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第45年十月初三，盛京工坊区。
杨定军从水力织布机试验台那边过来，围裙上还沾着木屑和铁锈。他穿过连接南北岸的石板桥时，在北桥头停了一下。西边学校院子里传来孩子们念字母的声音，参差不齐，像一群刚学叫的小雀。他听了一会儿，分辨出杨宁的声音——那丫头念得比别人快半拍，而且总在别人停下的时候多念一个尾音。
他本来要去铁匠坊取淬火好的凸轮坯件。但学校那边的声音忽然停了，接着是木尺敲桌的脆响，然后是杨宁脆生生的说话声，虽然隔着院墙听不清字句，但语调显然是争辩。杨定军转过身，往学校走去。
盛京的学校只占一间大屋子，原是早年囤粮的仓房改的。正面开了三扇高窗，北面是通长的板壁，板壁前头摆着十几张粗木课桌，每张桌子后面坐三到四个学生，年龄从五六岁到十二三岁不等。教书的是个姓周的老头，原是杨亮早年从南边流民里收养的孤儿，今年五十多了，背有些驼，但识字多，会算筹，也能用拉丁文写简单的契约。
杨定军推门进去时，周老头正举着一根细木尺，指着杨宁手里的石板。杨宁站在屋子中间，六岁的个头还不到桌面高，怀里抱着一块涂了蜡的杉木抄写板，板面上用铁笔划满了歪歪扭扭的字母。
“纸张不够，明天开始，习字课全改用蜡板。”周老头的话是对着全班说的，但眼睛看着杨宁，“蜡板能擦，一张纸能顶二十张用。”
“蜡板打滑，笔迹不成形。”杨宁把抄写板举高，让周老头看板面上被她擦得模糊一片的沟槽，“而且擦久了蜡面发黏，炭灰糊成一团，看不清对错。”
“那也比没纸强。”周老头放下木尺，“上个月发了十二张纸，这个月只拿到八张。八张纸三十七个学生分，连每人一张习字帖都不够。”
杨宁看见了门口的杨定军。她把抄写板往桌上一放，跑过来拉住父亲的围裙边。“爹，造纸坊的纸呢？上次你说他们在试新配方，试了两个月了，试出什么来了？”
杨定军低头看着女儿。杨宁仰着脸，眉头皱着，跟他母亲玛蒂尔达较劲儿时的表情一模一样。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走到讲台边，拿起周老头放在那里的纸样。那是上个月造纸坊送来的成品，一共三摞，每摞约莫二十张。最上面一摞颜色发黄，纸质厚硬，适合记账；中间一摞略薄，但对着光看能看到明显的纤维团，表面疙疙瘩瘩；最下面一摞倒是白净均匀，可边缘全都卷着，像被火烤过的树叶。
“这样的纸，三天就能造一摞。”周老头在身后说，“但一摞只够我写两页讲义。学生用的习字纸要求低些，可也不能太糙，铁笔一划就透，背面没法再用。”
杨定军把三摞纸依次对着窗口的天光看了看。透光性最好的是中间那摞，可纤维团太多了；最白净的那摞卷边严重，说明干燥时出了问题。他把纸放回桌上，转身出了学校门，径直朝工坊区东沿走去。
造纸坊在工坊区最东边，挨着阿勒河的支流引水渠。这里原本是一个漂洗布的旧棚子，三年前杨定军带着人把它扩建成纸坊。纸坊不大，前后两间：前间是打浆和抄纸的工房，后间是压榨和干燥的地方。屋顶开了两排烟道，用来排出干燥纸页时的湿气。
杨定军推门进去，一股混合着腐烂麻布、石灰水和汗味的热气扑面而来。屋子中央并排放着三只大木桶，每只桶都有半人高，里面泡着灰白色的破布片。靠左手墙根是一架双连石臼，臼坑深有半臂，直径一掌半，里面盛着已经捣成糊状的纸浆。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正站在石臼旁边，双手举着一根碗口粗的木杵，一下一下往下捣。他上身只穿一件无袖短褂，两臂的肌肉随着捣击的节奏一鼓一鼓，汗水从下巴滴进臼坑里。
这人就是马可的哥哥，大名叫乔瓦尼，比马可大三岁。当年朱塞佩带着马可从米兰来盛京时，乔瓦尼还留在科莫湖给一个渔民帮工，后来小乔治南下打通商路，才把他带到盛京。杨定军看他人老实，力气大，又认得几个字，就让他管造纸坊。三年下来，乔瓦尼从完全不懂造纸到能独立配浆、抄纸、控制干燥，已经是盛京唯一一个全通造纸工序的工匠。他手下只有一个帮手，是个十四岁的学徒，叫小扣子，原是码头上孤儿，被老乔治收养后送来学手艺。
乔瓦尼看见杨定军进来，停下手中的木杵，用肩膀上的布擦了擦汗。“二爷。”
杨定军走到石臼边，伸手从臼里抓出一把纸浆，摊在掌心搓了搓。纤维还是粗，能明显感觉到细小的布筋没有彻底打散。他把浆糊举到光下看，里面夹杂着不少半透明的硬丝，那是麻布里的韧皮纤维，没被充分浸润捣碎。
“捣了多久？”
“这臼捣了快两个时辰。”乔瓦尼喘着气，“按照您上次说的，泡布时间从三天延长到五天，石灰水加了一成。可这些老麻布太硬，是从科隆收来的船帆边角料，日晒雨淋的年头久了，纤维老化，越捣越碎，却碎不匀。”
杨定军走到泡布桶边，伸手进去捞了一片湿布。布片在灰白色的石灰水里泡了五天，边缘已经腐烂发毛，但中间部分仍然紧实，用手指撕扯时能感觉到明显的抵抗力。
“泡不透。”他说，“石灰水浓度够了，但温度太低。现在是十月，河水凉了，桶里温度跟着降，纤维松懈不开。你把泡布桶挪到后间去，挨着干燥墙，利用墙缝透过来的余热。再用破麻布把桶外头裹两层，减少散热。”
乔瓦尼点点头，把这些记在一块木牌上。
杨定军又走到抄纸区。纸槽是一个长方形的浅木槽，四尺长三尺宽，槽里盛着半槽清水，水面上漂浮着一层稀释过的纸浆，颜色像淡灰的米汤。纸槽旁边靠着一叠竹帘，竹帘是盛京竹器坊特制的，用细竹丝编成，四周镶着木框，大小比后世的A4纸略大一圈。
“最近的抄纸是谁在做？”
“我自己。”乔瓦尼走过来，“小扣子学了一年多，能帮忙荡料，但落帘起帘的时机总把握不好。上一批次他抄的十张，有六张厚薄不均，干燥后全卷了边。”
杨定军拿起一张竹帘，浸入纸槽，手腕轻轻前后晃动了两下，让浆液均匀悬浮，然后迅速将帘子平端起。一层乳白色的湿膜附着在竹帘上，纤维分布还算平整，但靠近边缘的地方明显比中心薄，能看到竹丝的纹路。
“落帘的时候手不稳。”杨定军把竹帘斜靠在架子上让水沥干，“你一个人一天能抄多少张？”
“从早干到晚，四十张。”乔瓦尼说，“如果还要兼顾打浆和干燥，实际能抄出来的不到三十张。这三十张里，能用的也就二十张出头。”
杨定军沉默了一会儿。他环视整个纸坊：前间里泡布桶占了大半地方，石臼只有一副双连臼，乔瓦尼一个人捣浆就已经占满了；后间的干燥墙上贴着前几天抄好的湿纸，因为墙面不够大，有些纸页不得不重叠着贴，结果粘连在一起，撕下来时缺角少边。地上堆着废纸和没泡透的布头，空间狭窄得转个身都困难。
“问题不是配方。”杨定军说，“是人手。”
“我也想再要两个人。”乔瓦尼苦笑道，“可杨大管家说，今年的工匠名额都给了铁匠坊和第三车间，纸坊排到下一年了。”
杨定军没有接话。他走出纸坊，站在引水渠边。渠水清澈，流速平缓，从阿勒河主道分出来的支流经过工坊区，带动水力纺纱机的那台水轮就在上游几十步外，铁齿轮的嗡嗡声隐约可闻。
他想着刚才在学校看到的情景：三十七个学生，从六岁到十三岁，每天上午念书，下午原本只是练习写字和算术。那些大孩子，十二三岁的，已经有了成人的力气，举得起木杵；小一些的，八九岁的，手巧眼快，适合学抄纸这种精细活。而杨宁那样的六岁孩子，虽然力气小，但脑子快，认字多，可以负责计数、排班、检查质量。
让学生来纸坊劳动，不是让童工做苦力，而是把手工实践纳入教学。杨亮生前就说过，学问不能只关在屋子里念，要动手做。盛京的学校本来就有习字课、算术课，如果把每周的某个下午改成“纸坊劳作课”，学生分组轮换，既解决了纸坊的人手瓶颈，又让学生亲眼看到自己用的纸是怎么造出来的——这是一种教育。
杨定军转身回了纸坊，对乔瓦尼说：“明天开始，学校每天下午派一组学生来。八到十个人，大小搭配。大孩子跟你学捣浆和压榨，小孩子跟我学抄纸。你手里的木杵不必一个人举到底了。”
乔瓦尼愣了一下。“学生？来做工？”
“来上课。”杨定军说，“纸坊就是他们的课堂。做的纸归纸坊，但工钱不收，算是学堂的功课。”
乔瓦尼挠了挠头，显然没完全明白这里头的道理，但他习惯了服从杨定军的安排。“听您的。可...小娃娃们毛手毛脚的，纸槽里的浆要是被他们搅浑了...”
“我会教。”杨定军说，“你只管把你那套手艺拆成步骤，一步教一个人。别的不用管。”
当天下午，杨定军去了学校，跟周老头和杨宁把事情说了。周老头起初有些犹豫——学堂的时间本来就紧，拉丁文、算术、写字排得满满当当，抽出一个下午会不会耽误功课？但杨宁当场就表示赞成，还掰着手指头算：“三十七个学生，分四组，每组九到十个人，一周轮一次。一个月下来，每个学生能来纸坊干三四天。造出来的纸我们自己用，再也不用买外头的糙纸了！”
“不光是造纸。”杨定军罕见地多说了几句，“抄纸要算纸浆浓度，一槽水兑多少浆，得用秤称、用杯量，这是算术。捣浆要记时辰，什么料捣多久，要记录、要比较，这是条理。干燥要看火候，什么时候翻面、什么时候揭下，这是观察。这些比坐在屋子里背书更实在。”
周老头想了想，同意了。他年过五旬，自己就是靠动手学出来的，深知杨定军说得在理。
第二天下午，第一批学生到校。杨宁作为第一组的组长，带着九个学生来到纸坊。九个学生里最大的叫石头，十三岁，父亲是码头的船夫，生得肩宽臂粗；最小的叫丫儿，七岁，是厨娘的女儿，手小脚小，但眼神机灵。其余几个从九岁到十一岁不等，有男有女，穿着粗布衣裳，袖口都用细绳扎紧，这是杨宁早上提醒的——造坊里到处是水和浆，袖子散了碍事。
乔瓦尼和小扣子已经把纸坊收拾了一遍，泡布桶挪到了后间靠墙处，外头裹了两层湿麻布保温。前间腾出了一块空地，摆了几条长凳给学生放衣裳。
杨定军站在纸槽旁边，手里拿着一张竹帘，等学生们围过来。他平时话少，面对一群孩子时更显得有些生硬，但他动手示范时动作极稳，让人不自觉地跟着学。
“抄纸三件事。”他举起竹帘，“一，荡。竹帘入水，前后各荡一下，左右各荡一下，让浆液均匀浮在帘面上。二，起。手腕平端，不能抖，不能让浆液倒流。三，沥。斜靠，控水，等湿膜定型。看一遍。”
他把竹帘浸入纸槽，手腕轻转，四个方向各荡一次，动作不快，但极其稳当。纸槽里的浆液随着他的手势微微波动，竹帘提起时，一层厚薄均匀的乳白色湿膜平整地覆在竹丝上，没有气泡，没有缺角。
孩子们屏住呼吸看。杨宁第一个伸手要试。杨定军把竹帘递给她。杨宁个子矮，够不着纸槽边缘，小扣子立刻搬来一块垫脚石让她踩上。她学着父亲的样子把竹帘浸入浆液，可手腕力气不够，荡第二下时竹帘歪了，提起来的湿膜一边厚一边薄，像个月牙。
“力道从肩膀走，不要只动手腕。”杨定军站在她身后，双手虚扶着她的小臂调整角度，“再来。”
杨宁试了第二次，比第一次好些，但边缘仍不齐。第三次，第四次...到第六次时，她终于抄出了一张基本均匀的湿纸。她小心地把竹帘斜靠在沥水架上，回头看着父亲，眼睛亮晶晶的。
“可以。”杨定军说，“下一个。”
他让每个学生都试三次，不好的直接揭下扔回纸槽，好的留下沥水。一个下午下来，十个学生一共抄出了十七张能用的湿纸，虽然数量不多，但乔瓦尼看着那叠湿纸，嘴张了半天——他一个人抄四十张里都不一定有十七张是完全合格的。
与此同时，后间里，石头带着另外三个大孩子跟乔瓦尼学捣浆。双连石臼，一边已经泡好的软料，一边是待捣的生料。乔瓦尼教他们怎么握木杵——不是用双手死压，而是利用木杵落下的重力，双手负责控制方向和微调力度，这样省力气，捣出来的浆也匀。石头力气大，第一下就差点把木杵戳穿臼底，乔瓦尼连忙拦住他：“轻落重捣，跟打铁不一样！这是纸，不是铁！”
孩子们笑成一片。纸坊里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
接下来的几天，流程逐渐顺了起来。杨定军做了一张排工表，钉在纸坊门口的木柱上。表上把三十七个学生分成四组，每组一个组长，规定了每组的劳作日、负责工序和轮替顺序。杨宁是第一组组长，不仅自己要学抄纸，还要负责检查组员的作品，把合格的和不合格的分开，不合格的写明原因——是厚薄不均，还是有气泡，或者是纤维结团。
捣浆那边，大孩子们轮流上臼，每人捣一刻钟就换下一个，既保持了效率，又不至于累坏。乔瓦尼发现，人多力量大这句话在造纸前半程确实管用：泡布的搬运、漂洗、送料这些纯体力活有人分担了，他能腾出更多时间去照看抄纸和干燥这两个技术关键环节。
到了第七天，纸坊的日产量从原来的二十来张可用纸提升到了三十五张。虽然学生们造出来的纸在细腻度上还比不上乔瓦尼的手艺，但用来做习字帖已经绰绰有余。周老头拿到新纸后，在教室里用铁笔划了一张样张，纸面不洇不透，炭灰附着均匀，他满意地把木尺往桌上一拍：“这比外头买的强。”
杨定军每天下午都会来纸坊待一个时辰，不是来干活，而是来看。他站在纸槽旁边，看学生们抄纸的动作有没有改进；走到石臼边，检查捣出来的浆料粗细；在后间的干燥墙前，伸手贴在墙面上感受温度。他发现干燥墙的温度不够均匀——靠墙根的地方热，上面的地方凉——就让小扣子在墙根加了一层隔热砖，把热量往上逼。他还调整了湿纸上墙的排列方式，从竖排改成横排，错开半张纸的间距，避免水汽在纸页之间积聚导致粘连。
十月初十那天下午，第三批学生来劳作。杨宁带着她的组员完成抄纸任务后，把十七张湿纸整齐地码在沥水架上，用小刀在每页右下角切了一个小小的记号——那是她发明的“一组标记”，方便后续追踪哪些纸是哪一批人做的，出了问题好回溯。
杨定军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没有夸奖，只是走到排工表前，用炭笔把第三组的名字后面打了一个勾，然后对杨宁说：“下一组进来时，你教他们怎么切标记。以后每个组都要有自己的记号。”
“是。”杨宁挺了挺小胸脯。
天色渐晚，学生们陆续散了。乔瓦尼和小扣子在后间收拾工具，前间只剩下杨定军一个人。他走到纸槽边，把槽里剩余的浆液搅拌均匀，然后拿起最后一张竹帘，浸浆、荡料、平端、沥水——动作一气呵成。这是他今天自己唯一抄的一张纸。
他把湿纸小心地贴在干燥墙的上排，用手掌从中心向四边轻轻抚平，确保没有气泡 trapped underneath。纸面在微热的墙面上慢慢收紧，纤维之间的水分开始蒸发，纸页由乳白转向灰白，质地渐渐硬挺。
杨定军退后一步，看着墙上那排湿纸。最上面几张是乔瓦尼早先贴的，已经半干，边缘微微翘起；中间几排是学生们今天的作品，纸面略显厚薄不一，但都能用；最下面这张是他刚贴的，平整得像一面小鼓皮。
纸坊外，阿勒河的水声隐隐传来，上游水力工坊的铁齿轮还在嗡嗡地转。暮色从窗口渗进来，给纸坊里的木桶、石臼和竹帘都镀了一层暗金色。杨定军走到工具台前，把散落的木尺、切纸刀和竹帘框一一归位，然后从怀里掏出那根半圆锉，在排工表的边缘轻轻敲了两下，像是在确认什么。
他没有点灯，转身出了纸坊门。门外的引水渠在暮色中变成一条深灰色的带子，渠边的芦苇在风中轻轻摇晃。
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乔瓦尼就来开了纸坊的门。他把昨晚贴在墙上的干纸一张张揭下来，摞在木台上，用一块平整的石板压住，防止卷边。前窗透进来的第一缕阳光照在竹帘上，把那些细密竹篾的纹理投在湿纸浆表面，形成一片整齐的影子，像一块织了一半的粗麻布。
门外传来细碎的脚步声和孩子们的低语。杨宁带着第四组的学生准时推门走了进来，个个袖子扎得紧紧的，手里提着各自的小木凳。她把木凳往纸槽边一放，抬头对乔瓦尼说：“今天该我们组捣浆了，让大毛他们先上臼吧。”
乔瓦尼笑着点点头，把木杵递给了站在最前面的那个十二岁男孩。前窗的阳光又亮了一些，斜斜地切进纸坊，把空气中的微尘照得清清楚楚。水渠边的水鸟鸣叫起来，上游工坊区的锤打声和齿轮声也陆续加入了这早晨的合唱。
杨定军没有在场。他已经去了铁匠坊，去拿那块昨夜淬好火的铁凸轮。但纸坊墙上的排工表还在，上面四组学生的名字排得整整齐齐，墨迹被晨光照得发亮。木台上那摞新造出来的纸，边角压得平平整整，最上面一张的右下角，切着一个细小的十字记号——那是杨宁一组的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