 苏东坡对李廌的文章进行了逐一点评，并告诫他不仅要积累学问，还要培养高尚的品德。弄完这一切，东坡先生又在李康年所写的篆书后作了跋。 腊月十九日，是东坡先生的生日。 这天，东坡先生就驾着一叶小舟置酒于赤壁矶下，聚会的人有：郭遘、古耕道，李委。 进士李委善于吹笛，等他酒足饭饱之后，吹了数弄笛子。其时，正值微风乍起，水波相涌，水声与笛声惊得水中的大鱼跳出，山鸟乱飞。 蹇序辰（字授之）提举江西常平（提举常平司是宋官署名。简称仓司。掌常平仓、免役、市易、坊场、河渡、水利等事。 按收获丰歉而籴粜食粮，按财产多少而征收免役钱，按职役轻重而给吏禄。收买滞销商品，再行出售，以平物价。并监察地方官吏），老蹇给苏东坡来信问候，东坡先生知道子由就在他手下任职。 二人有一时期常常书信往来，但是当蹇序辰来到黄州时，苏东坡却因儿媳妇突然昏倒而未能赴约。 庐山玉涧道人崔闲来黄州拜见东坡先生，想让苏东坡给一首曲子填词。 原来，欧阳修在滁州游琅琊幽谷时，乐而忘归，写了篇《醉翁亭记》，脍炙人口，当时就刻石立了碑。 沈遵特意跑到滁州探访，见那琅琊山水确如醉翁妙笔所绘，就动了兴致，以琴寄趣，创作了一支宫声三叠的琴曲《醉翁吟》（即《醉翁操琅然》）。沈遵寻了个机会为欧阳修亲自弹奏此曲，欧阳修听了很高兴，并应沈的请求为该曲作了词。 欧词自是大手笔，“然调不主声，为知琴者所惜。”调不主声就是唱不出来。 沈遵的《醉翁吟》传开之后，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不但争传《醉翁吟》琴曲，连欧阳修所作《醉翁吟》歌词，也有好事者纷纷为其谱琴曲，但都不理想。冥冥中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机缘，一晃三十多年过去，欧阳修、沈遵相继去世，庐山玉涧道人崔闲还惦记着这件事。 崔闲精通琴曲，曾拜沈遵为师。他非常喜欢此曲，“常恨此曲无词，乃谱其声，请于东坡居士。” 东坡贬谪黄州期间，崔闲多次从庐山前往拜访。他揣着《醉翁吟》的曲谱登门，请东坡填词。苏东坡不但文高妙，而且精通音律，听明来意，欣然应允。 于是乎，崔闲弹，东坡听，边听边谱词，不大一会儿就完成了。 此时，四十七岁的苏东坡，已经卧病在床几个月了，况且还害着眼病，右眼几乎失明。 沈括之侄、秀州华亭令沈辽（字睿达），由于华亭县民众因事相互打官司，言辞之中牵扯到他，于是转运使便罗致沈辽的罪名。沈辽因此被捕下狱，剥夺官职流放到永州、池州等地，于是在池州的齐山上修筑房屋，取名“云巢”，优游山水间。 苏东坡居黄期间，这个时候沈辽致简苏东坡，想让东坡先生给他的“云巢”做一篇记文。苏东坡赶忙回信解释道，自己戴罪以来，什么文章也不敢乱写了。就算是自己文章中并没有什么深意，也会被某些人罗织出一些罪名。 与其开口惹祸，不如暂且作罢。 同时，苏东坡也设身处地地奉劝小沈——人处低谷之时最好也少写一些华而不实的文章以避祸。 第7章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东坡之“死” 自临皋亭向东驰行，再通过神庙而朝北，若要走进雪堂的不平山岗，要经过长长的黄泥巴山坡。汹涌的长江从它的左边绕过，茫茫云一般的波涛是多么舒展和卷缩，重叠不齐的草木依傍在它的右边，茂密的柯山完全呈现着一片青绿色。 元丰五年（1082）岁末，东坡先生忆与诸友往来于临皋亭与雪堂之间，途经黄泥坂时，曾大醉于道旁，衣服全被露湿，于是写下《黄泥坂词》这首纪游“行唱”之作。 此词写了游沿途的自然美景，再写路途上悠然心态、艰辛、喜悦与旷达胸怀，最后表达回朝无望的意愿。富含浪漫主义情怀，是苏东坡纪游的得意之作。 巴陵（湖南岳阳的古称）令上官彝给东坡先生寄来了他的诗文多篇，东坡看过之后认为上官先生的诗文作得用意奇妙深远，有古人的意味。 对于上官彝诗文中所描述的洞庭湖以及君山的秀丽景色，东坡先生自然是十分地向往。 苏东坡记得在他七岁的时候，曾见到眉州一个老尼姑，姓朱，忘记了她的名字，已年过九旬。 老尼自称曾经跟从她的师父到过蜀主孟昶宫中，那一天天气非常闷热，蜀主与花蕊夫人晚上在摩诃池上乘凉，写了一首词，朱姓女尼都能记住词的内容。 此事已过去四十年，朱姓女尼也已经去世很久了，人间已经没有了知道此词之人。苏东坡先生依稀仅记住词的开头两句为：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 东坡先生自忖此词的词牌好像是《洞仙歌》。于是，空闲时仔细品味了一番，补足了全篇。 苏东坡的《洞仙歌》，再现了五代时期后蜀国君孟昶和他的妃子花蕊夫人夏夜在摩诃池上消夏的情形，突出了花蕊夫人美好的精神境界，抒发了东坡先生对时光流逝的惋惜和感叹。 筠州守毛维瞻（字国镇）致仕，应老毛之情，东坡先生为之书写了陶渊明的《归去来辞》作为祝贺。 这段时间，苏东坡分别给老朋友赵昶（字晦之）、王禹锡、滕达道、陈轼、堂兄苏不疑致简。比如，赵昶连任藤州守，王禹锡入太学，这些都是要致简祝贺的。 俗话说，天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 苏东坡的生活中也常常传来不好的消息，刘攽被贬衡州，路过黄州时来拜谒东坡先生。东坡作了诗，对其进行了宽慰。 陈慥的哥哥陈忱（字伯诚）去世，东坡去信安慰了陈慥。杜沂（字道源）去世，东坡先生给其子杜传去了信进行了慰问。 闲暇时，苏东坡给好友章惇去了信，详细介绍了自己谪居黄州的生活。他说，自己就住在东坡，开辟除了五十亩水田都种上了稻子，妻子在家养蚕聊以度日。 这几天，一头牛差一点病死，兽医们都看不出是什么问题，而老妻王闰之却看出牛是在发豆斑疮。 谁知，按照老妻的方法喂了青蒿粥后，牛竟然痊愈了。 苏东坡对老朋友章惇说，之所以讲这件小事，是为了博得您在千里之外一笑耳！ 元丰六年（1083），正月初三。 四十八岁的苏东坡正在黄州贬所点灯会客，此时他的职位仍是：责授检校尚书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五更粥熟闻鱼鼓，起对孤灯与谁语。溪边洗钵月中归，还君罗汉君收取。”（《唐罗汉画赞》）正月十五，东坡先生作《唐画罗汉赞》，悟清又自西蜀来到黄州。 上次悟清被宝月大师派来向安州（今湖北孝感）的滕元发求书之时，苏轼还未自号东坡居士。 近两年，东坡先生总要到黄州的东门外去寻春。今年的正月二十这一天，东坡又要复出东门，再次寻春了。 “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对于这些琐事，东坡先生都用他的诗笔记录了下来。诗题“复出东门”有寻春的意思，即希望梅花再开，他能再起用。这年东坡先生再出东门寻春，在寻春里有希望朝廷再起用他的含意。 以至于，有后世的苏学研究者感叹道：解杜玉解苏不同，杜无考，故易；苏事事有考，故难。 这里的“杜”指的是唐代的杜甫，由于年代久远，杜甫留下来的史料较少。 四十八岁的苏东坡，此时正患眼疾（赤眼病），并且还与家人们全都感染上了当地的流行病，已经卧床一月有余了。 眼疾还未愈，东坡先生又被痰涌咳嗽所苦，难受的几乎无法承受。 这时，苏东坡收到了二十四岁的毛滂（字泽民）寄来的《拟秋兴赋》，东坡先生强撑起病体，翻阅了毛滂的来信及文章。 对于小毛的《拟秋兴赋》，苏东坡认为可以与古诗人相媲美（追配骚人矣）。因为，潘岳作《秋兴赋》时已三十二岁，而二十四岁的毛滂就敢于尝试作《拟秋兴赋》了！ 大寒时节，苏东坡步至东坡，作了一首诗赠给了巢谷。其中有“故人千钟禄，驭吏醉吐茵。那知我与子，坐作寒蛩呻。”（《大寒步至东坡赠巢三》）句，被指有嘲讽蒲宗孟的意味。 说起来，这位“故人”蒲宗孟与眉山苏氏有着千丝万缕的姻亲关系。 蒲宗孟（字传正），四川阆中人士，生于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阆中蒲家和眉山苏家同属蜀地大户。 苏轼的堂兄苏不欺娶了蒲宗孟的姐姐，而苏不欺的女儿又嫁给了蒲宗孟的儿子。 这两段姻缘虽然没有直接与苏洵这一支发生关系，但也算比较近的姻亲了。 苏轼贬谪黄州的这段时间，恰恰是蒲宗孟仕途的高光岁月，从元丰二年（1079）开始，他任神宗皇帝的翰林学士兼侍读，此后越来越受皇帝赏识，拜尚书左丞。 别看苏轼与蒲宗孟的家族关系这么密切，但二人在政见和生活习惯上，却有着巨大的冲突。 在政见上，苏轼一向反对新法，而蒲宗孟却非常支持王安石，试想，如非新法拥趸，在神宗一朝如何做到官运亨通？ 《宋史》上记载了神宗皇帝与蒲宗孟的一段对话： 一日，神宗和几个大臣闲聊，感慨朝中没有人才，身为新党成员的蒲宗孟没有放过这个打压旧党党魁的好机会，立刻对皇帝说：是啊，很多人才都被司马光的歪理邪说给带坏了。 神宗盯着蒲宗孟看了半天，说道：司马光的话是不是歪理邪说，我先不和你理论，我只知道，自我即位以来，只有司马光一人敢主动辞官而去。其他人如果坐到了司马光这个位置上，我就算逼迫他走，他恐怕也不肯走。 皇帝的话，让蒲宗孟无言以对。 而说到生活作风，蒲宗孟在正史上是有宋一代出了名的骄奢淫逸，淫逸或许未必，但骄奢却是被坐实了的。 《宋史》记载，蒲宗孟每天都要宰杀十头羊和十头猪，家宅中还要点着三百根蜡烛。有人给他提意见，说这样是不是太奢侈了，他还不高兴了，反问道：难道你想让我在黑漆漆的房子里忍饥挨饿吗？ 日常起居中，蒲宗孟更是极尽奢华之能事，这老兄有个特别费水的洁癖——每天都要洗两次脸、洗两次脚、洗两次澡。 洗两次脸和脚还算正常，但洗两次澡这事，放在卫浴设施并不那么发达的中古时期，就有些过分了。 史载，蒲大官人洗澡时，身边要有好几个婢女服侍，每次洗澡要用掉五斛热水。 宋之一斛相当于今之六十斤，五斛，即三百斤。也就是说，蒲大官人洗一次澡要用一百五十升水。 对于这位远房亲戚的奢华做派，苏轼是非常不以为然的。有一次蒲宗孟给苏轼写信，称自己修身养性专研道家，小有所成。 苏轼也没多问，就送了他两个字：慈、俭。 话说有一天，蒲宗孟向神宗皇帝请示：陛下啊，我想给我那被贬谪在黄州的穷亲戚送点儿钱过去救济，您看可否？ 神宗听了哈哈大笑，笑罢反问：你们是同乡，又是亲戚，还是同僚，你现在发达了，资助一下老苏不是很正常的事吗？难道朕会发怒吗？（传正请于先帝，欲寄金赒之。先帝笑曰：乡党亲旧，同朝僚友，以有余助不足，县官当怒之耶） 巢谷到武昌车湖游览去了，东坡先生收到了王齐愈的信件，知道巢谷已于昨天和王天麟启程返黄。 东坡知道，巢谷离开的这段时间，东坡上田地已经荒芜衰败，春笋也已渐渐老去，糕饼也几近吃完。自己的身体欠佳，气塞、咳嗽得厉害，几乎吃不下饭。 因此，苏东坡盼望着巢谷能够快些回来，回来好陪陪自己。 陈襄之弟、濠州知州陈章（字朝请）来简，还为苏东坡寄来了治疗眼疾的中药。在大多数人对窜逐的苏东坡唯恐避之不及之际，能收到朋友的书信，不免令东坡先生感到了一丝丝的温暖。 除了陈襄的弟弟，还有徐大受之弟徐大正（字得之）也与苏东坡频有书信往来。 诗僧道潜（参寥子）不远万里来到黄州与苏东坡相会。此次赴黄州，在东坡住了整整一年，期间东坡先生陪他游览了武昌西山，二人作诗酬答，好不快活。 闲暇之时，苏东坡又在雪堂里唱和了黄庭坚寄来的《食笋》诗，以及将弟弟子由答孔平仲的二首偈语书写了一遍寄给弟弟。 四月十一，曾巩病逝。 此时，由于苏东坡在黄州罹患赤眼病，逾月不出，竟被人误传也亡故了。甚至有好事者妄传，东坡先生与曾子固同日化去，就像李贺长吉死时之事，皆是上帝召他们而去。 据传，神宗皇帝听到苏东坡已经死去的消息时，正在用膳，因之叹息再三，忽辍饭而起，曰“才难”！ 这还不算，神宗皇帝还分别向蒲宗孟与范镇等人证实这件事的真伪。 范镇忙遣人携书到黄州去证实此事，东坡先生接到书信后竟抚掌大笑。放下书信后，东坡又与数位客人饮于江上。 夜归之时，江面际天，风露浩然，遂作《临江仙》。其中有“夜阑风静毂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句，次日竟被误传苏子瞻夜作此词，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 郡守徐君猷闻之，亦是惊惧不已。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 第8章 荆南置业与子由的困境 元丰六年（1083），五月一日。 西蜀江原（四川崇州地区的古称）人张公裕（字益孺）死于嘉州任上之传舍，此人被当地人称为“有道君子”，曾经注释过《诗》、《易》、《春秋》、《老子阴符》共三十卷。 消息传来，令苏东坡感到惋惜。 因为，此前东坡先生就曾在老张所书《清静经》后做过题跋。当时的苏东坡认为，佛祖把作、止、任、灭称作四病，而自己却把四者称之为四法门。而张公裕在苏东坡的眼里，是个为文典赡之人。 绵州武都山道士就要返蜀了，东坡先生心中不免感到惆怅，遂作书帖赠给杨道士作为留念。 因杨道士要取道安州（今湖北孝感），东坡就托杨道士顺路给安州守滕元发捎去了一封书信。 临近夏日，苏东坡在蔡承禧的帮助之下，于临皋南岸构筑了三间房舍，取名“南堂”。“暮年眼力嗟犹在，多病颠毛却未华。故作明窗书小字，更开幽室养丹砂。”（《南堂五首·其一》）此时的苏东坡已经四十八岁，所以自称“暮年”，为了避暑，建起了这所较为宽敞的房屋，在南窗下作书也别有一番乐趣。 蔡承禧任淮南西路转运副使，黄州也在其管辖之下，所以就顺水推舟地帮了苏东坡一把。东坡先生自然十分感激，就书了扇面赠给了老蔡，南堂落成之后，还作了“南堂五首”寄给了蔡承禧。 在南堂的明窗之下，东坡先生分别给老朋友蹇序辰、陈章、杨绘、张商英等人写了信。老蹇的夫人病逝，陈章的哥哥陈襄去世，东坡先生一一表达了慰问之情。 做完这些，东坡先生又代筠州黄檗山的惟胜禅师戏答了子由所作的颂文，作了《元修菜》诗赠给巢谷。 僧人应纯要到庐山，苏东坡作了诗文为之送行。还给沈辽回了信，对于小沈的求作诗序以及为其所居云巢作记，均表示了婉拒之意。 武昌主簙吴亮（字君采）携带其友人沈君十二琴之说与“高齐先生”赵拚的文章来见苏东坡，东坡先生作了《题沈君琴》诗。 东坡先生还与郭遘游寒溪，主簿吴亮置酒，郭生喜作挽歌，酒酣发声，坐为凄然。郭生言吾恨无佳词。东坡先生遂略改乐天《寒食》诗歌之，坐客有泣者。 此后，东坡先生又渡江到王齐愈家里饮酒，酒醉后给老王画了墨竹图，还赋了一首《定风波》。 回到临皋亭，东坡先生又借观了吴道玄的《地狱变相》图。 看过之后，苏东坡觉得老吴虽为画圣，能在法度之内画出新意，又能在豪放之外表现妙理。但是，这种《地狱变相》图却只能让人看到受罪的现状，却看不到造业的前因，未免有点遗憾了！ 仅能使人睹之产生一念之间的清净，难以生发脱离苦海之理！ 七月十五，孙鼛（字叔静）自京师绕道黄州来访，给苏东坡带来了苏洵写给老孙的书帖。 孙鼛此番要去偃师（今属河南洛阳）赴任偃师令，专门绕了一大圈跑到黄州，给苏东坡出示了苏父的手迹。东坡先生看到先父的手迹后，十分感动，在书帖后面郑重地作了跋文后又还给了孙鼛。 等孙鼛要走时，苏东坡又托老孙将两张竹席捎给南都自己的恩师张方平。 刘庭式（字得之），山东人。苏轼任密州太守时，刘庭式是通判。当时的密州连年饥荒，弄得身为太守的苏轼居然“斋厨索然，不堪其忧”。 当时他和刘庭式经常一起沿着古城废圃寻找杞菊充饥。 八年以后，即元丰六年(1083)，已经自号东坡居士的苏轼在黄州贬所就刘庭式娶盲女的事，写了一篇杂记，即《书刘庭式事》。 山东人刘庭式在科举还未中榜之前，他的父母为他说了一门亲事，娶他们同乡的人的女儿，后来两家已经形成婚约，但还没有嫁入。刘庭式科举高中之时，自己的未婚妻子因患疾病，两眼都瞎了。 女家是农耕之家，家里很穷，不敢再提起婚事。 有人规劝他迎娶那家的小女儿，刘庭式笑着说：我心里已经答应她了，虽然（她）失明了，我又怎么可以违背我早先的心意呢？ 最终刘庭式还是迎娶了盲女，与她白头到老。后来盲女死于密，庭式丧之，逾年而哀不衰，不肯复娶。 周邠的侄子周邦彦（字美成，号清真先生）给苏东坡进献了自己所作的《汴都赋》，东坡先生看了十分喜爱。同时，小周后来传世的诗文也深受苏东坡的影响。 前黄州守陈轼病逝，消息传来，令东坡先生悲恸万分，当场为之写下了祭文。 当时的苏东坡初到黄州，一众人等唯恐避之不及，就连东坡先生自己也感到十分的愧疚，生怕连累了大家。可是陈轼大人却愿意与之交往，还笑着给东坡讲了“楚臣绝缨”的故事。 那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庄王有次宴请群臣喝酒，喝得正欢，蜡烛突然灭了，有个大臣拽了美人的衣服。美人扯下这个人的帽缨，告诉楚庄王说：刚才蜡烛灭后，有人拉我衣服，我把他的帽缨扯下来了，你催促人点灯，看看是谁的帽缨断了。 楚庄王说：是我让他们喝酒的，醉后失礼是人之常情，怎么能为了要显示妇人的贞洁而使臣子受辱呢？！接着，马上命令群臣说：今天与我喝酒的，不扯断帽缨的话不尽兴。大臣们都把帽缨扯掉，然后点灯接着喝酒，最后尽欢而散。 三年以后，晋国与楚国交战，有一位大臣奋勇争先，五场战斗都冲杀在最前面，首先杀败了晋军，最终获得了胜利。 楚庄王感到奇怪就问这位大臣说：我的德行浅薄，从来没有特殊优待过你，你这次为什么奋不顾死呢？ 这位大臣说：我罪当死，上次宴会上帽缨断了的人就是我，大王您隐忍不治我的罪，我始终不敢因为受人庇护的恩德而不显扬地报答你。 陈轼是想用这个故事告诉苏东坡，君子不能因为小节而而把一个人全盘否定了。 陈轼的黄州任满后就回到了家乡，便开始了淡泊名利的田园生活，洁身自好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初秋时节，苏东坡想起了为了救自己而被贬筠州的弟弟子由。 从信件中得知，弟弟苏辙因为议论公事，被他的州倅所怒，无时无刻不在找机会排挤他。苏辙想调往别的州郡任职，但一时难以办到，他本来就不是一个与人争高下的人，如今却到了这般田地。 苏东坡除了写诗表达对自己弟弟子由的思念之情外，只有给好友李公择一抒胸臆了。 好友王巩自宾州南迁初归至江西，王巩给苏东坡寄来了自己的诗作，东坡先生感而次其韵。 入秋后，苏东坡春秋季好长疮、害红眼的毛病都逐渐好了。 他听说李公择被召还未太长少卿、迁礼部侍郎，而孙觉也被召为太长少卿，二人还是同僚，东坡先生遂致简向他们道贺。 八月初五，东坡先生又与李委饮于赤壁之下。这次李委的到来，是和苏东坡告别的，这也是苏东坡为李委饯行所设下的酒宴。 东坡先生与李委仍是吹笛泛舟于赤壁之下，东坡事后还将他们此番的游饮之乐写信告诉了范百嘉兄弟，并将《后赤壁赋》书写下来赠与了范百嘉。 送走了李委，苏东坡又给恩师张方平去信，叙述了春秋时节自己患病的情况，现在已经全部康复了。 苏东坡将自己近来研习的养生之法详细地告诉了恩师，同时想向恩师讨要一些金丹。信的最后，苏东坡还不忘把苏辙在筠州受到上级打击报复的状况告诉了张方平。 据今天看来，作为饱读诗书的苏辙，在官场上一直秉承着圣人之道也没有错，但当时的官场大环境，肯定时不能容忍他的。苏东坡之所以向恩师报告此事，无非还是寄希望于恩师能够在条件允许的时候能施以援手。 这些天，东坡一直在思考节制饮食之事，专门作了《节饮食说》以明志。 他认为，节食一则可以安分以养福，二则可以宽胃以养气，三则可以省费以养财。 因此，东坡先生给自己下了一个死命令：从今以后的早饭与晚饭，不超过一杯酒和一个肉菜。一旦有了贵客盛宴，也不能超过三杯酒和三个肉菜，只能减少不能增加。谁招待自己吃饭，就预先告诉他，主人如果不同意而让自己吃过量，那就毫不客气地退席。 徐大受的黄州知州任期已到，就要离开，杨寀（音才）（字君素）来替。 新旧知州的交接之时，整个府衙的人都很忙。“红粉莫悲啼，俯仰半年离别。看取雪堂坡下，老农夫凄切。”东坡先生由于与旧州守徐大受的关系甚笃，所以就抽出时间赋了《好事近》词相送。 作为长子，苏迈受其父亲的差遣，已前往荆南去买房产。正好杨元素的弟弟庆基与陈慥前来东坡先生处，于是众人在一起协商了买田的具体事宜。议得靠谱的庄园有两块，一在军屯之东，一在官务相近之庄。 只是不知何种原因，最后苏家的房产没有买成。 东坡先生此时的心里也就是与世无争，所需的仅是两顷稻田，够吃稠粥而已。然而所到之处的随时寻访，却终不可得。 在好友兼同年苏舜举去世八年后，东坡先生竟梦到他们昔日在钱塘一带的交往，遂为之写下了一篇祭文。正好舜举之子苏钧（字子平）有简寄来，东坡先生就把此前所作的哀词给小苏寄去了。 第9章 惟愿孩儿愚且鲁 已退居许昌的范镇给苏东坡来信，想让东坡也在许昌买房卜居。 当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获罪后，范镇不顾家人的反对，曾上书论救。所以对于恩公的建议，与范镇大人在许昌这样山水秀丽的地方比邻而居、安度晚年，苏东坡是极为情愿的。 只是东坡先生目前囊中羞涩，所有的积蓄数百贯钱都让苏迈拿着去荆南买庄子去了。若想在许昌置办家业， 苏东坡告诉范镇，只有将自己京师的少量房产卖掉，还可以变现八百余贯钱。 东坡先生看到恩公书信上的字小得像麦芒，知道年事已高的范镇老先生眼里尚可，令苏东坡感到欣慰。而时年才四十八岁的东坡先生，已经是眼睛昏花地很厉害了。 东坡先生觉得，范蜀公召唤自己到许下与之做邻居，自然是真心实意的。但是，许下住的大多数是公卿，而自己却是一个披蓑衣、戴草帽放浪于东坡之上的人，怎么能够去事奉公卿呢！ 范蜀公素不饮酒，又不信佛教，所以常常在信中以“酒有毒，佛作祟”为话题劝诫苏东坡。 黄州酒税、荆南人乐京，以承议郎致仕。 此人为布衣时，乡里称其行义，事母至孝。此前曾数次前来拜谒东坡先生。只是，苏东坡因为卧病在床而没有好好地与之畅聊。 因此，苏东坡只得在病情稍微好些了之后，给乐京去信 表示了歉意。 在黄州，新任的知州大人杨寀、通判承议郎孟震时常在东坡先生的居所聚首，晚餐一般会安排在雪堂饮酒。 九月二十日，张舜民前来雪堂拜访苏东坡。张舜民（字芸叟）本在环庆帅高遵裕处辟掌机宜文字，后因与西夏交战兵败，而被贬谪为郴州酒税。 张舜民，字芸叟，自号浮休居士，又号矴斋。英宗治平二年(1065)进士。 老张是在去郴州贬所的路上，前来雪堂拜访东坡先生的。张舜民是陈师道的妹夫，而陈师仲、陈师道兄弟是苏东坡在徐州任上时结识的，时任钱塘主簙的陈师仲对东坡先生尤为尊重和仰慕。所以，老张来到黄州拜会苏东坡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应张舜民的提议，苏东坡陪着他游览了武昌樊山。在樊山之巅有座郊天台，即孙权的郊天之处。二人酒足饭饱之后，又移舟离开黄州停泊于长江对岸的樊溪口，二人还以舟涉江，一同造访了武昌县。 次日，东坡先生与张舜民会饮于当地人李观家里。 东坡先生在席间说了一件奇事： 前几日有人送给他一条鱼，外形像鲇鱼，但是身上的四条腿却能在地上行走。东坡先生也不敢杀死此鱼，由于黄州地处江边，当地人都有食活鱼的习惯，干脆又将之倾入江中放生了。 张舜民是邠州（今陕西彬县）人，在凤翔时，苏轼就曾与张舜民从游。 张舜民通晓西夏的情况，也能作点诗。在随高遵裕西征回师的路途中，他写过有一些诗文，东坡听了老张自述的诗文后，还为之作了记文。 在黄州的生活，最得意的恐怕还是与朝云的相处，朝云为东坡侍妾，于熙宁七年（1074年）九月来归，深得东坡的宠爱。 九月二十七，王朝云为苏东坡生下了他的第四个儿子苏遁，小名干儿，东坡先生观此儿“颀然颖异”，但结合自己的一生，似乎又不大放心，遂为之作了《洗儿戏作》诗：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全诗以一个“望”字，写尽了人们对孩子的期待。以一个“误”字，道尽了作者一生的遭遇。后两句是气话，是颠倒过来说的人生感慨。 此诗表面上写的是孩子的教育话题，实则对官场进行了嬉笑式的讽刺，道尽了东坡先生当时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复杂心情。 这一点，可从这一时期苏东坡的词《十拍子·暮秋》中可以可见一斑： “醉里无何即是乡。东坡日月长。”“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 苏东坡从弟弟子由的家信中得知，挚友王定国已经从宾州北还、至江西地界，心中为之庆幸。 王定国因苏东坡而获罪，久居荒凉的海岛上五年，期间有一个儿子死于贬所，一个儿子死于家中。东坡先生觉得王定国会恨死自己了，所以不敢给他写信问候。然而老王到了江西后，就把他在岭南所作的几百首诗作一并寄给了苏东坡。 王定国的诗文，在东坡先生看来，大都平和圆润，意态丰足，颇有歌颂太平盛世的韵味，竟与那些得以重用或是得行其志者没什么两样。 这让东坡顿时觉得，——是自己肤浅了…… 他又想起了王定国当年第一次到徐州来看他，在徐州逗留的十多日里，二人唱和了诗文一百多首。他们又游泗水、登桓山，在黄楼上设宴饮酒吹笛。苏东坡当时甚至觉得自从李太白死后，世上没有此种欢乐已经三百年了！ 东坡先生得知王巩已经到了江西后，就赶紧给老朋友的诗集作了一篇序文。 筠州新昌县石台山的问长老，本成都吴姓人家的子弟，后弃俗出家，手书《法华经》，其字细如黑蚁，前后一致，然后再诵之万遍，虽老而精进不倦，胁不至席二十三年。 子由在筠州为闻长老作过两首颂文，东坡先生自到黄州以来，也一直将闻长老以乡人相好，也为作了颂文两首。 邓忠臣（字慎思）学士护送母亲的灵柩回长沙路过黄州，东坡先生看到老邓在饮食起居中表现出的哀悼与思念母亲的礼节，都符合古代礼仪的要求。凡是可以颂扬母亲的举措，他都会想尽办法去办到，这让东坡先生十分感动。 邓忠臣，潭州湘阴（湖南岳阳湘阴县）人，进士及第，因为工于赋颂，为秘书省正字。也许是文人之间的心有灵犀之故吧，东坡先生郑重地给邓母作了挽词。 某日，夜来无事，东坡先生正要解衣安寝，忽见月色入户，于是又穿衣起来。苦于没有乐子，就转到了承天寺找张怀民玩。正好张怀民也没有睡，两个闲人就到中庭的月色下散步。 张怀民，字梦得，一字偓佺。 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贬黄州，初时寓居承天寺（今湖北省黄冈县南方）。曾筑亭於住所之旁，以纵揽江山之胜概，苏东坡名之为“快哉亭”。 东坡之弟苏辙亦有《黄州快哉亭记》，谓张怀民虽屈居主簿之类的小官，但心胸坦然，绝不罣碍於迁谪之事，公务之暇，以山水怡情悦性，处逆境而无悲戚之容，是位有过人自制力和品格清高超逸的人。 张怀民是在东坡被贬四年后被贬到黄州的，二人可以算是志同道合的人。 钱塘人唐垧（字林夫）非常喜欢书法，其祖父为龙图阁待制唐肃，其父就是当朝的翰林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亦是知名书法家，所以家藏有据说是唐时智永禅师、欧阳率更、颜鲁公等六位书法家的真迹。 某日，老唐送给苏东坡两束诸葛笔，每束十种，奇妙之极，唐垧是想以此来求得东坡先生的行草书。于是，东坡就乘醉书写行草数纸赠给了老唐。我们不禁要想，假如老唐的后人能够将此保留到后后世，那该是多么珍贵的啊！ 房州（今湖北十堰市房县）通判许安世病逝，苏东坡协助其家人为之料理了后事。 许安世，字少张，雍丘（今河南省杞县）人。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丁未科状元。 许安世师从丁宝臣，诗文为欧阳修、王琏等文坛巨匠所称重。中状元时，年仅二十七岁，其许氏后人中还有两人是状元。 老许入仕后，累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元丰六年（1083）八月甲子其父许拯六十九岁病逝，许安世接到消息后回乡奔丧。第二年，亦染病逝于黄州，享年四十四岁。 苏东坡在黄州亲眼见到了许状元的暴亡，又看到许状元徒步回去奔丧，死的时候囊空如洗，几乎没有钱下葬。听说他作麻城县令的弟弟更穷，退职回家时竟然没有寸土可以安身。 也许是苏东坡有感于自己兄弟的现状吧，觉得许状元与自己正是同病相怜，故对他的身后之事施以援手。还致简自己的上级、淮南西路转运副使蔡承禧上报朝廷，为许状元的后人争取抚恤之资。 安葬完许安世，又传来了董钺卒去的噩耗。 德兴人董钺（字毅夫），因泸州失利之故，梓州路转运副使之职被除名。老董在归鄱阳的途中，也前来雪堂拜谒了东坡先生。老董曾在黄州与东坡先生谈文论诗，相处甚欢。 因此，作为失意之人的董钺已被苏东坡引为知己，他的死人东坡先生颇为伤感。 代州人赵吉，本来居于筠州，此人有些特异功能，被人称之为“狂人”。赵吉与苏辙认识，由于仰慕苏东坡的才学，为求书专赴黄州，带着子由的家书，拜会了东坡先生。 赵吉在东坡处滞留了半年之久，直到东坡先生北归，赵吉才随之而去。 朝堂上，神宗皇帝有意将苏东坡任命为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知州，但又被王珪（字禹玉）等人所阻挠。 据王巩的侄子、中书舍人王震讲，当时朝廷启用苏东坡的圣旨已经下达，蔡确（字持正）与张璪（字粹明）受命办理，王震也看到了圣旨。苏东坡的任命被蔡确、张璪之流改为承议郎、江州太平观。 又过了一天，就连这一任命也被取消了。王震知道，这都是王珪从中作梗，为苏东坡复出使的绊子。这次是王珪又故技重演，将苏东坡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此心惟有蛰龙知。”（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其一）又拿出来说事，指责说苏东坡有不臣之意。 而被蒙在鼓里的苏东坡，仍在黄州过着超然于物外的贬谪生活。 第10章 苏东坡与黄州的相互成就 和东坡先生在承天寺中庭月色下散步的那位张怀民，此人字梦得，一字偓佺。 元丰六年（1083）三月，张怀民也被贬谪黄州，与苏东坡的境况相同。他们结识后，因气味相投而成为好友，交往极为密切。 这年的十月十二日，东坡先生往张怀民暂住的承天寺与之一起赏月，写下了着名的《记承天寺夜游》一文。十一月间，张怀民在其新居西南筑亭，以观览长江胜景。苏轼钦佩张怀民的气度，为其所建的亭起名为“快哉亭”，并赠其《水调歌头》。苏辙亦作了《黄州快哉亭记》。 “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这首《水调歌头》成了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之一。 该词熔写景、抒情和议论于一炉，表现了苏东坡身处逆境，泰然处之，大气凛然的精神世界，在艺术构思和结构上，具有波澜起伏、跌宕多姿、大开大合、大起大落的特点，充分体现了苏词雄奇奔放的风格。 黄州通判孟震（字仰之）将要致仕归乡，苏东坡从光州太守曹九章的书信里早就听说老孟人人称“孟君子”。 在苏东坡与孟震此后的交往中，东坡先生也感受到这位郓城人不愧于这个称号。 当时的“京东狂人”、山东举子孔直温谋反，孔直温谋反败露后被抄家的时候，发现了石介和孔直温以前有书信往来。 于是，夏竦想起了以前石介针对自己种种不满，于是便借此事大做文章，说石介根本没有死，，实际上是往北逃到了契丹胡人那里去了。 宋仁宗听了夏竦的话，不由得大发雷霆，便立即下诏将石介的儿子流放到了江淮，由地方加以管制，不能自由行动。 孟震与石介虽是世交，却从不认识韩魏公，但还是写信给韩魏公为石介的后人辩解。最终在韩魏公上书朝廷的影响下，朝廷终于不再追究石介的后人了。 孟震救过的人很多，大家都很敬仰他。 孟震的厅檐下有一泉眼，水质清冽，大旱也不会枯竭，东坡先生将其命名为“君子泉”，还为之作了记文。苏东坡把苏辙撰写的《君子泉铭》书写下来，准备刻石，但孟震不想被名声所累。 于是，苏东坡就在这篇书写好的记文后题了跋，赠给了孟震。 杨耆秀才从蜀来访，苏东坡知道这位学子家里甚贫，于是召集了自己的几位朋友一起喝酒。 在席间，东坡先生号召大家每人都给杨耆秀才捐款五百钱。 到了冬至，苏东坡得到黄冈县主簙段屿所赠的一方歙砚，就回赠了自己的一幅字。 段屿从京城代写书信的人那里得到的这方风字歙砚，只见下面刻着： 祥符己酉，得之于信州铅山观音院，故名僧今休之手琢也。 东坡先生不知今休是哪位僧人，只知道禅月、贾休都是信州人，不知他们是不是兄弟。 除了这方砚，东坡先生近日里还为孔平仲得龙尾砚作了砚铭。 题完砚铭，苏东坡又为张梦得书写了《昆阳城赋》，还在怀素的书法后题了跋。 元丰六年（1083）五月，徐君猷赴湖南上任，杨寀（字君素）接替黄州太守之职。像前两任“君太守”一样，杨君素对苏东坡关怀有加，在临皋亭南面为苏东坡建了三间大瓦房，苏东坡将其取名为“南堂”，这便是苏东坡在黄州除定慧院、临皋亭、东坡雪堂外的第四处住所。 十一月，徐君猷卒于湖南任上，苏东坡为了悼念亡友，作《祭徐君猷文》和《徐君猷挽词》，表达对徐君猷的无尽哀思。 苏东坡和徐君猷的好友、黄州安国寺僧首继连和尚怀念徐君猷，特地请苏东坡为他们经常聚会的安国寺竹林间的小亭子取个名字，并题名留念。 苏东坡觉得自来黄州后，时时得到徐君猷的关照，而且徐君猷奉行顺应自然、清静无为的执政理念，从不迁怒百姓，百姓也不会违背他，从不苛责官员，官员也没有欺瞒他。虽然没有显赫的名声，但他离去之后老百姓都会十分怀念他，于是将竹间亭取名为“遗爱亭”。 当时苏东坡的同乡好友巢谷来黄州探望苏东坡，苏东坡把巢谷介绍给徐君猷，徐君猷让巢谷为遗爱亭写一篇记文。苏东坡认为巢谷文采有限，又是个漂泊在外的人，对徐君猷不很了解，于是代巢谷写了一篇《遗爱亭记》，追忆与徐君猷频频交游安国寺竹间亭的点点滴滴。 对于徐君猷的后事，苏东坡无法前去料理，只有给徐君猷的弟弟徐大正（字得之）去了几封信，详细地商议了怎样妥当地处理后事的相关事宜。 新任太守杨寀与通判张公规邀请苏东坡一起游览安国寺，在席间三人谈论了养生方面的问题。东坡先生认为，养生的其他方面都还办，就是人的情欲难以去除。 张公规道，当年的苏武在匈奴吃雪吃毡，背上被踏出了血，也不说一句屈服的话，可以算是明白了生死的界限了。 可最终苏武还是与胡女苟且生了孩子。苏武在困窘的北海边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生活在花花世界的俗人呢？ 三人顿时大笑起来，东坡先生觉得张通判的话言之有理，于是专门记录了下来。 黄陂县令李吁到任不久，就声名鹊起。东坡先生与之交谈后，感觉他的修养非常高。近来苏东坡看到的官员，即使小有才干，也大多属于俗吏，像李吁这样的人才实在是太难得了。东坡先生还向自己的上级、淮南西路转运副使蔡承禧举荐过李吁。 李吁，字端伯，太常博士李育之子。李吁曾和父亲陪同邵雍一起出游，李吁还是程颢、程颐兄弟的弟子。对于二程语录，就连程颐也觉得只有李吁能“得其意”。 滕元发罢安州（今湖北孝感）任，要去京师入朝觐见皇帝。苏东坡听说他初五日已经出发，想着老滕必会经过麻城，于是就轻骑简从前往岐亭迎接。 谁知，滕元发却是经信阳一路向北直接去京师了。 苏东坡顿时感到怅然若失，数日间竟缓不过来，想返回黄州，但又遇风雪交加的天气。只好咱借住于僧舍，在僧舍向和尚房间的明窗下，围着炭炉读《前汉书·戾太子传》来打发时光。 回到黄州后，东坡先生赶紧给滕元发写了信。告诉老滕朝见了皇帝后，经过岐亭时一定要先写信告知一下，以便自己能轻骑往见。 后来得知，东坡先生急于前往与滕元发见面，主要是告诉滕元发此次进京一定要谨言慎行。 因为此时的苏东坡对于推行新法心里发生了一些改变。比如，东坡先生认为新法推行之初，他与滕元发等人都是持守旧的态度。虽然也是处于忧国忧民的立场，但是所言差谬，合理的却很少。 而当今皇上却是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过头在看看自己此前所坚持的，更觉得不切实际。假如从今后改弦易辙，固然不可取，但是仍旧争辩不已，那么国家的危机就更深重了。 自从东坡先生代巢谷作了《遗爱亭记》之后，巢谷就返回蜀地了。 巢谷临走时，将自己珍藏的治疗伤寒的《圣散子方》传于苏东坡。 东坡先生不想自己独藏，就将此方献给了庞安时，用以救治更多的乡民。虽然庞安时一时不能辨别真假，但还是将其收入到了自己的《伤寒论》之中。 到了腊八节，东坡先生又与张怀民饮于承天寺的小阁。 张怀民有时候还会叫上张问（字昌言）一起弈棋，他们用下围棋来决定胜负，并赌上东坡先生的一幅字，胜者得到东坡先生的字，输者要出五百钱请东坡先生吃饭。他们就以土地爷作证，如果谁不遵守此规则，就让他的兵马回不了自己的家园。 年关将近，闲来无事的东坡先生得知杨元素被起知兴国军，蒋之奇（字颖叔）升任江、淮、荆、浙发运使，就致简祝贺。得知滕元发入朝后，未被皇上召见，遂致简安慰之。 除此之外，苏东坡还致简钱济明、沈辽、张近（字几仲）与徐州开元寺僧法明，分别叙以一些文人之间的交情。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前来拜访，另外九江的胡洞微道士也来到黄州拜会东坡先生，苏东坡无以为报，均作文赠之。 腊月十九，是苏东坡的生日，他的弟子王适从筠州来简相庆。东坡先生次其韵，还赠给小王茶叶二十一片。说来说去，年关前夕的苏东坡，都是在一些文人之间书信往来以打发时光。 转眼之间，苏东坡的谪居黄州的元丰六年（1083）就这样过去了。 到了今天，说黄州，我们不得不提苏东坡；说苏东坡，我们不得不提黄州，黄州与苏轼的历史渊源流长。 他在黄州四年的日子，既是人生仕途低谷，同时也是人生思想转变的重要节点，逐步奠定了他文学上重要的地位。 苏东坡在黄州这些日子，再也没有公务的繁忙，他踏遍了黄州历史古迹和山水风景，将自己的苦闷的心，寄托在黄州这片大好河山里。他在这些山水间找到心灵的慰藉，也激发了他对人生的全新的认识，留下很多脍炙人口的动人诗词文章，同时也给黄州留下了有关东坡的美食，至今还对黄州的文化底蕴影响着。 苏东坡在黄州的四年时间，是他个人思想升华的重要发源地，他一生的诗词文章总共有两千多首，黄州所作的诗词占到整个诗词的三分之一。 同时在黄州的日子，他也更多的时间接触佛家和道家的思想，将儒家与佛道融汇，对人生有了更深的认识，不管是心态上，还是思想上显得更加豪迈和豁达，乐观积极面对生活，热爱生活，享受生活，如果没有这种乐天的心态，也写不出那些充满诗情画意的诗词，以及所表达出豪放而积极向上的思想。 不管是在安国寺里的沉思背影，还是赤壁长江边的举目眺望，还有定慧院的漏断初静，正是黄州这些山水，陶冶苏轼的情操，也正是黄州山水林秀，激发了苏轼的文学源泉。在这里他创作许多流传至今诗词佳作，正是这些充满思想和灵魂的文作，逐步奠定苏轼在历史文学史上的“唐宋八大家”的重要文坛地位。 第11章 东坡与黄州的道别 为什么黄州能成全苏东坡？ 纵观北宋官场的政治生态，宫廷里斗争激烈、尔虞我诈，地方上则山高皇帝远，相对心安、与世无争。 神宗宽释苏轼，陈君式、徐君猷、杨君素自然心领神会。苏轼在《到黄州谢表》中，一再表示谢罪效忠，改过自新，认罪态度极好。 三位太守都敬佩苏东坡的人品，爱惜苏东坡的才华，对苏东坡格外善待与厚爱。特别是徐君猷，从物质和精神上给了苏东坡更多的关照，使苏东坡产生浴火重生的勇气和力量。 黄州的好山好水、好人好物和躬耕劳作的生活，也医治了苏东坡心灵的创伤。 正因为如此，苏东坡的谪居生活苦中有乐，黄州岁月变得色彩斑斓，体现在诗词当中，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厚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代表了北宋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 元丰七年（1084），正月初六。 滕元发移知筠州，成了苏辙的上司。 当初被贬之时，滕公入朝辞行，还没有见到天子，而天子左右那些嫉恨滕公的人又开始蠢蠢欲动，用流言蜚语来中伤他。于是，滕公再次被贬至筠州。 有人认为滕公以后还会继续遭贬，滕公却谈笑自如，说上天知道自己的正直，天子知道自己的忠诚，怕什么呢？ 于是，滕公乃上书朝廷为自己申明，此《辩谤乞郡状》由苏东坡代写。 正月二十五，由神宗亲自下发手札：移苏轼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此时的苏东坡，还在忙着唱和秦观的《梅花》诗，“东坡先生心已灰，为爱君诗被花恼。多情立马待黄昏，残雪消迟月出早。”，“去年花开我已病，今年对花还草草。”（《和秦太虚梅花》）。 到了二月，已经得到量移汝州消息的东坡先生，又与道潜、徐大正等人步自雪堂并柯池入乾明寺观赏了寺里的竹林，还拜谒了乳母任彩莲的坟墓。 这时候的东坡先生，继续在自己的菜圃里劳作。闲暇时候，他会去造访当地赵氏园的梅堂，还会去尚氏第。他在定慧院僧舍里小憩，在任公亭、师中庵里饮茶，直到心满意足乃归，所到之处还常会题名。 开封人张近（字几仲），有一方龙尾子石砚（龙尾砚），东坡先生用自己收藏的一把铜剑与之交换。 龙尾砚的名贵，除巧夺天工的雕琢艺术之外，起决定作用的是它那稀世的石质、纹理。婺源龙尾山是中国四大名砚——歙砚的矿石生产基地，歙砚的根源就在婺源。 龙尾石有罗纹、眉纹、金星、金晕、鱼子等五大类石品。 古人评价它 ，莹润细密，有“坚、润、柔、健、细、腻、洁、美”八德，“滑不拒墨，涩不留笔”、“呵气生云，储水不涸”、“扣之似金声，抚之如柔肤”。以水浸之显青色，虽光泽暗淡，但当砚石中云母，绿泥石稀可辨时，就会显现珍珠样光泽，在太阳光底下尤其可见其外表光华流溢，灵气逼人。 早在南唐、北宋时期，龙尾砚就已着称于世。 南唐后主李煜称赞“龙尾砚为天下冠”。宋代龙尾砚被列为朝廷贡品，文坛大家欧阳修、苏轼、苏辙、黄庭坚、蔡襄都曾为龙尾砚撰文、填词、写诗，更使其声名远播，身价百倍。 中江县（今属四川省德阳市）令、幼时蜀地的同窗程建用（字彝仲）给东坡先生来信，说他主政的中江县观风台之南有一亭，亭壁塑乱山，榜曰：栩栩岩。盖取梦蝶之意。 程建用欲易“栩栩”之名，而记所以塑壁之意，只是恨自己才力之不逮。于是想请老同学苏东坡与之取名且写记文一篇，以便自己能够在文末署个名。 东坡先生回信说，自己屡遭磨难令人生畏，所以不想再操弄文字，仅仅偶尔写一些佛家偈语罢了。自己不是故意托故不写，务必请老同学体谅自己的难处。 回完信，东坡先生又给家侄、苏不欺之子千乘去信，说苏迈从北方来，带来了千乘的书信，还有几首诗作。收到家信，自己非常高兴，只是自己这一辈也没有什么希望了，家门衰落，死去的不能复生，希望千乘一辈能够奋发图强、重振家门。 曹九章寄诗来，东坡先生次其韵，以同社结邻为约。 黄州定慧院东边的小山上，有一株海棠，特别茂盛。每年的花开时节，东坡先生都会带着客人在此饮酒，已经有五次醉于其下了。（加入微信内容） 元丰七年（1084）的三月初三，苏东坡又与道潜、徐大正、崔闲等人来观赏海棠花。虽然这所院子已经易主，主人是个市井中的俗人，但由于苏东坡常来的缘故，园主还是将园子略微加以修整。 酒后，他们到尚氏家里休息，尚氏家里很整洁，竹林花园都很可爱。 苏东坡醉卧于尚氏家的的小板阁上，渐渐酒醒，忽听坐客崔闲在弹奏雷氏琴，琴声铮铮，弹的曲子依稀是《悲风晓角》，一时间苏东坡竟然觉得这不像是在人间。 晚些时候，东坡先生到城东买了一只大木盆，想着能用来装水清洗水果之用。然后顺小沟进入何氏、韩氏竹园里，于是又在竹荫下摆上酒宴。有一位叫刘唐年的主簙，知趣地送来了味道鲜美的“甚酥”点心佐酒。 返家时路过何氏园，苏东坡还向园主要了一些丛桔，栽种于雪堂之西。 这次酒宴后，念念不忘的苏东坡，还专门作诗向刘主簙求那种美味的点心。“已倾潘子错着水，更觅君家为甚酥。”（《刘监仓家煎米粉作饼子余云为甚酥潘邠老家造》） 量移汝州的公文终于下来，收到任命后，苏东坡立即上了谢表。 在谢表中，东坡无非是写一些感恩朝廷和悔罪自己的话语，但是朝中仍有人在谢表里吹毛求疵，说“观轼表中，仍有怨望之语”，好在神宗皇帝为之开脱，“朕已灼知苏轼衷心，实无他肠也”，苏东坡才得以免罪。 任命一到，就要离开黄州了。 接下来，苏东坡就要着手告别当地的熟人及友人了。 苏东坡首先想到的是王齐愈这位老乡，他写信给王齐愈，说自己本来还想向朝廷申请仍留在黄州，但由于自己的罪过太大，君主恩德深厚，不可不按朝廷的意思前往汝州。目前自己已经雇好了一条船，本月下旬就出发。 苏东坡的计划是，先顺流长江进入淮河，逆流汴河而上到雍丘（今河南省杞县）、陈留之间，上岸走陆路到汝州。 本次量移，时间紧任务重，苏东坡一家的行装还没来得及收拾，苏东坡在信中给王齐愈说，希望老王能在这两三天内来一趟，因为有些事必须当面才能说清楚。 接下来，东坡先生又给老乡王怀奇去信，王怀奇原为洪雅主簙、雅州户掾，如今已经隐退于青神县瑞草桥，放怀自得。 苏东坡告诉他，自己到了汝州还要重新操持生计，倒是十分羡慕王怀奇的归隐生活。 苏颂来简，苏东坡得知这位世交老朋友身体微恙，就赶紧回信向他推荐当地的名医庞安时。 东坡先生说，庞安时这个人操行高雅，不计私利，自己与他很熟悉。建议苏颂将自己的患病病因与日常现状写下来寄给老庞，让庞安时诊断下药，这种小病，能有十分之五六的把握给治好。 苏东坡重游了大别寺，与大别才老告了别。 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建造的雪堂，东坡先生将它托付给黄州进士潘丙的侄子潘大临、潘大观兄弟居住，并由潘丙全权代理。对于东坡的田产与乳母任采莲的坟墓，东坡先生也不想让其荒芜。他给潘丙留言托其照料，说自己不过是临时去吃些官饭，最终还要回来亲自经营东坡，还会与诸位一起游赏东坡一带的风景的。 在黄州的这四年，苏东坡先后考证了当地每年二三月间聚众而唱的山歌，这种山歌歌声宛转，高低回环，就像鸡鸣一样，便猜想那是宫廷版《鸡鸣歌》的遗音。对于古《阳关曲》要叠唱三遍的说法，苏东坡据白乐天的《对酒》诗考证出“第一句不叠唱”的规律。 苏东坡在黄州时，听说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的东林寺藏有陶渊明的诗集，本想派人前去索求，不想江州守李某忽然给东坡寄来了一本。 这本陶渊明集字体大，纸质厚，令东坡先生十分满意。每当身体欠佳之时，东坡先生就取出来读，每次仅读一篇，唯恐读完后没有消遣的东西了。 黄州教授朱载上，也是苏东坡在黄州时过往甚密之人。 一次，东坡先生看到了一句诗“官闲无一事，蝴蝶飞上阶。”，顿时愕然，忙问谁人所作，才知道了朱载上这个人。 东坡先生称赏再三，以为深得幽雅之趣。异日，东坡往见，二人遂成知己。 一日，朱载上前来拜谒东坡，谁知通报姓名之后，东坡先生竟然久久未出来迎接。朱载上本想离开，但想到已经通报了姓名，就在门外一直等候。苏东坡出来时，顿时感到惭愧，忙说自己在抄《汉书》，这是自己的日课。 朱载上说，以先生之才，何用手抄？ 东坡笑道，这已是自己第三遍抄《汉书》了，第一遍是以三个字为题，次则二字，而这次是以一个字为题。 朱载上试举一字，果如所言，东坡先生辄诵数百言，无一字差缺。 在黄州时，与东坡先生一起出游的人还有：何圣可、道士李斯立、盱眙的杜与（字子师）、黄仲闵、陈处士等。 杨节之过黄，拿来了欧阳修与蔡襄的书法，东坡为之点评。老杨还取出了自己的诗作向东坡求正，东坡先生都一一美言之。 第12章 黄州鼓角亦多情 在雪堂中，苏东坡曾放置一只酒器，将附近诸郡送过来酒混装于其中，称这只酒器为“雪堂义樽”。 他还找人制作过“雪堂砚”，后赠给了其侄子苏适。曾到黄州西北百里外的欧阳院去看过当地出土的古编钟，击之其声空洞，很有上古意味。 黄冈县令周孝孙患有重膇病，苏东坡用从欧阳文忠公处得到的口诀，七天就治好了周县令的足病。 在黄州时，陈慥曾与苏东坡开玩笑说：东坡先生什么文章都作过，独不能作佛经！ 东坡先生道：你何以知道我不能作？ 陈慥道：佛经是从三昧流出，公未免能思虑出来。 东坡道：君不知予不出思虑者，胡不以一物试之？ 陈慥乃指着东坡先生的鱼枕冠道：请颂之。 东坡道：假君之手，为予书焉可也。 陈慥于是笔不及并墨，东坡莞尔一笑曰：便作佛经语也！ 在黄州时，苏东坡还曾书《离骚》、《九歌》卷赠人，与术士交游，获赠过烧炼之物。 四月一日，苏东坡就要离开黄州了。 头天夜里，苏东坡的脑海里浮现出这四年来在黄州的一幕幕，遂披衣起坐，赋《满庭芳》：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 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元丰七年（1084）四月一日，苏东坡将离开黄州调任汝州团练副使，他向雪堂的两三位邻居告别，恰好友人李翔（字仲览）从自江东来与他告别，于是写下了这首词送给李仲览。 面对将要奔赴的汝州，自己的归宿在哪里？ 故乡万里家难归，更何况劳碌奔波，身不由己！人生百年已过半，剩下的日子也不多。蹉跎黄州岁月，四年两闰虚过。膝下孩子，都学会了说楚语，会唱吴歌。何以依恋如许多？山中好友携酒相送，都来劝我留下。 面对友人一片冰心，我还有什么可说！人生到底为什么，辗转奔波如穿梭？ 唯盼他年闲暇，坐看秋风洛水荡清波。别了，堂前亲种的细柳，请父老，莫剪柔柯。致语再三，晴时要替我晾晒一下渔蓑啊。 这位李仲览是兴国军守杨绘派来黄州的，杨绘得知苏东坡要离开黄州到筠州与弟弟子由相会，遂派李仲览来告诉苏东坡，要他到兴国军府衙相会。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以永兴县置永兴军，次年改永兴军为兴国军，属于江南西道，治所在永兴县（今湖北省阳新县），下辖永兴县、通山县、大冶县三县。 据传，苏东坡将走之时，郡人潘大临（字邠老）、潘大观兄弟恳请东坡先生书写《赤壁》二赋。东坡先生自忖自己不奈小楷，承诺书赠《归去来辞》。奈何潘氏兄弟的软磨硬泡，东坡先生索性将此三文书写后一并赠之。 为此，东坡先生“迟行数日矣”。东坡先生与此地父老的血肉乡情，可见一斑。 将行前夕，应安国寺僧继连之请，作《黄州安国寺记》，还为继连题壁。 在记文中，苏东坡回顾了居黄期间的生活及思想变化，表明了他从一个有为的封建政治家，经过“乌台诗案”的严酷打击后，佛老思想的滋长。 所以说，《安国寺记》也是研究苏轼思想变化的重要资料。 千年古刹安国禅寺，不仅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更因诸多文化名人的驻足作诗赋文而光耀文坛，在中华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苏轼因“乌台诗案”谪居黄州，在安国禅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终于走出了内心的樊笼，心境豁然开朗，实现了自己文学创作的巅峰，成就了一代文豪东坡居士。 将要离开黄州的酒宴上，地方官员、朋友们为他举行了盛大的送行仪式。古人讲究礼节，尤其是在这种重要的场合。在宴会上，歌舞迭起，一众人饮酒作乐，互道祝福。 其中一位名叫李琪的歌女，她是苏轼的粉丝，对他仰慕已久。她曾在过去的五年里多次为苏轼表演歌舞，但从未向他求过一首诗。然而，在这次的饯别宴会上，李琪鼓起了勇气，她知道，如果再不求诗，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李琪心怀敬仰，渴望能得到苏轼的题诗。 于是，她鼓足勇气，在众人的注目下，毫不犹豫地跪在苏轼面前，请求他在她的披肩上写下一首诗。 苏轼被李琪的真诚打动，决定趁着酒兴，为她题诗。在场的人都很好奇，想知道苏轼会写一首什么样的诗。他也没有推辞，提起笔就在李琪准备好的披肩上写下了：“东坡五载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赠李琪》） 苏轼完成诗作后独自品味美酒，李琪走过去一瞧，立刻感到极度失望。 在场的其他人都感到非常失望，认为这两句诗平庸无奇，没有意境也没有表象，任何一个当时的读书人都能写出更好的诗，更别提这是一位名满天下的大才子的作品了。 不过还好，李琪是个沉得住气的人。她明白苏轼肯定还有后话，现场其他人可能也抱有同样的想法。 因此，大家继续把酒言欢，苏轼在推杯换盏中不知不觉就面红耳赤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琪开始有些按捺不住，于是又一次尝试着跪在苏轼面前，请求他把剩下的两句诗补完。 此时，苏轼已经喝得畅快淋漓，心中的诗情在酒精的作用下迅速涌现。 他爽朗大笑，捡起扔在地上的笔，在前面两句的基础上，又续写了后面两句：“却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赠李琪》） 此语一出，“一座击节，尽醉而散。” 李琪听后，更是激动得不能自已。而这两句的妙处，则源于其中的一段典故： 唐代诗人杜甫曾长期居住在四川，然而他却从未写过一首关于海棠的诗。并非四川没有海棠花，而是杜甫认为海棠的美无法完全用笔墨来形容，因此他便暂时搁置了这个题材。 苏轼在《赠李琪》中所用的最后两句，同样表达了对李琪美丽的赞美，认为自己的文采无法完全描绘出她的娇媚，这些对于李琪极高的赞誉，使得李琪顺利地进入到我中华文化的正史！ 将离黄州之时，苏东坡唱和了道潜的雪堂送行诗。 陈慥前来送行，这是陈慥第六次来黄州，道潜、赵吉（贫子）从行，友人们馈赠的厚礼，东坡先生一概不受。 他面对自己的恩公司马光老先生派人送来的金银厚礼，恭恭敬敬地给恩公回了封信表示感激。他知道自己目前经济上虽然近乎乞丐，但是也不能接受这些钱财。 启程后，苏东坡一行的船只夜行过江，舟行至武昌时，东坡禁不住回望昔日耕种劳作的热土。 这时，忽然听到黄州的鼓角声响起，“黄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来不辞远。江南又闻出塞曲，半杂江声作悲健。”（《过江夜行武昌山闻黄州鼓角》）东坡先生不禁“凄然泣下”！ 舟行至车湖，东坡先生因大风在王齐愈家留宿了二日。 到了兴国军所在永兴县（今湖北省阳新县），军守杨绘在府衙里为苏东坡一行接风洗尘，苏东坡特地为杨绘引荐了赵吉。 代州人赵吉，本来居于筠州，因此人有些特异功能，被人称之为“狂人”。 苏东坡带着陈慥、道潜还造访了李翔（字仲览）家，在李家题壁并赋诗。东坡去后，其家始有“怀坡阁”。 将要离开永兴军时，苏东坡与杨绘均喝得浓醉，杨绘把苏东坡一行送至石田驿，天已经黑了，二人仍旧依依不舍。东坡先生当场赋诗以赠曰：芒鞋竹杖自轻软，蒲荐松床亦香滑。夜深风露满中庭，惟见孤萤自开阖。（《自兴国往筠宿石田驿南二十五里野人舍》） 到了兴国军大冶县的慈湖镇时，苏东坡专门拜访了当地的吴子上兄弟。 当年，苏东坡的伯父苏涣与吴子上的父亲是同榜进士，而苏东坡与与吴子上又是同年，所以两家的交情极深。 加之，当年苏洵居家未仕时，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吴公带着他的文章到了京师，使欧阳文忠公看到了文章才知道了苏洵这个人。 所以，这次苏东坡拜访了吴家兄弟，吴子上兄弟取出了吴父罢犍为令时苏洵当年代写的赴阙引。 苏东坡目睹先父的手迹，流着泪在文后题了跋。 在慈湖，苏东坡与道潜、陈慥观看了两山之间的瀑布，在瀑布前面有座程氏草堂。东坡先生还拜访了程大年六子、草堂的主人程师德。 出了草堂，苏东坡与送行者一一道别，除陈慥外，劝他们返回，分并向他们深表感激。 四月二十三日，苏东坡一行到了江州的瑞昌县。 直到将苏东坡送到江州地界，陈慥才返回。苏东坡非常感激陈慥这位好兄弟，遂写诗送之。 及次日，苏东坡一行到达庐山北麓的圆通禅院，这里曾是苏东坡先父的旧游之地。次日正是先君的忌日，东坡先生于是手写宝积菩萨献盖颂佛一偈，赠给了可仙禅师。 可仙禅师抚掌笑曰，昨夜梦见宝盖飞下，霞光匝地，着处辄出火，绕动着跑到自己面前。谁知，第二天东坡居士就到了。 苏东坡感而赋诗，除了手写的偈语，还出资献上彩幡一对，以资冥助。 在庐山，苏东坡收到了佛印从润州寄来的书信。 在信中，佛印禅师邀请苏东坡一起同游庐山。但苏东坡一直牵挂着多年未见的远在筠州的子由，兄弟二人就要见面了，他可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于是，他随即就给佛印禅师回信，说他从筠州返回时，一定会和佛印同游的。这时的佛印，已经从润州的金山寺起身奔庐山而来了。 在庐山时，苏东坡仅与开元观道人匆匆游览了一些地方，答应开元观道人自筠州返回之时再重游，旋即离开了庐山。 第13章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东坡自庐山骑驴去筠州前，先给三个侄子苏迟、苏适、苏远去了信。 路过建昌（在今江西省南城县）时，遇到了自己的弟子王适。路过建昌县李莘、李常兄弟故居时，苏东坡还作诗留念。 到了奉新县时，筠州已经是近在眼前了，东坡先生赶紧给弟弟子由写去了信，兴奋地说“已次奉新，旦夕可相见。” 快到筠州时，子由已经与洞山的克文禅师、圣寿聪禅师在途经之路上的建山寺迎接。当时的筠州属于江南西路，治所在高安县，苏东坡到了之后，被弟弟安排在了贡院听事堂东边的东轩居住。 东轩旁边有杉树两棵，修竹百杆，是个非常幽静的宴休场所。 元丰七年的端午节，苏东坡是在筠州过的。 当天，东坡先生带着三个侄子苏迟（字伯充）、苏适（字仲南）、苏远（字叔宽）一同出了州府的春门，往东去游览了大愚山的真如寺，子由却在酒局里办公事脱不开身。子由供职的酒局在江口，距离城内的廨宇甚远，整日里朝出暮归的，十分忙碌。 在筠州期间，苏东坡拜访了蔡曾、刘平伯、龙泉令黄大临方子明等人，还游览了新昌县的石台山，拜访了问长老，向其赠诗。 苏东坡在筠州小住十日后，到了要离开的时候了。兄弟俩相别于郊外，子由深知哥哥的个性，还是有点为之担心。 在哥哥的一生中，形形色色遇见了无数的人。上至皇亲国戚，下至田院乞儿，甚至还有一些着名的和尚道士。对于苏轼来说，他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平等的众生。他曾说：“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在他眼中，天下之人无一不是好人。他纯真、质朴，敢说敢做，一生率性而为。因为他的率性，吃尽了苦头；但也因为他的率性，才看淡得失，不论顺境或者逆境，都能笑着面对。 所以说，兄弟俩在郊外道别时，子由还是对哥哥的秉性放心不下，想告诫哥哥要慎于口舌。但此时兄弟情深的子由，望着将要离去的哥哥，竟“不交一谈，唯指口以视之”。 五月九日，苏东坡路过新吴县时，见到了县令李志中，同他一起拜谒了刘真君的祠堂，从丹井里取水而饮。 次日，苏东坡又与李志中同游了宝云寺的此君亭。 苏东坡一行在江西南康府星子县城西二十五里的白塔铺短暂的歇马作诗后，径还庐山。 庐山，位于浔阳县东三十二里，原名鄣山。因匡俗结庐于此山，仙去后空庐尚在，故曰庐山。 庐山最早的寺院当推归宗寺：归宗寺位于庐山南面金轮峰下、玉帘泉附近，原为王羲之别墅，东晋咸康六年（340）舍给西域僧人达磨多罗作为寺院。还有大林寺、栖贤寺、开先寺、圆通寺等。 苏东坡回到庐山后，自德安径直回到位于庐山东南栖贤谷中的栖贤寺。 在庐山，苏东坡过汤泉时，和了可遵长老的诗文，与南康令葛格（字道纯）同游庐山简寂观。同日，在惠日院雨中，跋秦观、元静（辨才）庐山题名。 五月二十三日，滕元发知湖州。 苏东坡与道潜登慧日寺楼观，在钟上题了名，后又独游白鹤观。 庐山宗教文化的独特性则在于“一山藏六教，走遍天下找不到”，在这座云雾缭绕的灵山中，释道两教从互争雄长走向携手共勉。 庐山历史上有寺庙360所，道观200余处，使得庐山成为南方的宗教中心。 庐山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山，名胜古迹遍布。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名人志士在此留下了浩如烟海的丹青墨迹和脍炙人口的篇章。 在东坡先生眼里，庐山南北称得上奇胜的有十五六处，他选择了两处分别作了《开先漱玉亭》、《栖贤三峡桥》诗。 庐山山水甲天下，山之南则简寂、栖贤、开先、归宗，山之北则太平、圆通、东西二林。 谈起了庐山的宗教文化，引人注目的佛教场所当数庐山东林寺，东林寺始建于东晋太元十一年（386）。该寺曾为全国八大道场之一，一度成为全国佛教第二中心。 而西林寺为晋太和三年建，山水之美，亦东林之亚。 在这里，苏东坡题诗赠东林总长老，又在西林寺题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题西林壁》 这是一首诗中有画的写景诗，又是一首哲理诗，哲理蕴含在对庐山景色的描绘之中。前两句描述了庐山不同的形态变化。庐山横看绵延逶迤，崇山峻岭郁郁葱葱连绵不绝；侧看则峰峦起伏，奇峰突起，耸入云端。 从远处和近处不同的方位看庐山，所看到的山色和气势又不相同。 后两句写出了作者深思后的感悟：之所以从不同的方位看庐山，会有不同的印象，原来是因为“身在此山中”。也就是说，只有远离庐山，跳出庐山的遮蔽，才能全面把握庐山的真正仪态。 了元（佛印）带着徒弟自金山寺已来庐山，苏东坡去筠州之前已经答应了与他同游庐山。所以，当苏东坡返回庐山后，就邀了元禅师一起出游。 当苏东坡一行来到庐山某寺时，大伙都被一通石碑所吸引，一起认读了其上的碑文。等到返回住处，东坡先生问左右从者，谁能记住所读的碑文时，大伙均感到错愕。 这时，了元的一位侍者当场背诵了起来，所记住的内容“十之七”也。东坡先生大奇之，原来此侍者是了元的徒弟自顺，兴道县人。 东坡先生对自顺道，逆则烦恼，顺则菩提。自此，苏东坡记住了自顺这位僧人。 接下来，苏东坡又与道潜（参寥）登了朱砂峰和无相寺，分别题了字。对于不能践约会晤开元道人的事，苏东坡又专门致简为歉。 到了李常兄弟少时读书五老峰下的白云庵时，苏东坡又作诗并画枯木于此。 应同年程筠（德林）之请，为其先坟题了两首诗。在当地人陶骥（字子骏）的夫老堂，苏东坡亦题诗两首。 到了江州的紫极宫，道士胡洞微以李太白的诗《浔阳紫极宫感秋》相示，这首诗可能是胡道士的师傅卓玘所刻。苏东坡对于李太白一是仰慕，二是还想一比高下。 “缅怀卓道人，白首寓医卜。谪仙固远矣，此士亦难复。世道如弈棋，变化不容覆。”（《和李太白（并叙）》）东坡先生还是兴奋地唱和了李谪仙的诗作。后世的纪昀读此诗后，情不由衷地说，非东坡不敢和太白，妙于各出手眼，绝不规模。苏东坡想不到的是，在后人的眼里，自己也成了“谪仙人”。 东坡先生在慈湖山中游玩时，顺便挖了几株石菖蒲。 熟读医书的东坡先生知道，这种石菖蒲能舒展心气，滋补五脏，疏通人体九窍，令人耳聪目明。长期服用可以增加记忆强健体魄，延长寿命开启智慧，增强意志抵御衰老。况且这种石菖蒲，把它根上的泥土洗掉后，用清水植在瓦盆里，可以数十年不枯萎。 苏东坡觉得，这种石菖蒲绝非一种叫“昌阳”的植物可比。 《吕氏春秋》谓：冬至后五十七日，昌蒲始生。据此，昌蒲得名昌阳，以其得阳气而昌盛。南朝·梁 ·陶弘景《名医别录》认为昌阳、昌蒲是二物，自韩愈谓“昌阳引年”，作为一物，其后宋代《圣济总录》即承其说，以昌阳为昌蒲别名。 总之，苏东坡将这些水草用清水种在船上的一只瓦罐里，还在水里放了一些带有花纹的石子，石子和菖蒲相映成趣，石子灿烂，菖蒲芬芳，东坡先生十分喜爱它们。 后来，由于担心走旱路时不便携带，于是把他们交给江州的胡洞微道士，由他代为养护。苏东坡还与胡道士约好，下次如果再经过此地，一定会来查看它的长势。 道潜（参寥）自黄州与东坡一路送至庐山，在二人游览了庐山各处楼观之后，东坡先生要与道潜作别赴汝州任了，而道潜则留在了庐山。 道潜作诗与东坡先生话别，“霅水黄楼赤壁间，胜游长得共跻攀。”（《九江与东坡居士话别》），道潜与东坡的友情可见一斑。“到后与君开北户，举头三十六青山。”（《次韵道潜留别》），东坡先生也对道潜的陪同深表感激之情。 六月九日，长子苏迈要赴饶州（府治在今江西鄱阳县）德兴县县尉任，苏东坡将其送至江州东北六十里的湖口，东坡先生在砚上题了铭文后赠长子苏迈。父子俩一起游览了位于鄱阳湖东岸的石钟山，并在此作了《石钟山记》。 在这篇记文里，苏东坡通过记叙对石钟山得名由来的探究，强调要正确判断一件事物，必须要深入实际，认真调查。任何的事情不用眼睛看不用耳朵听，只凭主观臆断去猜测它的有或没有，是绝对不行的。 苏东坡认为郦道元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大概和自己看到的一样，但是描述它不详细。士大夫们终究不愿用小船在夜里在悬崖绝壁的下面停泊，所以没有谁能知道。渔人和船夫，虽然知道石钟山命名的真相却不能用文字记载。 苏东坡认为，这就是世上没有流传下来石钟山得名由来的原因。 东坡先生记下以上的经过，并以此来叹惜郦道元的简略和嘲笑李渤的浅陋。 但在这里，我们有理由相信，东坡先生也是想借此道理来警示初入仕途的长子苏迈，告诫他一定要深入民间，真正了解民之所呼、民之所盼的为官之道。 第14章 苏东坡眼里的《姑孰十咏》 元丰七年（1084）六月十一日，四十九岁的苏东坡正在由江西赴汝州团练副使任的舟中，捧读着《昭明文选》，聊以解除舟行途中的寂寞。 《昭明文选》又称《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谥号“昭明”）组织文人共同编选，因此称作《昭明文选》。 《昭明文选》对后世影响深远，据唐代的史料记载可以推知，《文选》的地位几可与儒家经典并列。由于唐代科举重视《文选》，唐代士子将《文选》作为必读书，如李白、杜甫、韩愈等的创作也都深受《文选》影响。至宋代，宋人对《文选》的精熟程度更甚。后世流传的《文选》诸刻本几乎都出自宋代，可见一斑。 从时间上看，《昭明文选》收录了自先秦至齐梁几百年间的七百余篇作品；从分类上看，它对赋、诗、骚等三十七类文体进行了编排，而经、史、子等思想学术类文章都没有被收入。 由此可见，编者已初步意识到文学与其他类型文章在艺术形式上的区别，并通过此次编选，首次为“文学”与“非文学”之间划定了界限和范畴，对文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起到了开创性作用，也是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就是这样一本影响力极大的文集，作为有宋以来的大文豪苏东坡，在舟中读《文选》的过程中，还是看出了它的鄙陋之处。 具体来讲，东坡先生认为：首先是它的编次没有章法，文章的取舍也不够合理。再者萧统的作品，格调尤为卑弱无力，这从《文选序》中即可窥见一斑。 萧统曾在《陶渊明集序》写道：白璧微瑕，唯在《闲情》一赋。 在东坡先生看来，《文选》收入的李陵与苏武的五言诗均系伪作但没有舍弃，而陶渊明那些令人喜爱的篇什，《文选》也只是选了少数的几篇。比如陶渊明的《闲情赋》，正像《国风》一样“好色而不淫”。 即使说还赶不上《周南》的雅正，但与屈原、宋玉所讲述的也没什么区别，然而萧统竟然对《闲情赋》多有讥讽，真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近代的鲁迅也在自己的文章《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认为：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 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啊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 可见，对于陶渊明的评价，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关于陶渊明这个人以及作品，暂且不表，我们将在以后苏东坡和陶诗的过程中再作以详尽的解读。 苏东坡在路上收到了胡洞微道士的问候信，东坡先生忙回信详述了他的近况——他坐的船被吹到了北岸，险些葬身鱼腹。 随信苏东坡又给胡道士寄去了两首诗，并嘱咐胡道士今后身居两地，要勤加书信联络。还嘱托胡道士要好好地照顾种植了七八年的玉芝，别让强人给偷走了。 玉芝，又名白芝。经现代药理、形态、气味、显微等特征综合考证为香栓菌。《本草经》中介绍了他的功效：咳逆上气，益肺气，通利口鼻，强志意，勇悍，安魄。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登仙。 过江州彭泽县的唐兴院时，苏东坡看到了墙上所题的李太白的诗作。在东坡先生看来，这些诗都系伪作。 别说这了，就连当时市面上流传的李太白的诗集中，有《归来乎》、《笑矣乎》以及《赠怀素草书》等诗，明显就是伪作，那都是唐末五代年间贯休、齐己之流所假托李太白的手笔。 就连苏东坡昔日在富阳县的国清院看到的诗作，也不是出自李太白本人的手笔。 在苏东坡看来，也许是李太白为人豪迈俊爽，语言比较洒脱之故，诗集中往往有临时率性而为的诗句，因而那些平庸之辈才敢这样作伪。像杜子美那样字斟句酌的诗人，世间怎么没有人敢于伪撰呢？ 苏东坡的船只从江州向东北方向沿长江而去，将要到达池州（今安徽池州）地界时，竟收到了同年、池州守王琦（字文玉）问候的信件。 苏东坡赶紧回信，表示自己的痔疮发作得厉害，不敢久坐，就像活废物一样。因此王知州所要的自己的字，请容许自己日后一并寄去。 到了池州，苏东坡在州守王琦的带领下，登上了池州萧丞相楼。 萧相楼，在池州州治之北，唐大历中萧复建，后杜牧重建。 关于望族萧氏，在殷商盛世就曾有一个名为“萧国”的小国存在。 汉初开国之际，人才匮乏，汉高祖刘邦大展宏图，就在这个时候，萧何等萧国遗族中的人物应运而生，最终成为了辅佐汉高祖的重要功臣，也是刘邦麾下的首席谋士，官至丞相。直到李唐王朝，其辉煌甚至被后人誉为“李唐天下萧一半”。 在萧丞相楼上时，苏东坡将弟弟子由元丰五年经过池州时作的《萧丞相楼》诗赠给王知州。 美中不足的是，在池州时，苏东坡本来就有的痔疮突然加重，使得他坐卧难安。离开池州时，好在王知州给安排了人力相助。 舟行至芜湖，芜湖之东的承天院僧人蕴湘凭借与通直郎刘君谊的关系，写信向苏东坡请求，希望东坡先生能书写温庭筠的《湖阴曲》诗，好刻石碑，以此来为湖阴一带增添一条掌故。鄂州太守陈君翰也专门给东坡写过信，帮助蕴湘说情。 此时，东坡先生正好路过芜湖，就顺便完成了这一使命。 湖阴乃芜湖，宋时属太平州。州守毕仲远得知苏东坡的到来，遂致简问候，令东坡先生感动不已。 乘船将到当涂时，苏东坡无意中打开书箱，竟找到了丢失已久的那方天石砚。 这方天石砚，还是苏东坡孩提时期在纱毂巷寓所的空地里挖来的。 当时十二岁的小苏轼在和同伴玩掘地的游戏，忽然挖出一块形状像鱼，外表温润晶莹的浅绿色石块。上面点缀着细小的银星，击打它便会发出铿锵的声音，把它当砚使用，发现它很能发墨。 那时父亲苏洵还活着，他看了看对小苏轼说，这是你文章要发达的祥瑞之兆，你一定要珍惜它啊！ 后来，苏东坡找工匠按砚台的尺寸将其雕琢，并配上匣子，无论到什么地方都随身携带。自从苏东坡获罪入狱之后，家人们流连失所，随身之物也都丢失散佚殆尽。在黄州时，苏东坡找过几次，这方天石砚始终未能找到。 这次在舟中的失而复得，令苏东坡感到惊奇，于是就交给了苏迨与苏过严加保管。 到了当涂，过姑孰堂下时，看到了李太白的《姑孰十咏》。 《姑孰十咏》歌咏了姑孰县境十个代表性景观：姑孰溪、丹阳湖、谢公宅、凌歊台、桓公井、慈姥竹、望夫山、牛渚矶、灵墟山和天门山。这十首诗中既写春山、夏莲，又写秋桐、凋柳，或非一时之作。 传说《姑孰十咏》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组诗作品，当为李白晚年途经当涂而作，似分别作于天宝后期及上元、宝应年间。 当涂县姑孰镇这个地方，因县南二里有姑孰溪而得名。姑熟溪，在太平府当涂县南二里，一名姑浦，合丹阳东南之余水，及诸港来会，过宝积山入大江。 苏东坡过姑熟堂下时，仔细读了李太白的《姑孰十咏》，疑其语浅陋不类太白。再读之，抚掌大笑曰：“赝物败矣，岂有李太白作此语者?” 一个叫孙邈的人告诉苏东坡，他说曾听王安国讲，这是李赤的诗。 唐朝有位秀才，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因慕李太白为人，自起名为李赤。王安国还说，秘阁里有李赤的诗集，《姑孰十咏》就收录在其中。 后来，得知李赤精神上出了问题，最终被厕所里的鬼魂蛊惑而死。现在苏东坡观览了李赤的这些诗，认为不过如此。而被厕鬼害死，也是对冒充李太白的这一荒唐行为的惩罚吧。 当涂人郭祥正（字功父），母亲梦见李太白而生了他。此人极有诗名，梅圣俞方擅名一时，见而叹曰：天才如此，真太白身后也！ 王介甫亦称许之。 举进士后，知武冈县，遂致仕（辞职了）。后被起知端州，又放弃了。就是这样一位有个性的人，苏东坡到了当涂自然要去拜会的。 在郭祥正家里，苏东坡醉画竹石于壁上，老郭作诗为谢，还一下子送给东坡先生两把古铜剑。 二人谈着谈着，话题自然是绕不开流传于当地的《姑孰十咏》。苏东坡认为这是李太白的伪作，是“赝物败矣”，但郭祥正却不这么认为。 也许是老郭自小就诗句俊逸，加之前辈们频频嘉许之，遂令他以为自己真是李太白后身吧。东坡先生对老郭开玩笑说，这《姑孰十咏》也许不是李太白所作，“但恐是太白后身所作耳！” 也有人说，《十咏》、《归来乎》、《笑矣乎》、《僧伽歌》、《怀素草书歌》这些诗，李太白旧集中本来没有，后来却弄得良莠不齐、鱼龙混杂，都是本朝国史龙图侍郎宋敏求（字次道）再编李太白集时，贪多务得之过也！ 第15章 与王荆公的金陵之会 台州人方彦德在当涂县当官，他手里有一方龙尾砚，十分珍爱。老方说，东坡先生若以此砚作诗，如能“少解前语者”，就送给你。 东坡先生此前也有一方凤咮砚，取材于建州北苑龙焙山，此山形状如同飞翔的凤鸟低头饮水。就在那鸟喙的地方，有一种青苍发黑的石头，质地像玉石一样。熙宁年间，太原人王颐以取此处的石头制成砚台，苏东坡为它取名叫“凤咮砚”。 方彦德也许是想领略一下苏东坡的文采，于是东坡先生就作《龙尾砚歌》赠之，遂得到了老方的龙尾砚。 龙尾砚也即歙砚，全称歙州砚，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特指产自婺源龙尾山的龙尾砚。 龙尾砚产于安徽黄山山脉与天目山、白际山之间的歙州，包括歙县、休宁、祁门、黟县、婺源等县。歙石的产地以婺源与歙县交界处的龙尾山（罗纹山）下溪涧为最优，所以歙砚又称龙尾砚，而龙尾山则是大部分存世歙砚珍品的石料出产地。 而今天安徽的歙县并不出产歙砚，歙县因名声在外，多为砚台加工，而真正的歙砚出产于江西婺源。 歙砚为历代文人所称道，苏东坡评其“涩不留笔，滑不拒墨，瓜肤而縠理，金声而玉德”。看来东坡先生对砚是极有鉴赏能力的，一眼就认出了方彦德所藏砚台的珍贵。 元丰七年（1084）六月底，苏东坡顺长江抵达金陵，舣舟赏心、白鹭二亭之下。 赏心、白鹭二亭一脉相接，向下可俯瞰白鹭洲，而赏心亭下临秦淮河。苏东坡在此逗留了半月有余，期间在白鹭亭上题了柱。 金陵人张庖民（字翔父）元丰五年（1082）卒于曹溪，当时黄庭坚为之作了哀词。苏东坡两年后到了金陵后，终于看到了黄庭坚的文字，也有感而发的为张庖民作了挽词。 张庖民为张瑰（字唐公）之子，治平二年间做过郾城县主簙，其兄弟叫轩民。苏轼当年将要动身去湖州时，听说了伯父苏涣的一位同年张瑰之子张轩民，近日要赴省试，还特意为他作过送行诗。 致仕后卜居金陵的段缝（字约之）听说苏东坡来到了金陵，遂作诗赠之。 这位段缝，早年与王安石过从甚密，王安石的《王荆公文集》里有多处提及到他。段缝曾知兴国军，后因论免役法不便被贬通判阆州，遂以本官致仕。说到底，老段也算是与苏东坡志同道合之人。 在金陵这些日子，苏东坡与裴维甫邂逅与此，“凄凉楚些缘吾发，邂逅秦淮为子留。寄谢西湖旧风月，故应时许梦中游。”（《次韵杭人裴维甫》） 我们知道，就在苏东坡倅杭离任时，余杭人裴维甫曾为苏轼上演一番文人式的送行。“余杭门外叶飞秋，尚记居人挽去舟。”（同上），这便是苏轼唱和裴维甫的诗文。 除了裴维甫，苏东坡还会晤了金陵的定林寺僧宝觉，与王益柔（胜之）同游蒋山，都分别唱和了诗文。苏东坡又到白鹭亭题了柱，盛赞了金陵的江山之美，还将弟弟苏辙所题天柱观诗书于壁上。 在这些诗文中，苏东坡与王胜之同游蒋山石所作诗中有“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同王胜之游蒋山》）句，被闲居于金陵的王安石读到，乃抚几道曰：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然后次韵了“梲杖穷诸岭，篮舆罢半天。”（《和子瞻同王胜之游蒋山》）句，方才作罢。 七月二十八日，苏东坡的幼子苏遁早夭于金陵。 苏遁，小名“干儿”，系苏东坡与第三任妻子王朝云的孩子，元丰六年（1083）出生于黄州。 此时，东坡四十七岁，朝云二十一岁。儿子苏遁的出生，莫大抚慰了苏轼近年连遭贬谪的心情。 苏轼为孩子取名苏遁，一说苏遯，“遯”是遁的异体字，意思通“遁”，出自《易经》第三十三卦《遁》，爻辞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九五：嘉遯，贞吉。 遁，指远离政治旋涡、消遁、归隐的意思。苏遁既寓有远遁世外之义，同时也反映出苏轼谪居黄州后的心灰意冷，无意官场生活。 苏轼为三天洗礼（北宋习俗，孩子出生后三天需要洗身）的儿子还做了一首《洗儿诗》，寄希望孩子蠢笨一些，只要无灾无难，赐封个公卿就好。 可惜天不遂人愿，遁儿在遁儿十个月大时中暑，没多久便病亡于金陵，静静地在朝云的怀抱离开了世间。 苏轼东坡极度悲痛并自责不已，认为遁儿的死是受自己连累：“忽然遭夺去，恶业我累尔！衣薪那免俗，变灭须臾耳。归来怀抱空，老泪如泻水。” 爱妻王朝云也承受着骨肉阴阳两隔巨大的哀痛，终日恍惚，卧床不起。苏轼作诗云：“母哭不可闻，欲与汝俱亡。故衣尚悬架，涨乳已流床。”朝云甚至想着与儿子一起离开这个世间，孩子的衣服依旧悬挂在衣架上，心中迟迟不愿接受孩子已离世的事实。 苏东坡觉得这个小儿“颀然颖异”，眉目与己颇似，是自己晚年的一个“开心果”。“干儿”的早夭，悲痛欲绝的苏东坡只有写两首诗来哭一哭他。 好在王安国的女婿叶涛（字致远）在金陵师从于王安石学为文词，小叶听说了苏东坡小儿病亡的消息后，也连忙唱和了苏东坡的两首哭儿诗。从一定意义上讲，叶涛的唱和也使得苏东坡的内心得到了一点些许的慰藉。 在金陵，苏东坡专门拜会了“熙宁变法”的始作俑者、已经退出政坛的王安石。 王安石退隐江宁后，选择了城外一处叫白塘的地方，请人开渠泄水，培土造屋。因主宅距江宁（现南京）城东门七里，距钟山主峰也是七里，所谓半途之上，故将居室命名为半山园。 元丰七年（1084），王安石得了一场大病，神宗派医生到江宁府给他治病。病好以后，他上书神宗请求以自己的住宅改建寺院，神宗赐额“报宁寺”，又称半山寺。 据传，苏东坡自黄移汝过金陵时，王荆公野服乘驴，谒于舟此。 东坡不冠而迎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 荆公笑曰：礼为我辈设哉！ 东坡曰：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 荆公无语，乃相招游蒋山。 在方丈室里饮茶时，王安石指着案上的大砚台对苏东坡说，你能否集古人诗词联句描述一下这个砚台呢？ 东坡应声道，那我就班门弄斧了。因曰：巧匠斫山骨。 王安石一时对不上来。就站起身说，且趁这大好的天色，遍游蒋山之胜，对诗联句的事不急（此非所急也）。 旁观者皆知，荆公以此出题，通常都能难住众人。不料今日遇到东坡，东坡“不可以此慑伏也。” 还有传闻说，苏东坡一见到王安石时就说，我有话要对你说。 王安石以为苏东坡要与他翻旧账，辩论以前的事情，所以脸色立马就变得不自在起来。谁知，苏东坡却说，我所说的事，乃天下之事。王安石才缓过劲来（介甫色定）。 王安石说，你姑且言之。 东坡道，大兵大狱，乃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一带却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 王安石伸出两只指头对东坡言道，这两件事都是都是吕惠卿在管，我在朝廷之外安敢言之？ 东坡道，你说的从明面上说也不错，但是“在朝言朝，在外则不言”，这难道是事君之常理耳！神宗皇帝以非常之理待你，你岂可以常理待他（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理，公所以事上者岂可以常理乎）！ 王安石听后，厉声道，不要再说了！然后赶紧说，这些话只能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 大概是王安石曾私下给吕惠卿致过“无使上知”私简，说明王安石尚且害怕吕惠卿，所以怕苏东坡泄露了他们的谈话。 苏东坡在钟山王荆公处流连了几日，期间王安石曾劝苏东坡重新校注《三国志》。苏东坡推辞道，自己已经年衰力竭，不过可以推荐刘恕来完成这件事。 金陵时流传过一个段子，说王安石一夕曾以“动”、“静”二字问诸门生，诸门生作答数百言，王荆公皆不然之。 正好苏东坡来到此地，王安石又以此话诘难东坡。 谁知东坡听后，旋即答道，精出于动，神守为静。动、静即精神也！ 王安石听后，顿时“击节称叹”。 还有传说，苏东坡在密州时，曾作诗云：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眼生花。 这是苏东坡《雪后书北台壁二首》诗中的两句，写彻夜雪飘的情景在北台观雪景的所见所感，隐含着怀才不遇之意。 当时鲜有人知晓其中的含义，直到苏东坡过金陵遇王安石。二人谈诗及此，王安石淡然说道，道家以两肩为“玉楼”，以双目为“银海”，是不是这样？ 苏东坡听后会心地笑了，等到从荆公处出来，就告诉身边的叶致远说，荆公的学生中岂有此等博学之人哉！ 在蒋山时期间，王荆公还曾将近来所作之诗文拿给东坡看。 苏东坡看后夸赞道，比如“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画”这等言辞，自屈原、宋玉逝去千余年之后，世上再难以见到《离骚》那样的句法，今天总算又见到了（乃今见之）！ 王荆公听后道，此话并非全是子瞻故意夸赞于我，就连自己也曾自负地这样认为，只是未尝与俗人们说过罢了。 我们知道，苏东坡与王安石二人虽然政见不合，但是在诗文与学问等方面却是志同道合，互相仰慕的。 甚至，王荆公还将神宗皇帝赠给自己的治疗偏头疼的偏方抄给了苏东坡。 这种药方是宫中的不传秘方，内容是：偏头疼病发之时，用一蚬壳生萝卜汁注入鼻孔。左侧头疼注入右侧鼻孔，右侧头疼注入左侧鼻孔，或者两个鼻孔都注入也可。 王安石告诉苏东坡，此方十分灵验，即使患此病的老病号也都被治好了。 二人相谈甚欢，苏东坡一度想“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履，老于钟山之下”。荆公亦自是约东坡卜居秦淮。 此次在金陵，苏东坡与王荆公一同游览，尽论古昔文字，闲则俱味禅悦。 有说，二人相别于江边，望着苏东坡离去的身影，王荆公尝言：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第16章 宜兴买田的卜居梦 元丰七年（1084），八月十四日，苏东坡离开金陵，王益柔（字胜之）同行。 沿江东行，过了长芦（长芦街道，隶属于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县，望真州（今仪征市，古称真州，江苏省县级市，由扬州市代管）方向而去。 到了真州，州守袁陟（字世弼）将学舍腾出来供苏东坡一行住宿。得知苏东坡到金陵时，老袁就多简劳问，这时候才算见到了苏东坡真人。 在真州，苏东坡本来无意久留此地。直到遇到袁陟，在老袁的鼓动之下，时任江淮发运副使的蒋之奇（字颖叔）又开始为苏东坡在宜兴一带求田问舍，想让东坡先生终老于宜兴水乡。 老朋友滕元发在往湖州任职的路上，听说了苏东坡已到真州，于是就约苏东坡在润州的金山相会，其时许遵（字仲涂）与秦观也到了金山，三人在一起唱和了诗词。 在金山时，苏东坡先是代滕元发上了道湖州谢上表，然后与之商定了要乞常州居住的想法。早在熙宁七年（1074），苏东坡在常州宜兴买了一些田，就已有卜居宜兴的想法。 等滕元发到湖州上任后，苏东坡还给老朋友去信，商议在宜兴买田的事。 这时，住持金山寺的了元（佛印）禅师已经庐山返回，东坡又到金山寺与之会晤。 这里面也有一个段子： 佛印是宋代云门宗第五代僧人，法名了元，字觉老，俗姓林，是饶州浮梁（今江西景德镇）人。 苏东坡还是一个爱好交朋友的人，虽然他在官场上逃不开被贬的命运，但他生性乐观而豪放的性格，却让他在被贬的旅途中交了不少的朋友。 佛印禅师，便是苏轼众多好友中的一位。 二人交情甚深，交往甚密，其相处方式，可用“最佳损友”来形容。这一士一僧，嬉笑怒骂，相爱相杀。二人常常一起饮酒，游玩，斗法，当然也参禅、打坐、悟道。 有人曾评价佛印“金山寺僧了元，滑稽人也”，由此可见其活泼有趣的性格。 当时的佛印住持金山寺，昔佛印禅师入室次，苏东坡适至。 师曰：“此间无坐处。” 东坡曰：“暂借佛印四大为坐。” 师曰：“山僧有一问，学士道得即请坐，道不得即输玉带。” 东坡欣然请问。 师曰：“四大本空，五阴非有，居士向什么处坐？”东坡遂施带，师答以一衲。 苏东坡于是作偈曰：“病骨难将玉带围，钝根仍落箭锋机。欲教乞食歌姬院，且与云山旧衲衣。 金山寺僧圆宝要归蜀，沈括的侄子沈逵要赴广南任职，苏东坡军作诗为之送行。 苏东坡与客在金山寺饮酒后，作诗数首，先是唱和了秦观，后又赠伊洛间墨师潘谷诗。 潘谷，歙县人，一生制墨，他所制之“松梵”、“狻猊”等被誉为“墨中神品”。就连宋徽宗御藏之极品宝墨“八松烟”（又称八松梵），皆出自潘谷之手。潘谷不但精于制墨，而且善于辨墨，凡墨只要经过他手一摸，便知精粗。 潘谷苏东坡并不认识，但据其行为东坡先生觉得他绝非市井人物。他制的墨不但精妙，而且在定价上也是说一不二，但遇到真正的士人，即使不要钱也会不计多少赠与之。 一日，潘谷忽然将所有别人的欠墨钱券付之一炬，接连饮酒二日，发起狂来，四处浪走以致坠井而死。等到人下到井里去施救时，发现潘谷竟趺坐井底，手尚持数珠也。 后世《墨史》卷中曾记载：潘谷死后，苏东坡曾写诗悼念，其有“一朝入海寻李白，空见人间话墨仙”之句。 到了京口（今镇江），苏家的世交苏颂正服母丧于家，苏东坡为苏母陈夫人作了挽词。 遇到王介（字中甫）之子王允之，又想起了当年因以制策登科者的同年王中甫，不禁与中甫之子相拥而泣。当年王中甫逝去时，苏东坡在密州就已经作诗吊之，这次有次前韵再次作诗吊之，并亲到墓前祭奠。 王介，衢州常山人。生有四子：王沇之、王沔之、王汉之、王涣之。 长子王沇之曾师从过王安石。其弟王悆及侄子王沩之，皆登进士第，时有“一门九进士，历朝笏满床”之誉。 王介当年因不满新法，曾上疏谏神宗“原陛下师心勿师人”。王安石获悉后对其更加戒备。因此一度被罢官，闲居判鼓院，后出知湖州，上任时王安石特地为其送行。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被苏东坡一直引为知己而念念不忘。 八月二十六日，以太子少保致仕居乡的赵汴病逝。苏东坡闻讯后，为赵汴的画像作了赞。 东坡先生在京口期间，官妓郑容、高莹二人尝侍宴，苏东坡对二人的印象极佳。两位官妓曾哭求东坡先生助其脱籍从良，东坡先生当时答应了她们，但一直没有下文。 二妓闻知苏东坡将要离开京口时，竟赶到苏东坡的船前再次恳求。苏东坡当场写了一首词交给了二人，让她们持之前往州守许遵（字仲涂），并说许知州见词后便知其意。其词曰： 郑庄好客。 容我尊前先堕帻。 落笔生风。 籍籍声名不负公。 高山白早。 莹骨冰肤那解老。 从此南徐。 良夜清风月满湖。 ——《减字木兰花》 这是一首藏头诗，苏东坡以“郑容落籍、高莹从良”为句首，委婉地向许遵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希望许知州能为二位官妓的落籍从良出了一把力。 从京口到了真州（今仪征市），苏东坡给王荆公去了信。在信中先是说了自己现在想在这一带买田卜居的想法，再就是重点讲了秦观的诗文与特长，向荆公极力举荐了秦太虚。 王荆公接到信后，给苏东坡回简说，自己已看了秦观的诗文，十分的清新妩丽，目前已是“手不能舍”。 今年越国大长公主与驸马都尉张敦要举行成婚大礼，朝廷在京城之南专门建造了法云寺。寺成之后，下诏长芦县的法秀禅师赴京师住持该寺。 苏东坡听到这个消息后，写信给了元禅师，希望他能来长芦一聚。 随即，苏东坡得知弟弟子由被除知安徽绩溪县令。 绩溪因水而得名，据县志记载，“县北有乳溪与徽溪相去一里并流，离而复合，有如绩焉，故名绩溪”。 绩溪是古新安、古歙州、古徽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风光秀丽，文化底蕴厚重，是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唐至宋代属歙州。 宋宣和三年（1121年），因绩溪有“徽岭、徽溪、大徽村”，改“歙州为徽州”。 弟弟从筠州酒税任移知绩溪这样一个风景秀丽、文化发达的地方，使得苏东坡的心里多少有了一些安慰。 苏东坡从真州又去了常州，然后又转道宜兴。 在宜兴，苏东坡与当地的堂妹夫单锡一起步行去了黄墅村，为该村的欣济桥题写了“晋周孝侯斩蛟之桥”匾额。 该村还有一位叫慕容辉的人，嗜酒好吟，家于城南，被人看做是不务正业。他的居所里却有两株并植如盖的楠树，等到东坡先生来到他家，看到了这一奇观，遂将慕容家的厅堂题名曰：双楠。 在宜兴，苏东坡委托朋友们投状，终于如愿以偿地在当地购得了黄墅村曹家庄曹潜夫的二百余亩田地。 相传，苏东坡曾与单锡到黄墅村步田，还与曹潜夫吃了“买田成交酒”。之后，苏东坡的家人也一直赖此田产以济衣食。 却不料，这桩土地还是给苏东坡带来了大麻烦。 原来，曹姓人家在买卖成交后开始反悔，还找苏东坡无理取闹，前后财产争执长达八年时间。后来，苏东坡虽然打赢了官司，但考虑到自己身居高位，息事宁人，苏东坡按原价把土地退还给了曹姓人家。 御史黄庆基却凭此以“强买民田”的罪状弹劾苏东坡，这是后话。 “买田阳羡吾将老，从初只为溪山好。来往一虚舟，聊从物外游。”在返回常州宜兴途中，苏东坡写下了这首《菩萨蛮》，表达了他辞官归隐的欢快心情。 从此，“买田阳羡”遂成为后来许多官吏们辞官退休之时经常引用的风雅用语。 阳羡，即今天的江苏宜兴。 路经金陵（江苏南京），苏东坡与二次罢相后退居金陵的王安石相见，两人留连唱和，苏轼作《次荆公韵四绝》中有：“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之语。 意思是，王安石劝他在南京买房。十月十二日，苏东坡撰《楚颂帖》：“吾来阳羡，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逝将归老，殆是前缘…”。 苏东坡还是认定阳羡才是他的命中归宿，决心归老阳羡。考虑自己在阳羡买的田产还不足以养家糊口，他让徐得之在常州停留下来，继续为自己代理购买田产。朋友王巩得知苏轼买田的消息，劝他在扬州买房。 苏东坡回信道：近在常置一小庄子，岁可得百石，似可足食。非不知扬州之美，穷猿投林，不暇择木也。看来，苏东坡在常州买田进展还算顺利。 买好田地后，苏东坡乘船离开宜兴，在舟中，他将陶渊明的《杂诗十二首·其四》书写了一遍。 “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此刻，苏东坡的心中所想正与陶渊明一致，苏东坡真的认为这次将要终老常州宜兴，过上理想中的生活了。 甚至，苏东坡还说，当他初来阳羡时，船刚入荆溪心情就豁然开朗了，好像是满足了平生的所有欲望。觉得归老于此，大约是前生之缘。 东坡先生天生喜好种植，能亲手嫁接果树，尤其喜爱栽培柑桔。 他想既然阳羡就在洞庭之上，那么柑桔的栽培就会非常容易。到时候自己再买一个小园子，种植柑桔三百株。他知道屈原曾作过《桔颂》，自己的桔园若能建成，就再造一座亭子，取名曰：楚颂。 第17章 三过平山堂 苏东坡在阳羡购得田产后，心情感到少有的顺畅。他给贾收（字耘老）写信说，自己已经在阳羡买了田产，如果朝廷可怜自己的残生，允许自己在这里安居下来，就会在荆溪边建一所房子，了此一生。 到时候，希望老贾能驾一叶扁舟来看望自己。 甚至，苏东坡在离开宜兴的舟中竟又动笔写起了日久已生疏的小楷，将自己先前写给大表哥文与可的《寄题与可学士洋州园池三十首》抄了下来。写完后还作了跋：久不作小楷，今日忽书此一纸。 我们知道，此时东坡先生的心情是沉静和幸福的。 苏东坡从宜兴返回常州，继而北上扬州。 扬州守吕公着置酒，终日却不交一语，东坡先生昏然欲睡，见府中歌者唱曲“夜来陡觉罗衣薄”，遂为歌者题了团扇。 十月十九日，苏东坡在扬州上表，向朝廷乞扬州居住。在表中，苏东坡详述了自己一家人目前已有饥寒之忧，好在常州还有些土地，能够解决温饱问题。 但是，上表之后再没有下文，后得知该表被扣押而未能投进。 在扬州，苏东坡是第三次经过平山堂了。 平山堂位于扬州西北的大明寺侧，乃欧阳修知扬州时所建。欧阳修是苏东坡的恩师，是对苏东坡一生影响巨大的人。欧阳修于庆历八年（1048）知扬州时建造的平山堂。在这里，苏东坡睹物思人，写下了这首着名的《西江月》：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苏东坡在作此词之前，已经两次到过扬州。 第一次，是苏东坡熙宁四年（1071）由京赴杭任通判，南下经扬州；第二次，是熙宁七年（1074）由杭州移知密州，北上途经扬州。这是苏东坡第三次到扬州平山堂，恩师欧阳修早已仙逝，而堂上仍留有他遒劲的手迹，更让人心生缅怀之念，因作此词。 苏轼受佛家思想影响颇深，习惯用佛家的色空观念看待事物。 白居易诗云“百年随手过，万事转头空”，苏轼则更进一步认识到“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是梦”。这种携带某种禅意玄思的人生偶然的感喟，其中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 离开黄州后，苏东坡深深地怀念黄州山水的清秀脱俗，世风的醇厚善良。那里的人，即使市井中的小民，也知道尊重爱戴贤人。 王禹偁做过黄州太守，黄州百姓对他念念不忘。韩琦只是因家业困难，随兄长在黄州居住过，黄州百姓也是对他歌功颂德。 于是，苏东坡就想到把韩魏公的诗摹写下来刻石，想以此来让黄州百姓对王韩二人的不尽之思有所寄托，这样可能也会让黄州人记住自己吧！ 苏东坡为徐大正的“闲轩”题了诗，徐大正自从在黄州认识了苏东坡，二人遂成知己。此次苏东坡北上，徐大正一直舟从数百里，将苏东坡送至淮水之滨方还。 等苏东坡舣舟竹西时，又与杜介一起去拜访庆老，但未得。 “竹西”对于扬州，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专有名词，是一份重要的历史遗产和文化资源。“竹西”二字，具有巨大的时空跨度、深远的历史影响和优美的文化韵味。 将要离开竹西时，苏东坡为怀念李公择而作了诗，其时公择在礼部侍郎任。 杜介与苏东坡自扬州沿淮北上，过了邵伯湖，抵达高邮。 在这里，苏东坡与秦观相会，同时还在当地人陈直躬处士所画的雁图上作了题跋。与秦观见面后，杜介南返扬州。 元丰七年（1084）冬至日，苏东坡到了楚州（今淮安）。 在这里，苏东坡去了同年蔡承禧的西阁，此时的蔡承禧为淮南转运副使，置司楚州。苏东坡还拜访了王安石的侄子王斿（音流）（字元龙）。 “迟留岁暮江淮上，来往君家伯仲间。”（《和王斿二首·其一》）这是苏东坡唱和王斿的诗，苏东坡在金陵与王安石游，又在楚州会晤了其侄，所以说是来往于他们王家的叔侄之间。 王斿之父王安国是苏东坡的至交，也是认为其兄的变法“聚敛太急”的人，与东坡也算是志同道合之人。 在楚州，楚州守田待问（字仲宣）向东坡先生赠诗，苏东坡唱和之。 秦观送苏东坡至淮上，分别之时，苏东坡赋《虞美人》词赠之，秦观亦回赠以诗。 腊月初一，苏东坡抵达泗州，其时淮水已轻微上冻，暂留在泗州。 在泗州期间，苏东坡拜谒了普照王塔，访问了襄禅师的僧房，光看了禅师所珍藏的佛骨舍利子，遂施舍了一段山木用以供养。 此时，王巩已从宾州北归，住在南都。正好黄寔（字师是）要遣人去南都，苏东坡赶忙把给王巩的信以及新做的和王巩诗也一并捎去。 黄寔的母亲便是章惇的姐姐。 熙宁六年（1073），黄寔参加殿试考中进士，而苏辙在陈州的教谕生涯也行将结束。朋友再次面临离别时刻，由于两人相处时间较长，培养出了深厚情谊，为使这段情谊锦上添花，黄寔又先后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苏辙的两个儿子苏适和苏逊。 从此，苏、黄两家从相视莫逆的友情，升华到了相濡以沫的亲情。而苏东坡对这两门喜上加喜，亲上加亲的婚事，也是相当满意的。 苏东坡离黄州，渡淮河，经山阳来到泗州（今江苏盱眙），眼看已近年关，他决定与家人留在当地守岁。 没曾想，到了除夕之夜，苏家的姻亲黄寔如天降般来到东坡先生的公寓，并带了两樽扬州私酿美酒，很大的食盒内装满珍馐美味，与苏家一同守岁。与黄寔在一起过完年，经济已是捉襟见肘的苏东坡再撰《乞常州居住表》。 这次苏东坡已经长了个心眼，不再走常规路线，而是遣人进入京师的钟鼓院直接投下。 在这份重写的《乞常州居住表》中，苏东坡主要向朝廷谈了以下几点理由： 一是离开黄州后，一路上受风涛的惊吓，全家人都得了重病，一个小儿子病死。二是如今刚到泗州，离汝州尚很远，况且还需陆行。如今自己已是无屋可居，无田可耕食，全家二十多口，面临的饥寒近在朝夕。三是圣上念旧情，训词中有“人才实难，弗忍终弃”之语。 况且自己在徐州任职期间，黄河淹城之时，自己带领民众日夜奋战，保全了城中的百姓。又启用程棐，抓获了谋反的李铎、郭进等人。 由于这些理由，苏东坡想乞求朝廷的皇恩仁慈，少赐哀怜，让罪臣先一直先向前走着，等候朝廷降下的旨意。 写罢乞表，苏东坡赋诗赠梁冲道人。 梁道人如今在京师，此人以吐纳医药为术，东坡先生被贬时与之认识。据说，苏东坡当年应进士举时的论卷《刑赏忠厚之至论》为梁道人所得。 过泗州盱眙县的龟山时，诗赠此地的辩才禅师。但这位并非元静（辩才），二者不是同一个人。 见到蔡承禧时，老蔡给苏东坡唐林夫送的端砚一方，还服了一封书信，另外还有张遇所制的墨半螺。 张遇，黟县人，他是宋代油烟墨的创始者，以制“供御墨”而闻名于世。他制的墨因加入了麝香、金箔而称为“龙香剂”，其配方一直相传至今，成为墨中极品。 至于这方端砚，苏东坡觉得材质虽好，但体积小而且凸起，磨墨不很方便。制砚的人意图是等数百年后，砚磨平了就便于研磨了。这在苏东坡看来，有点考虑得太多了。 因淮河上冻滞留泗州期间，苏东坡与泗州守刘士彦一起过南山，赋《行香子》，在雍熙塔下赋《如梦令》。 还曾与刘倩叔、刘仲达游南山，会晤泗州通判陈敦、淮南提举黄寔，见三佛斋使者过，为文记之。 苏东坡在泗州，尝题南山监仓的萧渊（字潜夫）的东轩和清淮楼、淮山楼，并为雍秀才画的草虫人物题诗。 当苏东坡流连于风花雪月的诗词文章之时，蔡承禧病逝的消息传来，苏东坡忍痛为这位对自己照顾有加的朋友写了祭文。 料理好蔡承禧的后事，又传来侄子苏千乘秋试失利的消息。苏东坡在给劝慰侄子的信札中的原话是：“秋试又不利，老叔甚失望。”让人一度怀疑苏东坡一下子穿越到了现代。 苏东坡还告诉侄子，自己在宜兴买了田地，准备终老于此。乞常州居住的表，从邸报上已经知道朝廷准许了。还想着能与贤侄在南都一见。 苏东坡一家子在泗州度岁时的额除夕夜，黄寔送来了酥酒。“使君半夜分酥酒，惊起妻孥一笑哗。”（《泗州除夜雪中黄师是送酥酒二首·其一》）让东坡先生的心里顿时有了他乡遇故知的温暖。 元丰八年（1085），正月初一。 苏东坡闲来无事，冒雪从泗州过淮谒客，归来后赋诗两首。新年里，访当地的刘倩叔射堂，作诗赠之。 离泗州北行时，听到岸上的骡马的铃铛声响，东坡先生感到欣然而乐。因为很久以来都走水路，好长时间没有听到这种声音了。 正当自己要上书要求到常州居住，难道是自己的鱼鸟之性，终将安于江湖吗？ 到了安徽灵璧县，苏东坡游览了兰皋亭，并题了诗。 苏东坡还把年关前后所作的七首诗书写下来，赠给了贫贱之妻王闰之。 上元节，苏东坡夜宿宿州，去看望了病中的石康伯。苏东坡自苏东坡被贬到边远的蛮荒之地后，每逢听到有人操蜀中口音的，就会回过头对着他笑。况且，苏东坡觉得石康伯与自己即是亲戚，人品又好。别人见他获罪都躲得远远的，石康伯却从没有这样做过。 看完石康伯，苏东坡给徐州开元寺僧法明回信，说自己获准居住常州，目前正前往南都，随后就要回南方。王巩、黄庭坚等人得知苏东坡已获准居常的消息，都作诗以庆贺。 二月初九，沈括的侄子沈辽去世，令苏东坡十分难过。 苏东坡居黄期间，沈辽还曾致简苏东坡，想让东坡先生给他的“云巢”做一篇记文。但由于贬谪时期的避嫌之需，苏东坡没有写这篇文章。 第18章 允居常州：此生已觉都无事 弟弟子由的保姆杨金蝉，本是苏母程夫人的侍女，眉山人，为人恭顺和善，惟命是从。 熙宁十年（1077）时杨氏病逝于徐州，子由那时在应天府做官，就把她的灵柩暂放在徐州开元寺。这次从黄州迁官汝州路过应天府时，苏东坡就把她安葬在府城东南方向三里的广寿院西边了。 到了这个月底，子由也许就可到任绩溪县令了。 在南都，苏东坡拜见了恩师张方平，张公将整理自己文集的任务委托给苏东坡，并拿出《楞伽经》和三十万钱，让他去刻印后布施到江淮一带。还将所藏的十六轴禅月罗汉像交给苏东坡，委托他可赠给哪位高僧保管。 张方平与苏东坡谈到了内廷的文字，还让其子张恕会晤了苏东坡，苏东坡为张恕赋《西江月》。苏轼当年在黄楼上歌舞升平之时，就曾收到过张安道之子张恕的寄诗。 在南都，苏东坡在李公麟的《孝经图》后作跋，和南都太守王益柔的诗并在王太守所作的妙峰亭诗题榜。王淮奇一直以来都对苏东坡关爱有加，这几天又给东坡写信赠送财物，东坡先生只有回信表示感谢。 元丰八年（1085），三月初五。 神宗驾崩，皇太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次日，闻神宗遗诏，举哀挂服。 神宗驾崩后，苏东坡代恩师张方平向朝廷进献了神宗功德疏文，在张方平座上赠张方平的门下医王彦若诗。 李廌从阳翟（今河南禹州）来，以故人梁先所馈赠的绢十匹，丝百两转赠之。苏东坡为李廌的亡父、同年李惇写了哀词，又作了《眉子石砚歌》赠李廌，还盛赞了李廌近来的诗文。 苏东坡还在王廷老家里观看了其所藏的赵昌的画，有梅花、黄葵、芙蓉、山茶四幅，东坡先生分别题了诗。他还会晤了陈师道，商量给江淮发运路昌衡去信，以慰神宗之丧。 信还没来得及写，就传来了秦观与范百嘉同登进士第的好消息。苏东坡赶紧趁热打铁地给黄州的潘丙秀才去信，勉励他也要赶紧备战省试。 苏东坡作了《神宗皇帝挽词》，还给王巩、杨景略致简，一同哀悼了神宗之逝。还给在徐州任职时结识的应言和尚作了一篇《荐诚禅院五百罗汉记》。 做完这一切，山东离开南都，要返回常州了。 到了灵璧县，该县盛产灵璧石。 灵璧石是灵璧县特产，此石质地细腻温润，滑如凝脂，石纹褶皱缠结、肌理缜密，石表起伏跌宕、沟壑交错，造型粗犷峥嵘、气韵苍古。常见的石表纹理有胡桃纹、蜜枣纹、鸡爪纹、蟠螭纹、龟甲纹、璇玑纹等多种，有些纹理交相异构、窦穴委婉，富有韵律感。 唐宋时期，灵璧石已被列为贡品，和英石、太湖石、昆石同被誉“中国四大名石”。 苏东坡在刘氏园见到一块与众不同的灵璧石，因为大多的灵璧石都是只有一面可观，但这一块却是两面皆佳，外形就像曲颈的麋鹿。 苏东坡很想得到它——这也是藏家的通病，于是，东坡先生就在刘氏园临华阁的壁上画了丑石风竹图，主人一高兴，果然就把这块灵璧石送了东坡。 在路上，苏东坡分别给杜介、吴瑛和陈慥去了信，结识了欧育、仲伯达等人。 到了广陵（今扬州）寿宁寺时，苏东坡拜访了文觉显公。元师无着专门自金陵来，与苏东坡相会，老禅师将自己珍藏的《支遁鹰马图》送给了东坡先生。 支遁，字道林，世称支公，本姓关。陈留（今河南开封）人，或说河东林虑（今河南省林州市）人。东晋高僧、佛学家、文学家。他精通佛理，有诗文传世。王羲之当时在会稽作内史，就曾听说过支遁的名声，与之相交甚笃。 所以说，支遁的画还是很名贵的。据文献记载，《神骏图》画的就是支遁爱马的故事。苏东坡也不好意思夺人之美，就作诗赠了元师无着，把老禅师的画又给还了回去。 在扬州知州吕公着处，东坡先生代老吕撰写了《道德》和《行政》两篇文章，使得吕公着偿还了文债。 上次苏东坡在老吕这，吕公着置了酒，终日却不交一语，使得东坡先生昏然欲睡。这次苏东坡学会了来事，想必吕公着会心甘情愿地请东坡先生喝上两壶吧。 五月初一，苏东坡又来到扬州的竹西寺，见到十几个上了年纪的老百姓在聚在一起在谈论。其中一个人说，听说新皇帝是个很有作为的少年啊！ 苏东坡听到老百姓在夸赞哲宗皇帝，加之自己自己年纪大了，又被朝廷允许归耕于常州，而常州一带又是风景秀美的鱼米之乡。于是，苏东坡禁不住心里的喜悦之情，提笔在竹西寺的壁上题诗三首。其中一首写道：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归宜兴留题竹西寺》 谁知，这首诗日后又被朝中的赵君锡、贾易之流所诬陷。他们说这是苏东坡对支持新法的神宗皇帝的逝世有暗喜或是幸灾乐祸的意思。 经过“乌台诗案”打击的苏东坡，顿时被吓得六神无主。 他赶紧上了一道劄子，为自己辩解，好在这次是有惊无险。我们知道，苏东坡在历次“人逢喜事精神爽”之时，写起诗来意思就会“跑偏”，这也是他的秉性使然。 徐州开元寺僧法明远道而来，与苏东坡在扬州相别。 有感于法明禅师的深情厚谊，苏东坡将张方平送给自己的十六轴禅悦罗汉图交给了法明，让其藏于开元寺。 五月初六，属于苏东坡人生开挂的春天终于来了。 原来，宋哲宗即位后，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被起用为朝奉郎、知登州（今蓬莱）。 接到消息后，苏东坡到了真州给宜兴县令李去盈致了简。苏东坡告诉李知县一个从《太平广记》上学到的求雨之法。 具体做法就是，将虎头骨悬垂于一个有龙的深潭之中，不过还需用长绳系好，就能招来雨水。等雨水足够时就取出来，否则就会阴雨连绵不止。还说自己在徐州和黄州都试过此法，非常的灵验。 过瓜洲（今扬州市邗江区瓜洲镇）古渡时，了元（佛印）亲往远迎，以偈献东坡。 二十二日，苏东坡将家眷留在了真州，独自到了常州的贬所，在这里他向朝廷上了谢表。 此时的朝廷上人事也发生了变动：蔡确与韩缜被除为左右仆射。司马光也已自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知陈州，拜门下侍郎（副宰相）。 元丰五年（1082）改革官制，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均为宰相。 在常州，苏东坡偶然邂逅了已经致仕的前黄州通判孟震（字仰之），“忽见东平孟君子，梦中相对说黄州。”（《与孟震同游常州僧舍三首其一》）二人同游了常州感慈报恩僧舍。 这时，苏东坡收到了挚友王定国向自己报喜的书信，说苏东坡不日将要被朝廷所重用。东坡先生觉得如今的都城里小道消息满天飞，不信也罢。因此，并不加理会。 其时，苏东坡不知道的是，朝中的司马光与范纯仁两位老先生都在极力地举荐苏东坡兄弟。 过了不久，朝廷的任命终于下来：苏东坡被复朝议郎，起知登州军州事。 正好贾收秀才来常州，与苏东坡一起分享了这一喜讯，苏东坡又赶紧给池州守王琦以及王巩写信报告了这一消息。 这段时间，苏东坡来往于真州与润州之间。许遵罢了润州任，正好与东坡先生一起出游了一番赴金陵而去。另外，闲来无事的东坡，会晤了了元（佛印）、仇博、崔子方等人，还在赴登州前作了《蝶恋花》等诗词。 这时候，在京师时的老同事穆珣（字东美）要出知越州（今绍兴），弟弟子由也被除以秘书省校书郎。中秋前后，苏东坡两次登临金山的妙高台，作诗唱和，好不惬意。适杨绘与曾布来简相贺，皆复简为谢。 苏东坡一行舟行北上，经泰州、扬州，在楚州与徐大正诗词唱和后作别。 九月十八，苏东坡被朝廷以朝奉郎除礼部侍中。 礼部侍中属于副职，类似于现在的副部长。主要是掌管五礼之仪制及学校贡举之法。 恩师张方平托苏东坡刻印的《楞伽经》已在金山刻成，东坡先生在书后作了跋文。 在泗水上，苏东坡喜见故人张大亨，与之论诗。然后，经涟水军（今江苏省淮安市下辖县，军比县高一级）、海州、密州，再海行数日后，将到登州。 据传，就在苏东坡刚要进入登州城门的时候，登州父老皆横在路上，拦住他质问之：大人为政爱民，能够见贤思齐，和马（默）使君一样吗？ 原来，北宋时期，登州蓬莱北边的长山岛古称沙门岛，四面皆海，是官府关押犯人的地方。 当年，岛上的囚徒很多，但官方只有三百人的粮食配额。每当囚犯超过三百人，岛主李庆就把多余的犯人扔到海里淹死，两年的时间竟淹死了七百多人。有不少囚犯为了活命，就偷偷跳到海里泅渡逃跑。因沙门岛距离蓬莱海岸有五十多里远，很多逃跑的人，游不到岸边就力竭身死。 有一次，有八个逃跑的犯人，靠着一些葫芦、树干等漂浮物，奇迹般地游到在蓬莱城北蓬莱阁下登陆了，他们躲到丹崖山下的狮子洞里，后来被当地人被发现了，人们惊奇无比，把他们视为跨海而来的仙人。 后经人们绘声绘色、传来传去，就演绎成了人们口口相传的“八仙过海”故事。 宋神宗时期，马默到任登州后，他听到沙门岛无故杀人的事件后，感到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立即招来沙门岛负责人李庆，严加责问。 在马默继续严查李庆罪行的重压之下，李庆畏罪自杀了。马默立即上奏朝廷，重新制定了《配岛法》二十条，对超过定额、且多年没有犯错的囚犯，转移到登州陆地改造，自此以后，沙门岛囚犯的生命得到了保证，登州再也没有发生“八仙过海”的恶性事件。 马默离任登州后，接任他的正是苏东坡。所以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不过，后来苏东坡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当地父老乡亲交出了超常满意的答卷，这是后话。 以至于登州百姓后来建造了“登州三贤祠”，专为祭祀北宋在登州任过职的三位圣贤马默、李师中、苏东坡的功德，籍此纪念他们在登州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第19章 柔奴：此心安处是吾乡 登州宋时属京东东路，辖蓬莱、黄县、牟平、文登四县，治所设在蓬莱。 苏东坡到任后，上完谢表及谢两府启后，即听到了弟弟子由又被除为右司谏（掌规谏讽谕，箴诲鉴戒、拾遗补过。七品。） 五天后，朝廷又下诏，将苏东坡以礼部郎中召还。以至于，登州流传已久的“海市蜃楼”奇观苏东坡也无缘看到，“以不见为恨”。 在登州，苏东坡登上蓬莱阁，远眺大海就像镜面一样水天相接。忽然远处出现几个像黑豆一样的黑点，问身边郡人，答曰海舶至也。结果不到一顿饭功夫，那些巨大的船舶果真就到了蓬莱阁之下。 在海边，苏东坡看到了不一样的景致，许多是他此前没有见过的。 有一个主簙，苏东坡前来拜见，因为极为疲倦，东坡就让其晚上再过来。主簙晚上如约而至，东坡先生“强起见之”。 因为苏东坡当时在读杜甫诗集，就随口问了那主簙一句，“江湖多白鸟，天地足青蝇。”（杜甫《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中的“白鸟”是不是海边的鸥鹭之类的海鸟呢？ 结果，主簙答道，这里的白鸟是指蚊蚋，比喻那些赃吏。江湖之间，距离朝廷较远，所以多赃吏。而天地之间，君子少而小人多矣！ 苏东坡顿时来了精神，遂对这位博学多识的主簙另眼看待。 由于登州任期极短，故苏东坡对于蓬莱的海景极为留恋。某日，与同僚饮酒于日宾楼上，乘醉作了树石一幅，自认为是这次来登州画的最好的一幅。 郡人史全叔最懂画，他收藏的吴道子的画作，在苏东坡看来是不可多得的真迹，因为苏东坡对于吴道子的画作研究最深。看到史全叔藏了那么多的吴道子画作，苏东坡忍不住在画后题了跋，盛赞了吴道子能画毕天下之能事。还将自己所作的画，送给了懂行的老史。 在游览登州的延洪禅院时，苏东坡将三子苏过所藏的乌铜鉴（青铜镜）舍为佛心鉴（护心镜），以求得神灵对众生的普照与护佑。 做完了这一切，苏东坡一家人告别了登州，经莱州、青州向着济南的方向出发了。 在青州，知州、户部侍郎李定（字资深）来迎，二人相见甚欢。到济南时，正逢清真相院的一栋十三层砖塔建成，但塔中却没有佛骨可以安葬。苏东坡在筠州时，曾见过弟弟子由收藏的三粒颜色如含桃，大小似薏苡仁的佛骨。 苏东坡当场表示，他做主将其胞弟所藏的佛骨捐出来安葬。 在济南的龙山镇，监税宋保国给苏东坡看了自己所收集的王安石《华严经解》，苏东坡在后面题了跋。到郓州时，又与京东转运使范纯粹谈论了给田募役法的种种问题。 到了南都，苏东坡又去拜见了自己的恩师张方平。“十五年间，六过南都，而五见公。”苏东坡到南都拜见恩师张方平，这是第四次。 在回京途中，据传苏东坡刚好遇到了元丰二年御史台看管他的的狱吏，当时，该狱吏得知苏东坡已被召为礼部郎中，竟面有愧色。 苏东坡早已释然，还戏之曰： 以前有蛇螫杀了人，到了阎王爷那里，依法当死。可蛇与牛都说自己有黄，已救活数人，阎王遂免了其罪。有个人也因常杀人被免过罪，此日正当还命，谁知此人仓皇而口不择言，竟说自己也有黄。阎王顿时大怒，说蛇黄、牛黄，天下共知，不知你何黄之有？ 那人甚窘，曰：某别无黄，但有些惭惶！ 回京师的途中，苏东坡向朝廷上书，阐述了登州水师的现状与防御北虏的重要性，还讲了朝廷在登莱沿海一带的产盐之地实行盐货专卖的弊端，希望朝廷能够废除此法。 虽然履职登州仅有五天，苏东坡这也算是尽了人臣之道。 腊月上旬，苏东坡抵达京师，就礼部侍郎任。学生秦观有贺启。 苏东坡到朝堂之后，发现同年加好友章惇与自己的恩公司马光政见不合。章惇知枢密院，而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二人皆居高位。 章惇常常言语戏谑暮年的司马光老先生，老先生苦不堪言。苏东坡只好以好友的身份，规劝章惇要尊重德高望重的司马光老先生。 章惇私底下与苏东坡商量：先帝在世时，常常感叹当朝的文章不足用，他想还恢复以前的以辞赋取士的制度。 苏东坡看到朝廷上下对于给田募役法的议论时，以自己近些年在地方上的见闻，草拟了一份《论给田募役状》，找到司马光进行讨论。 苏东坡向司马光表示，差役法与免役法各有利弊。 免役法之害在于搜刮民财，使十室九空，钱财汇集于国库，而民间却有钱荒之患。而差役法之害在于百姓常为官府服役，不能够专心从事农业，而狡猾的官吏得以勾结为奸。这两种害处轻重程度不相上下，如果现在完全废除了新法中的成分而推倒重来，将会从这一害转为另一害，“从屎窝挪到尿窝”，老百姓未必会高兴。 苏东坡建议，如今的免役法可以只去除其中不利的部分，大方向不变，并且给田募役法确有便民的成分。可持保守思想的司马光却不以为然，一心将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全盘否定、推倒重来，仍然回归到变法以前的各项制度。 腊月十八，刚到任礼部侍郎的苏东坡又被除为起居舍人（掌记录皇帝日常行动与国家大事）。 皇帝御殿时，郎左、舍人右，对立于殿中，记载皇帝言行，季终送史馆。这个起居舍人虽然也是从六品，但工作性质非常重要，专门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是真正的天子近臣。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恩宠，令苏东坡一时感到后怕。他觉得自己本为戴罪之人，“临事迂疏”，骤然升职，必定会招致朝野议论。所以，苏东坡马上向宰相蔡确（字持正）面辞其职。 据说，蔡确告诉东坡说，你在地方上任职时间最久，朝中无出其右者。苏东坡仍不愿就职，蔡确又说，你认为当朝还有谁比你更合适呢？ 苏东坡答道，林希比较合适，况且年长持重。 然而，蔡确最终也没有不同意苏东坡的要求。 蔡确这个人，初附王安石以进，累擢为监察御史里行。他善观皇上之意，与时上下。在蔡确被贬新州时，旧党将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誉为“三贤”，而将蔡确、章惇和韩缜斥为“三奸”。 但在王安石罢相，神宗动摇的情况下，新法在元丰年间还能够推行，这同蔡确等变法派坚持变法立场，维护变法成果，敢于斗争是分不开的。 虽然“元丰之政多异于熙宁之政”，元丰之政对大地主、大贵族作了一些妥协，但仍作了一些兴利除弊的变更，这些变更有利生产的发展，因此这个时期曾一度出现社会较为安定的局面。 无奈之下，苏东坡只好在腊月下旬就任起居舍人一职。 太祖五世孙、宝文阁待制赵令铄（字伯坚）给苏东坡送来了酒，还作了诗勉励苏东坡就任起居舍人之职。 苏东坡就起居舍人职后上了谢启，听说范文正公四子范纯粹将出守庆州（今甘肃庆阳市），就作诗为老朋友送行。 接下来，东坡先生又分别给王巩叔侄、周邠、王淮奇、了元（佛印）李之仪等一众友人或致简，或诗词唱和，算是新到任后的一些心理安慰吧。年底之时，石康伯与堂兄苏不疑亡故，苏东坡都或遥祭或作祭文，不同程度地进行了祭奠。 宋哲宗元佑元年初，苏东坡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殿，改赐银绯。 胡宗愈与钱勰得知苏东坡的消息后，都作诗对苏东坡的情形发了一些感慨，东坡先生一一唱和。这时候，黄庭坚以秘书省校书郎被召入京师，苏黄二人第一次见了面。 苏辙也回到了京师，兄弟二人共同赋诗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观。闲暇时，苏东坡与主客郎中（礼部所设，掌管少数民族及外国宾客接待之事）周尹游。 在王巩的座上，苏东坡游赋了《定风波》，其中“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句还包含有一段故事： 王巩北归，和归朝的苏轼宴饮。令苏轼惊讶的是，在北方本就身体不好的王巩却没有被南方的水土摧残得形容枯槁，反而是红光满面，身康体健。几年不见，王巩的谈吐更雅，文章更佳。这次贬谪，仿佛不是贬谪，而是度假和清修。 苏轼问王巩，是什么原因让你能历此劫难还如此神采奕奕、气定神闲？ 王巩微微一笑，并未作答，而是唤出他的侍妾柔奴来歌一曲，柔奴歌声清越，柔美动听，也优于从前。柔奴歌毕，王巩平静地告诉苏轼，自己能够淡然处之，全赖柔奴这几年的陪伴，虽也寂寞艰苦，但有柔奴红袖添香，一切都不值一提了。 苏轼试探地问柔奴，广南风土应该很不好吧。柔奴淡淡一笑，说，此心安处，即是吾乡。 这句话如吉光片羽，瞬间照亮了苏轼的心灵，他非常感动，于是倾情写下一首《定风波》: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做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她从万里之遥的岭南归来，看上去更加年轻美丽。她笑容甜美，仿佛带着岭南梅花的清香。而这句“此心安处是吾乡”更成为名句中的名句，如一道光，照亮了多少失意落魄的人。 那么，这个如此精神明亮的女子柔奴，这个点亮了苏轼心灯的柔奴，这个给了王巩精神慰藉的柔奴，是何许人也？ 柔奴，本姓宇文，父亲曾是御医，在她年幼时因罪下狱，死于狱中。 她被卖行院成了歌伎，因年轻貌美歌声婉转又精通琴棋书画，一时间成了花魁。她父亲的好友陈太医一直在辗转打听她的下落，得知后为她脱籍后带在身边传授她医术，后为她做主嫁于王巩，成为王巩的一个侍妾。 王巩被贬宾州时解散了歌伎舞女，唯有柔奴轻轻走到他身边，平静地说，——奴与同去！ 这不是简单的四个字，而是她的以命相许。 果真柔奴坚定地和王巩去了宾州，在宾州，王巩多病，全赖柔奴为他医治疗养。两人在困厄之中相惜相守、相依相伴。王巩泼墨吟诗，访古问道，柔奴则歌声相伴，催促奋发。 他们读书、作诗、歌舞、熬药，硬是把粗粝的日子过成了温柔的诗。 在贫苦的广南，弱女子柔奴不仅慰藉了王巩的寂寥，她还同情当地贫苦百姓，亲自上山采药为他们医治，因医术高明人品高尚，竟被当地人誉为“神医”。 当然，这种因祸得福的遭遇，也许就是王巩没有迁怒于苏东坡的缘由吧！ 第20章 苏东坡一生的高光时刻 常总（广惠）禅师从庐山来简，向东坡先生催作《东林寺碑》。东坡接到信后，感觉自来京师自己公务私事繁杂，没有一点闲暇时间。 于是，苏东坡就给常总（广惠）回信说，您惠赠的茗茶已经敬受，自己已经与东林寺碑结下了缘。写肯定要写，但要宽限自己一段时日。 不过，稍感内疚的东坡先生，还是顺便给老禅师介绍了一个《王氏博济方》中治疗手臂疼痛的秘方。因为，苏东坡听说过常总（广惠）的胳膊一直以来有个疼痛的毛病。 苏东坡在朝廷中做起居舍人时，右正言王觌（字明叟）觉得苏东坡的文辞常失轻重之体，对东坡先生颇有微词。当时苏东坡也没有与之计较，在王觌有一次作诗后，苏东坡借唱和之际，还当面赞颂了朝廷宽狱市的仁举。 去年在驸马都尉王诜家里举行的西园雅集，是中国词史上的一次盛会，“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参与了这次盛会，这也许是秦观从政后的最快乐的时光吧。 那时的秦观已将自己的字改为了“少游”。对此，他在他的《淮海居士字序》中解释说： “今吾年至而虑易，不待蹈险而悔及之，愿还四方之事，归老邑里如马少游，于是改字少游，以识吾过。” 古人云 ：“名以正体，字以表德。” 古人的名是小时候就取好了，但一般要根据自己的禀性与志趣，到十五岁左右时才会冠字。为何秦观在正值壮年之际会心生改字的念头呢？ 原来，北宋中期之后党争激烈，官场如同战场，稍有闪失就会丢官。因此不少士大夫厌倦仕途，希望自己像马少游一样淡泊名利。在宋代以前，马少游很少出现在诗文中。然而，到了北宋时，马少游的名字开始屡屡被人提起。 马少游何许人也？汉代名将马援之从弟（同一个爷爷属堂兄弟，而同一个祖爷爷为从兄弟）。他与志向远大的哥哥马援完全不同，他淡泊名利，不求闻达也无意仕途，只想优游乡里终此一生。因此，世人把马少游作为士人小安知足的典型。 在风云变幻的斗争中，失意的文人士大夫，不再有早年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的心境，他们的内心变得越来越向往马少游式的生活，秦观当然也不例外。 纵观秦观的一生，命运多舛，仕途坎坷，但又充满了张力，他为世人留下了无数销魂的诗词。这是后话。 苏东坡向朝廷上了《给田募役法》，并奏请朝廷加以推行。 在这份上书中，苏东坡对给田募役法中的五利二弊详细地进行了剖析，还提出了应该具体执行十二条意见。甚至，苏东坡还想到了实施以后持反对意见的人的两种说法，并提前为朝廷想好了应对之法。 谁知，五天后朝廷下旨，开始推行司马光的建议，也就是恢复变法之前的差役法。 苏东坡兄弟听到后，均表示很失望，虽极力争取但都无济于事了。受到挫折的东坡先生，退朝后窝在起居院的床上读起了《汉书·儒林传》，由于对申公的事迹有些感触遂作诗以抒怀。 申公，名培，鲁人。西汉初期儒家学者，经学家，西汉《诗》学中“鲁诗学”之开创者，对《诗经》的保存和流传有重要贡献。 在西汉时期，诸家诗中鲁诗最为盛行，影响也最大。汉初几代帝王习鲁诗，申公弟子及再传弟子不少在朝廷和地方担任要职。武帝时鲁诗立为博士，申公弟子十数人为博士。 二月初六，范镇以端明殿学士（正三品）致仕，苏东坡上了贺启。 在迩英殿侍读时，苏东坡看见资政殿学士韩维由于读《三朝宝训》中真宗皇帝爱惜生命，讨厌杀戮，便趁机向皇上进言，劝皇上将这种善举也推广到普天之下。 李大临去世，程之邵罢提举梓州路常平入京师知祥符县，陈陆赴潭州知州任，这些事，苏东坡都要在下朝后加以处理，或作诗为之送行，或进行祭奠。 过了一段时间，朝廷又设置了详定役法所。苏东坡得知后，第一时间就将自己的《论给田募役状》送至役法所。 苏东坡在官署里就职，虽然所做的事都是没有多少难度的琐事，但京城之内那有闲人。每天忙忙碌碌，但都劳而无功、浑浑噩噩，以至于才五十出头的东坡先生就老态频现：头发苍白，牙齿松动，面色衰老。 正好陈慥从岐亭致简来，东坡收到信后不由得向这位老朋友诉苦，回信说自己如今已经是老态龙钟了，恐怕陈慥见了会笑话的。只是如今和子由在一个部门，可以每天都见面，倒是值得庆幸的一件事。 眉州彭山（今属四川）人吕陶（字元钧）擢殿中侍御史后，他向朝廷进献了一份名单，其中以蔡确、韩缜、张璪、章惇、李清臣为小人。 苏东坡策馆职之时，曾为朱光庭所论，东坡亦乞补郡，此事闹得沸沸扬扬。 当时的吕陶说，台谏当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权以报私隙。议者皆谓轼尝戏薄程颐，光庭乃其门人，故为报怨。夫欲加轼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问以为讥谤，恐朋党之敝，自此起矣。由是两置之。 因保守派陆续返朝廷，司马光、吕公着被任用后，要全面废除新法。作为左仆射的蔡确不让，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说那是自己建议实行的。但是，他终单拳难敌众手，元佑元年（1086）闰二月，被罢为观文殿学士、知陈州（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 蔡确被罢左仆射之后，同日由司马光接替左仆射之职。 接着，侍御史刘挚上奏朝廷，奏请改科考为诗赋取士。 具体措施为：法复诗赋，与经义兼用之。进士第一场试经义，第二场试诗赋，第三场试论，第四场试策。经义以观其学，诗赋以观其文，论以观其识。策以观其才。 于是，朝廷就召集了礼部与两省学士、待制、御史台、国子司业（正六品，掌国子监及各学的教法、政令，为祭酒副贰，位在七寺少卿下，诸寺监之上）等人集中商议此事。 最终决定：所有将来的科场取士，仍然依照旧法实施。 苏东坡无意于朝堂上的纷争，就将弟弟子由旧日所作的诗文书写了几首，赠给了侄子苏迟作为留念。 朝堂上，郑侠上启，已经被流放十年有余的他，此时乞求归老还乡。 郑侠，字介夫，号大庆居士，又号一拂居士、西塘先生，福州福清（今属福建）人。 熙宁七年（1074），郑侠监开封安上门，适逢大旱，绘《流民图》进呈宋神宗，言新法之弊，又上疏攻击新党。 后吕惠卿奏其谤讪朝政，被贬逐至英州十二年。 作为王安石曾经的得意门生，王安石虽说不喜欢郑侠，但还是认为郑侠是个于国忠心耿耿的人才。 高丽国王子佑世僧统求沙门义天已下等一行十人入朝觐见，进奉了皇帝与龙节祝圣寿佛像并金器等。朝廷勅礼部苏轼馆伴，学士院诏奖谕。高丽僧众朝辞日，朝廷赐以衣着一千匹，银器一千两，以显大宋之国威。 不久后，苏东坡被免试为中书舍人（任起草诏令之职，参与机密）兼知制诰（正四品），仍赐金紫。 苏东坡坚辞不受，认为自己到登州才五日，便召为省郎，到省刚半月，又被提升为右史。出入禁宫才三月有余，一无所获之时，再次冒领荣宠被授予中书舍人。此举定会众官的非议，所以恳求朝廷收回恩命。 朝廷不允，苏东坡遂上谢表就职。随即，收到了学生张耒的贺诗。 上任后的苏东坡感到有些无奈，索性就不去想它。只是突然想起此前曾以药方求教过名医康师孟，东坡先生就将在筠州作别子由的诗作书了下来，赠给了康师孟。 原来，苏东坡在《列仙传》立看到一个药方，用等量的熟地黄、玄参、当归、羌活，等分右捣为末，以蜜和成梧桐子大小药丸 ，空心酒服，丸数随宜。据传此方可治跌打折足之症。 当苏东坡持此方去问康师孟时，康师孟看到后大惊，他知道医师们常用此药，只是没有人专门像此方这样讲究而已。 于是，康师孟将此方命名为“四神丹”。当时洛阳城里的公卿士庶争相食用，百病痊愈。此药药性中和，可以经常服用。能补虚益血，治疗风气，也叫“草还丹”。 写完这些，苏东坡收到准吏房送来的词头一道，内容是说朝散郎吴旬拟任命为广东转运判官，请苏东坡撰写任命告词。 苏东坡觉得要了解任职官员的优劣，可先了解推举他的人的好坏。 只是，近来朝中任用监司官，都完全依赖推举的人的好恶。就像吴旬这样的人，为人处世毫无令人称道的地方，而推举他的三个人，就是吕慧卿、杨汲和黄履。关于黄履的为人，在朝廷中都没有把他当正派人来看。而像吕惠卿、杨汲二人，穷凶极恶的形象更是朝中皆知。 所以，面对这样三个人推举上来的吴旬，要让吴旬去掌管广东一路的事务，苏东坡着实是想不通的。而这样的告词，他也是万万不会去写的，只能上报朝廷重新定夺。 三月十七，实录院举办御宴。这是一种特别的荣誉，赴宴者共二十八人。 由于丞相因事未到，暂由都知留后张茂则押宴。赴宴者有：大资政韩维、尚书王存、韩忠彦、承旨邓温伯、侍郎李常、赵彦若、陆佃、崔台符、杨汲、龙图曾布、舍人钱勰、范白禄、胡宗愈、给事傅尧俞、待制蔡京、蔡卞、吴雍、左右司林希、曾肇、着作郎范祖禹，左右史满中行、司谏王岩叟、正言朱光庭、王觌、中丞刘挚，还有苏东坡兄弟，惟有孙永未至。 由于苏东坡是新除的中书舍人，故朝中人均以“右史”称之。 宴罢，苏东坡又收到吏房有送来的关于知建昌军的陈铎拟差遣为兖州知州的词头，让东坡先生又犯了难。 据苏东坡与范白禄等人的考察： 陈铎其人在知广州期间，曾搜刮财物，挪用市舶库里的很多乳香。另外还购买活羊交屠宰行宰杀牟利，私卖知州府内的一尊檀木观音像。甚至怂恿道士何德顺的弟弟何迪为其儿子及随行人员提供钱财，还用公使库里的粮食饲养宠物白雉鸟等罪行。 鉴于以上这些罪不可赦的劣迹，苏东坡觉得此人理当消除官籍，至于还让他写任命告词，东坡先生觉得那更是无稽之谈。 第21章 王安石病逝，吕惠卿遭贬 苏东坡娘舅家的表弟程之元（字德孺），孩童时期二人还经常还常与在一起玩耍。如今，这位在程家排行老六的表弟就要出任楚州知州了。 由于东坡的姐姐曾嫁程家老二程之才（字正辅），之后不幸病死，所以老苏公以为恨事，两家再无来往。后来，苏东坡却有意与表弟们关系有所缓和，所以在这次表弟要出知楚州时，苏东坡还作诗为之送行。 王廷老（伯扬）自南都过京师赴虢州任，侄子苏千之西归，鲜于侁自京东转运使被召为太常少卿另外游览了郑州的道者院，苏东坡均作了诗。 只是，东坡先生在朝廷中的诗作，被后世认为都格调平平，已无黄州时期“赤壁三咏”那般的神采飞扬了。 元佑元年（1086），四月初六，熙宁变法的始作俑者王安石老先生病逝。 王安石死前的一段时间，有人见他常在乡间独自骑驴闲行，“喃喃自语，有如狂人”。 他有写日记的习惯，先后竟写下七十多本，前几年听说司马光要当政，曾令侄子烧毁全部的日记。但他的侄子烧了些别的东西蒙混过关，而将日记藏了起来。 王安石死后几年，朝廷又下诏将这些日记上交，因为里面有着当权者的某些不为人知的内幕。 消息传来，苏东坡作了《王安石赠太傅制》，详述了王安石的一生功业。同日，王岩叟论给田募役法之十种弊端，苏东坡也参与详定役法的工作中。 苏东坡在御内的工作，仍是按部就班、没有新意的日常： 马默除为司农少卿，范子渊知兖州，陈绎知建昌军，王震知蔡州（今驻马店汝南县），鲁有开知洺州（今河北邯郸和邢台），李琮知吉州（今江西吉安），李定落龙图阁直学士，卫尉少卿陈侗知陕州，张诚一责左武卫将军，杨汲知黄州，崔台符知相州（今河南安阳），王孝先知濮州杨绘知徐州，赵卨（音卸）转朝议大夫，楚建中任户部侍郎，杜欣任卫尉少卿。 这些人的任命书都要由苏东坡书写并下发。 张耒来到京师，被任命为太学录。此前张耒曾给东坡先生写信求教过，苏东坡以改革当下趋于衰陋的文字相勉。 苏东坡给知郓州的滕元发致简，要他照应一下已经辞官归乡的孟震，一再交代老孟是位真君子。并趁王承议回郓之际，给滕元发捎信，向其举荐了董迁、董复溱兄弟的才学。 工作之余，苏东坡又向朝廷上了手札，讨论了招募与差充衙前之役的利害关系问题。尽管苏东坡自认为自己的观点有点偏激，但朝廷还是批准了他的请求，但给事中胡宗愈却封还了这件圣旨没有下发。 对于李定作为侍从官的任命，苏东坡与范百禄一致认为： 李定的老父亲已经八十九岁，理应归乡奉养但李定却不履行，另外此前李定的母亲亡故，李定连亲生母亲都不承认。如今别说加官，就应该勒令李定再为母亲服孝。 说完李定的事，苏东坡又上了《论桩管坊场役钱札子》与《论诸处色役轻重不同札子》，向朝廷谈论了所有坊场河渡钱的支配问题与各地劳役轻重不同的区别对待问题。 接下来，苏东坡与会同孙永、李常等二十七人，上了《议富弼配享状》。他们是根据《商书》以及《周官》的旧制，再根据英宗庙以功臣配享，采用神主袱庙的形式，以韩琦、曾公亮配享的先例，建议本朝的富弼配享神宗太庙。 东坡的依据是： 前朝的辅臣之中司徒赠太尉、谥号“文忠”的富弼，秉性正直，操术宏远，历事三朝，计安宗社，神宗皇帝曾对致仕后的他表示慰问，眷遇特高。他自身又行止端正，依道义为进退，爱君之心，至死不忘。让他配享神宗庙廷，实在相称。 与之相反的是，吕惠卿却因“元凶在位，民不奠居”被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据苏东坡所撰的制敕中，对吕惠卿是这样评价的： 命官吕惠卿，凭着升斗小才，以盗贼穿墙的伎俩对宰相阿谀奉承，以至于被擢拔为朝廷忠臣。 此人乐于制造灾难，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喜好谈论战事，嗜杀成性；把聚敛民财当作仁义，把玩弄法令看得如同诵读诗书。首倡青苗之法，继而推行助役之令，制定均输的政流，将自己当成了商贾。亲手酿成的灾祸，几乎连鸡鸭犬豕都不能幸免！ 还有就是，吕惠卿贪污受贿，使江东一路受害最重。 到了重新启用之时，又妄言收复西北，开启了与夏国的祸端。随意提出新法的种类，扰乱了旧有的法度。极力举荐任用狂妄之辈，终于导致永乐城的惨败。 哲宗皇帝即位后，首先发出了安定边疆的诏令，吕惠卿又利用皇帝的号令，断章取义地进行自己的阴谋活动。这种大逆不道，自古以来实属罕见！ 吕惠卿这个人，在御史台监狱等待审问之时，曾因手里攥有王安石的一些私人信件，而对王安石发出了最后的一击。 他把这些信件都成给了皇上，控告王安石在皇上背后图谋不轨，因为确有几封信上明确写有“无令上知此一帖”的字样，这是吕惠卿早已准备好的以备敲诈之用的利器。神宗早已对王安石厌恶了，如今看到这些信，第一次对王安石动了怒。 王安石知道这是他的宝贝儿子王雱胡乱攻击吕惠卿的后果，当场痛骂了他的儿子。关于王安石这个儿子，有一个段子可以说明其德行： 有一次，当朝的理学大家程颢几个人都在王安石家里谈论政事。 王雱赤足散发，手执女装突然闯入，径直走到他的父亲身边，问他父亲正在说什么。王安石说：为父正在与程先生谈论新政，想不通为什么总会有大臣出面反对新政。王雱放肆地坐到正位上，竟大言不惭道：只要把富弼与韩琦的头砍下来就可以杀鸡儆猴，堵住那些歹人的口了！ 这就是王雱的一些习气，据说他长大后，他的那些依靠王安石接济的叔伯们就再也花不到王安石一文钱了。 他的儿子绝不会想到吕惠卿还有这一手，深悔是自己太鲁莽了。当时的王雱心中越想越憋气，以至于背部长了一个恶疮，不久命绝。儿子王雱的死，令王安石彻底地厌恶了官场的险恶，最终动了请辞归隐的念头。 过了几日，苏东坡与邓润甫、胡宗愈、孙觉、范百禄荐朱长文为苏州州学教授，朝廷从请。朱长文字伯原，苏州吴人，筑室乐圃坊，人称乐圃先生。 湖州守吕希道与王琦分别来简，苏东坡一一作答，还给朋友们致简，想在阳羡再买些田地，原有的不足以祭祀之用。 七月初二，苏东坡再次上书乞罢详定役法，这次朝廷终于批准了。当苏东坡去见司马光陈述差役法的弊端时，司马光不悦。苏东坡的意思是，免役法中的弊端可以改去，但不当于雇役实费之外，多取民钱，若量入为出，无多取民钱，则亦足以利民。 苏东坡觉得司马君实之为人，忠信有余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东坡顿时对当前的制度感到绝望，遂提请外任，远离朝廷上下的是是非非，没有得到朝廷的允许。 宰相曾巩的弟弟曾布（字子宣）想让苏东坡代为撰写一篇《塔记》，因为曾巩也是一个当朝知名的散文家、史学家、政治家，位列唐宋八大家，世称“南丰先生”。 也许是为了避嫌，曾布特意拜托苏东坡来写，东坡先生当然不敢怠慢。只是自己的职务屡次变更，况且才上任没多久，事乱如麻，整天忙于代写朝廷命官任职的旨意。以至于常常半夜才睡，五更即起，实在没有精力为之，于是就让曾布宽限自己一个月时间。 南丰曾氏为耕读世家。自曾布之祖父曾致尧于太平兴国八年（983）举进士起，77年间曾家出了19位进士。 进士中，致尧辈7人，其子曾易占辈6人，其孙曾巩辈6人，此外，曾巩之妹婿王安国、王补之、王彦深等一批人亦皆进士。 人们把生于建昌南丰的曾巩、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七人合称“南丰七曾”。 曾布这个人，为政勇于有为，王安石变法时期，曾布是积极参与者和主要推动者。宋夏战争时，曾布与章惇采用“浅攻挠耕”和“进筑”的方法，有效钳制了西夏的进攻。 纵观曾布一生，有功有过，在北宋后期党争中政治立场中立，也曾排挤同僚，打击政敌，但在维护新法中做出了一定贡献。 朝议大夫、直龙图、老朋友刘攽自从襄阳召还秘书省之后，近来却因为得病自请出知蔡州（今驻马店汝南县）。 苏东坡与胡宗愈、孙觉、范百禄等人共同写状上奏朝廷，列举了老刘的名闻一时、一身多才、文章精美、博学强记，处理起政事完善的就像是古代的循吏一般。并且在身处流连失所困顿颠沛之际，也是恪守道义而不改其节。 苏东坡等人认为，目前朝廷中的旧臣日渐衰老，新进人才却青黄不接，像刘攽这样的人才被外放实在是可惜。倒不如将他留在京师，可以恩赐他几个月的假期，其恢复身体后稍加任使，一定会取得过人的成效。 文与可之子、侄婿文务光去世，消息传来，苏东坡赶紧致简中江县知县程推官，让其转致亲家母文氏。 信中说，苏辙的妻子在听到文务光去世的消息也是悲痛万分，恐怕不久也会忧郁成疾。所以，近来将派长子苏迈回乡探视。 但却因苏迈要赴酸枣县尉之任，回乡的行程被迫取消了。 秦王政五年（前242）实行郡县制，以境内多棘，置酸枣县。治所在今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城西南。北宋政和七年 (1117) 酸枣县地处以黄河渡口，改称延津县，沿袭至今。 按照宋制，州倅及县令以下官员，一任三年。所以，苏东坡在杭州任通判就是三年的任期，小苏在酸枣县人县尉也要一待三年。 对于此时的长子苏迈，东坡先生觉得虽没别的大能耐，但是自小还算才思敏捷，幼时所作的《林檎》诗即有“熟颗无风时自脱，半腮迎日斗先红。”句。 这里的“林檎”一名，可指两种不同科属的植物。一是北方的蔷薇科苹果属植物林檎或苹果；二是南方的番荔枝科番荔枝属植物番荔枝。两种植物的果实都作为水果食用。 至于步入仕途之时的长子苏迈，苏东坡觉得他能够写出诸如“叶随流水归何处，牛载寒鸦过别村”的诗句，也算是很可喜了。 东坡先生自元丰二年（1079）被贬谪黄冈以后，当朝的功臣之后、驸马都尉王诜也坐罪落驸马都尉，责授昭化军节度行军司马，贬到均州安置，移颍州。二人有七年时间未见过面。 如今苏东坡被召用，王诜亦被召还。二人相见于殿外，一切恍若梦中，感叹之余，遂作诗相属。诗中托物悲慨，苏东坡感其虽为贵公子，却“厄穷而不怨，泰而不骄”。 王诜绘画以山水见长，水墨山水受李成影响，具有幽雅清润的格调。青绿着色山水则源自李思训父子而又创新意，不古不今自成一家。所画山水多为烟江远壑、柳溪渔浦、晴岚绝涧、寒林幽谷、桃溪苇村等“诗人难状之景”。尤擅长画小景山水，并能画墨竹，师法文同。 东坡先生谓其“得破墨三昧”，有“郑虔三绝居有二，笔执挽回三百年”句。兼写墨竹， 学文同。亦工书，真、行、草、隶皆精。二人在书画领域堪为知己。 苏东坡被重用后还向朝廷上书，对于直言极谏、忠于朝廷的吕诲子孙要加以优待，以表彰名臣的身后。如今身为宰相之后的吕诲，其后人生活却十分贫困。 而吕诲在临终前向司马光当面交代后事之际，满心都是对于朝政的忧患，绝口未提及自己的家事。 这样的忠臣，苏东坡认为就应该得到朝廷的垂怜。 第22章 苏东坡与程伊川的恩怨之始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八月初三。 三省（中国古代的官制制度，肇始于魏晋南北朝，完善于唐，宋辽沿用。）同上司马光《约束州县抑配青苗钱白劄子》，劄子中称，神宗朝初散青苗钱，本为利民，其后名为情愿，其实属于抑配，其弊甚多。台谏也屡屡上章乞求将青苗法的一应条例尽皆废除。 三省即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分别负责起草诏书、审核诏书和执行政令（决策、审核和执行），一定程度上起到防止个人专断的作用。 但苏东坡收到劄子后，不敢擅自签批。于是他上奏朝廷，建议今后青苗钱不再发放，所有已经申请借过钱粮的人户，等到丰收之日分期偿还。或者请求圣上怜悯百姓们多年来的入不敷出，第四等以下的人户，所借的钱粮予以减免或废除。 苏东坡上书后仅两天，青苗钱果然被废除。 苏东坡上书为刘攽乞留朝廷这件事，刘攽在蔡州听说后，遣专使给苏东坡送简致谢。以居士的身份在佛教界有着很高声誉的张商英，想让苏东坡举荐他出任言官，苏东坡却没有照办。 九月初一，忧国忧民的司马光老先生在府邸寿终正寝，终年六十八岁。 太皇太后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悲恸，哲宗也不住地流泪。当时正值天子亲赴明堂祭祀先祖的日子，祭祀完毕后，太皇太后与哲宗没有顾着接受百官的朝贺，而是直接来到了司马光的灵堂，哭得十分沉痛，随后还为之罢朝三日。 司马光亡故后还被追赠太师、温国公，赠给一品丧葬礼服，又拨给白银三千两、金帛四千匹作为丧葬费用，赠给龙脑、水银装入棺木。 命户部侍郎赵瞻、入内内侍省押班官冯宗道为他护丧，将遗体运回夏县安葬，并为他的十位亲戚授了官职。 据说，司马温公的葬礼，朝廷诏命“伊川先生”程颐主其丧事。 大臣们举行明堂祭拜大典，但仪式一完成，大臣们希望前去吊丧司马光老先生。然而，程颐却提出不应该在明堂典礼之后再吊丧。他以孔子的“是日哭则不歌”为依据，认为参加明堂典礼后就不应再吊丧。其他大臣反驳说，“哭则不歌”并不意味着“歌则不哭”。 而这一切都被苏东坡看在眼里，于是上前挖苦道：“此乃鏖糟陂里叔孙通所制礼也”。 叔孙通是秦汉时的儒生，刘邦称帝后，他为汉王朝制定了一整套规章礼仪。“鏖糟陂”则是北宋都城外的一处沼泽地。整句话的意思是说程颐是从脏乱之地而来的冒牌叔孙通，活像个没有见过世面的穷学究。 苏东坡一说完，百官们哄堂大笑。 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程颐和他的学生门人的脸都涨成了猪肝色。这本是苏东坡的一句玩笑话，尽管他也经常说自己是“鏖糟陂里陶靖节”，说他自己就是个冒牌的陶渊明。 但是，天知道他的这句玩笑话对程颐来说太有杀伤力了。这一纠葛成为了程苏之间的矛盾的开始。苏东坡嘲笑程颐，认为这是无谓的固守古代礼法。这次争论，助长了两人的对立情绪。 他们俩的另一次争议发生在国家忌日，大臣们前往相国寺祷佛。 程颐要求食素，引起了苏东坡的质疑。东坡先生问程颐为什么要食素，因为他知道程颐并不热衷于佛教。程颐以礼法为依据，解释说守丧期间不可饮酒吃肉，而忌日可以看作是丧事的延续。 东坡则以历史典故自比为汉朝的太尉周勃，把程颐比作吕氏乱党，要求大家支持他。这一次，宗教仪式引发了文化界的不和。 程颐的身份，是司马光葬礼的操办人，是理学的代表人物。但更重要的是，程颐当时是哲宗皇帝的老师。就在这种场合之下，众目睽睽，百官和皇帝太后都在场，另外当时在场的还有许多官员是他的学生，这不是被当众打脸么。 所以，苏东坡的一句玩笑话，可算是捅了马蜂窝了。苏程之间的梁子也彻底结下了。 苏轼的这句玩笑话，彻底引发了洛蜀党争。后来洛蜀党争演变为“洛党、蜀党、朔党”三党之争的“元佑党争”。 九月初六，哲宗皇帝举办了三年一度的亲祭明堂的庆典。 其时上下大事都已就绪，慈爱的太后替皇帝总揽国政，四海之内相安无事，三方边陲没有战火，南北州县五谷丰登，于是恩赦天下。 赦文由苏东坡起草，在此次恩赦中，苏迨蒙明堂恩也被授承务郎（皇帝的侍从官）。 忙完了朝廷的大事，苏东坡终于抽出时间去会一会自己的文朋诗友了。 首先是驸马都尉王诜，苏东坡在他的诗后发自内心地题跋说：自己被贬齐安，忍受饥寒贫贱固然罪有应得，但是贵公子王晋卿却被连累贬到武当，遭逢了同样的忧患实属委屈。好在王晋卿却能够在那样的环境里不失正道，诗词愈发地工整，此人大概就是孔圣人所谓的“可与久处约长处乐”者。 其时黄庭坚亦在朝廷，与苏东坡俱在紫微阁供职。 钱穆父奉使高丽时获赠了一种猩猩毛笔，十分珍爱，因为想让黄庭坚作几首诗，就送给了黄庭坚一支。 苏东坡见到这种猩猩毛笔后，爱其柔健可人意，每次经过黄庭坚的书案时都“下笔不能休”。黄庭坚当然不想忍痛割爱，于是将自己的一方洮河石砚赠给了东坡先生，东坡先生得到后高兴地作了砚铭。 秦观在《淮海集·答傅彬老简》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学生对老师“器识”的评价可谓精准。 适朝廷诏令推举学官，苏东坡还举荐江宁府右司理参军周种担任郓州州学教授，所幸获得朝廷的批准。 九月十二日，苏东坡又以试中书舍人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宋除翰林学士，他官加知制诰者亦起草诏令，称为外制，翰林学士虽皆起草诏令而亦带知制诰衔，称为内制）。 至此，由从八品的团练副使到正三品的翰林学士知制诰，苏东坡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这样的升迁速度，实在是史上罕见。 《宋史·苏轼传》记载，苏东坡在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时，高太后曾问他：“年前你官居何职？” 东坡回答：“团练副使。” 高太后又问：“现在官居何职？” 东坡心想，这不是明知故问嘛，但还是恭恭敬敬地回答：“翰林学士。” 高太后接着问：“那你知道你为什么升迁如此之快吗？” 东坡心想，原来是要向我讨人情啊，于是回答：“那都是仰仗太皇太后的赏识。” 但高太后说：“与老身无关。” 东坡皱皱眉，回答：“那就是皇上的恩典。” 高太后仍说：“也不对。” 东坡不明所以，只能说：“莫非是有老臣推荐？” 可高太后还是说：“并非如此。” 东坡慌张了起来，赶忙说道：“微臣虽不足取，但万万不敢找关系走后门，通过旁门左道的途径升官。” 这时候，高太后才不再卖关子，说：“其实，这是先帝的遗愿。先帝在时，每当吃饭时突然停下筷子，必定是在欣赏你的作品，每当诵读你的文章，先帝必定赞叹：奇才！奇才！只可惜，没有机会重用你……” 言到此处，高太后和苏东坡双双落泪，悲痛不已。 读到此处，相信很多读者会提出质疑：苏东坡一生仕途不顺，不都是拜宋神宗所赐吗？怎么又说如此赏识苏东坡呢？ 其实不然。据史料记载，苏东坡被贬黄州期间，一次宋神宗在读偶像李白的诗，大为赞赏之余，问身边侍者道：“我朝之中，有谁可与李白相比？” 侍臣回答：“苏轼可与李白相比拟。” 没想到，宋神宗却摇摇头，说道：“你说得不完全对。朕以为，李白虽有苏轼的才气，却无苏轼的学问。” 言毕，脸上尽是骄傲之色。 由此可见，在宋神宗心中，苏东坡是超越李白的“千古第一才子”，是整个大宋王朝的骄傲，他不重用苏东坡，只是因为他支持变法，必须打压保守派，再加上苏东坡确实过于敢怒敢言，触了龙鳞。 而实际上，宋神宗对苏东坡是推崇备至。 苏东坡对于自己这种被火箭式的提拔速度，加之兄弟俩一起进用的罕见情况尤其感到心里不安，恐遭朝堂上下的嫉妒。 于是，苏东坡诚惶诚恐地向朝廷连上两道辞免状，希望陛下及太皇太后体谅自己的良苦用心，特准许收回恩命。 朝廷当然没有允许，而是以国家社稷大业为重等理由，让苏东坡能顾全大局为国出力。东坡只有上表谢恩，接下了这副重担。 苏东坡的任命一下达，林希（字子中）发来了贺启，晁补之亦上了《白紵辞上苏翰林二首》。苏东坡自然不会忘记提携自己的另一个学生黄庭坚，因为在他的眼里，黄庭坚的孝顺爱友之行，向上可与古人相比。其华美的文辞，妙绝于当世。因此，他向朝廷特地举荐了黄庭坚来代替自己原来的职位。 对于了元（佛印）这位活泼有趣的“最佳损友”，苏东坡还是忍不住去信向他诉说了近况。 东坡先生说，自己宠受皇恩，得以置身翰林、进出朝廷，这乃是作为儒士的极大的荣耀。同时，自己之所以得此殊荣，另一方面也是得福于了元禅师善意的祈祷。天气尚热，他请老禅师千万要保重身体。 正当苏东坡在翰林学士的职位上屁股还没有捂热之际，监察御史孙升上奏朝廷，说任用苏东坡的官职应以王安石为戒，不可再加进。 老孙认为，苏东坡这个人，论文章学问中外所服，然德业器识有所不足。所以，此前就不能很好地保持自重，以至于讥谤朝廷得罪于先朝。如今起自谪籍未曾逾年，竟被擢为翰林学士。在这个职位上讨论古今、润色帝业，可谓是极其任也，说啥也不能再擢升了。若是让他辅佐经纶，则陛下应吸取王安石的失败教训！ 孙升还说，王安石在翰林学士位上还算是称职，及居相位，天下就开始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所以像王安石这种人就只可以为翰林，而苏东坡也不过是这样的人！ 第23章 《黄泥坂词》赠王驸马的友情 苏东坡被朝廷重用后，难免有人提出异议，但日常的事务仍需照常地为朝廷尽力。 苏东坡向朝廷举荐王巩充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因为苏东坡自认为对王巩的品行十分地了解，况且司马光老先生也时常当着众人称颂过王巩的忠义之举。 谁知朝廷上有人却说，王巩曾上疏离间过皇家宗室的关系。 那是因为王巩曾上疏建议宗室贵族中关系疏远者，不应再称皇叔、皇伯，这虽然表面上不合乎大礼，但目的也不过是为了尊君抑臣，务求合乎古礼罢了。况且当时已经得到了司马光老先生的赞成，该提议已经批准交给礼部去讨论了。 谁知，司马光老先生一死，就有人跳出来拿这件事做文章了。最终，哲宗皇帝虽然没有怪罪于王巩和苏东坡，但还是将王巩调往西京洛阳任通判之职。 对于如今朝廷中的一些弊端，如每当要推行一件立法之外的事，都要再另外附加君王的令词加以强调执行。苏东坡感到十分的不解，于是上了《论每事降诏约束状》。 他认为，上天什么也不说，四季照常运行，百物正常地生息。天子也应效法上天，修养自身，端坐君位，信赏必罚。特别珍惜君王的言论，以等待有大事发生的时候再郑重地发布诏令，那么天下人都会感到朝廷行事的严肃，还有谁敢不恭敬从命！ 苏东坡以贤良方正科举荐秦观于朝廷，休沐之时，还带着门下士黄庭坚西至太乙宫游玩。在太乙宫见到了王荆公的旧体六言诗两首，东坡先生注目良久，竟曰：此老野狐精也！ 东坡先生虽然深知王安石为政的迂腐，但在诗文方面对于荆公还是青眼有加的。“闻道乌衣巷口，而今烟草萋迷”，于是当即唱和了两首，并令黄庭坚也唱和了四首。 当今朝廷上下，在苏东坡看来能为政历经四朝、晚年被人称道，为天下人信服的，只有文彦博与张方平、范镇三人而已。而如今的文彦博还在朝廷，范镇亦被任用，惟有张方平老先生退居南都籍籍无名。 苏东坡上了劄子说，虽然如今的张方平因年老患有眼疾难被召出，但至少不能对他置之不问。不如公开恩礼劳问，表彰他的为人。或者派出使者到他府上去询问国事，从他的议论中可以看出他的过人之处。还说自己愧作侍从之列，不敢把自己当外人，所以这些建议不得不说。 十月十二日，朝廷诏范镇落致仕赴阙，范公不赴，后来又起范镇为侍读，范镇仍以年老为由坚辞，此举“天下甚高之”。 次日，苏东坡又关于冗官问题上了劄子。在劄子中，苏东坡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 今后凡上报的文官人等，每逢科场考试，依照进士法考试大义策论。如是恩萌武官，即考试弓马或者兵法。以上均在三人中发解额一人，依然限制年龄二十五岁以上，方可出任官员。如果三次不中者，年满三十五岁后，也可外出为闲职官员，等等。 苏东坡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这些被恩萌的子弟，即使经历了三试不中的挫折，也不会有终身绝望的遗憾。这样就会使得那些人都努力学习，以至于文臣精通经术时务，武臣娴熟弓马法律，将会有益于世事。 只可惜，苏东坡这次的建议未被采纳，因为皇家所要考虑与平衡的各种关系，绝不是苏东坡的一片忠心能够揣度的。 既然做到了人臣的本分，至于朝廷的裁决那是自己所不能决定的。苏东坡就于闲暇之时临了大表哥文与可的戏墨《筼筜图》，还作了诗，用李廷珪的墨书写来了下来。 贾讷出任眉州州倅，程建用出任东川教授，李曼（字修孺）知果州（今四川南充），苏东坡都作诗为之送行。 到了冬至，皇弟普宁郡王要按惯例向皇上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上《贺冬表》，这些文字自然由苏东坡来代写。 写完这四篇表文，东坡先生的三个门生黄庭坚、张耒及晁补之一起来拜访老师苏东坡。三人闲坐无事，就开始翻到几案，替老师整理此前的诗词手稿。 突然间，东坡先生于黄州时醉后所作的《黄泥坂词》原稿竟然被翻出来了。那时候，东坡先生大醉后作了此词，原以为被小孩子藏去了，再也找不到了，谁知如今又失而复得。 可展开原稿细看时，见大半的字迹都不能认出。好在他们四人个个都文采斐然，竟根据对词意的探究补全了该词。张耒对这篇这首纪游“行唱”之作十分喜爱，就亲手抄录了一份留给老师，将原稿顺走了。 次日，东坡先生收到驸马都尉王晋卿的来信，信中说自己一天到晚不厌其烦地在市井之间换购东坡先生的字，近来又用三匹绢换了两张。王驸马的意思是，如果东坡先生近来有字的话，应当送给自己一些，不要再浪费自己的绢帛了。 当然，这只是王驸马在跟东坡先生索字时的谦词，苏东坡考虑到王驸马一方面对于自己的字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另一方面王驸马因为受自己的牵连也遭了不少的委屈。深感不安的苏东坡，于是取出了自己所珍藏的澄心堂纸与李承晏墨块，展纸研墨，用心地将自己失而复得的《黄泥坂词》书写了一遍，赠给了王驸马。 还了王驸马的人情债之后，又有好消息传来：自己的弟弟苏辙与老朋友王巩的弟弟曾肇一同被召入中书省任中书舍人。 学士院策馆职，考试由苏东坡命题，东坡就以仁宗、神宗之治命了题。监考过程中东坡先生与翰林学士承旨邓圣求一起会宿玉堂。 曾任武昌令的邓圣求在当地极有声望，“山中人至今能言之”。苏东坡谪居黄州时，与武昌隔江相望，亦常来往于溪山间。所以，当东坡先生与邓圣求又旧事重提之时，二人不免感慨万千。在玉堂，苏东坡作了长诗《武昌西山》以赠邓圣求。后来，这首诗被三十多人所唱和，不得已，东坡先生只得又用原韵在作了一首作为感谢。 好友王巩因为苏东坡的举荐，被朝廷中的台谏官举报此人奸邪并有意离间过皇家宗室的关系，苏东坡无奈又专门上了劄子为此事辩解，好在得到了朝廷的理解。 腊月初四，辽国贺兴龙节度使耶律永昌、刘宵来朝，苏东坡奉圣旨担任馆伴使招待客人。在与使者刘宵一起会食时，刘宵竟然张口用东坡先生的诗句“痛饮从今有几日，西轩月色夜来新”来劝东坡开怀畅饮。 苏东坡带着契丹使者入朝拜见天子，在殿门外遇到了文潞公，使者立即站住问苏东坡道，这不是潞国公吗？ 苏东坡说，你们还只是见到了他的样貌，还没有听到过他说话呢？他处理政事、应酬人事，就是干练的年轻人也比不过他。他博古强记，即使是精研学术的人也不如他的。契丹使臣拱起手来赶紧揖拜，并感叹道真是天下奇才啊！ 契丹国也有能诗者，每当入朝，每每以能诗自矜，所以朝廷就让东坡先生馆伴之。辽使也素闻东坡大名，总想以奇文困之。正好辽国有一经典对子：三光日月星。一时还没无人能够完全地对出绝对工整的下联。 苏东坡略加思索，遂对出了“四诗风雅颂”与“四德元亨利”两个天衣无缝的下联。辽使猝不及防，乃“大骇服”。 苏东坡接待辽使时还有一位馆伴叫狄咏，是名将武襄公狄青的次子。在同馆住宿时，小狄给苏东坡讲述了父亲狄青年轻时的一些往事。 应内侍刘有方之请，苏东坡在其收藏的《虢国夫人夜游图》上题了诗。 《虢国夫人夜游图》本是唐代画作，在北宋末期已成为稀世珍品，曾藏于宋徽宗画院，据说上面有徽宗的题字。此画原图已佚，后多有仿作。 “虢国夫人”为唐朝杨贵妃三姐的封号。杨贵妃有姊三人，皆有才貌。长曰大姨，封韩国夫人；三姨封虢国夫人；八姨封秦国夫人。三姊妹并承恩泽，出入宫掖，一时势倾天下。 几天后，毕仲游、赵挺之、孙朴，梅灏、张舜民、赵叡、李吁、盛次仲、张耒、晁补之、刘安世、李昭圯与陈察被授以馆职。 到了年底，东坡先生又开始忙于偿还自己的文债了。 先是给章惇致简问候，其时章惇被罢知枢密院事，知汝州，后又提举杭州洞霄宫。然后又给秘书省正字邓忠臣的石刻作了跋。 再就是给滕元发致简，滕妻李氏卒，苏东坡对老朋友滕元发进行了安慰。苏东坡还给老家的王淮奇去信，畅叙了身在禁中的思乡之情。 苏东坡给司马光老先生作了行状，还谢绝司马光之子司马康给自己的丰厚的馈赠。 范镇给司马温公作了墓志铭，该墓志铭起初采用苏东坡所作《司马温公行状》里的措辞，多是当时奸党之事。苏东坡看后认为不妥，建议范公修改，范公索性交给了苏东坡代写，最后还署上范镇的名字。 李廌想让东坡先生给其祖上作墓志铭与阡表，东坡先生说自己一般不作这类东西，并告诫李廌要循分，不可燥求。 苏东坡还去拜谒了欧阳修的夫人薛氏，并与欧阳棐、欧阳辩兄弟出游，还让三个儿子与三位侄子结交王适。 年关将至，苏东坡又怀念起黄州时期的生活，于是赋了一首《如梦令》寄给当时的黄州守杨寀。鲜于侁欲作新堂，取名“卓绝”，苏东坡为其题了名。知高邮军毛渐（字正仲）军衙落成，东坡又代其作了《庆土道场疏》。 在朝廷里，苏东坡还与李常、孙觉、范百禄、鲜于侁一同举荐了常安民（字希古），将其擢为大理鸿胪寺丞，荐陈师锡为清要侍从。 年底，还忙里偷闲地与钱勰、黄庭坚游览了宝梵寺，谈论了黄庭坚的书法。 苏东坡的另一个学生秦观，如今在蔡州任上赋《水龙吟》词寄营妓娄婉（东玉），秦观与娄婉相从甚密，还赋《南歌子》赠陶心儿。 此前秦观在越州作过一首《满庭芳》，其中有：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此句极为苏轼所称道，就取其首句的“山抹微云”，将秦观戏作是“山抹微云君”。 现如今的秦观作的“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又被老师苏东坡戏之为：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 可见苏东坡与学生秦观，绝不是正襟危坐的师徒关系，而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 第24章 汝不见吾头上子瞻乎？ 元佑二年（1087），新正（农历正月初一，自隋唐以来就得到普遍使用）。 在翰林学士知制诰任上的东坡先生年节间闲来无事，遂与考功郎、成都新繁人周尹（字正孺）唱酬。 “折臂三公未可知，会当千镒访权奇。劝君鬻骆犹闲事，肠断闺中杨柳枝。”（《戏周正孺二绝》）时周正孺因坠马伤到了手臂，苏东坡就以晋朝的羊祜坠马折臂、位至三公而无子的典故，调侃周尹也可能因此位列三公。 苏东坡春节后想在玉堂前后栽种一些花草，就向驸马爷王诜求一些，其中要几丛荼蘼花，两株林檎，两株杏树。东坡先生还要求王驸马将他府中的栽花人也一并派来，将花草妥善地栽种成活。 黄州进士潘丙的母亲亡故，作为曾经的老街坊，苏东坡应潘进士的委托，为潘母李氏作了挽词。 欢度新年之际，东坡先生偷闲给亲家翁范百嘉写信，诉说了自己近来尝多次乞请外任，一心想脱离朝廷里使人厌烦的各种传言，但屡次不被允许准。范百嘉之女已经许配给了苏过，虽然当时的苏过年方七岁，但在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代，苏轼就可以亲家翁的口吻互称了。 人日（每年的正月初七）那天，苏东坡又赠李清臣（字邦直）探梅诗。“三为郡太守，清似於陵仲”，盖东坡先生自况，谓知密、徐、湖州也。 过了“破五”，已经罢官，归隐于平山堂下的杜介从扬州来给东坡送鱼，然后旋归扬州。东坡先生感慨老杜的盛情，遂作诗相送。送走了杜介，东坡准备了酒肉及烧好了杜介送来的咸鱼，与王蘧（字子高）晚饮并作诗自娱。 苏东坡还与李公麟（字伯时）共同为柳子文（字仲远）作了《松石图》及《憩寂图》两幅画作，当时李公麟作画，苏东坡在后边题诗作跋。 我们知道，苏东坡自从在试馆职考试出题时用了仁宗、神宗之治作为考题。考试结束后，朱光庭、王岩叟等人屡次上书说苏东坡是借此讥讽朝廷。虽然有吕陶等人上书为苏东坡鸣不平，但是东坡先生已经是对于宫廷内的生活极度厌烦了。 苏东坡上书朝廷请求外任，结果“四上章，四不允”。几天后，傅尧俞、王岩叟等人再次入对，继续对苏东坡进行攻击，仍说苏东坡的策题不当。 等到傅尧俞一读完劄子，太皇太后就说道，“此小事，不消如此也！” 王岩叟更是从袖中取出苏东坡所撰的策题，凑到太皇太后的帘前进行指陈。话还没有说完，只听帘中厉声道，“更不需看文字也！” 傅尧俞继续不依不饶道：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今天朝廷待他如此，他将恃宠而骄，今后还将如何任用？王岩也说，若台谏官所言，陛下如能尽数采纳，自足以成陛下之美！ 太皇太后厌烦道，怎么总是你们这些台谏官在吹毛求疵！于是令其暂且退下待诏。 几天后，朝廷下诏令苏东坡、傅尧俞、王岩叟及朱光庭仍各司其职，范仲淹次子范纯仁亦上书朝廷，为苏东坡辩解，他认为苏东坡无罪。 直到正月二十七日，苏东坡、朱光庭、傅尧俞与王岩叟都各就各位，至此策问题目之事端始平息。可是，令人始料不及的是朝廷上下的“朋党之祸”才刚刚开始。 当时所谓“朋党”共有三党：洛党，以程颐侍读为领袖，朱光庭、贾易为羽翼；川党，以苏东坡为领袖，吕陶为羽翼；朔党，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领袖，羽翼尤众。诸党相攻击不已。 其中，程颐多用古礼，苏东坡谓其不近人情如王介甫，对其迂腐刻板的样子极为厌恶，不时地对其旁敲侧击，刻意搞笑。 所以，洛党弟子朱光庭、贾易均为之气愤难平，于是找机会攻击苏东坡。是时元丰大臣既退四散各地，皆衔怨刺骨，阴伺间隙，而诸贤不悟，自分党相毁。到了绍圣年初，章惇为相时，同以为元佑党，尽窜岭海之外。这是后话。 二月初八，朝廷命苏东坡撰写富弼神道碑，自小从《庆历圣德诗》中早已对富公仰慕已久的苏东坡更是一气呵成完成了这一任务。 月底几天，苏东坡与黄庭坚、孙安（字寿朋）、蔡肇会于李公麟的斋舍，书写了八首据说是鬼仙或是某人梦中所作的鬼仙诗并跋。应承事郎句富上清太平宫兼兵马监押薛绍朋的邀请，自书自作及弟辙所作《上清词》刻之石。还会饮于范百禄的私宅，应岑象求之请，为其书《武昌西山诗》。 闲暇时，东坡先生还会书写几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苏东坡给三堂哥堂兄苏不危去了信。说自己在前段时间在驿馆陪伴北国使者时，得到他们的缎子，想分赠给堂哥一匹，请堂哥别嫌礼物轻微。 接下来，苏东坡少时与子由一起从师刘微之的同窗家定国（字退翁）要知淮安军，苏辙与孔武仲唱和，钱承制要赴广西路分都监任，这几件事东坡都要作诗唱酬。 朝廷上，苏东坡又联合孙觉、虞大宁等上疏乞录用郑侠、王斿二人。郑侠这个人，曾绘《流民图》进呈宋神宗， 作为王安石曾经的得意门生，王安石认为郑侠是个于国忠心耿耿的人才。 而王斿这个人，是王安石之弟王安国之子，也是个才华横溢之人。 这段时间，苏东坡的诗兴大发。 曾巩之弟曾肇从驾（随从皇帝出行，也可以理解为扈从或陪侍皇帝），苏东坡也有幸从驾，因此与曾肇进行了诗词唱和。 给事中（主要负责封驳奏章、注销卷宗、谏诤皇帝、弹劾官员、参议政事等权力）顾临，因论奏崇政延和殿不当讲读，但程伊川早先曾上奏迩英殿暑热，请皇帝于崇政延和殿及他宽凉处讲读，是故为程伊川所攻，被迁为天章阁待制、河北路转运使。 东坡先生赶忙与邓温伯、李常、王存、孙觉、胡宗愈等上乞留状，说顾临资性方正，学有根本，慷慨中立，凛然有古人之风，宜留置左右，别选深知河事者使往。但未被批准。 好在顾临到任后，顺应河势，回使东流，后又被复召归班，擢为翰林学士。 这是后话。 顾临这人，据传“体肥伟”，所以诸公多以屠户戏之，故有“顾屠”之号。范祖禹等人送顾临奉使河北路河朔任时，东坡先生由于身体不适而未前往，不过还是在赠诗戏之，“磨刀向猪羊，酾酒会邻里。归来如一梦，丰颊愈茂美。” 不过，由于苏东坡的举荐，陈师道顺利出任了亳州司户参军、充徐州州学教授。 生活中的苏东坡自制了一种短檐高屋帽，士大夫近年来纷纷效尤，都把这种帽子叫“子瞻样”。恰好东坡先生令门人辈作《人不易物赋》，有人就戏作一联： 伏其几而袭其裳，岂为孔子；学其书而戴其帽，未是苏公。 李廌将此事告诉了东坡，东坡先生笑道，他近日扈从皇帝游燕醴泉观时，随从的优伶们都以相与自夸文章为戏者，一优曰：吾之文章，汝辈不可及也！ 众优曰：何也？ 曰：汝不见吾头上子瞻乎？ 上为解言，顾公久之。 张昌言奉使往告西京原庙，在归途中作了《喜雨》诗，东坡先生唱和了一首，又自书《绿筠轩》诗。绿筠轩在於潜县境东南金鹅山巅寂照寺中，苏东坡尝与余潜僧慧觉禅师从游下榻于此。 五月二十日，鲜于侁去世。 鲜于侁累官利州路转运判官，升副使兼提举常平仓事，后任集贤殿修撰，在陈州知府任上去世。苏轼曾称其为政“上不害法，下不伤民，中不废亲”，以为三难，萃于子骏而能妥善处理。 鲜于侁为人诚直，能举荐贤良，所荐刘挚、苏轼、苏辙、范祖禹等人，皆智能有识之士。他虽与王安石有不同政见，但神宗爱其才，仍然委用。他还刻意经术，为诗平淡渊粹，尤长于楚辞，着有《诗传》、《易断》，苏轼认为其作近于屈、宋。 东坡因“乌台诗案”被投进监狱时，他的朋友几乎都和他绝交了。 在被从湖州遣往御史台狱路过扬州时，时任扬州知州的鲜于侁一人独自前往看望。面对挚友，苏东坡既感动又担忧，劝鲜于侁将平时两人来往的书信和文字全部焚毁。 鲜于侁却说：欺君负友，吾不忍为；以忠义分谴，则所愿也。此等肺腑之言，何其难得。苏东坡路过扬州时，还曾在鲜于侁为他专设的宴席上，写过一首《西江月》（三过平山堂下）。 鲜于侁去世后，其行状由苏东坡的门生李廌撰写。状成之后，苏东坡极为称赞，赞其内容丰容隽壮。不过，此行状后被收入秦观的《淮海集》里，原来李廌是代秦观所撰。 这是为什么呢？ 元丰二年（1079），秦观到浙江会稽探望大父承议公及叔父秦定，恰好苏东坡自徐州移知湖州，便与参寥子一同随东坡南下。经过扬州，拜访了太守鲜于侁，游览平山堂等名胜。 令人感到疑惑和不解的是，这是秦观一生中一次较长时间的漫游，从四月初由高邮启航，至岁暮返乡，历时约八个月之久。 元佑二年（1087），苏东坡、鲜于侁又以“贤良方正”举荐过秦观于朝，却被新党以莫名的罪名诬告，此事一度受阻。 看来，秦观与鲜于侁还是颇有渊源的。 鲜于侁去世五天后，范镇三子、三十九岁的范百嘉（字子丰）卒。 范百嘉之女已经许配给了苏过，范百嘉是与秦观同登进士第的，也算是同年，几个人交游颇多。苏东坡听到这一惊天噩耗，赶紧给范百嘉的父亲、以端明殿学士（正三品）致仕卜居许昌的范镇老先生致简，表达了自己无尽的慰问之情。 第25章 小臣愿对紫薇花，试草尺书招赞普 以医术闻名的蕲州人庞安时，遣人给东坡先生送来了自己的着作《伤寒论》。 在这本书里，还有着东坡先生的贡献，那是巢谷从黄州离去前，将自己珍藏多年的治疗伤寒的《圣散子方》传于苏东坡。东坡先生不想自己独藏，就将此方献给了庞安时，用以救治更多的乡民。虽然庞安时一时不能辨别真假，但还是将其收入到了自己的《伤寒论》之中。 东坡先生接到书后，给老朋友庞安时捎去了信。信中说，自己本应该给此书做一篇前言的，但如今的馆职实在是太忙了，不过，在秋初前自己一定会辞职乞求外任的。 刘攽在蔡州种了竹子，苏东坡兄弟、邓润甫、曾肇、孔文仲兄弟均唱和一番。 东坡先生又与张耒来到王直方（字立之）家，在这里，东坡先生读到了学生张耒近来的诗作，对诗中“漱井消午醉，扫花坐晚凉。”与“众绿结夏帷，老红驻春妆。”句竟十分称赏。叹息道，“此不是吃烟火食人道底语言！” 王直方自号归叟，汴京（今河南开封）人。舍人王棫之子，补承奉郎。出身于世代官僚家庭，其祖籍为河南府密县（今河南新密），而世居汴京（今河南开封）浚仪， 有别墅在城南。元佑中，苏、黄及其门下士尝集会其中，由是闻名。 不幸的是，王直方三十八岁，得了“风痹”，从此开始卧病， 病中行走和说话都很艰难，小王的病后来发展成了脑血栓或高血压引起的偏瘫一类疾病。这样的病在古代是很难医治的，所谓“世无湔浣手”。 随着病情的进一步发展，在卧病两年多之后，大观三年（1109）三月丙寅，王直方就谢世了，年仅四十一岁。 苏东坡在如今的馆职中，有了诗情画意也大都是以唱和诗居多，已没有往日身处江湖之远的快意了。 李公麟收藏有唐时韩干所画的马，苏辙看到后题了诗。加上苏辙在侍立迩英殿时作的诗，东坡先生都唱和了一番。宋构知彭州（今四川成都代管彭州县级市），郭熙画了《秋山平远图》，苏东坡也都作诗贺之。 毛滂出都，寄诗给苏东坡兄弟。张商英为提点河东路刑狱，韩维罢门下侍郎，知邓州，旋改汝州，张舜民倅虢州，东坡先生都做了应景之诗。 元佑二年（1087），七月二十六。 苏东坡又被除以侍读官，东坡赶紧以“学术本疏，老复加于謇讷”上了辞免状，朝廷仍是不许。 八月初二，屡次攻击苏东坡的洛党骨干成员、右司谏贾易被罢谏职，知怀州（今焦作市西南部）。 自从苏东坡因策题之事被台谏官所言，而言者多与程颐交好。而自东坡与程伊川交恶以来，两党互为攻击，贾易独自建言，要求窜逐苏东坡等人。又言之所以吕陶敢于明目张胆地声援苏东坡兄弟，那一定是文彦博与范纯仁之流在后台暗中支持的结果。 太皇太后听说了贾易的行径后，大怒，欲严厉地惩处此人。 吕公着上奏道，贾易所言切直，惟诋毁人臣为太甚，第不可复处谏官之列耳！ 太皇太后道，不责贾易，此亦难作，公等自与皇帝议之。乃止罢谏列。 贾易，字明叔，无为县人。嘉佑六年（1061）进士，程颐的门生，北宋的党争中属于“元佑党人”中的“洛党”。此人七岁丧父，其母彭氏以纺绩供其上学，有时与以零用钱，贾易不忍用，积得百钱，仍以还母。 该事还被入选“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三册第四十课。 就是这样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步入仕途忝列谏官之后，对于朝中苏东坡等人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迫害，实在是令人惋惜。 就在贾易被罢谏官的当日，程伊川先生也被罢经筵，权同管勾西京国子监。起先是谏议大夫孔文仲屡次上书言及程伊川，到了真正将其罢免，有人说是孔文仲与苏东坡串通好的缘故。 孔文仲上书中对于程伊川的措辞是，“污下憸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胜口间乱，以偿恩雠，致市井目为五鬼之魁，请放还田里，以示典刑。”可谓是一针见血、痛快淋漓。 苏东坡在经历了这些事后，深感朝堂上人心之险恶，遂再次上书乞请外任，朝廷仍是留中不出。非但如此，八月二十二日，苏东坡再次被任命为兼实录院修撰。同为实录院修撰者，还有吏部尚书苏颂与兵部侍郎赵彦若。 实录院，在唐宋时期，帝王都有实录，多是根据起居注和时政记编写而成，由翰林学士和起居舍人充任编写，编写机构名为实录院，但并非是常设机构，一般是实录编完则撤销，作为官署形成于南宋。 就在苏东坡自登州被召回朝廷的途中，路过济南长清真相寺院时，高僧法泰刚刚建成一座十三层的砖塔，苏东坡将弟弟子由珍藏的释迦佛祖的舍利子捐赠给了寺院。 如今，砖塔全部落成，苏东坡又应邀为之书写了《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文末东坡先生的落款极为排场：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上骑都尉、武功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 太师文彦博时年已八十二岁，朝廷上念其年高，特批塔老先生在朝堂上可以不必苛求繁琐的礼仪，不用再行跪拜之礼。可是老先生仍恳切地请求行跪拜礼，为此苏东坡又拟了一道敕命，对于文潞公的品行给予了表彰。 忙完了朝廷上的事，苏东坡忙里偷闲又次韵了米芾的二王书跋尾二首，为文及甫（字同翰）题《郭熙秋山平远二首》。老朋友王巩自西京洛阳通判迁往扬州倅后，给苏东坡寄诗来，东坡先生的次韵诗中以着书自勉。诗中“未许相如还蜀道，空教何逊在扬州。”（《次韵王定国倅扬州》）句，引用了何逊与梅花的典故。 何逊字仲言，人称“何记室”，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宋御史中丞何承天曾孙，宋员外郎何翼孙， 中国南朝梁诗人。他在任扬州法曹时，廨舍有梅花一株，常吟咏其下。 后来，何逊居住在洛阳时思念梅花，请求再次前往扬州获批。当他抵达扬州时，梅花正好盛开，何逊对树彷徨终日。后来，这个典故被用来形容文人墨客对美好景色的吟咏，或者对某个地方的深情留恋。 欧阳文忠公少子欧阳辩要赴监澶州酒税人，苏东坡作诗为之送行。 九月初五，传来了熙和路的奏报，说是我朝活捉了西羌的反叛首领鬼章。就在朝廷上下奔走相告，准备百官称贺、中外同庆之际，苏东坡却表现得忧心忡忡。 于是，东坡先生上了一道《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详细地分析了这件事的正反两面。指出若是处理不当，则会导致将骄兵惰之局面，因为历史上因为胜利带来的灾祸也并不少见。另外，对于此前一直以来对于西羌的求和来者不拒的做法，东坡先生也指出了其中的弊端，那样只会让西羌与夏人在心里觉得是和是战的决定权就在他们手里，等等。 就在苏东坡还在为国家的安危局势劳心伤神之际，侍御史王觌却上书朝廷勿大用苏东坡这个人。 王觌的理由是，苏东坡与程伊川因为一点小小的结怨，从而浸结仇怨，以至于二人的所亲善的门生故吏也都更相诋讦以求胜，其势若绝不两立者。乃至台谏官一年之内章疏纷纭，多是缘于颐、轼之故也。 王觌还说，程伊川在朝堂上言及苏东坡，东坡遂乞请外任，朝廷既降诏不允，后又复将其进职经筵，而又适当执政大臣有缺，士大夫们岂得不忧，小臣我也是忧患不已啊！苏东坡这个人自从忝列朝堂以来，咎愆不少，微臣不再多言。但庙堂之上，若使量狭识暗喜怒任情如东坡此人者预闻政事，则岂不为圣政之累耶！然而，东坡先生的文采是多数人难以企及的，陛下若要保全苏东坡，则且勿大用之，庶几使轼不遽及於大悔吝。 在上书的最后，王觌还补充道，苏东坡这个人“虽乞补外，所上章留中不出，臣料之，彼虽以补外为请，其章中必有安之谋以拒公议，果尔，则陛下益当深察其邪正真伪而审处之。” 这还不算，王觌意犹未尽，再次补充道：颐、轼自擢用以来，皆累有台谏官论列，若使二人者言行全无玷缺，亦安得致人言如此之多也。近日既察颐而逐之，惟轼尚存，公议未允。臣今日所论，但欲且更无进用轼，徐察其为人。 九月十五，苏东坡在迩英殿为皇帝所讲的《论语》终篇，于是皇帝赐执政讲读史官宴于东宫，并赐御书诗。次日，东坡先生进献了谢表，“小臣愿对紫薇花，试草尺书招赞普。”并进献长诗一首。 王适（字子立）之父、比部郎中、知濮州，赠光禄大夫王正路（字宜甫）去世，苏东坡为之作了祭文。 东坡先生曾做主将苏辙的一位女儿许配给了王子立，所以苏东坡将王正路称之为“亲家翁”。后来，苏轼兄弟的后代六个男孩全都从学于王子立，这是后话。 过了几天，关于鬼章被生擒后的处置问题，苏东坡有上章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苏东坡认为，善用兵者首先是降服其心，其次才是屈服其力。 如果打了胜仗就烧杀抢掠，建设城堡，继续蚕食对方的国土，就会令边疆的部族誓死造反。像鬼章这样的人，如果杀了，他的臣子就会刻意复仇。如果令鬼章指使他的部族讨伐阿里骨并捉拿赵纯忠，就放他生还，而鬼章与阿里骨本来就有矛盾，这样放还后的鬼章就会与阿里骨互相攻击，相互猜忌而不会联合，这正适合中原王朝的利益。 元佑二年（1087）秋，洛阳人、北宋理学家邵雍之子邵伯温（字子文），以经行荐。 赵拚辞世已经三年，其子上书朝廷为父乞碑文，朝廷赐墓碑名为“爱直”，碑文则交由苏东坡代写。带着对赵清献公的敬重，东坡先生为之作了洋洋洒洒的一篇《赵清献公神道碑》。 第26章 苏内翰知举，李方叔落第 元佑二年（1087）。 十月初六，苏东坡在屡次乞请外任而不允的前提下，再次向朝廷上书。 他请求解除自己的翰林学士之职，授以一个京师的闲差，比如秘书丞、国子祭酒之类的职事。或者只请求在为圣上讲解经传史鉴的讲席供职，希望以此来回避众人的妒忌。 东坡先生自忖，自登州召回之后，一直到担任中书舍人前，并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指责。直到开始参与详定役法，以及荣升为学士后，便受到朱光庭、王岩叟、贾易、韩川、赵挺之等人无休止的攻击，甚至编排事实，说自己诽谤朝廷。 东坡觉得可能是因为自己秉性刚直，不善于迎合他人，加之自己受宠得禄太多，引起了别人的妒忌所致。 虽然皇帝与太皇太后都劝苏东坡安心做事，不必在意旁人的议论。但是，在贾易被罢谏官之职后，苏东坡兄弟还是皆乞补外之任。 苏东坡一直对于羌人首领鬼章这个人抱有希望，于是上书朝廷，请求让鬼章去讨伐阿里骨。 他认为阿里骨凶狠狡猾、反复无常，现在听说又将女儿嫁给了梁乞逋的儿子，今后一定会再次联合起来制造事端。因此利用鬼章来“以夷狄攻夷狄”，朝廷此际绝不能接受阿里骨的求和之举。 兵部侍郎叶祖洽改授礼部郎中，给事中赵君锡封驳认为不妥，并指责叶祖洽在殿试的对策里有毁谤宗庙的语句。可等苏东坡取来了叶祖洽殿试对策的印本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后，却没有发现任何毁谤的语句，因此只好上书请圣上裁夺。 李之纯以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廖正一除秘书省正字先是上考试馆职策，问两汉所以亡者，得正一。等到廖正一来向东坡道谢时，东坡先生赋《行香子》相赠。 十一月十二，鬼章被献于崇政殿下，苏东坡作了诗，大意还是他在上奏的札子里的内容：“困兽何须杀，遗雏或可招。羌情防报复，军胜忌矜骄。慎重关西将，奇功勿再要。”（《获鬼章二十二韵》） 过了四日，苏辙被除为试户部侍郎。面对这一所谓的提拔与重用，东坡先生却在写给程之邵的信中，忧心忡忡地说，户部之命，必辞免也！ 滕元发从郓州给东坡先生寄来了地黄煎，东坡致简感谢之余，将目前在朝廷中的近况及子由又被除为户部侍郎的消息详细告诉了老滕。 地黄煎，是一味中医方剂名，出自《备急千金要方》卷八。具有补虚，清热，润燥，涤痰除风，开通瘀壅的功效。主治风热、心烦闷及脾胃间热不下食。其组成为：生地黄汁二升，生姜汁一升，枸杞根汁三升，荆沥、竹沥各五升，酥三升，人参、天门冬各八两，茯苓六两，栀子仁、大黄各四两。 苏东坡又给王泽州寄诗，谢其寄来的长松。 长松，中药名。为松科松属植物偃松。具有化痰止咳，平喘之功效。主治慢性气管炎咳嗽，哮喘。 可在苏东坡写给友人曾布的信中是这样描述“长松”的： 山西上党雁门一带出产的一种草药，名叫长松，能治麻风病，气味芳香，也可煮成汤常服。后来，东坡先生还专门给曾布写信，请求曾布给自己想办法弄上一斤左右。 韩绛赋诗忆其弟韩维，刘攽和之，东坡兄弟亦唱和之。韩绛之父忠献公韩亿为相十载、辅佐三朝，为北宋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与富弼并称“富韩”。韩忠献公共有八子（韩纲、韩综、韩绛、韩绎、韩维、韩缜、韩纬、韩缅），多为闻人。 刘攽、刘奉世叔侄扈驾，刘攽赋诗，东坡兄弟再次唱和之。 九月二十一，驸马都尉王诜给苏东坡送来了墨二十六丸，共十余种。东坡先生想仿效在黄州时的做法，那时候是将各郡送来的酒混合在一只酒器中称作“雪堂义樽”，如今想将这十余种墨捣碎混作一种，称之为“雪堂义墨”。 在这一年来，身边的亲友们也都相安无事，家安国被除为成都教授，次孙苏符（字仲虎）出生。东坡先生整理了恩公张方平的文集并作跋，为李清臣的祖父李士明撰写了《李太师墓志》。给元净（辩才）写信，求为苏迨剃度。 这一年，苏东坡与弟子黄庭坚、张耒、晁补之倡酬颇多，黄庭坚害了红眼病，东坡先生还作诗戏之。黄庭坚的自书诗，被东坡先生赞为金声玉振。 朋友方面，苏东坡曾经在乞请外任之时，举荐毕仲游自代。在与刘安世（字器之）交往的过程中，老刘曾经多次指出东坡先生的过失，刘安世谓苏东坡有“浮华豪习”。 元佑三年（1088）。 正月十三，司马光葬于山西夏县，苏东坡作了安葬祭文。在韩绛座上，侍儿求书扇面，东坡先生作诗并书。 四天后，朝廷命苏东坡权知贡举，孙觉、孔文仲同知贡举。陈轩（字元舆）等五人参详，单锡等十五人点检试卷。消息一出，侍御史王觌又上奏朝廷弹劾苏东坡。 王觌认为： 苏东坡去年冬馆职策题中，自谓借汉喻今也。其借汉而喻今者，乃是王莽、曹操等篡国之难易，搢绅见者莫不惊骇，习为轻薄，贪好利权，不通先生姓名道德之意，专务战国纵横捭阖之术，非偶然过失也。若使久在朝廷，则必立异妄作，以为进取之资，巧谋害物，以快喜怒之意。朝廷或未欲深罪之，即宜与一郡，稍为轻浮躁竞之戒。 这边的苏东坡，还在为天降大雪举子们无法全部准时到达考场而忧心忡忡，他建议礼部推迟半个月时间再开始考试。 而监察御史赵挺之还在上奏主导的考试禁引《三经新义》，说朝廷以《三经新义》取士已经近二十年了，为何到了苏东坡这里，就决意黜落。闹得苏东坡只好另上劄子，向朝廷解释老半天才罢休。 忙完公事，苏东坡还是会搞些自己的爱好，与友人们诗词唱和一番的。 首先是为池州叶氏题赞《四皓图》，次韵张商英诗，督其寄长松。再为前来造访的李乐道跋《寒热偈》，还书写了在试院中的自作诗，诗中叙述了考校既毕与黄庭坚、晁补之等人的唱酬之事。 三月初七，韩绛卒，享年七十七岁。追赠太傅，谥号“献肃”。 宰相韩绛是韩亿第三子，也是一名标准的官二代，多年来对于苏轼一直都有着无私的提携之恩。所以，苏东坡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为之写下了三首挽词及祭文。 三月十日，哲宗御集英殿，举行礼部奏名进士考试。 一系列的考试结束后，苏东坡得以有了闲暇时间，就与宋祁之孙、巫山令宋肇同游城西琼林苑的金明池，宋肇此前曾送给苏东坡一些澄心堂纸。之后，又与钱勰再游金明池。 几天后，和东坡同知贡举的孔子四十七代孙——孔文仲病逝，时年五十一岁。 传闻老孔卒去当日，士大夫们识与不识，闻之皆失声嗟悼，以为朝廷丧一直臣。而作为翰林学士的苏东坡则往扶其柩曰：世方嘉软熟而恶峥嵘，相师成俗，求劲直如吾经父者，今无有也！ 三月二十二日，放皇榜，赐李常宁等五百零八人及第、出身、同出身。 在科举考试的语境中，“及第”通常指的是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最高成就，特别是在殿试中取得优异成绩的考生。 在科举制度的框架下，进士及第是最高荣誉，代表着考生在科举考试中的顶级成就。“出身”指的是一个人的家族中有进士父辈，或者个人曾经在科举考试中取得过进士资格，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庭对个人学术成就的影响，进士出身的人在官场上通常会有更好的身份和地位提升机会。 而“同出身”则是科举时代按照中式等第赐予的一种资历称号。 在这批五百余人的及第者中，除了李常宁外，受知或间接受知于苏东坡的人有：孙勰、章援（章惇之子）、王靓、葛敏修、刘焘、郑少微、周焘、龚夬、马存。 晁载之（字伯宇）或许亦在此次皇榜的上榜之列，济州钜野（今山东菏泽市巨野县）人，北宋时期着名文学家。 “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耒）之一的晁补之共有四位堂兄弟：晁咏之（字之道）、晁说之（字以道）、晁载之（字伯宇）、晁冲之（字叔用）。 黄鲁直（庭坚）荐晁载之于东坡先生，东坡叹为异材。 政和以后，花石纲浸盛，伯宇伤之，晁载之曾有诗曰：“森森月里栽丹桂，历历天边种白榆。虽为乘槎上霄汉，也应沉水取珊瑚。”此诗人多传诵。 但在黄庭坚初荐之时，东坡觉得小晁年不足二十，涉奇似差早，欲黄庭坚以己意微箴之，晁载之自是大进。 在此次礼部举行的殿试中，南昌人、黄庭坚外甥洪炎（字玉甫）却落榜了。不过六年后，洪炎终于进士及第，后也官至着作郎、秘书少监、中书舍人。 洪炎与洪朋、洪刍、洪羽四兄弟，都是诗人，号称“豫章四洪”江西诗派诗人，在这一点上，“外甥似舅”的规律得到了极好的体现。 苏东坡的学生李廌在此次殿试中也名落孙山，这令东坡先生十分的自责（愧甚），专门作诗送之：“与君相从非一日，笔势翩翩疑可识。”、“归家但草凌雪赋，我相夫子非癯仙。”（《余与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领贡举事，而李不得》） 据说，苏东坡刚拿到试罢一份呈文，大喜，手批数十字，遂擢置第一。且语黄庭坚曰：是必吾李廌也。 及到拆号，该卷竟是章援（章惇四子），而十名前不见方叔。阅到第十名时，其文意与魁文相似，乃章持（章惇次子）。翻到第二十名时，东坡先生见此卷颇奇，谓同列曰，此必李方叔也。视之，乃葛敏修。 逮写尽榜，方叔竟下第，众皆失色，无不骇叹！ 在苏东坡眼里那个“平时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同上）的李方叔落第了。廌有乳母年七十，其母大哭曰，吾儿遇苏内翰知举，不及第，他日尚奚望！而汝不成名，复何望哉！ 哭毕，李母遂闭门而睡，至夕不出。发壁视之，自缢死矣。自此，廌果终身不第以死，亦可哀也！ 想当初，李廌贽文求知、谒东坡先生于黄州，东坡谓其“笔墨澜翻，有飞沙走石之势”。苏东坡还曾对范祖禹说过，“廌虽在山林，其文有锦衣玉食气，弃奇宝于路隅，昔人所欢，我曹得无意哉！” 第27章 泪尽粉笺书不得，凭君送与卯君看 李之仪的从兄李之纯（字端伯）以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后，深知蜀地百姓生计的东坡先生就给老李去信，向他说明了蜀中原本很容易管理，只是有些官员不谙此道，搅扰得百姓不得安宁。 李之纯上任以来，不管是公务之余与人谈笑，还是春季巡视与民同乐，东坡自觉不能陪侍左右，因此更加重了对他的思念之情。 闲暇之时，东坡先生在当朝画家艾宣的四幅花鸟画上题了诗，门人李之仪分别次其韵，这四幅画画的是：竹鹤、黄精鹿、杏花白鹇、莲龟。 李之仪（字端叔）是苏轼门人之一，元佑文人集团的成员，擅长作词，出生于沧州无棣（今山东无棣）的名门望族。他的诗词文章写得好，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苏轼的熏陶与指点。同时他的仕途多舛，也与苏轼有很大关系。 艾宣，钟陵（今江西进贤县）人。工画花竹翎毛，能传色晕淡有生意，扪之不衬人指。孤标高致，别是风规。败草荒榛，尤长野趣。鹌鹑一种，特见精绝。米芾谓其芦雁不俗，苏轼称其翎毛花竹为近岁之冠。 既老笔迹尤奇，虽不复精匀而气格不凡。熙宁初与崔白、丁贶、葛守昌等合画垂拱殿御扆。 高士敦要赴成都利州路兵马钤辖任，苏东坡次韵翰林学士许将（字冲元）诗为之送行。 元佑三年（1088）四月初四，锁院。 “锁院”制度即一经任命为知贡举（即考官）的官员必须立即锁宿，在大约五十天左右的锁院期间，不得回家，不准见亲友或与院外臣僚交往。 后来，负责各类发解试的考官也需与知贡举一样锁宿。 中晚唐五代礼部贡院锁院制度已经初步确立，由御史台执行锁院任务，锁院期间主司（考官）不得随便出入贡院（考场），不得与外界有文字来往。礼部锁院制度的建立是受吏部铨选锁院制度的影响。 在锁院期间，苏东坡作为中使被宣召入内，撰吕公着同平章军国事及吕大防、范纯仁左右仆射麻制。 一日，东坡先生被召至内东门小殿，时东坡半酣，命以新水漱口解酒。面见宣仁太皇太后时，太皇太后忽然对苏东坡说起神宗皇帝对于他知遇之恩的细枝末节，东坡听后痛哭失声，宣仁与左右皆泣。 已而赐座吃茶，宣仁安慰东坡先生道，苏内翰直须尽心事官家，以报先帝知遇之恩，其他的流言蜚语无需多虑。 东坡拜而欲出之际，宣仁撤下御前的金莲烛送之归院。 所谓的御前的金莲烛“送归院”，乃是词臣之殊荣，这一制度据说始于唐宣宗时，受其宠者有唐时令狐绹。至宋，治平末有郑獬，熙宁间则有王珪共三人受过此等殊荣。 李方叔落第后将要离京返回阳翟了，苏东坡由于连日来在殿门作只候，无法与之会面。只好写信让其等两天再走。并说自己这几天行完香，再祭奠一下韩康公，晚上就能回家了，到时候就在家里话别吧。 五月一日，按照惯例，这一天皇帝要御宣政殿，与文武百官相见。 苏东坡以翰林学士兼侍读，苏辙以户部侍郎同转对。 苏东坡条上三事：一是有急事上奏而又没有出入门牒的人，不许阻拦；二是要慎重刑罚；三是减少荫子，解救冗官之弊。 欧阳修三子欧阳棐（字叔弼）以朝奉郎、考功员外郎为集贤校理、权判登闻鼓院。此前苏东坡曾举荐过此人来替代自己原有的职务，没有获批。但此举已被台谏官所诬告。 欧阳棐这个人，是以文学登第，能世其家。苏东坡所作之文，假如要找人代笔，那就非欧阳棐莫属。因此东坡多以内表章属叔弼甫代之，人莫能辨。 因此东坡先生尝言，文不可以不学古而后为也，要能以古人语而道己意，则可与言文矣。 所谓的“物以类聚”，就是陶渊明的作品《饮酒·清晨闻叩门》一诗，东坡先生与欧阳棐都是非常喜欢的。此诗作于陶渊明看破东晋黑暗，辞官隐退之时。 陶渊明在偏僻山村，没有世俗侵扰，时常醉酒之后反而诗兴大发，胡乱扯出一张纸，书写感慨，等到第二天清醒后，再修改润色。写好的诗稿越积越厚，让老朋友帮忙整理抄录。一共得到二十首诗，陶渊明把这一组诗题为《饮酒二十首》。 当时在与欧阳棐在谈论此诗时，东坡读到的是，话由人的心中生发而从口中说出，吐出来就会冒犯他人，但咽下去则会忤逆自己。东坡先生觉得宁可忤逆他人，最终还是吐出来为好。在这一点上，欧阳棐不用说也是“英雄所见略同”的。 柳子玉的本家兄弟柳子良要赴潞幕，其时的“潞”为太原属城，苏东坡将柳子良以亲家相称，拜托在太原任知州的曾布予以关照。 馆阁中无事时，苏东坡又要为外任的官员作诗送行了，同时还有出自他心底的那种羡慕之情。 周尹（字正孺）知梓州，承议郎、祠部员外郎翟思为殿中侍御史，钱勰知越州，程之邵知泗州，曹辅（字子方）赴闽漕，苏东坡均作诗送行。 特别是看到杭州人钱勰外任至越州，东坡竟流露出欣羡之意，有意再乞江湖一郡。就在钱勰临走之际，苏东坡除了赠诗外，还送给钱勰一件川中官吏的礼服，两团茶，两壶酒，三百幅蜀纸，表达了对老朋友的友情。 无事时，东坡先生在此前黄州所作的《石恪画维摩颂》及《鱼枕冠颂》后作了跋，书写了《九歌》等古篇，还在先父嘉佑元年所写的《送石昌言北使》一文后作了跋。 九月初五，苏东坡在迩英殿为皇上进读了《宝训》。 这种能够直接接触到皇上的机会不多，在京师也只有执政、台谏、开封府尹等人有此机会。因此，苏东坡自觉受恩深重，不敢为了苟且保全自身而沉默不言，于是将当下的一些社会弊端如赏罚不明、治水不力等问题写成劄子进献给了皇上。 这些问题上报之后，因论黄河等事，为众人所疾。苏东坡于是“迹不自安，遂求引避”。 上过劄子后，得知李公择自户部尚书除为御史中丞（御史台的最高长官是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为其副手，其中御史大夫的主要职责是对国家的法律实施负总责。），苏东坡为老朋友李公择感到高兴，赶紧将这一好消息写信告诉了黄庭坚。 近日东坡的身体微恙，时常卧病，学生张耒、晁补之也都前来看望了。 正好乘此闲暇，东坡先生书赠柳仲远的兄弟柳仲矩，然后还将三国人物桓范与陈宫两个人分不清明主而事之进行了点评，还为子由的外孙、文与可的孙子文骥的名字进行了解读。 东坡先生请李公麟为自己画了像，还为苏辙及黄庭坚分别画了像。 彭汝砺（字器之）进入中书省任中书舍人，他给东坡来了信。 苏东坡在给老彭贺启中说，国家机关的具体办事机构本来与文学词章无关，各类的文化学术部门也不涉及国家政务。只有中书舍人这一职务，必须兼有二者的长处。若不是精通经术，就不能代天子拟定诏令文告；如果不通晓吏治，就无法协调朝廷各部之间爱你的公事。所以，这是一个最能考验与显示文人才能的职位。 彭汝砺如今借住于兴国寺浴室院，这是苏东坡三十一年前考进士时曾经暂住过的地方。 所以，苏东坡又故地重游去拜访了寺内的老禅师，可是已没有认识东坡的人了。只有住持和尚惠汶，三十年前曾是长老的侍从，而今也已经衰老得认不清故人了。 彭汝砺见寺院里唯一珍贵的物件仅剩六个祖师像了，就请求东坡先生为这些画像作些赞诗，苏东坡有感而发，遂应其请而作。 十月十七，苏东坡以左臂麻木，两眼昏花，担心失去朝臣仪态或者误事为由，坚决地向朝廷乞求外任一郡之职。但朝廷的态度也很坚决，不行！你身体不适，就赐你可以回家养病，什么时间好了什么时间再来。 甚至朝廷还派了使臣登门存问，赐告养疾。 面对这样的礼遇与恩惠，东坡先生感到即使万死不能报答。若从君臣之义来讲，病不至死，就应该为尽力朝廷分忧解难。即使有了不太公正的惩罚，也不应该稍有微词。 就这样，苏东坡乞请外任的心愿又一次落空了。 这一日，东坡先生馆阁中无事，就早早地归家了。但子由在户部的差事却很繁忙，常常是忙到很晚才回家。东坡就利用这段时间作了一首诗：急景归来早，穷阴晚不开。倾杯不能饮，留待卯君来。（《出局偶书》） 突然间，东坡先生又想起了在彭城时，王定国来访，留他住了十多天。王定国要回南都了，当时子由在南都作宋州的幕僚官，定国临走让东坡给弟弟写封家书，但是东坡先生自己已经醉得不省人事，无法写信了。只得临时写下一首绝句交给定国带走：王郎西去路漫漫，野店无人霜月寒。泪尽粉笺书不得，凭君送与卯君看。（《王定国自彭城往南都，时子由在宋幕，求家书》） “卯君”是弟弟子由的小名，东坡先生觉得，虽然兄弟俩这时候能官居一处的处境已经远比彭城时期优越了，但终归不如兄弟俩一同归隐林下，夜雨对床侃侃而谈该多好呢！ 太师林概之子、林希弟、右司郎中林旦（字次中）从李公麟处得到了《归去来》与《阳关》二图，苏东坡见到了李公麟集诸家之长，得其大成，师法自然，大胆创新，自成一家的大手笔极为仰慕。加之自己对于《阳关三叠》的理解，于是苏东坡在李公麟的两幅画作之后分别作了《阳关曲》一首。 东坡所知的《阳关曲》是把全曲共分三大段，用一个基本曲调将原诗反复咏唱三遍，故又称“阳关三叠”。这首感人至深的古曲，是我国古代音乐作品中难得的精品，千百年来被人们广为传唱，有着旺盛的艺术生命力。 只可惜，到了宋代，《阳关三叠》的曲谱便已失传了。东坡先生经过认真地考证，最终得出了此调第一句“引词”不需叠唱的结论。 “龙眠独识殷勤处，画出阳关意外声。”、“为君翻作归来引，不学阳关空断肠。”东坡先生所作的这两首《阳关曲》，后世的清朝大学士纪晓岚读后评论道： 二诗皆有风韵，入之《渔洋集》（清朝王士祯撰写的一部作品）中，迨不可别。乃知东坡非不能为此种，特不以此种为安身立命处耳！ 第28章 三人俱是识山人 元佑三年（1088），冬月朔日。 在家卧病逾月，乞外不允的苏东坡，只得复直玉堂（宋以后翰林院称玉堂）。宋时内诸司皆在禁中，学士院为第一，深严宥密，又谓之北扉。宋开宝二年，以李昉、卢多逊并直学士院，直院之名始此。 每遇国家大事及拜相，翰林学士皆锁宿禁中，是晚，御内东门小殿召对取旨，次日宣麻，此定制也。 东坡先生返回玉堂这天，正是冬日的苦寒天气。适逢又一次锁院，东坡先生在锁宿召对之后，又被恩赐了宫灯法酒等物以归。 过了几日，圣上又遣中使官亲自来赐皇上用膳，并询问身体的康复情形，督问朝参的日辰当否。 这一举措，令苏东坡更加像是下履深渊之冰，上顶锋芒之刺。觉得即使如猪鱼般无知、木石般坚硬的人，也应该领受到皇恩，不顾性命地奔赴到自己的职事之中。但是自己此前不厌其烦地乞求外任，那确实是自己积劳成疾，居情可悯。真心希望能到江淮一带的州郡谋一个差事，以安稳度过自己这犬马之人的晚年。 成都人周表臣（字思道）再知汉州（即今四川广汉市）。 苏东坡深知蜀地百姓受榷茶之法的危害，自熙宁初，王安石、吕惠卿相继秉政，边事寝兴，以财用为急。朝廷听取了三司判官李杞的建议，设立茶法，禁止一切民间私卖，然所收之息，止四十万贯。至刘佐、蒲宗闵提举茶事，取息太重，远人始病。 苏东坡有感于周表臣上次知汉州后，与其侄子周尹（字正孺）、吴师孟（字醇翁）、吕陶（字元钧）、张宗谔（字永徽）、宋大章（字文辅）等“六君子”乞罢官府的榷茶之法，有益于蜀地乡民的事迹，专门作了诗，为周表臣送行。 这几天，苏东坡的两个侄子千乘、千能来到京师拜谒自己，小聚几日后，即返蜀了。望着眉目间那种依稀可辨的堂兄苏不欺的模样，一种莫名的亲情顿上东坡先生的心头。“秀眉似我兄，亦复心闲宽。忽然舍我去，岁晚留馀酸。”（《送千乘千能两侄还乡》）东坡先生特意赋诗为二侄送行。 冬至前后，李公麟为赵?（字景仁）作了《琴鹤图》，东坡在图上题了诗。黄庭坚也为净因寺臻道人的《净照禅师真赞》作了跋。中书舍人曾肇将往河北省察河道，苏东坡写了几幅字为之送行。 年节无事，苏东坡与弟弟子由同饮于王巩的清虚堂中，三人于微雪天气中赋诗吟雪。次日兴龙节，在尚书省赐宴上，东坡先生与苏颂论及北宋太宗、真宗两朝的名臣、有“圣相”之美誉的宰相李沆，与王巩论及北宋宰相陈恕之子、岐国公、司徒陈执中。 腊月十五，在王巩所藏的王诜所画《烟江叠嶂图》题诗十四韵，王驸马有和诗。东坡先生认为王驸马的和诗“语特奇丽，因复次韵，不独纪其诗画之美，亦为道其出处契阔之故，而终之以不忘在莒之戒，亦朋友忠爱之义也”。说到底，东坡先生对于王驸马的友情付出与对他的亏欠仍然是念念不忘也！ 从王驸马家里出来，苏东坡又来到浴室院，因为老朋友陈慥今日从黄州来京拜访自己，暂时寓居在此。浴室院有一位蜀僧令宗，所画的达摩以后得六位祖师，人物极为精妙。但是就在这名人云集的京师之地，此画却寂寂无名了数十年之久。 黄庭坚说，直到蜀人苏子瞻来到这里之后，这些祖师的人物像才得以扬名。 陈慥走后，苏东坡此后还常和范百禄（字子功）前来浴室院观摩这些六祖师画像。 苏东坡是在任中书舍人时，诏令下边推举学官，他就为朝廷举荐了江宁府右司理参军周种，蒙朝廷任用为郓州州学教授。 谁知，作为一名地方小官的周种，为了求得一点赏赐，竟在近日向朝廷奏议，说朝廷应当以已故宰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苏东坡认为，周种的背后一定有人指使，不然的话他怎敢越礼犯分，以至于动摇天听！ 要知道，依照汉律之规定，擅自议论宗庙礼仪的应该弃之于市。作为举荐人，苏东坡自知自己不善于知人而失察，罪责必定难逃。于是，只得上书朝廷请求重责自己的妄举之罪。 次日，周种就被罢江宁府司理参军、郓州州学教授，回到吏部待命。苏东坡有幸得以放罪。 夜直玉堂时，苏东坡也会读一些同僚的诗作聊以解闷。 这几天，他携带了时任枢密院编修官李之仪的诗百余首，读到了半夜。“玉堂清冷不成眠，伴直难呼孟浩然。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馀首，读至夜半，书其后》）读完之后，东坡先生还在门人李之仪的诗文后作了一首诗，算是作了批语。 闰腊月初一，范镇致仕，朝廷赐昭奖谕。 谁知，就在被批准致仕的当天，老先生竟然故去了。老先生最后一次参与的皇家活动，是在哲宗亲临延和殿时，演奏了范镇进献的新乐。 自春秋以后，礼和乐器最先沦亡，秦汉以来，《韶》、《武》等宫廷大乐还能听到，魏晋以后，曹风已经失去了讥讽的作用。就连郑卫一带的音乐，也都杂用华夏和蛮夷的乐器了。期间也偶有作古乐者，尚且略知当时的制度。然而律管一旦稍有差错，五音便改变了纯正之声。 当朝只有范镇老先生能够了解声调下降的错误，他辨审乐调接近古音，以律管测定尺度。他阅览《诗经》、《尚书》的记载上奏朝廷，仿造古代钟磬的规模树立于朝廷。君臣一同前往观看后，父老为之深深赞叹。 范老先生曾数度提携过苏东坡兄弟，带着深深的感恩之心，苏东坡为之写了祭文，后又为之作了墓志铭。 苏东坡在为皇上侍读《宝训》时，由于感到皇恩深重，于是将近期发生在西夏边境上伤亡人数隐匿不报的情况，写了劄子上奏朝廷。 回到家，听说了眉州通判贾讷亲往苏家墓地祭奠苏父苏洵之墓，此举令东坡非常感动。自从出川四千里远到京城做官，已经二十余年了，未敢不报皇恩怀归去之意，但常怕打柴放牧者在自家墓地上恣意妄为。为了感激贾通判的友情，苏东坡专门给他寄去了谢启。 年关将至，闲暇时光中，苏东坡常与友人徜徉于诗词书画的世界里。 黄庭坚作的《苏李画枯木道士赋》、《东坡居士墨戏赋》，苏东坡看后盛赞其妙。张耒画的马，虽然比不上李公麟，苏东坡也认为是妙墨之作。晁补之所藏的野马画作，苏东坡与宋景年（字遐叔）、张耒同观后作了题跋。 苏东坡还亲自在黄庭坚在酺池寺书斋之旁，为其画小山枯木及丛竹怪石。 李公麟绘制了《西园雅集图》，将苏东坡等有名有姓的十七人雅集与西园的盛况生动地记录了下来，米芾为之作了记文。 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东坡先生欲前往拜见晏殊之子、词人晏几道（字叔原）时，被婉拒。其理由是：今日政事堂中半吾家旧客，亦未暇见也。 时已隐退的晏叔原，年未至乞身，退居京城赐第，遂不践诸贵之门。或许，晏几道之不欲见坡，或以东坡为贵人之故也。 元佑四年（1089），大年初一。 紫宸殿正旦大朝会，苏东坡进献了《教坊词致语口号》。宋制，每逢元日、五月朔或冬至日，是一年大朝会的日子，此时群臣奉贺上寿，皇上若无事不视朝，则表贺于阁门。 紫宸殿是内朝议事之处，也是皇帝生活起居的内宫性质的殿堂。殿的前堂日常办公，后室则是休息的处所。关于紫宸殿的仪仗礼仪，《雍录》记载说：宣政殿谓“正衙”，设皇帝仪仗；紫宸殿是便殿，无仪仗，入此殿亦称“入阁”。每逢皇帝御紫宸殿，则从前面的所谓“正衙”宣政殿传唤仪仗，由阁门而入。在宣政殿前候朝的百官，也随之而入。 上元节，东坡先生侍宴端门，唱和了王晋卿的梅花诗，又分别给程之邵（字懿叔）与史彦明致简问候。时年七十六岁的王克臣（字子难）卒，苏东坡为之作了挽词。此人上年曾以朝议大夫的身份出知郑州，故后人称之为王郑州。 何去非（字正通），福建浦城官路河村人，早年学识丰富，累举进士不第。 元丰五年（1082），神宗诏命朝臣推举硕学之士并临轩策士，去非得中书舍人。经大臣曾巩力荐，在宫廷对策时，侃侃而谈古今用兵之要略，议论宏焯，词理优赡，神宗大为赞赏，即任他为右班殿直武学教授。不久，升为左侍禁武学教授，受命校订武经《孙子》、《武子》等七本书，统称《武经七书》。书成，升博士。 《武经七书》一书还被钦定为武学官书。高宗时规定，凡武学都要读《武经七书》，考试以该书命题。 何去非升任博士八年后，苏东坡看了他的一些着述，觉得他才力有余，见识高远，谈论历代兴衰成败的原因时，见识高过常人很多。 老何本是一介儒生，不喜欢作武官，但又不敢拂了朝廷的旨意，苏东坡其深感文章笔势雄健，阅视高远，仅授为武职不妥，写《举何去非换文资状》，以为“去非虽善论兵，然本儒也，不乐为武吏。又其他文章，无施不宜，欲望圣慈特予换一文资。” 哲宗诏准，加何去非为承奉郎，博士如故。 王巩收藏有驸马爷王晋卿所画的着色山图，东坡先生有感于他们三人的经历： 东坡谪黄州五年，定国坐累谪宾州盐酒税三年，王晋卿亦徙均州三年。苏东坡以“三人俱是识山人”为题，在画上题了两首诗。 此时，吕昌朝（字潜叔）要出知嘉州，苏东坡亦作诗为之送行。 第29章 贼诗不中和也！ 二月十五，监察御史王彭年上书论苏东坡在讲读时所进汉、唐事迹，认为这些事迹非道德仁厚之术，乞行对苏东坡进行诛窜。 王彭年在上书中说：自己伏见陛下“好学不倦，圣敬日跻”。而左右的讲读，必须要选择天下“端亮忠信”之臣，务必以道德辅成圣性，若使“邪伪险薄”之人妄进奸言，以惑天听，恐为害不细。 老王说他已闻知：翰林学士兼侍读苏东坡每当进读，未尝平易开释，必因所读文字，密藏意旨以进奸说。以至于听到过他言说的人，无不震悚。所进汉唐事迹，多以人君弑戮臣下及大臣不禀诏令，欲以擅行诛斩小臣等事为献。若此言者，殊非道德仁厚之术，岂可以上渎圣听。 王彭年还觉得：苏东坡的性识险薄以至如是，故其奸谋则有所在。窃恐欲渐进邪说，大则离间陛下骨肉，小则疑贰陛下君臣。奸人在朝，为国大患，不即远逐，悔无及矣。 苏东坡这个人，自以素来诋谤先朝语言文字至多，今日乃欲谋为自完之谋，是以百端奸谲，欲惑天听。若此人者，岂宜久在朝廷？因此王彭年请求朝廷二圣（哲宗与太皇太后）“深垂鉴照”，特行诛窜以谢天下！ 王彭年还贴黄（补充）道：苏东坡本为翰林学士，职在侍从，凡论政事，宜明上章疏，指陈是非，其在讲读，即非议论政事之所。但他于体当上章疏而不上，于不当奏事之处而论奏，动远故常，必挟奸罔。 对于王彭年的指摘之言，太皇太后自然是不以为然，所以此事也就以不了了之而告终。 三月初四，与苏东坡过往甚密的时任中书舍人、临江新喻荻斜（今江西樟树市）人刘攽（字贡父）卒。 其兄刘敞（字原父），庆历六年与弟刘攽同科进士，为人耿直，学识渊博，欧阳修说他“自六经百氏古今传记，下至天文、地理、卜医、数术、浮图、老庄之说，无所不通；其为文章尤敏赡”，因此与弟刘攽合称为“北宋二刘”。 但是，在苏东坡眼里那位“平生我亦轻余子，晚岁人谁念此翁”的兄长刘敞，早就故去了，仅剩的刘攽如今也离自己而去。回想起与刘攽在一起互谑为乐的日子，仿佛就在昨日。 宋时，世人以“癞疾鼻陷”为死证，刘贡父晚年不幸正患有此疾。 元佑中，二人同为从官，曾经常在一起论诗、打赌并以此罚金。贡父先说了一件事： 那时他在曹州做官时，有一盗贼入户夜盗，只见室内无物，仅有书数卷尔，乃举子所着五七言（诗）也。 “盗忌空还”，该盗贼于是顺手取一卷而去，及至家里，盗贼观其诗后竟爱不释手。 次日盗败，捕快们遂将诗卷取走，盗贼竟思忖着贿赂官吏想私下将该诗抄录下来。官吏急了，且问其故，盗贼说，吾爱其语，将和之也。吏闻之惊喝道，——贼诗不中和也！ 元丰中，诗狱兴，凡馆舍诸人与苏东坡唱和过诗词的都被连坐。 一次，刘贡父与苏东坡在僧舍中闲话时，又给东坡先生说了一个段子： 有一举子，与同里子弟相得甚欢，此同里子弟有几天没有出门，乃询问其家人。家人说，昨日被官府拿去，不过随后又被放出来了。 又问缘由，家人道，他不幸和着贼诗了！苏东坡听了这一段子，也不免哑然失笑，知道这是老刘故意在打趣自己的。 可是，在何去非之子、自号“韩青老农”的何薳（字子远）所撰《春渚纪闻》笔记集里，也记载有苏东坡与刘贡父互相打趣的段子： 一日，刘贡父与东坡先生拥炉于惠林僧寮，还对先生说了一件事： 刘贡父说他有一邻人，其子突然对父亲说要从师读书，勉赴科举，以便重振家业。其父听后大喜，即择日具酒肴以遣之。 既别且嘱之曰：吾老矣，所恃以为穷年之养者，子也。今子去我而游学，倘或侥幸改门换户，吾之大幸也。然且有一事不可不记，出门在外，若有友人与你唱和须小心了，切莫和却贼诗，以至狼狈而归也！ 刘贡父本意是揶揄东坡先生，当年凡与之和诗者如王晋卿、周开祖之辈，皆以和其诗为累。 谁知，东坡先生听罢，也给刘贡父说了一个段子： 他说，当年的孔夫子自卫返鲁时，众人都以为可以近距离见到夫子了，于是奔走相告。等到孔夫子真的到来之际，由、夏之徒则又惶惧相告，奔踔越逸，无一留者。 独颜子拘谨，不能遽为阔步，环顾市中的石塔似可隐蔽，即屏伏其旁，以俟夫子之过。此事过后，群弟子因目之为“避夫子塔”。 刘贡父虽得大风恶疾，仍滑稽辨捷，为近世之冠。 东坡此说，寓意盖反笑贡父也。 二月既望，苏东坡的馆阁生涯终于宣告结束，在太皇太后的不舍中，屡次乞请转任郡职的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出知杭州。 苏东坡还获赐衣一对，金腰带一条，镀金银鞍和缰绳一副，马一匹。 苏东坡接到任命，在确认自己不是在做梦后，连忙上了两道谢表。 这次的人事安排中，中大夫守尚书右丞胡宗愈亦被罢资政殿学士，出知陈州。老胡被谏官弹劾为：身为御史中丞，论事建言多出私意，与苏东坡、孔文仲各以亲书相为比周，力排不附己者，操心颇僻，岂可为执政。 于是，胡宗愈亦力求罢免，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任命。 苏东坡在收到任命后的闲暇里，先是在李公麟的《龙眠山图》上作了跋，弟弟子由亦赋诗。再就是在自己收藏的或许是蔡承禧所赠的端砚上作了砚铭：千夫挽绠，百夫运斤。篝火下缒，以出斯珍。一嘘而泫，岁久愈新。谁其似之，我怀斯人。 此砚在历经一千多年的历史风云之后，公元一九八五年被发现于河南商城县鄢岗乡周寨村的农民周大宇家里。 该砚长22厘米，宽13厘米，厚4.7厘米。砚面上方刻有一龙形图案，图案边有一峨眉形水凼，下方是凸起的研磨处。此砚右侧阴刻正书：端砚之精，紫云之英。纪年南宋，以锡陶泓。天圆地方，四远不悖。心苗种之，嘉禾生瑞。道光八年，文物馆主人杨星曜收藏并铭。 就在苏东坡为了能顺利外任之际，给事中赵君锡又上疏乞求朝廷收回对苏东坡的杭州任命。 赵君锡是这样说的：这次苏东坡的外任，虽然圣恩优渥，待他不薄，而中外之望，“缺然解体”。为啥这样说呢？苏东坡的文采追攀六经，蹈藉班、马，自成一家之言，百年以来，惟杨亿、欧阳修、苏东坡等数人而已。中间因李定、舒亶之辈挟私媢嫉，中伤以事，几陷不测。赖先帝圣明，卒得保全，及二圣临朝，首被拔用。 赵君锡觉得：苏东坡由于感恩朝廷的非常之遇，常常是“知无不言，言之可行，所补非一，故壬人（巧言谄媚、不走正道之人）畏惮，为之消缩。”以至于公论倚重，隐如长城，东坡先生诚国家雄俊之宝臣也。 今东坡飘然去国，则奸邪之党，必谓朝廷稍厌直臣，奸邪之辈将趁隙侵寻复进，实系消长之机。苏东坡到了州郡任职，虽足以发其所存，承流牧民，但因设施有限，所利未广。岂若使之在朝，用其善言，则天下蒙福，听其谠论，则圣心有益。行其诏令，则四方风动。奸邪寝谋，善类益进。 因此，赵君锡还是伏望朝廷能够收回苏东坡的最新任命，复留禁林，仍侍经幄，以成就太平之基。赵君锡，字无愧，也许在他自己的眼里，他的这番言论也是问心无愧的吧。 好在太皇太后并没有理会赵君锡之流的所谓好意，不然苏东坡不知该会多么的痛心与遗憾呢！ 李方叔来到东坡先生处，给老师讲了范蜀公范镇去世前的一些异象：就在范蜀公将要去世的前几天，他的胡子与眉毛几乎一夜之间全又转黑了，就像是画的一样。 东坡先生认为：这些现象说明了蜀公平素时常静心养气，寿数虽尽、形体将尽但是气血尚且不衰，所以才由内发于外了吧。范公家族的男人大都长有四个乳头，本来就与常人不同，加之又有德如此，当他去世时，必然也会有异于常人之处，不会与万物一样同归于尽，定有一些不为人所知之处。 四月十一日，有谏官上奏，说前宰相蔡确在知安州时，曾作诗借唐朝宰相郝处俊事诽谤太皇太后。太皇太后闻知后，准备将其贬往岭南的荒蛮之地。 蔡确这个人，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嘉佑四年（1059）进士。初附王安石以进，累擢为监察御史里行。善观皇上之意，与时上下。 及知神宗已厌王安石，即疏其过以贾直。又善以起冤狱以夺人之位而居之。劾罢熊本，遂代其为知制诰。治陈安民狱而劾罢中丞邓润甫，遂得迁中丞。弹劾参知政事元绛，遂得代其位。 三年前，蔡确被罢为观文殿学士、知陈州（今河南周口淮阳县）。次年，因他弟弟蔡硕的事被削夺官职，转任安州（今湖北安陆），又转任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 对于这样一个人，苏东坡本来是极为厌恶的。但是，东坡先生自认为近来蒙受皇恩特准外任杭州，不敢因为被外放的缘故，便将自己与一般人混同。听到了什么事关朝廷安危与体制之事，自然不敢有所隐瞒或漏报。 东坡认为，关于对蔡确的处置这件事，天下人都在观望着皇帝与太皇太后辉怎样处理。如果处理不当，势必会产生很多负面的影响。苏东坡觉得自己目前仍旧身为侍从，理应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如果朝廷对蔡确处罚太轻，则天下人一定会说皇帝陛下听到有人诽谤太皇太后而不愤怒，这对于“以孝治天下”的理念是一种损害。如果时加重处罚，则会有人会说太皇太后本来是个宽宏大量之人，其度量可与天地比齐，朝廷不能容忍一些个批评之语，对于实行“仁政”也不无危害。 苏东坡的意思是，有皇帝陛下降下敕令，命令有关部门对蔡确彻底调查。 然后，再由太皇太后亲自下诏说，自己本是有缺点的，怎么会听不进一点不同声音。蔡确本为辅佐大臣，应当知晓必要的臣子大义，现在收缴上来的一些诗文，未必就是蔡确所作。令一切不再过问，其诗文张贴于朝堂之上，这样一来，太皇太后的仁德与皇帝陛下的孝道就全都得以保全。 在苏东坡看来自以为完美无缺的设计，到了朝堂那里却被意想不到地压了下来。也许，朝堂之上的复杂，君臣关系的维系，远不是苏东坡这样一个一腔热血的文人所能揣度的吧。 第30章 翰林院里的快乐时光 接到除知杭州的任命后，苏东坡觉得皇恩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己的预期，因为自己原本乞求的是越州，如今被派到了更加风景秀丽的杭州。 在公事交割与收拾行装的繁忙中，东坡先生抽空给自己家乡的发小家定国去了信，详细介绍了这次如愿以偿地出任杭州知州的喜悦之情。自己的学生李廌生活困难，东坡先生将自己受赐的御马赠给他，考虑到李廌的困顿处境专门还写一篇《赠李方叔赐马券》说明赠马的缘起，以便李方叔在生活困顿的时候可以变卖。 这段时间，就在苏东坡出朝例行参拜时，无意间听到了朝中班列中议论纷纷，都说近日御史台奏报了自己很多的罪状，而陛下却曲意庇护，不肯降职调出，所以批准外补为杭州知州。 东坡先生本来就害怕搞特殊，想力求闲退。 近年来，自己曾亲眼看到陛下用了最公道的原则来治理天下，今天却因为自己的原因，使得人们对皇上议论纷纷。他们甚至会认为皇上有意压制御史台的言论，私下里庇护近侍之人，这对于君主的名声损害甚大。 所以，苏东坡觉得不得不对此进行辩解，所以上疏说在今后远离朝廷任职的日子里，希望圣上慈悲体察自己的孤立。凡有告自己罪状的，请求交给有关衙门调查后严厉处罚。 上完奏疏，苏东坡的心里稍感平静一些。 正好此前范文正公的次子、当今宰相范纯仁想请自己给父亲的遗作作一篇序文，东坡先生自八岁起，在家乡蜀地就听闻了当时的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四位杰出之人，后来与四人之中的三位都极熟识，惟独没能一睹范文正公的真容。 在东坡先生考中后进士的第三年，在许州就已经结识了范纯仁，并且和范文正公的其他子辈都是一见如故。所以，当苏东坡拿起范公的文集时，一气呵成地写下了《范文正公文集叙》。 自翰苑赴杭前，苏东坡得以与自己的学生黄庭坚聚在一起，二人酣畅淋漓地谈及了有关文、诗、书法、联句、行酒令以及放生方面的话题。 比如，在书写草书方面，黄庭坚一致认为，只要有支笔即可写就。正如霍去病所说的“不必学古兵法”是不对的。而苏东坡认为，霍去病在粮草不继时，还要士兵平场地踢皮球，这正是他不学古兵法的过错。所以说，学书法生搬硬套不行，不学古法也不行。 黄鲁直常以平等的观念写体势欹仄的字，以严肃的态度做游戏，以光明磊落的心胸写细碎小事，这些嗜好被苏东坡戏之为“三反”。 黄庭坚曾问东坡先生作文章之法，东坡云：但熟读《礼记·檀弓》当得之。继而取《檀弓》二篇，熟读百过，然后知后世作文不及古人之病，如观日月也。黄庭坚曾拜读过苏老泉的《木假山记》，认为该文章的气旨神似庄周、韩非，恨不得趋拜其履舄之间，请问作文关纽。及元佑中，乃拜与东坡先生于都下。 在黄庭坚眼里，苏东坡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一龠约半合），已烂醉如泥。常常是不辞谢众人就已鼻鼾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谑弄皆有义味，真神仙中人！ 黄山谷与老师东坡先生同游凤池寺时，东坡出一上联：张丞相之佳篇，昔曾三到。黄山谷即答云：刘屯田之妙句，那更重来。一时皆称名对。张丞相原诗云：八十老翁无品秩，昔曾三到凤池来。东坡先生盖取此意也。 在师生二人论书之时，东坡说，鲁直近来的字虽然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山谷反诘曰，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虾蟆。东坡先生闻之大笑，以为深中其病。 黄鲁直曾对东坡先生说过：鸟之将死，其鸣也哀。 黄鲁直有一天在集市上，曾见有几只活鹅被系足在地，鸣叫不已。黄鲁直问东坡，这些鹅是不是在哀求与自己呢？ 东坡先生道，自己昨日买了十只斑鸠，中间有四只尚活着，就把这些活鸠尽数放生了。余下的死鸠就炖成了一锅肉羹。今日又买鱼数斤，以水养之，也是活者放生，死鱼则熬成鱼汤食之。虽然腥羶之欲未能尽断，且一时从权（指采用权宜变通的办法）耳！ 鲁直听后说，老师的从权之说善哉！ 因作《戒杀诗》曰：我肉众生肉，名殊体不殊。原同一种性，只是别形躯。苦恼从他受，肥甘为我须。莫教阎老断，自揣应何如。 东坡先生闻此语，愀然欢曰，我犹未免食肉，安知不逃阎老之责乎？ 黄庭坚少年时作过《渔父词》：新妇滩头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波秋，惊鱼错认月沉钩。青箬笠前无限事，绿蓑衣底一时休，斜风吹雨转船头。他将这首词拿给东坡先生看，东坡看后笑曰，山谷境界乃于青蓑笠前而已耶！ 张志和《渔父》词云：“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顾况《渔父词》：“新妇矶边月明。女儿浦口潮平，沙头鹭宿鱼惊。” 东坡云：玄真语极清丽，恨其曲度不传。遂加数语以《浣溪沙》歌之云：“西塞山边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鳜鱼肥。自蔽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山谷见之，击节称赏。 山谷且云：惜乎“散花”与“桃花”字重叠。又渔舟少有使帆者。乃取张、顾二词合为《浣溪沙》云：“新妇矶边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波秋。惊鱼错认月沉钩。青箬笠前无限事，绿蓑衣底一时休。斜风细雨转船头。” 东坡云：鲁直此词，清新婉丽。问其最得意处，以山光水色替却玉肌花貌，真得渔父家风也。然才出新妇矶，便入女儿浦，此渔父无乃太澜浪乎。 山谷晚年，亦悔前作之未工。 因山谷之表弟李如篪言《渔父词》，以《鹧鸪天》歌之，甚协律，恨语少声多耳。因以宪宗画像，求玄真子文章，及玄真之兄松龄劝归之意，足前后数句云：“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朝廷尚觅玄真子，何处而今更有诗。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人间欲避风波险，一日风波十二时。 东坡笑曰：鲁直乃欲平地起风波邪？ 离京前，东坡先生还曾带着先生黄庭坚与张耒到王直方处游玩。王直方自号归叟，汴京（今河南开封）人。舍人王棫之子，补承奉郎。 出身于世代官僚家庭，而世居汴京（今河南开封）浚仪， 有别墅在城南。元佑中，苏、黄及其门下士尝集会其中，由是闻名。 在王直方处，苏东坡曾觉得“为我周旋宁作我”是一好句，只是下联难对出。时直方在座，应声曰：只消道“因郎憔悴却羞郎”就可。东坡闻言道，富因校些字，贫为不争多。此联极有道理！ 看来王直方能与东坡先生相交，当然也非平庸之辈。苏东坡不仅带着两个学生在王直方处饮用他的龙团茶，还会为小王书写王安石的诗句以赠。 在翰林苑期间，苏东坡尝与宗室成员令穰（字大年）有交往，令穰曾经从过东坡学画。大理寺丞韩宗儒曾以羊肉向东坡换过画，其时东坡先生以圣节制撰纷扰为由婉拒过，但韩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贴，宗儒日作数简，以图报书，使人立于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谓曰：传语本官，今日断屠。 在此期间，东坡学生还画过一些竹石，都被荆门军长林人氏全璧所得。还尝试着画蟹与书写了不少的陶潜诗。 有一次，东坡先生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 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外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 东坡先生听后，为之绝倒。 东坡先生离别京师前，分别与和何去、欧阳修夫人薛氏和文潞公告了别。薛氏因病未能相见，而文彦博则是苦口婆心地劝东坡到了杭州别再作诗。文潞公说，愿君至杭少作诗，恐为不相喜者诬谤，并再三言之。 谁知临别上马，苏东坡却苦笑道，若还兴也，但有笺云。当时有个叫吴处厚的取蔡安州的诗作注，蔡安州遂遇祸，故有“笺云”之戏。“兴也”盖取毛郑诗分六义也。 此次出京，同行者有苏过、苏迨和夫人王闰之，秦观一同南下。苏东坡还以车载麦子百斛到杭州作酒。 王巩、范祖禹与陈师仲分别来简问候，东坡先生一一答简为谢。 到了陈州，苏东坡会晤了州守傅尧俞（字钦之），他们在一起谈及了时任陈州签判的赵令畤。这位小赵，是苏轼在凤翔府任上的八月十五出生的，两年后，他签书颍州公事，时东坡先生为太守，还曾荐其才于朝。 到了南都，苏东坡先到张方平府上拜谒了恩师。苏东坡自出入于张公门下，已经三十八年，十五年间，六过南都拜见张公，这是第五次。 徐州教授陈师道听说了苏东坡要经过南都，想亲赴南都与东坡先生相别，之前还是由于苏东坡的举荐，陈师道才顺利出任了亳州司户参军、充徐州州学教授。陈师仲、陈师道兄弟是苏东坡在徐州任上时结识的，时任钱塘主簙的陈师仲对东坡先生尤为尊重和仰慕，所以兄弟俩与东坡先生的关系尤为融洽。 当时的徐州知州为孙览，陈师道要离开徐州去为东坡送行，就对孙知州以诚相告，谁知知州大人竟不同意陈师道的请求。于是，陈师道只有“托疾在告，私出州界”，与恩公苏东坡在南都游从累数日。 离开南都后，陈师道与王子安与苏东坡同船南下，直到将东坡先生送到宿州方折返。 夜过宿州时，苏东坡会晤了时任宿州教授的晁说之（字以道），入其书室，见壁间有多张古画。其中一幅署名“钟隐”的《雪雁》，东坡先生甚为喜爱，他知道南唐后主李煜尝自号“钟山隐士”，画作上曾经亲笔自题过“钟隐笔”字样。 苏东坡见到了李后主的画作，禁不住想在上面题字，而此画所挂甚高，就将两张桌子摞起来站到上面。谁知竟失脚坠地，东坡与晁说之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第31章 乞越得杭，归来钱塘 到了泗上，东坡先生给远在太原任知州的老朋友滕达道去了信，问了自己前段时间托太原使者带的是否已经收到。自己赴杭州的途中淮南的群山已经近在眼前，耳畔已经渐渐有了江南吴歌楚语特有的声音了。 东坡先生告诉老滕，自己此次守杭，那里的南国风光一定会令您非常地羡慕吧。您在太原为朝廷镇抚边关，责任重大，如今刚刚跨入夏天，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体，东吴一带有什么要代劳的，请一定不要见外，请随时对我说。 给滕达道写完此信，东坡先生又给陈师道的兄长陈师仲答简，详告了自己的近况。 元佑四年，六月初一。 苏东坡从邸报上得知，弟弟子由已被除为吏部侍郎，成了吏部的副长官，正三品，仅次于尚书。这是老苏家的无上的荣耀，东坡先生得知后，也为自己的弟弟高兴。 过楚州时，苏东坡专门会晤了徐积（字仲车）。 徐积这个人，少年苦学，养母至孝，以至于行年四十还未娶妻。时间久了，乡人就逼着他去参加科举，于是就以只轮（独轮车）载母进京赶考。一路上，躬自推行，葛衫草履，行道之人不能辨也。治平四年，进士及第，还没有等到调官，母亲便去世了。徐积便决定不再求官，遂隐居于山阳，过着衣食不继的生活。 直到湖南永州祁阳人路振（字子发）通判楚州时，徐积始娶妻生子。为了感激路振，故徐积生子取小名路儿云。 路振为唐懿宗时宰相路岩之后，精通文学与史学，曾编修官修太祖、太宗两朝国史。出使过契丹，撰《乘轺录》献真宗后改任太常博士、左司谏、擢知制诰。路振的文词温丽，为人称道，尤长诗咏，内多警句。 在苏东坡看来，徐积这个人有两点一反常人之态： 一是仲车作为古之传说中的独行人，於陵仲子不能过。然其诗文则怪而放，有如玉川子（唐代诗人、初唐四杰卢照邻之孙卢仝，工诗精文，不愿仕进，被尊称为“茶仙”。性格“高古介僻，所见不凡近” ，狷介类孟郊；雄豪之气近韩愈）的风格。 二是其人耳聋，却画地为字，乃始通。终日面壁，不与人接，而四方之事无不周知。 东坡在楚州见到徐仲车时，只见他耳疾虽未痊愈，而神气已一，像一个得道之人。徐仲车赠东坡先生以诗，东坡真诚地与之唱和。 在楚州，东坡先生还拜会了楚州知州等人。我们知道，这些个知州的任命书还是东坡先生所撰写的。 六月初八，传来了王巩知密州的消息。 密州是苏东坡的老根据地了，在这里，他曾写下了“十年生死两茫茫”及“明月何时有，把酒问青天”的诗句的诗句，这里还有苏东坡（那时还是苏轼）心底的惆怅与仕途的徘徊与孤寂。 如今，好朋友王巩又来到这“东武小邦”，步了自己的后尘，但愿老伙计能在这里干出一番成绩吧。 几天后，苏辙又被朝廷任命为翰林学士、知制诰。 这也许是皇家及太皇太后对苏东坡兄弟无限信任的余响吧，苏东坡离开了朝廷，那就启用他的弟弟，反正苏东坡的弟弟也不会差到哪里。 过高邮时，高邮军知州赵昶（字晦之）在自己的东园里建了一间斋堂，四面开窗立户。就在东坡先生知密州时，密州治所所在的诸城县令就是赵昶，所以说二人也是老朋友了。 苏东坡为赵昶的斋堂取名“四达斋”，还作了《四达斋铭》。 该斋名寓意这间斋堂空空荡荡、了无一物，门和窗子一起敞开，豁然敞亮可见四方。赵侯之胸怀毫无芥蒂，把斋堂的四面全部打开，以避免人们对他的猜忌。 路过扬州时，章惇之子章援（字致平）带东坡先生到米芾处拜访，自前年迁居镇江丹徒后，米芾每天临池不辍，史料记载：（他）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半刻废书也。米芾以书法名世，他的成就完全来自他后天的苦练。 章援十分了解米芾的癖好，大家都想一睹他收藏的字画时，米芾只想拿出一些平常无奇的藏品让人观摩。章援就激他道，您曾经见过亲自开锁，双手抓着字，离人一丈多远，人一走近就马上拿走的人吗？ 米芾无奈，只好苦笑着取出了自己秘不示人的二王、张旭、怀素等人的十几幅书法。苏东坡作为米芾的老师，自觉还是书画方面的鉴赏家，于是非常自信地在米芾的书法上作了跋，还作了《米芾石钟山砚铭》。 对于老师的出知杭州，米芾作诗相贺（此诗已佚）。等到东坡先生登舟南下之时，米芾又携带酒菜追至舟中为老师饯行。 过润州时，闲居在润州的沈括往来迎谒甚恭，以自己在鄜延路（宋康定二年分陕西路地置鄜延路经略安抚使。治所在延州，今延安市。辖境相当今陕西宜君、黄龙、宜川以北，吴堡、大里河、白于山以南地区）任职时所得的石墨（石油烧制的墨块）为赠。 到了常州（毗陵），苏东坡提前给两浙提刑杨杰（字次公）去了信，说两人旦夕即可晤面。 宋时两浙路范围基本继承了唐末的两浙地区，大致包括今天的浙江省全境，江苏省南部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四市和上海市，治所设在杭州，是北宋经济和人口比较发达的一路。 途径常州地界，经过无锡洛社镇时，东坡到孙觌（字仲益）家里做客。时孙觌年在龆龀（孩童）之齢，但是聪慧异常。东坡先生就问他：孺子何以艺？也就是说，你如今在学习什么技艺。小孙觌回答说，正在学习属对。 苏东坡说，那咱就试试吧。 说罢遂出一联曰：衡门稚子璠玙（美玉名，后泛指珠宝）器。 时年八岁的孙觌应声对曰：翰林神仙锦绣肠。 东坡先生听罢，不由得抚其背曰：真璠玙器也！异日定会不凡。称羡之情溢于言表。 经过苏州，看到姑苏台柱上倒书一绝云：天长地久太悠悠，尔既无心我亦休。浪迹姑苏人不管，春风吹笛酒家楼。东坡先生阅此后，疑为神仙所作。 经过打听当地人，竟是初至吴地的僧人仲殊所做。此后，东坡先生与仲殊二人遂成了莫逆之交。 在秀州（今嘉兴与松江一带），苏东坡会晤了状元、秀州守章衡。 后来，东坡先生对章衡的评价为： 子平之才，百年无人望其项背。子平以文章之美，经术之富，政事之敏守之，以正行之，以谦此功名富贵之所迫逐，而不赦者也，虽微举首，其孰能加之，然且困踬而不信，十年於此矣，意者任重道远，必老而后大成欤。 我们知道，苏堤是苏东坡任杭州知州时所修，后人念其功故命其名。但是工程的最初倡议者却不是东坡，而是他的好友章衡。 东坡初抵杭州时，西湖已经是水涸草长，淤积严重，残破不堪。苏东坡便想集中大家的智慧，化劣为优，变废为宝，将堆积如山的淤泥水草筑成一条近三公里长的大堤，不仅大大节约了治理成本，还便捷了南北交通，为西湖增添了一条靓丽风景——苏堤。 在关于西湖治理的过程中，东坡还曾给章衡写过一封求助信： 您劝告和鼓励我治理西湖，现已着手并已初具规模，想必您一定会不惜余力继续帮助我的，请您将贵府罚没的船只尽数给我，多多益善，我大约需要四百只，请您派人送来。本州别的东西还好，就是缺乏士兵，也请您一并帮助。 由此可见，章衡在西湖的治理上不仅有首倡之功，还有鼎力相助之劳。 赴杭途中，苏东坡还晤见了弓允（字明夫）、钱勰之子三郎。对于范祖禹（字纯夫）为其父求写的《忠文公碑》神道碑，东坡先生给以坚辞。 东坡先生专门于途中致简范纯夫解释道，虽然范家人是真心托付的，但自己平生本不愿做这些文章。中间为几个人作的神道碑文，那都是迫不得已，违背自己的初心之举。自从自己离开京师后，就决定再也不作此类文字，截至目前都已经婉拒好几家了。 元佑四年，七月初三。 五十四岁的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任职，在谢表中，苏东坡那是感激涕零，再三叩头。他说自己本来乞求的是越州闲职，谁知幸遇陛下的禹舜般的仁义、仲尼般的智慧，将仅有末能小技的自己提携到富庶之地的杭州出任要职。 上完谢表，苏东坡还要给监司上一道《杭州到状》，象征性地拜一下码头。 前任杭州知州、饶州鄱阳（今江西省鄱阳县）人熊本（字伯通）与苏东坡交接完公务后，按朝廷的安排移知金陵府。这位熊本大人去年六月份出知杭州，到苏东坡接任时刚满一年。 熊本长期在北宋西南边疆任职，多次平定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叛乱及交趾国的入侵，为西南边疆的稳定和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他支持王安石变法，属于新党一派。 在杭州衙门里，苏东坡收到了两位两浙提刑杨杰（字次公）与莫君臣（字和中），还有时任杭州通判罗适（字正之）送来的贺启。 其时，杭州府衙的班子成员有： 杭州通判罗适； 两浙转运判官周焘（字次元）； 刘季孙以左藏副使权两浙西路兵马督监； 程遵彦（字子邵）签书杭州节度判官厅公事； 毛滂（字泽民）为法曹（掌司法的官吏）； 苏坚以临濮县主簙监杭州在城商税； 叶温叟以朝散大夫、度支郎中权两浙路转运副使。 就任知州后的东坡先生，首先拜谒了杭州当地的孔庙及诸庙，然后又前往法惠寺上了香。 安顿好后，正好仲天贶与同安君王闰之的弟弟王箴（字元直）自眉山来到钱塘，来看望自己的姐姐一家人。 秦观与钱勰之子钱蒙仲此一时期都开始从学苏东坡。东坡的长子苏迈的酸枣县尉任期已满，正在交接，小苏已被任命为西安县丞，李廌为其送行。 对于苏东坡在杭州府已经开始了新的任期，钱勰致简表示祝贺。这一段时间，二人的唱酬渐多，“唱和往来无虚日，当时以比元、白。”有人将他们两个的唱和，比作是元稹与白居易的那种旷世友情。 白居易和元稹的友谊在于心灵相通，意气相投，也同样才华横溢。白居易十六岁写下了家喻户晓的名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元稹也同样有百年金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他们的友谊就像无瑕的美玉，丝毫没有杂念。他们聊生活的点点滴滴，也切磋诗歌和文学，更是分享内心的喜怒哀乐。 认识了三十多年，白居易与元稹一起骑马出行，一起踏青赏花，一起月下对酌，一起雪中畅谈，算起来，他们写给对方的诗歌加起来甚至多达九百多首。 第32章 杭城雪后的“煮鱼羮” 元佑四年（1089），八月十六日。 朝廷下诏，以苏辙为贺辽国生辰国信使，出使契丹，苏东坡作诗为弟弟送了行。 衙门内的公事已经就绪，东坡先生偷闲带着秦观、仲天贶雨中游览了宝山并赋诗，还在长兴县的舟中用小楷书写了《归去来兮辞》。 几天后，莫君陈罢两浙提刑，继任者为前苏州知州王诲的侄子王瑜（字忠玉）。 上任后的苏东坡，在属地访察时发现了不少的问题。比如说，州学里的学生缺吃少穿的，朝廷还在向州学追收市易法所规定的利息，让州学在五年内限期缴纳。东坡学生上书朝廷，乞求将市易务书板赐给州学，不再估价收钱，以此来收拢读书人的心，保全国家的体面。 另外，杭州民间依照成例常会织一些轻疏糊药绸绢以备上交，主持验收的官员想有所挑选，而奸商们以及经营包揽代纳赋税的民户互相串通，不交好绢，渐成一种风气。致使京城的官吏和军人们，只要是发放了两浙地区的布绢做成的衣服，一般都质量低劣。 苏东坡经过走访，发现是一名因受贿被拘捕过的书吏的两个儿子在煽动民户闹事，使其进而闯进衙门向官府施压。这位书吏尚在关押期，但已买通狱吏装病出狱而逍遥法外。东坡将其重新收监，并关押了他的两个儿子，将这父子奸雄收押之后，乡里无不拍手称快。 然后，苏东坡再上奏朝廷，要对这种人重行朝典，以儆效尤。 “ 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 （《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忙完公事的苏东坡与同年莫君陈雨中饮于西湖之上跳珠轩，二人作诗以娱。 东坡先生以龙图学士、朝奉郎除知杭州军州事，七月到达杭州上任。莫君陈，字和中，时任两浙提刑官。两人早有交游，此次在杭州相遇，同在雨中观赏西湖，作此诗。 “我辈情钟，古来谁似龙山宴。而今楚甸。戏马余飞观。”重九之日，临濮县主簙监杭州在城商税、好友苏坚赋《点绛唇》，东坡先生看到后，于这秋高气爽之时，也意气风发地也唱和了一首。同日，还作了《浣溪沙》两首，钱勰有和。 九月十四日，朝廷大飨明堂，赦天下。 到了杭州的东坡，恰如鱼之入海，鸟之归林。 闲暇之余，苏东坡再游南屏，复录十六年前所作《激水偈》，还在刘季孙（字景文）所藏欧阳修帖后题了跋。与杨杰（字次公）一起听李贤师弹琴，书写了欧阳修赠给李师琴的诗词以赠。 按说，王巩在当时曾得到很多人的赏识，如前所言冯京、司马光，苏东坡兄弟更是对他青眼有加。丞相刘挚甚至与之结为姻亲，为子娶王巩女。宰相吕大防也“爱其才”，当王巩对除知海州不满意时，特改王巩知密州。但朝臣中也有不少人对王巩有看法，比如王安石就曾说他是个“孺子”。 不知何故，突然传来王巩被罢密州的消息，苏东坡与朋友们都不免为之叹息。 其实，苏东坡公务之余的游览，并非是单单地游玩。他在游览过程中发现，吴越钱氏政权时期所建造的一些连楼阁道，都是用巨大的木材建造的，非常宏伟壮丽。可如今都是历经风雨剥蚀，几近破败倒塌，可近几年监司财政拮据，对于修造尤其避而不谈，花费一万贯以上的，都不许擅自支出。 于是，东坡先生上书朝廷，自己经过统计的二十七处危房，预算共需维护费用四万余贯。请求朝廷支给本州二百道度僧牒，并且暂且依照旧数支公使钱五百贯，以供明年一年监修官吏的花销，以及下诸州刬刷兵匠应副去讫。 苏东坡得知，如今一遇大风天气，官吏们大都不敢在正堂中安睡。至于军用物资仓库，损坏得更为严重。自己也不想让朝廷增加经济负担，但如不及时修缮，三五年后必有更大规模的塌坏，到那时候再来修缮，就不是二百道度牒所能办到的了。 此奏状递上去之后，一直没有下文。 既然有些事情不是自己所能左右的，苏东坡就偷闲与曹晦之、晁之庄、徐大正、王箴、秦观一起出游。 遗憾的是，当时的知名僧人都外出或离世了，十五六年前自己常常手拄杖藜、脚踏芒鞋，往来于南北山，此间的鱼鸟都认识自己。而如今重到此地，只有一些晚生与自己怅然相对，令东坡先生不免感到悲哀与遗憾。 夜里，苏东坡就着采摘的荠菜，叫来内弟王箴一起饮酒。荠菜的美味使得东坡先生又想起了蜀中的巢菜，又感到一阵久久的怅然。 加之自己的学生、三十五岁的王适突然病故，东坡先生亦为之“数日悲恸”。 情绪有点低沉的东坡先生，收到了本州进士汪溉等一百四十人的联名上书，说朝廷如今科举取士令诗赋与经义各占一半，然而天下士子都在昼夜竞相学习诗赋。苏东坡听说川中士子学习诗赋的竟然占了十分之九，因此有上书朝廷对于学习经义与诗赋的录取名额进行一些平衡，以此来解除学习者的疑惑而安心学习。 可能这些问题牵涉到的社会问题比较敏感或复杂吧，朝廷上久久没有明确的答复。 深受皇恩一刻也不敢懈怠的苏东坡，经过走访，决定开挖杭州城周边的运河与疏浚西湖。因为他了解到如今的运河要想运送几百斛粮食，人力牛力用尽也只能半步半步向前挪动了。即使是官府的使者去传令，也有几天出不了城门的。而西湖的淤塞已经过半，水面日益缩小，茭白杂草不断滋生。当地老者都说，再过二十年，西湖甚至将不复存在了。 东坡先生就上奏朝廷，准备开始着手处理这两件事，为杭州的老百姓造福。 议定完疏浚运河和治理西湖的公事后，东坡又到应山祷雨，法曹毛滂赋诗述其事，东坡先生与之唱和。除此之外，邓宗古还乡，东坡也作诗为之送行。还有道潜初入智果院，东坡先生率宾客十六人相送，约定各赋诗一首，以《圆觉经》中的“大圆觉为我珈蓝身心安居平等性智”为韵，东坡分得“心”字为韵。 以承议郎充密阁校理通判杭州的梅灏（字子明），因得知其父爱好奇石，东坡先生就以在文登海上得到的如芡实般的白石相赠。梅子明为了表示感谢，作诗回赠东坡，东坡先生亦次其韵。 入冬后，苏东坡依照惯例分别给皇帝陛下及太皇太后上了《贺冬表》。接着，他听闻了流传当地甚广的一个感人事迹： 熙宁中，柯述（字仲常）通判漳州，柯述奉命赈灾，救活饥民无数。两只喜鹊栖于柯述居住的传舍(招待所)，柯述离漳时，许多百姓恋恋不舍，送行数十里，那两只喜鹊也飞翔相随不忍离去，人人称异，传为佳话。 柯述还因维持治安和治理水利有方，宋神宗召对便殿，对其才干甚为嘉叹，特书写柯述之名于屏风以备忘。由于柯述任职期间为读书人做了大量好事，又其本人着述丰富，福州、泉州两地文庙都以柯述从祀其中，泉州文庙之旁还曾经建有纪念柯述的祠堂。 东坡先生感其事迹，专门为其写《纪柯述瑞鹊》诗以褒扬之。 冬月初三，苏东坡有感于高丽使者借着前来朝贡的名义，想得到朝廷上的无比丰厚的赏赐，而当今的朝廷却没有从他们的行为中得到半点的好处。他们这些使者前来时，要建造楼阁亭台用于接待，还要调发农工，侵扰商人，各处都不堪其扰，公家与私人都有不堪重负之感。 如今又有高丽的五名使者与僧人前来，他们是勾结贿赂沿海无良渔民，借祭奠杭州高僧源阇黎（净源）的名义非法入境的，幻想进贡两座金塔，为皇帝及太皇太后祝寿，以此来换些厚赏。 苏东坡一眼便识破了他们的小伎俩，为了不增加朝廷及淮南、两浙和京东三路百姓的负担，就暂把通外的无良渔民收监，将高丽的所谓“使者”软禁在承天院。以朝廷清严，地方官不敢擅自奏报为由，先拖延时间，抓紧上报朝廷以妥善处理此事。 奏完高丽使者朝贡之事，苏东坡又得知浙西去年冬春因积水造成早稻无法下种。今年五六月份洪水退去，晚稻又遭遇旱灾，如今每斗米价值已升至九十钱，老百姓刚进入冬季就开始缺粮。两浙不种小麦，而明年的作物要到初秋才能成熟，历来缺粮的情况都没有今年这么厉害的。 所以，苏东坡再次上奏朝廷，恳请圣上可怜众生，早加赈济，以防饥民铤而走险去贩卖私盐或聚众造反。 内弟王箴此次前来杭州，本以为姐夫身为知州，家中应该蓄有歌妓，所以随身带来了一副拍板。到了之后，才发现拍板在姐夫家没有用武之地，但东坡先生觉得拍板还有些用处，至少可以用来陪博大士唱《金刚经颂》了。 这日，雨后下了点小雪，东坡先生因寒疾之故，端坐至夜。他与王箴饮了一些姜蜜酒，醺醺然便有些醉意了，遂亲自掌勺作荠青虾羮，吃起来味道极美。东坡还做过在黄州时期的“煮鱼羮”，客人们吃了都说有韵味，东坡想他日回乡，一定不会忘记重做一些这样的美味。 冬月二十六，苏辙出使契丹行到涿州，作诗三首寄给了兄长，东坡先生次其韵回寄。等到苏辙到了契丹，才知兄长的《眉山集》已经传到了契丹国。 年底前闲来无事，东坡先生与刘季孙（字景文）、王瑜（字忠玉）、詹适、周焘（字次元）时有唱酬。应两浙转运判官周焘之请，东坡先生还为周焘之父周敦颐的生平题了诗。 周父周敦颐此时已经故去十六年了，提到他，在当时确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周敦颐原名敦实，字茂叔，因避宋英宗名讳而改名为敦颐，号濂溪，世称濂溪先生，道州营道楼田堡（今湖南道县）人。此人与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同时也是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宋明道学的开创者，也是大理寺丞程珦两个儿子程颢、程颐的老师。 传闻太常丞蒲宗孟与周敦颐交谈三日，就十分投缘，老蒲深感周敦颐的崇高正大，旷达潇洒，就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周敦颐为继室。三年后生子周涛。 王安石亦对年长自己四岁的周敦颐充满了崇敬之心，时常觉得相见恨晚。 东坡先生自然是也对周敦颐十分仰慕和倾倒。但奇怪的是，苏东坡对于他的学生程伊川却是避之不及、嗤之以鼻，至于周敦颐先生是如何教导的二程，我们却不得而知。 第33章 开挖西湖的“总动员” 元佑五年（1090），正月。 五十五岁、以龙图阁学士、朝奉郎出知杭州的苏东坡正忙于朋友间的应酬，李公麟（字伯时）作洗玉池，东坡为其作铭。突然间又想起了黄州时期的生活，也许是为了“忆苦思甜”之需，东坡先生给当地的秀才潘丙（字彦明）去信详述了离别后的相思之情。 秦观的弟弟秦觏（字少章）秀才要归乡省亲，东坡先生作《太息》为之饯行。 所谓“太息” ，中医上原指叹息，叹气，指情志抑郁，胸闷不畅时发出的长吁或短叹声的症状。太息之后自觉宽舒，是情志不遂，肝气郁结之象。在这里的“太息”乃是太息世俗于新进有才华之士偏见也，苏东坡实以奖励、鼓舞新进为己责，是效仿恩师欧阳文忠公的提携后人之法。 已来杭州半年的仲天贶、王箴要回蜀中了，正好秦觏要回高邮，东坡便安排他们一起乘舟北上。 内弟的到来，使苏东坡感到家乡的亲情与乡音，心里有了一些来自家乡的乡土慰藉。离别之际，他挥毫为内弟写下了五首六言诗。后来，黄庭坚自戎州放还时，曾往游眉山见王元直，为之读了与东坡先生的六言诗与加上自己所唱和的共十首诗。遗憾的是，等到东坡先生北归之时，元直已卒于道中矣。 这是后话。 就在东坡先生忙于这些俗务之时，吕公着的女婿、范镇的侄孙范祖禹向朝廷上了劄子，要朝廷早日将苏东坡召回，为国效力。 范祖禹在劄子中诚恳地说，他认为苏东坡不仅文章为时所宗，名重海内，而且常以忠义许国，遇事敢言，一心不回，无所顾望。然而，当苏东坡在朝之时，屡遭诽谤，大概是因为他的刚正疾恶语力排奸邪吧，尤为王安石吕惠卿之流所憎恨。如今陛下正在举直错枉，别白邪正，以致今日之治，像苏东坡此人者，岂宜使之久去朝廷？（苏东坡听到此语，估计要恨得牙痒痒了） 范祖禹还说，况且苏东坡在经筵进读，最为有补。希望陛下早日将其召回还。今尚书缺官，现有一个苏东坡而不用，“不知更求何者为才也！” 数度乞外、好不容易才得以外任的苏东坡，当时幸亏没有听到范祖禹的话，不然非被气吐血不可。 二月初二，苏东坡的挚友李常（字公择）病故，次日，孙觉（字莘老）亦故去。 “早知身寄一沤中，晚节尤惊落木风。”（《次韵林子中王彦祖唱酬》）苏东坡在此诗的自注中沉痛地写道：近闻莘老、公择皆逝，故有此句。 在这种心情低落之时，苏东坡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家乡的老朋友蔡褒（字子华）、杨君素、王淮奇等，“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子待我归。荔子已丹吾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客。”就作了这首诗以抒怀，并专门写了信让在王箴给王淮奇带回去。 灾后的本州外邑乡野村民多人饿死在沟壑之中，苏东坡看到后又给朝廷上书，恳请皇帝及太皇太后可怜一下这些受灾的百姓，特许发放二百道度牒。用这些度牒招募饥民用于修缮官衙及公房，使他们不至于饿死，府衙的危房、运河与西湖的疏浚也能顺利完成。 随后，朝廷上委派提刑使、转运使和两路钤辖共同协商分配度牒，两浙路转运副使叶温叟却私下决定，仅分给杭州三十道。而人口只有杭州十分之一二的润州，却分得一百道，致使杭州百姓怨声载道。 面对这一情况与杭州三万石米粮的缺口，苏东坡知道必须要至少二百道度牒才能填补，所以他有一次上书朝廷为了杭州的受灾百姓据理力争。 寒食日，忙完公务的东坡先生与客人泛舟西湖之后，从孤山前去拜访参寥。自从苏东坡出任杭州太守，参寥就开始在西湖的智果院赁住了下来。 智果院里有一眼从石缝间流出的泉水，甘甜清凉，适合烹茶。参寥就取来了泉水，生起火，烹煮了一些黄蘖茶，让东坡先生与客人们尝饮。 话说喝着茶，东坡忽然忆起在黄州时的一些往事： 那时参寥从吴中来访，东坡先生将其安排在黄州的东坡居住了一年左右。一天，东坡先生梦见参寥写了一首诗，醒来后只记得有两句是：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只是，当时却浑然不解其意。 直到如今，在参寥这里喝着新煮的黄蘖茶，东坡先生才明白了七年前梦中的征兆。 此时的东坡先生，只见他四顾坛壝后，竟向参寥道：某生平未曾至此，而眼界所视，皆若素所经历者。（也就是说，我以前从未到过此地，但是眼前所能看到的，都像是在哪见过一样。）自此到忏堂前，（台阶）当有九十三级。众人上前数之，果如其言。 东坡先生还对参寥道，某前身，乃寺中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属耳。吾死后，当舍身为寺中珈蓝。之后，参寥果然遂了其愿为东坡先生塑了像，供之珈蓝之列，并留偈壁间，偈曰： 金刚开口笑钟楼，楼笑金刚雨打头。直待有邻通一线，两重公案一时修。 饮罢参寥沏泡的黄蘖茶，苏东坡带着王瑜、刘季孙、周焘等人又拜访了清顺（怡然）、道潜二僧及陈师锡。 这段时间，苏东坡与王诲的侄子王瑜、京东路转运判官张璹、两浙转运判官周焘、两浙提刑杨杰等人终日纵情于西湖周边的山水之间，访道潜、书道潜所作寒食清明诗；去龙井，馈元净禅师香茗，为其庆八十大寿；访刘季孙，并在刘季孙所藏的欧阳修帖后题跋。 隐居于徐州云龙山西麓黄茅岗自号“云龙山人”的张天骥与陈辅（字辅之）来到杭州，东坡先生带着他们游览了万松岭慧明院，品鉴了当年新采的新茶。 丹阳南郭人陈辅之，有着於陵仲子一般的节操，不娶妻不生子。 东坡问他，您有侄子吗？ 答曰，有。 东坡道，鲁山道州，就是先例。 辅之一笑说，赖古多此贤。 陈辅之这种陶渊明式的不解世事，饿着肚子还作着这样的诗，以为古先贤就能使人饱腹的人，苏东坡认为他虽然孤介寡合，但是却学行甚高，诗文过人，甚至还向朝廷举荐他出任学官。我们知道，在苏东坡所接触到的各色人等中，这种独立于世外之人倒是还占有一定的比例。 元佑五年（1090）春。 水旱交替的杭州城，突然间瘟疫四起。 知州苏东坡随即以官家的名义设立了安乐房，命医官为疫者治病。其中有一种叫《圣散子》的验方，因服用后而治好保全性命的不计其数。这个药方所用的配方都是很平常的草药，大约每一千钱就可以配置一千副药，一千副药就可以治愈一千人了。 苏东坡还招募了一些佛家信徒在楞严院中配置此药，从立春后开始向众人施舍，一直到第二年的春夏之交。那些凡是报名做此善事的人，都可以直接把钱物送到本院来，以便集合众人之力使这一善行可以长地久维持下去。 徐州的“云龙山人”张天骥，不远千里来到钱塘来见朱定国（字兴仲），顺便来拜访东坡先生。由于喜爱这里的风物，遂欲举家迁到这里定居。谁知，春尽思归，张道人是一会也不想在这待了。东坡先生写诗戏之曰： 羡公飘荡一孤舟，来作钱塘十日游。 水洗禅心都眼净，山供诗笔总眉愁。 雪中乘兴真聊尔，春尽思归都罢休。 何事却寻朱处士，种鱼万尾橘千头。 ——《次韵送张山人归彭城》 两浙路分司刘季孙（字景文）藏有一幅《王子敬（献之）帖》， 章惇数次想据为己有，但刘季孙始终不肯忍痛割爱。苏东坡、秦观在看了之后，虽没有生出夺人之美的念头，倒是都在后边作了题跋。 后来，刘季孙死后，其子竟以两千贯将其卖给太原的知州王防父。 应舍人王棫之子、汴京人王直方的小妾之请，“陌上花开春尽也，闻旧曲，破朱颜。”为其赋《江城子》。东坡先生知道王直方新丧正室，而钱塘人好唱《陌上花缓缓曲》，乃引其事以戏之。 时任福建闽漕的曹辅（字子方），给东坡先生寄来了当地建溪壑源的试焙新芽，这在当地可是上好的东西。因为当北苑茶被选为贡品后，当地市场上已经没有了北苑茶踪迹。惟有壑源诸处私下焙制的茶叶，其绝品几可匹敌官焙。可能是因为壑源与北苑为邻，山阜相接，相隔距离才二里余，所以其茶才香甘可口，在诸私焙之上吧。 富阳令冯君原来在黄冈任过职，在苏东坡与他相唔的时候，偶然间见到了自己当年赠给段屿的字。那年冬至，苏东坡得到黄冈县主簙段屿所赠的一方歙砚，所以回赠了自己的一幅字为谢。 春日里，东坡先生还带着刘季孙往龙山真觉院赏了枇杷，还在张先的诗集后题了跋。 苏东坡在祭祷了吴山水仙龙神后，开始了动员兴功开西湖的壮举。此时的杭城百姓都“父老欢悦”，东坡先生也意气风发地赋《南歌子》以抒怀。 此时的杭州已得到朝廷恩赐的度牒一百道，易钱米约共一百余贯石，以此来招募民夫，便可得十万功，所以作为知州的苏东坡才会有底气召开这样的动员会。一时间，“农民父老，纵观太息，以谓二圣既捐利于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馀弃，兴久发无穷之利，使数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岁，盖有泣下者。” 据说，当兴功开西湖的决定发出后，“吏民踊跃从事，农工父老，无不欢悦”。 元佑五年（1090）的端午当天，杭州的民众与游人齐聚钱塘门外的十三间楼，这是苏东坡经常与民同乐和现场办公的地方。 这天，西湖已经开始清淤，想到不久的将来西湖将会恢复到唐时的规模与盛况，东坡先生心中不免一阵阵的激动，“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游人都上十三楼。不羡竹西歌吹、古扬州”，他遂作《南歌子》以贺。 赋完诗词，苏东坡又趁热打铁地向朝廷的三省起请开西湖的六条状，准备大干一场，可是朝中也有不同意见。比如，转运司勾当公事、陆游的祖父陆傅就持有异议。 据说后来的绍圣年间，章惇为相，曾力荐陆傅为谏官御史，老陆遂被哲总召对。 陆傅当时想，章惇肯定会向朝廷说他与苏东坡在钱塘二人不合的事，就如实上奏哲总道： 臣任浙西转运司勾当公事日，苏东坡知杭州，当时修葺公廨及筑堤西湖，工役甚大，臣谓其费财动众以营不急，曾劝止。苏东坡遂怒怼郡官道，此举一二事，与诸监司议，皆以为然，而小丐辄呶呶不已。小丐盖指臣也。然是时岁凶民饥，得食其力以免于死徙者颇众，臣所争亦未得为尽是。 哲总听后默然不语。 章惇闻之亦不悦，以故（陆傅）仕卒不进。 第34章 杭州受灾，上书救民 五月初八，中书舍人、天章阁待制、国子祭酒颜长道卒。 在东坡先生的一众朋友里，杨元素、颜长道、孙莘老这几个人都是文思泉涌、文笔老练的主，但就是书法水平臭得很，其中尤以孙莘老最为严重。他本人写的字，过后甚至都不认识了，所以东坡先生与他见面时，老孙常常是为此而叹息。 如今，颜长道的去世，这些老颜过去写过的字迹，虽然看上去很丑但是也成了陈迹，睹之使人不免一阵哽咽。 苏东坡的同年兼好友晁端彦现出任江淮荆浙等路发运使，成了东坡先生的上司，东坡寄去了贺启。学生秦观也自蔡州奉诏来京，被除为太学博士，校正秘书省书籍。 东坡闲来无事，就将自己在黄州时期所作诗《寿星院寒碧轩》抄录下来，赠给通悟禅师。将以前唱和回先生的诗，重新书写赠给了偶遇晋陵（今常州市区）沈东老之子的沈偕。而沈偕所述的“回山人”就是八仙中的吕洞宾，此人字洞宾，道号纯阳子，自称回道人，河东蒲州河中府（今山西芮城永乐镇）人，道教主流全真派祖师，八仙之一。 五月二十九，正在为得到朝廷一百道度牒而欢欣鼓舞的杭州百姓，突然间又听说：两浙路转运司与提刑司向朝廷汇报说本路今年大丰收，不再有流民。请求尚书省收回度牒变卖的钱粮，以备其他时候支用，尚书省更是没有奏报皇上就下令取消了度牒。 苏东坡闻讯后，赶紧又向户部上了《奏户部拘收度牒状》，想恳请皇上季太皇太后可怜自己的孤忠，让那些缺粮的百姓得以活命按照原来的敕命发放度牒，也可免去圣上的恩命反复无常、失信于天下的风险。 过了三天，杭州城终于盼来了开挖西湖所需的度牒五十道，可以用来招募役者与缺粮的饥民开工了。同日，苏辙被除为龙图阁直学士、御史中丞。 两件好事的接踵而至，使得东坡先生又诗兴大发，喜赋《贺新郎·夏景》： 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渐困倚、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 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秾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 这几天，润州知州林希（字子中）老是寄来他的诗作，东坡作为老朋友与世交，都逐一唱和了一番。钱蒙仲来杭准备赴举，东坡先生就次韵了刘季孙的诗赠之。表弟程之邵（字懿叔）要赴夔州转运使任，东坡书写了一首诗为之送行，表弟程之元（字得孺）其时为广南东路提刑。 黄履（字安中）以翰林学士、龙图阁直学士知苏州，他给苏东坡来了启，等到到任后，又给东坡来了启，苏东坡回启相贺。 六月初九，苏东坡从朝廷的邸报上看到，哲宗皇帝发了诏书两道，大意是： 如今的水旱横生，灾难频发，民情不能上达，难道是朕的治理不当？还有就是，难道是怪朕的政令松弛，官吏们为非作歹而自己不知，徭役过重，人民困苦劳顿而自己没有觉察，忠言被阻塞，贤才被压抑而得不到重用？ 苏东坡读到这些，一时间感动得痛哭流涕。 他知道，哲宗皇帝自即位改元以来到今天不过五年，发出这样的诏书已经有五次之多了。面对这样如尧舜禹汤一样的圣君，作为臣子最不忍心去听到这样的话。 于是东坡先生觉得，如不想今后再听到皇帝说这样的话，就将自己在地方上的所见所闻，州县官吏是如何日夜伤残人民的肌体，离散人民的父子，破坏人民的生计的情况，冒死上奏朝廷。 苏东坡总结了一下，主要上书了四件事： 一是凡是现欠公家市易钱的民户，不再区分什么折纳和籍纳，一律按原来的规定施行，过去所收利钱及估卖到各种各种物色钱，已经达到官府本钱的数额没有丧失的，除了已经另外有人承买交割外，全部特予给还。不足官本的，允许贴纳收赎，同时不限年限。 二是熙宁四年以后至元丰三年以前新法规定，积欠盐钱有均摊人赔偿的，现今因贫困无物可交，经过多次朝廷恩赦，比照市易等钱，只交纳产盐场规定的本钱，其余一律免除。如今恳请圣上整饬有关部门，不再装模作样地审查贫困与否，不让奸吏们再咬文嚼字以阻塞朝廷的恩惠。因为贫富的状况是一目了然的，别让奸吏在篡改诏令，一切按原有的朝旨执行。 三是熙宁中叶，天下按王安石的新法办事，凡是有利的事，都让常平使者干了。而转运司每年的进项就只有田赋与酒税。由于人民贫困，酒税减少，以至于有德收酒税的官吏只能帮酿酒作坊干活，或是允许拿自己或借别人的产业当作酒税上交。州县官酒务的官吏办公地点甚至设在小民喧哗群饮的酒肆里，诱骗无知的百姓陷入欠账破产的祸患之中。因此建议朝廷，将元丰八年登极大赦以前所欠酒税的人家，不再审查所谓的贫富与否，或以第三等户以下为断限一律免除。 四是元丰年间，官吏们以绢予民而收钱，又是一些质地低劣的废弃之物，收取成倍的价钱，强行配给，以苟且免去自己失误所应受的责罚，这是利己而害民的馊主意。因此恳请圣上认真考虑此事的利弊，不以有无户主或是否冒名顶替，已经邻里之间因抱认而均摊的，全部特别开恩予以免除，这也是实事求是的平允办法，符合天道。 盛夏时节，东坡先生与两浙路分司刘季孙（字景文）、自己的学生、钱勰之子钱蒙仲一起到中和堂赏月赋诗。 赏月之时，东坡还想着给王定国去信，想让他代为拜见丞相刘挚，让刘挚找出自己的两个奏章看一下。近来奏事多被应允，东坡知道想必是刘大人的助力。还请刘大人再次帮忙，以便使得西湖最终恢复到唐时的规模，湖面扩大到接近山岭的地步。这样一来，谁再来出任杭州太守，就可以坐享其成这里的美景了。 七月七日，乞巧节。 东坡先生与苏坚各赋《鹊桥仙》一首，留织女桥上，刘季孙、杭倅袁毂等人亦唱和。 坤成节前后，苏东坡除了为太皇太后的生日上了贺表，还就杭州今年以来的水旱灾害向朝廷连上了两道奏状。恳请朝廷宽减杭州的粮食上供额，改收银绢，以免明年发生饥荒时，再从其他地方调运粮食来救济。那样成本将成倍的增加，而且饥饿之民，哪里还有钱去买米。 就在苏东坡在大力救灾并且致力于改造西湖周边环境之时，两浙转运判官张璹（字全翁）被罢，“吏民甚惜其去”。而庐州合肥人马瑊（字子中）也接替了王瑜为两浙提刑，东坡按惯例均奉上了贺启。 自号“无为子”的提点两浙路刑狱杨杰（字次公）赴京出任礼部员外郎，东坡先生以诗相送，老杨亦次其韵答之。 承天寺僧仲殊，祖籍安州（今湖北安陆）人，为诗敏捷立成，而工妙绝人远甚，善辟谷，常啖蜜。 南宋诗人陆游曾听自己的祖叔陆彦远讲过，仲殊的日常饮食如豆腐、面筋、牛乳等物，食之皆渍蜜，客人们多不能下箸。惟东坡性亦酷嗜蜜，能与之共饱。东坡先生还因此为之作诗《安州老人食蜜歌》道：安州老人心似铁，老人心肝小儿舌。不食五谷惟食蜜，笑指蜜蜂作檀越。 中秋节当天，苏东坡上书朝廷，就福建、浙江一带百姓有人为了贪图厚利，勾结高丽等国的奸细混入我朝，以致召来这些外国人对我朝带来骚扰等问题，请求朝廷将徐戬等私雕经板，私运高丽僧人的刁民加重处罚，以警告沿海一带的老百姓。 然后，再上奏状，请示朝廷下诏户部以及本路转运司、提刑司和两路钤辖司趁早在一起商量，明年应不应该准备常平仓的粮食，以出售后救助饥荒。之后，东坡先生还上报监司，陈述了西湖开竣工程的进展情况及有关事宜。 八月十八日，苏东坡在与苏坚等人观看了钱塘江大潮，唱和了《南歌子》两首，然后与曹辅、张大亨等人游览了西湖南山的昭庆寺。没多久，法云发秀禅师卒，吕大防（字微仲）为之作了碑文，苏东坡认为此人品行高洁，故还为之书了碑。 东坡先生在游览西湖的静轩寺时，偶然间见到了西蜀一带知名隐士张俞（字少愚）的遗诗。张俞原本居住于岷山之下的白云溪，他本有经邦济世之才，只因为太过自重，与世难合，故而老于草野之中，绝非槁项、黄馘（音果）那种欺世盗名之人。张俞早年还曾与苏东坡的先父有往来，出于对张隐士的仰慕，东坡先生就命寺中的僧人刻了他的诗文。 前段时间，苏东坡上奏的四件事，如今已经过了一百零八天，还是没有任何动静，甚至还传闻尚书省根本就没有收到过这些奏章。东坡忍无可忍，就又给朝廷上了奏章，恳请户部赶紧将自己重新上奏的奏章上报至尚书省处理。 有时候，东坡先生也会感觉到居官的好处： 他给好友钱勰致简，述说了在这秋高气爽的季节里，他常常五更就起床，白天有时一连几天也无事相扰，难得有整日吟咏的快乐。 吟咏之余，东坡还在当朝知名画家朱象先的画作后题跋。 朱象先，字景初，号西湖隐士，松陵（今江苏吴江）人。山水始规董、巨，而能出新意，笔力高简，润泽而有生理，出许道宁辈以上，驰名绍圣、元符间。相传少时画笔常恨无前人深远润泽之趣，一日于鹅溪绢上作小山，觉不如意，急湔云放尘，再三挥染即有悟见。自后作画多再涤去，或以细石磨绢，要令墨色着入绢缕。 题了画，东坡先生又去杭州天竺灵山寺拜访了元净（辩才）禅师。苏东坡自觉平生除了与辩才以观道的眼光互相关照之外，二人在缘分上暗中相合的地方也有很多。 第35章 杭人名之“苏公堤” 九月底之前，西湖的疏浚工作（包括疏浚茅山、盐桥二河及修六井，作长堤）终于如期完成，东坡先生带着属下到吴山的水仙王庙进行了祭祷。 自熙宁年间倅杭，东坡先生遍访民间疾苦时，即有开浚西湖之意。到了守杭之后，重新询访父老，征求修浚之策，及听取苏坚等人的建议，使知仁和县事黄僎“相度可否，及率僚吏躬亲验视，一一皆如坚言”，然后兴功开挖。杭州父老一百五十余人等来到府衙，向苏东坡献计献策，东坡接纳了父老的建议，人力财力得有所出。然后又听取了钱塘县尉许敦仁的建议，集思广益，然后制定出措施，申报三省后开始施行。 自从兴功至竣工，东坡先生皆风雨无阻、躬亲往之。 杭州本江海之地，水泉咸苦，居民稀少。唐代刺史李泌首先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复浚西湖，放水入运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顷。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开治，故湖水足用，近岁废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湖泽中葑菱积聚处，年久腐化变为泥土，水涸成田，是谓葑田）积二十五万余丈，而水无几矣。运河失湖水之利，则取给于江潮，潮浑浊多淤。河行闤闠中，三年一淘，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几废。 等到东坡守杭，始浚茅山、盐桥二河，以茅山一路专受江潮，以盐桥一路专受湖水，复造堰闸，以为湖水宣泄之限，然后潮不入市，且以余力复完六井，民稍获其利矣。 公间至湖上，周视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云，将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环湖往来，终日不达，若取葑田积之湖中，为长堤以通南北，则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吴人种菱，春辄芟除，不遗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种菱，收其利以备修湖，则湖当不复堙塞。乃取救荒之余，得钱、粮以贯、石数者万。复请于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值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图画，杭人名之“苏公堤”，后守林希榜书“苏公堤”于其上。 此堤起南讫北，横截湖面，夹道杂植花柳，中为六桥、九亭。六桥为：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江。 据传，堤新筑时，坡公日往视之。一日饥，令具食，食未至，遂于堤上取筑堤人饭器，满贮其陈仓米，一器尽之。大抵公平生简率类如此。 在修湖过程中，东坡先生曾致简明州守王子渊，向他借船开葑。 忙完公事，金华人方勺（字仁声）来杭应举，忽被同保进士讼其户贯不明，在东坡先生的照怜之下，得以就送，后遂获游公门。 这还不算，有个叫颜几（字几圣）的举子，此人“俊伟不羁，性复嗜酒，无日不饮”。当年秋试，颜几于考场中替代一豪门举子刘生考试，竟夺魁。后遭其他举子检举，入狱，久不得饮，密以一诗付狱吏送外间酒友诉其苦。狱吏将该诗呈坡，坡因缓其狱，至会赦得免。 后数年，颜几一日醉卧西湖寺中，起题壁间云：白日尊中短，青山枕上高。不数日而终。 钱勰（字穆父）自越州移知瀛洲（今宁德蕉城区洪口乡），而徐州的州学教授何去非，苏东坡认为他的文章及对于兵法的论述都异于常人，因此上书朝廷，并将老何所着《备论》等二十八篇文章一并呈给三省的大臣们审查，希望授他一个馆职。 十月二十六，东坡先生偕叶温叟、张璹、元之、侯临同游南平寺。僧谦准备的香茗白如玉雪，而蔡瑫准备的墨块黑如油漆，几个人于是啜着香茗，开始谈论起关于茶与墨的鉴赏之法。 老朋友滕元发（字达道）病逝，东坡先生写了挽词。 其时，苏迈兄弟几个都在杭州，东坡与道潜等僧人出游时，还会带上他们兄弟几个。随后，长子苏迈要离开杭州出任雄州（今河北雄县）防御推官，而苏迨、苏过则过解两浙路，赴试春帏，道潜以诗送之。 腊月初一，东坡先生游览了小灵隐寺，听林道人论了琴棋之事。 章衡罢知秀州任，胡深父前来接替。王岩叟（字彦霖）知开封时有善政，东坡致简胡深父对此赞赏有加，东坡还与老胡谈论了优价广籴之利。 先朝的环庆将官刘平，被俘后大骂敌人绝食而死的事迹，苏东坡是自小便知。如今，刘平的五个儿子中仅有西京左藏库副使、代理两浙西路兵马都监兼东南第三将刘季孙在世，可是都已五十八岁了。 于是，东坡先生上书朝廷，想为熟知兵书的老刘乞请到边境要害地段任武将，以便为国守边、荣立新功。 过了几天，果不出东坡所料，传来高丽国再次遣使前来朝贡，沿途扰费十去六七之事，朝廷才终于批准了东坡先生早期的上书。东坡先生此次有了朝廷的圣旨，令杭属诸郡量事裁损，对高丽使者不予理会，民遂受其利。 腊八节，东坡先生应孤山僧惠勤弟子之请，作《六一泉铭》以纪念欧阳公与慧勤禅师互敬互爱的一段佳话。几天后，东坡又与张天骥、苏坚等人游览了七宝寺，题诗竹上。元净（辩才）禅师作亭风篁岭上，名曰过溪，东坡题诗。除夕那天，杭州狱空，东坡亦题诗。 腊月十七，苏辙被授为龙图阁学士。 灵石多福院僧人子珪，素有戒行。从熙宁中叶到今天，曾两次派去修井，工作很辛劳，但不避风雨、任劳任怨。东坡乞请朝廷，若承蒙能赐给法师一个名号，那就请赐予其“惠迁”法号吧。 有一日，苏东坡坐视公堂，都商税务押到匿税人南剑州乡贡进士吴味道，此人以两大卷建阳小纱冒充东坡名衔，寄往京师苏侍郎宅邸，其行迹十分可疑。 东坡即唤吴味道上前，询问其卷中何物。吴味道恐蹙而前，曰：本人今秋忝冒乡荐，乡人凑钱为赴都之赆（离别时所送的路费），以百千就置建阳小纱，得二百端。因计道路所经，场务尽行抽税，则至都下不存其半。心窃计之，当今负天下重名而爱奖士类，唯内翰与侍郎耳！纵有败露，必能情贷。味道遂伪假先生台衔，缄封而来。不探知先生已临镇此邦，罪实难逃，幸先生恕之。 苏东坡上下打量了老吴一番后，笑呼掌笺奏书史，令其去封，换题细衔，附至东京竹竿巷苏侍郎宅。并手书一纸，付示谓味道曰：先辈这回将上天去也！无妨来年高选，当却惠顾也。 味道悚谢再三。 次年果登高第，还，具笺启谢殷勤，其语亦多警策，公甚喜，为延款数日而去。 这个段子的真伪如何，后人经过考证，东坡先生已于次年三月离杭，而元佑六年南剑州登第的进士中并无吴味道此人。 总之，不管事实究竟如何，足见人们在苏东坡身上寄予的美好期望。一方面说明了苏东坡对于路途中各级官吏的层层盘剥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东坡先生对于后辈读书人的真心提携。 这一年，苏东坡将祖母史氏所绣的幡帐舍于金山寺，还专门到伍子胥庙里参拜。婺源人胡伟、胡汲兄弟游学杭州，苏东坡还接见了他们十四岁的弟弟胡伸（字彦时），召与语，对胡伸大悦之。 不日，苏东坡的同乡好友王淮奇（字庆源）病逝，东坡致简其子表示了慰问。 在杭期间，东坡公务之余常流连于西湖周边或寺院里，他曾举荐祖印悟禅师为径山第十一代十方主持。携妓访问过大通禅师，并赋《南歌子》戏之。 毛滂被罢杭州法曹掾，赋《惜分飞》抒怀，东坡赞赏其词。 元佑六年（1091），大年初一。 明州（今浙江宁波）广利寺的怀琏（大觉禅师）病逝。 禅师怀琏，是一位令东坡极为推崇的高僧，东坡曾把父亲苏老泉一生珍爱有加的《禅月罗汉》画捐赠给怀琏所在的育王寺。怀琏（大觉禅师）曾以罗汉木相赠，苏东坡当时还借花献佛，转赠给了慈华大师去种植。 苏东坡还曾以恩师张方平所赠的鼎甗（音严）转赠怀琏，并为之作铭。如今的怀琏离世，东坡先生又为之作了祭文。 皇佑年中，仁宗下诏让庐山高僧怀琏来到京城，住在十方静因禅院，召他到化成殿对话，仁宗问他有关佛法的大意，怀琏回答得很符合天子的心意，就赐给他大觉禅师的法号。当时北方那些讲论佛法的人，都只在法界行相上用功，拘泥于因缘果报之说，所以士大夫中那些聪明特达的人，都愿意与怀琏相交往。遇到休息的日子，怀琏还没有起床洗漱，门外就早已站满了等候他的人。 仁宗皇帝属于无师自通，自然悟道，他与怀琏谈论问答，并亲自作诗赐予怀琏，前后竟达十七首之多。 至和年间，怀琏上书仁宗，请求回山寺以终余年。仁宗说，山也就是常在的法相，你还能回到哪里去？——不答应他的请求。后来架不住怀琏态度坚决的一再请求，英宗皇帝见挽留不住，就下诏准许他自由活动。 怀琏渡过长江后，在金山寺、西湖短暂逗留了几天，便回到了明州的阿育王山广利寺中养老。明州的士民共同出资建了一座很大的楼阁，把仁宗的赐诗收藏在阁楼内，并为此楼阁题额为“宸奎阁”。 如今，已经八十三岁高龄的怀琏坐化了，他的弟子来找到东坡先生说，宸奎阁至今还没有铭文。您曾经侍奉过仁宗皇帝，还与我们的师傅交游最早，所以写铭文这件事您不会推辞吧？ 于是，东坡为之作了《宸奎阁碑》，刻石于其上。 此碑高八尺，广三尺五寸，位于浙江鄞县。碑末称：元佑六年正月癸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充两浙西路兵马钤辖兼提举本路兵马巡检公事、武功县开国子、食邑六百户、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臣苏轼撰并书。 第36章 再被重用，两昆仲同闻国政 元佑六年（1091），上元节。 苏东坡游览了伽蓝院，并赋《浣溪沙》词寄给已经离任的杭州通判袁毂，袁通判如今移知处州（浙江丽水市的古称）。 伽蓝院的概念最初来源于古印度佛教，它是佛教僧团集体居住、修行和学习佛法的地方。随着佛教的传播，这一模式逐渐传至中国，并在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与本土化创新。伽蓝院不仅限于简单的僧舍和佛殿，而是逐步演变成了一套完整的宗教建筑群，其中包括殿堂、塔楼、禅堂、斋堂、藏经阁、山门、浴室等多种功能性建筑。 正月十八，苏东坡的同年、两浙路转运副使叶温叟（字淳老）罢任，由王皙（字微之）继任。东坡赋《浣溪沙》为之送行。 “阳羡姑苏已买田，相逢谁信是前缘。莫教便唱水如天。”东坡与老叶志趣相同，二人都已在阳羡和姑苏买了田宅，准备致仕定居、脱离尘世而去。“我作洞霄君作守，白头相对故依然。西湖知有几同年。”苏东坡想对叶温叟说，若让我来担任洞霄宫提举的职务，而由您来作杭州州守官。这样，咱们二人就又可以白头相对，故旧依然了。 同日，老朋友王定国因龙图阁学士苏辙的举荐，除知宿州知州。 当苏东坡从邸报中看到这一消息后，赶紧致简王定国，以人才稍出为社稷之喜。但是，王定国仍屡为朝中小人所诟病，宿州之任没多久就被罢免。 这是后话。 王巩的仕途不畅达，但秦观则有不同，现在刚刚被除以秘书省正字（正九品下，掌雠校典籍，刊正文章）。 秘书省，是我国古代专门管理国家藏书的中央机构。秦始皇焚书后，天下藏书几为一尽。再加上手抄方式和简帛载体的限制，对于普通人来说，图书是至为珍贵的物品。西汉以来，朝廷曾多次下诏求书，藏于宫内秘府，等闲人难得一见，“秘书”一词即由此而来。 唐宋以后，印刷出版技术逐步成熟起来，图书数量越来越多。在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秘书省的重要性逐渐削弱，最终被其他机构取代。秘书省的兴废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古代官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史。 正月二十六，朝廷上决定召苏东坡还朝，任吏部尚书，由熊本接替杭州知州。 原来，苏东坡来杭前，熊本是杭州知州。为了苏东坡的到任，任期刚一年的熊本就从杭州调任金陵，如今朝廷要启用苏东坡，就让熊本重新回到了杭州。为了苏东坡的任用，可见朝廷的良苦用心。 东坡先生在杭州时，原本的通判是袁毂，而袁毂如今移知处州，高升了，继任者为杨蟠（字公济）。而杨蟠早有诗名，元佑中曾继毛渐知高邮军事，人称“文章太守”，因此这一时期东坡与之的唱酬颇多。杨奉议作了《梅花十首》，东坡先生都一一和之。 关景仁曾以梅树为礼物相赠，苏轼将梅株栽于堂屋外面向阳的地方，写下《红梅》二首以表感谢。关景仁，字彦长，钱塘人。进士出身，多才多艺，音律、历数、草隶、图画无所不精，尤长于诗。英宗治平二年为丰县令，曾对县城进行过较大规模修建。又尝为钱塘令。 “为君栽向南堂下，记取他年着子时。酸酽不堪调众口，使君风味好攒眉。”（《谢关景仁送红梅栽二首·其一》）这首诗以梅花作为思念关景仁的象征物，藉梅花表达忆友之意象，道自然之法则，抒真诚之情怀。 其中的“使君风味好攒眉”说的是远法师结白莲社，尝以书召陶渊明的往事。渊明曰：“弟子性嗜酒，法师若许饮，即往焉。远因勉入社，渊明攒眉而去。 黄州人唐垧（字林父）要赴鄂州任，苏东坡作诗以送。 老唐非常喜欢书法，家藏有据说是唐时智永禅师、欧阳率更、颜鲁公等六位书法家的真迹。某日，老唐送给苏东坡两束诸葛笔，每束十种，奇妙之极，唐垧是想以此来求得东坡先生的行草书，所以当时东坡就乘醉书写行草数纸赠给了老唐。 嗜好吃蜜的僧人仲殊颇具文人的做派，他冒雪饶有兴致地游了西湖，并且赋诗两首后就云游去苏州了。 “乞得汤休奇绝句，始知盐絮是陈言。”（《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其一》）这是东坡先生唱和仲殊的诗，在诗中，东坡将仲殊与广陵善属文被赐还俗，后位至扬州从事史的沙门（出家修道者之通称）汤休相提并论。 清时学者纪晓岚在读到这两句诗时，异常兴奋道：“结出古意，是古法。” 但是同一时期的苏学研究大家王文浩却认为：此诗与宋庠（音响）的《北台》诗“诗成无所况，题作咏怀篇。”同法，纯是一首咏怀之作。而纪晓岚却对前几句中的意境不自觉，亦不悟，“宝云楼阁闹千门，林静初无一鸟喧。闭户莫教风扫地，卷帘疑有月临轩。”（同上）轻易放过了“林静”一句，故自始忽略至终也。 宋庠，初名郊，字伯庠，入仕后改名庠，更字公序。北宋文学家，工部尚书宋祁之兄。祖籍安州安陆，后迁居开封府雍丘县双塔乡。 天圣二年，宋庠状元及第，成为“连中三元”（乡试、会试、殿试均第一）之人。宋庠与弟宋祁并有文名，时称“二宋”，但诗多秾丽之作。 苏东坡又给老朋友致简钱勰，要他移知瀛洲（今河北沧州河间市）路过扬州时，强制米芾拿出他的藏砚代为一观。 因为东坡先生在前天书写《米元章山砚铭》时，突然觉得此砚很奇特，他知道此砚出自鄱阳湖的石钟山。是一个善于发现瑰宝的盗贼砍削了山上的石钟而得到的，而这个特别的盗贼就是嗜石如命、自号“楚狂”的米芾。米芾还借山名命名他的宝砚，因此东坡没有机会看到，就只有拜托老钱替他先睹为快了。 二月初四，苏东坡在被授予吏部尚书后又被除为翰林学士承旨。同日，弟苏辙以龙图阁学士、御史中丞为中大夫，守尚书右丞。 接到任命后，苏辙上奏道： 臣幼时与兄长同受业于先君，臣薄祜早孤，凡臣之宦学，皆兄之成就。今臣蒙恩与闻国政，而兄亦被召还，本除吏部尚书，复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尤不惶安。况兄长之文学、政事皆出臣上，臣不敢远慕古人举不避亲，只乞寝臣新命，得与兄长同备从官，竭力图报，亦未必无补也！ 可是，朝廷上没有批准，仍然对兄弟二人予以了重用。 不仅如此，朝廷还赐其父苏洵的坟侧精舍为旌善广福禅院，苏洵被追赠为司徒，母程氏追封为蜀国太夫人。 时任福建闽漕的曹辅（字子方）携子曹崇之来到钱塘，苏东坡与代理两浙西路兵马都监的刘季孙、侯临陪同他游览了净住院。在净住院，东坡先生书写了唐代柳宗元创作的一篇散文《东海若》，并令寺院刻石流传。 《东海若》是柳宗元以寓言形式写成的宣扬净土信仰的文章，可能由于其浓厚的宗教色彩，因此历代“柳学”研究者对此很少问津。其实，在《东海若》提倡净土信仰及念佛、持戒等修行实践的背后，隐含着柳宗元火热的现世关怀与冷静的理性思考。 从净住院出来，几个人又到真觉院观赏了瑞香花，并赋诗。瑞香花这种花，原产庐山一带，其他地方均无栽植，古时并不为人所知。但如今已被广植，江西赣州市更是将其列为“市花”。 我们知道，前吴越国钱氏的坟庙多在杭州境内，而钱氏的忠诚朝野共知。神宗皇帝深深体察钱氏的忠心，特别给妙因院改名，赐名为“表忠观”，使其后裔、道士钱自然住持。如今，钱氏所在杭州的田产及房屋还有租税可收，但后世的官吏们却没有将这些钱财全部用于钱氏宗庙的修缮，以至于如今的钱氏坟庙依旧是破败荒芜。 苏东坡因此又上书朝廷，希望朝廷下旨，令杭州诸县的官吏将钱氏的租税全部用到修缮表忠观等钱氏的坟庙上，以实际行动感恩钱氏对朝廷的贡献。 同日，苏东坡收到了以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召还的诏命，继任者已经暂定为林希。 这令苏东坡感到一阵阵的后怕，他甚深知自己性格过于刚毅与偏狭，怎敢在衰病的余年再去触碰党人的明枪暗箭呢！虽然自己明知没有私信与罪过，但是党人的暗箭伤人的本领自己还是深有体会的。 苏东坡上书朝廷，如果陛下不认为自己无能，还想继续使用，那么就将自己派往一个重要的、难以治理的边疆地区，以便精忠报国、死而后已。只是不愿待在朝廷上，使党人猜忌，再射暗箭。 此时的东坡先生，已经是老眼昏花得极为厉害，所写的奏状也只有写成大字了，这些对圣上的不够恭敬之举也令东坡深感不安。 不管东坡这边是怎么想的，原杭州法曹毛滂与苏州的通长老，还是满怀热情地为自己的老上司、老朋友的高升寄来了贺启。 在将要离杭的日子里，一些善后的工作东坡先生还是要做的，他首先给远在瀛洲老朋友钱勰致简，拜托他照看一下寓居在其属地自己的亲戚柳子立秀才。 驸马都尉张敦礼（字君予，熙宁元年选尚英宗女祁国长公主）来聘净慈寺的法涌大师前去住持京师的法云寺。法涌大师要离去，苏东坡作诗送行，后东坡又安排楚明（字明老）继法涌之后住持净慈寺，楚明从之。 阳春三月三，江南的春天早已到了雪尽之时，东坡又与客人饮于快哉亭，至醉方归。 而收到两浙提刑马瑊的信已经好几天了，东坡看到马瑊寄来的新诗极为清丽，很想唱和一番，但是由于酒醉，不敢率意趁韵。于是写一手帖派人送给马瑊，希望马瑊索要的和诗再宽限自己几日。 但这几天，苏东坡倒是作了一首《书浑令公燕鱼朝恩图》诗，字里行间都是在缅怀唐代铁勒族浑部皋兰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青铜峡市南） 人、唐朝中期名将、朔方节度留后浑释之之子浑瑊浑令公的。 因为，苏东坡对其的评价是：“秦之由余，汉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浑瑊之流，皆蕃种也，何负于中国哉？” 第37章 东坡遇琴操——红颜知己一段情 东坡诗中的浑瑊，本名日进，浑瑊精通骑射、武功过人，生性谦虚谨慎，虽位至将相，但从未有自矜之色，深受唐德宗信任，得以保持功名终生。时人常将其与金日磾相提并论。 后世亦有将其与李晟、马燧并称为唐德宗时三大名将之说。 浑瑊自唐玄宗天宝初年从军以来，转战西北，大破阿布思；平定安史之乱、周智光叛乱；平定仆固怀恩叛乱；屡破吐蕃、回纥；血战奉天，讨平李怀光叛乱等征战五十余年，为维护唐朝的统治立下了卓着的功勋。 唐贞元十五年（799年）冬季，浑瑊卧病。十二月二日，浑瑊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四岁。德宗得知噩耗，极为悲痛，为他辍朝五日，大哭不已，群臣都前往延英殿奉慰。德宗追赠浑瑊为太师，谥号“忠武”，赠绢布四千匹、米粟三千石。后丧车即将抵京时，德宗又为其辍朝 ，命京兆尹监护其丧事。 由于爱屋及乌，浑瑊的两个儿子也因为父亲的荫庇，成为当朝达官。 至于苏东坡写此诗的出发点是不是为了展示自己对于朝廷的忠心，我们不得而知，但后世的学者们经过考证，这首诗是《东坡集》里收录的最后一首诗。 这本《东坡集》为东坡先生亲手编录，随其出处，古律诗相间，因此谬误极少，于东坡在世时已经行世。至于此后的诸如《后集》、《内制集》、《外制集》、《奏议》、《和陶集》、《应诏集》等六种集子，不管是杭本还是蜀本，也许都不是东坡先生亲手辑录。甚至，收诗止于建中靖国元年的《后集》与收诗止于元符三年的《和陶集》行世时，坡公已不在人世矣！ 苏东坡写完歌颂浑瑊的诗作后，又根据宣德郎、前权知信州军州事侯临在现场考察后的建议，决定自浙江的上流石门处，并山而东，开凿运河以达江。主要目的是为了规避横亘江中的浮山之险。东坡先生还曾与两浙路转运副使叶温叟、两浙转运判官张璹、侯临、张弼都还亲自到现场察看过。 因为浙江大潮来自海东门，势如雷霆，而浮山峙于江中，与渔浦诸山犬牙相错，洄伏激射，遂沉公私船只不可胜数。苏东坡经过与众人的商量，决定自浙江上游的石门，并山而东，开凿运河。引浙江及溪谷诸水二十余里，以达于江，又并山为岸，不能十里以达于龙山运河，以避浮山之险。众人经过谈论，都觉得这是件无穷之利的大好事。 于是，苏东坡便上书朝廷，想争取一点朝廷的钱物上的支持，好将此事办成。 谁知，苏东坡的奏状递上去之后，朝中有些人或因嫉妒东坡成功，便撺掇着当地的官员“力排之”。是故，此事最终也就不了了之了。 转眼之间，苏东坡的杭州知州任就要到期了。回想起这几年的岁月，东坡先生不禁感慨万千： 这期间，东坡先生曾举荐过州城（隶属今山东泰安市东平县）人欧阳经，此人家世业儒，经尤颖异。登进士第后，辄乞归，建一草堂，日读书其中。起初曾为杭州幕官，以诗文见称。后经东坡先生的举荐，官至朝散大夫知封州（治所义宁县在今广东新兴县东南、开平县西）。 东坡还曾举陈觉民应制科，赞赏过龙井辩才的先生、僧若愚的诗文“当日当能振辩才家风”。当东坡先生曾在双桧堂前手指二桧，说了上句“二疏辞汉去”，徐璹当即对出下联曰：“大老入周来”，东坡对此句击节久之。 守杭之际，东坡先生尝与常州江阴人胡哲以及富阳人、秘书丞李友谅、朱照僧、钟守素、思聪（闻复）禅师、遵老从游。做过《二鱼说》对于世上的乱发火后追悔莫及与欲盖弥彰的两种行为感到悲哀，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警示。同时，施舍了亡母程夫人遗留下来的簪子与耳环，并命画工胡锡来画佛像，用来追荐父母在阴间得到福佑。 东坡守杭时，不仅当庭嘲笑过贪而无耻的县官，还流传过他断案的一个段子： 有人欠二万绫绢钱不还被告上府衙，东坡遂呼之上堂。询问之下，方知此被告几代人以制扇为业，今春以来，适父死，又加上连雨天寒，所制不售，并非故意不还绫绢之资。 苏知州熟视久之，曰：姑取汝所制扇来，吾当为汝发市也。 须臾扇至。东坡取白团夹绢二十扇，就判笔作行书草圣及枯木竹石，顷刻而尽，即以付之，曰，外出速偿所负也。 其人抱扇泣谢而出，始踰府门，而好事者争以千钱取一扇，所持立尽，后至而不得者，至懊悔不胜而去。遂尽偿所逋（拖欠），一郡称嗟，至有泣下者。 再有就是苏东坡与官妓琴操的故事： 琴操可谓一生坎坷。她原名蔡云英，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在她十三岁那年，父亲犯法下狱，她受到牵连，被充为歌妓。琴操很有才华，她曾经将秦观的《满庭芳》一词换韵，就是将每句的韵脚换掉，但是不害原意。 琴操因此才名大振，轰动一时。 事情是这样的：苏东坡与下属们在西湖游玩，有一倅闲唱秦少游的《满庭芳》，偶然误举一韵云：画角声断斜阳。当时，适琴操在侧，曰：画角声断谯门（建有了望楼的城门），非斜阳也。 倅因戏之曰：尔可改韵否？琴操即改阳字韵，云：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斜阳（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殇（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茫茫（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低墙（孤村）。 魂伤（销魂）。当此际，轻分罗带，暗解香囊（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狂（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有余香（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昏黄（黄昏）。 东坡闻而称赏之。 之后，因东坡游西湖，戏琴操曰：我作长老，你来试问吧？ 于是，琴操云：何谓湖中景？ 东坡曰：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 琴操又云：何谓景中人？ 东坡曰：裙拖六幅潇湘水，鬓亸巫山一段云。 琴操又云：何谓人中意？ 东坡曰：惜他杨学士，憋杀鲍参军。（意思是琴操的才华令这两个人都为之失色。） 琴操再云：如此究竟如何？ 东坡曰：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琴操遂彻悟，即削发为尼，从此青灯古佛，长伴孑影。 琴操真的彻悟了吗？这个可怜的女子，在二十四岁的时候就香消玉殒。如果琴操真的看破红尘，又何以如此短命。 相传，东坡得知琴操圆寂以后，面壁而泣，惭愧不已。有人说，东坡将琴操从牢笼里救出来，又给了她更坚固的牢笼。这个牢笼叫作“爱情”。琴操身为歌妓时，犹能拥有一个鲜活的人生，但爱情的牢笼却无处不在，最终把她挤压得粉碎，风化成齑粉。 琴操出家后，苏东坡、黄庭坚、佛印曾多次来玲珑山探望她，一起品茶煮酒，吟诗作对，也曾劝她回杭州，无奈琴操心意以绝，东坡只好借酒消愁，醉卧在玲珑山上，留下了许多遗迹和动人的故事。 琴操的轶事甚多，包括与苏东坡交往的种种趣闻，她受到苏东坡的赏识，引为红颜知己。一天，两只游船相撞，十六岁的琴操与已到知命之年的苏东坡相遇。当时苏东坡是杭州知府，琴操是名噪一时的歌妓，后来她虽已被东坡赎身，但受到世俗和伦理的束缚，两个有情人终不能结为连理。琴操曾为东坡抚琴一首，被东坡的好友佛印称为百年难得一闻。 民国时，郁达夫、林语堂和潘光旦还曾来玲珑山拜谒过琴操墓，见琴操如此的声名远扬，但翻遍八卷《临安县志》却不见有关琴操的记载。气愤的郁达夫作诗叹道：“山既玲珑水亦清，东坡曾此访云英，如何八卷《临安志》，不记琴操一段情”。 东坡生性率真，平时饮食衣服皆草草，到了杭州更是如此。 夏季，他喜欢到祥符寺琴僧惟贤房间休憩，到了之后则脱巾褫衣，露两股于榻上，令一虞候（虞候在宋代是一种军事官职，其职责包括军中警戒、巡查安全等行政事务）搔之，起视其岸巾，止用一麻绳约发尔。 虽然东坡先生的生活细节不太讲究，但是每逢作文援引或有赋咏及着撰所用故实，虽目前烂熟事，必令从学于自己的秦觏与叔党诸人检视而后出。 隐居于杭州西湖的林逋，其性孤高自好，喜恬淡，勿趋荣利。长大后，曾漫游江淮间，后结庐杭州西湖的孤山。常驾小舟遍游西湖诸寺庙，与高僧诗友相往还。每逢客至，叫门童子纵鹤放飞，林逋见鹤必棹舟归来。作诗随就随弃，从不留存。隐居孤山，终生不仕不娶，世称“林和靖”。 林逋携鹤长为诗，其语孤峭浃澹，自写胸意，多奇句，而未尝存稿。风格澄澈淡远，多写西湖的优美景色，反映隐逸生活和闲适情趣。 又酷爱梅花、仙鹤，故有“梅妻鹤子”的典故。 东坡先生因慕其“清节映世，闲淡浑远”的品格，又因当时钱塘有座水仙王庙，林和靖的祠堂正好距之不远，遂移林和靖的神像配食水仙王。 东坡离任前，范仲淹的后人中有一位宣德郎曾赠给他五两黄金、一百五十两白银作为盘缠，此人在东坡离开黄州时，就曾经馈赠过钱财，那时的东坡已近乎乞丐尚且不收，何况今天。东坡先生索性将这些钱财运到杭州后，当做此宣德郎的意思，施舍给了自己在黄州创办的病坊。 临别杭州之时，东坡先生将与自己一同进身退处，历经惊险与安泰，但从无忽燥忽湿的一方龙石砚留给了道潜（参寥）。东坡还与道潜开玩笑说，此砚也要跟随参寥子一同出家，将要去过寂寞的生活了。 东坡在杭期间，曾吟咏过白云峰所产的白云茶，还在寿圣寺亲植海棠一株，给招贤寺的尉迟贡井、梅泉书过匾额。煮茶下竺，题诗水月寺。还流传东坡先生在西湖边修建过一座水明楼，带着王朝云一起前往游览。等等。 第38章 湖州再作“六客词” 东坡先生要别杭时，初到杭州时健在的几位高僧有：讲戒律的辩才大师与臻大师，讲禅定的有琏大师和嵩大师，如今只剩下辩才大师了。鹤发童颜的辩才邀请东坡日后再来杭州，东坡先生也当场答应了辩才。 二十年间，两度治理此郡，杭州当地百姓念其善政，以至于“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 两浙提刑马瑊（字忠玉）与代理两浙西路兵马都监刘季孙（字景文）等同僚都到西湖边为东坡先生饯行。马瑊当场赋了《木兰花令》，刘季孙亦赋诗，东坡一一唱和。 元佑六年（1091），三月六日。 东坡先生独自来到了巽亭，在这里作了《八声甘州》，向道潜（参寥）季南北山的诸道人作别。巽亭在杭州东南的缙云县南龙津桥上，为宋御史詹适建，在此处能观钱塘江潮。 詹适，字德远，缙云人，北宋嘉佑四年进士，为官正直清廉，曾任御史台主簿，入为龙图阁学士。詹适在龙津桥上建“巽亭”，并宅于其上。 詹适与东坡是好朋友，苏东坡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贬后，詹适亦以苏党被罢。其时，詹适曾邀苏东坡到缙云，宴饮唱和于龙津桥上的巽亭，并为东坡赋“宣德小饮巽亭”（已佚），东坡则以“次韵詹适宣德小饮巽亭”诗和之。 道潜是东坡先生在徐州任上认识的，两人一见如故，结为莫逆之交。 参寥子以精深的道义和清新的文笔为东坡所推崇，东坡称之为“新诗如玉屑，出语便清警。”。与东坡相比，参寥子是真正的闲云野鹤，他常在朋友危难之时赶来陪伴，在朋友渡过艰难、否极泰来之际重又遁迹山林。 之后的日子里，两人依旧诗书往还不断，但参寥子再没有与苏东坡能长时间相处的机会了。这年寒食日，东坡先生罢杭州任，他来到智果院参寥租住的禅房精舍与之辞行。其时，参寥的新居已经建成，新居下有一眼异常清冽的泉水，东坡为之作了《参寥泉铭》。参寥也作诗《别苏翰林》诗。 离杭赴京前，苏东坡选择了自下塘路北上，取道湖州至苏州。这样做的目的是，东坡早听说浙西地区连续两年遭受水灾，苏州与湖州最为严重。但百闻不如一见，东坡想实地察看一番，所以就选择了这一路线。 到了德清县，东坡先生与刘季孙、鲍朝懋、郑嘉会、苏坚等人一起游览了半月泉。半月泉在今湖州市德清县城关镇（现改为乾元镇）北门外石壁山之阳，为晋咸和间僧昙开凿，石罅如半月，泉水清冽，初名灵泉，后更名半月泉。泉畔曾有慈相寺、然泉寺。 舟泊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时，苏东坡在离苏州尚有五里水路的舟中做了一个梦，梦见仲殊禅师在弹奏一张古琴，这张琴有十三根琴弦但弦多有损坏，因此发出的声音非常奇怪。 东坡记得在梦中问仲殊道，琴为什么有十三根琴弦？ 仲殊不答，只诵了一首诗道：度数形名岂偶然，破琴今有十三弦。此生若遇刑和璞，方信秦筝是响泉。 东坡先生醒来后，仍然清楚地记得这首诗，因此就将该诗记了下来。他想，如果今晚仲殊禅师能前来见自己，就将此诗拿给他看。谁知刚写到这里，笔还未停下，就听见了仲殊前来的叩弦声。 东坡顿时惊叹不已，遂把这首诗送给了仲殊。 苏东坡与曹辅（字子方）、刘季孙（字景文）、苏坚（字伯固）、张弼（字秉道）等人过吴兴时，会晤了州守张询（字仲谋）。 湖州这几位崇拜苏东坡的年轻人：曹辅、刘季孙、苏坚、张弼以及以左朝请郎出知湖州的州守张仲谋，有人与东坡是世交，有人即将成为东坡的下属，五人相约一起宴请东坡先生。 席上正好六人，东坡先生不由说起十五年前湖州六客相聚的往事，如今“六客”中五人都已作古，令人无限唏嘘。也许是为了活跃一下气氛，张仲谋斗胆请东坡先生再作“六客词”，该词仍是一阙《定风波》，是为“后六客词”。词曰： 月满苕溪照夜堂，五星一老斗光芒。 十五年间真梦里，何事？长庚对月独凄凉。 绿鬓苍颜同一醉，还是，六人吟笑水云乡。 宾主谈锋谁得似，看取，曹刘今对两苏张。 到了苏州，东坡会晤了翰林学士、知州黄履（字安中）。至于黄履的为人，在朝廷中都没有把他当正派人来看。 孙升升任中书舍人，给东坡来了启，苏东坡回启表示了祝贺。监察御史孙升曾上奏朝廷，说任用苏东坡的翰林学士的官职应以王安石为戒，不可再加进。 老孙觉得，苏东坡这个人，论文章学问世人所服，然德业器识有所不足。所以，此前就不能很好地保持自重，以至于讥谤朝廷得罪于先朝。若是让他辅佐经纶，就应吸取此前王安石的失败教训。 在常州，东坡与“后六客词”中的张弼（字秉道）一起游览了净土院，观看了牡丹并赋诗。在润州，东坡会晤了林希，还赋了《西江月》赠之，闲居在润州的大科学家沈括也出来迎见了东坡先生。 张弼作为东坡先生的崇拜者，他把东坡送到润州后，就要返回杭州了，东坡赋了《临江仙》以赠。道士蹇拱辰在润州为东坡先生送别之际，也得到了东坡先生作的留别诗。 在金山，东坡先生专门拜访了了元（佛印）禅师，还为其画壁。我们知道，了元（佛印）禅师这位活泼有趣的的僧人，一度都是东坡先生的“最佳损友”。 本月，苏过、苏迨都被举荐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但都落第了。还好苏迨娶了欧阳修三子欧阳棐之女，作了欧阳修的孙女婿，这倒也是大喜事一件。自己的两个儿子落第，但有四位与东坡先生有过交集的学子进士及第了。他们分别是：李新登、鲍慎由（字钦止）、刘棠（字君美）与周行己。 李新登是简州阳安（今四川简阳）老乡刘泾（字巨济）曾极力向自己举荐过的人，刘泾号前溪，善作林石槎竹，笔墨狂逸，体制拔俗。亦工墨竹，以圆笔作叶，成都太智院法堂就有他的松竹画壁各一堵。 鲍慎由尝从王安石学，又亲炙苏轼。为文汪洋闳肆，诗尤高妙。后徽宗召对，除工部员外郎。历知明州、海州，奉祠，卒年五十六。尝注杜甫诗，有《夷白堂小集》。其交游甚广，与黄庭坚交往甚密。 鲍慎由黄南鲍氏一族中的杰出代表人物，其书法成就受到着名书法家米芾赞赏，米芾在其《书史》称“能行书者，宣德郎鲍慎由”。鲍慎由颇有书法鉴赏力，与着名画家兼文学家张舜民、宋宗室画家赵大年交往甚密。 鲍慎由着述颇丰，其和鲍彪所作的“鲍注”是重要的《杜诗注》，是现代研究杜诗的重要史料。据《鲍氏宗谱》记载，鲍氏一族有乡贡进士13人。鲍氏一族在两宋（明代1人）共取得进士63人，特奏名进士30人，乡贡进士13人，共计有各类进士106人。 这些乡进士虽然不及进士、特奏名进士，却是最基础的士人阶层，是朝廷强化乡村社会道德、礼义教化最基层的执行者，对稳定乡村社会起到重要的作用。一个家族有如此规模的科举成就，不仅仅傲视处州府，甚至在全国来说都是为数不多的。鲍氏在宋代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鲍彪在其谱序中称其“东南推为仕族不在他姓后者”。鲍家不仅文官为官清正，还有尽忠报国的武将。 刘棠这个人，其诗文备受东坡的称赞。 刘棠之父刘弼，与黄庭坚同登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丁未科许安世榜进士。因其父刘弼在京城开封为官，刘棠后来到开封府就学。元佑五年，刘棠参加开封府庚午科乡试，荣登举人榜首，翌年考中进士。其次子刘琮为大观四年（1110年）庚寅科进士。三代皆登进士榜实属罕见，因此，后被宋徽宗钦赐“奉天诰命三代”金匾，留下了“流溪头，彭城厝；父子孙，三进士”的佳话。 刘棠有文才，他的三篇文章《纲举而网疏赋》、《舜不穷其民论》、《劝农孔孟二策》被推崇为考场范文。尤工词赋，同陈俌并称为“漳岩赋虎”，旧志誉之为“开一邑文教之先”。 元佑中，刘棠在省试中的文章《舜不穷其民》中有警句云：“桀纣以淫虐穷，幽以贪残穷，厉以监谤穷，战国以侵伐穷，秦皇以督责穷，汉武以奢侈穷，晋以夷狄穷，隋以巡幸穷，明皇以隐户剩田穷，德宗以间架税屋穷。” 据说，东坡先生读了这些警句，不禁拍案叫绝，以其“不类时文”而大加赞赏，因以“刘穷”称呼刘棠。 在当时，被人以诗文名句作为雅号称呼，可谓莫大的荣耀，如：张先被雅称为“张三影”，贺铸被雅称为“贺梅子”。苏东坡当时是名满天下的文豪，刘棠获其雅称，一时遂名动京师。 而周行己这个人，其诗文有“当今文伯眉阳苏，新词的皪垂明珠”与“野人鼓瑟不解竽，悠悠举目谁与娱。幸有达者黄与苏，谁复局蹐如辕驹。”这都是称颂苏东坡的口气，他在心中已将东坡先生引为天下士人的知己。 元佑六年，四月二日。 东坡先生在旅途中自书《和柳子玉喜雪次韵仍呈述古》诗，到了京口，还给润州知州林希去信，商谈了当下的灾情如何赈济之事。在给两浙提刑马瑊（字忠玉）的信中，有“伏冀顺时为国自重”、“尚冀珍图，即膺严召”等语。 其言辞之恳切，被后世的理学家朱熹赞为“仁人之言”。 第39章 一往三十年，此怀未始忘 过润州时，太守高会接待了东坡一行。 传说，在此次酒宴的坐席上，诸妓歌黄鲁直《茶》词云：惟有一杯春草，解流连佳客。谁知东坡听到词句后，正色道，却留我吃草？ 诸妓皆立东坡身后，有一位靠在东坡胡床上的歌姬，听到东坡这些“谈笑甚谑”之语后，竟“大笑绝倒，胡床遂折，东坡坠地”，宾客一笑而散。 夜到扬州之时，东坡睹物思人，回忆起自己与维扬之地的点点滴滴，不由得于席上赋《临江仙》云： 尊酒何人怀李白，草堂遥指江东。珠帘十里卷香风。花开又花谢，离恨几千重。 轻舸渡江连夜到，一时惊笑衰容。语音犹自带吴侬。夜阑对酒处，依旧梦魂中。 这首词的最大特点是反复地写出了与友人相逢时的复杂心情。上片写思念之切，离恨之苦，中间又穿插写相见之欢；下片写相见之欢又点出昔日相离之思和明朝又离之叹。悲欢离合种种矛盾的思缕交织成一片，在古今诗词中这种写法和由此而达到的境界还极为少见。 “去年使君道广陵，吾州空市看双旌。”（《东坡先生移守广陵以诗往迎先生以淮南旱书中》）晁补之时任扬州通判，在他日后的诗中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扬人争望东坡风采”的盛况。 在扬州，东坡先生上了《辞免翰林学士承旨第二状》，朝廷并没有准许。苏东坡还不忘专门与润州的丹阳人、时任扬州守王存（字正仲）谈及了灾情及赈济事宜。 到了南都，苏东坡先去拜见了恩师张方平大人，这是东坡笔下“十五年间，六过南都，而五见公”的第五次。恩师年已八十五岁，在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也是苏东坡与恩师的缘分使然，因为二人相见后没多久，张公就仙逝了。 在这次会晤中，张方平交代了苏东坡一件事，那就是代他为卒于去年十月的滕元发写一篇《滕达道埋铭》，东坡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恩师的这一嘱托。 其时，王定国亦在南都，苏东坡有幸与老朋友相见。据王巩撰写的一部笔记《随手杂录》中记载： 东坡过南都时，曾告诉王定国他在杭州任上时，一日一中使至，既行，送之望湖楼上，迟迟不去。于无人时，密语东坡曰：某出京师辞官家，娘娘赐予你茶叶一斤，封题皆御笔。东坡顿感哲宗眷遇如此，且叫朝中的子由好生服侍娘娘。 俗话说，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离京师故地越是接近，苏东坡的心里越是不安，于是又上了《辞免翰林学士承旨第三状》。因为他知道子由如今在朝中官居要职，自己理当回避，而据说三省已经共同接到了圣旨，说是要依照以前所下的诏书执行，不予批准。 苏东坡知道，仁宗朝时王洙曾担任学士，因为他的侄子王尧臣是参知政事，所以罢去学士之职。东坡也想依照王洙的先例进行回避，请求朝廷将自己安排在扬、越、陈、蔡诸州之内担任郡职。 朝廷不许。 紧接着，苏东坡又在南都上了《杭州召还乞郡状》，仍是“惟不愿在禁近，使党人猜疑，别加阴中”，但仍没有获准。 苏东坡的学生李廌自杞县放舟至南都相迎迓，遗憾的是，东坡先生已经离去。此时，苏东坡又接到了新的任命，要他兼任侍读。 五月二十六日，苏东坡回到京师，不得不入朝就职。 三天后，东坡赴阁门受翰林学士承旨告命，上《乞候坤成节上寿讫复遂前请状》。 苏东坡的意思仍是，自己的身体日渐衰残，疾病日益加重，心力难以勉强，加之亲嫌方面的回避问题，都使得自己不得不坚持外任。请求等到坤成节为太皇太后祝完寿后，能批准自己的请求，当下这段时间自己还会勤勤恳恳地干好工作，以表现出臣子的恭敬孝顺之心。 僧慧汶在兴国浴室东堂接待了东坡，安排东坡暂时寓居于此，因为东坡先生原本就没想在京师常住。“梦觉还惊屟响廊，故人来炷影前香。”，东坡见到了当年初次进京应举时住持老僧德香禅师的遗像，仿佛又见到了故人。钱勰如今在知瀛洲，东坡致简将此时的际遇告诉了他与范纯仁。 六月一日，朝廷宣召令苏东坡再入学士院，赐封衣金带马。 东坡知道，这一切都是遇到了太皇太后的提携，都是因为太皇太后“坤载沉潜，母慈均一”的圣德使然。 十三日，苏东坡为皇帝侍读了《史记·淳于髡传》。 淳于髡，齐国黄县（今山东龙口）人。战国时期齐国俳优、政治家、思想家，齐之赘婿。淳于髡赘婿出身，以博学着称。齐威王在稷下招揽学者，淳于髡初被任为大夫。后多次讽谏齐威王和邹忌改革内政。淳于髡博学多才，是“稷下学”宫中最具有影响的学者之一。其长期活跃在齐国的政治和学术领域， 对齐国新兴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发展、 对齐国的振兴与强盛、对威、宣之际稷下之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次，齐威王在后宫办了酒席，召淳于髡喝酒。酒宴中，威王问：先生能喝多少才醉？淳于髡回答：臣喝一斗也醉，喝一石也醉。 威王说：先生喝一斗就醉了，怎么还能喝一石呢？ 淳于髡说：在大王面前赏酒，执法官在旁边，御史在后边，我心怀恐惧，不过一斗已经醉了。如果家里来了贵客，我小心地在旁边陪酒，不时起身举杯祝他们长寿，那么喝不到二斗也就醉了。如果朋友故交突然相见，互诉衷情，大概可以喝五六斗。 如果是乡里间的盛会，男女杂坐，无拘无束，席间还有六博、投壶等娱乐项目，我心中高兴，大概喝到八斗才有两三分醉意。天色已晚，酒席将散，酒杯碰在一起，人们靠在一起，男女同席，鞋子相叠，杯盘散乱，厅堂上的烛光熄灭了，主人留髡而送客，女子薄罗衫轻解，微微地闻到一阵香气，这个时刻，我心里最欢快，能喝一石。 他这样做的主要目的，还是借喻讽谏，参与政治。而且他的微言妙喻中，有很多富有哲理的思想观点，是“稷下之学”中宝贵的思想财富。 就在苏东坡对自己的重用深感不安之际，弟弟苏辙也在上书朝廷，要求去职以回避自己的兄长。朝廷下旨说不需回避，苏辙连上了三道劄子，都被驳回。 东坡一家初到京师，由于一心求去，所以暂时寓居汶公东堂，尚未定居。后来见朝廷不允外任，就移居于苏辙居住的东府，与苏辙一家同居。 夜深人静之时，东坡就会不由地想起嘉岉年间兄弟二人同举制策，寓居怀远驿的日子。那时东坡二十六岁，子由二十三岁。 一日，秋风乍起，一时雨作，中夜翛然，东坡忽有离合感慨之意。此后兄弟二人宦游四方，不相见者十有七八，但每逢夏秋之交，木落草衰风雨大作之时，就会再次生发出此感，“新秋入梧叶，风雨惊洞房。独行残月影，怅焉感初凉。筮仕记怀远，谪居念黄冈。一往三十年，此怀未始忘。”（《感旧诗》），这种感觉的断续出现已有三十年了。 东坡回到京师后，得以与黄庭坚秦观同馆于朝，这段时间是东坡先生最为快乐的时光。不幸的是，没过几天黄庭坚因母亲病逝，旋即离京也。 传说，三人同馆之时，闲暇之时一同观画，黄庭坚拿出李公麟（字伯时、龙眠）所作的《贤己图》让大家观摩。图上有博弈、樗蒲等画面，上面的博弈者有六七人，方据一局投迸，盆中五子皆玈（黑色），而一子犹旋转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观皆变色起立，纤浓态度，曲尽其妙，众人相与欢赏，以为卓绝。 此时正好东坡从外面归来，用眼扫视了一下李公麟的这张画，即道：李龙眠为天下名士，为何“故多效闽人语耶？” 众人不解，忙问其故。 东坡曰：四海语者，言六皆合口，惟闽音则张口，今盆中皆六，一犹未定，法当呼六，而疾呼者乃张口，何也？ 后来，李公麟听说了这件事，对东坡先生观察与点评之精辟，亦“笑而服”。 在京师的闲暇中，东坡先生兑现了早先允诺欧阳棐的事，为收有其父欧阳修大人七百六十六篇诗文的诗文集作了序。 朝廷上，最近勅建的上清储祥宫将要完工，下旨要苏东坡写一篇《修宫记》并书写到石碑上。写完之后，东坡又在柳宗元的《瓶赋》后作了题跋，无非还是借此抒发了自己的一些情怀而已。 东坡去见了柳子文（字仲远），求得其所藏宋迪所临唐画邢和璞、房次律前生图。 房次律，指的是唐朝着名宰相房琯（字次律）。 房琯在安史之乱期间担任宰相，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可惜虽有雄心壮志，却无孔明之才。他曾向唐肃宗主动请缨领兵收复两京，结果惨遭陈涛斜（今陕西咸阳东）之败。房琯被贬后，估计也是自觉没脸见人，经常称病不肯上朝。 他广招门客，在家醉生梦死，闲来听听门客董庭兰弹琴。这位董庭兰就是高适《别董大二首》里，“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的董大。在此期间，他还求神问卜，喜谈“佛道虚无之事”，算是彻底躺平了。 而房琯就是在这个时候，向当时的传奇相士邢和璞，问卜他最终的命运。 邢和璞早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年就来到长安，他长相平平无奇，相比常人还略显羸弱，喜谈黄老，服气饵药，尤其精于心算及占卜命理之术。 他常随身携带着数以百计，长短六寸左右的竹筹，到人家家里“布算为卦，纵横布列”，一眼望去，满床竹片。随着他心中默算完毕，不紧不慢道出人家吉凶休咎，包括人寿长短、官禄几何等，应验如神，因此很快就名动京师，门庭若市，甚至当朝权贵，都得乖乖排队等着叫号。后面他不堪其扰，就结庐终南山图个清净，结果许多道术爱好者纷纷追随而至，在他家附近择地起屋、朝夕伺候。 以至于在他住的草屋附近，随便一个看似灰头土脸、往来砍柴挑水的山野村夫，问起来却都是当时社会名流，蔚为奇观。 第40章 苏东坡与贾易的恩怨始末 元佑六年（1091）六月间，兼任提举黄本（宋时称用雌黄书写的国史）的苏东坡发现，秘书省官员每日校书背面二十一纸，方准入内。 而黄门黄洙传达圣旨说，秘书省入伏，午时住修文字，末伏依旧。东坡先生作为长期操弄文字的人，深知秘书省官员的苦衷，因此上书朝廷欲乞于所校功课减半，候过末伏日依旧。 这次上书，朝廷顺利地批准了。 钱塘僧人思聪（闻复），是东坡守杭时一位叫彭九的小童子正式皈依佛门，剃度做的和尚。此人七岁即善于弹琴，十二岁放弃弹琴而学习书法，字有所进后又学习作诗，秦观曾摘取《楞严经》中文殊菩萨的话，为他取字为“闻复”。 如今，这位小和尚要自京师回归钱塘孤山，他将自己的诗集拿来让东坡先生看，东坡将其诗集命名为《水镜集》，并为之作了序。 吴郡陆广秀才施《圣散子》方并药于京师，东坡先生感而作《圣散子后序》。王诜驸马画了一幅《邢和璞房次律悟前生图》，苏东坡题了偈子后赠与柳子文。 贺铸在李清臣、范百禄及苏东坡的举荐下，改为西头供奉，入文资，为承事郎。 贺铸，字方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出身于外戚之家，又娶宗室之女，却因个性倔犟，颇得罪了一些人，一直当不了高官。晚年退居苏杭一带，自称庆湖遗老，有《东山词》传世。因那种耿介高傲的性格，贺铸有些词写得意气慷慨、境界阔大，略近于苏轼只是少些高逸之思，多些凌厉奇崛的味道。 贺铸是一位个性和词风都非常奇特的词人，截然对立的两面在他身上和词中都能得到和谐的统一。他长相奇丑，身高七尺，面色青黑如铁，眉目耸拔，人称“贺鬼头”。其词却“雍容妙丽，极幽闲思怨之情”。为人豪爽精悍，如武侠剑客，却又博闻强记，于书无所不读，家藏书万卷，而且手自校雠，“反如寒苦一书生”。 豪放词风从苏轼的别开生面到辛弃疾的蔚然成风，贺铸这类硬语盘空、英姿磊落的词，应是其间的重要过渡。其慷慨豪纵之作，影响较大，如辛弃疾就受其影响。他的词作多从唐诗取其藻菜与故实，这种词法则影响到周邦彦，以至于时人以 “贺、周”并称。 东坡先生接到敕令，要求给已故的中散大夫、同知枢密院赵瞻的撰写神道碑。 苏东坡一贯不喜与别人撰写行状、埋铭、墓碑，士大夫们众所周知，东坡只好给朝廷上书辞免这件差事。东坡解释道，此前撰写《司马光行状》，那是因为老先生曾给自己的母亲撰写过埋铭。而为范镇撰写墓志铭，那是因为范镇老先生与先父苏洵交情极深，不能不撰。及奉诏撰写司马光、富弼不敢坚决推辞，然而终究不合乎自己的本意。况且自己如今已是老病废学，文词浅陋，已经不能胜任此事了。 几天后，苏东坡又上了乞郡劄子，并说自己在朝中会引起不必要的攻击，以至于朋党之祸。 东坡先生知道，自己平素最讨厌程颐之流的奸诈嘴脸，时常不免会表现在言语和脸色上。所以程颐的学生兼死党贾易就时时在寻隙报复，自己在杭州任上刺配恶棍颜章等人就被贾易等人奏报。关于孔文仲不被程颐所利用之事，也被贾易污蔑为苏辙泄露了朝廷的密令。 如今贾易又被提升为御史台的二把手，手握大权，多数人的进退升降皆出于其口。因此，苏东坡觉得自己应维护圣上的体面，假如因小人的污蔑被外放则会亵渎了圣上曾经的眷顾。所以，这次是铁了心的奏请朝廷可怜体察自己这样一个衰老之人，早放自己出任一个地方官。 接着，苏东坡又连上了两道劄子。 一是乞求朝廷体恤民企民情，早日救济苏州、杭州、湖州与常州一带受灾的民众。二是向朝廷举荐了杭州的前同事、左朝散郎、佥书杭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程遵彦，此人“吏道周敏、学问该洽，文词雅丽”，尤其是事母至孝，只因母亲反感妻子，就果断休妻，十五年不再续娶。 朝廷上下，贾易除加紧搜集苏东坡的罪证外，已经在着手释放杭州的恶棍颜章、颜益兄弟。所以，东坡又不得不上书朝廷，恳请一定要外任。 应梓州知州周尹（字正孺）之请，为元佑三年在朝诸人送其知梓州时所作诗集作了跋文。本来东坡先生得知周正孺将要任满，欲向朝廷乞求到梓州接任，谁知梓州的百姓都像要离开父母一样拼命挽留，于是朝廷准许了梓州百姓的请求，让周正孺又留任了几年。 在朝中的日子里，东坡先生又重操旧业，在王驸马的《挑耳图》后作了跋。湖州人张大亨（字嘉父）来访京师，此人对《春秋》颇有研究，着有论《春秋》专着。东坡先生见了老张，顿时来了精神，遂与之畅谈了有关《春秋》的奥义。 龚夬这位年轻人，作为考官的翰林学士范祖禹“奇之”，尝对东坡言，夬文可以经世。在东坡的举荐之下，被朝廷诏为着作郎。而参政知事韩忠彦力言夬之忠直可补弹纠之职，遂又被召为殿中侍御史。上任后，即抗疏明元佑党人之冤，此上疏被朝廷采纳，为徙党人于内地。又弹劾蔡卞与章惇之奸，在君侧则蔽主德，在州郡则害苍黎。蔡京衔（接受）之，谪二人为监扬州酒税，后以其名入元佑党籍。 可见苏东坡、范祖禹以及韩忠彦看人的眼光之独到，也充分证明了小龚的不负众望。 俗话说，越是怕，狼来吓。 苏东坡担心的事终于来到了，侍御史贾易上书论苏东坡元丰八年五月一日在扬州的题诗心存不善，并论及了苏辙的一些事，意欲将苏轼兄弟一网打尽。 贾易的原话是： 尚书右丞苏辙，厚貌深情，险于山川，诐言殄行，甚于蛇豕。其兄轼，昔既立异以背先帝，尚蒙恩宥，全其首领，聊从鼠斥，以厌众心。轼不自省循，益加放傲，暨先帝厌代，轼则作诗自庆曰：“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是大有年。”此诗原本书于扬州上方僧寺，自后播于四方。轼内不自安，则又增以别诗二首，换诗板于彼，复倒其先后之句，题以元丰八年五月一日，从而语诸人曰：“我托人置田，书报已成，故作此诗。”且置田极小事，何至“野花啼鸟亦欣然”哉！ 又先帝山陵未毕，人臣泣血，号慕正剧，轼以买田而欣踊如此，其义安在？谓此生无事，以年逢大有，亦有何说乎？是可谓痛心疾首而莫之堪忍受者也。后于策题，又形讥毁，言者固常论之，及作吕大防左仆射麻制，尤更悖慢，其辞曰“民亦劳止，庶臻康靖之期”，识者闻之，为之股栗。 夫以熙宁、元丰之政，百官修职，庶事兴起，期间不幸，兴利之臣希冀功赏，不无掊刻，是乃治世之失，何至比于周厉王之时《民老》、《板荡》之诗刺其乱也。 轼之为人，趋向狭促，以沮议为出众，以自异为不群，趋近利，昧远图，效小信，伤大道，其学本于战国纵横之术，真倾危之士也。先朝行免役，则以差役为良法，及陛下复行差役法，轼则以免役为便民，至敢矫称先帝之意，欲用免役羡钱尽买天下附郭良田以给役人，向使朝廷轻信而用之，则必召乱，赖言事者排其谬妄，圣明察见其倾邪，故斥其说而不用也。 其在杭州，务以暴横立威，故决配税户颜章兄弟，皆无罪之人，今则渐蒙贷免矣。既而专为姑息，以邀小人之誉，兼设欺弊，以窃忠荩之名。如累年灾伤，不过一二分，轼则张大其言，以甚于熙宁七八年之患，彼年饥馑疾疫人之死亡者十有五六，岂有更甚于此者。 又尝建言以兴修水利者，皆为虚妄无实，而自为奏请浚治西湖，乞赐度牒卖钱雇役，闻亦不免科借居民什器畚插之类，虐使扞江厢卒，筑为长堤于湖中，以事游观，与公私并无利害。监司畏其强，无敢触其锋者，况敢检按其不法耶！今既召还，则盛引贪利小人相与倡言，圣眷隆厚，必求外补，非首相不可留也。原轼、辙之心，必欲兄弟专国，尽纳蜀人，分据要路，复聚群小，俾害忠良，不亦怀险诐覆邦家之渐乎！ 臣自被命以来，数使人以甘言诱臣者，或云轼深叹美，恨相知之晚，或云今之除授，辙有力焉，而臣之朴愚，不喜诡随，不知为身谋，故漠然未尝答也。 最后，贾易还启奏朝廷，“伏望圣慈览观用人得失，所系轻重，赫然发于睿断，特行斥免（苏东坡），天下幸甚。” 贾易的劄子递上去之后，翌日，太皇太后封付吕大防、刘挚，且谕令未得遍示三省官。 苏东坡得知贾易的举动后，赶紧上书《辨贾易弹奏待罪札子》，详尽地解释了贾易所揭发的秦观的私事，以及自己与赵君锡的交情。并承认自己作为侍从官曾与位居谋臣位置的弟弟苏辙谈论过国事，不应该对别人讲，以至于被谏官弹劾。自己如今已经告假在家反省，请求朝廷详加调查。以加重处罚。 总之，苏东坡此时除了对仕宦生涯感到心慌意乱外，还得百般辩解，以求自保。 我们知道，从今天看来我们能够明白东坡主持修浚西湖的意义所在，但当时的贾易之流却不会明白，只会认为是劳民伤财。 同日，执政官吕大防、刘挚与苏辙等论奏于延和殿。 苏辙奏曰：昨日见到了赵君锡的奏章，说我与兄长对外商讨国事，晚上回到家，兄长承认确有此事，然而没有任何的个人目的，如今已在家待罪。微臣的兄长之所以知道朝廷的文字，实缘自己退朝时语及朝政，所以自己也自请外任，认罪认罚。 苏辙退下后，太皇太后单独留下吕大防及刘挚商讨此事。 太皇太后谕旨曰：贾易排击人太深，须与责降。 吕大防对曰：易诚过当，然遽责降，则恐言事臣僚不见因依，定须论列。今若早欲定叠，不若并苏轼两罢为便。 太皇太后准许了宰相吕大防的建议，仍意犹未尽地交代道：贾易的任职不可太优越！ 数日后，朝廷的诏命下达： 苏东坡以龙图阁学士知颍州（今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而贾易知庐州（今合肥），二人离得不算太远。本来苏东坡想依照恩师张方平之意乞请南都，但因为曾巩之弟曾肇（字子固）曾乞求出任该郡，只好作罢。 第41章 外任颍州的幸福生活 朝廷的安排似乎已经是尘埃落定了，但是赵君锡又跳出来为贾易开脱罪责，他上章说贾易无罪，而苏东坡此前所题的诗实际上是对神宗皇帝无礼的表现，要求二圣以蔡确无礼于太皇的治罪先例重责苏东坡其人。 在又一次延和殿奏事时，苏辙代奏兄弟扬州的题诗之事，太皇太后高氏谓苏东坡扬州题诗与蔡确之事完全不是一回事。有辅臣要求苏东坡将自己题诗的因由写出来交代清楚，太皇太后以为可。最后，赵君锡因为几次三番地无中生有与唱衰苏东坡之举，被罢御史中丞，复为礼部侍郎。 元佑六年（1091），八月八日。 五十六岁的苏东坡如实地上奏了自己元丰八年五月一日扬州僧寺题诗的因依，说自己当时在南京听到先帝的遗诏，换上举哀的丧服后慢慢地向常州走来。 五月间，在竹西寺听到几位老者在议论当今圣上是一位好少年皇帝，自己觉得老者言语虽粗陋，但知道他们是出于一片诚心。加之自己被允许归耕于常州，年纪大了，而江淮一带又是丰收地带，因此作诗：“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是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归宜兴留题竹西寺》）并将此诗题写于当涂寺院的墙上。如果自己心存恶意，怎敢写到墙上让别人看到？况且当时先帝已经逝世两个月了，绝不是“山寺归来”才听到的话，事情明明白白的，没有人不知道。 太皇太后将赵君锡、贾易所奏苏东坡题诗事为诬告。事情到了这一步，关于苏东坡题诗之争论始告平息。 回过神来的东坡先生，于夜坐中作《黠鼠赋》。中有“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如今看来似自嘲也。 次日，刘挚有上书朝廷，说苏东坡、赵君锡、贾易、郑雍之辈皆是“善人端士”，忠于朝廷，陛下擢用至此，他日得力可用之人，今来却自相攻残，徒快小人之意，臣“深惜之”，此数人，望太皇、官家保全爱养，以待异日任使。明眼人一看，这就是在“和稀泥”。 据说，太皇太后闻此“自相攻残”之语后，笑曰：只是为他懑不肯省事！ 就在贾易等人的闹剧告一段落后，东坡先生回到家，泡上一壶好茶喝起来，心里稍稍平静了下来。这时候，他的灵光乍现，作《漱茶说》以抒怀。 作为历史级别的吃货，东坡先生每次饭后都会用浓茶漱口，他认为这样既能除烦腻，又不伤脾胃。留在牙齿缝中的肉，被茶浸漱后，自然冲出，不必用牙签剔牙。而牙齿经过茶水漱洗后，逐渐坚固密实，蛀牙也自然消除。不仅能保护牙齿，还可以防治口臭。 东汉时期的《金匮要略》也曾指出：“食毕当漱口数过，令牙齿不败口香”。后来《红楼梦》里所写的茶水漱口，也正是基于这个道理。 茶水漱口的效果能被这么多人所称赞，自然有着自己的科学解释。 现代科学认为：首先茶叶中含有较多的氟与茶多酚物质，这两种物质都有着预防龋病的作用，氟离子能促进牙釉质的再矿化，茶多酚可抑制龋细菌变形链球菌的增殖。最后茶水还可以防止毛细管出血，对牙龈出血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同时对牙周炎、咽炎、喉炎、口腔溃疡等炎症也有一定的消炎作用。 几天后，苏东坡知颍州告下，朝廷赐对衣、金腰带及御马等物。这已是东坡先生近几年第三次受赐皇家的赏赐了，此举令一直乞外的他心底十分地惭愧。 朝廷因苏东坡撰写了《上清储祥宫碑》，特赐银一千两作为酬劳，东坡上劄子辞免，上不允。东坡知道，这都是太皇太后的仁心关照。 知颍州的告命下来之后，秦观、晁端颜及毕仲游等人来访，东坡又赶紧写信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好朋友王定国。 将要离开京师之际，东坡先生在王诜的画上题诗九首，给张元明去信，让他给诠秘大师治疗痢疾、肠滑等症。驸马都尉张敦礼（字君予）请法云寺法涌禅师善本作了水陆道场，东坡先生为之作了《水陆法像赞》。 水陆法会全称“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又称“水陆道场”。 据明代莲池大师《水陆仪轨》记载：“水陆”是指众生受报之处，水、陆、空三界，尤其水、陆二处众生的苦难更为深重，所以称为“水陆”。 水陆法会召请十方法界一切诸佛菩萨，以及六道轮回一切众生，前来道场接受供养与度化，通过食施、法施，救度蒙受苦厄的六道众生，超出三界轮回。宋代高僧宗赜在《水陆缘起》中说：“今之供一佛、斋一僧、施一贫、劝一善，尚有无量功德，何况普遍供养十方三宝、六道万灵，岂止自利一身，独超三界，亦乃恩沾九族。”水陆法会参与僧众数量多、时间长、诵经多、法事繁复考究等，堪称汉传佛教经忏法事之“最”，规模盛大，难得一见。因此许多佛弟子以有因缘能参与水陆法会，而感到非常法喜殊胜，也很让人羡慕。 走之前，苏东坡向朝廷举荐了建州建阳人陈轩（字元舆）代替自己的职务，还作了《感旧诗》留别弟弟子由。本来苏辙也向朝廷上状乞请外任，没有被准许，仍留在京师续任尚书右丞。 元佑六年（1091）闰八月十三。 东坡先生一行已经自京师抵达陈州，在这里，东坡会晤了张咏的曾孙张祖。张咏，字复之，自号乖崖，北宋早期政治家、文学家。 张咏为交子推进过程中的枢纽式人物，为交子的规范运作作出了贡献，被后世称之为“交子之父”。交子的出现，不仅为北宋时期百姓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方便，还为以后南宋“会子”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带着对张咏的崇敬之情，当其曾孙拿出曾祖的书法后，东坡先生赶紧在后面题了诗。 闰八月二十二日，苏东坡到达颍州任，上了谢表后，又拜访了前任陆佃，算是完成了该有的程式。 颍州的领导班子成员有： 刘昱（字晦叔）为京西路转运副使； 弓允（字明父）权颍州府提刑； 朱勃为京西路转运判官； 陈师道为颍州州学教授； 赵令畤为签书颍州公事； 董华为僚属。 上任后，苏东坡先拜谒了当地的孔庙，作了祝文。又祭拜了恩师欧阳修夫人薛氏，作了祭文。 苏东坡离开京师后，马槱（字才仲）被特赐进士出身，王当（字子思）被除簙尉。二人皆是由于苏东坡的举荐，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故有是赐。 此际，颍州西湖因为秋涸，东池里的鱼都将要干死，东坡先生就令人用网罾将鱼移至西池。“东池浮萍半黏块，裂碧跳青出鱼背。西池秋水尚涵空，舞阔摇深吹荇带。吾僚有意为迁居，老守纵馋那忍脍。纵横争看银刀出，瀺灂初惊玉花碎。”（《西湖秋涸东池鱼窘甚因会客呼网师迁之西池为》）东坡先生夜归后，因为醉酒之故，夜不能寐，遂作了此诗。 在颍州，苏东坡致简范祖禹（字纯夫），以与其叔父范百禄同侍迩英殿为荣。京师的上清储祥宫建成，东坡先生上了贺表。 长子苏迈以雄州边防推官赴河间（古称河涧、瀛州，今河北省辖县级市，由沧州市代管。）令，路过京师时，叔叔苏辙写诗为其送行。 因河间属于瀛洲的管辖之下，远在颍州的东坡，作为父亲，他也致简时任瀛洲守的钱勰，说苏迈“拙而愿”，既备门下人，又旦夕左右，想蒙提诲如子侄，不在区区千祷也。 刚到颍州，就传来了辩才禅师故去的噩耗，是他的弟子惟楚带来的消息。到今天为止，苏东坡初到杭州时的五位高僧，如今都已作古了。苏东坡有感于和辩才禅师的交往，忍痛为之写下了祭文。 苏东坡初到颍州，陈州知州李承之，府界提刑罗适，都水监所派官员以及本路提刑司和转运司长官就前来颍州与之商议开挖八丈沟的公事。经过一些详尽的走访，苏东坡发现这些人的想法极其荒唐可笑，一些就连儿童都知道的“水往低处流”的道理都弄不懂，还幻想着将陈州的水患转嫁到颍州百姓的头上。 辗转难眠的东坡先生，赶紧上书朝廷，将自己经过实地踏勘的一些情况上书朝廷，希望阻止李承之等人的错误想法，后获准。 欧阳修之孙欧阳宪被授滑州韦城县主薄，醉翁六一居士曾出守过滑州，如今他的孙辈正在步其后尘，走上了治国安邦之路。 闲居于颍州的欧阳棐（字叔弼）、欧阳辩（字季默）兄弟，也因为东坡先生的到来有了诗词唱和的知己。签书颍州赵令畤（字景贶）与州学教授陈师道（字履常）也是苏东坡的诗文知己，几个人时常在一起吟诗弄赋。 当景贶与履常有诗时，常会督促叔弼、季默兄弟唱和，若是得二兄弟的承诺，东坡先生会作诗“挑之”。有时候履常不饮酒，而东坡先生要求叔弼和诗时，叔弼会说，履常不饮我不作诗。东坡先生只好次韵赵景贶督及两欧阳的诗文，以破除陈履常的酒戒。 职务交接完成后的这段日子里，因颍州大旱，据当地盛传张龙宫神祠极为灵验，苏东坡遂遣苏迨与州学教授陈履常前往祷雨，除此之外，东坡先生基本上都是处于饮酒作诗的休闲时光。 祷雨成功后，东坡先生又将张公的骨殖从神祠移至颍州西湖边的祠庙里，与老百姓一同供奉。这位张公是个真实存在的人物，早年做过隋唐时的宣城县令，有治世之才，后因有神仙之术被老百姓世代供奉。神宗年间，被封赠爵位名号为“昭灵侯”。 欧阳恕要到华州出任监酒税，东坡作诗为之送行。 此时，张方平老先生已经卧病在床，其文集托付给东坡整理已经好久了。可是东坡先生在杭州的两年以及在京师的数月内，都是没有片刻功夫。 如今到了颍州才有点空，刚要开始整理，恩师张公家人因为张公的病情之故索要甚急。苏东坡不得不求助老朋友王定国代劳，但又不想让恩公感到遗憾，就请求王定国逐字逐句检校之后仍交给自己，由自己交付恩公，以报答张老先生对自己家族的旷世恩情。 第42章 颍州二赋的诞生——苏东坡与赵令畤的情谊 元佑六年（1091），冬月朔日。 作为颍州太守的苏东坡，亲往张龙公祠祷雨，喜得一场小雪，东坡先生遂与众宾客会饮于聚星堂。 这座聚星堂原为欧阳文忠公守颖时所建，如今东坡觉得自己虽然不足以追配欧阳公，但是众宾客与当年欧阳公所交往的宾客相比都不同凡响，况且还有欧阳公的俩儿子亦在座，所以专门唱和了当年恩公的长诗。 次日，东坡先生与欧阳棐、欧阳辩兄弟夜坐，谈及与欧阳修大人有所交往的道人徐问真的神奇之处。此道人曾用口诀治好过欧阳大人的足病，后来东坡先生被贬黄州时，也曾沿用过欧阳大人口授的徐道人口诀，治好了当时黄冈县令周孝孙突患的重膇病。 两浙西路兵马都监刘季孙（字景文）知隰（音希）州（今山西省临汾市隰县），要从杭州经高邮前去赴任，专门绕道前来颍州，一马两仆，率然来访东坡先生。刘景文本是东坡先生所举荐，由是得换文资，因此老刘专门前来见公。 故人自杭州来，使得东坡先生非常高兴，留刘景文住了十日余，此间为之所作诗竟达七首之多。 “天明小儿更传呼，髯刘已到城南隅。尺书真是髯手迹，起坐熨眼知有无。今人不作古人事，今世有此古丈夫。我闻其来喜欲舞，病自能起不用扶。”（《喜刘景文至》）这是苏东坡专门为刘景文所作的诗，当老刘来到时，可能东坡先生尚未起床，而居家就已是轰成一片，此“小儿”可能就是苏迨与苏过。 后世的纪晓岚读到此处，点评曰：从傍面写出，愈加飞动，多少交情，都在无字句处。 冬月十六日，监察御史史安鼎罢知绛州。此人伙同赵君锡、贾易之流曾攻击过苏东坡兄弟，还攻击王定国甚急，被太皇太后认定为诬陷，由是被罢黜，也算是罪有应得。 十九日，东坡先生在梦中听到有人在谈论《左传》里的典故，醒来后听到了陈州守、六十八岁的傅尧俞（字钦之）病逝的消息。 刘季孙此次前来，还带来了滁州守王诏的请求，那就是要东坡书写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以刻石。因为庆历八年欧阳修亲自刻石的《醉翁亭记》字太小且刻得较浅，滁州百姓担心不能流传久远。可能是大伙都觉得东坡先生作为欧阳公最得意的学生，这一任务自然是不会推辞的。 宋朝开国以来，所选取的治国安邦的大臣多取自民间的贤能之人，所以宗室子弟少有闻名者。自神宗始，有意增加了教育培养宗族子弟的科目，由是如今的文武百官中，开始出现宗族子弟了，赵令畤便是这样的人。 赵令畤是越王的孙子、华厡公的儿子，他学问广博，善写文章，重义信诺，处理政事十分干练。苏东坡很了解他的为人，于是特意从司马迁的书中取麒麟的祥瑞之意，为赵令畤改字“景贶”为“德麟”。 安定郡王赵世凖（字君平）以黄柑酿酒，名之为“洞庭春色”，其侄赵令畤将叔父给的酒转赠给苏东坡一些。苏东坡尝了此酒后，欣然作了《洞庭春色赋》与《洞庭春色》诗，还为赵令畤作了《秋阳赋》。 《秋阳赋》是东坡先生仿照着汉赋的格式所填写的赋文。在赋中，东坡借用西汉赋文中子虚和乌有的对话形式表现了不同境遇的人对于秋阳的不同感触，从而表现自身的感情。此文也以其才华横溢，哲理深刻而着称，成为苏东坡的又一名作。 腊月初二，张方平卒于南都，享年八十五岁。朝廷追赠司空，他遗言不要谥号，尚书右丞苏辙替他请谥号，于是谥为“文定”。 对于恩师的离世，苏东坡表现出了万分悲恸之情，他也只好给挚友王定国写信诉说了这种心情。 六天后，是一年一度的龙兴节，在依例上了贺表后，苏东坡就开始祭奠恩师张方平老先生。他于僧寺举挂，参酌古今用唐人服座主着缌麻服三个月，又写下祭文到灵柩处祭奠，以报答张公对其家族的知遇之恩。他还举哀荐福禅院，录张方平元丰三年赠弟苏辙的诗于院中。 腊月二十三，立春。 苏东坡祭了土牛，得知学生张耒被授为着作郎，自己四天前的生日也收到了刘景文寄来的古画松鹤及诗文寿礼。 连日大雪，颍州当地时有饥民流入，于是苏东坡就致简赵令畤前来，以商议赈济饥民之事。东坡先生向朝廷上书，想乞赐度牒一百道，出卖后将钱物兑换成小麦、粟米、绿豆、豌豆等粮食，等到饥民来时给予赈济。 道潜、鲜于侁及秦观分别寄诗来，李廌更是想前来颍州与东坡先生从游，此举被东坡制止。因为东坡先生觉得颍州绝非久留之地，自己一心乞知梓州，梦想着“过家上冢而去”。 在颍州期间，苏东坡还曾以布幄为亭，取名“择胜”，并作了铭文。当时的颍州遭遇灾伤，苏东坡于是向朝廷奏乞留黄河夫万人，修筑境内沟渠，被朝廷恩准，解除了颍人之苦饥。还利用余力作三闸，疏通焦陂水，修浚了颍州西湖。 元佑七年（1092），上元节。 陈师仲来颍州看望其弟、州学教授陈师道，被东坡留下来一起于雪中观了花灯。陈师仲、陈师道兄弟是苏东坡在徐州任上时结识的，时任钱塘主簙的陈师仲对东坡先生尤为尊重和仰慕，所以兄弟俩与东坡先生的关系尤为融洽。 正月二十四，东坡从邸报上得知，自己将被移知郓州（今菏泽郓城县）。郓州乃山东民风彪悍之地，政务繁杂，绝不是像东坡这样一位衰老之人所能轻松应付得了的。 于是，苏东坡给好友王定国与汪道济致简，诉说了自己想乞请调到江浙一带，以满足自己留恋江湖的意愿。所幸，四天后苏东坡又被改知扬州，也许还是太皇太后的开恩也说不定。 正月底，苏东坡又向朝廷上书，乞求按照《编敕》的规定奖励汝阴县尉李直方，还说如果朝廷觉得不妥，那就将自己即将转升的朝散郎职位转授于他。 因为颍州近年总出恶贼，其中尤以尹遇最为老奸巨猾，老窝又最远，众人不敢近前捕捉。汝阴县尉李直方在知州苏东坡的督促之下，泣别了九十多岁的老母，前去寿州霍邱县成家步镇捕捉，才得以将其缉捕归案。 东坡先生还怕朝廷一旦不处死尹遇等人，他们逃脱后还会报复百姓。尹母就只有尹遇这一个儿子，若有三长两短自己将会无颜面对他们母子，况且今后也无法使唤手下人了。 遗憾的是，苏东坡的上书没有被批准。 不仅力挺李直方的乞请没被批准，苏东坡很欣赏宗室子弟赵令畤的学问与才干，想举荐他进入馆阁。闲暇时，甚至与夫人王闰之单独邀请他到聚星堂小酌。但是到了太皇太后那里被否决了，原因是太皇太后觉得“宗室聪明者岂少哉，顾德行何如耳”，竟不许。 接着，朝廷又下了除命： 苏东坡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扬州军州事充淮南东路兵马軡辖。继任者为晏殊第四子晏知止。 得知东坡先生要到扬州任职，弟弟子由来简要哥哥到京城一见，可东坡觉得再绕道京师未免太远，自己已经是衰老多病，经不起折腾了，还是自颍入淮直接南下的好。 江淮荆浙等路发运使晁端彦与周边诸郡都有贺启，东坡先生一一答之。 东坡首先给润州知州林希（字子中）致简，说自己移知维扬，二人就身在咫尺，可以隔江相望了。潮州守王涤遣专使来求《韩文公庙碑》，钱勰亦以《韩文公庙碑》相请，刘季孙自隰州来简相贺，东坡先生十分称赏其文章。 赵令畤将苏东坡在颍州期间与陈师道和自己的唱酬诗文编撰成集，取名“汝阴唱和集”。此集由晁说之作序，李方叔作后序。在颍州期间，东坡与赵令畤的交往最多，二人常在一起论诗、哦诗、论笔、论茶、论墨，甚至言鬼诗。 赵令畤所着的《侯鲭录》记载了几个段子： 东坡曾言鬼诗有佳者，如“流水涓涓芹吐芽，织乌西飞客还家。深村无人作寒食，殡宫空封棠梨花。”有人不知“织乌”为何物，东坡解释道，织乌，日也，往来如梭之织。 在对偶方面，东坡先生说过：世之对偶，如“红生”之于“白熟”，“手文”之于“脚色”二对最工，无复加也。还说：与我周旋宁作我，为郎憔悴却羞郎。此二句亦的矣！赵令畤诗中的“青州从事”与“白水真人”之对，东坡先生极为称赏，说“二物皆不道破为妙”。 东坡先生曾言：诸葛氏笔，譬如内库法酒、北苑茶，他处纵有嘉者，殆难得其仿佛。赵令畤遂对曰：上阁衙香，仪鸾司椽烛，京师妇人梳妆与脚，天下所不及。公大笑，以为然。 东坡先生尝与司马温公论茶、墨。温公曰：茶与墨政相反，茶饮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饮新，墨欲陈。赵令畤听后道，二物之质诚然，然亦有同者。东坡先生曰：谓何？赵令畤道：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坚，是其性同也。譬如贤士君子，妍丑黔皙之不同，其德操韫藏，实无以异。公笑以为是。 赵令畤曾总结东坡先生又三乐：凶岁检灾，每自请行放数得实，一乐也；听讼为人得真情，二乐也；公家有粟可赈饥民，三乐也。居家亦有三乐：闺门上下和平，内外一情，一乐也；室有余财，可济贫乏，二乐也；客至即饮，略其丰俭，终日欣然，三乐也。东坡笑以为然。 东坡还说过：白公（白居易）晚年诗，极高妙。赵令畤询其妙处，坡云：如“风生古木晴天雨，日照平沙夏夜霜。”，此少时不到也！ 第43章 宫声三叠《醉翁操》 守颍的半年期间，东坡先生可谓是“酒逢知己”，在诗文唱和方面那是过足了瘾。 自元佑六年（1091）秋到颍州，次年春赴维扬，苏东坡仅在颍州半年，可作诗多达六十余首。“历考东坡所到岁月，惟颖为少，而留诗反多。”盖因陈传道、陈履常、赵德麟以及欧阳兄弟皆聚于颖，又因中途刘景文的前来，“宾客之盛，倾所未有”。 这期间，东坡曾与陈师道论画论词，还将《陶渊明集》重新点校了一遍，离任前作为礼物赠给了赵令畤。离颖时，权颍州府提刑弓允（字明父）为之送行，陈师道赠苏迨诗，赵令畤饯饮与赋诗话别。 元佑七年（1092），上巳日（三月三日）。 苏东坡一行离开颍州后，舟经濠州（今滁州凤阳县）。东坡携子苏迨、苏过游览了濠州钟离县的涂山，又自涂山麓复北经县治折而西行约三里，游了怀远县的荆山。 荆山上有卞和洞，卞和洞亦名抱璞岩、抱玉岩，位于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荆山。相传为春秋时楚国人卞和采玉处，故名。“刖人有余坑，美石肖温瓒”，东坡先生《涂山荆山记所见》诗中即指此。 抱璞岩，传为卞和抱璞泣血之所。岩上有卞和洞，天然形成，幽深宽广，可容数十人。岩壁有摩崖书刻“青螺石帐”四字，洞上有坑，曰“采玉”，坑内有玉石层迭，晶莹闪亮，恍若白云攒集，俗称：“白云堆”。洞左有溪，碧流淙淙，名曰“濯玉涧”，传为卞和濯璞于此，故名。 就在苏东坡带着两个儿子在荆山上游玩之际，朝中传来程颐除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的消息。洛党与蜀党一向“道不同，不相为谋”，无相攻毁，已成常态。这下洛党又重新翻盘了，还不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其时，晁补之为扬州通判，当他得知老师将前来出知扬州的消息后，连忙以诗相迎。 自从在杭州与新城令晁端友从游三年，而不知老晁竟能文与诗，当时将其判为“君子人”也。到如今，老晁的儿子晁补之成了东坡先生的僚属，况且还在一起诗词唱和，这一切因缘仿佛都是前生注定的。 三月十二日，苏东坡一行南行抵泗州。 到了之后，面对淮东、淮西一带连年歉收，农夫工商受损，官府与百姓的粮仓告罄，人们掐指盼望夏季能有所收成。如今的大麦已经秀穗，小麦已经开始灌浆，但应时的雨水还没有一场，田地被晒得枯焦，东坡先生首先祈雨僧伽塔。毕竟泗州也属于扬州所管辖之下，的先生可不想因为粮食歉收而使得这里的百姓沦为强盗。 舟行至楚州时，东坡先生沿途常常屏去兵卒，深入田间地头微服私访，体察民间疾苦。 当东坡走进村子里，就听到当地面带忧愁的老人们哭诉： 丰收还不如歉收，天灾流行，老百姓缺少吃的但还可以节衣缩食地活下去。而丰收年景的催收积欠，吏卒站在门外，棒子枷锁一起来，老百姓想死都死不成。而今年的麦子即将成熟，举催积欠马上就要开始，所以流民们都不敢还乡。说着说着，老人就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会晤楚州守周豫时，周豫叫出了舞鬟以助兴，东坡先生暂时忘却眼前的烦恼，于席间即席赋《南歌子》两首赠之，还为当地作了《淮阴侯庙碑》。 在楚州，苏东坡还会晤了徐积（字仲车），自从元丰八年赴登州，元佑四年赴杭州，再有此次赴扬州，东坡先生每次都会专门见一见徐仲车，与之诗词唱和一番。 三月二十六日，苏东坡到达扬州任，上一任的州守为李承之于上年腊月病故，东坡先生由是继其任也。 其时的扬州下辖一县：江都县。十州：扬州、亳州、宿州、楚州、海州、泰州、泗州、滁州、真州、通州。二军：高邮军、涟水军。 宋代的“州”，是由秦汉时期的“郡”变化而来，根据面积和人口可分为上、中、下州，长官称知州。府、州分等，按政治或军事地位的轻重、辖境范围的大小、经济发展程度的高低，分为都督府、辅、雄、望、紧，体制皆埒上州，及有上、中、中下、下之别。 “军”有直属于路，与府州同级者，其地位与下州相埒。又有隶于府州，与县同级者，即县治置军，由知县兼军使，史称“即县置军使”和“降军为军使”，并指此。 “监”为管理矿冶、铸钱、牧马、产盐区等而设，兼理民事。有直属于路，与府州军同级者，其地位与下州相埒。又有隶于府州，与县同级者。 苏东坡到扬州安顿好，上完谢表，就将《韩文公庙碑》撰写完成的消息致简潮州守王涤与蔡朝奉，并将碑文誊了一份寄给吴复古（字子野）。在给邓润甫的信中，东坡先生还以得到扬州的任职为乐。 撰写恩公张方平老先生墓志铭的任务，苏东坡是一刻也不敢怠慢的，加之张家人的催促，东坡先生在南下的路上就已经撰写了大半，到了扬州即使事务繁杂再不曾搁笔，大略有六千余字。就这还是仅将张公生平的大事罗列出来，若是加上小事，恐怕一万字也下不来，东坡觉得墓志铭这一文体，还没万字的先例。 曾旼罢扬州教授，经过真州，去见吕惠卿。 惠卿问轼何如人？旼曰：“聪明人也。” 惠卿怒曰：“尧聪明，舜聪明邪？大禹之聪明邪？” 旼曰：“虽非三者之聪明，是亦聪明也。” 惠卿曰：“轼学何人？” 旼曰：“学孟子。” 惠卿益怒，起立曰：“何言之不伦也？” 旼曰：“孟子以民为重，社稷次之。此所以知苏公学孟子也。” 惠卿默然久之。 曾旼，字彦和，龙溪(今福建漳州龙海市)人。熙宁七年五月，以吴县尉为提举修撰经义所检讨。元丰间，以秀州军事推官监润州罗纳官，太守许遵令采诸家文集，始东汉，终南唐，凡五百余篇，十卷，名曰《润州类集》。 在润州的米芾即将知雍丘（今河南省杞县），渡江前来与东坡先生相见，二人相谈甚欢。 刘季孙（字景文）自隰州寄诗来，对东坡先生在扬州的生活表示了羡慕之情，“给事风流在，虚亭景越闲。全临故宫水，尽致别州山。峰势晴相向，岚光夜不还。无时供胜赏，历历白云间。” 扬州盛产芍药，其妙者不减于姚黄、魏紫。 蔡延庆（字元长）任扬州守时，开始效仿洛阳，开始举办“万花会”，其后岁岁循习而为，人颇病之。举办这类集会每年会征用芍药花十多万枝，“岁聚绝品十万枝于听事，燕赏旬日，既残，乃归于各圃”，不仅摧残了扬州的各个花圃，还让各级官吏以此为借口大行奸猾之事。 东坡先生到任扬州后，实地寻访了民间疾苦，第一件事就是废除了所谓的“万花会”，以至于“人皆鼓舞欣悦”。做完这件事，东坡给好友王定国致简说，“花会乃扬州大害，已罢之矣。虽杀风景，免造业也。” 朝廷赐苏东坡恤刑诏书，也就是关于谨慎实行刑罚，及时下令执行并严格按照旧例办事的诏书。苏东坡上了谢表后，对前来造访的湖州故旧张大亨进行了接待，并作诗赠之，这是他们的第四次相聚。 弟弟子由近来坚持静坐以修身，并说只需准备一个卷历，白天的行为，晚上一定要记下来。只要是不能记的，就是不能做和不能说的。无事静坐，活一天就像是活了两天，这是一个既不难受又不要花钱的好方法。 四月初七，哲宗皇帝立皇后孟氏，东坡先生上了贺表。然后寄《醉翁操》并书于秀州（今嘉兴与松江一带）本觉寺的住持法真禅师，法真乃青原下十二世，慧林宗本禅师法嗣，出家前原为江阴沈姓子弟。 《醉翁操》，琴曲名。也称《醉翁吟》、《醉翁引》。沈遵作曲，庐山道士崔闲谱声，东坡配歌，歌中“醉翁”指欧阳修。 当年欧阳修谪守滁州，写了篇《醉翁亭记》，脍炙人口，当时就刻石立了碑。 时任太常博士的沈遵特意跑到滁州探访，见那琅琊山水确如醉翁妙笔所绘，就动了兴致，以琴寄趣，创作了一支宫声三叠的琴曲《醉翁吟》（即《醉翁操》）。沈遵寻了个机会为欧阳修亲自弹奏此曲，欧阳修听了很高兴。并应沈的请求为该曲作了词。欧词自是大手笔，“然调不主声，为知琴者所惜。”，调不主声就是唱不出来。 沈遵的《醉翁吟》传开之后，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不但争传《醉翁吟》琴曲，连欧阳修所作《醉翁吟》歌词，也有好事者纷纷为其谱琴曲，但都不理想。冥冥中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机缘，一晃三十多年过去，欧阳修、沈遵相继去世，庐山玉涧道人崔闲还惦记着这件事。 崔闲精通琴曲，曾拜沈遵为师，他非常喜欢此曲，“常恨此曲无词，乃谱其声，请于东坡居士。”苏东坡贬谪黄州期间，崔闲多次从庐山前往拜访。一次他揣着《醉翁吟》的曲谱登门，请东坡填词。苏轼不但诗文高妙，而且精通音律，听明来意，欣然应允。于是乎，崔闲弹，东坡听，边听边谱词，不大一会儿就完成了。词云： 琅然，清圆，谁弹，响空山。无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风露娟娟，人未眠。荷蒉过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贤。醉翁啸咏，声和流泉。醉翁去后，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时而童颠，水有时而回川。思翁无岁年，翁今为飞仙。此意在人间，试听徽外三两弦。 沈遵为当时的古琴高手，曾任太常博士。而崔闲字诚老，江西星子人。亦是当时的古琴大师，都是苏东坡的方外之友。因结庐于庐山的玉涧，东坡先生常常称崔闲为玉涧道人。 第44章 仓法——北宋时期的“重禄治赃” 元佑七年（1092），三月十六日。 苏东坡在颍州时就开始着手与赵德麟同治的西湖疏浚工程，终于完成了，赵德麟寄诗来，东坡高兴之余和诗三首。 “朅来颍尾弄秋色，一水萦带昭灵宫。坐思吴越不可到，借君月斧修朣胧。二十四桥亦何有，换此十顷玻璃风。”正是由于苏东坡主持了对西湖的美化，并广植绿树菱荷，增益亭台阁堂等，才使古代颍州西湖以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园林建筑闻名于世。 “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东坡先生甚至还在其诗中将颍州西湖与杭州西湖相媲美，此举大大提高了颍州西湖的声誉。宋代以后，颍州西湖的名气大增。正是由于欧阳修、苏东坡等文人知州们的精心治理和倾力打造，颍州西湖才名扬天下、享誉千年。 苏东坡到扬州任后一直忙于事务，根本抽不出时间会客。 这天，两浙转运副使毛渐（字正仲）给东坡送来了茶叶，东坡就趁机约了几位朋友聚集于扬州西门外的石塔寺。 石塔寺本晋代遗刹，名蒙因显庆禅院。南朝宋元嘉十七年（440年），改为惠昭寺。唐先天元年（712年），又改名安国寺，乾元中（758-778年）始更名“木兰院”，开成三年（838年），得佛舍利于木兰院，建石塔藏之，故易名石塔寺。 “尔来又衰病，过午食辄噎。缪为淮海帅，每愧厨传缺。”时年已五十七岁的东坡先生，胃口也不行了，还一身的疾患。他在诗中自嘲说，自己虽然身为一州之守，但每每感到厨房里的食物短缺。 原因是，扬州位于东南方位，本来是一座都会，“八路舟车，无不由此。使客杂还，馈送相望，将迎之费，相继不绝。”，但是该州每年的公使额钱，只与真州、泗州等列郡一般，比之楚州，少七百贯。扬州与杭州的体量差不多，杭州的公使钱有七千贯，而扬州只有五千贯，显然支使不足。 石塔寺诸人聚会结束后，东坡先生到任以来一直忧虑的事情又浮现在心头。那就是，如今太皇太后与陛下已经执政八年有余，不管是仁政、德行还是节俭等方面都已经做到了极致。本来百姓应该安居乐业的，但由于陈年的积欠使得百姓们压得喘不过气来，都已经是濒临破产的边缘。 苏东坡又向朝廷上书，就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并上奏，洋洋洒洒地写了数千言，贴黄又贴黄。真是知无不言，意犹未尽，一片忠心跃然纸上。 上了奏章，苏东坡的心里一点也不轻松，他不知道朝廷会不会如愿将老百姓的陈年积欠免除殆尽，让百姓们轻装上阵，去寻求自己的美满生活。 他忧心忡忡地来到了晁补之的“随斋”以消暑，赋《减字木兰花》抒怀，算是暂时忘却一下心中的忧愁吧。东坡的心情刚刚有点平复，就听到了被自己称为“慷慨奇士，博学能诗”的老朋友刘景文卒于隰州官所。 刘景文父亲刘平作为环庆将官，曾在对抗西夏元昊的战争中，壮烈殉国。朝廷赐予了刘平七个儿子豪宅与官职，但七个儿子中的六个（庆孙、贻孙、宜孙、昌孙、保孙、季孙）都早逝了，仅剩的刘季孙（字景文）也是在六十岁年纪上才官至文思副使。 如今，这位幸存者也离世了，敢于孤军救援延州，终因寡不敌众而绝食而死的刘平将军的七个儿子都已寿终正寝了。 面对扬州周边几个州的百姓因为饥馑与瘟疫流行而流离失所、伤亡过半，并且还背负着沉重的积欠钱物的负担，老百姓卖房卖地、卖儿卖女也无法摆脱的现状，东坡先生只好给远在颍州的老朋友赵令畤致简，详细倾诉了积欠的危害，并询问李直方是否已经得到朝廷的嘉奖等事情。 闲下来，苏东坡将张方平在世时交代的差事（为滕元发撰写墓志铭）完成了，终于还清了这一文债。 诗兴大发的东坡先生，因在扬州得到两块美石，其一绿色，“冈峦迤逦，有穴达于背”。其一正白可鉴。东坡将两石渍以清水，置几案间，作了《双石》诗，这还不算，他一口气唱和了陶渊明的《饮酒二十首》。 东坡先生在自序中自嘲：“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在扬州时，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盘礴，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因和渊明《饮酒》二十首，庶以仿佛其不可名者，示舍弟子由、晁无咎学士。” 《饮酒二十首》本是晋末宋初文学家陶渊明创作的一组五言诗，这二十首诗借酒为题，以饱含忧愤的笔触，表达了陶渊明对历史、对现实、对生活的感想和看法，抒写了他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田园生活的喜爱，充分表现了陶渊明高洁傲岸的道德情操和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 苏东坡一生共和陶诗一百二十四首，这是唱和陶诗的开端。我们知道，大多数唱和皆在海南贬所也。 秦观之弟秦觏（字少章）自京师赴杭州仁和县主簿任，途径扬州，来拜访东坡先生。小秦出示了范祖禹（字淳甫）给他的送行诗，苏东坡召集晁补之以及苏州州学教授朱长文一起进行了唱和。 “后生多名士，欲荐空悲歌。小范真可人，独肯勤收罗。”（《次韵范淳父送秦少章》）在东坡先生的和诗中，竟然出现了“小范”这样的字眼，这与东坡先生那种“呵呵体”一贯的幽默风格一样，都是语言方面领先几百年的开先河之举。 苏坚游览了扬州江都县西接仪真界的蜀冈，并作了诗。 自春秋时期至唐宋，“蜀冈三峰”自古以来为扬州第一名胜。东坡先生唱和了苏坚的诗，正好送给了自山阳守拜广东提点刑狱的李孝博（字叔升）。 六月初一，朝廷终于下诏： 诏准淮南东西路、两浙路诸般逋负（拖欠赋税、债务等），不问旧新、有无宫本，并特与权住催理一年。这大概是东坡先生的上书起到了作用，朝廷盖“从东坡之言也”。 三天后，又一件喜事接踵而至： 由于苏辙自中大夫守尚书右丞为大中大夫守门下侍郎之故，苏东坡的父亲苏洵被朝廷追赠太子太师之衔，其母程氏追封成国太夫人。 程家排行老六的表弟程之远（字德孺）罢广南东路提刑之任为主客郎中（礼部所设，掌管少数民族及外国宾客接待之事），经过扬州时，东坡先生以自己珍藏的仇池石相赠。陈师锡（字伯修）被除为校书郎，赵令畤将接替晁补之为扬州倅，东坡都或作诗或致简，表达了祝贺。完了，还陪同着晁端彦、晁补之父子到大明寺校塔院等地游览。 六月十六日，是一年一度的坤成节，上了贺表的东坡先生，在家读起了《后汉书·朱晖传》。我们知道，《汉书》、《后汉书》一直是苏东坡自少年以来用功最多也受益最大的书之一。 六天后，苏东坡被除为兵部尚书，并充当卤簙使。因为哲宗皇帝将要亲郊，拜吕大防为大礼使，胡宗愈为礼仪使，李之纯为仪仗使，韩宗道为桥道顿递使。 在扬州，苏东坡有感于当时的《仓法》（全称为《诸仓乞取法》）之弊，给朝廷上了劄子。认为仓法只是暂时推行的权宜之计，天下惊恐，古今所无，是一种盛世中的暴政，应该停止推行。 我们知道在历朝历代，官吏“廉洁”问题一直是困扰历朝历代统治者们的难题。 何以养廉？北宋时期的“重禄治赃”制度最具代表性。“厚俸养廉”首创于宋，认为应给予官吏厚俸，才能促其廉政。尤其是宋神宗时期的“熙宁变法”，王安石首创“仓法”即“重禄法”，以此来整顿吏治。 宋代的厚俸是史家共识，宋代官吏待遇之优厚，历代少有。宋朝在实行“仓法”之前，各级官员间俸禄差额大，只有少部分位极人臣的高级官员们生活富庶，绝大部分官吏们依旧挣扎于基本的温饱问题之中。 “仓法”的制订和实施，与主持者王安石的一贯主张和不懈推动密切相关。早在嘉四年（1059年）的《上仁宗皇帝书》中，王安石就明确指出：“方今制禄，大抵皆薄。”“加俸养廉”是王安石一直崇尚的吏治原则。《重禄法》即熙宁“仓法”，全称为“诸仓焉取法”，是王安石变法期间的重要举措。 王安石变法时期所行仓法，既注意从俸禄制度上为吏人提供不受赇的必要生活条件，又注意以立法的形式严惩吏人的受赇枉法行为，并从法律制度上向受赇恶习展开攻势，这些措施切合实际，易见成效。从上述重禄法整顿吏治的效果来看，成效显着，然而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赃罪发生的根源。 甚至在一些名臣眼里，“重禄法”治赃仅是应付贫困的权宜之计。实行厚俸是为了养廉，“夫厚禄食者，盖欲耸其廉洁，以砥砺清操，”从而达到廉政建设的目的，然而高薪并未达到预期的廉政。事实上他们赇取无度，仕风日坏，造成了吏治与费用的恶性循环。不断加重的搜刮，使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中，而被迫铤而走险。各地不断发生农民反抗，从而影响统治。但不可否认的是“厚俸养廉”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仅仅靠增加俸禄远不足以从根本上杜绝贪污腐败。 苏东坡在州郡任职以来，亲眼目睹了诸多贪官污吏的不齿勾当，所以一眼就看出了仓法这种制度的种种虚伪性与欺骗性，因此才斗胆上书的。 仓法的弊端被苏东坡上书揭批之后，他又于同日向朝廷上书了有关漕运欠折严重的问题。因为当时发运使向京师运送的粮食定额，往往以起运时的数额为准，而不是以运到京师的粮食数额为准。路上即使有千难万险，发运使也不会尽心尽责，因此造成了极大的浪费。苏东坡还乞申明《元佑编敕》，废罢近日仓部起请之仓法，仍取问官吏擅立随船之法，罢沿路随船检税之法。 所幸，这次的上书得到了朝廷的允准。 东坡先生之所以这样不厌其烦地甘于冒犯圣上的威严而上书言事，皆是因为苏东坡自觉自己“忝备侍从，怀有所见，不敢不尽也。” 第45章 出任兵部尚书 “东坡镇维扬，幕下皆奇豪。”这是《冷斋夜话》卷七《东坡留戒公长老住石塔》诗中的评价。 《冷斋夜话》这部诗论着作，共十卷。为北宋僧人惠洪所着，是此书体例介于笔记与诗话之间，但以论诗为主。论诗多称引元佑诸人，以苏东坡、黄庭坚为最，书中多通过引述诗句提出并阐述一些诗歌理论。 据说，当时石塔长老遣侍者投牒，求解院。东坡问：长老欲何往？对曰：归西湖旧庐。即令出，别候旨挥。东坡于是将僚佐同至石塔，令击鼓，大众聚观，袖中出疏，使晁无咎读之，即留疏。 慧洪评论道：予谓戒公类杜子美黄四娘耳，东坡妙观逸想，讬之以为此文，遂与百世俱传也。 同年晁端彦以右司郎中为江淮荆浙等路发运使任满，将赴阙，东坡作诗回忆了二人自嘉佑年间一同受知于欧阳文忠公时的往事，为之送行。恰好这几天是其子晁补之的生日，太夫人无咎母杨氏置酒留东坡，东坡先生又作了小诗为贺。 老朋友、池州守王琦（字文玉）卒，苏东坡为之写了挽词。同时，又为恩师张方平老先生作了祭文曰：今公永归，我留淮海。寓辞千里，濡袂有漼。 程筠（字德林）赴真州任，东坡作诗送行后，给孔平仲（字毅父）写信，说在自己扬州“吏事清暇”，只是常以“积欠为忧”，好在“此间去公咫尺耳”。 接下来，苏东坡接连向朝廷上了五道劄子。 首先是请求罢去真州、扬州、楚州以及泗州的中转仓库斗子仓法，并请求允许扬州中转仓库依旧保留四十个斗子的名额，以防止斗子们离职逃走。再就是乞请停止发放酒务盐官们年终核算利税增加额算清之后的一二成奖金，认为自祖宗开国以来从没有这样的赏格，有辱朝廷斯文。此举得到了朝廷的允准。 其次就是上书宰相吕大防，说自从自己来到淮南地界两三年来，诸郡税务刻急日甚，行路咨怨，商贾几于不行。扬州更是依例允许酒税监官分请增剩赏钱，这些都是元丰中一小人的建议，目的是增加这些人的收入，好让他们努力地征税。东坡认为此举“羞污士风，莫此为甚”。 最后，东坡先生还乞请“发运使岁课，当以到京之为额，不当以起发之数为额也”，想让朝廷立法，今后发运司岁运额斛，计到京欠折分厘，以定殿罚，则发运使自然竭力点检。即责以亏赢而为之责罚。盖由于纲运欠折严重之故，这一上书是对七月二十七日上状的补充。 至于扬州公使钱的短缺，东坡先生上书朝廷除阐明了扬州的的交通地位、繁华程度、更换知州之勤的客观原因外，还具体给出了不增加朝廷支出而是从省官的醋务钱中划拨的办法，来解决扬州公使钱短缺的问题。 这些公事办完之后，虽然大部分没有得到朝廷的答复，但是作为一名从皇帝身边下来的京官，苏东坡自觉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回过神来，东坡看到赵令畤寄来的奇茗与黄庭坚、米芾等人的来简，他一一进行了答复。 不多时，朝廷的除命下达：苏东坡以兵部尚书、龙图阁学士除兼侍读。刚在扬州步入正轨的东坡先生，连忙上了辞免乞外状，但朝廷不允。 在扬州任仅有几个月，就又要返回京师任职。这期间，元净（辩才）于前年九月间无疾而终，吴越之人求东坡先生志其塔，东坡先生曾致简弟弟子由，将这一任务拜托给他完成。他告诉吴越的使者，“吾固知师矣。予弟子由，虽未尝识师，而其知师不在吾后，吾为汝请”。 在扬州时，许安仁（字仲山）曾从东坡先生学过作诗。 东坡教给小许的方法是： 熟读《毛诗·国风》与《离骚》，曲折尽在是矣。小许后来的门生起初以为东坡此语太过笼统，直到自己年齿益长，乃知东坡先生之善诱也！晁补之举荐从弟晁咏之于东坡先生，见到小晁的诗文后，东坡认为咏之为奇才，黄庭坚更是将晁咏之的字改为“叔予”。 扬州蜀冈的大明寺，此处的溪水清澈无比，当地造出的纸张令的先生十分满意。他觉得蜀冈的纸，坚白可爱，甚至可与成都浣花溪一带造的纸相媲美。 离开扬州前，徐州教授何去非来简，东坡先生答简以徐州有何去非当地士子之幸。 离开扬州后，在宜兴县张渚镇林溪道中，遇到了故人张希元之子、宜兴令张堂，东坡先生还为之作了篇记文。在都梁山途中，见到了盱眙秀才杜舆（字子师）。应舆之请，东坡授以种松之法。 种植松树是东坡先生早年引以为傲的独门绝技之一。具体做法是：在每年的十月以后，冬至之前 松实结熟而未落，折取，并萼收入竹器中至春初，取实入荒茅地中，得春雨自生。松性至坚悍，始生至脆弱，多畏日与牛羊，故须荒茅地，以茅阴障日，须护以棘。五年后，乃可洗其下枝。七年后，乃可去其细密者。 行至宿州与泗州一带的途中时，偶遇徐州的道士张天骥。他乡遇故知，苏东坡与张道士还诗词唱和了一番方罢。 过宿州时，听说该州要把灵璧镇改为灵璧县，衙门已在建造中。东坡先生经过审查得知，原本是当地的有权有势人家为了增设机构，才妄加陈请的。那些富户自称置县所需的钱财由他们自行承担，宿州知州周秩奏上去之后，致使朝廷也相信了他们，同意了县的请求。 苏东坡调查得知，这都是当地豪民靳琮等人的私自算计，只是因为他们的许多园子与宅院都在城外。灵璧镇离周边的县衙均在百里上下，不算太远，同时灵璧镇到符离县衙都是水路，很是便捷，根本就不需要设县。况且置县所需的钱物那些豪民根本无力筹集，最终还是会压在了贫苦百姓的头上。 作为扬州的下辖之地，同时撤镇改县又属兵部所管辖，苏东坡上奏说，衙门开建就开建了，而向外拓城的工程需要立即停止。朝廷预支的一万贯钱，用于衙门等设施的建设所需，不够则由朝廷补齐。而那些没有交钱的民户，乞请给予免除。 到了南都，祭奠了恩师张方平，刚好为张公所作的《张文定公墓志铭》已经撰写完毕。好朋友王定国本来因子由的举荐除知宿州，但不到一个月即被安鼎攻击而罢任，仍管勾太平观，所以仍留在南都。重九之日，东坡先生与定国相聚于宋，二人赋诗唱和，好不快活。上次在徐州的重九之会，距今已有十五年了！如今的东坡先生人老体衰，“心形俱悴”，而老朋友王定国由于学道有得，百念灰冷，反而变得“颜愈壮”。 到了京郊，子由奉诏来迎，东坡先生还是按照惯例先给弟弟寄了诗文。到京师后，苏东坡仍是没有常住的念头，于是就还暂居于兴国浴室东堂。 等到接任兵部尚书兼侍读任后，朝廷又诏赐封衣金带马。当时的兵部侍郎叫杜纯，字孝锡，濮州鄄城人，此人认为苏东坡“尚气好辩”，不宜重用。还好杜纯的大女婿为晁补之，小晁深知老师的为人，也知道东坡先生根本就不想出任什么兵部尚书，所以就给他的老岳父致简作了解释。 工作交接之后，东坡先生给赵令畤致了简，又与直集贤院兼侍读吴安诗（字传正）皇帝子孙的读书处——资善堂。此时，乔执中出任了中书舍人，晁补之为着作郎，在东坡先生兄弟俩的举荐下，知通利军的林豫被擢用。 林豫，字顺之，福建莆田兴化军仙游人（今龙华镇象运村），神宗熙宁九年进士。尝知通利军，与东坡兄弟交善。历知保德、广信、邵武军及邢、邵、鄜、冀州凡七任，所至有惠政。后因苏东坡之举荐，入元佑党籍，有《笔铎草录》传世。 林豫一生为官，少有闲暇。但他博识好学，一有空余便阅览群书，提笔写作。他为人忠直，从不因荣辱而迁变。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东坡兄弟遭权贵排挤，被贬出京，流放岭南雷州、惠州一带。林豫不避株连之嫌，慨然为二苏摆酒饯行，并题词赠勉。此举即遭当朝宰相章惇所忌恨，不久就被降为内藏副使，但他并不怨悔。 东坡先生重返京师后，再次举荐赵令畤，其时赵令畤从扬州来京，与东坡邂逅于启圣僧舍。东坡自己亦处于“还朝如梦中，双阙眩金碧。复穿鹓鹭行，强寄麋鹿迹。”的状态，他与晁补之时常谈诗论画，尝书《鱼枕冠颂》、《李潭马图》赠晁补之，晁补之还将自己的从叔晁端仁引荐给东坡先生。 南郊郊祀中，苏东坡从驾景灵宫，与时任户部尚书钱勰（字穆父）、户部侍郎的蒋之奇（字颖叔）、工部侍郎王钦臣（字仲至）等诗词唱和。随后，以石砚屏赠中书侍郎范百禄（字子功），以涵星砚赠侍讲范祖禹（字淳夫）。 接着，东坡先生又连上三道劄子。 一是再论李直方颍州的捕贼功效，乞推恩；二是就最近开始推行的征收五谷力胜税钱，东坡认为此举不利于商业的正常流通，要求废止。三是作为卤簙使，东坡发现皇上及太皇太后还在太庙里斋宿，而后宫车驾中有十余辆大红色的车子，张着红盖却在乾明寺前抢道乱行，东坡当即在车上就拟了劄子，准备上奏朝廷痛斥这种乱象。 这些劄子奏上去之后，头两件事没有了下文，而有关皇家排面的第三件事却顺利地解决了。 关于这第三件事，东坡的学生李方叔后来是这样记载的： 东坡先生不惟文章可以盖代，而政事忠亮，风节凛凛，过人甚远。 元佑七年（1092），上祀南郊，公以兵部尚书为卤簙使。上因太庙宿斋行礼毕，将至青城，仪卫甚肃。五使乘车至景灵宫东棂辕门外，忽见有赭伞覆犊车并青盖犊车百许两冲突而来。 东坡呼御营巡检使立于车前，曰：西来谁何敢尔乱行？ 曰：皇后并某国太夫人（国婆婆，乃上之乳母）、国大长公主也！ 东坡曰：可以状来。 比至青城，论依仗使，御史中丞李端伯之纯曰：中丞职当肃政，不可不闻。李以中宫不敢言。 坡曰：某自奏之。 即于青城上疏皇帝曰：臣备员五使，窃见二圣寅畏只慎，昭事天地，敬奉宗祧，内中犊车冲突卤簙，公然乱行，恐累二圣所以明祀之意，谨弹劾以闻。 上欣然开纳。 旧例，明日法驾回，中宫当迎于朱雀门下，是时因疏，明日中宫亦不复出。 次日，郊祀完成。 苏东坡上了郊祀庆成诗文与表文后，又上奏皇帝说此次南郊亲祀深得民心，老百姓亲眼目睹了圣上的龙颜后欢欣鼓舞，有人甚至感动得流下了泪水。 第46章 被诬告的礼部苏尚书 元佑七年（1092），冬月二十三日。 朝廷下诏，各级官吏、诸色人诸般欠负官钱，在元丰八年三月六日大赦以前者，五百贯以下并与除放；五百贯以上者，奏裁差侍从官与户部同点检催督，限一年毕。诏翰林学士顾临、御史中丞李之纯与户部长贰依赦施行，仍就本部置司。 这也算是苏东坡长久以来的努力争取的结果吧，得知消息的东坡先生再次乞请外放越州，朝廷不允。但朝廷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那就是将苏东坡改任为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兼翰林侍读学士，这也是做到了“物尽其才、人尽其才”了。 在东坡先生再三的辞免下，朝廷始终不肯松口，东坡只好就任。 好友陈师道寄诗来，劝东坡先生早日归田，东坡又何尝不想呢，无奈使命在身，身不由己啊。王诜驸马想要东坡先生收藏的一方仇池石，东坡就让王诜用他收藏的韩干所画马易之。 冬月二十四，哲宗皇帝亲至景灵宫，次日又至凝祥池，这一路均由钱勰、蒋之奇与苏东坡扈从保驾。这段时期，钱勰、蒋之奇、王钦臣与苏东坡频频在一起诗词唱和，以至于被时人称之为“元佑四友”。 进入腊月，苏东坡向朝廷三荐赵令畤，可谓是呕心沥血。 文彦博之子文及（字及甫）赴河阳守，马正卿、毕仲游来访，程之元赠海中柏石，东坡先生一一都表示了自己的心意。对于起居舍人的人选，苏东坡向朝廷举荐了自己信得过的老乡——眉州彭山吕陶（字元钧）来接替自己。 元佑八年（1093）元日，立春。 苏东坡唱和了秦观与王钦臣的诗文，驸马爷王诜奉诏押高丽宴射时赋了诗，东坡先生亦有唱和。高丽使人在大梁门外安州巷同文馆，元旦朝见讫，后二日，诣南御苑试射，朝廷旋选能射武臣伴射。射毕，赐宴。王驸马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赋的诗。 正月十四，满朝上下同庆上元节。 苏东坡侍宴宣德楼上，“澹月疏星绕建章，仙风吹下御炉香。侍臣鹄立通明观，一朵红云捧玉皇。”（《上元侍饮楼上三首呈同列》），东坡先生即席赋诗三首呈观同列。 年后，包拯的外甥文勋出任福建路转运判官，太常博士陈祥道赐绯，蒋之奇要出知熙州（治所在今甘肃临洮县），东坡先生都一一为之作诗或送行。学生李方叔来见，东坡与他谈及为哲宗皇帝侍讲的关于论进学须好乐中有所悟人事。 东坡先生说，近日他在讲筵上侍讲时曾斗胆对哲宗皇帝讲过，人君之学与臣庶有异： 庶民幼时常驱率读书，初甚苦之，渐知好学，则自知趣向，既久则中心乐之，既有好乐之意，则自进不已。古人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陛下上圣，固与中人不同，然必欲进学，亦须自好乐中有所悟人，且陛下之学，不在求名与求知，不为章句科举计也。然欲周知天下章疏，观人文章事实，又万机之政，非学无所折衷。上甚以为然。 东坡送襄阳从事李友谅（字叔益）归钱塘，吴安诗（字传正）作《枯木歌》，黄寔（字师是）出任两浙刑狱，以及东坡先生将自己的端砚及墨赠给好友范祖禹，文同去世十四年后，东坡又在吕陶（字元均）家见到了大表哥的亲笔画《槎竹图》等等，都有诗词唱和。吕大临（字与叔）卒于去年五六月间，东坡先生为之作了挽词，还为晁说之的《考牧图》作了诗。 忙完这些，苏东坡上奏《上圆丘合祭六议劄子》，认为圆丘合祭符合天地之心，不应再有什么更改。接着就高丽使者在境内卖书的现象三次上书朝廷，要求严加制止，不然将会沿袭成例，给增加民间老百姓的经济负担。 吕希哲（字原明）除右司谏（七品，掌规谏讽谕，箴诲鉴戒、拾遗补过。），赵令畤以颍州签判出任光禄寺丞。而时任太中大夫、中书侍郎的范百禄被罢为资政殿学士、知河中府，原因是朝中有人说范百禄实位中书，岂有同罪异罚之理。且范百禄援引亲党，与苏东坡、苏辙结为朋比，徇私害政。 范子奇（字中济）将出知庆州（今甘肃庆阳市），东坡先生与钱勰、范纯仁、王钦臣等饯于信安西园，几个人分韵作诗以贺。宋时的庆州属永兴军河中府，据说郭子仪镇河中日，河甚为患，子仪祷河伯曰：水患止，当以女奉妻。已而河复故道，其女一日无疾而卒。子仪以其骨塑之于庙，至今祀之。 就在苏东坡忙于公私事务之际，以礼部尚书的名义向朝廷上书关于居丧婚娶条例的修改事宜时，监察御史黄庆基、董敦逸开始接连上疏乞请朝廷减杀川人太盛之势。 四月初七，苏东坡又与吕希哲、吴安诗、丰稷、赵彦若、范祖禹、顾临一同向皇上上奏了整理校正唐朝宰相陆贽的所有奏议，以便陛下放在座位旁边随时观览，就像见到陆贽本人一样。 雍丘令米芾来书，说他们县上地里的麦叶都被虫吃光了，而麦穗却都还完好无损。 正好金部郎中（尚书省金部曹长官，与“金部郎”互称） 张元方来访，说自古以来麦豆不曾有虫，有虫本就是奇事，既然虫吃了麦叶，麦穗就会受损。所幸有一种小甲虫，看见麦叶上的虫子就会上去咬断它的腰而去，民间把这种甲虫叫做“旁不肯”。 次日，李方叔、李端叔、秦少游来访，此时东坡先生已经入住东阙的宅第。 四月十五，朝中传来了监察御史董敦逸罢为荆湖北路转运判官，黄庆基为福建路转运判官的消息，朝野上下皆知此二人被罢皆是由于诬告尚书右丞苏辙与吏部尚书苏轼所致。其上奏的措辞为： “ 苏轼天资凶险，不顾义理，言伪而辩，行僻而坚。故名足以惑众，智足以饰非。所谓小人之雄，而君子之贼者也。陛下擢之于罪废之中，置之于侍从之列，出守大藩，固宜奉法循礼，而乃专以喜怒之私，轻废朝廷之制。”，“苏辙怀邪徇私，援引党与，祜势曲法，务与其兄弟为肘腋，以紊乱朝政。” 可见董、黄二人的用心之险恶，用语之歹毒。他们还在苏东坡历来所行的勅文中捏造了大量的所谓对朝廷的不恭之语，试图将苏东坡置于死地。 面对这种局面，苏辙也不甘任人宰割，他联合吕大防对黄庆基的诬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苏辙奏道，黄庆基所言苏东坡所撰李之纯等六人的诰文对神宗皇帝构成毁谤，其用意纯粹是无中生有、别有用心。 苏东坡也亲自上了辩解的劄子，说此前对于朝廷流放的那几个奸臣的告词，都是原来所下达的谕旨，自己绝不敢有所增减。 对于陆师闵告词中的“百般扰民，怨声载道” ，黄庆基说是在诽谤指斥朝廷，东坡辩解称这份告词本不是自己写的，中书省那里有存底，也有签名，可以派人去核对。另外，如黄庆基所奏自己在颍州乱用官府钱财之事，所有用度都在规定的范围内，可以派人核查。至于说自己在宜兴县强买曹姓人家土地之事，当时已经申报尚书省。自己填列皇上的侍从之列，知道曹家是为了图财才告发的，当时自己已经允许他们原价赎回了。案卷现在还在户部，完全可以派人去详查。 苏东坡的极力辩解，最终得到了太皇太后的全力支持，专门派门下侍郎苏辙前往苏东坡处宣读了无罪的谕旨。东坡先生听到谕旨后，“感恩之涕，不觉自零”，决心“庶全蝼蚁之躯，以报丘山之德”。 而黄庆基之流，再一次受到了朝廷的责罚，为他们这些龌龊不堪的行径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等苏东坡就此事上完致谢的劄子后，又就《元佑贡举敕》中对于科举中考题的选取上了劄子，建议今后考题在《九经》、《孝经》、《论语》与所有子书、史书中随便出，这样也就能够足以表达朝廷选拔考生的主旨，本来只以诗赋的工整与否作为取舍的标准，不以不全之文掩盖其所不知以蒙混考取，对于鼓励和培养忠厚的风气，会大有裨益。 朝廷诏准了东坡的建议，至此以后，科场未再得出制度题目。 道人姚安世来访，东坡先生作《次丹元姚先生二首》以赠。唐宋之时，凡道人皆称先生，又以其老者为老先生，所以东坡将姚道士称为姚先生。 而据叶梦得《避暑录话》中所言，姚丹元曾被东坡先生极力推崇，直以为其为李太白所化，尤奇之，先后赠其诗文数十篇，待之甚恭。此人本为京城王氏子弟，因不肖为父所逐去，事建隆观一道士，天资聪慧，因取道藏遍读，或能成颂，又多得方术丹药。大抵有口才，好大言，作诗间有放荡奇谲语，故能成其说。浮沉江淮，屡易姓名，东坡初不能辩也。 “公堂开后阁，凡木愧华簪。栽培一寸根，寄子百年心。”王钦臣数月前赠了一些桧树苗，东坡先生将其种之礼曹北垣下，如今已经百余日，树苗“蔚然又生意”，东坡喜而作了诗。 如今的钱勰已移至开封府，表弟程之元（字得孺）为广南东路提刑，东坡先生分别致简诉说了别后之谊。姚安世复传其所得的李太白诗《人生烛上花》、《朝披云梦泽》二首，东坡为之作了跋。 吴复古前来京师，向苏东坡求度牒想出家。 关于吴复古想要出家的事，东坡先生前年在京师时就曾听他提及过，也多次劝他不必这样做，因为想出家在家乡出家就够了。但老吴已是铁了心要出家，还频频发誓唯恐实现不了。东坡见他态度如此坚决，就只好为之讨了一个出家的度牒。 吴复古得到度牒后，拿着度牒来到东坡先生处致谢，还赠以自己珍藏的扇山枕屏。东坡赠以诗文。 吴复古又名吴子野，号远游，生於海阳县蓬洲都渔洲乡（今属汕头市龙湖区渔洲乡延陵居委）。父吴宗统为翰林院侍讲，他为皇室教授。因双亲去世，归揭阳南潮结庐守墓三年，并设帐课徒。事后离家到潮阳县麻田山（今属潮阳市）筑远游庵，云游四方，广交学人，尤与东坡兄弟最为知交，常一起研讨庄子和老子的学说。可能是养生有成吧，此人一直活到九十六岁。 苏东坡被贬江南时，吴复古并不避忌，与他常还有书信往返。 六月初八，苏东坡向朝廷上书仍想乞请外任，这次目标明确地想要求去越州。而十八天后，诏命下达：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左朝散郎苏轼除知定州（别名中山府，今属河北省，治所在安熹，也就是今定州市）。 第47章 王闰之仙逝，高俅出场 元佑八年（1093），六月二十四。 苏东坡又向朝廷上书，试图乞请改知越州。 他的理由是，自己入仕以来曾三次在江浙一带任职，粗知这里的风土人情，治理起来较为熟悉。又因为自己年老多病日甚一日，急切盼望早日归耕田园，幸好自己在常州宜兴县还有几亩薄田。越州虽然偏远，还可以借去越州赴任的机会到那里稍加修整，作为自己的归宿。 就在苏东坡向朝廷乞请的时候，他的学生秦观因吕大防之荐，以秘书省正字充编修官。除了秦观，吕丞相还为道潜奏得“妙总”师号，这位仁公很在意有德才名望之人，即使隐居于山水之间的出世之士，他也很愿意成就，总想着使其显露名声。 八月初一，四十六岁的王闰之病逝。 次日，苏东坡沉痛地作文致祭，将这位与自己同甘共苦的贫贱之妻殡于京师后，给老乡杨济甫致简报了丧。苏辙与张耒也为之作了祭文。 王闰之陪伴苏东坡经历了宦海的大起大落，他们共同生活了二十五年，先后历经了着名的“乌台诗案”和“黄州贬谪”，经济最困难时，和苏东坡一起采摘野菜，赤脚耕田，变着法子给他解闷。她去世时，葬礼极为隆重，苏东坡亲自写了祭文《祭亡妻同安郡君文》，承诺“唯有同穴，尚蹈此言”。 王闰之的灵柩一直停放在京西的寺院里，十年后东坡去世，苏辙将其与王闰之合葬，实现了祭文中“惟有同穴”的愿望，王闰之终于和东坡合葬一处。 根据自己在娘家的排行，新娘子原叫二十七娘，“闰之”这个名字，显然是苏东坡给取的，她所出生的庆历八年闰正月，而闰之恰恰生于这个闰月里，“闰”的字面意义就是不期然而然地“增多”，对于苏东坡来说，青年丧妻，只好无奈地给孩子找个继母，也与“闰”字吻合。 考察苏家族谱，我们发现，苏家的女人与当时社会大多数女性一样，都没有正式名字。东坡祖母称史氏，母亲也只叫程夫人，而苏辙的妻子一辈子安于“史氏”之称，惟有苏东坡的两个夫人和侍妾王朝云，都和男人一样，拥有自己的名和字，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不仅如此，闰之比王弗更进一步，有了自己的字：季璋。由此可见王闰之在娘家排行老四。 值得注意的是，苏东坡所娶的王闰之，当年已经二十一岁。根据宋代礼仪，“女子十四至二十”，如果不是丧服在身，“皆可成婚”。从苏家的八娘十六岁嫁给程之才、王弗十六岁嫁给苏东坡、史氏十五岁嫁给苏辙来看，眉山女子出嫁之日多在十五六岁之间。那么，闰之为何二十一岁还待字闺中呢？ 原因只能有一个：将闰之嫁到苏家接替堂姊，给苏东坡当继室，这桩姻缘，极有可能是王弗在病危之际作出的安排。否则，苏东坡身为两中制举的“天子门生”、从六品的直史馆官员、欧阳修多次公开宣称他将是未来天下的文章宗师，不可能去娶一名韶华已逝的村姑。 这一点，确实被研究苏东坡、为其修谱的学者们所忽略了。也许给不甚精通文墨的“二十七娘”取字，是在东坡纳朝云为妾前后，因为朝云跟随苏东坡，取字“子霞”；既然侍妾有字，夫人岂能没有？ 王闰之性格柔顺贤惠。在黄州的时候，苏东坡心情郁闷，而小孩还在他面前牵衣哭闹，东坡刚要发火，王闰之开导苏轼说：“你怎么比小孩还痴，为什么不开心点呢？”东坡听后正有所感愧，王闰之又洗涤好酒杯放在他面前。这件事被苏东坡写进了诗里。在黄州苦涩艰辛的岁月中，有贤妻如此，对他来说是一种大安慰。 贤淑决不是盲从，更不等于逆来顺受。闰之跟随苏东坡十六年，历经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官任，共同遭受责居黄州的生涯，后又从朝廷到州郡，再由州郡回朝廷，几起几落，颠沛流离，但她在东坡的生活中，决不是可有可无之人。请看下面一例： 苏东坡刚到密州当太守时，正值天下大旱，蝗灾四起，百姓饥馑，民不聊生。东坡到任伊始，便投身灭蝗，接着扶困济危，沿着城墙拣拾弃婴，最后与百姓一道挖野菜，度饥荒，几乎到了身心交瘁的地步，偶尔在家里发点脾气，对孩子说话声音大些。是可以理解的。苏东坡有首《小儿》诗，就记载着家中发生的一件小事： 小儿不识愁，起坐牵我衣。我欲嗔小儿，老妻劝儿痴。儿痴君更甚，不乐愁何为？ 还坐愧此言，洗盏当我前。大胜刘伶妇，区区为酒钱。 这个小儿应是闰之在杭州生的苏过，当时仅四岁，见到父亲从外面回来了，大概是想要点好东西吃。苏东坡又累又饿，也许是刚刚挖完杞菊、拣罢弃婴，身心交瘁，于是就发了脾气。所谓“儿痴君更甚，不乐愁何为”，是记述闰之的话，你怎么比他还任性？回到家就生气，干嘛不找点乐子呢？”既有责怪，又有怜爱，还有对丈夫、儿子的双重关怀。接着她就给丈夫洗净茶盏，砌上新茶，或许是端上东坡喜欢的密州“薄薄酒”，用融融暖意让丈夫回到家庭的温馨之中。 在王闰之过生日之际，东坡放生鱼为她资福，并作《蝶恋花》纪事。词中“三个明珠，膝上王文度”，是赞美她对三个儿子都一视同仁，疼爱不分彼此。王闰之和王弗的家乡都是眉州青神，那里江山秀美，岷江穿境而过。在漫天曼陀花雨中，山岭青翠，碧水孱湲，佳气葱郁，生于江畔人家的王闰之，在苏东坡眼里，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子。 王闰之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家庭妇女。苏轼“乌台诗案”被捕入狱，王闰之惊怖之下，担心那帮小人还会从诗文中找出苏轼的罪状，于是把东坡的诗稿焚毁。这件事也成了千百年来喜欢苏东坡的人们心中一个永难弥补的遗憾。 尽管如此，王闰之也并非没有艺术细胞。东坡一家在汝阴的时候，一天晚上，堂前梅花盛开，月色鲜霁，王闰之叫苏东坡请朋友到花下饮酒，她说：“春月胜如秋月，秋月令人凄惨，春月令人和悦。”东坡大喜说：“我还真不知道你会诗。刚才你说的话，真是诗家语言。”所谓真诗在民间，并不会写诗的王闰之不经意间却说出了富有诗意的语言，给了苏东坡灵感，让他写了一首《减字木兰花》。 王闰之去世后十日，东坡先生在将上朝前的假寐时，又梦见了自己回到了纱毂行老宅。梦见自己坐于南轩，对修竹数百，野鸟数千，见几个庄客正在运土填塞小池。土中找到了几根萝卜根，他们高兴地吃了。 下朝后，东坡先生为吴复古作了《北海十二石记》，那是吴复古随登州知州李师中出海游览时，在海岛上捡拾的十二块美石，每块都璀璨夺目十分可爱。吴复古将这些产自北海的美石带到位于南海的潮州，置于所居住的“岁寒堂”外，每日玩赏。 武进人张举（字子厚），登甲科后，由于亲老之故，不忍朝夕去左右，闭门读书四十余年，多有论着，于古律诗尤清新。家藏书至数万卷，工书，精真、草、隶三体，皆造古人妙处。以大臣荐，起为颍州教官，三辞不就。其后孙莘老、范纯夫诸贤交荐，曰：某乐死草莱，后世必谓朝廷失士。 东坡先生听闻此人的事迹后，亦与范祖禹力荐之。 八月十六，太皇太后高氏染疾，东坡致简范祖禹询问了太皇太后的病情，对于范祖禹连日到宫中问候的忠心善举连连称赞。而作为礼部尚书的苏东坡，也因太皇太后的疾病，祷于天地、宗庙、社稷，并作疏文为之祈福化灾。 接下来，东坡先生还上疏朝廷，论及了暖孝俗礼不可从，得到批准。还与顾临、赵彦若上疏，计划将《汉唐正史》中那些不必麻烦皇上听的部分去掉，选取可以给皇上听得内容摘抄编辑成卷，每逢侍读的时候进上读讲，以辅助圣治。 九月初三，太皇太后高氏卒。 苏东坡闻讯大为悲恸，为之所作的挽词中盛赞了太皇太后的仁慈之德与知遇之恩。毕仲游（字公叔）代替范祖禹作的《太皇太后哀册文》，苏辙跪读后，归以告其兄曰：不意公叔文章一至于此。东坡先生亦是盛赞其文，觉得此文“岂惟品藻，抑又实录矣”。 十天后，朝廷复命，苏东坡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知定州。对于他自己乞请的改知越州，未被朝廷所允。 接到除命后，苏东坡首先到东府苏辙的府邸，与弟弟雨中相别，作《东府雨中别子由》。此诗中所言虽多琐屑之语，但情真意切，若结合《朝辞赴定州状》再读之，诗中却有慷慨激昂之状，故是兴到之作。 临近离开朝堂之际，苏东坡上了《朝辞赴定州状》，再与范祖禹上了《听政劄子》，向哲宗皇帝论及当下所宜先者，在于遵循太皇太后之法度而谨守之。 东坡先生出京师前，曾与雍丘令米芾过从甚密，饮酒作字甚欢。东坡想辟王寔（字仲弓）为下属，结果王寔不愿意。 王寔是许昌人，文恪公王陶之子，未冠时即师从司马文公学，温公不以膏粱蓄之，教以名节，授《礼》、《易》二经，仲弓亦超然不以仕宦进取为意。韩少师持国归以女，仲弓又为授。其诗文祖陶、谢、韦、杜，故其文典雅温丽，华畅而不靡，诗静而深，婉而丽，有一唱三叹之音，未尝急于人知，人亦不皆知仲弓也。 总之，王寔这个人“人物高胜，虽贵公子，超然不犯世故，居官数自免，博学多闻，尤长于医”，可能东坡先生就是相中了他的这些优良品格吧。 王寔不愿随东坡先生去定州，但幸得孙敏行（字子发）入幕。 再就是东坡先生有一名叫高俅的小史，笔札颇工。《水浒传》第二回记载，开封府里有一个落魄子弟，这个人吹弹歌舞、舞枪弄棒、相扑玩耍样样精通，还颇能诗书词赋，这个人就是高俅。 第48章 提携高俅——涉嫌北宋的掘墓人 我们从《水浒传》里面的描述能够看出，高俅年轻时候简直就是一个全才：会吹弹歌舞，说明高俅精通音律，音乐好；会舞枪弄棒，说明高俅武艺高强，武术好；会相扑玩耍，说明高俅还是摔跤能手，体育好；最后高俅还会诗书词赋，说明高俅会写诗作词，语文好。如此看来，高俅不仅文化课好，而且音体美俱佳，放到现在是绝对的三好学生。 我们常说，任何人都不可能随随便便成功，高俅最后能当上高太尉，即宋朝的军事二把手，不能说高俅只会溜须拍马，人家其实是有真才实学的。 东坡自翰苑出知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也就是说，高俅曾经在苏东坡那里供职，职位和现在的文书差不多，就是负责抄抄写写。高俅字写得非常好，而且还有一定的诗词歌赋的功底。 众所周知，苏东坡本身就是文学大咖，因此对文人自然有一定的亲近感。而且人家高俅还是一个三好学生、有志青年，东坡没理由不喜欢他。因此，苏东坡从翰林侍读学士外调到中山府时，将高俅推荐给了曾布（即曾文肃）。 但不知为何，曾布对高俅并不感冒，可能是他知道高俅品行不端，因此他就拒绝了东坡的推荐，东坡于是又想办法把高俅推荐给了他的朋友驸马爷王诜（即王晋卿）。王诜看在东坡先生的面子上，留高俅在身边做了个小跟班。 这个王诜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是当朝的驸马爷，和当时的端王赵佶关系很好。这王诜还是宋神宗的妹夫，端王的姑父。 这一送不要紧，高俅离最高层皇帝只差一步之遥了，就算不是送给了王铣，送给曾文肃也是很靠近皇帝啊！以后的事情大家都清楚了，高俅凭借自己“高超球技”留在了宋神宗赵佶身边边，之后一路高升做到了太尉之职。与蔡京等“六贼”滥用权力，蚕食宋朝。由此看，没有苏东坡当年的推荐，就没有后来的高俅，东坡先生对高俅来说有知遇之恩。 在高俅飞黄腾达之际，苏东坡则恰恰相反，被一贬再贬，最后被分配到广东一带的不毛之地。在苏东坡死后，高俅对苏家也是颇有照顾。据《挥麈後录》记载，高俅始终念念不忘苏东坡对他的推荐之恩，每当苏东坡的子孙来京城时，高俅都会盛情招待，临走时还会赠送金银，周济他们的生活。苏东坡当年因“元佑党争”被人排挤，最惨时子孙都不能当官，这个时候，人们躲都来不及，高俅能够如此高调救济苏家子孙，说明高俅还算是一个知恩图报之人。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以有人说苏东坡才是北宋的掘墓人，那是因为作为北宋第一奸臣的高俅是其书童。高俅是一个具有高级球技的北宋第一奸臣，虽然北宋在当时离亡国之路不远，但是高俅的存在直接加速了北宋的灭亡，可以说后来的北宋政治局面和他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不能说北宋的灭亡和苏东坡一点关系没有，起码他留下的这个古代奸臣成了北宋毁灭的最为重要的一点。 东坡赴定州前，二十三岁的唐庚（字子西）来谒，东坡问其近观何书，小唐答曰《晋书》。走之前，宫中的医官也以售药之理与东坡先生进行了探讨。 离开京师之际，苏迨的妻子欧阳氏病逝，东坡先生住持将其葬于京城之西惠济之僧舍。刚葬完欧阳氏，东坡先生的堂兄苏不危（字子安）卒，东坡致简向两个侄子四九、五九慰问。 黄州的潘丙秀才来简，与东坡共叙了九年的离别之情。东坡在吕陶家又看到了大表哥文与可的遗墨，睹物思人之下，就作了赞文以纪念。东坡还给蒲宗梦致简，以俭、慈为劝。 元佑在朝期间，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俱在朝，故经常谈诗论文，升堂入室，天下称为“四学士”。东坡尝与张耒、晁补之论诗、评词，与秦观戏谑，但时常赞赏秦观的词作。刘挚子刘跂（字斯立）知管城县，苏东坡在朝时曾前往拜访之。 此时的苏东坡精通医理，善摄生，亦深得睡中三昧。他曾与李廌和李清臣之子李祉论及自己的安睡之道： 初睡时，首先是安置四体，使身体的每个部位都感觉舒适，若有某处不适或有些微疼痛，则略按摩之，疏通其筋络。之后，则闭上眼睛，不胡思乱想，开始听自己的气息从鼻孔吐纳，并调之匀直。这个时候即便身上有苛痒之处，也不挠不动。只要坚持一顿饭的时辰，“四肢百骸，无不和通”，很快就会入睡。这样睡的好处是，睡得酣沉，醒来头脑清爽。 东坡每天五更起床，起来后先用梳子梳头几百次，然后洗脸，穿衣，坐于榻上，再打个盹。打盹，古人叫“假寐”。对“假寐”的妙处，东坡称道有加，他说：“数刻之味，其美无涯。通夕之味，殆非可比。” “先睡心，后睡眼”，是古人总结的安眠之法。欲睡心，先安心；欲安心，则需要摒弃各种杂念。无杂念，心则安；心安，则四体通泰，睡得踏实。由睡东坡联想到人生，以为“天下之理，能戒然后能慧”，“未有天君不严，而能圆通觉悟者也。”此理然也！” 东坡先生患有眼昏病，视物不清，故常用热水洗眼，张耒就告诉他，眼睛不宜洗，眼睛有病应当保养。牙齿有病，应当多活动，二者是不同的。医治眼睛如同治理百姓，要像曹参治理齐国那样；而医治牙齿就如同治理军队，当像商鞅治理秦国那样。 东坡认为颇有道理。 在朝期间，东坡先生还与惟湜（清隐）禅师有过往，并给戒坛院、法云寺画过枯木。 在京师时，东坡先生还与太祖五世孙、嘉国公赵令畯从游。据说，东坡食罢扪腹问侍儿及朝云“腹中何物”之事，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临走前，东坡先生与京师致简道潜，叙自己将要赴定州，吴安诗（字传正）赠给东坡先生张遇的易水供堂墨一丸作为留念。钱勰与米芾都分别赋诗送别，陈师锡、常安民、欧阳棐、张耒、李廌、王寔及诸馆职饯送东坡于惠济，畅饮而别。 到陈桥时，东坡给范祖禹致了简。陈桥处封丘县的东南部，在黄河北岸，与京师隔河相望，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就是在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北宋。 过卫州时，苏东坡自然不会错过位于辉州西南七十里山阳镇重泉村纪念竹林七贤的“七贤堂”。宋时辉州（今辉县市）属河北西路卫州，卫州治所在汲县，距东京一百三十五里。据《辉县志》记载，如今的辉县城内西街文庙，尚存苏东坡游百泉诗。 过相州（今河南安阳）时，会晤了相州转运使谢卿材（字仲适），在谢卿材的宴席上赋诗为即将出使辽国的王古（字仲适，王旦曾孙）送行。 离开相州后，在途中和钱勰的送别诗，并向其求京尹所制的顿递司酒。 元佑八年，十月十三。苏东坡到定州任所，职务的全称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知定州军州及管内劝农事、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 苏东坡与前任赵称办好了交接手续后，依例上了谢表及执政启，然后会见了相州的诸同僚。其时的相州领导班子成员为： 孙知损为河北路转运使； 曾孝广（字仲锡）、滕希靖（字兴公）为通判（曾孝广为曾公亮从子，滕希靖为滕子京之子）； 刘焘为安抚使管勾（东坡曾荐刘焘于文章典丽可备着述科）； 马君为州雪教授； 沿途各漕使、诸州郡的郡守均发来贺启，东坡先生一一回启，然后前去拜谒了当地的孔子庙，作祝文盛赞了孔夫子。 李之仪（字端叔）应辟离开京师来到定州加入了东坡先生的幕府，王安中（字履道）也前来定州从学于东坡。 初到相州，东坡先生即得到了雪浪石与石芝，并分别赋诗与幕僚滕希靖等人唱和。 雪浪石产于河北省定州、曲阳县、阜平雪浪谷等地，该石属水冲石，表面大都有相对平整，纹理线条流畅，石上黑白相间的色彩花纹显得肃穆古朴，凝重深沉，黑者若大地如悬崖峭壁，白者类雪花似雪练飞瀑。质地坚润，黑地白脉，纹理清晰。底色为黑、灰黑色，原石裸露的部分常呈黄褐色，白色的纹络如雪花匀撒于石上，清晰而不张扬，有些石上则有着明快的白色花纹，形似溪水瀑泉、浪涌雪沫，亦如幅若隐若现的山水画卷。 而石芝产自海上诸岛。 据《抱朴子?仙药?古传篇》介绍：石芝者，石象芝生於海隅名山，及岛屿之涯有积石者，其状如肉象有头尾四足者，良似生物也，附於大石，喜在高岫险峻之地，或却着仰缀也。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泽漆，青者如翠羽，黄者如紫金，而皆光明洞彻如坚冰也。晦夜去之三百步，便望见其光矣。 冬月初一，苏东坡专门设帐为已故宰相、原定州守韩琦（字忠献）置祭，感恩韩公在世时曾在京师自己府上接待过像自己这样的晚辈。接着又设下了水陆道场供养众佛，替亡妻同安君王闰之请奉议郎李公麟敬画释迦文佛及十大弟子，并作《释迦文佛颂》荐亡妻。 定州上任之初，苏东坡发现大宋与辽国和平已久，河朔地区久无战事，所以沿边各地军纪开始松懈，将骄兵疲，边情一旦紧急恐怕不顶用。他特意派遣李之仪、孙敏行亲自到各军营查看实情，发现禁军大都贫困，妻子忍冻挨饿者十之六七。 由于将校不法、勒索聚敛、座放债务演习成风，致使营房破败、不遮风雨。将校既然先违法，那么整顿军纪就无从谈起，故军人一律酗酒赌博加违纪。一旦有近处驻防或是短期役使，那些兵士们总要和老婆孩子洒泪告别，披上盔甲拿着武器，走上一回路就会气喘吁吁、汗流浃背。 鉴于这种情况，苏东坡向朝廷两次上书，奏请朝廷整顿弓箭社，完善沿边地区弓箭社的社规社约。对于弓箭社民户，一律免除劳役，若做到这些，那些民户肯定会衷心拥戴朝廷。 苏东坡自知自己的奏章到达朝廷还要一个多月，利用这一间隙，他又给河北路转运使孙知损致简，将辽国边民只害怕边境弓箭社的弓箭手，而对于防守的边将不屑一顾的事情强调了一遍。想请孙知损也将弓箭社极为得力的情况也上书朝廷，以引起朝廷的重视。 弄完这些，苏东坡又向朝廷求赐度牒一百七十一道，准备找人置场和购买建筑材料，雇佣匠人烧造砖瓦，建造和修建营房。 第49章 被苏东坡唱响的“中山松醪酒” “园中有鹤驯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戛然长鸣乃下趋，难进易退我不如。”（《鹤叹》）闲暇之余，东坡先生赋《鹤叹》一诗，描绘了鹤的神与形，借鹤感叹诗人自己的人生飘零多舛，像鹤一样清高傲岸孤芳自赏且孤苦伶仃，但在仕途上不仅难以前进，也难以脱离，故羡慕鹤还能有退却的余地。 这时，正是朝廷中党争激烈、政坛即将发生大变化的关键时期，苏东坡虽远任定州，却始终关注着政局的发展，并力图在越来越没有原则的党争中保持住自己高洁的操守。李之仪从京师来入幕，已给东坡详谈了京师中的朝野上下之变。 东坡先生给老朋友王定国致简，求和《雪浪斋》诗。寄馏合刷瓶（饭甑之类器具）给子由，并寄诗。苏东坡新进收了一名叫刘丑厮的小吏，为勉励其多读书与练习弓箭，专门也赠诗给他以鼓励。 元佑八年（1093）岁末，东坡先生给友人致简，谈论了当朝的边事已及自己对于边防的认识。 从这一年起，世人逐渐开始将黄庭坚与苏东坡并称为“苏黄”。 黄庭坚于文章尤长于诗，蜀地、江西君子以庭坚配轼，故称“苏黄”。但据传黄庭坚曾语：今江西君子曰“苏黄”者，非鲁直本意。盖黄庭坚自以为东坡门下弟子矣！ 东坡先生大伯的曾孙苏彭娶了丁骘之女，今得子，东坡先生已经成了曾祖，高兴之余赋诗以贺，作为东坡先生的同年，丁骘亦和。 元佑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崩逝 ，赵煦开始亲政。 在亲政后次年即改元“绍圣”，表明绍述的思想。到了赵煦十七岁时，高太后本应该还政，但她却仍然积极地听政。而此时，众大臣依然有事先奏太后，有宣谕必听太后之言，也不劝太后撤帘。高太后和大臣们的这种态度惹恼了赵煦，使其心中非常怨恨，这也是他亲政后大力贬斥元佑大臣的一个原因。 尽管高太后和大臣在垂帘时没有考虑赵煦的感受，但他们并不放松对赵煦的教育。高太后任吕公着、范纯仁、苏轼和范祖禹等人为侍读，想教育赵煦成为一个恪守祖宗法度、通晓经义的皇帝。 更让赵煦难以接受的是，高太后对待其生母朱氏也过于严苛。朱氏出身寒微，幼时遭遇极坎坷，入宫后，初为神宗侍女，后来生了赵煦、蔡王赵似和徐国长公主，直到元丰七年（1084）才被封为德妃。朱氏温柔恭顺，对高太后和神宗向皇后一向都毕恭毕敬。赵煦即位后，向皇后被尊为皇太后，朱氏却只被尊为太妃，没有受到应有的待遇。 高太后和元佑大臣所做的一切，对于赵煦来说，负面影响非常大。 少年老成的赵煦面对不将自己放在眼中的高太后和元佑大臣，也会用他自己的方式表示反抗。每次大臣向赵煦和高太后奏报时，赵煦都沉默不语。有次高太后问赵煦为何不表达自己的看法，赵煦回道：“娘娘已处分，还要我说什么？” 刘挚曾上疏，让高太后教导赵煦如何分辨君子和小人，高太后说：“我常与孙儿说这些，但他并不以为然。”高太后由此愈加担心，当然更不敢放下权力。 在高太后垂帘的八年里，旧党不仅控制了整个朝廷，对新党的打击和倾轧也始终如一，从未放松过。刘挚等竭力搜寻章惇、蔡确的轶闻，加以穿凿附会，对其进行诋毁，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车盖亭诗案。此案是北宋开国以来朋党之争中以文字打击政敌面最广、力度也最大的一起文字狱，旧党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等人的不满，捕风捉影，对新党进行斩草除根式的清算。 蔡确被贬出朝廷，并遭知汉阳军吴处厚报复而被贬到新州安置。旧党将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誉为“三贤”，而将蔡确、章惇和韩缜斥为“三奸”。他们将王安石和蔡确亲党名单张榜公布，以示警告，同时对元佑元年被司马光斥逐的新党人员章惇、韩缜、李清臣和张商英等人再加以重贬，又铲除在朝的新党，如李德刍、吴安诗和蒲宗孟等人，都被降官贬斥。 赵煦亲政后，首先召回神宗变法时的重要人物章惇，追谥王安石为“文”，允许其配享神宗庙廷。还大力打击元佑大臣，追贬司马光，并贬谪苏东坡兄弟等旧党于岭南（今广西、广东、海南一带），甚至直指高太后“老奸擅国”，欲追废其太后称号及待遇。 赵煦不满司马光的“以母改子”，不满元佑旧臣早年对他的冷落，更不满高太后对他的种种压抑，因此，对旧党的仇恨心理不亚于元佑时被打击的新党。赵煦在新政中重用章惇、曾布等革新派，恢复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免役法、青苗法等，减轻农民负担，使国势有所起色。 哲宗为继承神宗遗志推行新法，在亲政后不久即恢复新党主将章惇、吕惠卿的阶官、职名。 元佑九年（1094）二月，首倡“绍述”的邓润甫、李清臣同时任执政。四月，哲宗改年号为绍圣，明确宣示继承神宗改革事业，反对新法的执政苏辙被贬出任知州，袒护苏辙的首相范纯仁也被贬出任知府。章惇成为首相，曾布入主枢密院，蔡卞、许将、黄履等先后任执政，林希任同知枢密院事，变法派控制了朝政。 新党执政后，各项新法先后恢复，并根据神宗时推行新法的弊病，作了些改进，以便于推行，但也采用一些元佑时制定的法规。 赵煦这个人，年幼时非常喜欢读书，涉猎广泛，尤喜唐人律诗。同时擅长书法，元人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称其“翰墨亦佳”。 高太后听政时，军国大事都由她与几位大臣处理，年少的赵煦对朝政几乎没有发言权。大臣们也以为赵煦年幼，凡事都取决于高太后。朝堂上，赵煦的御座与高太后座位相对，大臣们向来是向高太后奏事，背朝赵煦，也不转身向他禀报。以致赵煦亲政后在谈及垂帘时说，他只能看朝中官员的臀部和背部。 元佑更化时期，旧党恢复熙宁变法时期废止的“诗赋取士”，定制以诗赋、经义两类取进士。到赵煦亲政后，完全恢复新法，“诏进士罢诗赋，专习经义，廷对仍试策”。在科举中更以策论试题明确表示朝廷的主张，以应试者是否斥责元佑主政者司马光等来定弃取，开了党争直接干预科举的先河。 说到哲宗皇帝恩怨分明的方面，有一件事可以佐证： 宰相苏颂在执政时，见赵煦年纪小，每逢大臣有事上奏，都取决于高太后。偶尔赵煦有话要说，有时无人应对，只有苏颂在奏报太后后，必定再禀告赵煦。赵煦凡有要事宣读，苏颂必定告诉群臣，让他们俯首听命。赵煦亲政后，元佑年间的旧臣都遭贬职，御史周秩想一并弹劾苏颂，赵煦说：“苏颂素明君臣之义，不要轻率议论这位国家的元老。” 绍圣元年，元日。 曾公亮从子、定州通判曾孝广（字仲锡）从京师给苏东坡寄来了曾坑（宋时福建建安北苑苏氏园的最高处。其地产茶，因亦以为茶名）茶，并给东坡寄了诗文，东坡唱和为谢。 正月十五，庆祝完元宵节，次日东坡先生与李之仪、王几仁，孙敏行等人一起读陶诗，对于陶诗中“道狭草不长，夕露沾我衣”句，东坡还发了感慨说，世人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愧者多矣！ 年节过后，定州由于雨水为害，粮食减产一半以上，老百姓不断有人到衙门里找苏东坡祈请缓交秋税。而缓交秋税又都超出了苏东坡的权限。既然不是因为河水泛滥而歉收，就只能按照《编敕》的规定办，但这种坐视不管的态度似乎也不符合朝廷仁爱百姓的本意。 东坡本想将常平仓的粮食赊贷给百姓，但又担心有些人到时候抱着被放免的侥幸心理而一直拖欠。因此，苏东坡上书朝廷，想将常平仓的粮食按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以平抑日渐增长的粮价。对于这种变相救济灾民的做法，朝廷给予了允准。 东坡寄给雄州守王崇拯（字拯之）一些中山松醪酒，还寄了诗。关于中山松醪酒，还与东坡先生有着极深的渊源： 哲宗年间，苏东坡出任定州太守。由于爱饮松醪酒，苏东坡根据当地的松醪酒酿造工艺，亲自收集材料，以当地的黑龙泉水自酿松醪酒。由于中山国曾定都于定州，所以苏东坡便把自己在定州酿制的酒称为“中山松醪酒”。 后来，苏东坡作《中山松醪赋》，赞美松醪酒“味甘余之小苦，叹幽姿之独高，知甘酸之易坏，笑凉州之葡萄”。其赋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传世之作，中山松醪酒的美名也随之传遍四方。 中山松醪酒以河北定州所特有的黑龙泉泉水为基础，辅以多种传统的名贵药材，经多道科学工序蒸制发酵酿制而成，享有“一口品三酒（米酒、药酒、白酒），五味（醇味、松香味、蜜味、酸味、苦味）归一盅”的美誉。冬饮可加热，夏饮可加冰。松醪酒本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医药学珠联璧合的产物。从传统文化上讲松醪含有“长寿、康健、美好”的文化内涵，从传统医药学上讲松叶、松膏具有驱风散寒、滋阴驻颜、消肿利水之作用。 对东坡兄弟有着知遇之恩的太皇太后、宣仁圣烈皇后高氏的山陵礼毕，祔其神主于太庙后，东坡先生上了慰表。 到了子由的生日，东坡先生赠以檀香观音像以及诗文为寿，还将《中山松醪赋》书写了一遍以赠。 对于东坡上书降价出售常平仓粮食的事，苏东坡后又经过调查，发现民间匮乏的百姓很少有现钱来买粮食，而定州省仓里的大米，竟有熙宁八年和元丰三年购进的陈米，这些陈米由于年久变质，只能搭配着逐年卖给厢军。若按规定的每次只能搭配五百石，这些陈米搭配着卖完尚需三五年光景，显然届时将更加陈坏。 因此，东坡先生又马不停蹄地上书朝廷，计划将定州两座仓库现在的陈旧白米两万多石，分别借给民间有田产的上等人家，由他们作保，再分别借给他们的佃户和生活困难的下等人家。 第50章 惇拜相，东坡之噩梦开始 到定州赴任前，东坡先生本以为那里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自己已是年老体衰，可以享受几年悠闲安乐的生活了。可是到了之后才发现，地处边境的定州防务颓坏，简直不堪入目，治理起来很费力气。 经过苏东坡及得力幕僚李端叔等人的不懈治理，目前逃兵一事逐渐止息，盗贼也都跑到境外去了。在吴县任职的钱世雄（字济明）给东坡先生寄来了慰问信，诉说了自己的痛失爱女之苦，而东坡也告诉他自己痛失老妻的苦楚以及难免晚景凄凉的担忧。 钱世雄告诉东坡这几年江浙一带接连丰收，东坡知道那里饥民的呻吟哀号之声可以止息了。老钱给东坡还寄来了洞庭湖一带的美味瓜果，定州地处贫困闭塞的北方，这些瓜果当地人都从未见过，分给将吏们品尝后，大家伙都极为感激。 对于钱世雄，初到定州的东坡也没有什么好东西相赠，就亲手书写了一篇《中山松醪赋》作为回信，另外东坡还从单季隐处听说钱世雄有一个治疗羊角风的验方极为神奇，希望老钱抄给自己，因为自己的长孙苏箪患有此疾，好多年都无法治愈。 如今的定州城里，已经挤满了借粮的饥民，大多数都借不到，致使有些人住了几天所花费的钱财比请求借贷的东西还多，东坡自觉这都是因为有关官吏不能督责与懒惰造成的。 李之仪作诗送保州（今河北保定）通判翟安常赴阙（进京述职），东坡先生次其韵。王崇拯还朝过定州时，赋诗与东坡先生留别，东坡亦次其韵。 哲宗元佑元年（1086），三月己卯。东上合门使、权高阳关路兵马钤辖兼知恩州王崇拯出知雄州。 王崇拯和苏东坡两兄弟的私交甚深，苏辙作为贺辽生辰使出使辽国的时候，在雄州有过短暂的逗留，王崇拯还带领雄州官员接待了苏辙，苏辙赋诗赞扬王崇拯。在苏辙使辽归来的时候，他和王崇拯再次相聚雄州，酒席宴间苏辙又即兴赋诗《生辰使例以人日还至雄州》。 苏东坡知定州的时候，王崇拯再次赴任雄州知州，东坡亲自酿制松醪酒派人快马送给王崇拯，并以诗为信给王崇拯《中山松醪寄雄州守王引进》。几年后，王崇拯离任雄州，去代州赴任知州，临行前苏东坡特地为王崇拯送行。 “老李威名八十年，壁间精悍见遗颜。……但遣诗人歌杖杜，不妨侍女唱阳关。”文人没有其他的送别礼物，这是东坡为王崇拯所写的诗文《次韵王雄州还朝留别》，甚至将王崇拯比作守河北边境二十多年，为巩固边防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北宋初年原雄州守李允则（老李）。 绍圣元年（1094），三月二十。 定州城春天已经到来，里面的多叶杏正逢开花，东坡开了西园，饮酒赏花，并在里面宴请了当地的父老乡亲。 几天后，知贡举的李清臣上疏攻击元佑之政，苏辙上疏极力与之抗争。此时的哲宗已经亲政，哲宗对于保守派们自然是恨之入骨，所以朝廷就罢了苏辙的门下侍郎之职，以端明殿学士除知汝州。 定州曲阳县的北岳安天元圣帝庙，由于年久失修，许多屋宇已经倒塌破败。历任州守向朝廷奏请赐钱或度牒以供修缮之用，得到的答复都是只准用善男信女施舍的财物来修缮。但近几年民间接连发生灾荒，施舍的钱财十分有限，只够每年的小修小补。 苏东坡着人进行了估算，整个修复工程需要花费工料钱三千三百多贯，就上书朝廷：若朝廷能够发放空名度牒十五道，卖钱支用即可解决。若是朝廷不同意发放度牒，那就奏请变卖本庙一千三百多两的无用银器，用以购买材料修庙。 关于度牒，原本是封建朝廷对于已经得到公度、成为僧尼者所发放的证明文件。 度牒发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私度僧尼，有效控制僧尼数量。度牒详细记载了僧尼原籍、俗名、年龄、所属寺院、剃度师名及所属官署。持有度牒的僧尼，不但有了明确的身份，可以取得政府保护，而且获得免除租税徭役的特权，相当于今天的居民身份证。 随着时间的演变，度僧既有限额，且须考试，而私度又获罪罚，于是朝廷依唐代之制，直接出卖空名度牒，使之成为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对于名僧，朝廷为示褒奖，往往赐以紫衣、师号。在出售普通度牒的同时，宋代还公开出卖空名紫衣牒以及师号。 宋代度僧因度牒制度本身的原因而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主要表现为度牒买卖的泛滥。 政府出卖度牒最初只是用于筹款赈济，就比如： 哲宗元佑四年(1089)，苏东坡守杭州，大旱，饥疫并作，奏请赐度僧牒以易米，以赈饥民。并请得百道度牒，以募役开浚西湖，筑长堤。 其后，出售空名度牒所得之钱，也可以用于各类工程修建、水利运输，以及茶盐资本等方面，同时还可以用作朝廷赏赐、宫中消费等。 至于度牒，有宋一代始终视出售度牒为增加政府收入的重要途径，乃至当钞票（当时称“会子”、“交子”）贬值时，也采用以度牒作价的方式收回，使度牒直接成为货币，投入流通领域。 南宋时，户部甚至还专门设立买卖度牒的市场，度牒俨然成为了一种特殊商品。 度牒买卖的盛行，为豪富之家从中渔利提供了方便。由于政府大量发放空名度牒，致使课税户日益减少，为保障政府的财政收入，寺僧和度牒持有者有时也会丧失免税的特权。 据史料记载，度牒发放之数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神宗时限定为每年一万道，至徽宗时则达每年三万道，至南宋更达每年五、六万道，而乾道三年（1167）竟达十万三千余道。 而度牒之价格，神宗时每道一百三十贯，哲宗时每道一百七十贯，徽宗时每道二百二十贯，孝宗淳熙（1174-1189）年间为每道七百贯，而宁宗嘉定初年（1208）每道竟达一千二百贯。 北宋末年，度牒在财政上的重要性，相当于盐课和商税。 南渡之初，岁入不满千万，而度牒的收入即占其五、六百万。度牒出售之数额，甚至可以作为考察地方官吏治绩的内容之一。 绍圣元年（1094）春，张舜民（字芸叟）出使辽国时，夜宿幽州馆中，见有苏东坡《老人行》诗被人题于壁上。 张舜民甚至还听说范阳的书肆中已在刻售苏东坡的诗集《大苏小集》，可见苏子瞻的才名不仅重在当世，外至夷虏，以爱服如此！ 在军备方面，苏东坡到定州后，先是举行了大阅兵。 其时，军礼久废，将吏不识上下之分，东坡就命令一切军礼依照旧典进行：即元帅常服坐帐中，将吏戎装奔走执事。 有个叫王光祖的副总管，自谓老将而不执行，故意称疾不出。苏东坡就召书吏准备上奏，结果还没上奏，王光祖就震恐而出，这件事过后，军中再无敢怠慢军礼者。 从这件事，显露出了苏东坡在治理军队方面的才干。 四月十一日，苏东坡被罢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好友范纯仁上疏为东坡辩解，朝廷不听，朝野上下都知道这是宰相章惇的意图，苏东坡举荐的赵令畤也因此被罚金。 原来，侍御史虞策上奏说，吕慧卿等人指陈苏东坡所作的诰词中，语涉讥讪。 殿中侍御史来之邵上奏说，苏东坡在先朝，久以罢废，至元佑年间被擢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此人“凡作文字，讥斥先朝，援古况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怨之私。” 更有甚者，中书舍人蔡卞撰写的诰词是这样写的： “讪上之恶，众憝厥愆；造言之诛，法谨于近。矧弹章之荐至，孰公议之敢私。爰正常刑，以警列位。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苏轼，行污而丑正，学辟而欺愚。顷在先朝，稍跻清贵。不惟喻德之义，屡贡怀谖之言。” “察其回邪，靡见听用；遂形怨诽，自取斥疏。肆予纂服之初，开以自新之路。召从方郡，服在近班。弗讹尔心，覆出为恶。辄于书命之职，公肆诬实之辞。” “凡兹立法造令之大经，皆曰蠹国害民之弊政。虽托言于外，以责大臣；而用意之私，寔害前烈。顾威灵之如在，岂情理之可容。深惟积辜，宜窜远服。只夺近职，尚临一邦。是为宽恩，无重来悔。可特落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 曾是苏轼最亲密友人的章惇，为何却成了逼害苏轼的最凶恶的敌人？“真君子”与“真小人”，在章惇身上何以能融汇成一体？ 究竟是何原因，触发了苏轼与章惇关系反目成仇的一百八十度大翻转呢？ 如果用一句话回答：有部分人认为，苏东坡在处理与章惇关系上，犯了不可宽宥的低级错误！ 政坛风光常常不可持续。 常言：“一朝君子一朝臣。”苏东坡大概料想不到，若干年后章惇咸鱼翻身，位极人臣，竟成了他晚年凄惨命运的主导者。 东坡在早年与章惇交往中，就深知章惇是能“拼命”、能“杀人”的狠角儿。章惇可以为你两肋插刀，一翻脸，章惇也可以向你的两肋插刀！ 你不仗义我不仁，爱恨从来皆有因。 复仇的火焰始终在章惇胸间熊熊燃烧，即便把苏氏兄弟烧成灰烬也难解心头之恨。 由此，我们多少可以理解，要让苏东坡死于颠踬之途的为何是章惇。而东坡晚年凄惨命运的制造者中，其实也有他自己。 且让我们把目光回溯到元丰八年（1085）初，神宗驾崩后，哲宗年幼，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重新起用司马光等一拨旧党人物，苏东坡得以回到权权力中枢，被委以重任，这是苏东坡仕途中最风光的日子，持续了近八年。 然后便是高太皇太后驾崩，哲宗亲政，重续父志，新党人物章惇、蔡卞等重返朝堂，苏东坡的噩梦就开始了！ 他的噩梦一直持续到生命的终结，最后死于从海南儋州返回的途中——常州。这是后话。 而对苏东坡持续制造“噩梦”，给他身心带来双重折磨的正是他曾经期许泛舟江湖、在“乌台诗案”中为他仗义执言的亲密友人章惇。 在高太皇太后驾崩后，章惇与蔡卞任左右相，章惇为左仆射，持续执掌大权七年。 时任枢密大臣曾布对哲宗曰：“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臣如不言，孰敢言者？”臣僚知畏章惇，不知畏官家，可见章惇在朝堂之威猛。 在持续打击元佑党人的“组合拳”中，章惇对苏东坡下手最重、最狠、最致命的，他恨不得立即置苏东坡于死地。 第51章 适见恩纶临定武，忽遭分职赴英州 四月十六日，苏东坡作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知定州军州及管内劝农使、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之职，最后一次为定州这一京师以北、古燕山蓟州以南的土地祈雨于北岳安天元圣帝灵前。 东坡先生携李之仪、李士龙、鄗（音浩）长卿、孙敏行、贾温之等人还分别在北岳庙前题了名。 一次偶然的机会，东坡在中山（定州古称）府衙后的花园里捡到了一块黑色的石头，上面有白色的细纹，就像蜀人孙位、孙知微所画的《石间奔流图》，水纹的变化惟妙惟肖。又在曲阳县得到一块白色的石头，于是制作了一个大盆来装它，还引水冲击到石上，溅起了一串串的水花。 于是，东坡先生便将这间装石的小室取名为“雪浪斋”，并作《雪浪斋铭》。 关于“中山国”称谓的来历是： 齐桓公三十七年（前649年），齐国国相管仲在今定州境内筑一城，即今天的定州城。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年），鲜虞国就开始改称“中山国”，定都中人城（今唐县西南一带），定州属中山国。 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设置定州路，驻扎定州，管辖8州。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改定州为中山府，治所在安熹（今定州市），管辖7县。 四月二十一日，苏辙已抵汝州任上。 闰四月初三，朝廷的除命下达，苏东坡罢定州任，责知英州（今广东清远英德市）。东坡照例上了谢表，在给朋友刘焘（字无言）的书信中，他表示自己此次被贬只有从心底感谢皇恩、承认罪过、省察本份、杜绝己欲，并严守这四句话，终身照此行事，或许还能有机会保得残年回归故乡，只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一福分了。 同日，范镇之兄范锴之子、六十五岁的范百禄（字子功）病逝。 将要离开定州时，苏东坡到当地诸庙去拜谒以辞行，醮北岳，作祝文以及青词，以明心迹。定州官民都说苏东坡治理期间，当地的设施如韩魏公。 近几年，苏东坡曾先后历典八州，不知为何，其《辞诸庙祝文》传世者惟有定州。 将行时，李之仪的老妻胡氏手缝衣物以赆东坡，东坡勉励李之仪闲暇时手写《华严经》，因为自己早有此意，只是眼力不济，甚为可惜矣。虽然没能写经，但东坡先生还是将道潜专人所送的弥陀像带在身边，以保佑自己路途的平安。 过河北西路首府——真定府（府治在今正定县）时，褚承亮（字茂先）以文来谒，东坡先生对他的文章大为赞赏。此人宣和六年进士及第，初调易州户曹，未赴后宋亡后，入金朝不仕，年七十而卒，果然是一位忠贞之士。 一路向南，经临城、内丘，然后过邢州（今河北邢台），到汤阴县，汤阴因处荡水之南而得名。在汤阴的集市上，东坡先生喝了豌豆大麦粥，并作诗示三个儿子。东坡初到定州时，是带着苏迨与苏过赴任的，随后罢河间令的长子苏迈，也来到了中山府与父亲相聚。 在滑州（今滑县，因周代滑伯在此建国而得名），自从接到命令以来，尚不到六十的东坡先生因忧虑害怕而成疾病。 他自觉两眼昏花，只能辨别道路，左手麻木，右臂无力，头发及牙齿基本上都脱尽（头童齿豁）。由于平生不善于营生，到手的钱财总是随手耗尽，如今的囊中已经是空空如也，只得将家人分散安置，大部分由长子苏迈带到近处，亲自耕种自食其力。 加上定州送行的兵士不肯前往，而英州来接的人尚不能到达。自己目前内忧外患，身患疾病，若是走陆路四千余里赴岭表，无疑会病死在道中，好在自己曾担任皇帝的内侍之臣八年之久，圣上必不会将自己置于死地。 因此，苏东坡向朝廷乞请前往汴、泗之间，乘舟泛江，水路前行，到南康军（军治在今江西省庐山市）登陆后赴任。 过滑州东南五十里的韦城时，东坡会晤了吴安诗（字传正）的外甥、欧阳修的族人欧阳思仲，亲书《洞庭春色赋》及《中山松醪赋》，让思仲交给吴安诗。 闰四月十六日，因监察御史刘拯（字彦修）言苏东坡“厚诬丑诋，以私愤形于制诰中”，馆阁校勘秦观与工部尚书李之纯均阿附与东坡，故将秦观罢为监处州（浙江丽水市的古称）茶监酒税，而李之纯则降为单州（今山东单县）知州。 听闻这一消息，在黄河时，“灵槎果有仙家事，试问青天路短长。”东坡赋诗以抒怀。 杨济甫之子杨明（字子微），不远千里来看望东坡兄弟，正好赶上兄弟二人被贬而南迁，于是追随东坡移知到了陈留，流连不忍离去。这位小杨，好学又有文采，自称还懂术数，给东坡算了一卦，说他必定不会死于岭南。东坡听了也很振奋，答应他如果此言应验，会写《道德经》赠给小杨。 到了襄邑（治所在今河南睢县，汉属陈留郡），突然大雨滂沱，东坡一行只得短暂滞留在了襄邑。 在陈留、襄邑的途中，雍丘（今河南省杞县）令米芾专使致简，问候了东坡先生。东坡先生无意久留此地，心中想着已到汝州任上的弟弟，若是从襄邑到了南都再去汝州，则路途更远，所以东坡直接自襄邑绕道汝州去看望了子由。 在汝州，子由新修了当地的龙兴寺，此寺保留有两壁吴道子的壁画。一壁是维摩视疾，文殊菩萨来问天女散花，一壁是太子游四门，释迦降魔。这些壁画笔法奇绝，为了修复，子由还曾施舍百缣。 “适见恩纶临定武，忽遭分职赴英州。南行若到江干侧，休宿浔阳旧酒楼。”（《被命南迁,途中寄定武同僚》）途中，东坡先生又想起了定州的同僚们，不由地作诗寄给了他们。 告别了子由，东坡又自汝州经陈留、雍丘、宁陵前往南都。在陈留，东坡得到了圣旨，自己已被获准舟行。 在南都，苏东坡给尚在定州的孙敏行致简，诉说了自己当下要委曲求全来适应事态的发展，因为他知道，英州的任命保不准还会有变，因为新党人员不会放过自己的。王巩派专人来给东坡送信要求一见，东坡回信为了不麻烦彼此，还是不见为好。 要离开南都时，张元明追饯至此，此人还曾送过子由至筠州。其风义之厚，令东坡先生不免感慨万千。朝廷上，张商英仍在不依不饶地寻隙在攻击苏东坡，此次时说东坡先生在乞合祭天地时有问题，乞请朝廷加罪于他。 在符离（宋隶属于宿州，今烧鸡产业大镇）县，东坡会晤了晁说之，同他论及了邢居实（字惇夫）。东坡叹曰：惇夫之死，自是国家失一文士！ 邢居实是邢恕之子，郑州阳武（今河南原阳）人。自小精通典籍，口若悬河，颇有纵横家气度，幼年被称神童。 小邢八岁所作的《明妃引》，末句有“安得壮士霍嫖姚，缚取呼韩作编户？”之语，传诵一时。十六、七岁即以文章驰名，与苏东坡、黄庭坚、张耒、秦观、晁补之等人为忘年交。哲宗元佑二年卒，年仅二十岁。着有《呻吟集》，已佚。 过泗州时，杜舆为东坡先生送别。在泗、楚之间，遇任伯雨（字德翁）扶母柩回蜀，其时任伯雨以宣德郎为广陵郡王院大小学教授。 过龟山时，与象山长老别；过山阳，会晤了老朋友徐仲车；过高邮，寄诗给孙升（字君孚），绍圣改元时，凡仕于元佑而显贵者，例皆窜贬湖南岭表，独高邮人孙升，迁于临汀。到了扬州，会晤了州守苏颂（字子容）及吴复古（字子野）。 在仪真少留几日后，淮南漕庄公岳（字希仲）派兵卒津送，到润州，州守张耒亦遣兵丁王告及顾成奉事路途。贺铸听闻东坡谪守英州，赋诗慰之。 绍圣元年（1094），六月初五。 监察御史来之邵等人接连上疏，奏苏东坡数多托文字以诋毁先朝，论法当死，只是先皇特赦而不诛。今天虽已责降，未压舆论。于是，朝廷又将苏东坡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同日，苏辙亦被降授左朝议大夫、知袁州（今江西宜春）。 泊舟金陵时，东坡先生拜谒了钟山的法泉佛慧禅师，还会晤了杜传（字孟坚）及传子唐弼。苏迨、苏过与其兄苏迈遵母遗命所共画阿弥陀佛像奉安金陵清凉寺，东坡作赞，并赠诗和长老。 离开金陵后，过慈湖时遇到大风受阻，稍事停留。到姑熟时，东坡得知了自己已被贬谪至惠州的除命。这时候，苏东坡当即命苏迨到阳羡投奔大哥苏迈，自己仅带幼子苏过、朝云及两位老婢过岭赴惠州。 舟行彭泽之时，闲来无事，苏东坡展开宣纸，将早就想书写的陶彭泽的《归去来辞》用颜鲁公的笔意写了一卷纸。东坡先生知道，自己岂敢与古人在寰宇间并驾争先呢，书写无非是为了暂且舒散一下胸中的郁结罢了。 到了湖口（今隶属江西省九江市，因地处鄱阳湖水系出口而得名。）县，东坡见湖口人李正臣蓄有状似九峰山的异石，玲珑宛转，若窗棂然。东坡先生欲以百金买之，好与他的仇池石为偶，只是处在南迁的途中无法携带，只好暂将它命名为“壶中九华”，并作诗以记，还命苏过也作了诗。 对于东坡一行即将翻越的“五岭”，主要为大庾岭、始安岭、临贺岭、桂阳岭、揭阳岭。 也有人说，五岭之说，皆指山名，乃入岭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入广东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入南雄，二也；自湖广之郴入连，三也；自道州入广西之贺县，四也；自全入静江，五也。 过庐山时，东坡先生不由得浮想联翩，只见此山“云物腾涌，众峰凛然”，也只是“虽云默祷应，顾有移文惭。”（《过庐山下》） 在九江，东坡会晤了苏坚（字伯固），滕希靖（字兴公）来简对东坡致以存抚之意，东坡回简致谢。任伯雨已与东坡一家同行月余了，在这里只得分道扬镳了。 好在东坡与黄庭坚相遇于彭蠡之上，二人相会凡三天，好不快活。在这里，东坡先生还为黄庭坚的铜雀砚作了铭。 七月十八，陈衍被追毁出身以来的文字，被罢为白州（今广西玉林下辖的博白县）编管，吕希纯被夺职。因为此事涉及到苏东坡兄弟，苏辙又被降为：守本官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 第52章 南迁初越大庾岭 八月初，渡彭蠡湖，行豫章、庐陵间。 过庐陵时，遇到以宣德郎致仕的原彭泽令曾安止（字移忠）。这个曾安止，居官期间，白天在料理公务之余，总要到农田去观察农作物的生长情况。遇到农忙时，他还会帮助人力单薄的农家劳作，一边劳动，一边了解情况，但是从不在农家吃饭。 有一天，烈日炎炎，曾安止劳作到了傍晚，老表硬要留他吃顿饭，为不让老表扫兴，他只好留下来，饭前，他掏出一袋干粮送给该户农家。全家人见状非常惊讶，原来，堂堂县令只是带了一些薯片、两块烧饼下乡充饥。 曾安止非常热爱农业，尤其喜欢研究农作物。 他经常到农田去观察作物，遇到老农总要攀谈一番。他走访了许多老农，收集了大量的农作物优良品种，对繁多的水稻品种的品名、来源、性情以及播种、耕作方法，如何因地制宜等等，都一一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 晚上，坐在豆大的油灯下，参阅前人的成果，整理当天的笔记，常常到半夜三更，有时通宵达旦。 再加上当时许多士大夫都爱对牡丹、荔枝、茗茶等立书作谱，唯独不见研究农业的官员。 于是，他决定辞去县令，回到“地产嘉禾、和气所生”的家乡泰和，致力于农学研究。许多有识有道之士对他的这一举动有些想不通，他说：“‘农者，政之所先也。’……唯君子不陷人欲之危，故能安；得天理之正而无不适，故能止。‘安止’二字，乃吾所愿！” 诸朋友听后，皆深受感动。 曾安止后半生对泰和周边各地农业生产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潜心研究水稻栽培，搜集大量有关水稻品种及栽培技术的资料，去世前完成《禾谱》五卷。此书详细介绍北宋江南地区五十多种水稻品种名称、特征、栽培技术和管理方法，是继贾思勰《齐民要术》后又一部农业科学着作。 《禾谱》一书，对本地、对江南乃至对全国的农业发展，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使广大百姓都能安居乐业。 “安民止乱”正是曾公清正为民的品格。 当时，老曾取出自己引以为傲的农学着作《禾谱》给东坡看，东坡先生见其作“文既温雅，事亦详实，惜其有所缺，不谱农器也”。东坡先生乃作《秧马歌》附其末，用以赞秧马的效率高与节省劳力。 原来，东坡是想起自己在武昌期间，见当地农夫皆骑秧马。这种秧马多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藁其首以缚秧。日行千畦，较之佝偻而作者，老佚相绝矣。 也就是说，秧马的腹部用枣木或榆木制成，易滑行，背部用楸木或桐木以减轻重量，形似小船，头尾翘起，中间洼凹，农夫两腿跨坐于船背如同骑马。 插秧时，农夫将船头上的秧苗插入田中，用双脚使秧马向后逐渐挪动，一边滑行一边插秧。拔秧时，农夫用双手将秧苗拔起，捆缚成匝，置于船后“舱”中，这不仅减轻弯腰弓背之苦，还提高了工效。 秧马何时发明已不可考，但最早记载秧马的是苏东坡。 苏东坡在湖北游历时看到当地“农夫皆骑秧马”，想到浙中的稻米的产量为天下的一半，而浙中人却独独不知道使用秧马，就想方设法把这一农具推广开来。后专门作《秧马歌》详细介绍了秧马的形制和使用方法，并在惠州地区宣传和推广。甚至还让衢州进士梁军琯见到张秉道时，让张秉道传授给在阳羡的儿子们使用。 到了庐陵（今江西吉安），在游览一座禅院时，偶遇一位颇以才学自负的词科进士、吉州安福人刘弇（字伟明），当时因相遇互问爵里姓氏。 伟明遽对曰：庐陵刘弇。 盖伟明初不知为东坡，自谓名不下人，欲以折服之也。 乃复问东坡所从来，公徐应曰：罪人苏轼。 伟明始大惊，逡巡致敬曰：不意乃见所畏。 东坡亦嘉其才气，相与遽谈而去。 章贡二水在千年宋城赣州汇流成赣江，赣江是江西省第一大河流，千里赣江纵贯江西南北。 赣南属多山之地，赣江在崇山峻岭之间，一路向北，顺顺当当流进了鄱阳湖。旧社会以前，不管是迁徙、经商、做官等，几乎都要溯赣江而上，经大余梅关去岭南来往。赣江成了沟通江西与广东的水路南北交通要道、大动脉。 古时多乘船，赣江上游之险，尽在十八滩。 “南康赣石”就是指从赣州城区北门走水路沿赣江而下到万安大坝近百公里蜿蜒曲折的航道——二十四滩。 唐德宗贞元四年（788），虔州刺史路应首对二十四滩水道进行整治，“凿赣石梗崄以通舟道”。宋仁宗嘉佑六年（1061），虔州知州赵再对二十四滩水道进行疏通，“疏凿赣石，民赖其利”。 经唐宋时期的两次疏浚，“南康赣石”由二十四滩减少为十八滩。十八滩航道变得更为安全与畅通，但仍然艰难险阻不断，船只倾覆事故仍频发。 十八滩有桃源滩、白涧滩、鳖滩、罗门滩、天柱滩、南风滩、夏府滩、铜盆滩、金沙滩、良口滩、昆仓滩、晓滩、武术滩、小蓼滩、大蓼滩、棉津滩、漂神滩、惶恐滩等。 十八滩是赣江上游危险重重的水域之一，早在唐代以前就被视为是天下绝险的地方之一。 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用“赣川石阻，水急行难”来形容十八滩的滩险。十八滩之所以被视为绝险之处，原因在于它水流湍急和滩多巨石。来往船只经过赣江十八滩，都得格外小心，稍不留神，就会船翻人亡，酿成惨祸。 北宋年间，苏东坡两次行船至赣江十八滩，坐船经过赣江十八滩的南宋词人、将军辛弃疾在《题造口壁》词中有云：“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 宋末元初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过零丁洋》诗中叹道“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因为这首感天动地千古绝唱《过零丁洋》，惶恐滩因此被深深地赋予了浓厚的诗韵和凛然的正气。惶恐滩上不惶恐，也成了气节的象征。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绍圣元年（1094），八月初七。苏东坡从河北定州知州任上，先后被贬官到广东英州、广西宁远军、广东惠州。在赴惠州途中，乘船入赣江，经过江西万安县的惶恐滩。面对险滩，远离故乡与朝廷，前途渺茫的诗人苏轼，以达观的精神，写下了这首诗。 夜宿万安县造口时，闻夜雨，东坡先生赋《木兰花令》：“梧桐叶上三更雨。惊破梦魂无觅处。夜凉枕簟已知秋，更听寒蛩促机杼。梦中历历来时路。犹在江亭醉歌舞。尊前必有问君人，为道别来心与绪。”，寄给了弟弟子由。 到了虔州（今赣州），舍舟陆行，登岸后游览了当地的郁孤台、廉泉、尘外亭及天竺寺等名胜，分别赋诗留念。 东坡先生突然想起，自己十二岁那年就听从虔州游学归来的父亲苏老泉说过，在虔州近城山中的天竺寺有一首白乐天亲书诗：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声下界闻。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 苏老泉告诉幼年的东坡，当时所见的白乐天的题诗还是“笔势奇逸，墨迹如新”。如今四十七年过去，当已步入暮年、被贬南荒的东坡先生亲身来访此地时，不由得“感涕不已”，遂提笔写道： 香山居士留遗迹，天竺禅师有故家。 空咏连珠吟叠璧，已亡飞鸟失惊蛇。 林深野桂寒无子，雨浥山姜病有花。 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 ——《天竺寺》 在虔州，苏东坡与虔州通判俞括（字资深）游览了崇庆院，拜访了惟湜禅师。俞括以诗文向东坡先生求教，东坡为之讲述了为文之道。 应当地士大夫之请，自书旧作《虔州百景图》八首，以便当地人刻石。还自题《出颍口初见淮山》诗，作《马祖庞公真赞》。唐代衡山高僧道一，俗姓马，人称马祖。而庞公指衡阳人庞道玄，此人信佛却不剃发，后举家入道，入道前把一家所有的财物沉入西江。 离开虔州后 经南安过大庾岭，在龙泉钟上题了诗。夜宿建封寺，晓登尽善亭，望韶石。 大庾岭，即庾岭要塞，为南岭中的“五岭”之一。 大庾岭位于今江西省西南角的大余县南境，与广东省南雄市接壤，为粤赣交通要道，秦时的横浦关即在此岭之上，有汉武帝时庾胜将军筑台的要塞和唐代张九龄在梅岭建立的梅关。 张九龄出入岭南，也走过这必经之路，对大庾岭梅关“人苦峻极”的险阻深有感受。 开元年间的唐王朝，经贞观以来近百年的励精图治，社会繁荣。岭南以沿海之利，海外贸易交通有了很大发展，广州已成为中外海上交通门户的大商港。在这种情况下，开凿梅关古道，改善南北交通显得非常迫切。 张九龄的建议得到朝廷批准，于是他自任开路主管，趁着农闲征集民夫，开始开凿工程。 张九龄亲自到现场踏勘，缘磴道，披灌丛，不辞劳苦，指挥施工。 古道修通后，全长十几公里，路宽近十七米，路两旁遍植松树。路修成之后，张九龄撰写了《开凿大庾岭路序》，记述大庾岭开凿后，公私贩运“转输不以告劳，高深为之失险。于是乎鐻耳贯胸之类，珠琛绝赆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 由于梅关古道的修通，南北交通大为改观。 梅岭古道成了连接南北交通的主要孔道，后人誉之为“古代的京广线”，不仅为唐代南北交通作出巨大贡献，而且造福子孙后代。宋代大量移民南下，大庾岭路对他们来说是最快捷便当的通衢大道。 大庾岭以庾岭为代表性段落，二者是不同范围。 庾岭古称梅岭、东峤、台岭。相传汉武帝时，有庾胜将军筑于此，因名庾岭。 “南扼交广，西拒湖湘，处江西上游，拊岭南之项背”的大庾岭，既成古代军事的重要隘口，又是广府人南迁的主要通道 。大庾旧志上说，岭名的由来与两个人有关，“以庾胜戍守”名为大庾岭，“以梅鋗得名”亦称梅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