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远方端起茶杯，慢慢地喝着，目光落在那份没有标题的文件上。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墙上的钟在走，秒针一下一下地跳着，不急不慢，像某种古老的节拍器。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那份文件上，把白色的A4纸照得有些晃眼。
他放下茶杯，翻开了第一页。
没有标题，没有落款，没有日期，没有任何能说明这份文件来源的信息。
他往下看，第一行字是——“周安和，男，汉族，1958年出生，云同市荣平区人。”
这是一份履历。
不是组织部存档的那种标准格式，而是经过精心梳理的、带有明确目的性的“精简版”。
什么人，在什么时间，担任什么职务，期间发生了什么大事，每一段经历后面都附有简短的说明，像是有人在替他画一幅肖像，每一笔都落在关键处。
董远方的目光在第一页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往下看。
周安和在调任云城区区委书记前，先后担任同州县常务副县长、同源市市长、同源市市委书记。
这三个职务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云同市最主要的煤炭产区。
同州县的煤炭产量占全市的四成以上，同源市也不低于三成。
全市六百多个煤矿，这两个地方加起来占了将近五百个。
荣平区、高阳县、广泉县和灵山县合在一起，不到煤炭产量的三成。
新冈区是老工商业城区，好多年没挖煤了；云城区属于新城区，几乎没有煤炭及相关产业。
董远方的手指在纸面上轻轻叩了一下，眉头微微皱起。
他的目光在“云城区”三个字上停留了很久，像在看一个坐标，又像在解一道谜题。
周安和从全省煤炭主产区的一把手，调任一个没有一家煤炭企业的新城区担任区委书记，这是什么操作？
他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把周安和的履历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从同州到同源，从同源到云城，三地从煤炭中心到边缘，职级从副处到正厅。
按常理，同源市委书记调任，要么进市里当副市长、副书记，要么平调其他地市主政一方。从煤炭主产区一把手调任一个几乎没有煤炭产业的新城区当区委书记，这一步走得实在不合常理。
哪怕提拔他担任常务副市长，都比这个区委书记更有说服力。
不合常理，必有蹊跷。
董远方睁开眼睛，继续往下翻。
1998年，同州县开始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国退民进”的大潮席卷全国，煤炭行业也不例外。
大量国有中小煤矿被改制、拍卖、转让，私营资本大举进入。
那一年，周安和刚担任同州县常务副县长，分管工业和经济工作。
在他的主导推动下，同州县十几家国有煤矿被出售给民营资本。
彼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煤炭行情跌入谷底，没人看好这个行业。
很多人说周安和是“甩包袱”，把亏损的国有煤矿甩给私人，政府减轻了负担，皆大欢喜。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那些在最低点接盘的私营矿主，在后来的黄金十年中赚得盆满钵满。
他们跟周安和之间，有没有什么“约定”？
2001年，周安和调任同源市市长。
就在那一年，同鑫煤矿公开拍卖。
路柏舟以2亿元拿下矿权，投入几千万进行技术改造，把一座濒临破产的僵尸煤矿，两年时间变成了年产两百万吨的优质资产，尤其是探测到特大优质煤层。
然后是周安之的举报信，然后是路柏舟被捕，然后是安鸿实业同样以2亿元拍下同鑫煤矿。
巧了，同一个矿，同一个价格。
路柏舟拿，是依法拍卖；周安之拿，是趁火打劫。
周安之的背后，站着周安和。
2005年，周安和接任同源市市委书记。
那一年，安鸿实业以同鑫煤矿为基础，开始扩张，组建安鸿电厂，收购一个小焦化厂，改建成安鸿焦化厂。
一个刚刚起步的民营公司，哪来那么多资金同时铺开这么多摊子？
钱从哪里来？银行的钱。银行凭什么贷给一个没有足够抵押物的民营企业？
谁在背后打了招呼？
2007年，周安和进入云同市委常委班子，调任云城区区委书记。
同年，安鸿电厂以7亿元高价卖给云同市属国有电厂同源电力公司。
两年后，同源电力重组到云同能源旗下的电力板块，云同市投资集团代为持股，目前估值不足7亿。
这意味着，不仅安鸿电厂的买入价亏了，连同源电厂原有的资产也化为乌有了。
安鸿焦化厂以3亿元高价卖给了市属云旺煤业集团旗下的云旺焦化公司。
焦化行业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产能过剩，价格一路下跌。
那笔交易，评估价是多少？成交价是否公允？有没有第三方审计？
他不知道，但他知道，这笔交易一定有问题。
周安和离开了煤炭主产区，但他的利益还在那里。
他调任云城区区委书记，不是“离开”，而是“隐身”。
在云城这个没有煤炭的“干净”地方，他可以把自己从煤炭利益链上摘干净。
以后就算查起来，他也可以说“我离开煤炭行业好几年了，那些事跟我没关系”。
但他留下的那些“遗产”，还在同州，在同源，在云同能源的账面上，在云旺煤业的债务里。
太明目张胆了。